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说《论语》,真就是天花乱坠,表述了一个知识女性对中国文化的感悟。不过,与毛泽东思想相比较,就显得表面化、小儿科了。
中国最早的思想来源于神话时代,包括对万物更替的理解、天文观测、对人间世道的预测,崇神拜祖,驱鬼、治病。从各个部落的图腾崇拜到周朝礼教,逐步形成了阶级统治系统和法术。
春秋战国,由于周礼已无法维持愈来愈多的现实冲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与御术的表述。秦以法统一全国。
汉朝讲究“孝”。汉孝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景时期的黄老之术慢慢失去了统治地位。
汉朝灭亡却是新的道教组织推翻的。魏晋时期,老庄之道盛行。
南北朝时,佛教逐渐得到了各国君主的青睐。
唐朝是三教相互影响、彼此消长的阶段。以至于中国历史长期不离道、佛、儒三宗。
道法自然,追求的是去矫去伪,反对小恩小惠。在现实,对统治阶级只有道德批判,一般不进行穷追猛打。所以,统治者也乐得“清静”。佛说万物皆为尘,相争成业必遭劫;也属于超脱派。更有那么一些人“遁”、“隐”,也受统治者表扬,属于“神仙”一流。
在中国,只有墨子“侠义”一派,统治者不喜欢。因此,也就不上台面。但,在民间却始终有仗义直行客,不仅《史记》有记载,战国策有记录;《水浒传》、戏剧、传奇、杨家将、薛家将、岳家将,为大众所喜闻乐道。这才是中国的文化精髓。
从二十世纪以来,对国学“儒术”的态度,有较大分歧、争论。争论的层面也不一致。因此,难说谁对谁误。国学并不就是儒术;儒术当然不代表国学。
中国十九世纪的失落,救国者面对强敌,不仅仅感到火器的进步,也感到清朝国家政治的落后,思想、文化、世界观的衰败。于是,有人要求顺应天择,强势在于自强。为迎接“新文化”:科学、民主,要全盘改变传统落后的意识形态。有人看到了礼教的虚伪,礼教破衫里面全都是男盗女娼、吃人的嘴脸。这也是老子《道德经》早就批判过的。
有人看到,儒术与女人裹足有异曲同工之害,都是自束以奉统治者。因此,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西之争,以至于旧传统都在否定之列。
随着大陆新政和政权的更替,儒术成为解放运动要打倒的对象。
儒术讲求的是:君子之道。国君作为统治者为非作歹,要有人为之遮羞,需要矫情装扮,于是就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儒士来做官。儒士就给统治阶级穿上长袍大褂装饰起来。刘邦第一次穿上朝服当然是满意得很。真正的君子不得其道,只好跑到道家。实际的历史就是有道君子被排挤,只得隐于山林。真正推动进步的只有艰苦卓绝的劳动和敢于奋争的人民起义。
毛泽东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所谓的君子只是有利于伪君子行恶,那还讲究什么君子之道?君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也是看不到问题的根本,像宋江那样的人,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革命兄弟。所以,说他终究是奴才。所谓的君子只是奴才,那还讲究什么呢?
儒术只为自束之策,当然也就逃脱不了奴才的命运:遭到彻底的批判。
革命者不是不讲究自身修养。但,首先要修的第一课是:阶级斗争的原则。斗争哲学就是讲究本质、原则,为什么人服务的方向。讲究的是团结奋争。只要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总想作威作福,就要讲究与他们的斗争,争来一个人的尊严,人类的尊严,这就是人类的奋争史。只有奋争的一生才是盘古开天辟地的写照:顶天立地的人格成长历程。
不分敌我不行。对待人民应儒雅;对待帝国主义,儒雅就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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