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地缘政治学与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区别
——《广义地缘政治学》前言
“狭义地缘政治学”，就是我在第一章第一节评说的“麦金德时代的地缘政治学”；“广义地缘政治学”，就是第一章第一节我所谓的“后麦金德时代的地缘政治学”或“当今以后的地缘政治学”。二者的区别在于：
（一）狭义地缘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心（自由意志）物（地理环境）二元论，经典表述是中年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说的这句话：“我承认，我只能达到真理的一个方面；也无意踏上极端唯物主义的歧途。起主动作用的是人类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物质（地缘条件）一元论，经典表述是青年麦金德在《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一文中说的这句话：“如果政治地理学不是建立在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上，并且继自然地理学之后产生的话，理性的政治地理学就不可能存在。”（此物质一元论立场，麦金德后来放弃了，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二）狭义地缘政治学所谓的地理环境，是静态的地表水土（陆地与海洋），因此，以心物二元论为哲学基础的狭义地缘政治学，其所具有的唯物主义倾向，属于机械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广义地缘政治学所谓的地理环境，不仅包括静态的地表水土，它尤其体现为从静态的地表水土生发的动态的阴阳二气（若无阴静的地表的承纳，在太空中无限发散开来的阳动的阳光，只会是一“抽象”存在物，因此，阳动的阳光，只有照在阴静的地表上，才阴阳交感而为“气”；而且什么样的地表，接受阳光后，形成什么样的气——此亦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道理）；正是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或矛盾斗争，成为自然社会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根本动因。因此，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
（三）因为只看到静态的地表水土，看不到动态的阴阳二气，因而狭义地缘政治学在评价“力量的自然位置”时，就有片面性，或认为陆地重要（“陆权派”的麦金德），或认为海洋重要（“海权派”的马汉）。此外，由于不懂南北阴阳之理，狭义地缘政治学在作为“软国力”决定因素的“精神资源的资源”问题上，就束手无策。但在从动态的阴阳二气看问题的广义地缘政治学看来，因为所谓的“人类的精神资源”即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精神特质或人性，乃第四纪冰期寒冷气候的产物（第二章第二、三、四节），因而在阴阳二气中，冷凝的北方阴气强于热散的南方阳气，所以就“力量的自然位置”而言，所有地理位置要素，最重要的不是海陆关系而是纬度。一个海洋大国，不一定是强国（如印尼、印度、巴西、澳大利亚等）；但一个北方大国，一定是强国（如美、俄、中、欧等），至少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巨大潜力（如加拿大）。世界上的强国，不一定是海洋大国，但一定得是北方大国。亦因此，在广义地缘政治学看来：正如阳光是一种资源一样，北方的寒冷气候，不仅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更重要的资源，即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资源的资源。因此，一切北方国家，精神资源都丰富；一切南方国家，精神资源都有所不足（“北方的民族一般说来比南方的民族较为智巧，因为他们非如此不能生活下去。好象自然愿意这样调整事物以使它们趋于平等，在它拒绝把富饶给与土地的地方，便把富饶赐给了精神。”——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南方国家要想提升自己的民族精神，必须遵循“阴需阳，阳需阴”这条地缘政治学原理，像当今的新加坡和古巴那样，实行以阴制阳的德治型集权制度（第三章第九节）。
（四）心物二元论的狭义地缘政治学，把自由意志（心）和地理环境（物）看成两条平行线，二者没有因果关系，相互联系由地缘政治家们根据“国家利益”安排。然而，没有因果关系就没有科学。这样，心物二元论的狭义地缘政治学，科学性就不彻底；其沦落成有西方学者曾公正地贬称作的“缺乏一门科学所期望的客观性”的“地缘政策”是必然的；其“只能是一组提供备忘的孤立数据”，“不能成为一种科学”，“不能受到教师们的重视”，“不能吸引广大有才智的人”（麦金德）同样是必然的。物质一元论的广义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缘条件是因，自由意志是果，自由意志或人的聪明才智，不是什么超时空的唯心主义精灵，而是在地球这一特殊空间和第四纪冰期这一特殊时间范围内产生的精神现象，因而地球之外无此现象，第四纪冰期之外无此现象，如果冰期消失，它必消失（第二章第九节）。因此，广义地缘政治学是一门彻底的科学，它因此而为地缘政治学这门年轻学科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研究应用领域。换言之，地缘政治学，必须（也必然会）从狭义地缘政治学发展为广义地缘政治学，否则，就不会有出路，就辜负了作为一门科学的自身应有必有的“自我实现”使命。
