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心引力”
中国主义思维与实践：论“社心引力”
吉安
中国主义的思维是惟客学的，既惟客观存在。
在提出中国主义之后，吉安提出了“客学”概念，以取代自西方传入的似是而非的“科学”概念。之所以说“科学”这个概念似是而非，因为凡“科学”者，一方面在世人眼里已经俨然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却皆含有伪的成分在内。所谓伪的成分，就是或实在仍应被怀疑、或将必然被否定的成分，之所以或实在应被怀疑、或必然将被否定，当然因为“科学”中所含伪的成分是非“客学”的。
任何一门所谓的“科学”，都是在遵循客观世界，即客学地不断地被其自我否定着的。
例如，各种机械设备、各种武器、军事装备、各种药物、各种电脑的硬件和软件等等这些所谓的“科学”的产品，都是随着人们对客观新的认识而不断地被自我否定着的，皆说明“科学”之伪的一面，皆是使用“客学”概念胜于使用“科学”这个伪概念的极具说服力的例证。而懂得一些“科学”、或根本不懂“科学”，当然是全然不懂“客学”的一些人，可以任意地胡作非为地把一切当前“科学”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比如把中医、气功等中华传统文化宝藏，统统打成“伪科学”来加以反对，恰恰也说明了“科学”之伪的一面，这，是极具说服力的反面例证。
而所有所谓“科学”的学科，迄今所达已知结果，相对于未知的客观存在，在吉安看，皆不过滴水相对于大海。例如，所谓“科学”对人体的研究，不过皮毛、骨骼、血肉而已，而对细胞、基因、神经、精神等更广泛、更深层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当然，也还有完全未知的领域尚根本未被涉足；对太空的研究，就更是如此，除了某些近距离线性的、点状的研究之外，根本无能对面状、立体状进行研究，对遥远浩瀚的太空领域更只能是感叹而已。即便对地球，人们究竟又了解了多少？即或对人类自身，仅从考古这一门学科来看，究竟又了解了多少？仅举一例，仅就中国的文化的发展这一课题，就已经从三千年的商 3066-3600-最早青铜器出现-新石器时代结束，前提到了五千年的北阴阳营文化 5000-6000，和大溪文化 5000-6000，又从五千年前提到了约九千年的裴李岗文化 7000-9000-中国最早文字雏形，又前提到了一万年的兴隆洼文化10000-中国最早玉器，以及后李文化10000。
就是基于这样“科学”研究的现状，所谓的“科学”家中，有人竟敢把在“科学”以外对所有客观未知的认识、了解统统打成伪科学，这种自居“科学”便自封真理代表、自封唯一正确、自封顶峰、自封最最最什么的意识和作法岂不荒唐可笑之至！
所以，与其使用来自西方的“科学”这个概念，不如使用中国人吉安提出的“客学”这个概念，即，判断一切事物的是非，皆以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为标准。而不以是否“科学”为标准，更不以是否某“科学家”说的为标准。
已经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国的阴阳学说，可以包容并解决西方唯物、唯心两个互为尖锐矛盾的哲学观点，是可以最清楚、最形象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哲学思想。“阴阳论”是中国主义的哲学理论根基（可用google搜索【阴阳论】和【阴阳论可解唯物论与唯心论之矛盾】）。
根据“客学”，根据“阴阳论”，吉安可以发现、论证、解释“社心引力”。
“地心引力”（gravity）是一个客观存在，不论牛顿或其他什么人是否发现、论证、解释，“地心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地心引力，人和世间万物皆被束缚在地球表面而不能离开。自牛顿，给这个客观存在起名“地心引力”。
“社心引力”（gravity of core of society）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不论吉安或其他什么人是否发现、论证、解释，“社心引力”是客观存在的。自吉安，给这个客观存在起名为“社心引力”。
“社心引力”的定义，既，来自社会核心束缚所有人的力量，因为“社心引力”束缚力量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社会客观现实。
“地心引力”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力量，“社心引力”也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力量。“地心引力”是惟物的，“社心引力”是惟人的，相对于宇宙宏观世界而言，人亦是物质的一个种类。
“社心引力”的客观存在，是依随人的存在而存在的。道理很简单，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由人组成的社会产生出束缚所有人的“社心引力”的力量。
