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定位

（一）我们面对的危险和历史由来
（二）华夏民族的文明起源极其对挑战的应对和衰落原因
（三）西方强大的原因剖析
（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定位和战略选择
（五）括囊无咎、吞吐八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我们面对的危险和历史由来

        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标志着美国对东方采取了新的战略——放手在东方采取强控制战略。如果说美国因为过去依赖东方的石油而保持一种温和的控制态度，那么，在美洲的石油供给基地和线路完成后美国已经无所顾忌。表面上美国在伊拉克是采取军事手段，但实际上是一个集合手段。这个集合包括文化、政治、金钱、军事。这种四元集合手段是现代条件下美国占领和控制世界的主要手段。也是与近代西方控制世界手段的巨大区别。集合{文化、政治、金钱、军事}又可以衍生出各种组合式的分手段。

        除对伊拉克的占领外，美国的欧洲军团已经开始向东推进。这实际上是意料之中的事。倒退地看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一点。二十世纪的冷战是苏联和美国对全球占领的较力（所谓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是一种掩盖），二次大战时是德国和日本的较力，再往前是英国和俄国，再往前是法国和英国，在往前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再往前是罗马帝国，再往前是亚历山大，再往前是波斯。这就是西方历史的真实面目。可以说，相对于华夏文化而言，全球性扩张几乎是西方蛮夷先天的禀性。

        再来看东方的日本，他的大部分文明成就都是从中国学的，但学成之后立即恢复了其蛮族的劣根性。二战后，依然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寻求扩张和占领的机会，并带领整个南部地区削弱中国。

       中国的环境态势表面上是南沙和台湾，实际上是面对着持续的蛮族掠夺和占领问题。南沙和台湾只不过是这个问题的表面化和具体化。

       中国从三皇五帝开始就面临着南蛮北狄、东胡西戎的态势。从三皇五帝开始就是文治和武功的集合手段开疆拓土，到夏、商、周已经同化了广大的人口和地域。这是中国文化“天下观念”的来源。周代后期已经没有能力和本钱来经营如此的帝业。华夏政治史已经变质为求得内部和谐安宁而不惜出现专制皇帝的地步。但即使是这样一个苟安局面依然受到四周蛮族的掠夺和袭扰。五胡乱华首开败绩，元、清入主为其高峰，鸦片战争和日本侵略则最为惨烈。

       一句话，华夏民族始终在面对着蛮族的竞争和随之而来的压迫。

 

 

（二）华夏民族的文明起源极其对挑战的应对和衰落原因

         华夏文明的起源十分久远，从确凿的文献可以肯定是从伏羲开始确立了正统的主流文文明形态，“伏羲”的“伏”也读做“包”，在上古音中读做“伏-包”，即“fu-buo”，训为“大”。即“伏”、“包”、“婆”、“符”、都为同系列；而其中的“羲”在秦古音读做xi-e，即“析”、“戏”、“习”“牺”“峨”“和”的系统。因此“伏羲”的古音读法的全称是“fu-buo-xi-e”。在从记音语言到表义语言文言转记中改为“fu-xi”或“bao-xi”。训义为“伟”、“大”和“光”、“明”。这不是形容而是实指，“大”指其本体的“道”既《老子》的“字之曰'大’”。“大”、“天”、“人”都是通用同指。所以在华夏文明中“人”指得道者，而一般生物学上的人被称为“民”既“氓”义，既盲于“大”的生物学上的人。

          夏、商、周之后由于从文化的混乱，导致统称为人，故老子、孔子、庄子开始正名，提出了“大人”、“真人”、“神人”“至人”“圣人”的观念。

         五帝是三皇的直系后人，到了五帝时代已经开始了以这种文化传承进行社会规范，以“大”或“天”、“人”为本体依据建立道德法律和礼仪系统。故三皇与五帝有“大典”和“少典”，“太昊”和“少昊”的区别。“帝”就是“谛”，既“真”、“常”、“经”、“圣”的意义。这样的分化和传播产生了几个系统。大系、谛系、天系（禅）、道系、仙系。

    大系在本土经《老子》改为“道”，在早期的印度则称为“Veda”直接对音就是伟大，义训为“天”、“明”，掌握这个知识的就是“Proman”“大人”他们是在尧、舜、禹之间西度流沙的祭士，带走了“大典”和多种知识典籍，此系在印度诞生了“释迦牟尼”。

    谛系在本土就是五帝的治天下的君主，数术等由此而起，包括算学、因明和逻辑、技术、法律和礼仪。被夏商周继承，墨家逻辑和公孙龙子以及惠施是其余续。在古印度衍生数论派，其学说即以“谛”为根据，以因明为手段。

