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改朝换代与近代政治稳定性问题！
有两个问题，也许是大家感兴趣的：
（1）为什么近百年来，革命运动变革不断，社会动荡不安？
（2）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朝代多变换？
对于第一个问题，引用一道闪电的话："近百年来，革命运动变革不断，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找到一条稳定的、健康的发展之路，始终处于探索之中，关键在哪？在思想文化。核心价值体系至今仍然没有确定，让大众认可主流文化思想没有确立，政体难以定型，社会动荡不安，未来难以判断。百年来的社会史，是围绕“民本主义”这条主线展开的，但是这是自发的过程，既是自发的过程，难免忽左忽右，摇摆不断。曾经的进步力量很快又沦落为反动势力、社会进步的阻力。在《光武中兴和儒家精神》中，指出“民本主义”是立国之本，这不光强调执政者的责任，也是立身之本，强调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民本主义才是我们要找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近代中国动荡的原因在于左右之争，他们始终无法象中庸者一样，商量解决。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好，但枪杆子也别用的太多了，否者就是象非洲那样无止境的内战了，当然，也别太书生气了，尚空谈。
对于第二个问题，首先想说的是，对于痛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你们要看清楚世界各个角落是一样的，不要崇洋媚外。世界上最长的政权，如古代的罗马贵族集团，英国资产阶级集团等，可以达到几百上千年。而军功集团不过百年，苏联共产党集团腐败问题无法解决，也不过百年。法国大革命后，更是快速政权替换，让人大跌眼镜。中国历代政权更替几百年左右的也很普遍。在西方政权历史上，有的政权也如流星一般。
古代中国改朝换代的诱因，一是外部原因，二是内部原因，三是内外兼有。
古代法家解决改朝换代的方法，就是，君只有一个，不可杀，不可换，相当于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别无选择，这个是君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是，对君的要求很高，结果也很快短命了。
对最高领导人或领导集团问题，儒家反对这种“愚忠”，认为不符合道德的君可以换，应该支持有道德的君，这个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良心，儒士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情况是主张以民为本的禅让制，主张以道德和圣功来决定最高领导人或领导集团（贤能）的替换，一般官员也主张“选贤与能”。儒家主张的一般官员选举方法是“民间举荐制”，对官员的考核是“民议官品制”，而且特别注重“民意代表”，如“三老制”等，相当于“人大代表”，大意就好象有“村三老”，“乡三老”，“县三老”，“市三老”，“省三老”，“三老”在历史上确实影响过从地方到君王的决策，恰恰是后来的科举制，破坏了儒家“践行合一”，许多儒生转变生成“书生”，到满清时候，被满清发展为“奴才”。但对最高领导人或最高领导集团的择取，始终是儒家的弱项，儒家靠“王以民为天”，以及道德训练来使得君王保持儒家心目中“哲学王”的要求。君本主义与民本主义始终是古代中国的斗争。
要改变这种改朝换代，实现政治的稳定性，必须要尽量避免政治斗争，尤其是缺乏制度稳健性和思想稳定性下的政治斗争，需要在结合儒家“选贤与能，天下为公的禅让制”为主，包括其它的政治精神与理念的基础上，从制度上弥补，建立从最高领导人开始的正常的政治进入与退出机制。说到底，就是解决领导集团正常替换问题，尽量避免过多的政治斗争，暴力。不要妄想撇开儒家，通过“愚忠”来实现稳定，也万万不能通过暴力和政治斗争来实现领导集团替换问题。儒学在今天也需要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吸收最新哲学成果，她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学。
所以，总结下来，我认为具体措施是有两点：
（1）文化兴国，从重振国民性开始，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困境和国民性的颓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无道理。打通古今，尊重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意义，建立教育国民之思想文化。
（2）结合古代儒家为主的政治精神和理念，从制度上弥补儒家的弱点。比如最高领导集团或领导人，不可用“普选”，也同样用制度确立“禅让制”，也就是正常的进入与退出机制，“禅让制”不同于“世袭制”，“世袭制”是“家天下”，“禅让制”是“公天下”。过去的官员，从基层做起来，是领导单方面提拔。后来有公务员考试，但是公务员考试就相当于古代“科举制”，科举制是缺乏锻炼过程的，科举制下大多都是书生，书生误国，就是这么来的。因此，单纯的公务员考试，只能局限于政府文职辅助职位，而非决策职位，决策职位没有民意的支持和基层的锻炼是万万不行的。
“好的吏治是政府挑选有才干的人作官，人民剔除其中品行恶劣的人。”-一道闪电
“民议官品制”－建设中国式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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