《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绪论一 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思想
陈寒鸣
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如前后相隔时间并不很长的两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灾难性打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既有力推动了全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又与之相伴随地给人类带来了诸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人类社会日益呈现出所谓“全球化”的态势，但与之同时存在着的是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并且，这些矛盾还随着霸权主义淫威日盛而越来越严重……20世纪的人类就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演化出自身历史发展绚丽夺目的画卷。
在20世纪所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中，最具影响力并将在21世纪仍发生持久影响的，无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横空出世。
“社会主义”概念并不始于20世纪，而是19世纪30年代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其著作中就已明确提出来的。至于作为一种对理想社会的期盼，则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随着原始平等的被破坏和人与人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在被奴役、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民众及某些知识分子中就产生出抗议和批判现实社会不平等的思想以及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完全公正和平等的理想社会期盼与迫求的意识，故而“社会主义”观念古已有之。然而，正始列宁所说：“在全世界千百万被剥削者联合起来进行彻底的、坚决的、全面的斗争，以争取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这个社会以前，这样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只是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把改变现状的渴望同一定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愿望才变成了千百万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58页）的确，以往人们所提出的一切关于批判现实、期盼理想的思想主张只能归入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范畴，只是到了19世纪中期，以马克思、恩格斯合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迄今为止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最科学、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正式形成。从此，国际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思想、行动指南。这才使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由空想而成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是通过革命性地批判资本主义，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继承发展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而创立起来的。这是一个博大精深、高度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为主要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包括阶级分析法、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多方面内容）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相对独立、自成体系而又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形成三位一体的体系：正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最重要的理论发现基础之上，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哲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仅概括了思维科学的成果，而且更广泛地运用了社会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材料和成果。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是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这个最先进的阶级服务的，是为工人阶级肩负伟大历史使命，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达到理想的共产主义目标作理论论证的。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说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体现出阶级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的特征，因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58页）并且，马克思主义不是晦涩难懂、远离群众的思辨哲学，不是高谈阔论、脱离实际的清谈哲学，不是空讲道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书斋哲学，而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和最锐利的工具，是他们在破坏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伟大斗争中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强烈的革命性、实践性的特征。
具有革命性、实践性、阶级性、科学性等基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近代以来，“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思想表现；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灭阶级差别的方案。”（同上书第三卷第406页）然而，包括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社会主义倡导者，虽然注意到现实社会生活中贫富差别等不平等现象，发现了阶级对立及其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影响，对资本主义及其它形态的私有制深恶痛绝，并由此而表达出改变社会，追求一种平等的、公有的理想社会的愿望，却由于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而不能认识到造成所有遭其谴责的社会弊端的根本原因，也无法寻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方式和达到社会理想目标的正确途径。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各自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这样，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就不仅只能流之于空想，而且只能是“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同上书第416页）
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为思想遗产予以总结继承，但其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有着本质区别。他们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它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如此提出来的唯物史观，“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将“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从历史观中”驱逐了出来。社会主义“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同时，他们并不是简单地痛斥私有制，指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是客观、深刻、科学地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发现“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对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由此不仅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提示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奥秘，而且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固有的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总之，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参阅上书第423----424页）
