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祖孙四代人的政治奋斗史》一书的简介
陈 国 钧
此书是两千多年来,第一本从历史的角度完整解读《易经》的书籍。其文字简单通俗,浅显易懂。任何一个中学生,都可以轻易地读懂它并理解其内容。
但为了让不同层次的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易经》,此文也不得不从纯理论的角度招摇一番。正文就不再有这些懒婆娘的裹脚了。
此文基本上介绍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为什么要研究《易经》;二、《易经》的基本内容;三、《易经》为什么难以理解;四、《河图》《洛书》的来源。
一、为什么要研究《易经》
大家都认为《易经》无所不包,所以对它的研究也是多种多样的:多数人敬而远之根本不看,少数人则全心钻研一概继承;文化人因越学越糊涂而尴尬,政治家则因大家都不懂而不耻;古人以《易经》做为人处事的标准,现代人则依靠占筮算卦来拿主意;学术界以《周易》的博大精深而自豪,以生命的起源、宇宙的奥秘、数论等现代科学知识来解释其原理,民间人士则凭自己直觉理解的《易经》精髓,来给人占卜算卦看风水(其准确程度的高低,则以其生活阅历的深浅而定)。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服谁。好在大家都会哈哈一笑,以其“博大精深,高深莫测”来收场且遮羞了。
这种收场方式,在社交方面自然是皆大欢喜,谁也不丢面子。可将其用在学术方面,却给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易经》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若不能弄懂其真谛的话,国人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了解,以及后来历史与文化的演变过程,就只好依靠颇多主观的臆想、误解和推理为基础了。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学术成果,能有几个人信服?
在研究中国的近代史时,就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可学者们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依然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诸多的古老课题上争论不休。这浪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啊!因此,试图以顺藤摸瓜的方式,从研究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源头及其演化史着手,找出近代史中诸多难题比较合理的答案。可要这么做的基本前提,就是弄清《易经》的真正涵意。
在熟读了古今上百种解释《易经》的书籍,仍无多少收获的情况下,只得采取“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的笨办法,将中外的传统文化与近代文明进行反复的对比,终于发现了这么一条简单的规律: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理论书籍,无论其披着什么样的外衣,打着什么样的旗号,语言多么的高深莫测,实际上都不过是某个思想家或政治家对某个特定时代的记载、归纳与总结;后人又以此为基础,来创造新的历史。
只要后人热衷于政治,那他注解前人书籍的意图,就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探讨,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创新、发展或篡改。可秦代之后,中国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梦想,结果只能出现马克思评论伯恩斯坦的结果:“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明白了上面所说的规律和现实后,乃将那些注解《易经》的书籍暂且都搁置一边,只是以中国的古代史为线索,再一次的将其与《易经》反复地对照和探索,才终于明白过来:《易经》不过是一部西周的开国史罢了。书中以古代圣贤的教诲、以及周文王祖孙四代一百余年的政治活动为依据,发现并总结出的一套高深学问——培育人材的基本规律和促进事业成功的基本规律——则是其中的精华。只是由于我们对它的不了解,才让其始终停留在占筮算卦的初级阶段上,而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提高,不能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一门科学。
二、《易经》的基本内容
《易经》的前三十卦,文笔简练,层次分明,史实丰富,哲理明晰,是周文王对其祖父古公亶父执政五十余年,父亲季历执政十一年,自己执政三十五年,又坐监七年这百余年间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政治、军事与人事活动的高度概括、归纳与总结;
三十一卦到六十二卦为周公旦所作,记载了周文王自羑里获释回到西歧后的八年间,一系列治家、治国、并联络天下诸侯准备推翻殷商的言行;
最后两卦,则是周公旦对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失败而归的事实之记载与总结。
《易经》的提纲为《乾》、《坤》两卦。
《乾》卦的七爻全部说九,目的是告诫人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要从原则、大局、长远的方面来考虑一切,才能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紧紧把握住局势变化的脉络,而不至于犯下原则性的错误。没有远虑的鼠目寸光之辈,只会把事业导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坤》卦的七爻完全言六,则是告诫人们,仅仅依靠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不能走向成功的。只有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从微观、小事上做起,并针对不同的对象与环境,有经有权地采取不同的策略,才能完成伟业。眼高手低或手高眼低者,都将一事无成或半途而废;
《乾》《坤》两卦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从宏观上着眼,在细节上努力。
其余的六十二卦中,为什么有的六中夹九,有的九中夹六呢?
