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通过各种手段使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点儿事功也算不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但若从郑庄公所作所为所体现的政治技巧来考察，就不能不让人对他表示佩服了。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一为遇事能忍。苏轼《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当他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姬段串通一气，给他多方制造麻烦的时候，他能做到隐忍不发。姬段想占好地方，他就把姬段分封到京地；姬段贪欲不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他也装出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其后，姬段的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之举，让郑庄公的臣子们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力劝庄公早早应对，以免祸起萧墙，可郑庄公还是隐忍不发，以“不义，不昵，厚将崩”的理由婉言拒绝。郑庄公的遇事能忍，还反映在他处理与周王室的关系问题上。面对年少气盛的周桓王的作梗为难，他努力克制内心的恼怒，主动前去王都朝拜周桓王，希望藉此来缓解长期以来彼此间的对立情绪。谁知周桓王并不买账，给郑庄公吃了个闭门羹，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接着又任命虢公林父为右卿士，让他与身为左卿士的郑庄公分庭抗礼，并强行向郑庄公索取了邬、苏、刘、邘等四座郑国城邑，公开给郑庄公以大的羞辱。虽然使得郑庄公气不打一处来，但他最终还是按捺住了怒火。所以，遇事能忍，便成了他的性格特征。老谋深算，工于心计，这正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二为出手能狠。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在周桓王打击面前的退让，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属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他不曾马上实施反制，是他不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所以，郑庄公在隐忍的同时，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准备，以求一招制敌。可笑的是，他的对手却对此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乎步步进逼：姬段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周桓王大举起兵进犯郑国纵深之地。谁知他们忘乎所以的举动，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予对手以迎头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战于葛，用新型的“鱼丽”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连周桓王本人也中箭负伤。可见，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就又准又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三为善后能稳。孔子说“过犹不及”。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可圈可点。当挫败姬段的叛乱阴谋、迫使他逃窜共地后，郑庄公便不再追击，因为他知道，姬段此时已惶惶似丧家之犬，实在不值得继续花功夫去对付。另外，由于郑庄公母亲姜氏在这一叛乱事件中曾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让郑庄公内心既痛苦又愤恨，但为了社稷大局，他最终还是与姜氏和解了，“遂为母子如初”，赢得“孝”名，在政治上替自己捞足了分数。至于葛之战善后问题上的作法，更反映出郑庄公的机心深密。当郑军大获全胜，祝聃等将领建议乘胜追击以扩大战果之时，郑庄公头脑异常冷静地表示：“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遂下令停止追击，放对手一马。不仅如此，他还在当天晚上派专人前往周军大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从而给周桓王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使得双方的关系没有闹到彻底破裂的地步。既赢得了利益，显足了威风，又留有了余地，杜绝了后患，左右逢源，一石二鸟，这更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歌台舞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意气风发的郑庄公的“小霸”事业，早已事过境迁，烟消云散。然而，郑庄公的政治智慧与战略意识却依旧让今之读史者叹服。的确，从更深的层次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后要稳，又何尝不可以成为今天从事国际战略角逐的有益借鉴.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在骊山(今陕西临潼城东南)被犬戎攻杀，周都镐(今陕西长安沣河东)被洗劫一空，次年，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历史上的东周之世由此开始。