正由于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的终极原因就不再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绝对理性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是可以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答案；消除资本主义及其它一切私有制社会弊病的手段，实现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途径，也不再是从头脑中发明出来的，而是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了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确实与其以前的所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本质区别。当然，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上书第四卷第742----743页）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亦应作如是观。换言之，信仰并实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要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现实的确切事实，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化、民族化。并且，由于国情不同、条件不同，对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也应各不相同，如英国不同于法国、法国不同于德国、德国不同于俄国、俄国不同于美国，东方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等等。针对新的实际、分析活的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这是学习、掌握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义。
20世纪，不仅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成了这种理论指导下的现实实践，而且更开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人类社会从此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过渡发展的历史时期。回视２0世纪，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凡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国家，都取得了伟大成就。譬如，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经济十分落后，工业总产值在欧洲居第４位、在世界上居第５位。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１９２８年起到１９４０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以每年增长２１％的速度向前发展，迅速超过了英、法、德等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跃居欧洲第１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工业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乱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但其战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速度大大快于西欧各国。整个60年代苏联经济一直以较高速度增长，70年代中期以后有所下降，却仍高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１９５０——１９８４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八倍，而同期美国只增长了二倍。正因为苏联经济发展迅速，其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与美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１９１３年的６.９％上升到８０年代中期的８０％，从而成为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社会主义大国。又如，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１年，中国经过51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工业增加值从１９４９年的５０.５亿元增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９５７０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51年间共增长了４８５.１倍，年增长１２.８５％。工业总产值从１９４９年的１４０亿元增到１９９９年的１２７６３３亿元，50年间增长了７０１.８倍，年增长１４.1％。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４位工业强国，其中制造业列世界第５位、机械工业列世界第６位。农业增加值从１９４９年的２７９亿元增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４２１２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５.５２倍，翻了二翻半，年增长３.７５％。农业总产值从１９４９年的３２６亿元增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４９１６亿元，增长了３１２倍，年递增５.１５％。中国农业生产增速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实力早就位居世界之首。虽然中国总人口从１９４９年的５４１６７万增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６５８３万，净增７２４１６万，但由于经济平均每年８.３％的速度快速增长，人均ＧＤＰ增幅仍较大：从１９４９年的７５元增到２０００年的７０７８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３２４倍，年增长６.３５％。按现价现汇折算，从１９４９年的３５.７美元增到了２０００年的８５６美元，已经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到２０００年人均ＧＤＰ８００美元的预期目标。此外，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颇令世人瞩目。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８５年，古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４％。其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益在拉美地区一枝独秀，成为拉美地位社会进步最为显著的国家。
２０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取得了经济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更在于：“一是为人类社会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展示了美好的前景；二是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并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出现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并存共处、竞争和斗争的复杂局面；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实现了真正的平等和民主，改变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四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导致了殖民体系的瓦解，使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取得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胜利。总之，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李铁映：《20世纪与社会主义》，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当然，２０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引吭高歌的前进，也有令人腕叹的悲剧。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致使社会主义实践折入低潮。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如布热津斯基即在《大失败——共产主义的灭亡》一书中断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将作为２０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加载史册。”我们对之应该如何看待？至少应该确立三点基本认识：一是任何事物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不会是直线型的，而必然是曲折的、辩证的，出现点反复，以至因此而折入低潮，甚至出现短暂的历史回流，并不足怪；二是一些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首先在于这些国家执政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三是只要世界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悲剧性的事件也可以转变成好事，社会主义将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折入低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生命力，以至出现了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研究热潮。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不是枯竭了，它还年轻，几乎还在童年；它好象刚刚在发展。