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缘政治学 第九章
9.1 中国“大外交”
9.1、高层外交角逐是世界观角逐
外交属“软国力”。软国力以“动天下之心”的思想感召力为胜。动天下之心的思想感召力，以关注“大本大源”的哲学世界观为胜。“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毛泽东）因此，最高层次的国际外交角逐，是哲学世界观角逐；国际外交角逐，只有上升到哲学世界观层面，才能激荡出高层次的东西，才有助于人类思想的升华和人类文明的提升，——眼睛只盯着浅近低级的东西，所谓“角逐”，不过地球村中一群“裸猿”相互间的窝里斗而已！
一如既往，人类的世界观，基本的只有两种，一种是唯心主义世界观，一种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当今世界，唯心主义世界观以美国国家意识形态为代表，唯物主义世界观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为代表。因此，中国外交的长期对手是美国。在中美的外交角逐中，美国要按照唯心主义世界观改造世界，中国要按照唯物主义世界观改造世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一个客观事实。在唯心主义世界观占据人类主流意识形态的当代，否认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就等于放弃唯物主义世界观，接受美国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如此，中国外交就打不开“动天下之心”局面，国际政治关系就不能走上健康轨道，人类文明就不能从目前危机中摆脱。
在社会历史领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依赖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决定于人的主观意愿。然而，宗教唯心主义者的托尔斯泰说得完全正确：“少数人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除了上帝什么都有了，多数人也需要上帝，因为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有。”——此话背后，有唯物主义大真理：就连不讲物质条件的宗教唯心主义信仰，也依赖一定物质条件。
当今世界，像美国这种风水极优越、“什么都有了”的国家，他们的宗教唯心主义信仰，尽管不合乎“真理的客观性”要求，但从“真理的价值性”一面说，对其唯心主义信仰，唯物主义者当取一种“可以理解”态度（理解并不排斥斗争：单单“我理解你，可你却不理解我，你要理解我，就必须懂得我的唯物主义真理”这一点就表明，作为唯物主义的“我”，精神上自居于作为唯心主义的“你”之上）。同理，像中亚国家这种到处是沙漠、“什么东西也没有”的地区，他们的宗教唯心主义信仰，也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从“真理的价值性”一面说，人们之所以强调“真理的客观性”，是出于改造客观世界、尤其是改造需要改造并且能够改造的自己国家的客观物质条件（风水条件）的需要，如果自己国家的风水条件像美国样优越得不必改造，在唯物主义信仰中，人们就找不到感觉，就会信仰宗教唯心主义；如果自己国家的风水条件像中亚国家样恶劣得至少目前看来不具备改造条件，在唯物主义信仰中，人们亦难找到感觉，就不得不信宗教唯心主义。
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之所以以唯物主义为立国之本，是因为中国的风水条件比美国差，但比中亚国家好，在现代人类生产力水平上，是必须改造也能改造的。条件如此的中国，如果不以唯物主义为立国之本，理论上，自我认知必失位，要么以为自己国家像美国样风水优越得不必改造，只要放开手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大胆赚钱就行了；要么以为自己国家像中亚国家样风水恶劣得没有多大改造希望。如此自我认知，都不符合中国地缘历史国情。而在实践中，如果中国不以唯物主义为立国之本，势必放弃自己艰巨但又是大有希望的自然改造任务，如此，中国必无应有的繁荣昌盛国运。懂得此理，就能明白：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在唯物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找不到感觉，甚至声称此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唯物唯心两分法已无意义”，是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是西方的东西，人文精神处于不“接地”状态，思想上早把马克思说的“重要的问题在改造世界”和毛泽东说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这些新中国赖以立国的理念勾消了，以为只要像风水优越的欧美发达国家那样，“跟上信息时代步伐”，玩玩“知识经济”，人人打好自己的小九九、念好自己的生意经，中国就能“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是幻想天上掉馅饼！
从“客观性”一面说，一切宗教唯心主义，理论上都讲不出科学根据。从“价值性”一面说，宗教唯心主义，在一定地缘历史条件下，有其一定的“对我有用”价值。然而，真理是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世界上最有力量、对人类最有感召力的世界观，是客观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国家奉行的唯物主义一家：在这里，真理的客观性与价值性得到了在其它国家地区难以达到的统一。因此，面对占据着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位置、有自我价值却缺乏普遍科学依据的美国国家唯心主义世界观，中国不仅不应该盲从畏惧，而且应有驾驭它、理论上战胜它的自信。当然，这样的自信，是在看准了美国国家唯心意识形态根本弱点的基础上确立的。这些弱点是：
第一，在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中，无数经验事实告诉人们：作为人类社会一切物质条件总合的地球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若生态环境受到根本破坏，人类就只有自我毁灭一途。这样的经验认识，若加哲学概括，就成这样一条唯物主义真理：物质决定精神，自然决定社会。在此真理面前，对全球环境问题无动于衷且破坏最力的美国，他那人类中心主义、无视自然界的唯心意识形态，不仅在世界上不会有什么感召力，反倒是其全球最大环境破坏者的证据。
第二，在物质决定精神，自然决定社会的唯物主义真理看来，即使当今的国际恐怖主义，根源亦在恶劣的生态条件，若生态条件不改善，国际恐怖主义就难以消除。然而，当今的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是不承认这条唯物主义真理的，这样，在与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美国采取的诸如“民主改造”、抓“恶棍”、颠覆“歹徒国家”政权之类的手段，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是在助长国际恐怖主义，使其更加滋生蔓延。这样一个国家，其对世界实施的唯心主义改造，怎么可能成功呢？
