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帝王教育及其影响
陈寒鸣
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浙江金华人，学者称潜溪先生。他出自婺州，是位在婺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儒家学者。婺学渊源深厚，内涵丰富。早在南宋孝宗时代，金华（婺州）即有唐仲友、吕祖谦等著学者。唐仲友主张经世致用而与理学异趣，政治上亦受朱熹排挤，可以称为陈亮、叫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的同调。他曾揭“务实”之帜，明确认为：“为学之道，在于务实。而专心务实则可用，专心则有功。此学之大要也。”（1）吕祖谦承“中原文献”（关洛之学）余绪，别立学派，递传不替，“与岳麓之泽，并称克世”（2）。此外，朱熹曾在著名的丽泽书院讲学，接引弟子，传播理学，徐侨、叶由庚、杨与立、王翰等亲聆其教。其后，由朱熹高足黄幹授学的何基及其弟子王柏、柏弟子金履祥、履祥弟子许谦等，前承后继，形成金华朱学之统绪，被称为朱学之世嫡。又，杨简、袁燮、舒磷、沈焕四位甬上学者所传播、发展的陆九渊心学在婺州也很有影响；陈亮、叶适的浙东事功学派在这里亦代有传承。这样，长期以来，不同学派的学者们既相论辩又互有吸纳，遂使婺学具有自身的传统特色。宋濂承受着婺学传统的深刻影响，他对有着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特点的婺学称诵不已，如谓：“窃惟东莱（吕祖谦）以中原文献之传，倡鸣道学于婺，丽泽之益近沾远被。龙川（陈亮）居既同郡，又东莱之从表弟，虽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之同，反复摩切之，其论议或至夜分，要不为不至也。止斋（唐仲友）留心于古人经制、三代冶法，虽出常州（薛季宣）者为多。至于宋之文献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国者，亦东莱亹亹为言之，而学始大备。考其一时学术人材之盛而能照耀于古今者，不归之朋友讲学之功抑岂可哉？”（3）宋濂与婺学关系至为深密，明人杨维桢在《宋文宪公全集序》中将宋濂视为婺学的集大成者：“余闻婺学在宋有三氏：东莱氏以性学绍道统说，悦斋（唐仲友）氏以经世立治术，龙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见于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于实践而取信于后之人，而无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于诸治术，以超继三氏于百十年后，世不以归之柳（贯）、黄（潜）、吴（莱）、张（子长），而必以宋子为归。”
宋濂是位经世致用精神很强的学者。他曾在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下提出“真儒在用世”之说，认为：“夫《五经》、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成效存焉。其君尧舜禹汤文武，其臣皋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义礼乐、封建井田，小用之则小治，大施之则大治，岂此浮辞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顾切切然剽窃模拟其辞为文章，以取名誉于世。虽韩退之之贤，洒勉其子亦有经训蒈畲之说，共意以为经训足以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于学经矣乎？学经而止为文章之美，亦何用于经乎？以文章视诸经，宜乎陷溺于彼者之众也。吾所谓学经者，上可以为圣、次可以为贤，以临大敌则断、以处富贵则富、以行贫贱则乐、以居患难则安，穷足以为世法、达足以为生民准，岂特学其文章而已乎？”（4）但是，他虽主张人生存于世便应于世有补，即便死了，也应有闻于世，其本人更始终念念不忘“加德于世”，在出处问题上却很是谨慎。元末，宋濂即以诗文藉然著闻，知名于时，故至正九年（1349年）有大臣将他荐于朝，擢将仕郎、翰林兼国史院编修官，但他认为：“君子之任，道也。用则行，舍则藏，……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弗屈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5）故其既知世乱，非行道之时，遂固辞不就，入仙华山小龙门当道士，并易名玄贞子、署其号曰仙华道士，读书著述，探究“天人之理”，多所创获。宋濂尝曰：
古之人非乐隐也，隐盖不得已也。伊尹躬耕于有莘之野，傅说避世于版筑之间，太公望渔钓于渭水之滨，若将终身焉。及其三聘之加，审象之求，后车之载，遂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功烈卒至于此之盛也。隐岂其本心哉！过此以往，若四皓、若严陵、若诸葛孔明、岩李泌，虽其才不能尽同，然皆足以表暴于一世。古之人非乐隐也，盖不得已也。（6）
可见，他是以古之隐者孔明等自比，“非乐隐也，隐盖不得已也”，实则待时而出，行道于世，故其“屈”乃是“伸”的前奏，“隐”是为出而用世作准备。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遣使樊观礼聘宋濂及刘基、章溢、叶琛，宋濂以为“大乱极而真人生，今其时矣”（7），遂欣然至应天应聘，由山林正式步入廓庙。他从此日受宠信，不断升迁，历任赞善大夫、翰林院学士、知制诏、《元史》修撰总裁等。朱元璋常向他垂询国事，尊同国师，对其说：“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莽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8）宋濂在明初政治、文化生活中影响甚大，《明史》本传称“一代礼乐制度，濂所裁定者居多”。全祖望《宋文宪公画像记》谓其“以开国巨公，首倡有明三百年钟吕之音”（9）。
