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缘政治学第十章
尾声
第十章 通向共产时代的地缘政治学
一、旧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和新发展观的基本原则
发展之“发”,是个植物性的发芽生长概念;发展之“展”,是个地缘性的三维空间概念。正如气候越冷,植物就越需要向上发展以获取更多的阳光一样,诞生于第四纪冰期的人类,必须通过发展取得光明。因此,发展的本质,是追求光明,即争光争热。但任何时候,光热在地球上的分布,又因纬度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人类的发展观念,力度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地球上纬度最高、气温最低的文明,是西方文明。因此,“发展”这个概念首先出自西方,是很自然的。
西方的发展观,起源于在“黑暗的中世纪”早期确立的基督教信仰。其时,西方历史的主角,已从南欧拉丁人变为来自北欧的征服者——日耳曼人;相应地,西方社会也变得像北欧气候一样阴暗,历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然而,正因为阴冷黑暗,所以当时的西方人,才强烈地想念并且追求光明:
一朵纯洁的玫瑰开放了
……
它的柔嫩的花枝的光芒
照亮在这寒冷的寒冷的冬天
这漆黑的漆黑的午夜
这种想念并且追求光明的观念,集中体现为出自《圣经?启示录》的“千年王国”和“末日审判”信念。该信念具有这样三个特征:(1) 向往大光明——“千年王国”期间,基督复活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世界充满光明;千年期满,魔鬼又被释出,迷惑世人;最后是“末日审判”,圣徒升天堂永享光明幸福,恶人下地狱永受黑暗之罚。(2) 预定目的论——历史有一个预定目的,就是大光明的天堂或天国,因而历史不过是通向天国的“天路历程”。(3) 时间一维性的线性逻辑结构——以基督纪元法为框架、绵绵不绝向后延伸指向未来的时间,是它的康德所谓的“先天综合范畴”,因此,时间观念和历史感强烈。当然,此信念同时也是一种信仰,而在任何信仰尤其高级信仰中,指向天堂的精神意念力,都是必不可少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方法。
与以精神意念力为手段方法、以天国的光明幸福为目的的基督教信仰不同,近现代的西方发展观,则以各种物质资源为原料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方法,追求的是物质性的尘世的光明幸福。或者说,与天国的光明幸福不依赖物质资源的基督教信仰不同,追求尘世光明幸福的近现代西方发展观,则对各种物质资源具有一种根本依赖性。尽管如此,以尘世光明幸福为目的的形形色色近现代西方发展观,并未抛弃基督教天国信仰的向往大光明、预定目的论和时间一维性的线性逻辑结构三个特征;而在这三个特征中,是没有物质资源的位置的。这样,对物质资源具有一种根本依赖性的近现代西方发展观,不知不觉也继承了基督教天国信仰具有的蔑视物质资源这一“精髓”。当然,“蔑视”是一种情感价值取向,而近现代西方发展观,对物质资源是极有感情、极看重其价值的;可它又的确显示出一种不在乎物质资源的特点。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近现代西方发展观,虽然“价值性”方面极为看重物质资源,但在“客观性”方面(任何发展观,都有个“价值性”与“客观性”问题),却有一个共同前提:在哥伦布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向历史投放出的巨大影子笼罩下,它假定了包括人类生存空间在内的发展所需的一切物质资源,像基督纪年法中的抽象时间数字一样,是永无尽止、永不匮乏的(见五章第三节一小节)。因此,这种发展观就对物质资源形成这样一种看法:理论上说,它是极重要的,但由于它永不匮乏,是一种肯定性的东西,因而事实上人们又可以永远不必重视它。于是,在这种发展观中,发展就只是从不肯定到肯定的价值的增值,而价值不过是物化在劳动对象中的劳动时间,因此,价值的增值就是时间的延伸,从而发展也不过是时间的延伸。因此,这种发展观就特别重视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此外,又因为这种发展观所说的时间,只是劳动时间,而劳动,又决定于作为劳动者的人的主观因素(所谓“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主体实践论”等),所以在“生产力三要素”中,这种发展观又认为“人的因素第一”,只需重视人,以人为本,其它都属次要。因此,这种发展观又有这样一个鲜明特点:蔽于人而不知天的“人类中心主义”。然而,此发展观“客观性”方面那个假定是错误的:它所极为看重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正如时间由物质在空间中的运动规定一样,发展在时间中的延伸,由物质资源所占空间规定;随着物质资源所占空间越来越小亦即物质资源本身越来越少,发展在时间中的延伸也就越来越难以为继。也正如在两点之间作空间位移的物体,时间的延伸和位移速度(发展速度)的加快就意味着空间距离的快速缩短一样,发展在时间中的延伸和发展速度的加快,就意味着物质资源的快速短少即人们常说的“发展空间”的迅速减小;而当这种减小到了某一个度时,发展也就陷入困境了。当然,时空一体,空间度也是时间度。这个因发展空间的快速缩小而陷入发展困境的时间度,大约在1970年代:那时以来,因发展空间的狭小,近现代西方发展观就陷入了困境,西方人于是开始探讨“新发展观”。
然而,重时间价值不重空间资源,只是近现代西方发展观的错误之一,除此而外,此发展观还有一个错误:把追求光明绝对化,不知人类之所以追求光明,是依赖一定条件的,此条件就是光明不足;而光明不足问题又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一样的,而是有其时间差距和空间差别的。从时间差距说,同一地区,原来光明不足,随着能源利用的增多,后来会变足。从地区差别说,光明不足问题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这样,把追求光明绝对化的近现代西方发展观,发展到现在,就陷入了时间型与空间型两类困境。所谓“时间型困境”就是:像欧洲北美这种原来光明不足的地区,由于能源的大规模利用,现在变得“光芒四射”,大光明的发展目标已经达到,当此时候,若把追求光明绝对化,能源消耗增量永无止境,势必彻底耗尽发展潜力,结果必使社会陷入大黑暗(发展潜力与发展亮度或高度成反比,见二章十节)。所谓“空间型困境”就是:像印度、巴西等一大批南方国家,天然光热已足,本身就在大光明中,再让它们攀比于天然光明不足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耗增量无止境,势必引发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这就是:(1) 败坏人的天性。这些热带国家民族,天生光明中,天性不像气候寒冷的西方人那样喜爱光明,让他们像西方人一样追求光明、追求发展,势必败坏他们的天性,并且不可能达到目的。(2) 加快地球资源的耗尽速度。若地球上所有国家,都发展到欧洲北美现在这种程度,就是再增加十个地球也不够,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因而这样的发展观,是建立在一个不真实的前景基础上的。(3)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更加失控,全球气温升高,以至于地球上的冰雪全部融化,人类追求光明与发展的“元气”(潜力)全部耗尽,那将是人类文明的终结。
因此,近现代西方发展观,现在之所以陷入困境,原因无非两个:一是没有考虑到发展所需资源的有限性,二是把追求光明绝对化。这两个原因,前者是物质性的,容易看清,因而现在的西方人已经意识到;后者是精神性的,若无一双洞悉人类灵魂和人类起源发展秘密的慧眼,就不可能识破,而迄今为止的西方,尚未生出这样一双慧眼,因而对后者,西方学者们就未看清。但两个原因是统一的,又因为发展的本质是追求光明,因而后者比前者更根本:把追求光明绝对化,能源消耗增量就无止境;能源消耗增量无止境,一切资源的消耗增量就无止境;一切资源的消耗无止境,发展空间(前景)就趋向于零。亦因此,近现代以来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又可以归结为一:把追求光明绝对化。
传统发展观的根本缺陷找准后,当今西方和世界都在讨论关注的“新发展观”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就出来了,这就是:回归物理学基本原理,以空间定时间,根据“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制定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目标。此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诸如西欧、北美、日本等大光明的文明目标已经达到的发达国家地区,人均矿物能源消耗量不仅不能再增加,而且还必须渐渐减少。
第二,诸如独联体国家、蒙古、中国、北朝鲜、智利、阿根廷等气候阴冷或较阴冷且人均能源消耗量没有达到大光明的“热平衡”状态的国家,成本较低的矿物能源的人均消耗量的适当增加,是必须的。
第三,诸如印度、拉美、非洲、东南亚等一切中低纬度的国家地区,绝对不应鼓励它们向北方发达国家看齐,走一条高耗能的所谓“工业化”、“现代化”道路。须知:对这些国家地区来说,主要问题不是物质生活条件的恶劣,而是由炎热气候导致的人的性情的热动、自控能力差;此问题不解决,越发展,乱子越大。
第四,在任何国家地区的所需能源中,矿物能源消耗量所占比例都必须渐渐减少,同时渐渐增大非矿物能源的比例。当然,一般说来,非矿物能源的成本尤其研究发明阶段的成本很高,这些成本,只有北方发达国家才有能力承受。为此,北方发达国家必须超越等价交换规则,多作技术转让,让世界同享新技术新能源之福。须知:能源问题,关乎全球生态和人类命运,已非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第五,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脱离本国地缘国情,去设定诸如“某年某时,我国经济必须达到某某指标”之类的用金钱(美元)衡量的抽象时间数据目标。时间数据目标,只能根据具体的自然改造和生态保护任务设定:某年某时,我们必须完成某一交通水利工程;某年某时,我们必须绿化某一荒山荒漠;某年某时,我国水质、空气质量必须达到某一标准;某年某时,我国人口出生率必须达到某一水平;某年某时,我国性病患者必须降低到某一程度,等等。
当然,此“新发展观”涉及的因素是很多而且复杂的,但只要把握住“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一切复杂因素,都是可以渐渐理顺的。而此原则,其实又只是个简单朴素的因地法生、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缘度人,实地求事、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遇富贵富贵上做文章、遇贫贱贫贱上做文章道理。此道理,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的人们,都能懂得且“找得到感觉”,从而调动起全球各色“为自己的人”自我实现的积极性。