第三，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看来，人类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只能建立在世界各国因地制宜地开发、改造、保护、打扮自己脚下土地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在美国推行的由其唯心意识形态引伸出的全球“自由民主制度”基础上。换句话说：健康积极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一体化过程，必是一个世界各国渐渐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以此观察改善自身和人类命运的过程。因此，这样的世界观，必有“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功能。中国拥有这样的世界观，是中国的福气。
为了深刻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客观必然性和错综复杂性，有必要对19世纪以来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史和发展史作一简要回顾。
恩格斯说：“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9世纪以来，在相互的斗争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经历了自己的不同发展阶段：
19世纪的唯心主义，主要表现为欧美国家奉行的宗教唯心意识形态，这种宗教唯心意识形态，是不敌当时在野的社会主义思潮奉行的哲学唯物主义的；于是，20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的唯心意识形态就由宗教创世说变为人本主义的“人权战略”和“制度决定论”，并因此至少目前看来在与唯物主义的斗争中争得了主动。
在唯物主义方面，19世纪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方面，以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为依据，对宗教创世说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然而，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带来的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并吸引了人类的主要注意力，作为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的任何科学新发现，都不能把人类注意力从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中吸引过来，这种情况，本来应该促使唯物主义“改变自己的形式”，即由19世纪的重科学新发现转变为重生态环境，把地缘条件作为新时期的唯物主义基础，但在19世纪形成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左右下，20世纪的唯物主义，怎么也迈不开新的转型步子，仿佛自然科学家雇佣的小秘书似地，在种种重要性根本就不能与环境问题相比的“科学新发现”后面亦步亦趋，作些经验记录汇编，结果是：在新的人类重大主题即环境问题面前，唯物主义放弃了自己本有的思想主导权，使自己拥有的自然观领域的高层阵地成为一种无用摆设，让人不知其价值目标究竟何在。
而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以经济基础决定论为理论基础的19世纪的唯物主义，在当时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也占据了主动。但20世纪以来，此理论基础又面临新挑战：首先，经济基础的基础又是地缘条件，否定这一点，既不能解释不同文明的差别原因，更在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为重大的环境问题面前犹豫不决、患得患失，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价值目标的缺失，并因此引发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其次，经济基础包含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相当于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又决定政治制度，于是，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就不知不觉地演变为唯心主义的制度决定论。这种唯心主义制度决定论，不仅为以宗教唯心主义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欧美国家所相信，就连以唯物主义为立国之本的中苏等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也糊里糊涂地加以认可，甚至主动发起与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性的“和平竞赛”，结果一败涂地。不但如此，在制度性的“和平竞赛”中失利后，以唯物主义为立国之本、作为当今世界唯物主义最后堡垒的中国，目前的国家意识形态，依然认同这种似是而非观点：“强调地缘的作用不能离开社会制度的决定作用，否则，就会滑向地理环境决定论。”【倪健中主编《国是论衡?东西论衡》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p5】受此观点左右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在蔡和森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甚至连“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基础”这一蔡和森最著名最重要的建党思想都不愿提及。受此观点左右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反本开新地从哲学唯物主义高度深刻检讨这样一个问题：物质决定精神，自然决定社会，地缘决定政治；国家的根本优势在生态环境和周边地缘经济政治环境，像中国和前苏联这种生态环境与地缘经济政治环境都不如欧美的国家，如果不把精力放在生态环境和地缘经济政治环境的尽可能改善上的话，那么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不是欧美国家的“和平竞赛”对手。——于是，当今世界，美国为首的唯心主义制度决定论，就占据了人类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位置，并雄心勃勃地以此对世界进行唯心主义改造，世界因此变得更加动荡不安了。