郑国是东周初期政治上最为活跃的诸侯国，郑庄公是郑国活跃时期领导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他在祭足等人的辅佐下，初践王纲，用武于列国，图谋争作诸侯领袖。郑庄公的创业作为开始显现了东周之世的政治趋势，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历史序幕。
小国大志成就
显赫一方郑庄公(前757—前701年)，名寤生，郑国第三代国君，前743至前701年在位，他的祖父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受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周幽王时任司徒，在西周末的骊山之难时为幽王护驾，被犬戎攻杀于战场。他的父亲郑武公在平定犬戎之乱、迎立周平王及护驾周平王东迁时立有大功，被封为周朝卿士，其间兼并郐(今河南密县东南)和东虢(今河南荥阳东北)，建立郑国，并设关筑城，郑自此逐渐强大。郑庄公继位后，仍代父为周卿士，但他把主要精力用于主持本国国事上。
自周平王东迁后，周室衰弱，诸侯国逐渐强大，郑庄公以周朝卿士和诸侯国君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凭借自己的智谋和权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对当时社会政治趋势的演化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周朝遭犬戎之乱而东迁，已经到了不靠诸侯国的救护就不能自保的地步，丧失了往日的气魄和威望。犬戎之乱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人们对周朝的迷信，向社会公开展现了礼仪制度的虚弱和强力的重要。在当时，要想号召列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依靠周室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鉴于这些情况，郑庄公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坚决地放置于郑国，不惜与自己的弟弟、母亲以武力相对抗，与周天子闹翻也决不动摇，他以极大的精力经营自己的国家，终使郑国成为东周初期崭露头角的诸侯国。
郑庄公要发展自己的国家，首先遇到的是地理条件的制约。郑处于四战之地，南有蛮楚、北有强晋、西有东周，郑国无法与之争锋，只能向东发展，而东邻卫、曹、鲁、宋、陈、蔡诸国中，宋国国大爵尊，在东方小国中又有号召力，是郑国发展的严重障碍。鉴于这种情况，郑庄公把向外用武的目标定于宋国，这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佳战略。为了实现对于宋国的军事胜利，郑庄公实行了以下的战略方针：第一，和齐、鲁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齐、鲁处在宋国的东北部，建立了和齐、鲁的同盟关系，就形成了对宋的牵制和包围，他几次和齐、鲁二君约会，在攻取宋国的郜、防二邑后将其送给鲁国，都是为了巩固三国的同盟关系。第二，假借王命伐宋，号召列国。郑是一个新起的小国，在诸侯中未孚众望，但郑庄公是周朝卿士，具有特殊的身份，于是庄公宣称宋公久缺朝贡，自己以卿士的身份，承王命率兵讨伐。郑国通过这种方式纠合了更多的国家，又形成了对宋国的舆论压力，事后还对不追随出兵的许、郧(今山东宁阳东北)小国以“抗命”的罪名予以教训，几乎灭掉许国。第三，扶植宋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宋国前君主的儿子公子冯出奔到郑，宋国曾为此出兵讨之，郑庄公对公子冯采取保护措施，厚相招待。宋国在一次内乱后，国人欲迎立公子冯为君，公子冯临行前，泣拜于郑庄公之前表示，自己返国后，“当世为陪臣，不敢贰心”。
郑庄公假命伐宋在郑庄公的执政期内，郑国确实取得了对宋国的胜利，但郑国又从来无力吃掉宋国，这种和平胜利是郑对于宋所能取得的惟一形式的大胜利，这里，不利的政治地理环境起了决定的作用：郑处在几个大国之间，又几乎无险可守，即使某一天有力吃掉宋国，那相邻的大国也绝不会坐视其崛起，必然要以武装干涉的形式使郑回到自顾不暇的地步。事实上，到了春秋中后期，南北大国为了争霸天下而斗武，就把郑国沦到了争霸的夹缝中而常常使之喘息不定，北晋南楚各怕对方吃掉自己或伤害自己，需要一个避免正面接触的缓冲地带，因而各需郑国以屏障的角色存在于自己身边，但它们又要打击对方、示威于天下，因而郑就成了经常的用兵之地。郑庄公之后有几世执政，常常是朝晋暮楚，实在是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得已所为。而这是郑庄公本人所不曾料及的。
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郑庄公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周天子的棘手问题。作为周朝卿士，他应当尽忠于王室，他是诸侯瞩目和敬重的人物，但他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放在对本国的经营上，要兼并、扩张，要破坏周朝既定的实力划分，甚而要凭实力号召列国，那必然和周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既要利用卿士的角色，又不愿恪守卿士的本分，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他对周天子在总体上采取的是又打又亲的手段。当王室要限制他的发展和自由时，就打击王室；当这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时就亲近王室，打击王室是为了抵制王室对自己的限制，是为了向列国示威；亲近王室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卿士身份，或保持自己对若干国家的号召力。他为了防止国内反叛而久不入周供职，但当闻知周平王欲分政于虢公时即日驾车入周，可见他即使在坐镇守国的危急时刻也密切注视着朝中动静，他经营郑国，同时又不愿放弃周政。他和周平王交换人质，既可以施恩于太子，作为亲近王室的手段，又可以加害于太子，作为打击王室的手段。周桓王辞他回国后，他派兵抢收周地粮食，事后又准备亲去谢罪修好。假王命伐宋是利用卿士身份而对卿士本分的严重背离。桓王亲讨庄公的假命之罪，庄公怒气相待，而当大将射伤桓王，周兵溃退时，郑军急忙鸣金收军，庄公又派人去王师稽首谢罪，要“天王怜而赦之”!