此“新发展观”,不仅适用于世界,尤其适用于以“科学发展观”治国的今日之中国。然而,话又说回来:此“新发展观”,其实也不新,因为说千道万,它还是个古老的“因地制宜”道理。
西方的发展观,起源于在“黑暗的中世纪”早期确立的基督教信仰。其时,西方历史的主角,已从南欧拉丁人变为来自北欧的征服者——日耳曼人;相应地,西方社会也变得像北欧气候一样阴暗,历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然而,正因为阴冷黑暗,所以当时的西方人,才强烈地想念并且追求光明:
一朵纯洁的玫瑰开放了
……
它的柔嫩的花枝的光芒
照亮在这寒冷的寒冷的冬天
这漆黑的漆黑的午夜
这种想念并且追求光明的观念,集中体现为出自《圣经?启示录》的“千年王国”和“末日审判”信念。该信念具有这样三个特征:(1) 向往大光明——“千年王国”期间,基督复活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世界充满光明;千年期满,魔鬼又被释出,迷惑世人;最后是“末日审判”,圣徒升天堂永享光明幸福,恶人下地狱永受黑暗之罚。(2) 预定目的论——历史有一个预定目的,就是大光明的天堂或天国,因而历史不过是通向天国的“天路历程”。(3) 时间一维性的线性逻辑结构——以基督纪元法为框架、绵绵不绝向后延伸指向未来的时间,是它的康德所谓的“先天综合范畴”,因此,时间观念和历史感强烈。当然,此信念同时也是一种信仰,而在任何信仰尤其高级信仰中,指向天堂的精神意念力,都是必不可少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方法。
与以精神意念力为手段方法、以天国的光明幸福为目的的基督教信仰不同,近现代的西方发展观,则以各种物质资源为原料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方法,追求的是物质性的尘世的光明幸福。或者说,与天国的光明幸福不依赖物质资源的基督教信仰不同,追求尘世光明幸福的近现代西方发展观,则对各种物质资源具有一种根本依赖性。尽管如此,以尘世光明幸福为目的的形形色色近现代西方发展观,并未抛弃基督教天国信仰的向往大光明、预定目的论和时间一维性的线性逻辑结构三个特征;而在这三个特征中,是没有物质资源的位置的。这样,对物质资源具有一种根本依赖性的近现代西方发展观,不知不觉也继承了基督教天国信仰具有的蔑视物质资源这一“精髓”。当然,“蔑视”是一种情感价值取向,而近现代西方发展观,对物质资源是极有感情、极看重其价值的;可它又的确显示出一种不在乎物质资源的特点。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近现代西方发展观,虽然“价值性”方面极为看重物质资源,但在“客观性”方面(任何发展观,都有个“价值性”与“客观性”问题),却有一个共同前提:在哥伦布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向历史投放出的巨大影子笼罩下,它假定了包括人类生存空间在内的发展所需的一切物质资源,像基督纪年法中的抽象时间数字一样,是永无尽止、永不匮乏的(见五章第三节一小节)。因此,这种发展观就对物质资源形成这样一种看法:理论上说,它是极重要的,但由于它永不匮乏,是一种肯定性的东西,因而事实上人们又可以永远不必重视它。于是,在这种发展观中,发展就只是从不肯定到肯定的价值的增值,而价值不过是物化在劳动对象中的劳动时间,因此,价值的增值就是时间的延伸,从而发展也不过是时间的延伸。因此,这种发展观就特别重视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此外,又因为这种发展观所说的时间,只是劳动时间,而劳动,又决定于作为劳动者的人的主观因素(所谓“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主体实践论”等),所以在“生产力三要素”中,这种发展观又认为“人的因素第一”,只需重视人,以人为本,其它都属次要。因此,这种发展观又有这样一个鲜明特点:蔽于人而不知天的“人类中心主义”。然而,此发展观“客观性”方面那个假定是错误的:它所极为看重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正如时间由物质在空间中的运动规定一样,发展在时间中的延伸,由物质资源所占空间规定;随着物质资源所占空间越来越小亦即物质资源本身越来越少,发展在时间中的延伸也就越来越难以为继。也正如在两点之间作空间位移的物体,时间的延伸和位移速度(发展速度)的加快就意味着空间距离的快速缩短一样,发展在时间中的延伸和发展速度的加快,就意味着物质资源的快速短少即人们常说的“发展空间”的迅速减小;而当这种减小到了某一个度时,发展也就陷入困境了。当然,时空一体,空间度也是时间度。这个因发展空间的快速缩小而陷入发展困境的时间度,大约在1970年代:那时以来,因发展空间的狭小,近现代西方发展观就陷入了困境,西方人于是开始探讨“新发展观”。
然而,重时间价值不重空间资源,只是近现代西方发展观的错误之一,除此而外,此发展观还有一个错误:把追求光明绝对化,不知人类之所以追求光明,是依赖一定条件的,此条件就是光明不足;而光明不足问题又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一样的,而是有其时间差距和空间差别的。从时间差距说,同一地区,原来光明不足,随着能源利用的增多,后来会变足。从地区差别说,光明不足问题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这样,把追求光明绝对化的近现代西方发展观,发展到现在,就陷入了时间型与空间型两类困境。所谓“时间型困境”就是:像欧洲北美这种原来光明不足的地区,由于能源的大规模利用,现在变得“光芒四射”,大光明的发展目标已经达到,当此时候,若把追求光明绝对化,能源消耗增量永无止境,势必彻底耗尽发展潜力,结果必使社会陷入大黑暗(发展潜力与发展亮度或高度成反比,见二章十节)。所谓“空间型困境”就是:像印度、巴西等一大批南方国家,天然光热已足,本身就在大光明中,再让它们攀比于天然光明不足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耗增量无止境,势必引发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这就是:(1) 败坏人的天性。这些热带国家民族,天生光明中,天性不像气候寒冷的西方人那样喜爱光明,让他们像西方人一样追求光明、追求发展,势必败坏他们的天性,并且不可能达到目的。(2) 加快地球资源的耗尽速度。若地球上所有国家,都发展到欧洲北美现在这种程度,就是再增加十个地球也不够,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因而这样的发展观,是建立在一个不真实的前景基础上的。(3)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更加失控,全球气温升高,以至于地球上的冰雪全部融化,人类追求光明与发展的“元气”(潜力)全部耗尽,那将是人类文明的终结。
因此,近现代西方发展观,现在之所以陷入困境,原因无非两个:一是没有考虑到发展所需资源的有限性,二是把追求光明绝对化。这两个原因,前者是物质性的,容易看清,因而现在的西方人已经意识到;后者是精神性的,若无一双洞悉人类灵魂和人类起源发展秘密的慧眼,就不可能识破,而迄今为止的西方,尚未生出这样一双慧眼,因而对后者,西方学者们就未看清。但两个原因是统一的,又因为发展的本质是追求光明,因而后者比前者更根本:把追求光明绝对化,能源消耗增量就无止境;能源消耗增量无止境,一切资源的消耗增量就无止境;一切资源的消耗无止境,发展空间(前景)就趋向于零。亦因此,近现代以来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又可以归结为一:把追求光明绝对化。
传统发展观的根本缺陷找准后,当今西方和世界都在讨论关注的“新发展观”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就出来了,这就是:回归物理学基本原理,以空间定时间,根据“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制定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目标。此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诸如西欧、北美、日本等大光明的文明目标已经达到的发达国家地区,人均矿物能源消耗量不仅不能再增加,而且还必须渐渐减少。
第二,诸如独联体国家、蒙古、中国、北朝鲜、智利、阿根廷等气候阴冷或较阴冷且人均能源消耗量没有达到大光明的“热平衡”状态的国家,成本较低的矿物能源的人均消耗量的适当增加,是必须的。
第三,诸如印度、拉美、非洲、东南亚等一切中低纬度的国家地区,绝对不应鼓励它们向北方发达国家看齐,走一条高耗能的所谓“工业化”、“现代化”道路。须知:对这些国家地区来说,主要问题不是物质生活条件的恶劣,而是由炎热气候导致的人的性情的热动、自控能力差;此问题不解决,越发展,乱子越大。
第四,在任何国家地区的所需能源中,矿物能源消耗量所占比例都必须渐渐减少,同时渐渐增大非矿物能源的比例。当然,一般说来,非矿物能源的成本尤其研究发明阶段的成本很高,这些成本,只有北方发达国家才有能力承受。为此,北方发达国家必须超越等价交换规则,多作技术转让,让世界同享新技术新能源之福。须知:能源问题,关乎全球生态和人类命运,已非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第五,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脱离本国地缘国情,去设定诸如“某年某时,我国经济必须达到某某指标”之类的用金钱(美元)衡量的抽象时间数据目标。时间数据目标,只能根据具体的自然改造和生态保护任务设定:某年某时,我们必须完成某一交通水利工程;某年某时,我们必须绿化某一荒山荒漠;某年某时,我国水质、空气质量必须达到某一标准;某年某时,我国人口出生率必须达到某一水平;某年某时,我国性病患者必须降低到某一程度,等等。
当然,此“新发展观”涉及的因素是很多而且复杂的,但只要把握住“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一切复杂因素,都是可以渐渐理顺的。而此原则,其实又只是个简单朴素的因地法生、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缘度人,实地求事、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遇富贵富贵上做文章、遇贫贱贫贱上做文章道理。此道理,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的人们,都能懂得且“找得到感觉”,从而调动起全球各色“为自己的人”自我实现的积极性。
此“新发展观”,不仅适用于世界,尤其适用于以“科学发展观”治国的今日之中国。然而,话又说回来:此“新发展观”,其实也不新,因为说千道万,它还是个古老的“因地制宜”道理。
二、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的纬向路径
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和最高宏观形态是历史观。没有历史观,发展观底气就不足,就没有大方向和长久生命力;发展观没有长久生命力,国家的“诚信资源”就会迅速耗尽。
