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
——从目前的国学教学谈起
一、传统教育从娃娃抓起
数年前，我带自己四岁的孩子参加了两个幼儿语言培训班。首先参加的是阶梯英语的培训班，令我吃惊的是，美国人对于儿童语言习惯的培养真是做到了点滴不放——阶梯公司介绍的幼儿英语学习方法是：早晨用英语磁带将幼儿唤起，在英语的伴随下完成洗漱、早餐；晚饭前看20分钟的英语卡通；饭后父母或者录音机讲半个小时的英语故事；睡前再听半个小时的英语录音——还有，每周有三个小时的阶梯公司的培训（有系列课本的），另外，还有热线电话咨询等等。我毫不怀疑，在这种方式下生活，儿童有两年的时间便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样不容置疑的是，两年后，幼儿肯定会对中国的汉字产生一种相当的陌生感，更遑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凡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首先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家长，都会本能地对这种教育方式产生强烈的反感。但是，那天听完阶梯公司那位主管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之后，近100名家长中至少有一半为自己的孩子报了名。顺便提一句，据我所知，这样的公司在青岛至少有两三家，甚至有的家长在星期天带着孩子从城阳赶到市南来学英语。
相隔不久，我从网上看到青岛某大学的国学馆举行一次公益性的、面向3岁至13岁儿童的传统文化讲座。在网上，我看到的内容是《论语》讲座。带着孩子到达时，可容纳200人左右的阶梯教室已经坐满了人，多数是两位家长带一名孩子。原来我就不知该如何向孩子教授传统文化知识，想趁机向这里的专家讨教一下。但令我失望的是，第一位演说的老师只是向大家通报一下：公益讲座虽然可以经常举行，但要想系统地接受教育，还得交钱参加收费班。第二位进行讲座的女老师只是带领孩子们反复诵读《老子》首章，并现场提问，看孩子们谁能首先背诵下来。课听到这儿，我已经大大失望，遂离席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培训班的老师都反复强调：3至10岁的儿童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强化性的诵读是掌握语言的最有效手段。在我看来，前者的手段更符合儿童的习性，后者则更多地带有私塾的味道。
扪心自问，我对中国文化也算一个关心的人，自1989年起，便未断过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在同龄人中，我的古文底子还算说得过去，但小学功夫丝毫谈不上。即便是勉强算半瓶子醋的古文水平，还得感谢我做了一辈子山村教师的父亲——在我9岁的时候，甩给我一本《古文观止》，从唐宋八大家起，每天背诵一篇，背不过便是一顿暴打。所以，从初中到大学，古文一直是我的强项。1988年高考时，我的古文部分未失一分。但我一直不认为父亲的教育方式是成功的，因为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拗口的古文学习确实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让我自己选择，我肯定觉得阶梯英语公司的教育方式更适合一个儿童。
但是，毕竟语言就是文化，语言的教育就是文化习惯、文化思维方式的教育，从娃娃抓起，显然是一个正确的思路，问题是如何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二、文化传统的本质以及对传统的理解
一个必须引起我们充分认识的的事实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运动（在此我不敢对这两次看似不同、其实本质有若干联系的运动说三道四，而且从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走势而言，这种运动早晚会发生），对于普通中国人如我等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已经很难说清。换言之，文化已经出现了断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本身就是对文化断层的本能回应，只可惜因为整个学术集团的底蕴以及特殊的政治原因，“文化热”本身并没有取得像样的成果。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学术界的转向使得文化的讨论陷入沉寂，随着国家经济改革的大步迈进，文化被搁置一边，整个社会的关注热点转向经济，转向财富，经济学取代文化学而成为显学，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教育问题更是鲜有问津者。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传统并未因此而离我们远去，经济进步而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如诚信、社会公德、腐败等问题与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自1840以来的现代化问题也提出了传统如何承继、如何扬弃的问题。
在我看来（需要声明的是，我的观点仅仅代表着我个人的观点，与当前的任何学术论争没有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早熟文化，其基本框架在先秦便已形成，后世虽有魏晋时期的个人主义或者说浪漫主义的短暂突破，以及佛教所带来的思辩革新，但总体旨趣、体系并无大的变化，而且与西方文化传统相较，思想重于哲学（或者说中国本身没有哲学），美感（境界）先于思想，宗教弱于现实政权（甚至中国就没有出现过西方的宗教），伦理发达于法制，其特质是内在而超越，与西方的外在而超越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其内核而言，阴阳说、五行说是基本的内容，易道是其极致，民间巫术是其末流（但于民间文化或者说小传统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伦五常是百姓日用，儒表道内是政治诉求。