（五）在狭义地缘政治学看来，“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麦金德）这种把欧洲文明的动因归因于亚洲野蛮地缘政治力量的观点，是文明起源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外因论。广义地缘政治学认为，欧洲文明的动因，不应在“政治”中寻找，而应在“地缘”中寻找，即不应从由荒凉的中亚土地生出的具有蛮力性质的中亚地缘政治力量这一外因方面寻找，而应在温润的欧洲土地这一内因中寻找（第一章第二节）。不仅如此，在广义地缘政治学看来，人类及其文明，起源于寒冷气候，文明的根本动因就是战胜寒冷、追求光明；文明的种子或者说人类追求光明的种子，作为一种“果”，其“因”正是第四纪冰期的寒冷气候（所谓“黑夜给我一双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文明的根本动因是追求光明，“文明”之“明”与“光明”之“明”乃同一概念，但光明又来源于能源，因而人类对光明的追求就是对能源的追求；人类使自己文明起来的具体手段就是对能源的利用，一个人类社会体，消耗的能源越多，文明程度越高，反之就越低；又因为文明的种子力缘于寒冷气候，因而文明的潜在力度和发显高度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第二章第四节）。
（六）因为把文明的动因归因于与“外来野蛮力”的斗争，狭义地缘政治学就使自己陷入如此认识误区：文明的发生发展，主要得益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斗争。这样，狭义地缘政治学在其应用中，最感兴趣的东西即使不是纯蛮力性质的征服课题的话，至少也是准蛮力性质的“霸权”课题；它只看到野蛮力的力源问题，看不到文明力的力源问题，这样，它就片面地把野蛮力当成历史的主动力，从而误导了人类社会中那些最为活跃的地缘政治力量，使其一门心思只在准蛮力性质的“称霸世界”问题上用功。因此，法国批判地缘政治学家拉考斯特20世纪70年代说的“地理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动战争”这句话，正适用于迄今为止的狭义地缘政治学。广义地缘政治学认为，历史的主要趋势不是重复性的蛮力破坏，而是发展性的文明建设；文明的根本动因在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寒冷气候；文明是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不是在人和人之间的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文明与自身同一的诚实、科学的道义力量，不在与野蛮的地缘政治力量作斗争，而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文明的主题是生产力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非生产关系方面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文明起源问题决定阶级起源问题，前者比后者更重要、更根本、更有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样，以文明起源问题的解决为立论前提的广义地缘政治学，就为地缘政治学这门学科开启了一条从“战争地理学”到“和平地理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通道。换言之，如果说狭义地缘政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动战争”的话，那么广义地缘政治学的根本目的就在“和平与发展”并最终通向共产主义生态文明（最后一章）。
（七）因为只看到静态的地表水土，看不到动态的阴阳二气，狭义地缘政治学甚至“不能解释为什么人类能从古代的彼此隔绝进至今天的全球联系”（中国青年地缘政治学者程广中语）。因此，严格说来，狭义地缘政治学是没有历史观的，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形而上学即静态的历史观。当然，为了弥补这一重大缺陷，狭义地缘政治学又抬出了“自由意志”，即把历史的动因归因于人的主观意志，但这样一来，它又陷入了反科学的唯心史观。——因为不仅看到静态的地表水土，尤其看到从静态的地表水土生发的动态的阴阳二气，又看到阳动的人类文明根源于阴静的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寒冷气候，因而人类文明是一个因静生动、因寒冷而追求光明光热的自然历史过程，正是追求光明光热的文明冲力，导致了人类“从古代的彼此隔绝进至今天的全球联系”，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历史观，不仅没有背离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立场，而且还既“与时俱进”更“反本开新”地对此历史观作了理论基础的更深的开拓和理论内涵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更大的充实与发展（第二章第一节）。不仅如此，因为认动态的阴阳二气乃文明亦即历史的根本动因，而阴阳二气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因而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历史观，又于不经意中“一不小心”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如何结合这一中国近百年来不得其解的重大理论课题。在此结合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将再次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以阴阳二气为基本范畴的中国古代气一元论唯物主义，将迎来自己的新生并且大化世界；这将大大增强中国的软国力，到那时，在国际“话语霸权”的争夺中，中国至少能与西方平起平坐，甚至胜出一筹。
（八）本体论决定方法论。狭义地缘政治学的哲学本体论既然是心物二元论，其方法之为二元式的地缘分析与政治分析（简称“地缘政治分析”）大杂烩，（当今国际最权威的地缘政治学“大师”、服膺康德哲学的基辛格，以及布热津斯基，尤其沾沾自喜于此方法的“纯熟运用”），其学科名称甚至都统一不起来（除“地缘政治学”外，什么“政治地理学”、“地理政治学”、“战略地理学”、“国家地理学”等等，五花八门），又有什么奇怪呢？然而，在以物质为唯一本体的一元论的广义地缘政治学看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世界上都不会有一种能够称得上是科学的所谓“地缘政治分析”方法；此玩艺儿存在一天，地缘政治学这门前途无量的学问就一天不能跨入科学的圣殿；此玩艺儿存在一天，地缘政治学就一天不能免除“种种非理性的政治地理学”的折磨（麦金德）。因为此玩艺儿不是别的，只是用停留在事物表面的浅薄的哲学二元论调制的一锅“最稀薄的清汤，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平淡无奇只是由于搅拌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稠厚和混浊起来。”（恩格斯）——那么，广义地缘政治学的方法又是什么？答曰：无他，物质决定精神、自然决定社会、地缘决定政治的地缘分析法而已。