    直接的天系在商代还有传承，《尚书";高宗彤日》的三年不言就是修禅，这是禅让和封禅以及三年丧期的原义。此系也是“天人合一”的来源，即“天之历数在尔恭”。在早期印度发展成禅那的学问，实际上现代称呼中国的China就是禅的古音。春秋战国的文献中的斋戒、闭关、辟谷，以及后期道家的法术之学都来自这个系统。
 
    道系指那个本体在春秋后的称谓。

    仙系原指“人”住在山上，在本土上山求道，隐居深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早期印度的林居期和深林书都是此系的延续。丛林就是指此。
 
   这一文化系统不仅到印度还直接传到了中东，以色列人的“主”和“god”是从“神人”（妙万物）的角度认识的。

    从伏羲开始，经纶天下的发明、创造和教育、管理持续发展，同化了众多的部落，使文明区不断扩大，遍于“四海八荒”的说法应该不是夸张。由于他们的伟大功绩铸造了华夏文明体。到夏、商、周的时代，其开国者依然能保持其风范。但继承者的偏差已经很大。而周代的文王到90岁才成就，史称“文王末受命”。而另一种趋势不断增长，既把天下当成自己的私有物而供自己享用。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礼运》）。到秦代则直接是以君主制号称为皇帝，是文化史上最大的谮越。对此严复有精辟的论述：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鸦片战争后受西方教育的学者用西方观念比附中国历史完全误解了中国文化。最大的误解是统一国家的时间和性质。把伏羲的时代窜到了秦代；把中央的领导开发制等同于西方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现在有人指责我们就是从这里立论的）。

    从伏羲开始的授氏制是当时的官职“太嗥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是从中央部落选派干部到各地去开发，其文化教育和技术传播职能是其首要任务，故有公子、公孙的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周代。公子公孙所授封的都是不毛之地“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国语》）。春秋以后中央政府这一功能彻底丧失。秦代以后则完全转变成私利的占有。更为严重的是，秦代开了两个恶例----“收天下之兵”和“收天下之文”。导致华夏民族无论文化和军事以及发明和创造都开始走下坡路。那种高级知识分子配剑而行的君子之风从秦以后再也看不见了，华夏民族的军事能力和体能开始萎缩。五胡十六国的局面不能不说是“收天下之兵”的严重后果。华夏民族在夏、商、周以前能以小小的中原为根据地在羌胡夷狄的四面楚歌中成长壮大，并且把国都建立在无险可守的平原，充分体现了华夏民族对自己军事、文明、技术的自信和高超技能；“收天下之兵”后的汉代，华夏民族依然能把人高马大的匈奴杀得抱头西去，引发西方世界多米诺骨牌似的民族迁徙并最终冲毁了罗马帝国。我们必须记住在华夏民族的概念中“羌胡夷狄”包括今天和以前所有的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既有乱华的五胡也有占华的金人、元人、满人更有后来的八国联军的祖先。他们在汉代以前在华夏民族面前要么归化，要么逃走，没有其他出路。所谓的亚历山大、恺撒固然在他们的民族和土地上很了不起，但他们连匈奴都抵挡不住，更不要说直接和华夏民族正面对抗。所谓的日尔曼人、高卢人在匈奴人面前都必须逃窜，更不要说在当时的华夏人面前。蒙古人的西征史从侧面证实了当时的局面。可是到了晋代，在“收天下之兵”后的600年，华夏民族却难以抵挡所谓的游牧胡儿，1000年后的宋代，更是挡不住金人和辽人，1400年后蒙古人终于彻底地占领了华夏民族的经济生存区，1800年后满人又占领华夏经济区，2000年后八国联军踏上华夏经济区，2100年后日本人也踏上了华夏经济区。再来看“收天下之文”：周王时代，以西歧不满百里之地会八百诸侯而囊括天下；春秋时代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战国时代，苏秦张仪和纵连横；秦汉时，锥杀秦始皇的张良竟是一个文弱书生；三国时代关公灯下读《春秋》，周瑜、诸葛亮羽扇烧赤壁，晋代王猛棋枰败符坚，魏晋玄学和风流达到了人类本体论的顶峰。唐代诗歌几乎是华夏文才的顶峰。但正是唐代，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又开始了“收天下之文”。“天下英雄尽入吾彀”充分表达了唐太宗的用意。如果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过于激烈和明显，那么唐太宗则做得十分隐蔽和温柔。后来的历史上再也没有了华夏的辉煌。朱熹的注解明明有错误和争议，但元代却定为标准，其目的也是不说自明的。到鸦片战争时代华夏民族已经是文盲遍地的东亚病夫。文明的衰落是人为故意的结果。现代的的中国人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先祖文武兼备，一手推演八卦一手在舞剑啸歌的君子风彩，早已忘记了自己高贵的天子、上帝血统，以为自己仅仅是个祖祖辈辈的农民。

