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开国君臣政治思想概述
陈 寒 鸣
公元1368年，“淮右布衣”朱元璋削平与之并时起事的群豪，又推翻元廷统治，竖基称帝，建立了明朝。在夺取天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明开国君臣形成其有着自身特色的政治思想。
总结元亡教训，建立并巩固、完善新生政权，这是以朱元璋为核心的明开国君臣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朱元璋多次告诚大臣要以亡者为鉴，尤其要以元亡为殷鉴，认真总结其覆亡的教训。如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朱元璋要群臣“试言元之所以亡与朕之所以兴”，刘基等人谈了各自的看法后，朱元璋说：元朝末年，“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以致覆灭。（1）同年十二月，朱元璋又要侍臣谈论“元氏之得天下与所以失之之故”。侍臣们众说纷纭，元璋认为其所言皆未得要领。他认为：“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2）既然元之失天下与“委任权臣”有关，故而朱元璋为防大臣专权、蒙蔽国君而大大加强了君权。他取汉、唐、宋政制之善而去其弊，在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及六部，地方设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州、县。为进一步加强君权专制，洪武十一年（1378年）禁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被诛，遂罢中书省，分其权于六部，由皇帝总揽；又以大都督府权太重，改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卫所。《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铨衡典·官制部》对此评曰：“圣祖见秦人弄权之祸而罢丞相，惩元人逞乱之辙而革中书省；吏部列于六部，所以防其自专之渐；五府参乎兵部，所以诏其相制之权；都察院与六卿为伍，振风纪也；大理寺与刑部制衡，重民命也；御史不属太宰、六科不列于他官，使得自达，而作其敢言之风也；至于尉、院、寺、监并列于内，都、布、按司错置于（外），府、州、县、卫分隶其间，文武相参，上下交制。盖遵《周官》之法而酌其宜，取汉、唐、宋之善而去其弊，可为万世法矣。”确实，明代王权支配社会的政制较历代完密，后为继起的清朝所沿袭。
被朱元璋倚为股肱之臣的刘基尝进言：“自元氏法度纵驰，上下相蒙，遂至于乱，今当维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元璋则谓：“夫经丧乱之民，思治如饥渴之望饮食。创残困苦之余，休养生息犹恐未苏，若更殴之以法令，譬以药疗疾而加以鸠，将欲救之，乃反害之。”并说其淮右起兵以来，见横罹锋镝者多，常恻然于怀，故思“今民丧乱，犹出膏火之中，非宽恤以惠养之，无以尽生息之道”。（3）朱、刘君臣看法似有不同，但实际上他们谈论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朱元璋讲的是“治民”，主张恤民、安民，刘基讲的则是“治官”，主张用重法整肃吏治。其实，一方面，曾写诗认为死里求生的元末人民是为争取自己生存权利而啸聚造反的刘基（4），在“治民”问题上自然与朱元璋恤民、安民的主张不会有二致；另一方面，刘基固然始终主张“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5），而朱元璋也一向认为元失在宽，为防重蹈覆辙，须行猛政：“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6）他对皇太孙朱允炆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7）故史家称其“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8）。可见，在“治官”问题上他同刘基一样也是主张法用重典的。
需要指出，明开国君臣所强调并施用的严刑重典，打击的重点对象乃是贪赃枉法的官吏。元自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开始，政治素质便日益下降，政治肌体亦随之败坏。腐败之风盛行于天下，自帝王而至各级官吏急遽地暴露出各种腐朽性。适至元末，官吏贪污，“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这使国家机器运转失灵，统治危机不断加重，难怪叶子奇叹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9）宋濂曾通过总纂《元史》探究元亡的原因道：
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驰，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10）
起自社会下层、了解民间疾苦的朱元璋亦深知贪墨之吏害民，从而激起民众奋起抗争是导致元亡的重要原因，故其痛恨贪官污吏，要“以极刑处之”（11）。立国初，他既告谕天下州县官：“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天下始定，才力俱困，夫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12）希望他们清廉自守，“约己而利人”，不要做贪官，“胶人而厚己”（13）；又下令“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14），并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复职，书过榜其门，使自省；不悛，论如律。”（15）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毫无宽贷，十分严厉。据明律，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还要“剥皮实草”（16）；受贿枉法1贯以下者杖70，每5贯加一等，20贯杖60、徒1年，45贯杖100、流2000里，满80贯即处绞刑（17）；监守自盗，1贯以下杖80，7贯500文杖60、徒1年，20贯杖100、流2000里，满40贯处斩（18）。又规定官吏外出乘坐官府的车、船、马匹等，携带私人物品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如乘官车官船者，私载物不得超过30斤，违者轻则笞10下，重则杖70。（19）明初，一批又一批贪腐官员被绳之以法，如洪武九年（1376年），“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万数”（20），可见被查出并置于法的贪吏数量之大。