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大道很平坦，但人们都爱走小径，这是老子在两千多年前的感叹。在他们这些古代圣贤们看来，大道是合乎天地自然的正途，而小径则是歪门邪道。大道是正义、智慧、道德、仁义之途，小径则是欲望之途。走大道的人一生光明磊落，终得其所，走小径的人，一辈子蝇营狗苟，终不得其所。尽管众说纷纭，百家争鸣，这些圣哲们在一点上是相通的：他们都十分真诚地坚信自己能够认识大道，并且正走在这条大道上，只有他们各自的大道，才能够救民于水火。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以超然于世俗之上，成为历史天空中的一颗颗恒星，尚需我们长久的仰望。
然而，仁义之大道离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似乎太高太远了一些，纵使我们坐上宇宙飞船、航天飞机也不一定能迈上“大道”。但是孔子却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你在心中向仁，那么仁立刻就到了。这是孔子的可爱之处，更可爱的是，孔子明白，可以在人们内心中产生和持存的不仅仅是仁义之道，还有其他一些对凡人更具诱惑力的东西。例如爱情，《诗经》上说：“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真切地描绘了思念远方恋人的苦情。孔子却反问一句：“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说人家并不是真正的相思，因为如果真地思念恋人的话，那么恋人就在自己心中了，又怎么会感觉到相距遥远呢？他的话貌似冥顽，其实却很幽默，别有一番不可言传的深意。
说到相思，男女之爱，这又让我想起了孔子的另一句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的“爱”，自然都是指对百姓的“仁爱”，至于男女之情，他当然有意回避，惟独把“好色”拉出来当耙子打。可能孔子真没在华夏大地见过“好德如好色者”，但就在他死后十年，古希腊就诞生了一位不仅好德如好色一般，而且好德甚于好色，甚至专门好德，从不好色的圣人：他就是苏格拉底。当然，有一点不同，孔子的“色”，一般是指女色，而古希腊的“色”却大多指“男色”罢了。据《会饮篇》记载，当时希腊社会“男风”极盛，年青男子惯常以色相来换取成年人的教育和宠幸。苏格拉底被人们称作“全希腊最聪明的人”，自然也就成了众多美少年围追的目标。但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苏格拉底的个人生活却相当“检点”，他一心只向往真理和灵魂的纯粹，却从不屑于肉体和凡俗的艳丽。曾经有一位美男子硬是和他挤在一张床上，强行搂抱着他睡了整整一夜，却终不能将其打动，就好像和自己的父亲、兄弟挤在一块儿睡了一夜一样。中国古代有“坐怀不乱”之说，苏格拉底则来得更彻底些，可谓“抱怀不乱”了。
不仅情色、性欲，大多数的肉体欲望都为古代圣哲们所不齿。孔子讲：君子上达于道，小人下达于器；君子日进乎高明，小人日趋污下。这里面有一重意思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食”。人的各种生理欲望，满足衣食住行等各种欲望的器物，都是无益于甚至有碍于人心归向大道的东西，因而也是卑下的，绝不可以任之泛滥的东西。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那些虽有志于道，却以恶劣的衣食为耻的人都不是真的向道，反倒有可能被衣食之欲诱惑到邪路上去，因而不足与之议也。要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孔子看来，卢梭肯定是“未足与议”之辈了：据《忏悔录》自述，卢梭酷爱内衣收藏，家中藏有各式各样的华美内衣无数，还常常拿出来把玩和炫耀，差一点儿就到了“玩物丧志”的地步；可是后来，一个梁上君子破门而入，偷走了几乎所有的内衣，把卢梭气得发疯，终日哀叹不已。要是孔子看到这一番情景，以他老人家的个性，肯定会对这位素有“18世纪人类的良心”之美誉的大哲人甩下一句： “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然后便义无反顾地拂袖而去。至此，我们也只能劝我们可爱的夫子一句：夫子莫生气，西谚有云，如果你想始终对一个人保持敬意，那么就离他的私生活远一点儿。这话也够通情达理的了，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能听得进去不能。估计是听不进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圣哲们的眼里怎能容得下罗列在“私生活”、“自由”、“个人权利”这许多“堂而皇之”的名目之下的各种“人欲”呢？
不管是何种欲望，“欲望”这个词本身就是他们所不喜欢的。孔子的“谋道不谋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是在说衣食富贵比起道义来太微不足道了，态度还比较温和。而老子则直言不讳地说：“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要人堵塞口、鼻、眼、耳等肉体欲望的孔穴，拒绝声色之欲，否则就“终身不救”，听起来似乎总有那么一些“危言耸听”。但是，老子也并没有否定所有的人类欲望，他还说：“圣人为腹不为目。”声色犬马固然不要，但填饱肚子还是相当必要的。“裹腹”（“填饱肚子”）在古代圣哲们看来是最为自然质朴的欲望，因而也正是他们倡导节欲或禁欲主义的底限，即便耶稣在领着众门徒四处传道之际，也是“又吃又喝”的，甚至最终也是在吃了一顿“除酵节”的晚餐之后才毅然赴死的，但毕竟，他希望人们用肉体的痛苦来换取信仰的崇高。