（九）狭义地缘政治学家中，德国的拉策尔、豪斯霍费尔和瑞典的契伦等“大陆派”学者，唯物论的地缘决定政治立场坚持得最自觉。尽管如此，像一切狭义地缘政治学家一样，他们见地不见气，所见之地并且还被他们抽象为用平方衡量的真空般处处均一的“生存空间”，这样，在国家本质问题上，他们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就很空泛，见普遍不见特殊，并因此在对国家何以有强有弱这一问题的解释上无能做出合乎地缘决定政治的唯物论解释，从而给了极端主观唯心的纳粹种族主义以可乘之机，并在纳粹发起的理论攻势面前缴械投降。——在国家本质问题上，见地更见气的广义地缘政治学认为：人类、文明、国家，尽管产生消亡时间先后不等，但同根同源，皆根源于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寒冷气候。因此，国家乃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气候越冷，国家凝结力和争光争热的发展愿望越强；气候越热，国家凝结力和争光争热的发展愿望越弱。自觉把“追求光明”作为自己最高理念的现代国家，发芽成长于气候寒冷然而滋润的欧亚大陆西北地区，其果种然后向世界传播，落在北美、东北亚一类寒性土壤上，就成长为强势国家；落在非洲、南美、东南亚一类热性土壤上，就成长为弱势国家。因此，合理稳定的世界政治格局，只能也必然是北主南从格局（第四章第五节）。
附带说说：明白广义地缘政治学关于国家本质的定义后，当人们在本书中看到诸如“再论解决朝鲜问题的君主立宪制方案”（第九章第七节）、“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四极世界’专政”（第十章第三节）等论题时，想必就不会再为这类论题的“离谱”而感惊讶了。
再附带说说：当今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对国家本质的定义，已经到了用“国家是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取代“国家本质上是一个阶级概念”的时候了，因为理论上坚持国家的阶级性定义，实践中又搞经济建设不搞阶级斗争，说是说、做是做，理论不指导实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脱节，如此下去，国家方向不明、前途堪忧，至少人气难聚、人心难捏拢且不“与国际接轨”。只有肯定国家的“争光”性，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其关于国家本质的定义，才能既不失其为普遍真理地“接轨”于世界各国（这是认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中国国家国际关系理论或外交思想应有的理论品格），更在实践中与当今以后的中国经济建设大势相适应，因为经济建设本质上说就是争光争热增能量：经济建设者，发展生产力也；生产力者，力也；力者，光热能量之表现也。此外，还得一提的是：“争光性”概念，不仅适用于国家的本质定义，它同样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定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追求光明的政党”，这不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内涵更丰富、更“与国际接轨”、更有“大道自然，受命于天”的自然历史感、更合乎当今和今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际吗？（这两个“党和国家”论题，分量不小，而且似乎“很敏感”，因此，本书没有论述，至少没有展开论述。但它们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时机成熟，条件方便，将展开详细论述）。
（十）顾名思义，狭义地缘政治学的视野和研究领域狭窄，它只研究地缘与政治的关系。然而，政治不是孤立的某种“东西”，而是全部社会关系网络上的一个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它的深入研究，势必涉及全部社会关系。然而，全部社会关系的共同基础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在全部社会关系面前，你就会无所适从。于是，不懂自然决定社会、全部社会关系的共同基础是地缘条件道理的狭义地缘政治学，就与其说知难而退不如说画地为牢地使自己局限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地缘政治”领域。然而，既然政治不是孤立于其他社会关系的某种东西，那么形而上学地画地为牢的狭义地缘政治学，又怎能避免其他社会关系的“干扰”呢？在它的“课题研究”中，又怎能不涉及其他社会关系呢？而当它涉及这些关系时，它又怎能不因哲学基础的“离凡离圣，离因离果”而胡乱联系、东拉西扯，或为“一组提供备忘的孤立数据”，或为“缺乏一门科学所期望的客观性”的“地缘政策”呢？——顾名思义，广义地缘政治学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无限广阔，在它看来，政治既然由地缘决定，而政治又只是全部社会关系网络上的一个环节，那么地缘在决定政治的同时，也就决定了全部社会关系。当然，言不尽意，任何人，无论写多少书，都不可能在书中把全部社会关系把握住，也无此必要。对此，他只能而且只须采取这样两手就行了：第一，纲举目张、万变不离其宗地紧紧把握作为全部社会关系共同基础的地缘条件。第二，从实践或需要出发，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问题学”式的取舍，不成问题尤其重大问题的，不去理它。这两手，第一手“约”，第二手“博”。在此可以自信地说一句：本书的特点正是“博约”二字；书中涉及的问题，无一不是当今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受地缘条件的制“约”。