因为“社心引力”的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社会客观现实。就像因为“地心引力”的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地球一样。
因为至今没有人像牛顿明确指出“地心引力”那样指出“社心引力”的客观存在，所以，中外从古到今总有人以为人可以任意离开社会客观现实，而所谓的政治家们，则有意无意地，用这样那样的政治口号，鼓动人们去脱离社会客观现实。而人们试图离开、或脱离客观现实的结果，从古至今，全部都是失败的。所谓跳得越高，摔得越惨，“地心引力”的不二法则，完全适用于“社心引力”。
毛泽东晚年讲过，以后他可能会摔得粉身碎骨，冥冥之中，他可能意识到什么，如同看到苹果掉在地上会摔碎一样，苹果不可能总是高高地挂在树上，可惜，他也没有明确意识到“社心引力”的客观存在。吉安也不过是近年才意识到“社心引力”的客观存在，经过长期思考，也不过是今天才写出这篇论文。
吉安可以肯定牛顿不是在他第一次看到苹果掉在地上，就提出了“地心引力”，必定是在无数次地看到苹果掉在地上之后，在某一特定时间对某一特定苹果的落地突发了对“地心引力”的思考。吉安也不是在第一次看到人试图脱离社会客观现实，就提出“社心引力”的，而是在看到无数人试图脱离社会客观现实而痛遭惨败之后，在至最近这一特定时间段对某些特定人物试图脱离客观现实而突发了对“社心引力”的思考。
为什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会失败？失败得在今天的人们的头脑中几乎烟消云散，原因很简单，毛主政时期的分配制度是“绝对平均主义”形式的，因为这些都是试图摆脱“社心引力”的行为，是脱离中国社会客观现实的错误思维导致的错误行动，而必定遭遇摔得粉碎的结果。
为什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会成功？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是纠正试图摆脱“社心引力”的错误行为，是比较接近中国社会客观现实的正确思维导致的正确结果。
面对今天的中国，有必要在题外回顾邓小平三次相关的讲话：
1，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
2，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邓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
3， 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邓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
综观这三次讲话，除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之外，每次都强调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的， 既“共同富裕”。
很明显，邓小平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他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这个手段，取代并纠正了以往的“绝对平均主义”。
“绝对平均主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共同富裕”，但恰恰与“社心引力”是背道而驰的，结果却必然导致“共同贫困”；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顺应“社心引力”的，结果是可以达到“共同富裕”的。
纵观中国当前，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情况下，政府正在使富起来了的人和地区帮助和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如，免除农业税、进行西部开发、增加教育经费、扩大对贫困学生的补助，等等。故，宏观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式，是基本合乎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的，是顺应“社心引力”而动的，而非反“社心引力”而动。
如前所述，“社心引力”的客观存在，是依随人的存在而存在的。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由人组成的社会产生出束缚所有人于社会客观现实之中的力量。
分析“社心引力”的形成，其实很简单，吉安以为其根本的力量源于“人心”。前述“社心引力”是惟人的，其实就是惟人心的，所有人的“人心”，便是“社心引力”的最根本的力量来源。
