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莲洞会讲序
陈寒鸣
明代中晚期有心学思潮兴起，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而心学思潮的兴起与讲学运动密不可分。阳明及其后学正是藉讲学而使心学思想风靡一时，耸动朝野的。并且，心学作为一种思想运动与当时社会基层-----乡村自发产生的教化运动相结合，遂使阳明心学的良知理念迅速渗透到社会下层，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儒学亦得以世俗化、平民化。《明史》卷载二三一：“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沈德符亦云：
嘉靖末年，徐华亭（阶）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在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于是，三吴闲竟呼书院为中丞行台矣。（1）
阳明本就十分重视讲学，其弟子在乃师殁后多热衷讲学，传扬心学。如《明儒学案·南中王门一》说：“阳明殁后，（钱）绪山、（王）龙溪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屋可封矣。”绪山、龙溪被视为阳明嫡传，他们为藉推扬师说不遗余力，尤其是龙溪，“终先生之身，无一日不讲学、不会友，反复淳切，感孚鼓舞，期于必信而后已。而凡嫌似之迹，或冒而居之不辞。故语讲会之所，则有水西、洪都、白鹿、怀玉、南都、滁阳、宛陵，几遍江南之地。而会之人，皆当时同志，几尽一世之英。”（2）“所至接引无倦色，故自西都及吴楚闽粤，皆有讲会，江浙为尤盛。会常数百人，公为宗盟。公年八十犹不废出游。”（3）王学学者的讲学活动不仅在各地广泛展开，而且更盛行于两京。嘉靖十一年（1532年），“自师没，桂萼在朝，薛侃等既遭罪遣，京师讳言学。至是年，编修欧阳德、程文德、杨名在翰林，侍郎黄宗明在兵部，戚贤、魏良弼、沈谥等在科，与大学士方献夫俱主会。于时黄绾以进表入，洪、畿以趋廷对入，与林春、林大钦、徐樾、朱衡、王惟贤、傅颐等四十余人，均定日会之期，聚于庆寿山房。”（4）十二年癸巳，“欧阳德、季本、许相卿、何廷仁、刘旸、黄弘纲嗣讲东南，洪亦假事入金陵。远方志士四集，类萃群趋，或讲于城南诸刹，或讲于国子、鸡鸣，倡和相稽、疑辨相绎，师学复有继兴之机矣。”（5）
生逢其时的江右阳明后学罗洪先（1504-----1564年），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他尝自称与聂豹（双江）“如一手足”（6），并表示自己与双江的思想“不谋而诺”（7），故而后人将罗、聂二氏相提并论，以为同属于王门“归寂派”。关于他的儒学思想要旨及其基本特征，高攀龙说：“其学大要以收摄保聚为主，而及其至也，盖见夫离寂之感非真感，离寂之寂非真寂，已合寂感而一之。”（8）徐阶则谓：“其为教恒主《易》所谓‘寂然不动’、周子所谓‘无欲故静’者，而申告之人曰：‘能静寂然，然后见知体之良；能收摄保聚，然后能主静而归寂。’”（9）罗洪先热衷于讲学。他不仅积极参加一些重大的讲学活动，而且还是讲学活动的组织者，如嘉靖十二年（1533年），他忧病归里，与友人周钦之等举“玉虚之会”，“以”求夹持之益，诸友讲聚，省悟奋发”（10）；十八年，他起复赴京赴中，与王龙溪等相会于南京，复游扬州、赴安丰，与王心斋、戚南山、徐波石、林东坡等聚会讲学达两月余，并撰《冬游记》以记其事；二十一年，与邹东廓、聂双江在江西吉安府共举“九邑大会”，又与欧阳南野、邹东廓等举行“青原会”；如此等等。他发起组织的“石莲洞讲会”颇为有名。石莲洞本是罗洪先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月所辟静修之所，《念庵罗先生全集》卷五《夏游记》谓：“余归田之六年，得石莲洞于敞庐之北。”据明万历十三年刻本《吉安府志》卷十二《山川志》载：“石莲洞旧名石屋，在县西北九十里，同水乡禅居寺前。磐石屹立，平地可三四丈，中空如室。有罗洪先独坐诗。”石莲洞不仅是罗洪先个人静修之地，而且也是他接待学者，与同志相互切磋、讲论学问的场所，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冬，胡庐山随王有训访洪先于石莲洞，“居月余，时闻其归寂旨，不甚契，而日炙其精神，日履衷有感发，乃北面禀受焉”（11）。三十七年（1558年）春，万枫潭赴石莲洞访洪先，“留洞中论学半月而归”（12）。四十二年（1563年），邓豁渠往江西访洪先于石莲洞。所以，“石莲洞讲会”虽不像江西的青原会、九邑会及北京的灵济宫大会那么著名，但在晚明王学讲学活动中亦有其一席之地。