然而，尽管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并取得一定成效，洪武朝“吏治多可纪述”（21），却并未能彻底根治腐败。在他惩贪肃治之时，“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严，奸弊迭兴”，“赃吏贪婪如蝇蚋之趋朽腐，蝼蚁之慕腥膻”（22），而到他死后不数十年的永乐朝，更是“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23）。何以会如此？关键原因在于朱元璋建立的只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王朝。在这王朝中，权力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分配中的最一般的等价物，只要有了权，一切东西都可以源源而来。踞于这王朝最高地位的帝王利用其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攫取了最为充分的经济利益，以天下恭养，为其服务的各级官吏自然也要分一杯羹，想方设法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获取丰富的经济利益，故而终明之世，“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过于吏部”（24）。
明开国君臣的政治思想深受儒学传统影响。刘基、宋濂等所提出的政论本就属于儒家政治思想，自不待论，朱元璋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了儒学，故其政治思想表露出明显的儒学印迹。他视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为“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25），故而对之特别重视，并在实际生活中注重发挥儒家伦理的教化作用。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深知民心向背、民势兴衰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所以，他“厚民生而重民命”，把“敬民”、“重民”、“爱民”、“尊民”、“安民”、“恤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增强国力作为基本治方略。他不仅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而且还将“恤民”与“事天”相联系，提出“事天必先恤民”之说，谓：“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于君，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说：“为人君者，父天母地于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不苍生也。”（26）这样，朱元璋就不仅将“恤民”与“事天”相提并论，而且更以“恤民”为“事天之实”，认为只有“恤民”，才能真正体现“事天”、“敬天”之诚意。当然，作为专制君主，朱元璋所维护的绝非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也只能会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其统冶价赖以依存的基础是以贪刮暴虐为本质特性的封建官吏，这就本质地决定了他“敬民”、“重民”、“爱民”、“尊民”、“安民”、“恤民”思想每每流之于形式，而绝难真正付诸实施。事实上，当时“有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27），农民税役仍很严重，以至出现“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28）的状况。这并不奇怪，因为口头上的思想宣言与实际上的具体操作、形式美妙的政策原则与现实严酷的政治实践的严重背离，本是君主专制政冶的基本特点之一。由此进而论究，洪武皇帝朱元璋其实只是、也只能是以实用主义的“帝王之学”眼光来看待儒学，而这又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学在王权专制政治体制下的必然命运。他之所以称道孔子“德侔天地，道合四时，删述之功，万世永赖”（29），“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30），并认同儒家的“重民”、“仁政”之说，是因为他充分注意到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的确存在着有利于巩固其专制王权统冶的思想因素。对于这位中国历史上把君主专制统治推向极端的开国帝王来说，他实际上只是将儒学当作愚民之治术。他始终坚持以三纲五常维系社会一一人伦秩序，经常诏告臣民：“为人臣必忠，为人子必孝”（31）；“修己行仁，以为时君之用”（32）；“圣贤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33）。并特命大学士吴沉等以“敬天”、“忠君”、“孝亲”为纲，踩儒经之言为主，编成《精诚录》，颁示臣僚，为他们提供行动指南。在他看来，“孝”是“忠”的基础，“非孝不忠，非忠不孝”，“所以忠于君而不变为奸恶者，以其孝为本也。”（34）朱元璋还强化礼法以整顿君臣纪纲，认为“礼法”乃“国之纪纲”，而元末所以会“人心涣散”、“天下骚乱”，就是因为“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故其为帝后反复强调“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指出：“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35）他还依据礼法规定，明确臣民等级名分，严明号令，提出君主“驭臣下以礼法，臣能驭吏卒以体上”（36），从而形成上下一贯、高低贵贱尊卑等级秩序井然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便使君主权力、意志的贯彻执行得到制度上的保障，使君主具有绝对权威。
自春秋战国以来，士人都自觉地把自己视为臣仆，素来认为必须有圣王才能治天下，没有圣王，社会将会一团黑喑，故其时刻都期待着明君圣王。刘基、宋濂等也是如此，他们不仅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而且更将朱元璋视为其心目中的圣主，以事天之心侍奉着，为巩固和维护朱明王朝统治竭尽全力。而朱元璋对待这些儒士亦如对其他人一样，只是视为臣仆，只有当他们为己所用时才有存在的价值；若不为己用便没有生存的价值。他深知儒士有助于其创立政权，故在开创帝业的过程中大力吸纳各方儒士，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却严禁各级将官私自任用儒士，绝不允许儒者在将官周围议古论今，以免二者结合会影响其已经取得的权力，同自己分庭抗礼。立位称帝后，他对不受征聘，拒绝与其合作的儒者更不惜以严刑峻法予以制裁，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37）。御制《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记载夏伯启叔侄之事道：