因此，当代的唯物主义，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要从根本上扭转自己面临的被动形势，就必须实现自身新的转型，亦即使自己的立足点或基础从过去的“科学发现”转变为“大地母亲”（什么样的唯物主义立足点或基础有“大地母亲”牢靠呢？）这种“新型唯物主义”即恩格斯说的“随着……改变自己的形式”的唯物主义，大概内容有三：第一，它是唯物的，在它的一元论物质观中，尤其强调大地母亲这一物质存在在人类生活中的本体决定作用；在它看来，谈“物质”而不谈大地母亲，只是在空谈；如此唯物主义，其实已经“壳里空”了；这种空谈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空洞无聊。第二，它是辩证的，在它看来，“大地母亲”不仅包括静态的大地，它尤其体现为从静态的大地中生发的动态的阴阳二气，正是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或矛盾斗争，成为自然社会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根本动因。第三，它是实践的，在它看来，在当今这个人类与大地母亲的关系尤其突出的时代，所谓的人类实践，就世界范围说，最主要的就是做好地球的开发、改造、保护、打扮这件大事；就中国说，最主要的就是把中国的国土治理改造好（治山、治水、治沙、治污染、绿化国土、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多修路、修好路等等。）
总而言之，当今世界，最能打“动天下之心”的主题，是人类与大地母亲的关系问题；此问题的“大本大源”，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论中寻找。反过来说，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也只有抓住地缘问题这个主题，才能大气量地发展自己，从而使自己从目前面临的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陷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否则的话，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地“摸着石头过河”，东抓一下西抓一下，抓来抓去，就会丧失民众，民众就会到各种宗教唯心主义那里去寻找为自己那需要填补的精神空虚所需要的某种廉价的明确允诺，这给中国和世界造成的危害，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而在国际外交中，以唯物主义为立国之本的中国，就难以在美国布置好的精巧的唯心主义网络中金蝉脱壳、争得“动天下之心”的主动。
9.2毛泽东、邓小平的晚年外交思想
外交方针从属于外交思想。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外交从属于以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实行“一边倒”方针。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以所有制问题为核心的经济基础的基础，是地缘条件，随着目的在“改变所有制”的革命时代的结束和以人地关系为主的建设时代的开始，大量经验事实表明：国际政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分，而以地缘利益划分，国际政治问题，主要是地缘政治问题。于是，新中国的领袖们开始了国际地缘政治问题的思索，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970年代，晚年的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1980年代，晚年的邓小平，有“东西南北四个字”之说。
从哲学世界观说，毛邓晚年的外交思想，根子依然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但又都对以经济基础决定论为基础、以阶级分析为方法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构成挑战，或者说与以经济基础决定论为基础、以阶级分析为方法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松动了。然而，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总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是本体（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是末用（价值性），被列宁称之为“战斗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战斗作用，通过以阶级分析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体现；放弃阶级分析法，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个“壳里空”，历史唯物主义一成“壳里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就会要么是个幽灵般浑沌朦胧的“物自体”，要么是些空洞无用的教条，其“为我之物”的“战斗作用”，就无从体现。因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产生松动的毛邓晚年的外交思想，其“动天下之心”的战斗作用，不能不有所减弱。
然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毕竟脱胎于以经济基础决定论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它因此依然打有阶级斗争理论中的“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印记（根据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的“列宁主义”观点，民族斗争只是阶级斗争的从属部分）。既然如此，那么，此理论的“战斗作用”是否就因此而继续得到保证了呢？没有。因为在此理论看来，第三世界的贫穷落后，根源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压迫；根据此理论，反帝反殖斗争胜利后，第三世界就应该快速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然而，几十年的经验事实，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明。而根据本书第二章第四节论述的“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第三世界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因为他们地处南方，气候炎热，本身就在“阳光下的地盘”中，追求光明的愿望天然不强烈。这样，把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建立押在第三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的斗争中的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就面临着如此困境：“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特殊的环境以外，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政治团结力、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富国可能彼此进行贸易战；穷国可能彼此进行暴力战争；但是贫穷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间的国际阶级战争几乎像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一样远离现实。”【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P13】
