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习孔孟之道数千年了。
几千年儒家学说的浸洗不仅形成了中国数千年来的许多美德，更使国人的思维上沉淀了众多的糙粕。不说别的，由以用人而论，儒家的用人观成为中华用人之一大固疾。
儒家举才用人之道，当先以德行而后重才能。所以，孔子在诸弟子中首推颜回。可颜回圣名虽响，却不能为国献一记，为民谋一策。仅以清贫之名而位于七十二贤之首。真乃大谬也。
以我看来，用人举贤当先推人之能为而非人之品行。国家用人，实为造福万民，泽恩百代之举。并非评比模范，夸奖清名。魏武帝曾说“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仅凭德行而举人，若此人有真才尚可；若有清名无其实，仅会写些附风颂雅的文章，仅可明雅乐辨丹青，那么他不仅会误国，更会殃民的。
国之所立，以万民为基础；国之所策，以万民为目的；国之的用，以万民为已任。所以，用人之道不在德行而在其实。“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谋”这是魏武帝建安二十二年所下的第三道求贤令中的一段。在儒家道统中身负骂名的吴起，却被魏武帝举为众人仿效地位。并提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名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用人方略。举真贤用实力，所以魏武敢“发配”弥衡；制豪门扼虚名，所以曹操能杀孔融。虽在儒家中骂名例例，而在其后的英杰无不仰慕其才。他的敌人之一的诸葛亮虽世人皆以他为“智慧化生”，却因起用仅有的虚名马谡，使得街亭不保。一出祁山无功而返，北伐大业实质已败。所以，三国时期，人才之盛当首推曹魏，实力之强以当推曹魏，御人之能当必推魏武。虽然，后世腐儒并没有客观的评论过魏武的功绩，将其冠以“汉贼”的恶名。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客观的纪录着魏武的辉煌和功绩。而那些沽名钓誉，自诩“清流”的腐儒们却随同历史长河的流逝而消失的无影无踪。
当然，魏武帝并非天下第一个举才唯能的人。战国回公子中孟尝，信陵，斩蛇起义的高祖刘邦，同样一个个也是因能而用。孟尝君之所以贤称列国，固其能用，“鸡鸣狗盗”之徒；信陵君之所以感称为列国，因其刎颈而交“屠狗守门”之人。另两个公子平原君，春申君在我看来不过是以民脂民膏换一虚名（徒养三千食客）。所以，赵楚两国，一个铁骑数十万，一个地广万里，却不敢西向而攻秦国，只能任其欺辱。汉高祖则是更绝，为一跨下所辱之人，在楚仅位列执戟郎的韩信，设台拜其为大将，对 “盗嫂”之人陈平能言听计从，此二人都为汉朝的创立和巩固立下了不世之功。而那个重虚名，图名号的楚霸王只能在垓下哀叹“时不利兮”，落了个自刎乌江。
如今，虽太平之世，无战乱可言，但，竟争日盛，兼并（企业间，经济领域内）之风盛起。如不用真有实质之人，而只图一纸文凭，来衡量是否有真才实学；凭借英语成绩来衡量和决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去研究某项科学……必将造成学术腐败，人才被扼杀。在竞争中将会遭到重大挫折。
自十八世纪蜇伏日久的祖国，何时才能做到唯才是举，其时便是真正雄起于东方之日。「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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