郑国要发展，对周王不打不行，不亲也不行。郑庄公对周王又打又亲的手法，对郑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对周室的打击以及周室对他亲近态度的表面认可与接受，严重地降低了周室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降低了他对卿士身份利用的有效性。这是他能够预料但却无法避免的矛盾。
郑庄公在率军袭击戴城，继而击溃宋、卫、蔡三国联军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庆祝会，他自信十足地问大臣：“寡人赖天地祖宗之灵，诸卿之力，战则必胜，威加上公，于古之方伯如何？”方伯，即一方之长，是古代诸侯中的领袖之称。庄公此语，吐露了他的志向，表达了一生事业的追求目标，正是为实现这种志向和目标，他做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
夹缝中图霸的智慧
在政治斗争的具体环节上，郑庄公凭借他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智力，常常能准确预料事情的变化趋向，从而提早制定出应付的策略，使自己一方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还在自己的弟弟段与母亲姜氏沆瀣一气谋图作乱时，手下大臣劝他当机立断，予以制裁，他私下对亲信讲：“寡人筹之熟矣!段虽不道，尚未显然叛逆。我若加诛，姜氏必从中阻挠，徒惹外人议论，不惟说我不友，又说我不孝。我今置之度外，任其所为，彼恃宠得志，肆无忌惮。待其造逆，那时明正其罪，则国人必不敢助，而姜氏亦无辞矣。”他料定了段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局，果然，在庄公与段公开对抗时，段赖以作乱的京城(今河南荥阳市东南)百姓都不满于段的所为，段逃奔共城(今河南辉县)，后兵败自杀。庄公又乘胜追击段的儿子滑于卫国，卫桓公惧而谢罪。有一次，郑庄公忽然听到了卫公子州吁杀死卫桓公而自立为君的消息，不觉长叹道：“吾国行且被兵矣!”群臣问何以预料得到，庄公回答说：“州吁素好弄兵，今既行篡逆，必以兵威逞志。郑卫素有嫌隙，其试兵必先及郑，宜预备之。”州吁为了立威邻国，以挟制国人，果然纠合宋、鲁、陈、蔡四国，组织五国联军，共甲车一千三百乘(每乘约计三十人)，将郑东门围得水泄不通，形势非常严重。郑庄公向群臣问计，大家言战言和，纷纷不一，庄公笑着说道：“诸君皆非良策也。州吁新行篡逆，未得民心，故托言旧怨，借兵四国，欲立威以压众耳。鲁公子翚贪卫之赂，事不由君，陈蔡与郑无仇，皆无必战之意。只有宋国忌公子冯在郑，实心协助。吾将公子冯出居长葛，宋兵必移。再令子封引徒兵五百，出东门单搦卫战，诈败而走。州吁有战胜之名，其志已得，国事未定，岂能久留军中，其归必速。吾闻卫大夫石碏，大有忠心，不久卫将有内变，州吁自顾不暇，安能害我乎？”在这里，郑庄公首先分析了五国各自出兵的动机和要达到的目的，认为需要对付的只有宋卫二国，然后提出两项退兵之策，其一是将公子冯移居长葛，以此引开宋兵；其二是以诈败形式造成卫国战胜之名，促其速归。郑庄公既没有真正出战，也没有乞和，他以两项决策轻而易举地瓦解了五国联军，解除了国家的危难。他料到州吁执政的卫国必有内变，后来卫石碏大义灭亲，诱杀了州吁及其追随人均如庄公所料。郑庄公对五国联军的分析及其对付的策略，显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
