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墨子智慧心解》第八章“生死之道”
达流
题词：我宁肯失去那些从地下挖出来的研究历史、还原历史的珍贵文物，那怕因此历史是一片空白；我宁愿那些穷人们生前也能享用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财富，那怕只是富人们用乘的一星半点。
一、古时权贵的三大怪癖
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生命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小时候都会背一些教导人要珍惜生命的格言警句，如：“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生命中的每一分一秒都是要好好珍惜，不能虚度的。
但同时，我们又非常慷慨地大把大把地浪费时间，墨子介绍战国时的服丧制度时说，“按照丧礼，国君、父母、妻子、长子死了，要服丧三年；伯父、叔父、兄弟死了，要服丧一年；族人死了，要服丧五个月；姑、姊、舅、甥死了，都有几个月的丧期。”（《墨子.公孟》）
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按照这个丧礼的要求，一个人除“国君、父母、妻子”外，就算没什么亲戚，一生中也至少有十五年要用来服丧，而不能干正事。这种浪费究竟有多大，没有人能够用数字来统计。在短暂的生命旅程中，一个人办完这些丧事后，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有意义的创造性劳动，去享受轻松愉悦的生活？
当排除正统思想的干扰而发自本性地来面对生与死等自然之理时，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清醒理性且富有智慧的，所以我们的祖先们发明了许多生死有道的至理名言；可一旦这种清醒而智慧的认识与儒家的正统文化相交集、相冲突，立马就被打压了下去，儒家的伦理道德不废吹灰之力就占了上风。于是，关于生死，就生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来。
人难免有一死。人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自然之理。
但古时候的权贵阶层却不信这个，偏偏要与自然规律较劲儿，总想长生不老、不死，好永久享受荣华富贵，所以中国古代炼丹术特别发达，寻求长生不老的人也特别多。实在抗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便生出三大怪癖：
一是搞厚葬，活着用不尽，死了带着走。
墨子在《节葬》里，曾详细记录过厚葬的情形：
在诸侯豪族家中，死人身上装饰着金玉珠宝，裹束着丝绸缓带。并把车子、马匹埋葬在墓穴里，还要多多制造帷幕帐幔，钟鼎鼓案、酒壶镜鉴、戈矛宝剑、羽旄旗帜、象牙皮革，将这些东西放到死者寝宫一起埋掉，内心才满足。
王公大人办理丧葬，必定是大棺套中棺，皮革裹二层，随葬的璧玉准备好，加上戈剑鼎鼓壶大盆，刺绣衣服和白练，车马的缨络上万件，车马女乐也都准备齐全，此外，还要除清墓道，修建的陵墓比山陵还高。
从近年不断出土的古墓中，完全可以印证墨子所言不虚，是对历史事实的忠实记录。唯一的不确实就是从这些古墓中挖掘出来的财宝，比墨子文章中的记录还要超出许多倍。
如此巨额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显然是榨取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是广大黎民百姓的血汗换来的。这些财富不能得到合理的分配，而是轻易地埋到地下，加剧了百姓生活的贫困。
仔细想来，这些人在世时并没好好地生活过，一心想的是死后怎么办，该住怎样堂皇的房子，穿怎样华丽的衣服，睡怎样厚实的棺材，如何使那一堆死肉百年千年不烂，等等。于是，年纪轻轻就为自己修墓穴，就把金银财宝大批大批地往地底下埋。
最可恨的是活人陪葬。
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人类荒唐事仍在流行，并形成了完整的仪制规定：
生者陪死者而葬，天子、诸侯死了杀掉的殉葬者，多的几百，少的几十；将军、大夫死了杀掉的殉葬者，多的几十，少的也有好几人。
墨子对此批判说：若此风盛行，国家必定贫穷，人民必定减少，刑法政事必定紊乱，生命将在这样血腥的习俗中变得灰暗无光。
再一种就是久丧，用漫长的丧礼来约束、限制人的思想和意识。
漫长的丧期，会导致一种什么结果，墨子已经指出来，他在《公孟》编里说：
儒家实行厚葬，居丧时间长，做几层的套棺，做很多衣服、被子，送殡像搬家一样;三年
服丧期内哭哭啼啼，别人扶着才能站起来，拄了拐杖才能行走，耳朵听不见声音，眼睛看不见东西。这足以丧亡天下。
在墨子看来，如此的繁文缛节，已不单单是浪费个人的生命、损害身体健康的问题了，而是“足以丧亡天下”，他始终是将个人的生死之道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到一起的。
厚葬久丧的恶习究竟恶在哪里？归纳起来：
其一、耗费巨额的社会财产，加剧生活用品的短缺，导致民生的贫困，使百姓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产生病痛和死亡。
其二、形成畸性的消费心理，使帝王将相们心理扭曲，畏惧死亡，对他们自身的身心健康没有任何益处。
其三、浪费了大量的从事生产劳动和创造发明的时间，使劳动者没有足够的体力从事生产，在生产力本来就很落后的情况下，这也是导致民生贫困的原因之一。
其四、这样畸型的生死观，形成许多人的病态人生，不仅减少了人们生命的热情，抑止了人的生命潜能，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久而久之，在民族心理性格上积淀下封闭保守、胸无大志、贪生怕死、意志薄弱、及时行乐、虚伪浅薄等劣根性。
二、余毒仍在扩散