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名，人各截去左手大指，拿赴京师。朕亲问之，
谓曰：“昔世乱，汝居何处？”对曰：“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曰：“家
小挈行乎？”对曰：“奉父行。”曰：“既奉尔父行，上高山峻岭，下深沟陡涧，还用手
扶持乎？”曰：“扶持”。曰：“自后居何处？”曰：“红寇张元帅守信州，伯启还乡复
业。”曰：“向后何如？”曰：“教学为生至今”。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
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体而已，其保命在君。……尔伯
启言红寇乱时，意在他忿，至于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今尔不能
效伯夷、叔齐，去指以食粟，教学以为生，恬然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尔身何将
怙恃？”伯启俯首默然。噫！朕谓伯启曰：“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
所怙恃者，君也。今去指不为君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
以绝狂夫愚妇仿效之风。”而伯启无对。（38）
朱元璋还说：“‘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39）
洪武初年，国基方稳，朱元璋为维护其绝对专制的君主权力，便大肆杀戮功臣元勋，同时对儒士文臣充满戒心。他屡兴文字狱，致使一般文臣无所适从，赵翼对之记曰：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朝
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
亮为海门卫作谢增禄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
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
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
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
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
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
诛；毫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
为本府作万寿表，以“体法乾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
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
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
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
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
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
帝乃自为文播天下。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
曰：“汝用‘殊’字，是谓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
我而不能也。”遂斩之。案：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
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40）
朱元璋“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绝非由于听信勋臣的搬弄是非之言，而是由其专制君主的本性所决定的。他对那些追随多年，出生入死地为其建功立业的儒者不也是很猜忌吗？如刘基，在朱元璋打天下的过程中，“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治平”，乃“运筹帷幄”之“佐命臣也”（41）。而既定天下，位居九五，朱元璋便无法忍受昔日言听计从的刘基的刚直了。尽管“子房”刘基深知共患难易、同安乐难，早在洪武元年八月就决定辞官归里，但朱元璋对他或召或放，始终不甚放心。洪武八年三月，刘基病势沉重，朱元璋夺其俸禄，迫令归老还乡，并在《御赐归老青田诏书》中以威胁口吻写道：“君子有云，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42）。这就难怪李贽要评道：“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顾寝薄，以刚放”（43）。朱元璋还以特务手段监视儒臣。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44）这种做法，开启了后来明廷专设东厂、西厂等机关，恣意实施特务政治的先河。而时刻遭受严密监控的儒臣们，则必然会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儒士，虽竭力敛其锋芒，却仍不免遭致摧折，如原来狂放不羁的高启，入明后即明白表示：“近年稍谙时事，旁人休笑头缩。赌棋几局输赢注，正似世情翻覆。思算熟。向前去不如，退后无羞辱。三般检索：莫恃微才，莫夸高论，莫趁闲追逐”（45）。但他最终还是被朱元璋扣以交涉官员不守规矩的罪名而被腰斩于南京。生活于这样一种政治情境之下的儒者文士动辄得咎，居官委实不易。袁凯，字景文，别号海叟，松江人，以诗文名世。诗宗杜甫，每有佳作，《客中除夕》、《京师得家书》尤为世人传诵。洪武朝任御史时，朱元璋欲杀某人，皇太子出面苦苦求情，元璋问袁凯意见，凯对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东朝释之者，心之慈。”元璋怒责其“持两端”而投入大狱，后虽获释，仍被讥斥为“东海大鳗鲡”（今日“老滑头”之谓），不时遭元璋侮谩。袁凯深知长此以后难免不测，遂处心积虑归隐。他先装中风，朱元埠见状，说凡中风者必麻木不仁，“命以钻钻之，凯忍死不为动”，元璋以为他真的病了，嫌其“踏茸不才”，放归田里。袁凯归隐后，为避祸而用铁索锁项，自毁形骸。朱元璋果然对其不放心，派使者以诏起其任松江儒学教授为名前来察看动静；袁凯睁大眼睛看着使者，唱《月儿高》一曲，且在田野间爬行，津津有味地吃猪、狗屎。使者回京向朱元璋禀报后，元璋以为袁凯已成废人，终不再过问。而实际上他是“使家人以炒面搅沙糖从竹筒出之，状类猪犬下。”（46）洪武专制，屡兴大狱，儒者文士尤易罹祸，这就难怪袁凯要挖空心思地装疯以求自保活命了。
