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49.54%的受访者表示对国学“很感兴趣”（新京报 2007年10月16日）。
而在古代中国，本无所谓“国学”。因为，彼时之学问，无一不是国学。自西学东渐之后，尤其是以“科学”为旗帜的西学在学界成为正统之后，中国的传统学问就被装进了一个大箩筐，名之曰“国学”。
从五四前后直到如今，“如何看待国学?”一直是中国文化界争论的话题，并屡屡掀起波澜。这也难怪，任何古老的文明要转向现代世界，总会面临如何面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考验。
而今天，在商潮澎湃的背景下，一股“国学热”竟又席卷而来。这股热浪几乎经由所有的现代媒介渠道拍击到每个中国人的身边。不过，本文想讨论的，是热浪之下的岩流——在现代（即，西方的）高等教育体制下生长的国学教育：国学班。
今日中国的所谓“国学班”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幼儿读经班，用四书五经为儿童发蒙。这其中又分两类，有的是夏令营性质的兴趣班，另一类（以“孟母堂”为代表）则是要办成独立于国家教育体制之外的传统“私塾”，但并未取得合法身份。二是办给“成功人士”的国学班，这类班北大、清华、武大、复旦都有，其目的大家心知肚明，虽言“以国学原著为读本，精读原著，感受中国古文化之博大精深”，实则是要做“精英交流智慧碰撞为学员提供终身学习平台，通过组建 “人文同学会”提供学员情感联系平台，开辟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政府间的沟通渠道，为学员提供资源整合平台。”（摘清华国学班广告）这事实上是土法的 EMBA。笔者认为，对于其从学理上传承国学的效果是不必认真的（复旦国学班的课表上列着：4天精读《红楼梦》，6天精读《史记》）。
真正代表着现代高等教育与传统国学教育融合的是第三类：从大学本科阶段开始将“国学”设为专业的国学班。在中国只有三所学校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分别为北大、武大和人大。
其中北大的班出现得最早，名称并不叫国学班，而叫“文史哲综合试验班”。本文之所以将其划入国学班系统，是因为这个“实验班”的诞生背景与国学班的出现有着重要的联系。2002年3月29日，《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国学班：开始或结束》，其中的一段历史梳理揭示了北大国学班出现的源流：
1991年初，在有国家教委社科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高校部分教师参加的“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座谈会上，许多学者严厉地指出：“近几年来，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上重新泛滥起一股以‘反传统’为时髦，乃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种危机意识给传统文化研究注入了相当的动力。1993年5月，由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的《国学研究》年刊第一卷出版。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毕全忠的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编者按说，“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报道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北大在国学研究方面的新成就。季羡林先生看到报纸后很兴奋，建议趁此良机抓紧成立北大国学院，把传统文化的研究推进一步。199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季羡林先生的文章，进一步说明国学“能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并强调这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培养国学传人为目标的“文史哲综合试验班” 计划形成了。关于这一计划，北大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知道这件事，也参加过会议”。 1994年9月，北京大学“文史哲综合试验班”正式开学。
可以看出，重新振兴国学，是有国家意志参与的。而其所针对的，是改革开放后，在80年代渐渐流行的一股西化风潮。在这股风潮的标志物《河殇》中，已经明显出现了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仇视，而此种情绪被认为有危及政治安定的可能。倡议办国学班，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情形的一个反弹。
不过，有趣的是，在具体的教学安排和课程设置上可以明显发现今日西方名校（以哈佛为代表）的影子。北大的“试验班”前两年的课程几乎囊括了文史哲三系所有基础课的内容，三年级后根据个人志愿转入文史哲三系的任何一个系继续学业。
但是，北大的这次尝试进行得并不顺利，上述的报道中的同学这样反映：
小B说，“试验班”的同学四年中对“国学”印象不深，倒是很多人外语学得好，西方小说和理论也看了不少，学到中间就出国了，因此“试验班”学生反倒比文史哲系的普通学生“西化”得多。
小G说，她所在班级的28个学生中，4年后一半以上的学生上了研究生，但现在只有三四人继续在北大深造（其中尚有改学现代文学者），其余全部出国了。后来的数届学生也大致如此。
这显然与北大办“文史哲综合试验班”的初衷相去甚远。北大这个专业自2001年已经停止招生，而被“元培计划”所取代。
就在北大的“文史哲综合试验班”停办的第二年，武汉大学的“国学班”开办了。相对而言，笔者对武汉大学国学班的了解更多一些，下面试着做点更详细的剖析。
《国学班：开始或结束》一文中重点报道了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和人文学院开办国学试验班的计划，以及首届国学班的招生情况。从当时的招生简章来看，国学班“旨在培养系统掌握我国传统文学、史学、经学、小学的基本知识，谙于基本典籍及治学之道，熟练阅读应用中国古典文献，懂得两门外语，熟悉当今世界人文科学基本走向的复合型人才”，在短时间内即吸引了百余名学生前来报考。这些学生来自武汉大学的不同院系，经过笔试和面试，共有二十名转出原专业，进入国学试验班学习。
从武大国学班的课程设置上看，与文史哲院系的最大不同一是以“原典”课为主，二是外语所占比重较大。国学班学生不再像文史哲院系的学生一样把通史和概论作为主要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四书》、《老子》、《庄子》、《诗经》、《楚辞》、《文选》、前四史等，另一方面，日语和英语一样成为必修课，并且有相当一部分课程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如梯利的《哲学史》。更有甚者，还有英译的《论语》、《孟子》、《诗经》、《史记》等。
