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集体主义观，主要来自于儒学思想文化；中国人为国为民的集体主义奉献与牺牲精神，主要还是来自于儒学思想文化，影响最深最广；中国的礼仪传统，主要来自于儒学思想文化，也是奠定礼仪之邦；中国人严谨的生活和工作态度，也是儒学思想文化熏陶出来的。
过去有学者研究儒学对日本国民精神的影响，发现日本人严谨的生活和工作态度，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与儒学非常密切。在现代化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职业，做工程师，科学家，医生等等，不管是从事政治，还是文化，还是科技，军事，经济，教育等等，儒学的影响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日本的礼仪文化几乎就是来自于儒学的影响，从日本皇室，到日本政府，再到日本民间，均是如此。
近代以来的中国，浮躁风气一直居高不下，在今日之中国更甚。这个就是国民性出问题的表现。因为我国没有培养国民严谨的生活，学风，工作的思想文化。因此，中国的系统性的国民性教育一直几乎就是空白。没有国民性教育，这个国家就无法很好的生存。
儒家最讲礼仪和礼法，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仪式，本质上是制度，是生活化的制度。
儒家的衣冠服饰，更有道德教化礼仪礼法含义在内，是仪式化的生活，能够养成严谨的生活和工作态度。
同时，我们在研究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国民性的时候，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就好像两个人学走路一样，第一个人每天都要走最弯曲的路，最后，到的目的地；另外一个人总喜欢抄近路，结果第一个人不嫌弃麻烦，结果基本功打的很牢固，做事情严谨严格。第二个人基本功不好，做事情浮躁。第一个人长大后，适合做复杂的工作，成为社会的高级人才，第二个人浮躁，只能做简单的工作，不适合做复杂的工作。
以下引用了儒学是如何培养严谨的生活和工作态度，以及潜移默化的学风，世风等等。
以下应用一段网文：
“作为礼服出现的汉服，礼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改革开放之初，领导人就是从穿西服开始的，这种新形象立刻被欧美世界接受。
太平御览 《东观汉记》 批评更始执政之失说：“又所置官爵皆群小，被服不似，或绣面衣、锦袴、诸于、襜褕为百姓之所贱。”更始政权官吏乱穿衣服被老百姓鄙视。续汉志曰“时智者见之，以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边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后为赤眉所杀也。”这些古代学者把更始不重视衣服礼仪作为他被杀的缘由。
儒家最讲礼仪和礼法，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仪式，本质上是制度，是生活化的制度。
儒家的衣冠服饰，更有道德教化礼仪礼法含义在内，是仪式化的生活，能够养成严谨的生活和工作态度。
比如“乡射”就是古代天子的一项重要礼典活动，天子必须亲自参加，这是因为只有他能够“助阳气达万物”（《白虎通·乡射》）。汉儒声称，射猎活动“自内发外，贯坚入刚，象物之生”，为了协理阴阳就应该有乡射礼。在射猎活动中，天子射熊，以表达征服猛兽、远离巧佞之义；诸侯射麋，以表达远离迷惑之人；大夫射虎豹，以示征服凶猛；士射鹿豕，以示除害。
而服装呢？
《白虎通·衣裳》有专节论述服饰礼仪：
“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所以名为衣裳何？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闭也。《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衣裳》篇宣称，衣服的功能不仅在于使人类御寒，更重要的是“表德劝善，別尊卑也”。儒学的“尊卑”关注的是以君子、小人为区别的德行的尊卑，古代圣贤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绋冕》篇也说：“绋者，何谓也？绋者，蔽也，行以蔽前者也。有事因以别尊卑、彰有德也。” 儒家的衣冠服饰，更有道德教化礼仪礼法含义在内，是仪式化的生活，能够养成严谨的生活和工作态度。
自古改朝换代必改服饰， “改正朔，以应天”
《白虎通》引“《春秋传》曰：‘王者存二王之后，使服其正色，行其礼乐。’《诗》曰：‘厥作祼将，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王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白虎通·三正》）
所以人们穿什么样的服装，戴什么样的冠冕不是随意的，有着特定的政治含义和人文功能，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标志。服装问题是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大问题。利玛窦到中国来传教传播科学文明，一开始效果不佳， 自从他穿起了儒服开始，立刻得到士大夫们的认同。东西方文明交流从此开始。满清薙发变服是用暴力手段强迫消灭中国人意识，当然遭到中华儿女的反抗。董老诗称：“大是大非须要管，华人爱汉耻崇胡。”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也从服装入手，穿中山服，表示三民主义，民主共和。
“富而不奢，乐而不淫，恭谨礼让，行己有耻。”新兴的汉服运动预示着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学精神的重新弘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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