在朱元璋创立并巩固明专制王朝过程中，因欣赏宋濂的学说思想、“诚然无欺”的品格及对自己的耿耿心，特用其为太子师并以之为己师，而宋濂亦充分利用这个身份，剩辅导朱元璋长子标和元璋向其垂询之机，极力用儒家思想影响他们，以便通过当今皇帝及未来的皇帝实现自己的政治理论亦即儒家的治国思想。尽管朱标早卒未能即位，而宋濂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冬因长孙慎牵连进胡惟庸案而遭株连，并于次年五月二十日在流放地茂州（治今四川北部茂汶羌族自治县）含冤自杀，但不仅他对朱元璋父子的思想影响仍在，而且更在洪武施政实践中发生了作用。因此，宋谦因其成功的帝王教育而使其政治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了一席重要地位。
朱元璋十分重视对其接班人的培养。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任宋濂为江南儒学提举（或作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儒学提举司提举），并命年仅6岁的长子朱标从濂习经学。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立朱标为世子，仍命宋濂教其经学。自洪武元年立朱标为皇太子后，元璋诫其曰：“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10）故更加重视对他的教育，不仅勉其好自为之，且于洪武元年下令在官中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置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及诸王，选才俊之士充伴读，还于洪武五年（1372年）特命宋濂为太子赞善大夫，任其专负教导太子之责。
宋濂不负朱元璋所望，依据元璋旨意而悉心以其学教诲太子。如朱元璋既要求注重对太子的品德教育，用儒家思想正确引导、规范太子，使之不为私欲所蔽，又要授太子以切灾有用之学，谓：
盖师者，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国家天下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导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11）
宋濂据之而对皇太子反复讲授二帝三皇相传“心法”，“申明正心冶国之要”（12），以期其仍用儒家思想、尤其是理学规范自己的行为，“动合至道”，以便将来做一个合乎圣道的好皇帝。及至致仕还乡之际仍在给皇太子的《谢恩笺》中谆谆教诲道：“臣闻古圣人有言曰：‘为君难。’其所谓难者何也？盖以四海之广，生民之众，受寄于一人，敬则冶、怠则否，勤则治、荒则否，亲君子则冶、近小人则否。其机甚微，其发至于不可遏，不可不谨也。所以二帝三王相传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诚，无非用功于此也。治忽之间，由心之存何如耳。……恭惟皇太子殿下仁孝温恭，出言制行，动合至道，中外无不仰望，而臣犹以二帝三王相传心法为言者，诚以为君难也。”（13）又如，经过元明之际由乱到治社会转折的朱元璋，深知百姓生存状况及民心向背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故其尝言：“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大乱未平，民多转徙，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14）他当然希望嗣君也能懂得这道理。宋濂据之而在对太子的教育中特别注重灌输儒家的“民本”思想，还在为皇太子所作画的题跋中说：“国以民为本。而民之至苦，莫甚于农。有国家者，宜思悯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见于斯，尝请于朝，欲绘农夫、红女劳勖之状，揭之宫掖，布之威里，使六宫嫔卿、外家近属知衣食之所来。盛矣，其用心也。”（15）
元至正二十年以来的十余年间，宋濂为培养皇位继承人，教导朱标呕心沥血，竭尽心力。朱元璋称其任太子赞善后“尤多辅导之功”，又称其“当朕创业之初，即入春宫训我储贰，则温文之资，实由辅导”。可见，洪武帝对宋濂这位太子师的工作是很满意的。
在中国历史上，以布衣起事而成功地开创了一代帝王之业的，大约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刘邦以马上得天下，又以《诗》、《书》安天下而出名，朱元璋所不同者，是他居马上抢攘天下之时即已注意《诗》、《书》，重视发挥儒家学者的作用。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说：“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儒士们不仅帮朱元璋出谋划策，助其得天下、坐天下，而且更给予其很大的思想影响。正是在儒士们的影响之下，朱元璋研读经史、学写诗文，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领悟并能娴熟运用儒家、法家的治国施政之术。