历史观起源于人类在有计划的劳动过程中对预期中的劳动果实的时间性期待和争取。因此,只有善于从事有计划的创造性劳动的民族,才有强烈的时间感和历史意识;一个推崇劳动、尤其是创造性劳动的民族,必是一个有着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反过来说,没有历史观的民族,必是主体意识不强毅即主观能动性不强的民族;历史观处于混乱因而是危机状态的民族,人的主体意识必弱化,民族精神必委靡不振,——这样的危机,通常表现为丧失“终极关怀”或终极关怀只被当作逻辑假设的“应该”而非实践意志的“必然”对待。
然而,人类的历史意识,也与纬度成正比,而与气温成反比。比如中国传统中的佛道儒三教,佛家起源于纬度最低、气温最热、主体意识最弱的印度,因而在佛家那里,就一点历史观痕迹都看不到,看到的只是没有时间观念的“无从所来,亦无从所去”的永远的空间轮回变化。道家起源于纬度比印度高,气温比印度低、主体意识比印度稍强的中国南方,因而在道家那里,勉强能够看出一点历史观迹向,这就是《老子?十四章》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儒家起源于纬度最高、气候最冷、主体意识最强毅的中国北方,因而在儒家那里,形成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至今依然有着很强生命力的进步历史观,这就是据说是由孔子阐发的“据乱世、小康世、大同世”的三世历史观。然而,世界上纬度最高的文明,是北欧人创造的现代工业文明,因而世界上主体意识最强、影响最大的历史观,是与北欧工业文明同时同地诞生的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立国的理论基础,就是此历史观。
历史是动态的,但又保持相对静止;这相对静止,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称之为“社会形态”。唯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社会形态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五种。这五种社会形态,同时又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发展过程。这种过程,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社会发展史”。
在坚信自己的历史观是科学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看来,此“社会发展史”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所以坚信自己是科学,就是因为它认为此“社会发展史”乃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然而,自己认为是一回事,实际情形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事实证明此“社会发展史”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话,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就将面临挑战。
那么,事实是否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提供了普遍证明呢?——在此问题上,人们不能不承认:此“社会发展史”大体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世界其它地区。于是,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就面临挑战了。然而,这里要说的是:这种“挑战”即“欧洲以外世界其它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为什么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不符”问题,在“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二章四节)中,完全可以得到合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说明。
根据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文明的发展固然也像“社会形态”的发展那样,具有一种低级到高级的时间顺序,但空间地缘条件却对此时间顺序具有一种根本制约性,这就是:文明程度的高低,由纬度的高低决定;一切低纬地区,决不会随着时序的向后延续生出高级文明来;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时序的先后过程,更是一个从低纬到高纬即低纬低级文明在先、高纬高级文明在后的空间纬向路径过程。此理,不仅为迄今为止的文明史所证明(见二章四节),它甚至也为传统唯物史观范畴内的“社会发展史”所证明:
“五种社会形态”中,精典的原始社会,分布在纬度最低的赤道地区;精典的奴隶社会,出自纬度次低的地中海南岸和突向地中海中部水域的几个半岛的南部;精典的封建社会,出自地中海北岸、纬度不高不低的法国;精典的资本主义社会,出自纬度比法国高的英国;精典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出自纬度比英国更高、气温比英国更冷的从德国到俄罗斯西部这片面积广大的欧亚大陆西北地区。
换句话说,传统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其实是与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暗合的,它因此是难以否定的:当你认为它已经“不值一驳”的时候,它又会以让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再现它的生命力。只不过:当今时代,文明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超过阶级问题,因而对当代唯物史观来说,地缘分析法中的“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其价值,又超过阶级分析法中的“社会发展史”;传统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必须用“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加以补充;当代的唯物史观,在讲“社会发展史”时,须讲明它的与“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相一致的纬向路径,这对唯物史观来说,既是佐证,更是补充发展。
“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从空间坐标轴揭示了人类文明的从低纬低级文明到高纬高级文明的纬向发展路径,“社会发展史”从时间坐标轴揭示了人类历史的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序发展路径,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更为真实生动的唯物史观时空坐标图。
历史观起源于人类在有计划的劳动过程中对预期中的劳动果实的时间性期待和争取。因此,只有善于从事有计划的创造性劳动的民族,才有强烈的时间感和历史意识;一个推崇劳动、尤其是创造性劳动的民族,必是一个有着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反过来说,没有历史观的民族,必是主体意识不强毅即主观能动性不强的民族;历史观处于混乱因而是危机状态的民族,人的主体意识必弱化,民族精神必委靡不振,——这样的危机,通常表现为丧失“终极关怀”或终极关怀只被当作逻辑假设的“应该”而非实践意志的“必然”对待。
然而,人类的历史意识,也与纬度成正比,而与气温成反比。比如中国传统中的佛道儒三教,佛家起源于纬度最低、气温最热、主体意识最弱的印度,因而在佛家那里,就一点历史观痕迹都看不到,看到的只是没有时间观念的“无从所来,亦无从所去”的永远的空间轮回变化。道家起源于纬度比印度高,气温比印度低、主体意识比印度稍强的中国南方,因而在道家那里,勉强能够看出一点历史观迹向,这就是《老子?十四章》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儒家起源于纬度最高、气候最冷、主体意识最强毅的中国北方,因而在儒家那里,形成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至今依然有着很强生命力的进步历史观,这就是据说是由孔子阐发的“据乱世、小康世、大同世”的三世历史观。然而,世界上纬度最高的文明,是北欧人创造的现代工业文明,因而世界上主体意识最强、影响最大的历史观,是与北欧工业文明同时同地诞生的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立国的理论基础,就是此历史观。
历史是动态的,但又保持相对静止;这相对静止,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称之为“社会形态”。唯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社会形态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五种。这五种社会形态,同时又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发展过程。这种过程,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社会发展史”。
在坚信自己的历史观是科学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看来,此“社会发展史”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所以坚信自己是科学,就是因为它认为此“社会发展史”乃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然而,自己认为是一回事,实际情形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事实证明此“社会发展史”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话,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就将面临挑战。