事实上，奢华与简朴、炫富与节用、贪图享乐与艰苦朴素、铺张浪费与省吃俭用，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在比照与对立中构成独特的社会风景。
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主编的《千秋兴亡----沧桑分合》中，讲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奢靡之风，有如下的描述：
在当时统治者中的许多人看来，夸耀财富远比享受财富重要得多，而且这种夸耀性的挥霍越是疯狂，疯狂得越是别出心裁，疯狂到暴殄天物，居然就越能博得“豪爽”的名声，越能成为后人追慕的对象。这种骄奢淫逸的风气在当时社会经济屡遭破坏的背景之下，更显得触目惊心。而和当时这些奢靡到疯狂程度的人表面上所标榜的自然清谈、忠孝礼教的说教，又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反差。
该书讲到疯狂的奢靡之风的具体表现：一是“病态的夸耀、挥霍自己的财富”；二是“疯狂地进行斗富比赛”；三是对下等人“残酷凶狠”。看看，这就是儒家厚葬久丧习俗恶性漫延演化的必然结果，是病态的人生观的集中展现。
现在已不是孔儒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时代了，现代文明已冲刷了中国传统文化一百多年，原始状态的丧葬礼仪早已废止，但其余毒却未见清除。
这些年媒体上多次报道过农村某些富裕起来的地区，大兴修建豪华墓地之风的事件，有的富人为修坟墓投入巨资，不惜占有大量良田；有的官员为父母送葬时，竟然学校休课，警车开道，浩浩荡荡，招摇过市。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且在政府严辞禁止，三令五申之后，依然丑闻时有发生。可见这种恶俗对人深入骨髓的的毒害是多么触目惊心！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人，表面看好似是一个文明人了，但孔儒腐朽文化的幽灵仍在我们心里徘徊。
三、儒墨对厚葬久丧为什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儒家为什么提倡厚葬久丧，墨家又为什么反对厚葬久丧？这首先要弄清楚谁才有条件做到厚葬而久丧。
是劳苦大众、黎民百姓吗？
显然不是。
饥寒交迫的百姓整天劳累不堪，吃不饱，穿不暖，许多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拿什么去厚葬呵，哪有时间久丧不做事呵！
只有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朝廷官吏才拥有万贯家财，生前无论怎么荒淫奢侈，都享用不尽，才有余力生出厚葬之念。也只有这些人才有大把的时间没法消磨，以久丧来装扮孝子形象。
以孔子为代表的鼓吹厚葬的士人，要么是权欲熏天、心理变态；要么是财迷心窍，腐化堕落；要么是讨王公大人的欢心，捞几个赏钱。这最后一类比前两类更为可恶。自己并不富有，却鼓吹厚葬，很有些在富人面前摇尾巴的味道。对广大贫苦百姓来说，则又是一种麻痹和腐蚀，让穷人放松警惕，以为富人的荒唐有理，以为富人的举动值得羡慕，跟着眼馋心热。
所以说，有人批评孔子的许多学说是站在旧时代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是在维护强权的利益，对劳苦大众有毒害作用，这是切中要害的。
墨子的伟大就在于他明知厚葬久丧的习俗已成为风尚，成为不容置疑的权威主流意识，不仅有象孔子之类的思想家们在倡导宣扬，且已在民间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知他提出反对意见要遭到权贵的压制和世人的病垢，但他依然我行我素，旗帜鲜明、义正辞言、说理充分地提出他的反对意见。
墨子说：
穿衣吃饭，是人活着时的利益，尚且应有节制；埋葬，是人死后的利益，为什么唯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节制呢？
整天与劳苦大众为伍、一心要减轻他们身上沉重的负担的墨子是没法理解权贵们的险恶用心的。
以“兼爱”、“节葬”、“节用”为旗帜的墨子反对的是过分的劳命伤财的丧葬习俗，却是主张人一定要尽孝道的。针对厚葬久丧的侈靡之风，他还明确地提出了合理有度的丧葬礼仪。他说：
棺木厚三寸，足以盛起朽骨；衣服三件，足以覆盖腐肉；掘地的深度，下面不挨着地下水、上面不致散发臭气。坟墓足够标志葬埋的处所，就可以了。
墨子的说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多么合符情理，但随着墨家学派被打入冷宫，这样的真知灼见老百姓就听不到了，厚葬久丧之风愈演愈烈，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糟粕的一大“亮点”。直到近代“五四”运动兴起，才开始受到清算。
当我们现在为发现一座座葬品丰富的古墓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时，我们何曾想过那里面掩埋了多少无辜的黎民百姓的血泪呵！
我宁肯失去那些从地下挖出来的研究历史、还原历史的珍贵文物，那怕因此历史是一片空白；我宁愿那些穷人们生前也能享用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财富，那怕只是富人们用乘下的一星半点。
《淮南子.泛论训》中说：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弦歌鼓舞、盘旋揖让、厚葬久丧，这些都是典型的权贵们的专利，是孔儒极力倡导、极力维护的，墨子是最早最全面有力地反对这些的人。一个是极力维护权贵，一个是极力反对权贵，这就是儒墨两大流派在政治思想基础上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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