所以它仍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被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和法学博士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坦言：我深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需要的哲学。……它不仅提供了一种历史观，同时它也是作为历史创造的指南。尽管世态多变，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著作仍然不失其效用。在我们的时代和今后，世界的改变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大部分将是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鼓舞和指导下进行的……要探索人类发展的前景，就势必要求教于马克思主义。”哥斯加黎加大学的一位教授尖锐批评美国人福山臭名昭著的反共之作《历史的终结》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活在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中，活在他们的痛苦和意识中；哪怕他们有时并不认为自己的斗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转引自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第112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英国学者戈兰•泰尔博恩说：“在我们的时代，任何思想家的影响都不能与卡尔•马克思相比，只有这样讲才是正确的和适宜的。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科学和历史编纂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这不仅表现在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而且表现在其影响的持续的时间上。……的确，若不充分地认识马克思的重要性，那么就不能理解２１世纪的思想史。”（转引自《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第272页，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１９９１年９月１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记者斯坦利•迈斯勒和多伊尔•麦克马纳斯所撰文章，称：“马克思主义给全世界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留下了不可磨没的印记。”“这个世界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许多论点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多棱镜分析的，并且以马克思的语汇来描述。”“民主世界许多最强大的政党的经济政策中存在着社会主义思想，各国政府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责任的思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仍然充满活力，仍在世界各国发生作用”。１９９１年末，英国《卫报》连续发表文章指出：“西方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崩溃，资本主义已经成功，但是，在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却看不到一丝成功的迹象。”“事实并未真正证明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胜利。”当今世界的真实景况是：“社会主义在早春的寒气中颤抖，资本主义在夕阳的光辉里燃烧。”（转引自许征帆《时代风云变幻中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１９９４年，尼加拉瓜神父卡德纳尔在墨西哥《美洲纪事》上载文说：“新闻界得意洋洋地在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的失败，但是他们不提资本主义的更大的失败。资本主义只在世界１０％或２０％的人口中取得了成功。对于第三世界，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而资本主义的失败先于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区分：失败的是虚假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相反，失败了的资本主义是真实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虚假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失败是因为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实现了资本主义。”美国共产党主席霍尔１９９９年７月在《政治事务》月刊上发表题为《美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权利法案》的文章，坚定地指出：“美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我们的主张将赢得越来越多的人民，因为社会主义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最好替代者。资本主义不会永存，就象以往的社会制度不会永存一样。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将是人类文明阶梯的不可避免的下一步。”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７日，法国《回声报》所载《重温马克思》一文引述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达尼埃尔•邦萨伊德的话道：“马克思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意识形态的宣布死亡而消失。历史在反抗。曾于１８４８年纠缠过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注定要纠缠全世界。孕育造反运动的肥沃土壤仍然存在；不满的种子虽然还很分散，但却随时会发芽。”
正是在这背景下，１９９５年以来的短短几年间，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１９９５年９月为纪念恩格斯逝世１００周年，在法国巴黎以“马克思主义一百年回顾与探索”为主题，召开了有１５００多人参加的“国际马克思大会”（第一届）。１９９６年４月在美国纽约召开了有１０多个国家、１４００多位学者参加的“社会主义再展望”国际学术会议；同年７月世界各地６０００多人云集英国伦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９６伦敦马克思主义大会”。１９９８年３月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１５０周年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有６０多个国家、１５００多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同年９月，来自世界各地的５００多位学者再聚巴黎，举行了第二届“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同年１１月巴黎举行了题为“全球化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国际研讨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９９年秋，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主持了一项通过国际互联网来评选“千年伟人”的活动。经过反复评选，最后选出的“千年伟人”，马克思位居首位，爱因斯坦位列第二。此后不久，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对３９名候选者的投票比较平均，而爱因斯坦仅以一票优势领先于马克思和甘地，这同样表明马克思被公认为“千年伟人”。由此可见，正如法国《人道报》在报道１９９８年巴黎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盛况时所指出的：“从纽约到东京，从圣保罗到耶路撒冷，从新德里到巴黎，到处都奏起了《共产党宣言》的乐章。”“马克思主义没有死，马克思仍然活着，《共产党宣言》仍将发生重要影响。”
还应看到，尽管经历了苏东剧变，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一些曲折，但不仅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国顶住了压力，稳住了阵脚，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并在改革或革新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新发展，而且痛定思痛的一些俄罗斯倾向社会主义的学者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根据对２０世纪俄罗斯历史进程的客观分析，根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认为只有重建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不致完全毁灭；社会主义是俄罗斯的唯一选择。社会主义及其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对于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其它共和国来说，重建社会主义则是今天面临的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而这一任务能否完成，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俄罗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以及广大人民，正重新燃起社会主义信念之火，并开始积极探索新条件下复兴社会主义之路。