开国辅佐文臣中，朱升是清醒认识到必然会与朱元璋发生紧张关系的罕见人物。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兵下徽州，因素闻朱升名而效法三国时刘备亲顾茅庐的故事，亲临朱升隐居之所，“潜就访之，升因进三策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47）加入朱元璋军后，朱升礼夭征伐之议赞画居多，不仅在军事上积极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还在刀箭丛中救过朱元璋的命，并在文治方面为朱元璋制礼作乐，建立完善政权机制，直至正式创建新王朝，把朱元璋捧上九五之尊的皇位。当功臣受封、加官进爵之时，朱升这位追随朱元璋14年的老元勋却“请老归山”，要求重返林泉。朱元璋本“欲锡以爵士”，朱升“固辞不受”，说：“臣后人福薄，不敢叨天恩也！”元璋谓：“卿子几何？即不受吾爵，独不使辅朕乎？”朱升“涕泣下，哽咽对曰：‘臣一子名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臣所止人不令其仕者，恐他日不得老死牖下也。’”元璋怒曰：“恶，是何言欤！肤与卿分则君臣，情同父子，何嫌何疑而虑及此乎？”朱升道：“非臣过虑，数固然耳。但愿陛下哀念老臣，臣子不免，赐以完躯幸矣。”朱元璋见其老泪纵横，“亦为之恻然，因与朱同免死券以慰之，驰驿送归”。（48）辞官归隐的朱升，于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寂寞逝去。而其独子朱同的下场却被他不幸言中了，终死于朱元璋之手。早在朱元璋进军浙东初期即立下军功的朱同，明初官至礼部侍郎。他善诗，“文才武略、图绘丹青，无所不精，时称为三绝”（49）。“禁中画壁，多所题咏”（50）。有一次，朱元璋命他题诗赐宫人，“忽御沟中有流尸，上疑同挑之，将赐死，因念允升请，使自缢”（51）。朱升的隐退及其子的悲剧，并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是朱元璋个人品质所致，源远流长的王权专制主义传统是注定要不断制造出这类悲剧的。
笃信圣道的儒家学者，素来以积极用世、勇于任事的精神生存于世。但在传统君主体制下，他们并不能够独立地用世行道，实现其“修已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52）的抱负，而必然地要与现实的王权政治发生有机的内在关联。晚明东林巨子高攀龙说：
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河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
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实念实事，在天地间，凋
三光敝万物而常存。其不然者，以百年易尽之身，而役役于过眼即无之事，其亦愚
也哉！（53）
可见由儒家外显出来的经世行道的精神不难发现其内中蕴含着的是儒者对现实王权政治的强烈的依附性。在政治昏暗、社会纷乱之时，儒者们以“独善其身”的心态退居林下，一旦时机适宜，他们就又都投奔明主，以期施展“兼济天下”的抱负。而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个人的生死荣辱，或者是其事业上的成败利钝，儒者都与现实政治戚戚相关。至于君主一面依靠着儒臣，一面更看重专制权威；既欲借儒道以自重，更惧儒者持“道”压“势”，形成对专制皇权的抗衡力量。故而其理想中的君臣关系当如明成祖朱棣所说：“若使进言者无所惧，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54）。总之，儒者以君主为行其“道”的载体，而君主则不过把儒者看作是行其“势”的工具而已。儒家学者与专制君主，或者说，儒者笃信的“道”与君主把持的“势”，由此而形成既具张力、又不可分解的复杂关系。就孔、孟以来的儒家来说，最理想的自然是出现“圣王”即以“圣者”为王，以使君与自身的关系——“道”与“势”关系人格化的体现——不至于紧张，但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于是，儒者又不得不或者通过其“格君心”的努力以“致君尧舜”，或者坚持挺立儒者人格，试图以“圣人之道”对抗帝王之势，如明儒吕坤谓：“公卿争议于朝，曰天子有命，则屏然不敢争议矣；师儒相辩于学，曰孔子有言，则寂然不敢异同矣。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性，则天子不能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伸。然则理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渚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南面也。”（55）“格君心”以“致君尧舜”不易，以“道”抗“势”更难，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试看《明史》卷一三九《王朴传》所记：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本名权，帝为改焉。除吏科给事中，以直谏忤
旨罢，旋起御史，陈时事千余言。性鲠真，数与帝辩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
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
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之？臣今日愿速死耳！”
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
也！”竟戮死。帝撰《大诰》谓朴诽谤，犹列其名。