那么,事实是否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提供了普遍证明呢?——在此问题上,人们不能不承认:此“社会发展史”大体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世界其它地区。于是,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就面临挑战了。然而,这里要说的是:这种“挑战”即“欧洲以外世界其它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为什么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不符”问题,在“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二章四节)中,完全可以得到合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说明。
根据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文明的发展固然也像“社会形态”的发展那样,具有一种低级到高级的时间顺序,但空间地缘条件却对此时间顺序具有一种根本制约性,这就是:文明程度的高低,由纬度的高低决定;一切低纬地区,决不会随着时序的向后延续生出高级文明来;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时序的先后过程,更是一个从低纬到高纬即低纬低级文明在先、高纬高级文明在后的空间纬向路径过程。此理,不仅为迄今为止的文明史所证明(见二章四节),它甚至也为传统唯物史观范畴内的“社会发展史”所证明:
“五种社会形态”中,精典的原始社会,分布在纬度最低的赤道地区;精典的奴隶社会,出自纬度次低的地中海南岸和突向地中海中部水域的几个半岛的南部;精典的封建社会,出自地中海北岸、纬度不高不低的法国;精典的资本主义社会,出自纬度比法国高的英国;精典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出自纬度比英国更高、气温比英国更冷的从德国到俄罗斯西部这片面积广大的欧亚大陆西北地区。
换句话说,传统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其实是与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暗合的,它因此是难以否定的:当你认为它已经“不值一驳”的时候,它又会以让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再现它的生命力。只不过:当今时代,文明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超过阶级问题,因而对当代唯物史观来说,地缘分析法中的“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其价值,又超过阶级分析法中的“社会发展史”;传统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必须用“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加以补充;当代的唯物史观,在讲“社会发展史”时,须讲明它的与“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相一致的纬向路径,这对唯物史观来说,既是佐证,更是补充发展。
“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从空间坐标轴揭示了人类文明的从低纬低级文明到高纬高级文明的纬向发展路径,“社会发展史”从时间坐标轴揭示了人类历史的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序发展路径,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更为真实生动的唯物史观时空坐标图。
三、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四极世界”专政
在以生产关系问题为中心、因而时代主题为阶级斗争的时代,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为阶级分析法;在阶级分析法看来,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压迫或专政的工具。在以生产力问题为中心、因而时代主题为经济建设的年代,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当为地缘分析法;在地缘分析法看来,国家是人类追求光明的能力即文明力的产物,是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
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无论从何角度,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全人类或人类社会看成一个人。“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能做工,大脑能思考”。人体结构中,基本的“两大件”是头部与四肢。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是从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来划分人类社会的“头脑”与“四肢”的:“君子动脑,小人动手”,此之谓也。在阶级论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社会的基本单位是阶级而非国家;一切阶级中,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社会或国家的头脑,因而最高级的国家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地缘论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社会是处于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社会;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阶级划分意义已经不大,但到处平等,到处一致,到处是头脑,到处是四肢的观点,是一种虚无主义不负责任的混乱观点。在地缘论的马克思主义看来,全球一体化时代,最具活力的社会基本单位,不再是不受地域限制的阶级和地域界限渐趋模糊且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政治单位的“民族”、“文明”,而是最受地域限制且是一个统一的经济政治单位因而最具活力的国家;而国家也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但光明追求力又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纬度越高、气温越冷,国家的光明追求力越强,国家越先进;因此,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人类社会,必以追求光明的力度最强的先进的北方大国为首。
因此,如果说在阶级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必须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的话,那么,在地缘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必须是一个由追求光明力度和独立自主能力最强的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这四个北方地理大国即“四极世界”专政的社会。这“四极世界”的“专政”资格,可从“四个代表”看出:
第一,它们代表着人类大公无私思想。在阶级论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思想境界的代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财产决定思想,无产阶级之所以具有大公无私思想,是因为他们没有私有财产。按此逻辑,有产者都是自私的,无产者都是无私的;有产者思想境界都低,无产者思想境界都高。此观点,在今日,是有许多说不过去的,因而得由地缘论加以补充。在地缘论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私有制产生以来的财产占有形式,固然产生了私有观念,但人类思想境界的高低,并不决定于有产无产,而决定于纬度气候;人类的思想境界,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人类的私心杂念,与纬度成反比,与气温成正比。此外,有生无,无生有,财富之有源于大脑之无,财富之无源于大脑之有(此理,参见八章六节4小节);因此,古今中外,诸多属于“有产者”的人,往往有着最纯正的“无产阶级思想”;诸多属于“无产者”的人,往往自私自利。因此,大体说来,人类的“无产阶级思想”,与纬度成正比,而与气温成反比。因此,生自高纬气冷的北方地区的高尚的“无产阶级思想”,作为北方大国的“四极世界”,天然地最为具备。
第二,它们代表着人类先进文化。北素南杂,北高南低。大凡北方文化,因寒性地缘种因强壮,都是高素质、高品位的文化,种子饱满,慧根具足,神气压倒鬼气。大凡南方文化,因气候炎热,不见冰雪,地形零乱,族群多杂,生物繁盛,物诱厉害,所以都是根器狭小,力乱怪神的缺‘素’文化。此外,“北”是一种高位(高纬)和美学上的崇高,是上位(南为下位)即尊位,因而“大写的人”这种高贵的人类自我意识,只有生于北方寒冷气候条件下的民族才最具备;“北”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感,它因为冬天来临时各种生物的凋蔽而生“羞怯哀痛”、“众生可悯”大悲心;“北”是一种高层次的文明气象,它自身的“高纬”决定了它的生成物都有一种高档的品质……。因此,世界先进文化,无不出自北方国家地区。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北方国家的“四极世界”,乃人类先进文化的天然代表。
第三,它们代表着人类的先进生产力。人类生产力,源于人类追求光明即增光增热的发展愿力。“生产力以能源为动力,生产力之‘力’,来自能源;又因为人体就是一个有机的能源体,人类的劳动,不过是人体生理能量这种特殊能源的支出;正如没有人体生理能量,人体生理器官就是些没有生命的肢体一样,没有能源的机器,只是一堆没有力量的钢铁;正如机器是人体器官的延长一样,机器必不可少的一切工业能源,不过是人体生理能量的延伸;而对能源的需求量从而对劳动工具和劳动的需求量,又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因此,一切凝结着人类劳动或价值并且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社会财富,都随纬度的降低而减少,随纬度的增高而增多。”(二章一节)因此,作为北方大国的“四极世界”,乃人类先进生产力的天然代表。
第四,它们代表着人类最大最高利益。人类的最大最高利益,只有北方式的寒性智慧才看得清;对这种利益的统筹兼顾,需要一种北方式的慈悲心;而在一切北方国家中,只有自我生存能力最强的“四极世界”才具备这种道德智慧能力,才能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因此,如果人类社会中还有什么力量有资格和能力代表人类利益的话,那么除了“四极世界”外,还能是谁呢?