郑庄公率兵假命伐宋时，宋国为了自救，分兵一支联合卫国去攻打郑国本土，宋将孔父嘉闻知郑庄公正离宋返郑，怕自己腹背受敌，遂准备借路于戴，返回宋国，戴人疑宋国来攻袭自己，闭门不开，两家攻守对抗、相持不下。郑庄公回国途中闻知此讯，笑着说：“吾固知二国无能为也!然孔父嘉不知兵，乌有自救而复迁怒者？吾当以计取之。”当即令四将受计，秘密往戴城进发。郑将公子吕假称领兵救戴，庄公本人藏于军中，戴国开门纳入后，郑军即将戴君逐出，夺了戴城，之后，郑国其他三将在城外从三面包围了宋、卫之兵，几乎将其全歼。这次战斗中，庄公巧施妙计，得了渔人之利，极大地张扬了威名。
庄公长于料事和智谋，但对一件关系郑国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却无法应付其所料。他有十一个儿子，世子为忽，而他所偏爱的儿子突有才智，而且是一个不安居人下的人，为了维护身后的郑国政局，他忍痛让突出居于宋，他料到这种安排仍然不足以消除突对郑国政局的威胁，临死前哀叹道：“郑国自此多事矣!”这种哀叹反映了他对身后内乱的预察和对这种预察结果的无能为力。
善以无欲掩大欲
郑庄公富于智谋，当残酷的政治斗争需要时，他会把自己的真实感情隐藏起来而以相反的形式表达，过多的智谋必然转化为对他人的欺诈。例如，他明明想要除掉段的叛逆，平时却纵容不咎，姑息养奸，好在段罪恶昭著时彻底铲除，以塞国人和母亲之口；他久不朝周，明明是一直注视着段的所为，准备瞅机会消灭之，而当大臣一再向他提出制裁段时，他却佯装不解，对大臣说：“段乃姜氏之爱子，寡人之爱弟，寡人宁可失地，岂可伤兄弟之情，拂国母之意乎？”为了引诱段反叛，他假传自己要往周朝面君辅政，姜氏闻信大喜，立即给段写密信一封，约其兴兵袭郑，庄公派人截获了此信，看后密封，又另派人假作姜氏所差，送信于段并索有回信，段一率兵袭郑，就立刻投入了庄公布下的罗网。当段在共城自杀后，庄公抚段之尸大哭道：“痴儿何至如此!”似乎这样的结局不是他所希望的。周桓王一上台就辞他离周回国，他为此怨恨不已，可见他对周室的职位还是很留恋的，但当他在先前听到周平王欲用虢公替代自己的职务时，立即去周王面前提出辞呈，并且认真地对平王讲：“夫政者，王之政也，非臣一家之政也。用人之柄，王自操之。”他料定当时虢公尚不敢替代自己，而周王也不敢舍弃自己，他做出辞呈的表示，既是在考察周王的反应，更是要表明自己在周室的不可替代性。
庄公率兵伐宋，明明是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必要步骤，是自己的主张，但他却布告天下，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周王的决定，似乎自己只是在忠实地执行周王的命令，没有丝毫私欲掺杂其间，假命伐宋当时是对世人的一次大欺诈。郑、齐、鲁三国联军攻取了宋国的郜、防两邑，这时庄公接到了国内关于宋、卫来攻的告急文书，他即时传令班师，齐、鲁两国的随军大将亲到军营来见庄公询问班师原因，庄公隐下宋卫侵郑的实情，只说：“寡人奉命讨宋，今仰仗上国兵威，割取二邑，已足当削地之刑矣。宾君上爵，王室素所尊礼，寡人何敢多求？所取郜防二邑，齐鲁各得其一，寡人毫不敢私。”齐将觉得郑国以王命征师，自己只是随从，遂固辞不受城邑，庄公便将二邑一并送鲁。