鉴于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所具有的“远离现实”、把“宝”押在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斗争上的时代局限性，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东西南北四个字”观点，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此观点中的地缘政治意识，又比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鲜明，地缘分析法呼之欲出。然而，它毕竟还不是自觉的地缘分析法。因此，此观点就仍然有这样两点时代局限性：一是像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一样，依然有把南方国家（毛的“第三世界”）的贫穷落后归因于北方发达国家（毛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剥削压迫、并因此而为第三世界的贫穷落后打抱不平的意思；二是南北主次未分，方针不明，全面论中没有重点论。由后一点，又引伸出1990年代至今作为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这样一条实用主义加经验主义的路线方针：“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行动，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处理每一个案。”【同上 P10】应该说，这样一条被动时受制于东西南北偶然事变，主动时主次不分明、东西南北四面出击，缺乏长期预测指导功能的实用主义加经验主义的外交路线方针，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交的被动地位、打不开中国外交应有的“动天下之心”大局面的。
9.3北主南从的外交方针
因此，当今中国的外交路线方针，之所以缺乏“动天下之心”力度，根本原因是在哲学大本处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关系产生了松动。既然如此，那么是否就应该回到以经济基础中的所有制问题为核心、以阶级分析为基本方法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路线上去呢？当然不是，如果这样，情况只会更糟糕！然而，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路线方针，就面临着这样一种理论困境：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不行，回到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去也不行！——这该怎么办呢？
答曰：根据本书第二章第一节论述的“大乘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根据第三章三、四节论述的“负阴抱阳、南下争光”、“北强南弱、北主南从”地缘政治学原理，再根据本书第二部分阐述的“世界格局与‘多极世界’”理论，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作与时俱进的充实发展，用“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补充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用地缘分析法扬弃阶级分析法（事实上，毛邓晚年的外交思想，已经启示着地缘分析法了；或者说，晚年的毛邓，在通向地缘分析法的道路上，作着艰苦的思索），由此引伸出中国外交所应遵循的“北主南从”方针。此方针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把以美、俄、欧、中为“极”，即北主南从的“四极世界”的建立当成中国外交的长期奋斗目标。此目标的重点在抑强扶弱地处理好与美国、俄罗斯、欧盟的关系。所谓“抑强扶弱”就是：四极中的任何一极，都不能临驾于其它三极之上，如果发生一极专制独大的情形，其它三极就应该联合起来，抑制它的“野心”。这样的联合，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可能的：当今世界，美国一极专制独大，而且都对其它三极奉行扶南抑北的遏制战略（第五章第一节三分节2小节），这就造成了其它三极的共同利益基础；在此基础上，三极的联合抑美，完全具有可能性。
第二，明确自己天然的“北方国家”身份，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再人为地往主要由南方国家构成的“第三世界”靠；而作为这种“明确身份”象征性标志和举动的，就是加入由北方主要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应该明白：毛泽东时代，中国之所以把自己定义为“第三世界”，是基于“先进必然变落后，落后必然变先进”这样一条“历史规律”的；然而，“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表明：落后变先进，是按照由南往北路线变的，不可能倒过来按照由北往南路线变；因此，一切南方落后国家，都不具备变得比先进的北方国家更先进的现实可能性，——“中国属于南方国家”，如此取法于下，对自己、对世界，都没有好处。
第三，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增选问题上，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长期目标，这就是：常任理事国，不是要增，而是要减，五大常任理事国，应该精简为四大常任理事国，这就是“四极世界”中的美、俄、欧、中四大国；一票否决权，只应属于这“地球村中四巨头”；在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时代到来以前，世界应该是一个“四极世界专政”的世界（见最后一章第三节。）
第四，作为北方大国的中国，应该发挥自己天命中担负着的对于一切南方国家所具有的义不容辞的指导责任，这就是根据本书第三章第九节论述的“阴需阳、阳需阴的社会生态动力学原理”，明确告诉世界尤其美国：当今美国在全世界大力推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不合南方国家的地缘国情的，它只会制造出大量的“失败国家”；南方国家需要的是新加坡和古巴式的德治型的开明专制制度。相应地，在与南方国家领导人的交往中，中国领导人应谈的，与其说是实行起来问题多多的“南南合作”、“互补性强”之类的话题，不如说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大乘历史唯物主义”引伸出来的以阴制阳、加强个性修养以修正南方民族身上通常具有的好动不好静、理智为感情所左右的“脾气”这一“先做人后做事”道理。