以上“四个代表”,是就其潜在天赋能力而言的,与现实情形不大相符。但潜在的东西,必转化为现实的东西,——这“四极世界”,自我预期值最高,文明抱负最大,对人类命运最关注;在其国家理念中,本国命运与人类命运是同一的,它们因此皆以人类最高利益代表自居,因而仅仅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它们也必须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而且也只有它们,才有能力把这种关注付诸行动,从而担负起自己必须担负的人类社会的领导责任。
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无论从何角度,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全人类或人类社会看成一个人。“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能做工,大脑能思考”。人体结构中,基本的“两大件”是头部与四肢。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是从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来划分人类社会的“头脑”与“四肢”的:“君子动脑,小人动手”,此之谓也。在阶级论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社会的基本单位是阶级而非国家;一切阶级中,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社会或国家的头脑,因而最高级的国家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地缘论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社会是处于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社会;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阶级划分意义已经不大,但到处平等,到处一致,到处是头脑,到处是四肢的观点,是一种虚无主义不负责任的混乱观点。在地缘论的马克思主义看来,全球一体化时代,最具活力的社会基本单位,不再是不受地域限制的阶级和地域界限渐趋模糊且不是一个统一的经济政治单位的“民族”、“文明”,而是最受地域限制且是一个统一的经济政治单位因而最具活力的国家;而国家也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但光明追求力又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纬度越高、气温越冷,国家的光明追求力越强,国家越先进;因此,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人类社会,必以追求光明的力度最强的先进的北方大国为首。
因此,如果说在阶级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必须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的话,那么,在地缘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必须是一个由追求光明力度和独立自主能力最强的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这四个北方地理大国即“四极世界”专政的社会。这“四极世界”的“专政”资格,可从“四个代表”看出:
第一,它们代表着人类大公无私思想。在阶级论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思想境界的代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财产决定思想,无产阶级之所以具有大公无私思想,是因为他们没有私有财产。按此逻辑,有产者都是自私的,无产者都是无私的;有产者思想境界都低,无产者思想境界都高。此观点,在今日,是有许多说不过去的,因而得由地缘论加以补充。在地缘论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私有制产生以来的财产占有形式,固然产生了私有观念,但人类思想境界的高低,并不决定于有产无产,而决定于纬度气候;人类的思想境界,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人类的私心杂念,与纬度成反比,与气温成正比。此外,有生无,无生有,财富之有源于大脑之无,财富之无源于大脑之有(此理,参见八章六节4小节);因此,古今中外,诸多属于“有产者”的人,往往有着最纯正的“无产阶级思想”;诸多属于“无产者”的人,往往自私自利。因此,大体说来,人类的“无产阶级思想”,与纬度成正比,而与气温成反比。因此,生自高纬气冷的北方地区的高尚的“无产阶级思想”,作为北方大国的“四极世界”,天然地最为具备。
第二,它们代表着人类先进文化。北素南杂,北高南低。大凡北方文化,因寒性地缘种因强壮,都是高素质、高品位的文化,种子饱满,慧根具足,神气压倒鬼气。大凡南方文化,因气候炎热,不见冰雪,地形零乱,族群多杂,生物繁盛,物诱厉害,所以都是根器狭小,力乱怪神的缺‘素’文化。此外,“北”是一种高位(高纬)和美学上的崇高,是上位(南为下位)即尊位,因而“大写的人”这种高贵的人类自我意识,只有生于北方寒冷气候条件下的民族才最具备;“北”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感,它因为冬天来临时各种生物的凋蔽而生“羞怯哀痛”、“众生可悯”大悲心;“北”是一种高层次的文明气象,它自身的“高纬”决定了它的生成物都有一种高档的品质……。因此,世界先进文化,无不出自北方国家地区。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北方国家的“四极世界”,乃人类先进文化的天然代表。
第三,它们代表着人类的先进生产力。人类生产力,源于人类追求光明即增光增热的发展愿力。“生产力以能源为动力,生产力之‘力’,来自能源;又因为人体就是一个有机的能源体,人类的劳动,不过是人体生理能量这种特殊能源的支出;正如没有人体生理能量,人体生理器官就是些没有生命的肢体一样,没有能源的机器,只是一堆没有力量的钢铁;正如机器是人体器官的延长一样,机器必不可少的一切工业能源,不过是人体生理能量的延伸;而对能源的需求量从而对劳动工具和劳动的需求量,又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因此,一切凝结着人类劳动或价值并且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社会财富,都随纬度的降低而减少,随纬度的增高而增多。”(二章一节)因此,作为北方大国的“四极世界”,乃人类先进生产力的天然代表。
第四,它们代表着人类最大最高利益。人类的最大最高利益,只有北方式的寒性智慧才看得清;对这种利益的统筹兼顾,需要一种北方式的慈悲心;而在一切北方国家中,只有自我生存能力最强的“四极世界”才具备这种道德智慧能力,才能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因此,如果人类社会中还有什么力量有资格和能力代表人类利益的话,那么除了“四极世界”外,还能是谁呢?
以上“四个代表”,是就其潜在天赋能力而言的,与现实情形不大相符。但潜在的东西,必转化为现实的东西,——这“四极世界”,自我预期值最高,文明抱负最大,对人类命运最关注;在其国家理念中,本国命运与人类命运是同一的,它们因此皆以人类最高利益代表自居,因而仅仅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它们也必须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而且也只有它们,才有能力把这种关注付诸行动,从而担负起自己必须担负的人类社会的领导责任。
四、世界最大政治问题是心脏地带缺光缺水问题
然而,目前的“四极世界”,对自己天命中所应承担的世界领导责任,无论认识还是实践,都存在很多问题:欧盟内部尚未整合,俄罗斯、中国为自身发展问题拖累,心有余而力尚不足,美国指导思想错误,等等。而在一切问题中,先要解决的,是“四极世界”内部的思想统一问题。凯恩斯说得完全正确:“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p330】当然,思想还有正确错误之分。正确的思想,来源于对客观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的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分析把握。
一如既往,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是人与自然或环境的矛盾。不同的只是:在以往,自然的力量强于人,它既给人类带来了发展所需的压力和动力,又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似乎是无限的空间,在此条件下,自然就是一个完全的被动因素,发展就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因此成为人与自然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今日,人的力量之强,已经超过自然的承受能力,人的主观能动性,完全取决于对自然的认识尊重,“如果我们不能诚心诚意地把保护地球作为组织社会的新原则,人类文明是否还能继续都将成问题。”【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 p264】在此条件下,自然成为人与自然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人类一切问题,都由自然亦即环境问题决定:环境问题解决好了,人类社会的问题的解决,自在其中;环境问题解决不好,人类社会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环境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范围之大,方面之多,前所未有。为此,一项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的“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是必不可少的。但即使这样,这项计划,也不可能全面铺开,它必须有重点、有先后,循序渐进。又因为一切环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在“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中,优先的重点问题,就是那种对全球经济尤其政治有着全面重大影响的地区的环境问题,这就是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任何问题,都是“从头开始”的,“头”的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头”的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就无从解决。——像地缘政治力量有南北之分一样,全球环境也有南北之分。也像地缘政治问题中存在着一个南北阴阳、北为头脑南为四肢、北主南从道理一样,全球环境问题中,也存在着一个南北阴阳、北为头脑南为四肢、北主南从道理。因此,所有全球环境问题中,优先的重点问题,就是位居全球之首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
第二,自古以来,诸多贯串于东西方历史中的重大重复性、破坏性事件,皆发源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生性残酷好战,而是因为此地缺少人类乃至一切生物为了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所必需的阳光和水量。如果说某些南方国家地区环境再差也只是缺水不缺光因而问题再严重也不会把自己的力量指向外界的话,那么心脏地带则因既缺水又缺光因而总是把自己的“铁蹄”踏向外部世界,从而促使外部世界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重视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水是物质性的东西,光是精神性的东西;缺水不缺光,人性类似于狮虎,虽残暴凶猛,但在世界上危害面不大;缺水又缺光,人性就如关在地牢中的魔鬼,争光愿望无比强烈,残酷好战,且头脑冷静,情商智商都很高,善用现代科学技术,因而危害面极大。
第三,国际地缘政治问题,只是一个北方国家地区的内部问题;“地球上的北方国家,只分布在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这两个北方大陆上,因此,国际地缘政治问题,只是一个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内部尤其两大陆相互间的关系问题。而在两大陆内部,北美因面积较小,风水良好均一,人均生存空间大,内部地缘政治问题基本不存在;欧亚大陆因面积大,内陆与沿海风水差距大,人均生存空间吃紧,内部地缘政治问题严峻。”(五章第一分节三节2小节)正如潮汐运动的背后是月亮在起作用一样,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背后那个巨大幽灵,正是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因此,如果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得一根本改善,边缘地区的压力就会大大减少,安全系数就会大大增加;否则,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力量,将永远对他们之外“活得滋润”的世界发出他们的恐怖威胁。