齐将回国向齐君汇报了这些情况，齐公以为庄公公平之至，称叹不已。后来，郑庄公策划与齐鲁二君一同率兵攻许，许君逃奔，齐公遂提议将许国土地让给鲁国，鲁公坚辞不受，齐公又提议将许地让给郑国，庄公满念贪许，但因见齐鲁二君推让，只得佯装推脱。恰有许大夫领着许君幼弟进前叩首乞哀，要求找个为许君祖宗安置庙祀的地方，齐鲁二君显出怜悯之意，郑庄公见此情景，将计就计，遂转口说道：“寡人本迫于王命，从君过罪，若利其土地，非义举也。”并进一步提出要为许复国，尽管许大夫诚恳表示无此奢望，但庄公仍然表示：“吾之复许，乃真心也。恐叔年幼，不任国事，寡人当遣人相助。”于是把许分为东西两半，东边让新君居之，西边派郑国的一位大夫驻守，名为助许，实是监守。齐鲁二君不知其中就里，以为处理妥当，称善不已。郑庄公通过许多诈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求无欲的人物，表面上的无欲掩盖着内心极高的追求。
庄公还注意尊重部下的感情，郑齐早年的石门之会上，齐公主动提出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郑世子忽，郑庄公回国后征求忽本人的意见，忽推辞说：“郑小齐大，大小不伦，孩儿不敢仰攀。”庄公劝儿子说，若与齐国结为婚姻，以后有事情还可以仰仗，不应该辞掉这门亲事，忽回答：“丈夫志在自立，岂可仰仗于婚姻耶？”庄公为儿子有这样的志气而高兴，遂不强求应亲。后来世子忽率兵协助齐抗击北戎侵扰而取胜，齐公托郑国副将高渠弥为媒，愿把另一女儿嫁给忽，忽又推辞说：“今奉命救齐，幸而成功，乃受室而归，外人必谓我挟功求娶，何以自明？”再三拒绝。忽回国后将辞婚之事告知父亲，庄公表示：“吾儿能自立功业，不患无良姻也。”郑齐联姻，从政治利益的角度考虑有极大的好处，但由于世子本人拒绝，庄公也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他完全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公子吕病逝后，正卿位缺，庄公欲用高渠弥继任，世子忽密谏道：“渠弥贪而狠，非正人也，不可重任。”庄公点头同意。庄公觉得，今天自己所提拔的人，正是日后世子所要长期使用的人，若违背世子意愿而提拔一个人，必然影响日后君臣间的关系，埋下君臣不和的祸种，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人事安排，任祭足为上卿。庄公临终前召来祭足，商量说他想将君位传给儿子突，征求祭足的意见，祭足对庄公说，世子忽的地位不能改变，最后表示：“废嫡立庶，臣不敢奉命。”庄公遂下决心传位给世子，并使子突出居宋国。庄公的考虑是，无论哪一个儿子继位，都必须靠祭足的扶立、辅政，祭足不同意的人，即使把他立为世子，身后也难以上台；即使上台了，也不会长久，在嗣位问题上尊重顾命大臣的意见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郑庄公对待部下的另一个特点是频繁地予以嘉奖，不断鼓励他们的进取心。祭足为他连续制定了一套假命伐宋的方案，他当面表示：“卿之谋事，可谓万全。”之后又拍着祭足的肩说：“卿真智士也!寡人一一听卿而行。”上卿公子吕病逝后，他哀痛道：“子封不禄，吾失右臂矣!”乃厚恤其家，禄其弟公子元为大夫，他通过体恤死者而鼓励生者。