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很搞笑也很危险

迈入“思想门”
　　
　　
　　：陈寒鸣
　　
　　
　　
　　友人黄坚先生寄来他旨在解读先秦诸子的文化学术随笔集《思想门》。翻读一过，觉得此书有推荐的必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反传统为主流的“文化热”退潮之后，九十年来有以返归传统为主调的“国学热”兴起，运演至今日，不仅出了许多“解续”或“导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书，有的还居然稳居在畅销书行列之中（如某大学著名女教授“解读”《论语》的著作等等），成立了许多“国学院”、“孔子文化院”，而且一年或数年一度的“孔子文化节”及“祭孔大典”或“祭（某圣）大典”的活动在各地不断上演着，斯风所及，以至于一些地方举办起少儿诵经会或与之相类的种种活动，遂而在新华网上也看到了这样一些图片：
　　正衣冠
　　状元巾洗脸
　　朱砂开智
　　敲启智钟
　　（图/杨勤）
　　真的使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思想传统内涵丰富。今人自当承继先人遣泽，发掘传统精华，以成我当代国人之精魂。然而，怎样达此目的？像某大学著名女性教授那样的臆解《论语》，或像上述图片展示的那种看似庄重实际嬉耍式的方式，或者如某些有着自身功利主义意图的“大陆新儒家”干脆明确标示出四大基本立场：一是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尚未解体的当代世界，文化保守主义是应对全球化冲击和实现民族认同的有效途径。他们主张要“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挥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式”，更提倡“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必须完成整理国故、社会动员与制度化三大任务，并为此提出要使儒学教育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要使儒教进入日常百姓生活，成为全民性宗教；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二是重建儒教。他们鼓倡要“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认为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来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而“当今中国儒家学派的建立、儒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复兴中国独特的儒教文明”。为了“重建儒教”，他们不仅提出“���行络线”（即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儒教的义理价值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用儒教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成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客，同时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的“读经科”、大学则恢复“经学科”）和“下行路线”（即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有参与政治、获得国家土地与财政拨款和实物馈增、设计国家础教育课及国家重大礼仪、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诸多特权的“中国儒教协会”，以之为组织形式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而且还拟定了内容涉及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生命形态、教育形态、慈善形态、财产形态、教义形态、传播形态、聚会形态、组织形态等十个方面内容的儒教复兴方案。三是反对民主政治。他们一方面认为民主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念，另方面又认为其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故而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现代儒学开新外王纯以民主为标准，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郎与主张西化者无别。”他们不仅以其“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论来否定民主政治（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的合法性，而且更干脆拒绝民主化，如康晓光就认为现代民主已成了一种“迷信”，民主化只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民主政治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应该实行的只应是“儒士共同体专政”。四是反对马列主义。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大陆，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马列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之下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有马统则不能有儒统，有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二者不可得兼”。