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与宋学的开端
陈 寒 鸣
北宋仁宗皇帝是在各种社会矛盾发展到相当尖锐，外患内忧接踵而来的背景下亲政的。欧阳修概括而又很深刻地描述其时社会情势道：
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极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需者财用，今财用乏矣。（1）
稍稍具体点说，就是外有西夏的入寇、辽朝的勒索，内则有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官吏们茍且偷内，民变、兵变纷起，水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不断，国家财政拮据。面对宋廷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仁宗本期望执掌朝政的公卿大臣们能提出对应之策，但“执政大臣不肯主事，或循嘿、或畏避，大抵皆为自安之计也”（2）；甚至整个官僚机构皆无所作为：“吏无大小……龊龊廉谨，不为大过，虽庸暗缪懦者皆可苟禄偷为”（3）。
当此窘迫之时，范仲淹、欧阳修等时之“名士”毅然挺身而出，打玻了沉闷的政治空气。他们疾呼：“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4）其行为主张引起全社会的瞻目，但也激起以吕夷简、高若讷为首的资深位高之官僚的强烈不满，他们斥责范仲淹等结成“朋党”，“务名无实”；范仲淹等讥刺吕夷简为败坏刘汉天下的张禹（5）。于是，两种政治势力就在“党争”的形式下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而在这种较量中，范仲淹及其同道员一再遭贬，但在士大夫中的声望却一再提高，并且，就在吕夷简对范仲淹横施贬抑之时，内则国事更显委靡，外则西夏元昊囊括了河西走廊，更显吕夷简“最是个无能底人”（6），更加表明必须变法“更张”以图振作。
尽管仁宗颇谙“祖宗家法”，但形格势禁，不得不“欲更天下弊事”，（7）起用范仲淹等积极要求改革的“名士”。在经范仲淹等积极努力而使西线战事稍得和缓后的庆历三年（1043年），吕夷简便被罢免，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欧阳修、余靖、蔡襄、王素为谏官；不久，杜衍取代夏辣的枢密使之职，并于次年拜相。“庆历新政”就此拉开序幕。
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奏上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言为理论基础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这一纲领性的文献集中反映了士大夫的改革意见，提出了改革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及具体改革主张。据之分析，他提出的这次改革是对宋初以来纲纪制度方面总的变革，而重点则是官僚制度、官僚机构。为使改革具体化，范仲淹提出了十个事目，其中“明黜涉”、“抑侥倖”、“精贡举”、“择长官”和“均公田”五项都是针对着官僚制度而提出的，这也体现出改革重点之所在。
大体说来，“庆历新政”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是：立足于王权专制统治立场上，限制官僚贵势们的政治特权，扩大选官范围和统治基础，强化国家专政机器，发挥其镇压、抚绥两种职能，以稳定和巩固宋廷统治。至于“庆历新政”的首要任务则是对诸路州县亲民之官特加重视，如范仲淹、欧阳修认为“去冗官，用良吏，以抚废民，使不起为盗”（8），故其推行新法之时，“择诸路使者，令按举不法”（9），有才干的州县官受到奖励，庸碌不才者则予以撤换。尽管“自是县令得人，民政稍稍举矣”（10），地方吏治有了点起色，但改革触动了大官僚贵势集团的既得利益，那些被黜涉、受抑制的“侥幸之人”如被裁撤的诸路监司州县之官、失去“世袭领地”的宦官、恩荫任子之制中受到限制的大官僚贵势阶层等从不同方面力反改革，环隙饲机地寻找缺口攻击变法派，如钱明逸奏劾范仲淹“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乞早罢免，使奸诈不敢效尤，忠实得以自立”（11）。这使“庆历新政”在未到一年的时间里即随着改革派主将范仲淹的离开政府而告夭折。（12）
“庆历新政”固然昙花一现，但由它引起的士林风尚和学术格局的变化却方兴未艾。范仲淹、欧阳修等“名士”在与守旧大臣吕夷简、高若讷等纤锋相对的斗争中，言无回避，忠亮谠直，高标儒家“名教”，严辨“君子”、“小人”，其言论被目为天下正论，其行为则受到许多士大夫的称须乃至仿效。正是从这时开始，一个尚名节、重廉耻、尊儒学的士林新风气逐渐形成了起来。史称：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前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13）
苏轼也曾指出：“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14）
士风的转移必然引起士人学术兴趣乃至知识结构的转变。范仲淹等除以行政手段来“复古劝学”，大兴学校教育外，更把当时一批著名的儒者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思想学术上掀起了一个多兴儒学的热潮。南宋初期的陈傅良说：“宋兴，士大夫之学无虑三变：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仲淹）子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从自见也。欧阳（修）子出，而议论文章粹然厼雅，轶乎晋、魏之上。久而周（敦颐）子出，又落其华，一本于六艺，学者经术庶几于三代，何其盛哉！”（15）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庆历新政”及由之而引起的士风转变促成了儒学的复兴，而儒学复兴又导致理学思潮的产生。
［注释］
（1）《欧阳修全集》卷四十六《准诏言事上书。》
（2）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十《咨目七》。
（3）《欧阳修全集》卷一0四《论三司判官择人之利札子》。
（4）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5）详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丙成纪事”。
（6）上书卷二七五“熙宁九年五月癸西纪事”。
（7）上书卷一四0。
（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0一《论禦贼四事札子》。
（9）《宋史》卷三00《王鼎传》。
（10）魏泰：《东轩笔录》卷三。
（11）《宋史》卷三一七《钱明逸传》。
（12）请详参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一一读欧阳修<朋党论>书后》，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13）《宋史·忠义传序》。
（14）《苏东坡全集》卷二十四《居士集叙》。
（15）《止斋先生文集》卷三十九《温州学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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