公子元提出了抵御王师的战斗方案，庄公即嘉奖道：“卿料敌如指掌，吕不死矣!”及打败王师后，他深嘉公子元之功，为之筑城于栎邑(今河南禹县)使其居守，作为郑国别都，并对诸大夫各有奖赏。庄公在伐许前，为选先锋而进行了一场带有奖励的比赛，颍考叔中选，他当即表彰：“真虎臣也!当受此车为先锋。”郑齐鲁三国伐宋时，鲁国将领公子翚首战攻取老挑，庄公赞不绝口，命幕府记上第一功，并杀牛飨士，后来退军时又将攻取的二城送鲁，表示以此“酬公子老挑首功之劳”。庄公从不吝于嘉奖，正是通过频繁的奖励，他不断挖掘出部下的积极主动性。然而有一次例外，在抗击王师的战斗中，郑将祝聃一箭射中周王左肩，对战斗的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但在奖励有功人员时，惟祝聃之功无赏，祝聃将这种不公平当面讲给了庄公，庄公解释说：“射王而录其功，人将议我。”祝聃忿恨不已，疽发于背而死，而在祝聃死后，庄公私下厚赐其家，并命厚葬祝聃。可见，在奖励问题上，庄公把握着以下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是奖励的频繁性、及时性和针对性；第二是对本国臣下以精神奖励、口头嘉奖为主，对他国之劳以物质奖赏为主；第三是不搞有任何消极后果的奖励。
传统礼教的反叛者
郑庄公出身于世家贵族，他熟知传统礼教，但又不满传统礼教，他是春秋政治舞台上桀骜不驯、最先反叛礼教的人物。传统礼教和道德的一个核心是要求人们为子尽孝、为臣尽忠，郑庄公恰好在这两个方面产生了叛逆意识。他的母亲姜氏暗中支持弟弟的叛乱，郑庄公辞别母亲，假称往周，其实却往廪延(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古黄河南)准备围歼叛军。叛乱平息后，他将母亲与段的往来书信转送姜氏观看，命人将她送往颍地安置，郑庄公掘地见母并传话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人死了被葬于地下，才见到黄泉之水，郑庄公的话对母亲没有一点客气。后来在谏臣颍考叔的说服和感化下，对他母亲又作了重新安置。在与周王的关系上，他和传统礼教离得更远。除过抢收周禾和假命伐宋外，周郑交质和射王中肩两件事极大地震动了列国，周天子第一次在战场上败给了曾向自己纳贡称臣的诸侯国君，蒙上了奇耻大辱，从此，周室对诸侯国的非礼所为只能苟且隐忍，而不敢妄加干涉。例如，后来齐宋等四国伐卫，周庄王欲出兵救卫，朝中大臣多不赞成，他们的理由是：“王室自伐郑损威以后，号令不行，今齐……不可敌也。”“伐郑之役，先王亲在军中，尚中祝聃之矢，至今两世，未能问罪，况四国之力，十倍于郑。”周朝君臣援引周郑交战之事，完全放弃了对诸侯行为的干预。而有些诸侯国也援引射王事件，公然蔑视王室，僭越礼仪。例如地处南方的楚君熊通当时请周桓王给他封以王号，桓王不同意，熊通斥责周王说：“郑人射王肩，而王不能讨，是无罚也，无赏无罚，何以为王!”遂自立为楚武王，周围小国遣使称贺，周王无可奈何。郑庄公抵御王师等叛逆行为打击了周室的威望与自信，开了列国蔑视王室的先河。
