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马克思与市场经济
老子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教导共产党人如何作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老子的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主要目的是要使人人都具有圣人这一理想的人格。那么，做圣人与做优秀共产党员之间有无矛盾冲突，这两种思想能否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的关键在于看两者的主导思想、精神实质是否一致。
在对待群众的立场态度上，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作为共产党人及其政府，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又说，共产党的政策、言论、行动以群众是否拥护为最高标准。作为共产党要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老人对圣人的要求则是要象天地一样不自生，不为自己而活着。要做人民的好儿子为天下“浑其心”，在危险面前要“身先之”。在荣誉利益面前要“身后之”。圣人无常心要以百姓心为心，急百姓之所急苦百姓之所苦。老子还指出，一个人之所以有大的忧虑，是因为他有自身的利益。（吾所以有大患者谓吾有身）等到他没有与社会他人相对立的个人利益之时。他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他将成为一个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者。他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天下人谋福利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去，他才可能为人类的共同事业做出较大贡献。这与毛泽东所讲的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人民，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意思何其相近。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大家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成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老子在八十一章也是明确地指明圣人的准则，“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作为圣人的根本原则是有所作为而从不争名夺利。
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符合人民利益，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老子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是说一个人最高的德行在于他时时刻刻接受真理的领导，作为圣人不要成为民众的重负，不要对群众的利益造成妨害，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使“天下乐推而不厌。”
毛泽东在革命成功前夕进京之时提出“赶考论” 及“两个务必”：勿必使全党全军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品质，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谨防糖衣炮弹的攻击。而老子在五千言中更是反复强调圣人“自爱不自贵，自知不自见。”“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如此以来圣人才可成为天下人学习的楷模，发挥其无穷的人格力量。
关于相信依靠群众方面，毛泽东讲了两条根本的原理，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我们一定要相信党，如果否定了这两个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老子要求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决不可以万乘之主的身份而以身轻天下。对群众善者吾善之，不善于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善德信，要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
毛泽东提出勤俭建国的方针，要求全国上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为恢复发展生产必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反对任何人对生产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这些做法与老子提倡的“俭”，“治人事天莫若啬”，夫惟是谓早服：以及“圣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甘其实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消费观是完全一致的。
以上简单的对比可以说明，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与老子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圣人之间并无矛盾，所以倡导复兴中国优秀文化对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社会主义建设大有益处。
老子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的理论基础，老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代表。这两种思想能否有机融合对中国的前途中国古代文化能否实现伟大复兴将尤为关键。
老子的思想重在对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而马克思主义则重在寻找创建理想的社会制度。如果仅有圣人这一理想人格，那么在无道的社会他也只能独善其身，被褐怀玉而到处窜匿。而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又不可能没有合适人来使之正常维持运转，再好的制度都会因为人的原因而被破坏发挥不出应有的效能。所以老子与马列主义相互吸引，彼此的需要表现为，必须有一定的大环境来保障圣人的人格及其生存，一定的社会制度又依赖与一个个圣人的产生发挥其榜样作用，使之正常运转，简而言之，圣人需要生活在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环境之中，理想的社会环境也同时，也需要圣人的榜样作用，维持其环境的净化。
1、老子与马克思都有反对社会分配不公主张消灭剥削的一面。坚决反对个人无穷地占有社会财富。
老子讲“天地合以降甘露，民莫自令而自均”。分配要像天降雨露一样公平施与，对于占有财富者告诫，“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痛斥社会分配不公的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使社会贫富发生马太效应的两极分化。解决的途径只有用“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之道取代人之道。
马克思同情被压迫人民，揭示了群众受苦受奴役的根源在于私有制造成的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剥削使得社会财富的源泉，源源不断地流入到私人的腰包，从而社会分化为两极，穷人富人，压迫者，被压迫者，空前的利益对立化必然造成人与人、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激烈冲突，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这些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建立公有制使人类的共同利益统一起来才能解除。
