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被称为中国大陆“最后的儒家”，他一生最大的精力是化在了这件事情上：替孔子发挥。
儒学的重点在“人学”，它主要是讲人的生活的，即是人生哲学，或伦理学。但人生哲学很不好讲，一般讲人生哲学往往陷入二个极端：一是引向神秘主义，强求别人服从某种规范。如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只有遵循上帝的教诲才能得救。但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说法很难再说服人。二是袭用生物学观点，对于人生道德以功利思想强为解释，貌似科学，其实是将人类倒退到动物界。人不是动物，不是满足了身体需要后就无事了，人还有高于身体、主宰身体的精神一面，只有精神安稳了，生命才能流畅。而人生的意义何在这一问题则是影响精神安稳的大问题。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往往都会在内心深处问自己：生命的真谛究竟何在？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于敏感的人来说，更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我们一般人的心不敏感，对于这个问题实在弄不明白，尽管有些郁闷也就不去管它了，跟着感觉走吧！梁漱溟的心是敏感的，他不甘浑浑噩噩地活下去，一时又弄不明白这个问题，因而对人生产生怀疑，曾经一度想自杀。这样的例子不少，如托尔斯泰笔下有个人物叫列文（恐怕也有托尔斯泰自身的影子），科学使他抛弃了宗教，也给他带来了人生的迷茫。“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是无法活下去的。但是这个我又不能知道，因此我活不下去。”列文，虽然是一个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强力壮的人，却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以致于他把绳索藏起来，唯恐他会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唯恐他会自杀。当然梁漱溟最终找到了他满意的答案。他最先在佛学里找到了答案，后又信奉儒学。他认为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却可让大多数人受益。
梁漱溟认为，人生哲学的基础是心理学。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说：“凡在人生观上莫知所准，正为其于人心——亦即人之所以为人——尚无认识故耳”。孔子讲人生哲学，自然是根据他对人类心理或人类生命的一些看法而讲的。他说人应该如何如何，自然是他认为人心是如何如何的，所以要如此做，这是肯定的。心理学是事实，人生哲学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总要符合事实。如此说来，孔子若活到现在，就要这样说了：“知我者，其心理学乎！罪我者，其心理学乎！”
心理学是认识人类自身的学问。“心”是总括人的意识、思想、情感、意志来说的，与“身”相对，并控制着“身”的行为。人同动物根本差别不在“身”，而是在“心”。因而心理学也是研究“人性”的学问。但时至今日，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还是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心理学似乎还在做着“科学”梦，悲观者认为就像文学永远不能成为科学一样，心理学也很难成为一门规范的科学。虽然如此，一百多年的心理学发展，还是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梁漱溟就是凭这些心理学的资料、综合了生理学、社会学、哲学的一些资料来下结论的。其实梁漱溟是将这些资料都当作心理学来看的，他认为近代心理学的失败就在于以科学自居而不敢为哲学，心理学应该是介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一门学科。他对人心的认识，集中反映在他晚年的重要作品《人心与人生》中。他自己说，这部作品也可算作是“人性论”。本文以下谈到的观点，也主要出自这本书。
那么，人心究竟有何组成？梁漱溟认为，人心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一）本能
所有动物都有本能，本能是生命与生俱来的谋生手段，是生命预为配备的工具。一切生命来到这个世上，均有二个最基本的任务：图个体生存和图种族延续，这就是生命的两大问题，本能是为此服务的工具。但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的本能能力是很差的。事实上，高等动物纯粹的本能已较难看到，说它是本能，是指其基本是从种族遗传下来的。人身上的本能主要有发乎男女性欲的本能，发乎愤怒仇恨的斗争本能，争夺权力的欲望等。在人类的进化史上，人的本能已大大减退、剥除，而留下许多空白点以供后天的锻炼陶铸。与此同时人心的另一面——理智则得到了发展。
（二）理智
相对于本能来说，理智是一种后起的反本能的倾向。
本能是“动”的，条件成立则马上发生行动。理智是要“静”的，要冷静地观察事物。
本能是机械的，固定地发生某种反应，是预定的。理智是灵活的，按需要作出不同反应，是后定的。
本能往往伴有相关的感情冲动，本能发动时，相关的感情冲动控制了意识，也就控制了行为。理智需要在屏除感情冲动后才能发挥作用。俗话说某人“易冲动，不冷静”就是说他本能特出而理智不足。
显然，理智的引入主要是为了减少本能行动的机械、不够灵活的毛病。理智也是为生命的两大问题服务的。