国学班中的同学也承认，以原典课为主的教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文史哲院系的课程设置重概论而轻原典的弊端，在老师的大力提倡下，国学班学生背下《四书》的情况并不鲜见，《楚辞》课老师甚至把背诵《离骚》作为期末考试成绩的一部分。英文原版教材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不定期前来授课的外校专家学者亦让学生受益匪浅。但在另一方面，外语的学习占据了大多数课余时间，真正用来潜心阅读国学典籍的时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充足。而且，由于课程设置过分偏重“中国古代”，学生对西学的了解与入学前相比并无多大长进，对现当代文学、史学和哲学的知识更是几近空白。更重要的是，由于课程在文史哲方面的过于分散，学生的知识结构易流于大而不精，在系统的学术训练上难及文史哲专业的学生。
武大国学班开办六年以来，迄今已有三届本科毕业生。在这些毕业生里，保送到北大、复旦、北师大等学校读研和留在本校读研的占了一多半，其余有考公务员、当记者、进公司工作等，走向和文史哲院系的学生并无本质区别。外校读研的学生自然都是去了文史哲院系，本校读研的学生虽然名义上属于文学院汉语言文字专业下的“硕士点”（近来又改属哲学院），但实际上仍是各人选择了文史哲方向的导师，攻读文史哲学位中的一个（本科毕业统一为文学学士）。
毕业生的出路仍归入文史哲传统学科，使得国学班的存在多少有些尴尬。为了“以示区别”，2007年年底，武汉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七届十一次会议上传出消息，武大拟于2008年增设国学博士点。这意味着国学班的学生倘若在武大一直读到博士，便有望拿到“国学博士”的学位。但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成了“国学博士”，又当如何？
国学博士仍然需要找工作，最理想的出路仍然是高校或科研机构，结果仍然是归于现行的学术体制，由讲师一步步评到教授。国学班留住的“读书种子”，如果真要和文史哲专业的教授专家显示出区别，大约只有成为国学大师了。
人大国学班的出现还在武大之后。200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办国学班，冯其庸担任首任国学院院长。国学班实行的学制为6年，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获得硕士学位。尽管宣传进行的比较热烈，但不到三个月，网上的标题还是换成了《人大国学班报名者寥寥 学生坦言办此院欠考虑》（腾讯教育 2005年9月2日），原因据说也是担心专业未来的就业情况。2007年，又出现了中国人民大学将在今年年底向国务院学位办申报国学学位的消息。（新京报 2007年10月16日）笔者尚不知其结果。
从上述三个国学班的实践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些试验的成效至少是不能令创办者满意的。多少都出现了国学班的西化和学生对未来个人定位的担忧。这其中难以解开的结在于，在全球化的时代，主办者不可能轻视西学的内容；在娱乐泛滥化的时代，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头悬梁，锥刺股”。如果要达到预期效果，国学班的学生们面临的任务是，在一个诱惑更多的环境里，要以比古代书生多两倍的勤奋学习更为庞杂的内容。
应该说，国学班的开始和运行始终都在关注和争议下展开。其中的一个质疑是：这种有限的学校教育究竟能否培养出“国学大师”？对此，国学班的创始人则反复申明，开办国学班的目标并非培养国学大师，仅为“留住几个读书的种子”。这样的说法自有其难言之隐：倘若一上来就坦言国学班是为培养国学大师而来，势必招致更为猛烈的攻击。然而进一步推究“读书种子”的说法，亦不难发现其中的疑点：“留住读书种子”的目标为什么非要靠国学班才能实现？传统的文史哲学科教育在这一方面是否失效？
在国学班的创办者看来，把国学班哄传为“国学大师班”似乎是媒体的炒作，抑或不知情者的误解——从实际情况来看，炒作和误解确实是存在的。但从学理上看，把国学班理解为“国学大师班”，其实是对国学班存在根据的思考，即“国学”之所以成为专业的必要性。倘若创办国学班仅为“留住读书的种子”，那么究竟是否有必要在文史哲学科之外另立一个“国学”专业？如果说要在大学生乃至全社会中普及国学教育，那么，把国学的相关知识和典籍作为大学的通选课程，包括近年来许多地方的中小学提倡经典诵读，是否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如果说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在提高学生的国学修养上有所欠缺，需要另立国学班进行弥补，那么，这种弥补能否经由文史哲学科教育的内部改革实现？
其实又回到了刚才的老问题：国学班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如果单是“留住读书的种子”，那么加强原典教学，聘请高水平教授，在文史哲院系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在文史哲学科教学模式内部进行改革，如削减通史和概论课程的比重，增加原典选读课，是否能在实际上达到国学班的教学效果，同时还能避免国学班课程设置的弊端？如果目标是“培养国学大师”，确实为国学班的开办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然而在可行性上又不免打了折扣。因为大师很难说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出的，自身的资质禀赋，家族地域的文化传承，个人的学术信仰、理念，乃至机遇际会都是至关重要的条件。
另一方面，要在现代的，或者说西方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容纳进传统的国学教育模式是否可能呢？在现代教育中，市场导向已经是不必讳言的一个现实，任何办教育的人都不能忽视，而国学班与之又是什么关系呢？
也许正是有了这许多疑问，才导致办国学班并未成为一种潮流，今天仍只存在于两所高校。今晚我们要讨论的也正是这些疑问。
但无论如何，现在就判断其成败实在太早。如何使伟大的中华文明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下去，成为未来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将是一个须要不断以新颖的思路和实践的勇气去回答的问题。
（童欣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转载自青年文化评论
http://m.ycreview.com/node/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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