9.4中美关系
1、迁行自由与言论自由——中美人权对话
中美之间的人权对话，实质上是文明层次最高的两种世界观较量。对此，中国应以一种高级文明担当者应有姿态，认真对待这场较量，在这场由美国发起的挑战中积极应战，以此澄清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必然面对而且已经面对了的诸多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美国的人权观，是唯心主义人权观，核心是言论自由。在它看来，人的言论自由权利，是天赋的，因而是绝对的、不受任何客观自然历史条件限制的；“我欲仁斯仁至”，一个政府，能否认真落实这项天赋人类基本权利，不是一个客观条件制约问题，只是一个主观意愿问题；这个主观意愿问题，只受制于主观性的善恶两种人性：世界上之所以存在限制言论自由的政府，是因为世界上有恶人和恶人领导的政府，因此，除灭这些恶人和恶人政府，就是美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的人权观，是唯物主义的人权观。在它看来，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人的各种权利，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受制于各种客观自然历史条件的；在这些客观自然历史条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经济条件；因此，人的基本权利，不是言论自由权，而是专注于经济条件不断改善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只有生存权与发展权得到充分保障，言论自由等非经济性人权才能作为一个突出问题加以认真对待；这之前无条件地主张言论自由，只是一种脱离实际人云亦云的精神奢侈。
应该承认：当今中国这种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唯物主义人权观，其正确性，是有大量经验事实作证明的。但是，更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的唯物主义人权观仅仅停留在生存权和发展权上的话，那么，这种唯物主义，也只是朴素粗糙的唯物主义。正如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因为其朴素性，理论上不敌中世纪的精致宗教唯心主义一样，当今中国这种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朴素唯物主义人权观，理论上是不敌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美国唯心主义人权观的。比如说，对此朴素人权观，美国完全有理由如此反驳说：你们以经济条件的改善程度作为言论自由的条件，但是，难道你们今日的经济条件还不如原始社会吗？而在原始社会那样低级的经济条件下，人们都有言论自由权利，为什么在经济水平高出原始社会不知多少倍的当今中国，言论自由反受限制呢？而我们的人权观，就是要恢复借口“发展”而被牺牲和异化了的人类这项最古老、最自然的神圣权利。
必须承认：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人权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是原始社会更高层的复归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共产主义社会，言论自由必定不成问题），它具有一种“高明柔克”优点；在这种人权观面前，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中国朴素唯物主义人权观，层次是低它一等的，二者是一种非对称的较量关系，而后者的不敌前者，是明显的。因此，当今中国的唯物主义人权观，要对应和战胜美国的唯心主义人权观，就必须像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为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在扬弃自身朴素性的过程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顺着讲求抽象性、普遍性、本原性的美国人权观思路，找出一种在抽象性、普遍性、本原性上能与言论自由相对称的具有鲜明唯物主义特征的“基本人权”，来反制美国的人权观（正如现代唯物主义以“物质”这一范畴来反制唯心主义的“精神”这一范畴一样），这就是从地缘分析法引伸出来的“迁行自由”权利。
可以说，在唯物主义的中国人权观一方，只有旗帜鲜明地提出“迁行自由”，才能在唯心主义的美国人权观攻势面前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呢？
第一，借用美国人权家们的说法，这项权利，是一种不受国界限制的“基本人权”，它像言论自由权一样，也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前的原始时代就自自然然地存在着并且不受人为制度限制的人的“天赋人权”。因此，在抽象性、普遍性、本原性上，它丝毫不输于言论自由权。
第二，正如人类是从不会说话的动物进化来的、人类早在会说话之前就在走路一样，人类早在享受着言论自由权之前就享受着迁行自由权了；因此，迁行自由权，比言论自由权更优先、更基本；在迁行自由受到国界限制的当今世界，就忙着鼓吹超国界的言论自由权，其荒唐不合理性，一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唯心主义所特有的“头足倒置”特征——脚不让超国界，却让头（思想、言论）去超国界，这与让人头落地、脚朝天走路有何不同？
第三，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不妨做个试验：全世界的人，无一例外，一年内谁也不许说话，但仅仅是不许说话而已，其它权利一概保留，看看人类会不会因此灭绝。可以断言：人类绝不会因此而灭绝。这个试验做完后，再做一个试验：全世界的人，无一例外，一年内谁也不许行走，但仅仅是不许行走而已，其它权利一概保留，看看人类会不会因此灭绝。可以断言：人类非因此而灭绝不可。——由此可见，迁行自由权，比言论自由权更重要。
第四，类比于现代心理学揭示的人类心理结构，迁行自由权如人的潜意识，言论自由权如人的表意识，前者当然比后者更深刻更根本，后者只是在前者基础上显现出来的（正如会说话的人是从不会说话但会走路的动物进化而来的一样）。再类比于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知行观”，那么可以说：言论自由权相当于“知”，迁行自由权相当于“行”，而后者的重要性之超过前者，正如当今美国人所认为的人的“情商”比“智商”更为重要一样。
第五，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人权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是原始社会更高层次复归的观点具有某种同一性：在共产主义社会，言论自由必定会实现。同样，以迁行自由为核心的中国人权观，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是原始社会更高层次复归的观点相一致：在共产主义社会，迁行自由必定会实现。因此，迁行自由，具有一种“沉潜刚克”优点，它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正如物质与精神这对范畴一样，层次相当，概念对称，略胜一筹。