一般认为，理智是人与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人是有理智的，而动物无理智可言。应当承认，理智是人与动物之间重大的区别。理智是一种分别计算、静以观物、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人类现有的文明、科技进步，无不依赖理智而创立。因而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作为人心的主要特点，用它来解释人的心理。梁漱溟少年时代也是如此认为的，也赞成功利主义的人生观，即认为人是有理智的，总是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提倡“开明的利己心”。功利主义的人生观既然讲趋利避害，那就是肯定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因而人应是顺着欲望走的。但在后来的人生实践中他对这种人生观发生了怀疑。因为他发现人生的痛苦也从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来。而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人生永远是为了欲望而疲于奔命，哪有什么自由、主动可言？而且人身上来自本能的欲望具有不自觉、盲目性、被动性，理智往往控制不了。冲动起来，生死不顾，还讲什么利害？
还有一种看法以为人们之所以组成社会是人们理智计较这样更有利的结果。但实际上理智只能助长个人主义，动物无理智但也有组成社会的，如蜂蚁等。它们组成社会是出于本能——社会本能。人类在理智大启前就已经组成社会了，组成社会不必需要理智计较。但人组成社会还是有共同心理基础的，这就是人心的另一层：理性。
（三）理性
这里讲的“理性”，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理性（通常意义上理性与理智同义）约略同人们常说的真、善、美相当。人心中还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可称为“无私的感情”，就是理性的体现，如正义感、求真恶伪之心、同情心等。前面说过，本能和理智是为两大问题服务的，而理性却不必然。如科学家研究事物，这是一种求真之心，他可以对与自身利益毫无关系的事物感兴趣。如数学上哥德巴赫猜想，开始的时候恐怕谁也说不出它有什么用，但有多少数学家为之废寝忘食、尽思竭虑！支配他们这样去做的只是一种感情，一种求真之心。
理性是一种“情理”，不同于自然科学规律的“物理”，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而“物理”是要求冷静的，不能带感情的。这种感情又是人们所普遍具有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理性存于人意识的自觉中，事到临头往往不经理智直接作出反应。
理性显然是不为私利的——布尔诺宣传“日心说”就是求真而已，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被视为异端在所不惜，何云自私？它也末必为公，科学家可以研究看起来与人类利益毫无关系的事物——至于后来人们发现这种研究有用那是以后的事，而一开始往往就是求真心而已，个人兴趣而已。因而，它是无所为的；但它又可以对毫无关系的事物作出反应，所以又是无所不为。
既然这种无私的感情超脱利害、超脱“有为”，那么它的出现就难免显得有点突兀。实际上，在人类的进化史上，理性的出现是有其来历的。
要知道，人类是从动物界进化而来。动物也有不自私的一面，如母亲爱护其子，可以不顾自身生命。上面讲过社会本能，社会性的动物都具有相互帮助、相互协作、舍己为公的社会本能。显然理性与社会本能有相通之处，理性应是社会本能发展而来。梁漱溟认为，人类理性的出现是理智反本能倾向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是生命进化不得不如此。
试问生物进化史上有的动物而且往往是地球的统治者、进化程度高的动物为何会灭绝？这恰是这些动物着重于两大问题——图存与传种的解决，而违失了生命本性。生命本性是什么？是无止境地向上再向上、争取灵活再灵活、自由再自由。因为这些动物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满足于两大问题的解决自足自乐，失去生命向上再向上的本性，因而一旦环境变化就不能灵活应变。理性则是符合生命本性的，理性可包含对与人类渺无干涉的事物（其实这些事物最终对人类还是有关系的），从而也包含了整个宇宙，这恰体现了无止境地向上再向上，争取灵活再灵活、自由再自由的生命本性。从这一点来说，人心通乎宇宙。
人类是从动物界发展来的，又远高于一般的动物。从高的一面来看，人类生命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光明俊伟，上可与天地同流，乐在其中。从低的一面来看，因为人具有极高的智力，因而其卑鄙下流、凶险狡诈远非动物可比，人生暗淡龌龊沉沦苦海不得自拔。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生活的道路不难作出选择。人虽有理性，但理性也有个发展过程，也需要自我扶持。
人性本清明，就在于人有理性，这也是人与动物最深刻的区别。这个理性来自人的本心，就是来自孔子所说的“仁”，也是后儒所说的“良知”、“独知”。孔子对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知道人虽有理性，但也必须全力照顾到人们意识背后的本能及其相应的感情冲动；理智使人冷静，也会使人冷酷，所以他大力提倡礼乐教化去培养、发扬人性中的理性。礼乐的本质是什么？礼乐是艺术，即是用艺术化的生活经历去涵养人民天机活泼恬静和乐的心理、崇高的情感——理性则是寄托在这种感情上的。这种手法也是宗教所常用的。人在做礼拜时，教堂的布置、音乐、气氛都能使人一时忘却尘俗，身心得到巨大影响。这对培养其美好的情感（尽管有迷信的成分）、增强其道德自觉是很有帮助的。墨家讥儒者“无鬼而学祭礼”是并未理解其中的深意。
明白了人心的特点，也就明白了人生。 人生就是孟子所说的四个字：践形尽性，上天给了人类光明的本性，人生就应实践这一光明的本性，岂能甘心仅仅混迹于“动物道”？释迦牟尼为求人生真谛，抛却王子的身份，舍弃荣华富贵，这正体现了人类生命的高强博大，也正体现了生命本性。梁漱溟特别强调，东方三家之学（指儒家、道家、佛家）都是实践的学问。他的一生对此是身体力行的。他修持过佛法，做过儒家的功夫，也爱打太极拳。他走的还是传统“内圣外王”的路子，即以超脱的心态，积极从事世俗的活动。只不过他的“内圣”里面，多了点佛家的东西。
1953年梁漱溟同毛泽东发生严重冲突，受到莫大侮辱。但他回家后最关心的并不是他与毛的是非问题，而是关心这件事会不会影响他内心的平静？从他第二天的日记来看，他照样吃得香，睡得稳，这正体现了他高深的修养。这才是自由自在的生命！这才是自主自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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