    许多人以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的的教会，再到近现代的西方文明。这实际上是个严重误解。当古希腊人从印度学会探讨问题时，罗马还是独立的蛮族，日尔曼和高卢人还在深林里游荡，只有中东的犹太人在祭奠着上帝并和巴比伦后裔的波斯人周旋。此时此刻并没有西方的观念，一个象样的军事蛮族是波斯。三百年后是马其顿帝国，也没有西方文化的份。再约三百年才是恺撒大帝下罗马的崛起，此时犹太人受奴役，耶酥降生，依然没有所谓的西方文化。即没有基督教也没有希腊哲学。此时的中国已经是汉家王朝和儒家独尊。

    直到十三世纪西方才从阿拉伯人手里学会了古希腊哲学和东方的数学和初等平面几何，并模仿阿拉伯人开始建立大学。而阿拉伯人是模仿的中国唐代“太学”，于十世纪建立了许多大学和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百年大翻译运动。阿拉伯人的“圣典格言”中就有“到中国去追求智慧”的名言。而十三、十四世纪称霸世界的是蒙古人，马踏多瑙河、放牧维也纳依然没有什么西方文化。接下来是明王朝，《大明混一图》上绘制了包括欧洲和非洲在内的人类版图，当时是1389年。到了15世纪，汲取经过犹太人的宗教文化，汲取经过阿拉伯人的医学、化学、几何学，希腊哲学、语法，印度数学，中国的四大发明和地图学、航海学知识，在“东方黄金遍地”的诱使下，我们现在头脑中的“西方文化”才登上人类历史舞台。殖民地掠夺、黑奴贩卖、鸦片战争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奉行和实施的政策。在使用东方的知识成果时，他们从来没有付过专利费。这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也是西方文化的真实含义。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炮制出了西方文明？怎么会有西方文化连续发展的概念呢？不错，西方在近现代是取得了巨大和惊人的进步。但扣除殖民地掠夺和黑奴贩卖的财富，西方还有现在这么富裕么？如果西方国家在1503年掠夺到一亿美金的财富，按每年百分之三增长率的可比价计算，那么到今年这比财富已经是二百六十万亿美金。因此，世界人类史上所谓“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是经过巧妙包装的谎言和欺骗，应该被定义在次生文化和次生文明的层面。我们需要加以学习和借鉴，但不应该因为要学习和借鉴就完全抛弃自己的东方原生文化，更不该邯郸学步。西方世界不是文明的创造者，而是文明的享用和掠夺者。

    前文曾指出，从秦以后中国文化走向了与三皇五帝完全相反的方向，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没有人负责，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缺乏一个支撑主体。历代皇朝均将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而不是相反地把天下当做公产。天下太平时，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天下混乱时，则割地赔款。这样的历史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整整持续了两千五百余年。

    看清了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共产党在华夏历史和文化上的伟大意义：一举扭转了家天下的败局，继承起优秀的华夏文化，承担起华夏民族的宏观整体利益。使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舞台从新进入了“天下”的时代。囊括宇宙、吞吐八荒才是真正展现我们中国共产党伟大抱负的胸襟和气魄。我们不是要奴役任何人，我们是追求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而久远的理想，是追求一个繁荣的大同世界。如果我们不去追求、如果我们放弃，那么五胡乱华、鸦片战争的异族压迫和剥削还会重演。恰如曹操所说：“如果我不称帝，不知几人称王”。中外历史从古到今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近代中国面对西方的全面攻势实际上是全面失守。文化阵地上儒学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已经失去反击能力。况且读书人仅仅希望从字里行间寻找所谓的“微言大义”本身就是歧途，并且经过历代对文义的改窜已经使儒学面目全非。按经、史、子、集的学统排列，中国儒家在门户之见下，最高学术成就也仅仅能达到“史”的水平。这还不是儒家自己的成就，而是源于司马家族的传承渊源而出了个太史公的原故。因此儒家的原创成就很少，稍有成就的儒家都是明里是儒家暗地里早以私通佛、道。到了近代更是名目张胆地宣称“六经皆史”。换句话说就是“经的终结”，是中国化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到康有为那里更是大笔一挥，连历史都成了假的。华夏后代在儒家显学上彻底休克。知识分子唯一可以退守的就是佛教。“学佛成为一种时代流行”（《清代学术概观》），“吾师吾友多治佛学”（《梁启超哲学思想文选》第1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但佛教在中国却充满了沙门气息，佛教的文化权利始终被沙门所垄断，并不断地试图太高沙门的权利，仿佛只有出家才是学佛的唯一出路。把个梁五帝搞得七昏八素，最后国家灭亡。清朝的雍正王爷作为一个得道行者对沙门思潮的整治，招致了许多怨恨，而且这种怨恨还夹杂着民族主义的仇恨。即使现在，在管理佛教上也有很大争议。而真正说起来在佛教经典上，佛自己曾亲口说“无上佛法付诸国王、长者、居士”（〈〈大涅般经〉〉），六祖大师也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因此，出家人并没有垄断佛教的特权。