第六，如果说言论自由权在当今中国受限制的话，那么比言论自由权更基本更重要的迁行自由权在当今美国受到的限制就更大了。因此，如果说中国的实行新闻检查是一种“恶行”的话，那么美国的不开放国界、对入境美国者严格监控强行遣返，岂不是一种更恶的恶行吗？固然，中国也存在不开放国界、迁行不自由问题，但在中国的唯物主义人权观中，对此是可以提供一个合理解释的：人的自由权，不是绝对无条件的，而是受制于客观自然历史条件的。而在不讲条件的美国唯心主义人权观中，迁行不自由问题，就不能得到合理解释。
第七，美国人权家说，中国政府害怕言论自由。此说如果成立，那么美国政府对迁行自由的害怕程度，就远在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害怕之上。这一点，1995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报》登载的《面对“圣徒的营地”》一文，可以提供一个生动例子，该文虽然以欧洲为背景，实际上更适用于今日的美国。事实上，二战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恐惧，就是法国作家拉斯佩尔《圣徒的营地》一书所谈论的这样一个问题：来自东方、南方的无数“贫穷不幸的人，他们唯一的武器是他们的孱弱和他们的数量，为苦难所压倒，为饥饿的棕色和黑色的孩子所拖累，要踏上我们的土地，他们的先头部队正在冲击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西方的每一个角落。我确确实实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他们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一个我们现有的道德标准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让他们进来，我们将毁灭；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将被毁灭。”——如此严峻形势，美国能不害怕吗？
第八，从地缘分析眼光看，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人权观，实际上是在维护地球村中少数占有地球上面积最大、风水最好的土地并因此发富的富人们的利益。因此，“迁行自由”概念一经提出并顺着地缘分析思路讨论下去，全人类的“聚光灯”势必照射在这样一个目前只为人们感觉尚未被人们理解的事实上去：当今世界，事实上是个实行全球种族隔离制度的世界；虽然像前南非那样的种族隔离制度局部消亡了，但范围更大的全球性的种族隔离制度，依然主宰着当今的人类社会：正如在种族隔离制时期的南非，该国大部分上好的土地资源为少数白人所占据、大多数黑人却被限制在量少质劣的几块土地上一样，当今世界，地球上大部分上好的土地资源，亦为少数白人国家所占据，以非白人为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却被限制在地球上生态环境很恶劣的土地上。——这个事实一旦通过地缘分析法为人们所理解，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就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言论不自由的中国值得有良知的人们加以谴责的话，那么实行全球种族隔离制度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岂不值得人们加以百倍的谴责吗？
或曰：不受国界限制的迁行自由，中国现在做到了吗？近期有条件做到吗？一旦实行起来，天下岂不要大乱？
答曰：何必像个老实巴交的泥水匠一样死心眼，要知道，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斗争；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那种“素朴实在论”战法是一点不管用的。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重要的是提出一种具有必然性的理想目标，同时不断创造条件去实现它；而当这个目标提出时，就会对不关注这个目标的人们造成一种心理道德压力，使他们不得不关注这个目标。而当他们关注这个目标时，势必发现这是合理的、必然的，问题是自己现在做不到；而做不到的原因，并非一个人性善恶问题或主观意愿问题，而是一个客观自然历史条件问题。当他们正视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有良知的话，就不能不在内心承认：自己这种主观决定客观的唯心主义，道理上是说不过客观决定主观的唯物主义的。如果他们追求真理的勇气更大一些的话，势必又将承认：还是马克思主义说得对，人的权利，不是绝对无条件的，而是受制于客观自然历史条件的；在人权问题上，重要的不是提出一些抽象准则，而是从自然历史条件的改变入手来具体落实因缘而起的各种人权。
那么，生存权与发展权，又该往哪儿摆？
严格说来，生存权与发展权，属于经济基础范畴，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再指出的那样：经济基础，以自身保护自身，是保护不了的，它必须通过相应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具有“把战线推进到敌人营垒去”功能的意识形态，才能保护自己。美国的“言论自由”，就是一种具有把战线推进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内部从而保护住美国即得利益功能的意识形态，其动机并非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着想，而是为美国那片风水宝地着想，正所谓“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反过来看，中国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并不具有这种功能，只是一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术，它既挡不住美国的攻势，同时也保护不了自己。而中国之所以会陷入这种消极被动局面，战略上说，是因为自1970年代美国的“人权外交”出台以来，中国因文革受挫而陷入意识形态萎靡态，失去了在哲学世界观层次上与美国的唯心主义作斗争的战斗唯物主义锐气。战术上说，是因为没有把握住美国人权攻势的内部弱点，不懂得这是美国为防护自身弱点（富裕和风水太好所招致的外部压力）而采取的把外部压力消解在外线的先发制人战术。这样，不知不觉地，中国就使自己陷入一种由美国质问、自己回答的需要为自己作辩护的被动境地。在这场自我辩护中，中国力图通过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提出，在美国人权法官面前陈述自己的困难，以期得到对方谅解，消除误会。但美国人权家们的动机不是充当公正法官，而是掩护自身弱点，维护自己的利益；动机如此，无论你自我辩护的事实根据如何充分，他都不会认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自身不存在“生存”与“发展”大难题的美国法官面前，你那双含着冤屈向世界搜求公道、左为“生存权”右为“发展权”的眼睛，怎打动得了他们的慈悲心肠？