在罗洪先的讲学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王龙溪赴松原，访罗洪先，“共订所学”（13）。该会可称为“青原会”。洪先在这次与龙溪的最后会晤过程中，评其惟老庄之学为是而不复以孔孟之教为事，谓：“今三十年（指1562年），君益自信以为无所事为学于孔孟之教，不啻若浼已者，而惟老庄之是握。然则君之诲三子，岂可量哉？”（14）由此可见他与王龙溪之学的严重分歧。此次松原之晤，目的是为校订《阳明年谱》，故其在王学传承史上亦有重要意义。
王阳明曾指出：“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上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如此，则知孔门之学矣。”（15）他所提倡的讲学并非只是传授书本知识，而更是一种切身的求道实践（“体道之功”）。中晚明积极从事讲学活动的心学学者们多承阳明此一精神，如王畿诠释师说谓：“曰‘讲学有二：有以口耳者，有以身心者。’入耳出口，游谈无根，所谓口说也；行著习察，求以自得，所谓躬行也。”（16）强调“讲以身心”必须与“讲以口耳”区别开来。罗洪先当然也是传承了这种讲学精神的思想家。他虽然没有像何心隐、李贽那样为捍卫自由讲学和自由思想而牺牲，但也为讲学付出了一定的政治代价。嘉靖十九年冬，帝称疾不视朝，罗洪先和唐荆川、赵浚谷联合上疏，请皇太子来年登朝，受群臣朝贺，帝怒曰：“是料朕必不起！”由是忤旨而被黜为民（17）。黄佐对此曾有极其尖刻的讽刺，说这是只知道讲学，主张“觉悟”所致。
晚明王学讲学运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流弊，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如《明史》卷二二《张岳传》说张岳尝“厘弊八事已，又陈时政，极言讲学者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谈虚论寂，靡然成风”。据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十七记，嘉靖间，刑部右给事中张岳条陈时政，内一款言：
今讲学家以富贵功名为鼓舞人心之术，而闻风争附者，则以富贵功名横于胸中。铨衡一缺则翘首而垂诞，馆局一开则热中而濡足，司钱谷则慕秩署之清华，典刑名则思兵曹之喧赫，居台谏则美卿贰之崇高，以为不通其说、不究其术则无以满其欲而济其私。于是剽窃浮词，谈虚论寂，相饰以智、相轨以势，相尚以艺能、相邀以声誉。初学之士靡然从之，一入蒲团，皆宛然有圣人面貌，且洋洋独喜，自负曰：“营为会中人物矣！”臣不暇论其立心制行何如，试即与会之时，言语色笑，变态多端：或看喜怒于上官，定进止之秘诀；或腾毁誉于多口，发爱憎之神机；或间为坚白异同之谈，各质己私，哓哓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辩者参言其间，众皆唯谁而莫敢发。岂天爵之论，以人爵而后定乎？……
热衷讲学的罗洪先对与讲学活动伴随而生的“贿赂公行”、“交际过情”等现象深致不满，批评道：“弟子传闻有一二事，则又顿足扼惋，长吁而隐痛矣。往年韶州之行，物议腾腾，豺谷之黜，藉以指瑕。泾县之聚，郡守持以短县令，县令几致削迹。其他琐锁，姑不条叙。诸公诚为己矣，何地不可托宿？必欲近城市、扰官府，力犯人言，果何益乎？……诸公专言格物，又言良知知是知非，独不见此，何也？今风俗披靡，贿赂公行，廉耻道丧，交际过情，所赖数公树立风教，隐然潜夺其气，庶几不言而信。”（19）晚明顾允成有“今人讲学”，“任是天崩地裂，他的不管”（20）的批评。清初顾炎武等鉴于明社倾覆的教训，反思心学末流及东林党人大肆讲学，至有“清谈误国”的憾叹（21）。但讲学又自有其不可泯灭的价值意义，诚如李二曲所言：“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拔乱反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者也，息则元气索而生机漓矣。”（22）故大体与顾炎武同时的颜元即已主张“讲学”与“躬行”相结合（23）。清末，康有为不同意顾炎武之痛骂讲学，说：“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陆子曰‘学者一人抵当流俗不去’。故曾子谓以文会友、以友辅贫，朋友讲习磨砺激发，不可寡矣。顾亭林鉴晚明讲学之弊，乃曰‘今日之当读书，不当讲学’，于是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江藩谓：‘刘台拱言义理而不讲学，所以可取。’