为了达到其崇儒反马的目的，他们竭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贬斥“马列主义只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学说，而不是从神圣本源中产生出来的普遍真理……马列主义只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表达的只是一种反对早期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的极端情绪”；“马列主义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批判学说……不具备建设性的功能的功能，既不能安立国人的生命，又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马列主义是一种政治批判哲学……而不是一种道德学说或者说伦理思想，马列主义中没有安身立命、修道进德的成分，只有批判否定、造反革命的内容”。所以，他们明确宣示“‘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而“儒化共产党”就是要“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列主义”。（详参张世保《背景、立场、问题及其命运------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陆新儒家》，见《大陆新儒学评论》，线装书局2007年版。）如此等等，能够发掘传统精华，以成我当代国人之精魂吗？
　　我本是一个从事中国思想史专业而又对中国思想传统有着深挚感情的人。但我向来认为治中国思想史者固当以了解中国思想历史之真象为基本职志，但更应以发掘传统精华以成我当代国人之精魂为目的。这二者虽分属“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不同范畴，却又是不可截然分开，而完全可以寻找有机统一的。比如，要对中国思想传统作出价值判断，从而以此为据谋求发掘传统精华以成我当代国人之精魂，就首先须对中国思想传统有一事实判断。这就涉及到一个对中国思想史的了解和认识的问题了。正基于这样的思路，我注意到了黄坚先生的这本或许并不太合乎严格学术规范的《思想门》，觉得此书是很能给人以一定启示的。
　　黄坚所以以“思想门”为书题，乃取义于罗丹的雕塑名作“思想者”，而“思想者”原为群雕“门”的组成部分，黄坚认为这是“思想”与“门”最形象、也最有名的一次结合与分离。“思想是一道门，先秦诸子是中国思想的第一道门”。他的这一寓意无疑是正确的。众所周知，先秦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渊源所自，诸子学说实为后世思想提供了具有母本意义的理论范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等先秦诸子之学，就不可能有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之运动。而不了解先秦诸子之学，自然也就难以把悟博大精深、内涵宏富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了。先秦诸子之学不正成为了“中国思想的第一道门”吗？唯入此门，才能有望套堂入室，进一步了解、认识和体悟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因此，正确解读先秦诸子，以期迈入中国思想之门，乃是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作出事实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对之作出价值判断的首要工作。
　　治中国思想史者无不重视先秦子学，而《思想门》则以犀利的语句试图“还原”先秦诸子的真实面貌，对孔、孟、庄、墨、韩非、苏秦诸子及其思想作出正确解读。其中有不少观点，乍看出人意表，却很耐人寻味，并且大体符合先亲诸子的真实状况。如谓“孔子是个内心充满激情的人，也是一个风趣、会出其不意搞搞怪的人”，“政治是孔子一生事业的主轴，也是孔子一生难以释怀的心结”；孔门弟子中，“颜渊是‘完美版孔子’，是孔子精神的化身”，子贡“是‘实践版孔子’的成功代表”，“是孔门弟子中最没有酸腐书生气的”，而子路“与其说是孔子的弟子，不如说是孔子的朋友，李逵与宋江式的朋友”，冉求则“可能是孔子知名弟子中，最没有宗教感，甚至没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人”。称“孟子是中国第一位具有现代精神气质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地，树立了原始的木栅栏”。说“为穷人说话，向王公大人大声疾呼”的墨子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最早的穷人经济学”。认为庄子是位“身在体制之外”的“平民思想家”，同时又是位“沉浸在自己构筑的虚拟世界”里的“孤独的人”。当然，我对这书中的一些具体结论并不完全赞同，但我认为，所做的试图“还原”先秦诸子真象的努力，以及这努力中透射出的不人云亦云的探询精神，还有那种尽管有时亦庄亦谐，却富含生命活力、蕴藏着生存真谛的言辞应予称许。
　　黄坚先生解读先秦诸子当然是为了入“思想门”，登堂入室地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作出事实判断，并进而作出价值判断，再进而引发出对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思考。依此理路，他以《彻底废弃儒学是国学复兴的必由之路》为其《思想门》一书作结便成为很自然的事了。他在这文中平实地指出：
　　孔子及其门徒，在春秧战国社会动荡、剧变、转型之际，根据以往的文化积累和传承，出于理想精神，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期以通过约束自己，再以约束他人，来求得社会的和谐、安宁，其动机蕴含着积极、进步的意义，在日后的历史岁月中，也不能说它没有起到一定的道德规范、导引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变异，这套本身存有先天不足的“修身治人”说，在强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力量面前，日益显露出支绌与虚妄。
　　不正是这样吗？就连孟子“这样一个哪诧闹海、孙猴子闹天宫的角色”，当独尊的儒学同愈益强盛的现实专制王权越来越一体化的时候，不也“成为北宋以后历代王朝、正统社会的代表，甚至一维性的思想”而“备极尊宠殊荣”了吗？既然时至今日，“儒学的根基已坍塌，核心已破碎，脊骨已断裂，残砖败瓦，徒有亡魂”，那末，我们今天就应先做番“区隔儒学与中华传统这化，归原儒学的本来面目”、“废弃儒学中介，直面中华传统文化”的工作。只有做好这工作，国学复兴乃至中华文化的全面振兴才有希望。黄坚此论堪称对那些企图将儒教奉为国教的复古主义的“大陆新儒家”的当头棒喝，吾人闻之应有所省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