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朋友总是抓住“独尊儒家，罢黜百家”这个事情，治理国家者为什么要选择儒家，不选择其它，却没有说明白，古人能选择那种做法，必然有其政治背景，不可能随便或靠今天几个人耍嘴皮，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理论从实践中来，如果通不过实践，儒学怎么可能存在，很可笑。至于，怎么个打压法，却没有丝毫例子。独尊法家，罢黜百家是有的，就是没有独尊儒家，罢黜百家。说到打压百家，秦皇烧经典，残害贤能名士，禁止隐居到是真的。你何曾见过，儒家指导下的国家，去烧毁过非儒学经典，迫害贤人，连曾经非议孔子孟子的人，也成为了名士，被治国者请入为官。难道做学问 ，还要政府采纳，才能做出来，才能传承下去，黑格尔的哲学是靠政府采纳传承下去的吗？难道政府不要他们创造可以适合时局采纳的建议吗，创造新思想的机会吗？难道政府象满清一样，阉割知识分子吗？搞笑。做学问跟政府采纳治国学有什么关系？政府不采纳，就是打压百家，这个是什么道理。政府不也采纳过道学的吗？当时的治国者难道都是SB，耍嘴皮子，就可以选择儒学了。总觉得一些人书生气太重了，太自我为中心了，居然不知道治理国家是采纳适合的。儒学不也吸收道学思想吗，相当于就是在发扬道学，文化交融，包括东西方文化交融都是必然的，取长补短，完善发展，哪里有单独排斥一种文化的，这个不是进步开放，而是保守自闭，不利于文化发展。道学，儒学都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交融是唯一之路，才能将中华文化精髓凝集起来，而不是分散，一些人说“我只学道德经，不看儒学”，这样也算学习中国文化吗？这个是自闭。真正的国学，是学习所有的，用精髓传统思想文化教育国民，目前以儒学为主是符合事实的，只有儒学包容百家，不断发展，生机勃勃，才最有利于去教育国民的思想文化。儒学的西化，吸收科学精神，吸收西方文艺等元素，这个在明朝十分显眼，更显现了儒学的包容性，发展性。国民受到以儒学为主的思想文化教育，就可以指导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对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等也大有指导作用。过去儒学与道学哲学结合过，儒学得到发展，儒学在以后，依然可以和最新的哲学相结合，使得儒学产生新的发展飞跃。比如，儒家借鉴西学，提倡科学精神，成为儒士精神锻炼的新内容，用新兴的儒士精神教育去教育国民，中华必然有希望。
日本人靠武士精神去培养锻炼国民精神，中国人靠儒士精神去培养锻炼国民精神。
东汉初年百废待兴，光武在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特别注意加强文化建设，荡涤社会风气，培养了大批人才，吸引了周边蛮夷倾慕中华，建武中期以后，东至朝鲜、日本，西至西域诸国都来朝贺，四夷宾服，万邦来朝，共享天下太平，这就是“增强综合国力”的成果，远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明得多。
光武晚年最大的嗜好就是解经，把精力投入到经学中去，日夜不倦，以总结个人成功的经验、战争和治国理论。一般人读《论语》、《尚书》昏昏欲睡，而只有真正读懂了，理解了，活学活用，学以致用，才会觉得兴趣盎然。光武“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他治学的原则是博采百家，兼收并蓄。
一、古文、今文之争
汉代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之后，很难找到原始古籍，汉武帝广揽遗书于天下，从此兴起了经学。当时的经有《尚书》、《诗》、《易》、《春秋》、《礼记》五经。由于各门“经”都以家法教授，微言大义，解说烦琐，又严守家法、师法，故门派繁多。
这些经学著作起初都由儒生伏生在齐、鲁之地传授，弟子们用当时流行的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的出现是在汉武帝末期，鲁恭王扩建宫室时偶然发现古文写的《尚书》，后由孔子后裔孔安国献给朝廷。从此经学分为今文和古文两种。古文经学出现较晚，在西汉时流传并不广，治古文经的研究方法也不同于今文经。今文学家讲微言大义，通一经即可为博士，他们“或为雅，或为颂”，至合数人治一经，所以当时有“遗子满嬴金，不如教一经”之谣。古文学家则不同，他们偏重于文字历史的典制解释，注重文字训诂，考订制度、名物。非博学无以治经，所以从刘歆开始，凡古文学家一般研治数经，学问渊博。
王莽为了篡位，曾立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四家。他把持古文经学解释权，肆意曲解，用以篡位，古文经学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东汉初，治今文经学的学者对古文经学极力排斥。这两家争论有意气之争，也有学术思想之争。
东汉初年，经学立于官学的有十四家，《汉官》曰：“光武中兴，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贺、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礼》有戴德、戴圣。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也。”