老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公有制，但从字里行间明确表达出这样的意思。“不见可欲，才能使民心不乱，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又曰“绝巧弃利，盗贼无有”那么是什么引发激起了人贪婪的占有欲望呢？还是私有制，那么不见可欲，也只有在公有制社会制度中才能做到。当社会实行公有制之后，公民对物品只有使用权而没有占有权不能用之交易之时，就不会萌发偷盗的念头。
2、老子与马克思都有一个美好愿望，重建人与人的关系，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马克思一再强调，资本不是物，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因此资本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被压迫，被剥削的一种关系。马克思提出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正是要消灭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正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这种制度“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已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把医生、律师、教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奴隶，总而言之，它用公开地、无耻地、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有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这种制度促使个人敌视其他的一切人，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这个战争在文化水平低的人那里不可避免的会采取粗暴野蛮的暴力形式，即犯罪。这种制度本身是社会治安恶化的根源。
这种社会制度下，必然充满了人与人之间对物质利益的竞争，竞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利益对立，因此它是社会利益不统一不协调的产物，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利益的统一，以合作取代竞争。
老子讲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惟不争故无忧，天道无亲恒与善人，德善德信，看来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制度保障，从而得以充分实现。
3、马克思主义与节约
老子主要是从个人消费方面谈节约，马克思主义则是主要从社会制度上落实节约。
由于商品经济的经营生产管理方式对社会人力物力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务必坚决消灭之。
因为是以营利为生产目地，生产者只考虑自己的营利，因而就故意将商品搞成一次性地，花在不能增加消费效果包装上的人力物力也进一步加大。在运输途中，商品经过多次倒手就一步步增加了运输的距离和装卸地次数，并且使大量的中间食利阶层充斥其间，对社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只有在公有制社会支配产品之时，产品才能以最短的距离、最方便划算得运输、最少的手续完成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中的流通，因而产品在流通中的损耗可将至最低。
另外，从事银行、证券、保险、公正、税收等社会职能部门，在公有制条件下，将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些人所从事的全部是无效劳动，他们是社会上的食利阶层，根本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在未来的社会管理中也不必要，是属于造成“民之饥”，以上其食税之多的那部分人。
再者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及其暴力机构，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这个最大的寄生虫消亡之后，百姓的生活将要好更多。
4、老子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观
老子与马克思、毛泽东等都有天下胸怀，力图为天下人谋福利，因此他们的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表达方式有差异而已。
老子曰：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毛主席讲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替法西斯反动派而死，其死轻于鸿毛。马克思讲：人只有他去做别人的手段，他才可以成为社会的目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关系。谁以社会为手段，谁就会成为社会的手段，谁以社会为目的，他将成社会的目的。因此，谁要想成为社会的目的，成为别人服务的对象，谁就应当先做别人的手段，主动地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爱因斯坦所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从社会上获得索取到了什么，而在于他向社会奉献什么。这难道不是共产主义价值观吗？为其如此才能建立起“交相利，兼相爱”的新型的使人人都快乐的人际关系。
以上的论述可以说明，老子的学说、毛泽东思想以及共产主义理论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三者的相互融合、共同促进是必然趋势，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必须，我们有赖于从此三者中提升出更理想的文化秩序，以救当今世界人类面临众多危机之急。
老子与中国文化复兴
一、老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首席代表。
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时期，老子仅以其五千言，成为诸子百家的学术领袖，在其他各家之中都不难从“道德经”中找到自家的立家之本，如孔子讲仁义，不过是讲老子的“慈”发挥一下而已；墨家的言行特别注意“俭”，因而提出“节葬”，物以奉民用则止，诸加费勿施于民，减少不能增加消费效果的开支等，其他不在一一列举。鲁迅曾言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而老子是被奉为道教的始祖。黑格尔也曾评论孔子的思想极为贫乏，老子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代表。相比而言，孔子言语中多次提到君子，而老子则是要培养圣人，凭此就可知老子的确高于孔子一个档次。老子虽仅有五千言，可是其思想的深度、广度、精度、密度是古今中外无人能出其右者。所以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评比、比赛时，我们就必须派出老子这个优秀选手。
二、文化所面临的课题或任务
当今世界单就物质财富而言的确是极大的丰富了，但财富的分配却出现了严重失衡，贫富两极分化使少数人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好多人却食不果腹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因而使犯罪激增恐怖主义事件不断，人们发现自己过的并不幸福。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根本不考虑后果，因而对资源、环境造成了空前的破坏，从而使全人类面临巨大的危机。市场经济其实质是一种文化，现实的许多不合理现象正是这一“商业文化”所产生的恶果。