第四,为了争光争水,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力量不得不把自己的“铁蹄”踏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为了保护自己,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力量不得不求助于北美大陆上的美国;美国于是乘机介入欧亚大陆内部事务,从而使得发源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问题演化成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全球性的地缘政治问题。在此问题的对待中,美国为了镇住在它看来是些“魔鬼”的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自己也变得比魔鬼还魔鬼:大量的国力不是投向真有实际意义的环境问题,而是投向在它看来能够“威慑”住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这一“魔鬼”的军事工业,进而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掌控世界。在美国的武力威慑面前,包括心脏地带在内的世界其它国家地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只得效法美国,大量国力投向军事工业,而置环境问题于不顾。结果一方面,世界成了一个安全系数很低的军火库,这些军火一旦点燃,将“把地狱炸上天去”;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无人重视,恶化趋势加剧。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说: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既是全球优先的环境问题,也是世界最大的政治问题。这里,“环境”与“政治”,乃同一问题的两方面;在这两方面中,决定方面在环境不在政治。因此,在“全球马歇尔计划”中,优先问题是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心脏地带的一切问题,必须环境改造优先,不能政治改造优先。这一点,是“四极世界”首先必须达成的共识;否则,其天命中赋有的领导世界的使命,就不能有效发挥;不但如此,世界还将被它们弄得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而在这一点上,这里不得不指出:最有能力充当“全球马歇尔计划”领头人的美国,目前的所作所为,恰恰与此“共识”相背。对此,从“人的自私性”看去,人们又深感无奈,觉得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是不会接受此“共识”的,并因此认为:就连“全球马歇尔计划”,也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却做不到”。然而,还是凯恩斯那句话:“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当然,这里,“思想之逐渐侵蚀力”,又来源于“不得不如此”的自然历史大势。此大势就是:
冷战结束以来,活跃的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之所以矛头主要指向美国,不是因为他们憎恨美国的民主富裕,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国价值观,在缺光缺水的心脏地带,只会带来生态灾难,而美国偏偏又要不遗余力地在此推行它那“水土不服”的价值观。在这场斗争中,时间空间都在活跃的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一边。【脚注:心脏地带的动荡,与美国价值观的影响成正比,美国价值观越“得逞”,动荡越厉害、好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越强大,——“9.11”以来,美国势力日益深入心脏地带,然而,正是在与美国关系最密切、被布热津斯基目之为美国中亚战略“支轴”的乌兹别克斯坦,2005年5月13日,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动的“安集延骚乱”(死亡者数以百计)爆发了。】对此,美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心脏地带活跃的反美地缘政治力量从肉体上全部消灭;要么转换思维方式即用力点,把用于推行自己价值观的人力物力财力用来解决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从而于根本处铲除反美势力得以滋生的生态土壤。在这两种选择中,第一种无论在心理道德上还是技术手段上,美国都无能力做到,而且这样做对自己没有半点益处;第二种反之,无论在心理道德上还是技术手段上,美国都有这个能力去做,而且越做越成功。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或迟或早,美国是会发生认识上的转变的。
或曰:“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这是何等大的一个问题,解决起来,谈何容易!然而,这里要说的是:当今世界,美国为代表的人类先进生产力,积累起来的力量,甚至到了想要改造完全没有生命的月球火星的程度,与此相比,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简直微不足道。说得再具体一点:美国用于宇宙开发的那些费用,用来解决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如果不是绰绰有余的话,至少也是相差不多的。如果说这笔费用属健康合理的正常开支因而省不得的话,那么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开支,难道也是健康合理的正常开支吗?这笔费用用之于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绰绰有余!一句话,若美国带头,世界各国跟上,人类一切用之于军事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之于环境问题,别说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就是撒哈拉沙漠的绿化,又有何难!这里的关键,在正确思想路线的确立认可。
最后还须指出:像世界上一切光明天然不足因此蕴聚着一股强大的文明冲力的北方国家地区一样,光明天然不足的心脏地带,也蕴聚着一股强大的文明爆发力。这一地区许多国家民族,现在虽然贫穷落后甚至野蛮,但世界上的贫穷落后野蛮,亦有南北之分:一切南方式的贫穷落后野蛮,光明追求力不强,文明潜力就不大;而心脏地带这种北方式的贫穷落后野蛮,光明追求力极强,文明潜力就很大,近代以来,一直骚动不安。对此,世界不访听听这首出自这一地区西部的名为《德聂泊尔》的乌克兰民歌:
滔滔的德聂泊尔汹涌澎湃
狂风怒吼,落叶纷飞
高高的梣树垂在地面上
德聂泊尔河水波涛翻腾
一如既往,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是人与自然或环境的矛盾。不同的只是:在以往,自然的力量强于人,它既给人类带来了发展所需的压力和动力,又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似乎是无限的空间,在此条件下,自然就是一个完全的被动因素,发展就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因此成为人与自然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今日,人的力量之强,已经超过自然的承受能力,人的主观能动性,完全取决于对自然的认识尊重,“如果我们不能诚心诚意地把保护地球作为组织社会的新原则,人类文明是否还能继续都将成问题。”【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 p264】在此条件下,自然成为人与自然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人类一切问题,都由自然亦即环境问题决定:环境问题解决好了,人类社会的问题的解决,自在其中;环境问题解决不好,人类社会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环境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范围之大,方面之多,前所未有。为此,一项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的“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是必不可少的。但即使这样,这项计划,也不可能全面铺开,它必须有重点、有先后,循序渐进。又因为一切环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在“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中,优先的重点问题,就是那种对全球经济尤其政治有着全面重大影响的地区的环境问题,这就是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任何问题,都是“从头开始”的,“头”的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头”的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就无从解决。——像地缘政治力量有南北之分一样,全球环境也有南北之分。也像地缘政治问题中存在着一个南北阴阳、北为头脑南为四肢、北主南从道理一样,全球环境问题中,也存在着一个南北阴阳、北为头脑南为四肢、北主南从道理。因此,所有全球环境问题中,优先的重点问题,就是位居全球之首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
第二,自古以来,诸多贯串于东西方历史中的重大重复性、破坏性事件,皆发源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生性残酷好战,而是因为此地缺少人类乃至一切生物为了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所必需的阳光和水量。如果说某些南方国家地区环境再差也只是缺水不缺光因而问题再严重也不会把自己的力量指向外界的话,那么心脏地带则因既缺水又缺光因而总是把自己的“铁蹄”踏向外部世界,从而促使外部世界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重视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水是物质性的东西,光是精神性的东西;缺水不缺光,人性类似于狮虎,虽残暴凶猛,但在世界上危害面不大;缺水又缺光,人性就如关在地牢中的魔鬼,争光愿望无比强烈,残酷好战,且头脑冷静,情商智商都很高,善用现代科学技术,因而危害面极大。
第三,国际地缘政治问题,只是一个北方国家地区的内部问题;“地球上的北方国家,只分布在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这两个北方大陆上,因此,国际地缘政治问题,只是一个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内部尤其两大陆相互间的关系问题。而在两大陆内部,北美因面积较小,风水良好均一,人均生存空间大,内部地缘政治问题基本不存在;欧亚大陆因面积大,内陆与沿海风水差距大,人均生存空间吃紧,内部地缘政治问题严峻。”(五章第一分节三节2小节)正如潮汐运动的背后是月亮在起作用一样,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背后那个巨大幽灵,正是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因此,如果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得一根本改善,边缘地区的压力就会大大减少,安全系数就会大大增加;否则,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力量,将永远对他们之外“活得滋润”的世界发出他们的恐怖威胁。