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理解了美国的意图尤其弱点后，中国应该采取的战术，就容易出来了，这就是变内线防御为外线作战：提出“迁行自由”，把战线推进到美国一边去。只有通过这种战术，中国才能有效保护好自己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这种战术，看似与自己所要保护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但正如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的那样：意识形态看似远离经济基础，实则与经济基础内在关联，它对经济基础的保护一如大气层对地球的保护，虽看不见摸不着，但实实在在，作用非同小可。这种战术，从“看准美国弱点，击退美国攻势”这一点看，只是一种战术；但从这种战术所具有的可使人们认识到唯物主义人权观与唯心主义人权观的区别，从而增强人们抵制唯心主义人权观的自觉性的功能这一点看，它又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以唯物主义为大本大源的意识形态战略。
当然，此战略一旦运用起来，理论上理屈辞穷的美国，如果不想给世界一种蛮不讲理印象的话，只能拿“事实”与中国争吵，指责中国为何不先开放国界。对此，中国完全不必担心。首先，美国这样做，等于承认中国的唯物主义人权标准，这样一来，美国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哲学唯心主义就会在大本处站立不住，这正是中美外交角逐中中国所要争取的最佳效果。其次，迁行自由问题一旦提出，真有实际意义的不是国界取消不取消问题，而是外来移民尤其“非法移民”的对待问题；在此问题上，中国没有丝毫压力，而美国背负的压力，远在中国背负的言论自由压力之上；这样，加在中国身上的言论自由压力，就会因迁行自由的提出而从中国身上减去并加压在美国身上。比如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当美国人权家们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向中国外交官们发难的时候，中国外交官们就用不着冥思苦索或长篇大论地为自己作辩解了，只需说这样一句就足够了：闭嘴吧，先生们，既然你们认为言论自由是超国界的，为什么不先把国界取消，宣布世界上不存在“非法移民”，任何移民都是合法移民，让移民自由，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国界不取消，移民不自由，却侈谈“超国界”，这岂不是一个常识性的语词矛盾！
说到多年以来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争吵，又需指出：在国际人权论坛上，对中国来说，互相揭短的战术是要不得的；这是一种非科学非马克思主义的庸俗道德化批判，它不仅有损中国的道德形象，使中国的外交家们在形象上降为庸俗政客，而且会使中国落入美国定的“游戏规则”中去，这正是美国求之不得的。需知：虽然按美国标准衡量，中美两国在人权方面都各有隐私，但美国风水好，地广人稀，人的自由度天然比中国高，因而在把迁行自由排除在外的人权规则中，美国的“犯规”次数，永远比中国少得多；而互相揭短战术，玩的就是一种以犯规多少定输赢的游戏；在美式规则下互相揭短下去，大趋势只会对美国有利，中国只会永远处于需为自己作辩护的被告席上。这么说，不是在为中国如何掩饰自己的人权弱点“出谋划策”，而是说：任何人权，都须从人类与大地母亲即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角度提出解决，才有意义，质量才高；否则，不过鸡毛蒜皮的婆媳斗法而已。
“谁为自己辩护，谁就指控了自己”。对中国政府来说，诸如《人权白皮书》之类的“人权报告”，如果非写不可，就应写成具有高瞻远瞩的唯物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水平的“报告”，如此才能反守为攻，在历史的道德法庭上扮演“原告”甚至法官角色，否则就永远是个“被告”。同理，在每年一次的国际人权年会上，中国的主要心思不应用在拉拢票数、“击败美国反华提案”方面，而应通过国际人权年会这个讲坛，把自己以大地母亲为本的唯物主义人权观宣讲出去，让世界听到并且倾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声音。——中国“动天下之心”的“软国力”，正是通过这种有震撼力的思想行动确立和体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在中美之间的人权较量中，只要中国守住自己的唯物主义阵地，娴熟运用地缘分析法，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掌握话语主导权。因为人权问题，终究处是个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的哲学基本问题；在此较量中，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美国唯心主义人权观，肯定不敌以迁行自由为核心的中国唯物主义人权观。当然，在此较量中，“迁行自由”，并非当今和今后的中国政府所应切实追求的行动目标，而是当今和今后的中国政府所应实施的一种足以“动天下之心”的意识形态宣传战略，作用非同小可：“迁行自由”一旦深入世人脑海，必将压倒“言论自由”，那时候，在国际人权论坛上，现在总扮演“原告”甚至法官角色的美国，就将倒过来，成为一个常常得为自己辩护的“被告”了。
2、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自我实现的人，一生命运如此；自我实现的国家，国家命运亦如此。
国家乃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其种子，缘成于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寒冷气候；其根须，深植于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寒冷气候。因此，气候越冷，国家的凝结力和争光争热愿望越强；气候越热，国家的凝结力和争光争热愿望越弱。自觉把“追求光明”作为自己最高理念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芽成长于气候寒冷然而滋润的欧亚大陆西北地区，其果种然后向世界传播；落在北美、东北亚一类寒性土壤上，就成长为强势国家；落在非洲、南美、东南亚一类热性土壤上，就成长为弱势国家。
一个寒性地缘种因强壮的正常人，人生预定达标的最高境界是“七十而从心所欲”；同样，一个为寒性地缘种因驱动、争光愿望强烈的现代北方大国，其南下争光、在南方热带海洋得志从而进入“七十而从心所欲”最高境界，乃其天定命运，——也只有在南方热带海洋得志，它才能达到天命中的“从心所欲”目标。也正如生自北方寒冷气候中的雪松，在其成长过程中，任何的暴风雪都不能使其不自我实现地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一样，在北方大国的自我实现历程中，任何外力的干扰抗阻，都挡不住他得之于大自然命令的巨人式迈向南方热带海洋的步伐。