那么，当下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共同课题就是如何克服清除市场文化所给人类造成的毒害，让大多数人都能够长远地平静而幸福地自由生活。我们提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决不应当出自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自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偏爱。不管是那族文化，只要他能救人类之急，我们就选择他，相信世界各民族都会接受她。
文化的目的是塑造人。因而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信仰。
市场经济中所需要的所谓有理性的“经济人”，总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这种人必然是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反映到国格上就是弱肉强食，尽可能地利用欺压奴役其他不发达的国家，这才是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恐怖主义不绝的根源，所以这一整套价值体系必须推翻重建。
市场文化是为私人营利目的服务的，因此，它需要旺盛的社会需求，这样就会人为制造扩大社会需求，造成对人力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老子提出知足常乐，甘其实，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消费观和生活习惯，就能保持心灵的平静，人与自然的平衡。
经济人是利已的，而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利他的是为天下的，从来不提倡竞争。既以为人已愈有，已以与人愈多。夫惟不争的无尤。
西方文化创造了社会财富,中国文化却懂得如何做人，如何使用社会财富，规范社会秩序，使人人获得幸福。
三、中国古代文化复兴的实质
一位德者学者发现每种文化复兴时时都需要从自己的源头那里不断充分的汲取营利获得动力，欧洲文艺复兴是从古希腊罗马文化那里汲取营养。而其复兴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形成。
同样的道理，中国文化要实现伟大的复兴，就必须充分重视吸收祖先的文化遗产。这是勿庸置疑的。而中国学术思想最活跃灿烂的时代，当属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的一枝独秀或曰学术领袖首推老子，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充分重视研究推广老子的思想，而要推广这种思想又必须和当代思想的精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这几种文化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必须是全球统一同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文化价值理念的形成。简而言之。中国文化复兴的实质是共产主义文化的形成。
从历史来看，那些通过军事和经济手段来征服世界统一世界的做法，没有一个不失败的。世界的统一只能采用平和尊重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中国文化所独有的包容性，可以担当此重任。作为世界舞台上的四大主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文化以其持久性，温和性能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必将成为主导世界秩序的最主要力量。如果说政治、军事、经济主导人的身体和财富的话，文化则是要主导人的思想意识，所以文化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马克思曾断言，未来的世界是哲学的世界,未来的哲学是世界的哲学。我们今天也可以毫不含糊地断定，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世界统一的文化。未来世界的统一，必然是来自文化统一的和平统一。
四、中国文化复兴的依托
文化力量固然重要，但要靠文化单打独斗没有政治经济力量的支撑也是难以对现实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欧洲文艺复兴的依托是资产阶级执政，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那么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复兴，将有赖于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确立完成。确立的标志应当是共产主义性质的高度发达充分解放的社会生产力的产生。
历史发展的链条总是在其最薄弱的环节发生断裂。一种生产关系确立的时间越久，越不容易发生变化，新型的生产关系越是难以从其内部产生。旧中国高度发达、稳固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虽早早产生，却始终不能冲破封建关系。相应的欧洲社会在其并不发达、稳固的封建生产关系上，迅速地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和社会生产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在西方充发展高度稳固，因而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在其内部无法产生，那么这种生产关系产生的希望，只有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建立时间并不长久的国家中去寻找，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正好符合这一角色。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而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变数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而且这种变化一旦发生，对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格局的冲击和影响也将是致命的，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秩序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块倒下的骨牌，中国的改变将使世界的面貌秩序焕然一新，届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倡导者，新规则的制定者。因这种秩序规则充分重视照顾各国民族的利益，第三世界国家就会群起响应，那么当今世界这种仅仅对少数国家有利的秩序格局就会迅速发生逆转。
中华民族应当为世界人民做出力所能及的较大贡献，这不仅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也是所有炎黄子孙的美好梦想，光荣义务，也是世界人民的期待。自汉唐之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重心开使逐步西移，到欧洲，到英国，再到美国，如今的二十一世纪这个中心，又开始准备要回到起点。中国的世纪正在到来。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要尽可能地争取促成她的早日到来。为此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都应竭尽全力，我们所做的一切将要使所有中国人及海外华人感到光荣和自豪。
：西安老子研究会研究员、理事 陈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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