综上所述，狭义地缘政治学的一切困境，皆因不能回答“自由意志”的起因；而自由意志，又是一个在人类社会方方面面无所不能、创造一切的幽灵。既然如此，那么揭示了自由意志的起因，也就揭示了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根源；此起因，正是广义地缘政治学揭示的地缘条件中的“阴阳二气”（“自由”者，阳气之良能也；“意志”者，阴气之良能也。因此，“自由意志”，本身就是阴阳“二气之良能”）。这样，在广义地缘政治学这里，地缘条件在“吃掉”自由意志的同时，也就通吃了包括“政治”在内的人类社会的一切。换言之，由于只看到静态的地表水土，看不到动态的阴阳二气，狭义地缘政治学就使自己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理论困难，它因此不得不求助于神秘的自由意志；这样，就促使忠实于科学因果律的人们不得不去探索这个神秘自由意志的起因；而当此起因被揭示时，狭义地缘政治学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过渡发展为广义地缘治学了。同时，其论题即研究领域，就不再受“政治”限制，若有必要（这由“问题学”决定），在地缘分析法指引下，像为它所破解的自由意志一样，广义地缘政治学就可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由驰骋。一句话，在社会科学所有领域，“自由意志”有多自由，广义地缘政治学就有多自由；“广义地缘政治学”之“广义”二字，含义在此。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要说“自由意志”，这才是得大自在、大自由的自由意志！
以上是对狭义地缘政治学的批判。当然，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严格说来，科学上的任何批判，都是批判地继承和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那么，对狭义地缘政治学，广义地缘政治学又批判了什么、继承和发展了什么呢？答：批判了它非科学的唯心方面，继承发展了它科学的唯物方面。这里得坦诚地说一句：没有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就不会有《广义地缘政治学》，后者从前者吸取的养料，怎么说都不为过。似乎是命运在安排，本书完稿时（2004年），恰逢《历史的地理枢纽》发表100周年。愿借此机会表明：自己只是接过麦金德传来的接力棒而已。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再遭到如此责难：这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吗？对此，这里要说的是：不错，这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但对地理环境决定论，需要分析区别。正如唯物论有形而上学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之别一样，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有形而上学地理环境决定论与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别；也正如辩证唯物论是真理一样，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同样是真理。而所谓的“辩证”，就是中国古代气一元论唯物论说的“阴阳辩证”。此理，只有当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世界上出现时，人们才可能明白；而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正是由《广义地缘政治学》一书首先阐发的。不用说，一切狭义地缘政治学，都是形而上学地理环境决定论，唯有广义地缘政治学，才是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
结构方面，本书内容是这样安排的：上篇阐述广义地缘政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原理（第一章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第二章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三章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范畴论”）；中篇用此哲学基础和基本原理分析国际方面的重大问题；下篇用此哲学基础和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尾声（最后一章）阐述广义地缘政治学的“根本目的”或“终极关怀”。
本书内容，在习惯线性逻辑分析的人们看来，似乎“缺乏逻辑连贯性”。然而，这里要说的是：地缘分析不是历史分析，分析对象相互间的关系，不是相因相续地被时间链条串起来的历时性关系，而是像现今地球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一样，是一种共时性的空间并列关系。因此，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个理论大框架确立后，论题的取舍，就好比末日审判，所有论题平排站着，接受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位“上帝”的审判；至于先审谁后审谁，“上帝”是有充分自由的。当然，这里的“上帝”，他再自由，都离不了“自然决定社会、地缘决定政治”这一思想。此“离不了”，正是本书的“逻辑连贯性”。此连贯性，正是本书的最大特点，可以说，也是它的最大优点，——地缘政治学家若迷恋抽象线性逻辑分析，将陷死胡同！例如，20世纪初德国“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发明者们，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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