“官学”之外还有“私学”，家派繁衍亦毫不逊色。据《汉书·艺文志》，《易》有费氏、高氏二家；《春秋》有邹氏、夹氏二家。
光武时期主要的经学士都云会京师，有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他们接踵而至，莫不抱负坟策。以求自家学说能为朝廷所重。建武五年，天下初定，光武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
光武时期经学争论的焦点是是否为古文经立博士。
建武三年前后，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在建武四年正月，光武召集群臣云台大会议论。博士范升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左氏春秋》不是出自孔子，是出于左丘明，师徒相传，又查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尚书令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与范升激烈辩论。范升退而上奏道：“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他先指责古文经学是异端。批评光武“情存博闻导致异端竞进”。他再提醒到这些所谓经学，如果一旦立博，则其他私学也将步其后尘。“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那么其后果就是“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他又以无门无派指责《费氏易》、《左氏春秋》两学不正统，“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还列举《史记》中提到的左氏与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论证这是异家邪说。接着还用“大一统”原则规劝光武。“孔子日：'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
范升上疏遭到陈元的强烈反对，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采用的是古文经学的学术方法。他说：范升所列举的《左氏春秋》不可立，以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都是小差错，“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擿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他又驳斥了范升以先帝为取向的保守思想，“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他又用事实举例，先帝也曾开创新学。“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谷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谷梁。孝宣皇帝在人闲时，闻卫太子好谷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谷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他劝光武下决心，“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
光武让范升和陈元继续辩论，辩了十个来回。光武最终同意建“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陈元为第一。光武以陈元新忿争，于是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但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舆论哗然，自公卿以下，又数次廷争不已。这时恰逢李封病卒，光武不想听这些人无休止的争论，就不再补进，左氏复废。
但是治古文经者，都是有真才实料的，这点光武也明白，所以他仍然重用他们，比如郑兴、杜林等人。寇恂也爱好古文经，当汝南太守时，郡中无事。恂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
二、学术自由