    清末的学佛风气使许多志士打破了对死亡的畏惧。梁启超说“夫学道而至于庄严地狱，则其悲愿之宏大，其威力之广远岂复可思议也！”（〈〈佛教与群治的关系〉〉）；谭嗣同则说：“为度一切众生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致矣。”（〈〈谭嗣同全集〉〉下469）毛泽东更是达到了生死一如的境界“并无生灭成毁也”。谭嗣同的横刀笑天，毛泽东的“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的矢志革命都不是误打误撞，而是有理论、有精神的自觉行动。其精神境界是无生无灭的无生法忍，其取向是大无畏的慈悲救世。这正是大乘菩萨道在华夏危亡之际开出的血色鲜花，梁启超称之为“应用佛学”。这一血色之花构成了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实质。

    但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内弥漫着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毒烟。可以说毛泽东尽其一生都在与之抗争，《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与其论争的高峰。但毛泽东尽其一生也没有彻底完成这一使命。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就是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再次猖獗。从毛泽东的一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无奈的心情“我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为什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抵挡住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而到了建国后的1966年，连毛泽东也要“被逼上梁山”“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如果我们抛开具体人的因素，从文化的角度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建国后我们的教育系统传递给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清一色的经苏联改造完成的马列主义，在当时党内占主流的势力也都是从苏联的意识形态中成长起来。换句话说，从康有为宣布孔子以前的历史为虚假后，全盘西化的道路就正式开始了。在十月革命发生后，分成了两条路，一条是美、英、德、法式的道路，一条是苏联式的道路。透过那纷乱的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所有的精英在救国的过程中无论是立宪模式还是民主、共和模式，其所有的立脚点在西方化上是惊人地相似，唯一的区别是模本的不同，使用的力量不同。立宪派使用皇帝，民主派使用上流势力，布尔什维克派使用工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出现发生了向农村和农民的转向以及毛泽东本人的深厚中国文化的融通就不可能建立起新中国。

    如果我们承认毛泽东所领导的转向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苏联在80年后走向崩溃，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源头上就要找到黑格尔，接下去就是康德，等等一套，所以不知不觉就在文化上西化。而苏联除了西化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体系。进一步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在比较贫困的条件下同时与“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相抗衡；同时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我们党始终存在着对左倾和右倾的斗争，为什么同样是一个毛泽东会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个有着华夏大中华高贵血统和深厚文化修养的优秀儿子，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卓越领导人是在完成一项融会古今中外东西方历史一切精华的建立新中华的宏伟计划。“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机构曾连篇累牍地宣传这些“最高指示”，但从来没有搞清楚一带大师和伟人的真实意图。毛泽东引导和开创了一个时代，也同时陷在那个时代的无奈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合。

    左和右都付出了血的代价，那个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梁漱溟安然无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毛选能同时摆上书店的是任继愈关于佛教的著作。于无声处听惊雷。

 

(五)括囊无咎、吞吐八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我们党的斗争实践看，仿佛我们必须在左和右之间选择中间的道路来走，但这种选择会使我们的路越走越窄。为了避右，我们在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对待宗教上始终处于怕沾染的被动局面，不能放手利用和发展经济、文化、宗教的力量；为了避左，我们不能大张旗鼓地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专政的优势。前者导致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宗教存在大量的死角，把相当大的阵地让给了西方和国内的反对势力来瓦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自己也错失发展机遇；后者导致党的战斗力薄弱、涣散腐败，社会假、黑蔓延。俩者都人为地造成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这种局面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文化指导思想上陷入了西方化的模式中，要么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要么走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思维模式上是先验地、不加反思地遵守着西方的非此既彼的单向思维，要么选择所谓的资本主义、要么选择所谓的共产主义。而无论哪种选择我们都不知不觉地抛弃了中国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已经按照这种西方模式被改写然后以教科书的形式影响了从30年代到90年代所有的中国人，这种污染几乎无一幸免者。在这种局面下，呼唤传统道德、呼唤素质教育无疑是缘木求鱼的南辕北辙。因此我们在思路上必须超越二十世纪，必须把指导思想放在家天下之前，把人类历史全部纳入我们的考虑范畴，囊括宇宙、吞吐八荒。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站稳脚跟，在华夏优秀文化上找到定位，不能永远悬在华夏文化以外，否则我们在文化战上就没有文化根据地，也就没有文化上的广大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