六中夹九者,讲的是一边实践,一边对其加以理论上的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今后的实践;九中夹六者,则是说指导思想在开始时仅有一个轮廓,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的依靠成功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来对其加以丰富和完善。如此反复地交替进行,才能保证事业的成功。
总而言之,《易经》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并非古今一直认为的三百八十四爻),无一不是周文王、周公旦对百余年中一系列事件所作的哲理、德理、情理以及政略、战略、策略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其解释之详尽,其说明之简练,其内容之广泛,实为古今中外之独一无二的杰作。
三、《易经》为什么难以理解
周文王虽然是以高度简练的文字和无穷多的比喻,来隐晦地表达自己意思的,但从《左传》中记载的许多事例来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能够领会和掌握《易》理的智者还是很多的。他们把《易》理当作了为人处事的标准,逢事只要将其与之一对比,就可以很准确地预测它的发展趋势与后果。只有那些胸无主见,遇事就犯疑惑者,才会求助于占筮算卦来帮助自己拿主意。所以荀子说:“善《易》者不占”。
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无疑是一个活学活用《易》理的大家。可从他对《易经》的注解中,我们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其懂得《易》理的痕迹了。其注解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与原意大相径庭。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我们只能从孔子的一生中去寻找答案了。
我们都知道,孔子对于他那个时代是深恶痛绝的,其一生都在为恢复周初的政治秩序而努力。就是在自己的事业失败后,也毫不气馁,仍以做《春秋》,删《诗》《书》,整《礼》《易》的方式,把自己的思想流传下去,好让后代继承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理想的。我们从孔子作《春秋》的事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对于一切不合乎自己思想的东西,都要毫不客气的将其一概删除的。删除不了的,也要偷天换日,将其加以严重的歪曲和误解之。至于其是否合乎事实的真相,则根本不在孔子的考虑中。他作《春秋》是这态度,那他本着同样的目的来删《诗》《书》、整《礼》《易》时,还会有其它的做法么?
孔子这么做,自然也有他的道理: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都要借助于某种在社会上有着金字招牌的思想体系,来兜售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理念的。因此,孔子对于《易经》的严重歪曲和误解,是很自然的,我们不必对此大惊小怪。我们只要能够以自己的头脑来思维,以平常之心来看待孔子,那从不同的角度去注解《易经》的人愈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就愈有利。
但不幸的是,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们不但在政治上成了帝王的奴才,在思想上也成了圣贤的奴隶。所以,在商瞿、王弼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儒生们不但阿谀孔子对《易经》的注解为《易传》,将其与《易经》并列,合称为《周易》,而且前者上升成了易学研究的主体,后者倒下降成了点缀文章的辞典。如此的本末倒置,怎能不让人费尽九牛二虎的力气,也理解不了《易经》的真谛,倒如堕入云山雾嶂一般,愈研究愈糊涂呢?
义理派(孔子是其祖师爷)开了肆意解释《易经》的恶例,自然也挡不住象数派任意的歪曲《易经》。於是,汉代的孟喜、京房等人倡导的五行阴阳说、阴阳灾异说在先,宋代陈抟、邵雍等人创立的天人感应说、皇极经世图在后,也堂而皇之的成了《周易》的一部分,开始引领风骚近千年。无怪乎一个名叫苕木匠的网民感慨道:“一个买椟还珠的古老寓言,却成了今天的现实。《易经》就是那颗被人遗弃的可怜宝珠。”
说句内心话,义理派和象数派对于《易经》的注解,也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哲学文化思想的。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过程,理解不同思想家的动机与差异,觉察到中华民族的雍容智慧。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对《易经》本意的真正解释。
四、《河图》《洛书》的来源
在以史为纲解读《周易》的时候,惊奇地发现:破解《河图》《洛书》这千古奥秘的所有线索,都可以在《周易》中寻找到它的痕迹。人们只要看懂了《周易》,再去看《河图》《洛书》,就可以像面对一本古代的简明百科全书一样,对殷商晚期和西周初期的政治形势、文化思想等一目了然了。试着将《河图》《洛书》向更早的历史阶段去探求,则只会找到更多的依据而不是相反;往后推吧,周武王的孙子周康王登基时,《河图》《洛书》则已成了国宝。因此,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来推断,我们只能说:“《河图》《洛书》是在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后,第二次伐纣前,由周公旦创造出来的。其动机是假借天意,让八百诸侯这乌合之众能够服从西歧的号令,好一鼓作气的灭掉殷商。”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在周武王第一次伐纣时,与周文王约定共同伐纣的八百诸侯,在如约到达孟津时,突然发现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周文王已经下世,顿时失去了对西歧的尊敬和服从。《史记·周本纪》中,一句“诸侯皆曰,纣可伐矣”的话语,一语道尽了那时群龙无首的景况。周武王只得以观政于商为借口,黯然收兵。
回国后,周武王始终对第一次伐纣的失败耿耿于怀,且多次找周公旦密议说:“老四啊,夺取商汤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古人说:天与不取,必受其殃。时不我待,可天下的诸侯又如此的桀骜不逊,不听我的号令,你要想个办法啊!”周公旦素以多才多艺著称,又继承了周文王的全部衣钵,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在思虑一番之后,马上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想让那些愚钝之辈听从号令,并甘心做西歧的忠实臣民,只有一个办法:借助于天意!”周武王一听,也笑了:“那好啊。此事非你莫属,兄弟你就多费费心吧。”
兄长既然下了命令,周公旦亦很乐意地模仿古代圣贤的故技,以天下诸侯耳熟能详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以及天文、地理等知识为依据,创造了《河图》与《洛书》,并在第二次伐纣时,以“河出图、洛出书”的奇异方式,让其先后出现在八百诸侯的面前。
假借天意的结果,让周武王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了:一、第二次伐纣时,八百诸侯不但承认了周武王的领袖地位,并因此而宣誓效忠;二、八百诸侯因信服天意,心甘情愿地做了西歧的臣民,周武王才敢于在灭纣后独吞灭商的成果。
《此文的联系方式:河南省许昌市八一路北关三巷四排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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