郑庄公是一个不安于本分的人物，他怀大志于胸，不屑于在传统礼教所允许的狭小空间窒息自己旺盛的活动力，他要在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充分地显现自己，要冲破对自己个性的束缚和限制，因而要反叛礼教。然而，他生长和活动于礼教意识极为浓厚的社会，他个人能够掌握的力量又一时有限，因而又必须在许多方面借助于礼教的作用力：例如母亲姜氏曾请求将制邑(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又名虎牢)封给段，而制邑地势险要，先前曾有大臣居之造反的先例，庄公不想予段，于是对姜氏讲：“制邑岩险著名，先王遗命，不许分封。”对付姜氏，只能打出先王旗号，借助于恪守先王遗命的礼教；后来实施伐宋的战略目标，为了纠集更多的国家相助，他又假传周王之命，借助于“奉天讨罪”的礼教。因为这个原因，他对传统礼教又有所让步和屈服。例如他已发誓和母亲再不相见，但不久后悔，最后作了重新安置；他将周太子留质于郑，在郑厚加相待；他抢收周禾、射王中肩，二事之后都向周王谢罪道歉；他对射王中肩的肇事人祝聃劳而不赏，以示无功。郑庄公对传统礼教的反叛是不彻底的，他对礼教的让步和屈服，既是一种政治策略，又体现着他所能达到的思想境界。
在春秋初期，敢于在政治舞台上充当传统礼教的叛逆先驱，需要巨大的精神勇气。郑庄公叛逆意识的萌发和形成有其个人环境和经历上的原因：郑庄公是他母亲在睡梦中生下的，姜氏睡醒方觉，吃了一惊，故为他取名寤生，心中有不快之意。庄公的弟弟段生得一表人才，深得姜氏宠爱，庄公自然从小受到母亲的冷遇，和母亲缺乏正常的沟通和理解，无论是对于作为自己孝敬对象的母亲姜氏，还是作为自己尽忠对象的国母姜氏，他都少有感情，要求对自己与之少有感情的形象尽忠尽孝，他只能是压抑自我，表面应付。同时，郑庄公出身于贵族世家，天生嫡子，环境造就了他自尊自傲的性格，他不会过分地压抑自己，对诱导自己实行自我压抑的传统礼教必然产生不满，而一旦他具备了力量，就要公开反叛。从个人经历方面来讲，郑庄公亲眼看到了西周败亡的事实；耳闻了西周末王室政治的昏暗，他自继位以来，又继父职为周朝卿士，参与周朝最高统治层的决策和管理，他和周王同朝共事，丧失了人们普遍具有的对于天子的迷信感，他甚而自信周王的能力赶不上自己，他看到了传统礼教并不是神圣的，故而有勇气反叛。
郑庄公在思维方式上能够跳出传统的窠臼，他早年与母亲关系不和，自然受其压制不少，但他对自己的儿子则不是把这种关系移植过来，而是宽大为怀。例如对世子忽的婚事，他只讲清利害，表明自己的意见，而不加包办和干涉。庄公一执政，就受到弟弟段的威胁，他尝到了这种苦头，于是在临终前把最有篡位可能的爱子突安置于别国，他不希望发生于自己一代的悲剧重演于下一代。能跳出传统的窠臼，这是郑庄公思维品格的一大优点，也是他身上叛逆意识得以形成的主观因素。
郑庄公在春秋初的政治舞台上风云了一生，他以称霸诸侯为目标，凭借自己富有的智谋和独特的性格在身边掀起了不少的波澜，确也称雄一时，然而正像谏臣颍考叔曾当面指出的那样，他尚是一个不够格的“方伯”。尽管如此，他对当时历史演进的促进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他对周室的不敬和打击加速了天下王纲不振、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他倡导的称霸之风被齐桓公、晋文公发扬弘大，成了春秋时代的显著标志；他的智谋、能力和思维品格对后来之人也有不少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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