第四,为了争光争水,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力量不得不把自己的“铁蹄”踏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为了保护自己,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力量不得不求助于北美大陆上的美国;美国于是乘机介入欧亚大陆内部事务,从而使得发源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问题演化成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全球性的地缘政治问题。在此问题的对待中,美国为了镇住在它看来是些“魔鬼”的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自己也变得比魔鬼还魔鬼:大量的国力不是投向真有实际意义的环境问题,而是投向在它看来能够“威慑”住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这一“魔鬼”的军事工业,进而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掌控世界。在美国的武力威慑面前,包括心脏地带在内的世界其它国家地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只得效法美国,大量国力投向军事工业,而置环境问题于不顾。结果一方面,世界成了一个安全系数很低的军火库,这些军火一旦点燃,将“把地狱炸上天去”;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无人重视,恶化趋势加剧。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说: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既是全球优先的环境问题,也是世界最大的政治问题。这里,“环境”与“政治”,乃同一问题的两方面;在这两方面中,决定方面在环境不在政治。因此,在“全球马歇尔计划”中,优先问题是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心脏地带的一切问题,必须环境改造优先,不能政治改造优先。这一点,是“四极世界”首先必须达成的共识;否则,其天命中赋有的领导世界的使命,就不能有效发挥;不但如此,世界还将被它们弄得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而在这一点上,这里不得不指出:最有能力充当“全球马歇尔计划”领头人的美国,目前的所作所为,恰恰与此“共识”相背。对此,从“人的自私性”看去,人们又深感无奈,觉得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是不会接受此“共识”的,并因此认为:就连“全球马歇尔计划”,也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却做不到”。然而,还是凯恩斯那句话:“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当然,这里,“思想之逐渐侵蚀力”,又来源于“不得不如此”的自然历史大势。此大势就是:
冷战结束以来,活跃的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之所以矛头主要指向美国,不是因为他们憎恨美国的民主富裕,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国价值观,在缺光缺水的心脏地带,只会带来生态灾难,而美国偏偏又要不遗余力地在此推行它那“水土不服”的价值观。在这场斗争中,时间空间都在活跃的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一边。【脚注:心脏地带的动荡,与美国价值观的影响成正比,美国价值观越“得逞”,动荡越厉害、好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越强大,——“9.11”以来,美国势力日益深入心脏地带,然而,正是在与美国关系最密切、被布热津斯基目之为美国中亚战略“支轴”的乌兹别克斯坦,2005年5月13日,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动的“安集延骚乱”(死亡者数以百计)爆发了。】对此,美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心脏地带活跃的反美地缘政治力量从肉体上全部消灭;要么转换思维方式即用力点,把用于推行自己价值观的人力物力财力用来解决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从而于根本处铲除反美势力得以滋生的生态土壤。在这两种选择中,第一种无论在心理道德上还是技术手段上,美国都无能力做到,而且这样做对自己没有半点益处;第二种反之,无论在心理道德上还是技术手段上,美国都有这个能力去做,而且越做越成功。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或迟或早,美国是会发生认识上的转变的。
或曰:“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这是何等大的一个问题,解决起来,谈何容易!然而,这里要说的是:当今世界,美国为代表的人类先进生产力,积累起来的力量,甚至到了想要改造完全没有生命的月球火星的程度,与此相比,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简直微不足道。说得再具体一点:美国用于宇宙开发的那些费用,用来解决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如果不是绰绰有余的话,至少也是相差不多的。如果说这笔费用属健康合理的正常开支因而省不得的话,那么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开支,难道也是健康合理的正常开支吗?这笔费用用之于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绰绰有余!一句话,若美国带头,世界各国跟上,人类一切用之于军事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之于环境问题,别说心脏地带的缺光缺水问题,就是撒哈拉沙漠的绿化,又有何难!这里的关键,在正确思想路线的确立认可。
最后还须指出:像世界上一切光明天然不足因此蕴聚着一股强大的文明冲力的北方国家地区一样,光明天然不足的心脏地带,也蕴聚着一股强大的文明爆发力。这一地区许多国家民族,现在虽然贫穷落后甚至野蛮,但世界上的贫穷落后野蛮,亦有南北之分:一切南方式的贫穷落后野蛮,光明追求力不强,文明潜力就不大;而心脏地带这种北方式的贫穷落后野蛮,光明追求力极强,文明潜力就很大,近代以来,一直骚动不安。对此,世界不访听听这首出自这一地区西部的名为《德聂泊尔》的乌克兰民歌:
滔滔的德聂泊尔汹涌澎湃
狂风怒吼,落叶纷飞
高高的梣树垂在地面上
德聂泊尔河水波涛翻腾
你看那月亮暗淡无光
在黑云后徜徉不停
就像扁舟飘流在海上
随波起伏时隐时现
在黑云后徜徉不停
就像扁舟飘流在海上
随波起伏时隐时现
小小村庄还在睡梦中
报晓的金鸡还未啼鸣
林中的枭鹰遥遥相呼应
断折的梣树挣扎呻吟
报晓的金鸡还未啼鸣
林中的枭鹰遥遥相呼应
断折的梣树挣扎呻吟
五、共产主义文明与生态文明的一致性
在时间轴的“社会发展史”和空间轴的“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中,历史或文明的最高目标,都归向共产主义。当然,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和相应的地缘分析法,是个新内容;为此,唯物史观对共产主义的概定,当有新内容引进。
在时间轴的唯物史观中,共产党人脑子里的共产主义,大概内容是这样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阶级、地区、脑体劳动差别消失;阶级、民族、政党、国家消失;人们自在自为地创造自己的生活,等等。这些内容,都不错;但在空间轴的唯物史观看来,它还缺乏一种东西,就是感性直观的空间自然特征亦即地球的形象。
的确,在人与自然尤其大地母亲的关系显得如此重要的当代,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远景的描绘,如果缺了“地球的形象”这一笔,那么无论涂抹多少色彩,你都无法使它亮丽起来,它都会是暗淡的、说服力与感召力不强的。不仅如此,缺了这一笔的共产主义,诸如生产力高度发展啦,产品极大丰富啦,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啦,阶级、地区差别消失啦,等等,都无从谈起。反之,有了这一笔,一切都将“葆其美妙之青春”地亮丽起来、生动起来、“使历史运动起来”。当然,这一笔,不是简单的一笔,它的所指是:精心维护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地球气候,精心护持人类寒性地缘种因,在北方式人类寒性大智慧观照指引下,改造地球、保护地球、开发地球、美化地球,使地球在形象上成为一个大花园般舒适的人间乐园。——生活在这个大花园般人间乐园中的人类,何愁产品不会极大丰富,何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兑现不了,何愁阶级、地区差别消失不了。至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是这种共产主义的优势所在,这就是:正因为有了这种以改造、保护、开发、美化地球为手段的共产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是可能的,否则的话,生产力到哪儿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呢?到太空寻找吗?可连地球都不顾的人,有何能耐上天开发太空呢?玩玩“大脑空间开发”的“纯高科技”吗?但这样的“高科技”要能解决生产力发展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早就不会是现在这副萎蘼不振模样,或许到现在为止,石原慎太郎们1990年代初那些日本将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文明中心的大话已经兑现大半了。
这种具有“感性直观的空间自然特征”的共产主义,其实也就是当今人类正在讨论的人类最高级文明——生态文明。而这种共产主义、这种文明,正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原初经典定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迷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共产”之“产”,指的就是生产资料),空间轴的唯物史观是这样看的:一切生产资料,都来源于大地母亲;地球及地球上的一切资源,都是大自然的产物,不是哪些人制造的;因此,这些资源或资料,都属全人类共产,任何以国家形式并且通过对外来移民加以限制的法律来独占地球大部分资源包括可供人类行走、居住、工作、娱乐的生存空间的现行制度,都是不合理的、迟早要消失的,而且它现在就正在消失着,这就是:就连最害怕最反对这一制度消失的西方发达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正在通过他们不遗余力地推销着的“人权无国界”论和新的全球贸易组织在事实上促进着这种消失,——在世贸组织大力推进的全球化过程中,正如落后国家难以避免西方资本的冲击一样,西方世界也无法避免落后国家劳动大军的挺进。因此,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共产主义所说的“共产”,就是共享地球资源;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和口号是:地球是人类共产,地球资源必须人类共享。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如古罗马帝国时期,在整个地中海世界都被罗马帝国“一体化”的时候,罗马帝国的边疆就漏洞百出、再也挡不住“蛮族”的冲击了,其政治后果是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其更广泛的社会历史后果则是适应这个一体化的地中海世界历史要求的古代共产主义即基督教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同样,当今世界,在全世界都被纳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圆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的边疆(国界)就将守不住了,将挡不住来自第三世界的“蛮族”(“非法移民”或汤因比说的“外部无产者”)的冲击,这些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圆心边缘化了的“蛮族”们,被边缘化的程度有多大,对这个体系的圆心的反馈冲击力就有多大,其后果,必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和适应这种全球一体化需求的以地球为人类共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大兴大化。事实上,这一过程和趋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预言过了。在中日甲午战争硝烟弥漫的1894年11月10日,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就指出: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也自己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背井离乡,移居国外;他们也将找到去欧洲的路,大批地拥入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么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使问题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征服中国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p511】
在沧海横流般如此场面、事态、乱局面前,谁能驾驭呢?——唯有共产主义!