朱元璋延聘并信用的诸多儒士中，刘基和宋濂最为突出。他们初为朱元璋所用，即对其寄予厚望：宋濂深感朱元璋是他理想中的英明君主，始终以“事君如事天”（16）的心态侍奉元璋；刘基亦是如此，以帝王事功期于始见之期，希望朱元璋成为当代刘邦，使天下由乱而治。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迎小明王至滁州，“中书省设御座将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刘基大怒，骂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遂不拜。适上召基，基遂陈天命所在，上大感悟”（17）于是，“御座不拜，遂辄龙凤年号”（18）。朱元璋对他们亦甚信用，屡称刘基为“吾子房也”（19），而待宋濂则如帝师，《明史》卷一二八说：“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濂则从容铺导，于开国之初，敷陈王道，忠诚恪慎。卓哉，佐命臣也！”
宋濂确是以“帝师”身份出现在朱元璋面前的。元璋曾问宋濂“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以对。《大学衍义》乃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所著的一部疏解《大学》的理学典籍，内含许多修身、齐家、冶国、平天下的道理。在真氏看来，《大学》乃“君天下之律令格例”，“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并谓：“为人君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朱元璋很认同真德秀的观点，对其所著《大学衍义》极为重视。吴元年，金陵宫殿落成，他不尚雕锦，却特命侍臣将《大学衍义》大书于殿两庑之壁，说：“以此备朝夕观览，岂不胜丹青乎？”（20）并亲率文武大臣听宋濂讲解此书。宋濂还向朱元璋积极推荐《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据《明史·宋濂传》，朱元璋曾津津有味地向杀濂“口释”古代兵书《黄石公三略》，而宋濂却认为帝王的兴趣不应放在这类书上，儒家经典对帝王的意义远胜于《黄石公三略》，故其对朱元璋称《尚书》中《尧典》、《皋陶谟》等皆有关治国的“大经大法”，又谓：“《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希望朱元璋留意研读儒经。正是在宋濂这位“帝师”的循循善诱下，出身寒微，并无多少儒家文化修养的朱元璋，注重对于儒家学说的研究，甚至能对儒学和儒经提出点心得之见。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21），并亲为之作注，谓：“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冶之道，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彀，原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为惕然。”（22）他“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从而认识到孔子所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23）
除向朱元璋积极推荐儒家经典外，宋濂又向其强调“养心”、“治心”、“去欲”、“持敬”等理学思想的重要性。在某次去郊外“方丘”祭祀地祗时，朱元璋突觉心神不宁，善于随事纳忠的宋濂从容谏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则心清而身泰矣。”（24）这表明“帝师”宋濂力图通过自己的影响，以程朱理学规范朱元璋，将其行为纳入儒家思想轨道。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已致仕还乡的宋濂入京朝见。朱元璋在刚为其建成的观心亭接见宋濂，并说，人心易于放纵，难于约束自检，筑此观心亭，即为“养心”用，“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25）事后，宋濂在奉旨撰作的《观心亭记》中写道：
……《书》有之：惟天无亲，克敬为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曰敬、曰仁、曰诚，皆忠心所具，非由外铄我也。……治忽之几，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帝）乾乾终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统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屡应，斯皆观心之明验。古先哲王相传心法，所谓“精一执中”之训，亦不过此。……虽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愿陛下存神内居，常如亭中时，则心与天为一。（26）