迄今为止，世界所有北方大国中，只有国龄最小的美国，国势上进入“七十而从心所欲”境界，亦即在海阔天空的南方热带海洋中得其大志。当然，一如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三分节2小节所说：“根据同性相斥原理，该国得志后，必不愿其他北方地理大国像自己样完成他们的地缘政治抱负，必千方百计扶持其他北方地理大国的南方力量，采取扶南遏北的地缘政治战略，以图永保自己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独大优势。”——懂得此理，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百计千方，对中国来说，就“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了。
中美较量，是个客观事实。在此较量中，美国对中国，自以为拥有一柔一刚、一虚一实两张王牌：柔者、虚者，人权战略也；刚者、实者，台湾问题也，在此问题中，美国把“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当界卒利用，以阻止中国走向成熟、走向南方热带海洋从而成为一个“七十而从心所欲”的世界大国的步伐。然而，美国这两张王牌，其实也是纸老虎：人权战略，中国只要提出“迁行自由”，美国就得退居守势；台湾问题，中国一旦定下“不怕最大的民族牺牲”决心，美国又有何能耐？难道美国敢下并且值得下中国样的决心吗？
台湾问题上的美国，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但终究还是纸老虎。对此，这里不妨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作一大概分析：
天时方面，台湾问题，一如19世纪美国的南北战争，是中国的南北关系问题。在此关系中，也像美国的南北战争一样，天理在位居北方的大陆中央政府一边。在此关系的对待中，美国既聪明又愚蠢。说他聪明，是因为在此关系中，他挑拨利用，做人做鬼，反复打算，为己谋利。然而，美国的聪明，再聪明，也有其“边际效应”，过了“边际”，就将转化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愚蠢；而此边际，又是他现在自以为得计的行动逻辑很难避开的：到时候，他恐怕又得像当年的越南战争一样，不顾包括“北主南从，北强南弱”在内的一切地缘政治学原理，逆天悖理地站在南方分裂势力一方，去扶一个“朽木不可雕也”的政权。
地利方面，台海战争一旦爆发，像越南战争一样，战场不由美台挑选，何时打如何打，或速决或持久，或打或停，或东或西，或万炮齐轰，或零敲碎打，或真打假不打，或假打真不打，或虚或实，或实或虚，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战场主动权，大陆一方几乎完全可以掌握。不错，一如美军所说，包括台海在内，亚太地区，美国控制着天空、海洋。但在当年的朝鲜、越南，美军不也如此吗？可他又占了什么便宜？更何况有着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又岂是当年的北朝鲜和北越？对这片庄严国土，美军敢像当年轰炸北朝鲜和北越那样直接攻击它吗？如果他敢，就是在点一场将使苍穹着火的世界大火！
人和方面，台湾问题，关乎“生存还是毁灭”的中国命运，因此，战事一开，至少70％以上即十来亿中国人将以“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决心，一打到底，而台独分子中，能有百来万人有这样的决心，就不错了。至于美国，无论有此决心者有多少，面对的还是一个是否值得为台湾问题点一场将使苍穹着火的世界大火的难题。——初战如果失利，尤其如果美日等外部势力直接插手，大陆政府和人民必将动用一切手段，作最大的国家总动员，不怕最大的民族牺牲，要把战争打到底；同时也正如美国南北战争时初战不利的联邦政府的发布“废奴令”一样，作此宣布：没收一切台独分子财产；一切大陆人，凡在台岛登陆者，准其定居，不受大陆生育政策限制。单单这项微不足道的户籍人口政策，就将调动数百万大陆民间力量，军民合一，以翻江倒海之势，不顾一切冲向台海对面。——如此“人和”形势，世间何种力量能阻挡！
Ｓtop！关于台海战争，没有必要再说了，还是说点利于和平的话题吧：
说到底，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陷在一个幼稚认识误区里：不能让中国成为一个自由出入南方热带海洋的大国，那样的话，将对美国不利。然而——
首先，中国是个气候阴冷、风水不佳的北方大国，进入或者说“拥抱”南方热带海洋，乃其“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天然抱负，美国的阻止它，就像不想让东亚冬季的大陆寒潮吹向南方热带海洋一样愚蠢。
其次，中国不是远离南方热带海洋的前苏联，美国如果采取对付前苏联那样的办法对付它，是“头回香，二回臭”。中国离南方热带海洋，只差台湾一小步，况且这一小步，又只是个自家的内政问题，一场决斗下来，台湾败了也就败了，回归中国的台湾，绝对不会是当年英国的印度、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苏联的东欧，印尼的东帝汶，甚至今日英国的北爱和俄罗斯的车臣也不是，而大体会是1865年以来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和1975年以来越南的南越。
第三，进入南方热带海洋的中国，只会变得更加成熟、负责、自信、宽容，甚至自由、民主，这对美国有何不利？难道一个受台湾问题羞辱、伤害，胸中因此有座能把地狱炸上天的活火山、内心因此永远蕴聚着一股冲天般直指美国的怨气、黑气、仇气、杀气的中国，倒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吗？——世间有如此判断自己利益的正常、成熟、负责任的国家吗？
第四，台湾是个“美丽岛”，人生活之滋润，非气候寒冷的高加索山民能比，因而绝对出不了战斗意志能与车臣分裂分子相比的“独立战士”。再说，历史上蒙古、满清的灭汉族政权宋、明，都不见宋、明的“遗民”们始终坚持斗争直至“独立”，何况今日的大陆与台湾，乃同文同种、一统一就融合的同一民族。当然，作为民进党社会基础的台南部分民众，会坚持不认同中国政府，但大树已倒，坚持下去，前途顶多向地下帮会组织流变，最坏的结果，大不了使得台南成为中国的西西里。即使这样，也不奇怪：国家乃追求光明的社会组织，国家观念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气候太热的台南地区，民众国家观念的淡漠，亦属天性。——然而，这种国家观念淡漠的帮会势力，对美国来说，能利用吗？有利用价值吗？
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对外表已经“七十而从心所欲”的美国这个国家心理年龄的成熟性表示怀疑：儿童与智慧老人，都是“从心所欲”的，但后者之从心所欲，是“不逾矩”的从心所欲，前者的从心所欲，则是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连自己利益所在也不明白的从心所欲；因此，判断一个国家的从心所欲是儿童式以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对待严肃国际关系的从心所欲，还是智慧老人“不逾矩”的从心所欲，就看他在判断自己利益时“逾矩”还是“不逾矩”、表现正常还是不正常。以此衡量，在台湾问题上从心所欲但似乎在错误判断自己利益的美国，会是个智慧老人式的成熟国家吗？——“噢，希腊人！希腊人！你们都是孩子！”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