既然经学有这么多家，必然彼此有门户之见，光武的态度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车寻儒，兼收并蓄。光武整日和儒生在一起，但从不发表意见，也从不裁定经学是非，谁说得有理，就尊敬谁、赏赐谁。《后汉书·戴凭传》记载：“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戴）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戴凭能说经，难倒了五十多儒生，席子落了五十多层。对于事关夺取江山合法性的图谶问题，光武对持异议者并没有加以迫害，也仅仅是罢黜不用。这种开明的态度就是思想和学术自由。东汉一代，即便是异端邪说同样能在社会上占据一席之地，比如王充、张衡公然反对谶纬经学，非议孔孟，照样成为名士。《后汉书·张衡传》说：“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张）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上书劝谏。东汉经学那么发达，但是不排斥道、佛等杂教学说，佛教就是汉明帝引入的。以上事实足以驳斥儒家专制、封闭、保守的谬论，从春秋到明代儒家从来不封闭，思想界自有道统传承，中国古代的传统从来都是道统是道统，治统是治统。自清代康熙开始道统、治统才合一，皇帝圣喻也成了百姓时常要背的经，时人稍有非议，就被投入文字狱当中，这时的儒学成为政教合一的奴学了。所谓的儒学排外，本是源于满清政权的封闭、排外的恶果。
儒学为什么不是宗教
这个问题，时常被新儒家们争论不休，我的看法如下：
第一，儒学并没有出现人格神，反对接近鬼、神。孔子曰：“人道近、神道远”。儒学也讲祭祀、祭天、祭祖。 但是这个天是虚幻的，代表的是“德”、“民”，实际还是“学”。
第二、儒学没有来世救赎的观念，也不主张因果报应，一虚和一实，这是学与教根本的不同。
第三、即便是孔子，生前生后都不是神圣的，都是可以通过模仿学到做到，是人而非神。也不是用于祈求显圣的神灵，儒生拜孔子是弟子对老师的敬意。
第四、宗教都有强制性、具有排他性，全民性。宗教的教义一经确立，不得修改、发挥、引申。达尔文是这样说的，“我很难理解人们怎么能希望基督教是真的，因为这样的话，圣经用清清楚楚的文字表明了，凡是不相信的人，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几乎我所有的好朋友，都将要永永远远地受到惩罚。这真是一个可咒诅的教义。”而儒学始终和道学同行，就连儒家的死对头法家，仍然保留其一席之地，也并不排斥其他宗教如佛教、回教、基督教。儒学中人可以信仰其他宗教，这些宗教信徒也可以有儒学信仰。谶纬迷信始终不占儒学主流，即便是东汉时期也是经学的旁支，强化的是王权而不是神权。儒学精神上的强制也比不了宗教，容许人们不信和怀疑。不信儒学的人大有人在。王充写《论衡》公然批判谶纬迷信，写“问孔”，“刺孟”，他本人并没有受到迫害，还被肃宗征召，后此书广为流传，蔡邕、王朗得之以为宝。
第五、儒学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引入新内容，吸收其他教派学说，圣贤层出不穷，是有生命力的学说。
宗教一旦解经产生歧义就自然分化，引起教派冲突，出现新教。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民族和宗教一起死亡，而儒学却从来都没有分化过。
第六、宗教有愚民的成分，而儒学从来不主张愚民，满清时儒学宗教化，是例外。
腐儒们把儒学搞成儒教，小儒、奴儒、新儒们把儒学搞成儒术，都背离了儒学的正宗。
三、统一经学，教化士民
今文经虽然在当时为国学，但是其章句繁多，动辄注一经超过百万言，造成学子白首不能究一艺的困境。光武要纠正这种偏向，他命令减省。明帝师傅桓荣将《欧阳尚书》从章句四十万言，删减为二十三万言，桓郁再减至十二万言；张奂受《牟氏尚书》由四十五万言压缩至九万言。汉明帝也曾自制《五家要说章句》。
经学的统一是在汉章帝时期，东汉章帝的时候召开白虎观会议，统一各家各派的经学，共正经义，简省章句。形成统一的官方经学注解， 编辑成书，这就是《白虎通》，《白虎通》相当于现代社会的宪法和各类民法的总和。
《后汉书》对于光武讲经论学大加赞扬，“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缪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后汉书·陈元传》）皇帝带头，影响了东汉一代的风气，民风由飙急到谨厚，比如贾复这样的悍将，平日好凌折同辈。此时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
当时东汉王朝除了太学以外各地还办了乡学。毫无疑问起到了教化百姓的作用。对文化普及传播作用更大，还吸引了周边蛮夷前来游学。
“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樊宏阴识列传 》）
到东汉末年，虚学之风之起，据范晔评说，“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列传》），说是游学实际是游宦，也就是跑官之风，风气为之一变。
总的来说，东汉经学的兴盛，给东汉王朝提供一大批有骨气，有真本领的儒生。他们在同权臣、宦官的斗争中表现出铮铮铁骨，在同蛮夷的战争中表现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支撑汉家江山的中流砥柱，展现了生机勃勃的华夏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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