“人心”是复杂的，全世界有六十多亿个人心，中国有十三亿多的人心，要使所有的人心同向，其实是根本办不到的。很明显，说得范围大一些，要使本.拉登与布什的心同向根本就办不到；使日本天皇的心与中国人吉安的心同向也根本办不到。说得范围小一些，要使成克杰的心与孙志刚的心同向就根本办不到；要使山西黑砖窑主们的心与其奴工们的心同向就根本办不到，要使百万富翁的心与乞丐的心同向也根本办不到。
所谓“人心”是复杂的、不同向的，也就是说“人心”是各自独立的、互为矛盾的。众所周知，矛盾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矛盾是永恒的。“人心”的矛盾也是永远客观存在的，源于“人心”的“社心引力”当然也就是永恒的。中国人把一个翻译的错误“共产主义”（可用google搜索【“共产主义”是个翻译错误，中国人应该搞“中国主义”】）奉为世界大同的理想，所谓大同，实际是错误地以为所有人的“人心”，经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化，或不断地照耀，会在某一天可能不再复杂，不再不同向，不再有矛盾，实际是错误地以为“人心”的矛盾将会在某一天终止，实际是走向彻底的唯心主义。这，是由于至今人们对“社心引力”是永恒不变的客观存在没有任何意识而产生的大错特错。古今中外，除了“共产主义”、“自由”、“民主”等政治信仰之外，宣扬大同的就是一些宗教信仰了，基督教的天下皆兄弟、佛教的涅磐等等。
由上可见，“社心引力”的力量来源是惟人的，是惟“人心”的，而“人心”是复杂的、不同向的、矛盾的。由此又可见，“人心”与“社心引力”的关系，即，“人心”越复杂、越不同向、越矛盾，所产生的“社心引力”就越大，束缚所有人于社会客观现实之中的力量就越大。而“共产主义”、“自由”、“民主”、佛教、基督教等等都是有意无意地在鼓动人去相信一个悖论，即，人是可以脱离社会客观现实的，不是今天，就是将来总会有一天，不是今生，就是来世总会有一天。
事实呢？事实是人永远都将受到“社心引力”的束缚，永远都不可能得到所谓的“自由”、“民主”、“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脱离社会客观现实的抽象的、空洞的、唯心主义的东西。
“社心引力”是永恒的客观存在，是源于“人心”的束缚所有人的力量，使任何人都永远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客观现实，“社心引力”本身无所谓好坏。好坏在于人们是否能够意识到“社心引力”的存在，好坏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分析、判断、把握“社心引力”的来源及其变化。
如前述，“社心引力”的力量来源于“人心”，“人心”是复杂、不同向、并永恒矛盾的。分析、判断、把握“社心引力”，其实就是分析、判断、把握“人心”。吉安曾经写过一篇专论，批判【三字经】中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认为是“人之初、性本恶”，并认为，讲“性本善”，是中国的老祖宗所犯的一个大错误。
所谓“性本恶”，就是“人心本恶”。恶，是“人心”与生具来的主要方面。如果“性本善”，“人心本善”，那么，古时孔子不必讲“克己复礼”，今时靠讲讲“论语”也赚不到什么钱了。当然，“学习雷锋”、“八荣、八耻”也都不必讲了。“性本善”嘛，“人心本善”嘛，还讲什么“学习雷锋”、讲什么“八荣”呢？还复什么礼呢？
最近看到凤凰的刘长乐和星云在庙里的对话，不知在他人看是何观感？在吉安看，实在觉得有些滑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对“社心引力”毫无意识，以为佛教可以使人脱离社会客观现实。不讲其它多的，只讲一条，佛教禁欲、乃至禁婚，便是置“社心引力”于不顾而试图脱离社会客观现实的大不道、大恶。不欲、不婚，焉有生？人都被你佛教禁光了，还要你佛教干甚？人有欲、乃婚、乃生，才使你佛教后续有人。单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佛教与社会客观现实的尖锐矛盾，看出佛教对“社心引力”的毫无知觉，甚至反“社心引力”之荒唐。当然，也可看出佛教自身的尖锐矛盾，一面要人向善，一面却立禁欲、禁婚之大恶规，实在是矛盾得滑稽可笑。在吉安看，佛教之香火，或星云的饭食、衣着、庙宇、乃至星云自身，包括在一旁的刘长乐的饭食、衣着、电视台、乃至刘长乐自身，皆来自佛教所禁的欲，所禁的婚。
“人心”其实就是人的各种欲望，或谓七情六欲的代名词。“七情”者，喜、怒、哀、惧、爱、恶、欲，早见于《礼记•礼运》；“六欲”者，生、死、耳、目、口、鼻，早见于《吕氏春秋•贵生》。今就吉安所见，“七情”所含之“欲”，一字足论“人心”；而“六欲”者，既为详列，便显大不足，君不见，那和尚所禁情欲、色欲便未列其中，不知是为何故？若以人之官能而论，耳、目、口、鼻官能之外，最重要莫过于生殖器、副生殖器官能，人若无此官能，或有此官能而无此欲，焉能繁殖后代，又谈何耳、目、口、鼻之欲？