如俄共新近提出要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力量，与农民、知识分子及爱国的民族实业界人士、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结成联盟，同已经复辟了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尽管对于俄罗斯共产党来说，要想扭转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重新执掌政权，使社会主义红旗再次在俄罗斯上空飘扬，一定还将经历十分艰苦的过程，但是，许多现象已使西方传媒发出“共产主义幽灵再次在欧洲大地徘徊”的惊呼。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和思想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运演的。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面临着两大时代课题：一是将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中解脱出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二是改变积贫积弱的现实状况，使中国尽快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了完成这两大时代课题，无数仁人志士作了十分艰辛的探索。如里说19世纪曾发生过的洋务运动、变法维新乃至清末宪政等等，都一一失败了，那末，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二千余年的王权专制统治；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促成了中国思想界的空前解放，而且成为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为完成那两大时代课题展开种种行动的领导力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上了民族独立、自强发展的道路。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国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起了现代性的民族经济体系，成为任何人都不可轻忽的重要力量。回首百年前，八国联军侵华，清廷只能与之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从而完成了中国半殖民化的过程……那时的中国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中国人只不过被人们视为“东亚病夫”，中华民族被视为绝对弱势的劣等民族。百年后的今天确实不一样了，天翻地覆概而慷，中国确实有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正是由于有了这进步，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但社会主义中国仍巍然屹立。因此，完全可以说，20世纪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预示着那两个时代课题基本完成。中华民族是无愧于20世纪的伟大民族。与这样一种时代变迁相同步的20世纪中国思想，同样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思想是整个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无论思想形态之丰富多样、哲学斗争之尖锐激烈、理论内涵之广泛深刻，都是过去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
犹如20世纪的所有社会运动都是为完成那两大时代课题而进行的一样，20世纪的中国思想也是围绕着这两大时代课题而展开的。这就决定了20世纪中国思想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在这样一种双向交流的运动中，中外（主要是中西）思想交流、融合、会通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潮流和趋势。方克立先生曾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角度概论道：“20世纪的中国哲学，不论哪一家哪一派，要在现代中国哲学中占有一度之地，并且发生较大影响，都不能不走中西哲学交融、会通的道路。它在态度上或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在内容上或以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为主，而吸纳、融摄某些西方哲学的因素，或以引进西方哲学为主，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到某些切合点；在方法上或折衷调和，或辨证综合，总之，都必须适应、符合而不能背离中西哲学交融、会通的时代精神和历史趋势。完全固守传统，抱残守缺，或者完全照搬西方，不同中国传统相结合的哲学流派，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也不可能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中国哲学的宏观审视》，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4期，今收入《方克立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他的这一分析，实际也是对20世纪中国思想史基本特征的科学概括。
一百多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各种哲学流派和社会思潮，举不胜举，有的在中国影响大些，乃至根本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有的影响小些，或者其影响仅及于思想界，而在社会生活中难见其有所作用；有的甚至几无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关键有二点：一是看其是否适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即能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从而能否推动那两大时代课题的解决；二是看其是否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或者至少是否有相互沟通、交流、对话的可能性，从而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历史已经向人们展示出：把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胡适，以颜元、戴震之学为中介，找到了实用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结合点；冯友兰、金岳霖把新实在论介绍到中国来，贺麟把新黑格尔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也都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了各自的结合点，并创立起他们融合中西的“新程朱”思想体系或“新陆王”思想体系；……但所有这些，由于与中国民众利益和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不相契合，故而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仅仅具有着学术史或思想史的意义。唯有马思主义中国化才是20世纪中西思想交融、会通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从西方思想传统中产生的，但它也吸收了人类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成为反映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并且，马克思主义又天然地是指导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达至理想之境的科学理论。所以，这一科学思想一经与中国现实国情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便很快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并日益成为中国人民为完成那两大时代课题而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虽仅近百年，但它所发生的深刻影响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任何其他西方哲学流派或社会思潮难以望其项背的，因多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而且根本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并仍将对21世纪中国社会和思想运发生生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不仅在于它的普遍真理性，更主要的在于它同中国民众的利益需求相结合，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同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从这角度来回视、审察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似可说这是一部中国人引进、选择、接受西方思想，并实现中西思想交融、会通的历史。
在这样一部中国人引进、选择、接受西方思想，并实现中西思想交融、会通的历史中，涌生了众多的思想家或思想性人物，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潮，引发了多次的思想论战，从而使得20世纪的中国思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光彩夺目。大致说来，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世纪初到20年代末的“五四”运动是第一个阶段；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后半个世纪是第三个阶段。
本书并不依这种三个阶段的分期来叙述，而分成“人物”、“思潮”、“论战”三篇来向人们展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历程。这样的论析，既会上接于19世纪的中国思想而又下延于21世纪中国思想的某些方面，但这恰恰表明了20世纪的中国思想是个有源有流的运动过程。当然，作为一种思想史的写作，这样一种叙述方法是一种尝试；能否算是成功尝试，只有留待读者诸君和未来的历史去作评判了。至于笔者，只是在尽一己努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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