比起古代的圣贤们来说，现代的哲人对“人欲”则要重视得多。在霍布斯、洛克和众多启蒙主义者那里，凡俗的“欲望”绝不再是柏拉图所描绘的那种“理智的驯兽”了，它不仅获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还获得了某种“神圣的光环”。现代哲人们深知，欲望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它是拽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不断“解放”的欲望诱发了现代社会的产生，而现代社会又在不断地制造生产出更多崭新的、花样繁复的欲望。现代哲人对现代社会的这种缔造作用，使他们完全有别于古代的圣贤们，他们对人欲的过分推崇，也使他们更像是世人，而非圣贤。圣贤们永远坚持自己对于各种凡俗欲望的超然态度，他们坚信自己和世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古代圣哲们希望人们远离肉体欲望的迷途，而最终走向理性的康庄大道。但是，正如每一位圣贤都曾经清醒地意识到的：凡夫俗子，芸芸众生中的大多数都不可能真正地走上这条大道。“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大道本来可能是平坦、宽敞的，但是世人都喜欢走旁门左道，大道自然也就日益荒废，不免荆棘丛生，变成只有少数圣贤才敢于涉足的坎坷之途了。正是在此意义上，圣贤才可以称作“圣贤”，而凡人也便只是所谓的“凡人”了。
圣人和凡人，这是古代哲人心目中构成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的人群。真地很难想象作为极少数人的圣哲们，究竟如何能与极大多数的凡人共处于同一个社会而不被其浸染淹没，反倒可以“鹤立鸡群”，保持其一贯的傲然姿态。显然，圣人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孤绝自闭”，许多圣哲都对“如何与凡人共处？”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应答。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能与大众和睦相处，又不与其同流合污，他们“和而不同”，充分融入人群却又能保持自身独特的品性，说得更炫点儿，就是萨特的“完全的介入，完全的自由”。这是圣哲们的至高理想和行为准则，但对于“冥顽不化”的芸芸众生似乎总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所谓“圣人”，总是一些当其在世时倍受世人排斥、唾弃以至杀戮，当其死后又被世人奉若神明、偶像最终得以流芳百世的人。对于这些凡夫俗子，圣人有太多的爱，也有太多的恨――爱我们身体里的天使，恨我们身体里的魔鬼；爱得愈深，恨得愈切。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就表达出了这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尼采提出“具有爱心的轻蔑”也大抵出于同一种心境：正因为爱人，所以才蔑视人；越是爱人，越是蔑视、否定人。自古圣人同心，及至现代便有了鲁迅先生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了。
圣哲们从未真正地厌恶或者放弃人类，从未真正地远离过生活世界，对人类深刻的爱是圣人身上最明亮的东西。既然圣人对世人怀着如此深刻的爱憎之情，那么，他们究竟想依据各自的大道把世人教化成什么样子的人呢？孔子明白：在人世间，小人最多，君子远少于小人，而仁者更少，他想“举直错诸枉”，让君子管制、教化小人，如同父亲管教孩子。与孔子不同的是，“孩子”在许多圣哲的语境中则是一个非常高贵的譬喻――老子说“圣人孩之”，就是想让圣人把万民教化成无知无欲的“婴孩”，因为只有这样才是返朴归真的自然状态。耶稣也曾经抱起一个孩子对门徒说：只有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天堂，同样是在隐喻那种懵懂无知的纯洁。当然还有尼采，他把“孩子”当作新生精神的象征，未来的希望，他坚信从孩子中能够产生出新的智者，甚至是——让历史都为之变色的“超人”。
其实，无论对“孩子”作何种象征性的譬喻，无论是孔子也好，还是老子他们也好，大凡圣贤哲人，他们自己都像是“孩子”，正如人们赞誉泰戈尔那样，他们都可以被称作“世界的儿童”。他们既可敬又可爱，终其一生安贫乐道而又无怨无悔；他们最天真也最深沉，既可以固守正道，又能包容芸芸众生；他们智慧至极而又真诚之至，窘困时能够权衡变通，危难时又不惜以身殉道……。我们每个人――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无论你是常在小径上的凡夫俗子，还是大道之上的君子圣贤――都应该由衷地感谢他们，尝试着用心去理解他们，把他们当作老师、朋友和亲人。因为，他们爱我们，爱得那么深沉。
（郗戈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文章转载自青年文化评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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