毛泽东高度评价写【二十四史】（后有专名【史记】）的司马迁，遭汉武帝的宫刑，便是生殖器被阉割，时为仅次死刑的最高刑罚。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奋之所为作也。”其实，乃司马迁自我写照，遭宫刑而作【二十四史】。由此可证，生殖器之官能在所有官能之中最为重要。
近见余秋雨与北大学生在凤凰电视的节目中谈论司马迁及历史写作的有关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似困惑余秋雨与北大学生，即历史的“正统性”问题，并举司马迁【二十四史】中描述陈胜、吴广等历史上农民起义似为非正统的观念为例，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在吉安看，这就是欠缺“客学”的观念，欠缺“阴阳论”的观念，欠缺“社心引力”观念的结果。若按“客学”、“阴阳论”和“社心引力”观念去看待【二十四史】或全部历史，去看司马迁，就根本不会存在什么“正统”的疑惑了。很简单，相对于“客学”、“阴阳论”和“社心引力”观念，“正统”只不过是一个伪概念。
你看，相对于蒋介石1949年以前所谓的“正统”的统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就是所谓的“非正统”，而1949年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便取代蒋介石成为了所谓的“正统”。而再往前推，蒋介石相对于晚清所谓“正统”的统治，就是所谓的“非正统”。同理，可以一直前推至原始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所谓“正统”的政权，与前述任何一门所谓“科学”的学科都含有伪的一面，都永远是被不断地否定的。所以，根本无所谓什么“科学”，也根本无所谓什么“正统”，而只有“客学”、“阴阳论”和“社心引力”。
所谓的“正统”，所修历史，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只举一例，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遍查网络，居然没有一部中国抗日战争编年史。请问，国民党正统乎？共产党正统乎？为什么两党当政之时，却皆无修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之举措，而大大便宜了罪恶滔天的日本人？！于是，吉安发奋，用大半年时间，在纪念胜利六十周年日之前，在众多网友和网站的支持、帮助之下，拼命编写出十数稿的【中国抗日战争编年史】（可用google搜索），且自命后半生，将不懈努力，不断地去完善这部历史。再请问，吉安“正统”乎？司马迁写【二十四史】，是绝不会考虑到什么所谓的“正统”的；吉安写【中国抗日战争编年史】，是置什么所谓的“正统”于不顾的，吉安只顾一条，就是所编写的内容是否“客学”。
以上，不知解得余秋雨与北大学生有关“正统”的疑惑否？
历史上许多人面对世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但都未能悟出“社心引力”，皆与“社心引力”擦肩而过。前面所提到毛泽东讲的，以后他可能会摔得粉身碎骨，这里的一个“摔”字，便是借用了“地心引力”，这，可以看到毛泽东与“社心引力”这个概念擦肩而过。其实，因为“社心引力”，古人，不论中外，“摔跤”、“跌跟头”的事比比皆是。
其它与“社心引力”这个概念擦肩而过的例子，随便举些个：
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年—1616年）四百年前写的名著《唐吉诃德》，主人翁就是想凭个人的能力到处去当救世主的典型，小说以文学形式形象地反映出“社心引力”之无处不在，之不可违背，之永恒，主人翁想跳出“社心引力”束缚的行为之滑稽、之可笑、之可悲，然而，塞万提斯并没有悟出“社心引力”这个概念，这，可以看到塞万提斯与“社心引力”这个概念擦肩而过。
1944年，郭沫诺写《甲申三百年祭》，讲明朝的灭亡，吉安看，他其实也暗指了清朝的灭亡，一明一暗地讲了明、清两个朝代的灭亡，很明显，明亡后三百年，是清朝的三百年，1944年，清已经灭亡多时。毛泽东曾经要全党思考《甲申三百年祭》，这，是共产党执政前几年的事情，毛泽东当然是担心中共政权复蹈明、清之前辙。郭沫若所祭，非对“社心引力”这个概念有所悟，若有所悟，此文是要改写的了，这，可以看到郭沫若与“社心引力”这个概念擦肩而过。当然，也可以再次看到毛泽东与“社心引力”这个概念擦肩而过。吉安看，郭沫若无非顶多是一明一暗地陈述了明、清两个苹果掉在地上的历史事实，毛泽东是担心中共这个苹果将也会掉在地上。