更为突出的是，对于传统典籍的研究，中国自有一套成型的系统，但自1919以来，学术界多以西方思想解释中国传统。从思想而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开以西方观念审视中国传统思想的先河，我们先后看到多部不同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存在主义的、现象学的。可以说，自梁启超、梁漱溟以后，中国就没有再出现像样的本土思想大家（李泽厚、何新勉强各算半个，前者因为自得于自我欣赏而渐被人遗忘，后者因为转向现实国家利益的维护而有心无力），晚近的张志扬力图把存在主义中国化，汪丁丁试图把新康德主义中国化——学术界的“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争论其实早有定论，那就是西体中用——君不见，所有谈论中国思想的人都以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思想，而且最后归宗于西方的现代化。
对于传统的认识，我想整个20世纪有两个人最清醒，一当属胡塞尔，其现象学因为高深而被人误读甚多，但其对传统典籍意义的认识无出其右者；二是胡氏的弟子列奥．施特劳斯，其主要观点是回到古代，将学术高雅化，斥责学术的通俗、商业化，力主以苏格拉底的方式教学（有兴趣者可参看三联版《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自然权利与历史》）。中西同理，我们对传统典籍乃至传统文化的认识是否应该借鉴一下西方哲人的思想？
三、传统文化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从小学到大学，传统文化在多大意义上得到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认可？在普通百姓家庭中，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言传身教？
我始终认为，教育是一个使人社会化的过程，就中国而言，教育的任务首先是使被教育者成为一个人，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使被教育者成为一个中国人。仅仅会使用汉字，会说普通话，这是教育的最基本的要求，远远谈不上教育的成功。但是目前的学校教育，从小学开始，就把英语作为重要的课程，在一个孩子语言最敏感的时期，就开始进行所谓的“双语教育”，此后一直到大学、硕士、博士，英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致不少考研的人发出“考研就是考英语”的感慨，难道英语在中国的现实就能得到非常重要的应用？各行各业都需要英语娴熟的人才？或者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都需要以英语交谈、写作？以我个人学习英语10年、工作13年的经历，英语的应用及其有限，也就上网时有一点帮助，即便是国外公司中，本土化管理的倾向十分明显。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你把时间分配给英语学习时，中文的学习时间便得不到保证，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姐姐是一名初中语文老师，她说近年来学生的作文水平越来越差，不少学生连基本的汉语语序都无法掌握，中文西语化现象较为，更不要说遣词造句的艺术了。
回想一下我所经历的学校教育：小学时最喜欢的课程是语文，但老师水平有限；中学时最反感的课程是语文，因为课程设计枯燥无味；大学时最喜欢的课程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因为老师确实是高手，最烦的课程是英语，但又不得不学，因为考不过四级不能毕业。小学、初中时应该学习到汉字的字词缘由（即所谓小学功夫），一直到大学才接触，想下功夫，时间、时机都已经丧失了。我相信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应该没有多大的改进，因为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厌恶语文，认为那是很没有趣味的课程。
再谈家庭教育，以目前的家庭而言，社会的影响正在扩大，社会的热点往往是家庭的热点，再加上电视的影响，家庭成员的交流都成问题，何谈家庭教育？何谈传统文化的传承？
四、余论
尽管现实不能让人满意，但我们仍须相信未来。
尽管该国学馆的做法我不能满意，但我仍然赞赏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探索精神，而且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个成功的未来，如果他们能够在利益方面再放远眼光的话。
尽管目前的学校教育不能令人满意，但如果相信教育改革不会老走弯路，我们会看到文化传统的正常传承。
基于上述的相信，我斗胆提出如下改革的思路，以求方家指正。
第一，改革中小学教育课程，取消英语课程，加大中文的课时，可考虑增设①古诗词欣赏；②古文欣赏；③传统文化知识讲座（包括阴阳五行、周易）；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增加训诂学的基础内容，在高中增加传统典籍导读的课程。变考试为欣赏，注重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
第二，改革大学课程设计，减少英语的影响，把中国文化的基础知识作为文理科共同的基础课程。
第三，注重中学与大学之间的沟通，应该在中学推行教师到大学定期培训制度，在大学推行教授到中学定期举行讲座制度。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不要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而应该把教育当成社会发展的基础服务部门，尽量减少这个行业的利润化倾向，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文化与知识的快乐，因为——
知识改变命运
文化决定国运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