其悖谬如此。近世著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戴震死时乃曰：‘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段玉裁曰：‘今日气节坏，政事芜，皆由不讲学之过。’此与王衍之悔清谈无异。故国朝读书之博，风俗之坏，亭林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与二三子剪除棘荆，变易陋习，昌言孔子讲学之旧，若其求之方，为学之门当以次告也。”（24）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思想文化界逐渐产生发展起“国学热”，很多学者都在寻求着如何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弘扬优良传统，推进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事业。江西师范大学教授郑晓江兄借鉴文化人类学中田野调查的方法，将“考古”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深入乡镇田野，在古村古树古庙古墓古道古书院等历史八物生活、求学、婚娶乃至安息之地阅读原典，直面先人，感悟往哲。他不仅以这种“从经典还原为人，从人还原为生活”的“思想考古”方法研治中国传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他和他的同志们还为了接续儒家讲会传统，激发当下世人日益失落的求道热情，并进而承继和光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自觉体认儒家讲会精神，恢复传统讲会制度，举办讲会活动。2006年3月，成功举行了“鹅湖讲会”，复由徐寄林博士主编出版《鹅湖会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2007年11月又有“石莲洞讲会”，今则将有关讲稿等汇成一册，拟付梓行世。我很认同晓江兄提倡的“思想考古”方法，以为这是深入古人精神生活、体认其内心世界，从而真正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的有效途径。对于晓江兄等恢复传统讲会制度并举办讲会活动的用心，我亦深表赞同。我曾有幸应邀参加“石莲洞讲会”，从中获得多重感悟。今因晓江兄之命，特撰此文，不敢称“序”，谨供晓江兄及同道者参考。
［注释］
（1）《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书院》。
（2）王宗沐：《龙溪王先生集旧序》，见《王龙溪文集》。
（3）徐阶：《龙溪王先生传》，见上书。
（4）《阳明全书》卷三十五《年谱附录一》。
（5）同上《年谱附录二》。
（6）《念庵集》卷十七《祭双江公归窆文》。
（7）同上《祭聂双江公入殓文》。
（8）《高子遗书》卷十《三时记》。
（9）《念庵集》卷二十四附录《念庵罗公墓志铭》。
（10）上书卷二《与王龙溪》。
（11）《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二《胡直墓志铭》。
（12）《枫潭集钞》附录《行年状略》。
（13）《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二《松原晤语》。
（14）《念庵罗先生全集》卷八《书王龙溪卷》。
（15）《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16）《龙溪会语》卷六《书同心册后语》。
（17）参阅《明史》罗洪先本传。
（18）参阅《广理学备考》所收《黄太泉集·复何宾岩镗》。
（19）《念庵罗先生全集》卷三《答王龙溪》。
（20）《小心斋札记》卷十。
（21）参阅《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
（22）《三曲集》卷十二《匡时要务》。
（23）参阅《存学编》卷一《总论诸儒讲学》。
（24）《长兴学记》，见《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中华书局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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