电影《天下无贼》中的傻根，之所以冠其为傻，是因为看不到贼，没经历过贼，便以为天下无贼。实际上，贼是反映社心引力客观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傻根看不到贼，当然便更看不到“社心引力”的存在，与“社心引力”一样，贼也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永恒的，并不因为傻根看不到而不存在。很明显，赵本夫写作时，也没有悟出“社心引力”，冯小刚在改编和拍片时，也没有悟出“社心引力”，这，可以看到他们与“社心引力”这个概念擦肩而过。吉安看，“天下无贼”是个伪概念，而这个伪概念对于傻根而言，在赵本夫、冯小刚们看是一个悬在空中的假苹果，那对贼夫妇对傻根之六万元不偷，甚至保护傻根不让其他贼们偷，不过是力图帮助傻根尽可能长久地维持这个伪概念而已，在专业的贼们来讲，不偷则是作伪，由此而出的种种反“社心引力”概念的逻辑错误及悬念当然是很能吸引人，也很能让人为之感叹的。
综上，可以明确，一，“社心引力”是客学的，即客观存在的概念；二，“社心引力”是惟人的，是永远伴随人类社会存在的，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会有“社心引力”的存在；三，“社心引力”来源于人心的不同向，即来源于人心的矛盾；四，人心原本是恶的，恶是人心的本来面目，恶是人心不同向，或人心矛盾的主要方面，恶也就是“社心引力”的本源；五，人是不可能脱离“社心引力”的，任何政治、宗教都不可能使人脱离“社心引力”，就像地球上的物质不能脱离“地心引力”一样。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从“阴阳论”的角度来看，是比较接近本文命题“社心引力”这个概念的，也可以讲这句话是“社心引力”客观存在的典型写照。吉安见过这句话的多种英文翻译，其中一种，最符合本文所阐述的主题，如下：“when men stop looking out for themselves, that will be the end of the world”。把这句英文再翻译回中文，意思就是，“人们不再为己之时，便是世界之末日”。请问，何为世界之末日？当然也就是人类社会之末日。反言之，“不到世界之末日，人们不会不为己”。
例如，在中日之间，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之恶，在日本近次侵华战争中，以南京大屠杀为标志，达到了世界之极恶，而懦弱的儒家教化了数千年的中国之极善，不论中共还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口号，都只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已，而不是“彻底干净地消灭日本侵略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在日本人为己之极恶，在中国人为人之极善，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军杀害的三十万人的亡灵，在日本侵略中国数十年，杀害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亡灵面前，应该早已有使中国人顿觉全新的涵义。
吉安想，抗战之时，毛泽东若用十多二十年后灭麻雀的狠劲和恶法来灭日本人，今日的中日关系便会大不一样。吉安以为，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批判和反对是无济于事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帝国主义，搞帝国主义。中国人不应该把帝国主义这麽个宝贝错误地、老老实实地当成西方的专利，而把中国搞成了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专业户（可用google搜索【学习帝国主义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吉安再谢梵蒂冈】和【林则徐烧鸦片与西班牙烧鞋】）。否则，中国必将遭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恶报。
与“地心引力”一样，人不能脱离“社心引力”的束缚，但人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有限度地克服“社心引力”。例如，人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经过特定的方式，诸如借助杠杆、扁担、推车、汽车、飞机、火箭等工具有限度地克服“地心引力”；同样，人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经过特定的方式，诸如借助文化，法律等手段，有限度地克服人的恶的本面，有限度地克服“社心引力”的束缚。
吉安以为，自本文后，所有的仁人志士或政治家们都该意识到，社会发展的课题只有一个，即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或制约“社心引力”，而不是如何幻想脱离社会客观现实，或如何幻想摆脱“社心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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