按：“精一执中”语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孔安国《尚书正义》释曰：“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宋代理学家则将之奉为圣学“心传”的十六字诀。宋濂据之阐论，意在希望朱元璋做到理学家讲求的“敬静”修养，心志纯一，常如在观心亭中时，用祭祀天地、宗庙、社稷时的虔敬、恭肃心态来对待和处理政事，如此则可达到“心与天为一”的境界。又，据郑楷《行状》，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上御西庑，大臣皆侍坐。上指《衍义》（真德秀《大学衍义》）中言司马迁论黄老事，令先生（宋濂）讲析，俾在座者听之。先生既如诏，复言曰：‘汉武嗜神仙之学，好四彝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罚以震服之。臣以为人主能以义理养性，则邪说不能侵；兴学校教民，则祸乱无从而作矣。刑罚非所先也。’上谓先生曰：‘朕之为君，上畏天也，下畏兆民，兢兢业业，不敢自逸。’先生对曰：‘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谓此尔。愿陛下慎终如始，天下幸甚。’”
宋濂更经常向朱元璋宣传儒家的“民本”思想。他反复对朱元璋讲民为邦本、得民心得天下等道理。如当朱元璋赏赐群臣之时，宋濂即借题发挥道：“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服，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27）元末社会生活的亲身体验，加以宋濂等的引导，使朱元璋接受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朱元璋在东阁听宋濂、王祎等进讲《大学》传之十章，至“有土有人”章，宋濂等反复讲解以示强调。朱元璋亦有所悟，并当场谈了他的心得：“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28）
尽管朱元璋深受宋濂思想影响，但他们君臣的政治思想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朱元璋接受儒家“民本”思想传统影响，屡言：“得乎民心，则得乎天心。”（29）而宋濂则在元末发展儒家“民本”思想传统，提出与汉儒董仲舒“君权天授”论相对立的“君权民授”说：
有民斯有国，有国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则君，舍之则独夫耳，可不畏哉？（30）
两相比较，宋濂之说显然更具人民性，开后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以民为主而以君为客之论的历史先河。当然，宋濂虽然认识到君权不是来自君而是来自民，“民”是“君之天”，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与“王权支配社会”的政治架构根本对立的民主政治体制。至于其本人到明初便绝口不再发出此类论议，而只能老老实实地以“事君如事天”的仆妾心态侍奉洪武皇帝。即便如此，这位曾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儒者，最终仍逃脱不了冤死于谪贬之所的悲剧命运。
［注释］
（1）《悦斋文钞》卷八《学论》。
（2）《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
（3）《宋文宪公全集》卷四十六《跋东莱止斋与龙川尺牍后》。
（4）上书卷三十二《经畲堂记》。
（5）上书卷五十一《龙门子凝道记上·采苓苻第一》。
（6）上书卷五十二《龙门子凝道记下·越生微第九》。
（7）袁袤：《皇明献实》卷二《宋濂》。
（8）据郑楷《潜溪先生宋公行状》，见《宋文宪公全集》卷首二。
（9）引自《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
（10）宋濂：《洪武圣武记·正大本第二》，见《胜朝遗事初编》，道光壬寅楚香书屋刻本。
（11）《明太祖实录》卷四一。
（12）郑楷：《潜溪先生宋公行状》。
（13）见《宋学士文集》附录。
（14）《明太祖实录》卷一九。
（15）《宋学士文集》卷三九《恭题豳风图后》。
（16）上书卷八《复古轩记》。
（17）《明太祖实录》卷八。
（18）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八《浙三大功臣相赞》。
（19）《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20）袁燮：《明通鉴》卷九。
（21）《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22）上书卷二十。
（23）《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
（24）《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25）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
（26）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二。
（27）《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28）《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九。
（29）上书卷二十四。
（30）《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七《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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