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试读了《论语》的两个典型语段之后，在重新理解孔子安邦治国思想的同时，不无惊奇地发现孔子的思维方式原来都可以用思维科学的理论作出合理的解释，甚至可以作出心理逻辑的刻画。在“和为贵”一章的解读中，我已说明，孔子的思维方式实际上达到了辩证思维的高度。在“正名为先”一章的解读中，我已先行指出孔子的思维方式显示出形式（逻辑）思维的成熟，并处在当时代的世界的前列。现在我将作充分的分析说明。
“知人必论世”，“论世可知人”，按照这个传统方法，我们以普世观点评介孔夫子在他生活的时代的所创造的文化成就以及支持这种文化成就的思维的水平。
一，孔子所处时代－－轴心时代
“轴”指旋转中心，（由车轴比喻）引伸为极重要的所在，“当轴处中”，此之谓也。“轴心”即中心或枢纽。公元前800年-200年发生的人类精神过程标志着人类历史正处在一个德国学者雅斯贝称之为“轴心时期”的重要阶段。公元前500年是它的高峰期，是我们人类的“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伟大觉醒，标志着人类的判断、选择能力的飞跃，表明文化升华到文明时代的水平线上。
二，孔子所处地位－－思想家
在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在印度，那是佛陀的时代，所有哲学派别，包括不可知论、唯物论、诡辩论、虚无主义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袄教提出了挑战性的观点，将世界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以塞亚等先知；希腊涌现出荷马、赫拉克里特、柏拉图等贤人哲士。所有这一切，几乎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产生。
三，孔子的文化贡献－－中华民族元典创造者
这个时代是各名族创造过自己的文化元典的时代。印度的吠陀文献和佛典，波斯的《古圣书》，希腊的伯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先哲的论著，犹太及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在中华民族，则有《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又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其中，“六经”经孔子整理，《论语》主要记述孔子的言论。
四，轴心时代的“文明思维”
轴心时代各民族涌现的哲人存在许多相通的属性，较之此前人类以“集体表象”为基础的“原始思维”不同，他们已能进行自主性、独立性的“文明思维”，正是这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支持着元典的创造。其特点在于：
1，情感退居次位，理性上升到主位；
2，抽象概念渐趋明确、固定，分类也愈益清楚；
3，原始思维中那种不受任何规则制约的想象力，逐渐受到一定的规范；
4，具有从前人积淀的思想资料出发，自觉地进行知识重组的能力；
5，具有从纷繁错综的、偶然的外在因素中抽象出一连串基本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系统解答的能力。
这标志着各个文明民族从混沌的“儿童时代”越过幼稚的“少年时代”进入了日渐成熟的“青年时代”。
四，文明思维的理论总结－－三大逻辑体系
轴心时代文明思维即是理性的逻辑思维，先哲们不仅凭借此种思维创造理性文化取代巫文化，而且总结了思维方式的进化，出现过三大逻辑体系：
a，古代希腊的亚里斯多德逻辑体系；
b,古印度逻辑－－因明体系；
c,古代中国墨辨逻辑体系。
五，从（形式）逻辑思维的特征看孔夫子的思维
“从亚里斯多德到现代逻辑，始终贯穿了一条基本的精神，这就是‘必然地得出’”（《逻辑的观念》王路）。形式逻辑的特征在于它的推理（论证）的必然性，前提必然蕴含着结论，它只从思维形式出发，只要符合形式逻辑规则、规律，从前提的真可以必然得出结论的真。推理的客观根据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关系（最广义的因果关系），是事物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日常的、最普遍、最常见的最简单的关系。（据冯契《智慧说》）
这种特征已然为我中华民族先哲墨家的《墨经》从理论上作概念性的把握，其依据的思维文本素材当然有儒家著作一大宗（墨子：公元前475年－公元前390年，孔子死后4年出世）。
“故，所得而后成也。 （《经上》）”“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若见之成见。（《经说下》）”
就是说：一现象产生所依赖的条件（原因），《墨经》名之为“故”。乙得甲而后成，那么甲就是乙的“故”。又分两类：a,“小故”,是一现象的必要条件。说“无之必不然”，例如，尺（表示一尺长的量具）必有两端，无端（两端的任一端）不成（其）为尺。b,一现象所依赖的条件的总和就是“大故”，“大故”才是真正的“故”，“大故”具备了，这现象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例如，“见之成见”，说的是，人的眼睛看见东西成为现实，这需要很多条件：人的目力、光线、对象与人目（眼）之间的适当距离等等。这些条件具备了，这人就一定见物（眼睛看见了东西)（据《墨经的逻辑学》沈有鼎）。