同传又记与王朴同科的张卫，尽管曾因奏议恺切而由礼科给事中升礼部侍郎，并以清慎见褒，且载于《大诰》，然终“亦以言事坐死。”此外，李仕鲁，字宗孔，濮人，从鄱阳朱公迁学，得朱熹理学之传，朱元璋素闻其名。“洪武中，诏求能为朱氏学者，有司举仕鲁入见。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见晚也？’除黄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试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闻，十四年命为大理寺卿。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矣。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升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汶辉疏言：‘古来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缁流俭夫乃益以谗闻，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与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彦，则太平可立致矣’。帝不听。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邃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悴搏之，立死阶下。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以荐授礼科给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数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56）如此等等，难以尽举。朱元璋既任用儒者，又对之百般疑忌、甚至“摧辱”；既藉儒道巩固、维系君权，更以帝王之势压抑、钳制儒家学者所信守的圣人之道（57）。这生动而又具体地体现了整个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史的一大特点。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2）上书卷五九。
（3）上书卷二九。
（4）《刘基集》第二十卷收有《感时过事十首》，其第九首云：“惟民食为命，王政之所先。海鹾实天物，厥利何可专？贪臣务聚财，张罗密于毡。厉禁及鱼虾，卤水不得煎。出门即陷阱，举足遭缠牵。咆哮用鞭棰，冤痛声相连。高牙开怨府，积货重奸权。分摊算户口，渗漉尽微涓。官征势既迫，私贩理则然。逐令无赖儿，睚眦操戈铤。出没山谷里，陆梁江海边。横行荷集篥笼，方驾列船舷。拒捕斥后懦，争强夸直前。盗贼由此起，狼藉成蔓延。先王务广德，如川出深渊。外本而内末，民俗随之迁。……”（《刘基集）第36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皇帝手书》，见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一。
（6）《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7）上书卷九三《刑法志一》。
（8）同上。
（9）《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10）《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二》。
（11）《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
（12）《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帝纪部·明二》。
（13）《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
（14）《明太祖实录》卷六九。
（15）《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
（16）据赵翼《廿十二史札记》卷三三《明史·重惩官吏》。
（17）据刘惟谦等《大明律附条例》卷二三《受赃·官吏受财》。
（18）上书卷一八《监守自盗仓库钱粮》。
（19）上书卷一七《兵律五·乘官蓄产车船附私物》。
（20）《明史》卷一三九《萍宣可传》。
（21）上书卷一四0魏观等传赞。
（22）叶盛：《水抄日记摘抄三》。
（23）《明史》卷一六四《邹缉传》。
（24）赵南星：《再剖良心责己秉公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九。
（25）《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
（26）《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八。
（27）《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28）上书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29）《阙里广志》卷一四。
（30）《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八。
（31）《明太祖集》卷第二《谕福建承室布政使习参政魏鉴瞿庄诏》。
（32）上书卷第十六《述非先生事》。
（33）同上《相鉴贤臣传序》。
（34）《明史》卷一三七《吴沉传》。
（35）《明史》卷五十《礼志四》。
（36）《明通鉴》卷三。
（37）《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
（38）见《全明文》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02——703页。
（39）见上书第706页。
（40）《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
（41）《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42）见《诚意伯文集》卷一。
（43）《续藏书》卷二《开国名臣·刘基》。
（44）《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45）《摸鱼儿·自适》，见《高青丘集》第9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6）据陆深：《金台纪闻》。
（47）《学土朱升传》，见《朱枫林集》卷九。
（48）《明书》卷一四三；《朱枫林集·附录·翼运绩略》。
（49）《覆瓿集》卷八。
（50）《双槐岁抄》卷一。
（51）《寄园寄所寄》卷十一；《休宁县志》卷二四引《稗史》。
（52）《论语·宪问》。
（53）《高子遗书》卷八上。
（54）《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55）《呻吟语》卷一《谈道》。
（56）《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
（57）朱元璋如此对待儒家学者，在当时已使不少文臣诈死佯狂而求解职，令儒士战战兢兢而导致哀叹悲伤的情调。其后，燕王朱棣夺位称帝后，对待儒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百般摧折，这使儒者“中情无限凭谁诉，安得因风达九霄？”（黄淮：《省愆集》卷下《言志》）对有明一代儒者文士的人格、心态以及士风士气有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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