《<论语>子路第十三》正显示出建立在现代逻辑称之为必要条件关系、墨家逻辑称之为“小故”的基础上的连锁推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所得者，“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而后成者，“民有所措手足”（即知所进退，懂得区分该做与不该做）。无之（名不正）则不然（民不能知进退）。其间，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有所措，六个事项构成前因后果的连锁关系。连锁现象标志着逻辑思维的相当的成熟度。
六，从当代社会成员的认知发展看孔夫子的思维
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从个体认知发生的角度，对儿童智力及其发展进行了创造性研究，用心理逻辑的方法描述儿童思维的发展，从感知运动阶段（出生－2岁）经过前运算阶段（2－6、7岁）、具体运算阶段（约6、7岁－11、12岁）抵达形式运算阶段（14、15岁），这是世界性的规律。这是人类个体成长的精神意识、心智思维重演律的作用结果。（注：恩格斯有云：“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变体>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和他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一样。这就是黑格尔首先发现的关于概念的发展的见解。”）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受正常教育的社会成员莫不如此。有东瀛学者对所谓形式运算阶段作过如下描述：“如果“一切A都是B”的全称肯定判断的假设思维得到不断的发展，那么儿童就可以根据假设和条件进行复杂而完整的思维活动。例如，如果球停止了运动（P）是由于摩擦、空气阻力等（Q、R、S）那么，假如没有这些原因（不【Q、R、S】），球就不会停止它的运动（不P）。显然，这一命题是从物理学的力学的惯性定理抽象出来的。（【日】山内光哉《学习与教学心理学》）
这样的所谓“假设－演绎推理”就是皮亚杰的形式思维。这是当代思维正常发展的青年人以至成年人的思维特征。这里描述的是现代逻辑学所谓的充分必要条件推理，此类条件亦即墨家逻辑所谓的“大故”。孔夫子对于为政之道孰为先的思考，从一定意义上说，隐含如下意思：“名正、事成、礼乐兴、刑罚中” ，这就构成了“民知所进退、国家得治”的几乎全部条件，只不过正名属首要条件，而其他条件对于”正名与它的“国家得治”的这个终极目标又存在中介关系。于是有这么一段简洁明快的言简意赅的连珠体文字。
依现行的逻辑教科书的体例，对结果而言的条件细分为：1，充分条件，2，必要条件，3，充分必要条件。其特征也分别描述如下：1，有之则必然，无之未必不然；2，有之未必然，无知必不然；3，有之则必然，无知必不然。分类是细了，表述也清晰多了，还会符号化，数理化，更精确。但是笔者纵观各家形式逻辑读本，恰恰不谈：一个对象的必要条件的总和就是该对象的充分必要条件（这是理论的状态，实际上只能尽量抵达，所谓：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条件也要上，逻辑义即此）。比如，俗话有云：“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说的是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以火攻取胜曹操的条件。万事（或一件一件，或总体）与东风，分别是必要条件；即使万事皆具备，也还仅仅是必要条件，缺了“东风”这一个必要条件，还是不行；但是，如若万事具备加上东风劲吹，则孙刘具备了战胜的充分必要条件，历史正是如此演出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操的好戏的。读到这里，你不觉得现代教科书的内容，恰恰缺少了中国古代传统逻辑的灵气吗？笔者又发现这里灵动着的正是辩证的精魂！中华民族的智慧始终执着地托起“实用理性”，这或许就是中华文明历五千年不倒，尽管屡遇蹶跌而今日却仍能作猛然崛起之势的最最主要的原因。
结论就是：从这一典型章句可以看到，孔夫子的思维水平确乎达到形式思维（即抽象逻辑思维）的高度，且处于当时的世界的前列。与同时代的世界各地区的思想家媲美，毫不逊色。这个水平，基本上就是当代社会成员思维发展必须抵达的；只不过是与丰富的科学知识相结合的。这些知识，当年的孔夫子还不可能具有，但是隐于其间的智慧永远非今人所企及。仅就形式思维而言，我们也并不能因科学知识问题低估他的思维方式达到的高度。即使是当今高度发达的美国，据不完全统计，仍有25％左右的社会成员达不到形式思维的水平（一个很有趣的标志是，他们当然知道一个大饼分为两个“半只”；但也许不懂两个二分之一相加等于一。广西有位思维科学之友，谈他亲身经历过的文革期间的一件事，一天，一位工宣队员，一本正经地教训他这位数学教员，八分之一加八分之一，怎么等于四分之一呢？亏你是中专老师！也属于此类并非笑话的蠢事：当年，这些人等可是奉“最高指示”进入上层建筑“领导一切”的。）。而我们的孔夫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2500年前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抵达形式思维的高峰。尊之为“至圣先师”，仅此也可见，诚不为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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