当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只会在高级形态上重现一种“辩证的历史回归”样式:正如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古代基督教运动的简单重复一样,今后的人类历史,也不会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振兴而重新回到中世纪式的黑暗状态去;而现代第三世界的“蛮族”们,也不可能像古代蛮族毁灭罗马帝国和它所代表着的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把西方文明和它所代表着的现代文明毁掉。然而,要达成这样的积极目标,必须满足两个相关条件:第一,单一的资本主义等价交换原则行不通,必须用社会主义“相互协作”、“先进帮后进”原则加以补充,两种原则在价值上应该而且必须平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说的“过渡时期”特有必有的现象)。第二,从现在起,人类必须把“开创生态文明”提上历史日程,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要老等着“商机”、老是钻头觅缝甚至吹灰找裂缝地在人们的病态欲望中寻找发财机会,在商机不来、发财机会难找的时候,就要从闲置的人力物力财力中拿出较大一个部分,投向世界上那些有“地球的癌症”之称的生态特别恶劣的国家地区。总的原则是:工业(广义的,包括第二第三产业)投入少一点,生态投入多一点;工业投入遵循等价交换法则,生态投入遵循先进帮后进原则。
在时间轴的唯物史观中,共产党人脑子里的共产主义,大概内容是这样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阶级、地区、脑体劳动差别消失;阶级、民族、政党、国家消失;人们自在自为地创造自己的生活,等等。这些内容,都不错;但在空间轴的唯物史观看来,它还缺乏一种东西,就是感性直观的空间自然特征亦即地球的形象。
的确,在人与自然尤其大地母亲的关系显得如此重要的当代,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远景的描绘,如果缺了“地球的形象”这一笔,那么无论涂抹多少色彩,你都无法使它亮丽起来,它都会是暗淡的、说服力与感召力不强的。不仅如此,缺了这一笔的共产主义,诸如生产力高度发展啦,产品极大丰富啦,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啦,阶级、地区差别消失啦,等等,都无从谈起。反之,有了这一笔,一切都将“葆其美妙之青春”地亮丽起来、生动起来、“使历史运动起来”。当然,这一笔,不是简单的一笔,它的所指是:精心维护第四纪冰期以来的地球气候,精心护持人类寒性地缘种因,在北方式人类寒性大智慧观照指引下,改造地球、保护地球、开发地球、美化地球,使地球在形象上成为一个大花园般舒适的人间乐园。——生活在这个大花园般人间乐园中的人类,何愁产品不会极大丰富,何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兑现不了,何愁阶级、地区差别消失不了。至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是这种共产主义的优势所在,这就是:正因为有了这种以改造、保护、开发、美化地球为手段的共产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是可能的,否则的话,生产力到哪儿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呢?到太空寻找吗?可连地球都不顾的人,有何能耐上天开发太空呢?玩玩“大脑空间开发”的“纯高科技”吗?但这样的“高科技”要能解决生产力发展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早就不会是现在这副萎蘼不振模样,或许到现在为止,石原慎太郎们1990年代初那些日本将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文明中心的大话已经兑现大半了。
这种具有“感性直观的空间自然特征”的共产主义,其实也就是当今人类正在讨论的人类最高级文明——生态文明。而这种共产主义、这种文明,正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原初经典定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迷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共产”之“产”,指的就是生产资料),空间轴的唯物史观是这样看的:一切生产资料,都来源于大地母亲;地球及地球上的一切资源,都是大自然的产物,不是哪些人制造的;因此,这些资源或资料,都属全人类共产,任何以国家形式并且通过对外来移民加以限制的法律来独占地球大部分资源包括可供人类行走、居住、工作、娱乐的生存空间的现行制度,都是不合理的、迟早要消失的,而且它现在就正在消失着,这就是:就连最害怕最反对这一制度消失的西方发达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正在通过他们不遗余力地推销着的“人权无国界”论和新的全球贸易组织在事实上促进着这种消失,——在世贸组织大力推进的全球化过程中,正如落后国家难以避免西方资本的冲击一样,西方世界也无法避免落后国家劳动大军的挺进。因此,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共产主义所说的“共产”,就是共享地球资源;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和口号是:地球是人类共产,地球资源必须人类共享。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如古罗马帝国时期,在整个地中海世界都被罗马帝国“一体化”的时候,罗马帝国的边疆就漏洞百出、再也挡不住“蛮族”的冲击了,其政治后果是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其更广泛的社会历史后果则是适应这个一体化的地中海世界历史要求的古代共产主义即基督教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同样,当今世界,在全世界都被纳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圆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的边疆(国界)就将守不住了,将挡不住来自第三世界的“蛮族”(“非法移民”或汤因比说的“外部无产者”)的冲击,这些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圆心边缘化了的“蛮族”们,被边缘化的程度有多大,对这个体系的圆心的反馈冲击力就有多大,其后果,必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和适应这种全球一体化需求的以地球为人类共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大兴大化。事实上,这一过程和趋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预言过了。在中日甲午战争硝烟弥漫的1894年11月10日,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就指出: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也自己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背井离乡,移居国外;他们也将找到去欧洲的路,大批地拥入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么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使问题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征服中国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p511】
在沧海横流般如此场面、事态、乱局面前,谁能驾驭呢?——唯有共产主义!
当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只会在高级形态上重现一种“辩证的历史回归”样式:正如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古代基督教运动的简单重复一样,今后的人类历史,也不会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振兴而重新回到中世纪式的黑暗状态去;而现代第三世界的“蛮族”们,也不可能像古代蛮族毁灭罗马帝国和它所代表着的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把西方文明和它所代表着的现代文明毁掉。然而,要达成这样的积极目标,必须满足两个相关条件:第一,单一的资本主义等价交换原则行不通,必须用社会主义“相互协作”、“先进帮后进”原则加以补充,两种原则在价值上应该而且必须平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说的“过渡时期”特有必有的现象)。第二,从现在起,人类必须把“开创生态文明”提上历史日程,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要老等着“商机”、老是钻头觅缝甚至吹灰找裂缝地在人们的病态欲望中寻找发财机会,在商机不来、发财机会难找的时候,就要从闲置的人力物力财力中拿出较大一个部分,投向世界上那些有“地球的癌症”之称的生态特别恶劣的国家地区。总的原则是:工业(广义的,包括第二第三产业)投入少一点,生态投入多一点;工业投入遵循等价交换法则,生态投入遵循先进帮后进原则。
六、大地的儿女们,联合起来
在传统唯物史观中,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比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大体说来,这是不错的。但“发达”一词,容易与“文明亮度”混淆;而文明如果过分明亮的话,势必陷入大黑暗(二章十节)。因此,共产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其“发达”,是不能也无必要与资本主义尤其有史以来最发达明亮的美国资本主义去比的,一定程度上,还得“否定之否定”地以前资本主义即封建时期为标准,——为什么呢?
“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阴者,静也;阳者,动也。“这种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这种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汤因比)据此“宇宙辩证法”可以看出:在传统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中,一、三两种社会,即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属阴静社会;二、四两种社会,即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属阳动社会;而作为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否定物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必“否定之否定”地带有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某些特征,因而必属阴静社会,——在此社会中,被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搅得天翻地覆的大地母亲即生态环境,需要休养生息;这样,作为一种新型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其文明,必属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一种阴性文明);其“发达”生产力,必以生态环境为衡量标准(“生产力标准”不再是标准,大地母亲的面貌,才是标准)。因此,如果说对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者有必要非向人们许诺点什么不可的话,那么最高限度,他也不会许诺当今美国富翁们那种极度奢侈的豪华生活;但最低限度,一种“在修道院中占主导地位,人们衣食无忧,但也没有多余的生活资料”的“充足经济”【西班牙《起义报》2004年10月17日文章 见《参考消息》2004年10月24日3版】生活,则是能够而且必须许诺的。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p2】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极阳极动的一个社会。在此社会中,阳性的人类生产,无论生活资料生产还是人口生产,都达到了阴性的大地母亲所能承受的极限;而物极是必反的;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反”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对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极限的两种生产加以限制。
然而,两种生产又为纬度气候所规定:纬度低气温高的南方国家地区,人口生产过多;纬度高气温低的北方国家地区,生活资料生产过多。因此,人口过多过剩问题,主要是南方国家地区的问题;生产过多过剩问题,主要是北方国家地区的问题。前者的解决办法,主要是修道院式的自愿节育,否则就得任凭马尔萨斯法则残酷摆布。后者的解决办法,主要是接受“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念(当然,对此理念,不应机械地加以理解),落实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否则就得任凭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像匹野马样狂奔,文明陷入大黑暗。
“不可得之为欲,不可足之为求。”【《吕氏春秋?仲春纪》】辉煌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之所以在“黑暗的中世纪”毁灭得那么彻底,就主观方面说,原因在辉煌时期的罗马人,只知欲求,不能节制。同理,当今的资本主义文明,要保住自己值得保住的文明成果、要避免大黑暗结局,就得过渡到能够自我节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生态文明,不是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文明,而是要继承保存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健康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换言之:共产主义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不至重蹈中世纪式黑暗结局的唯一选择。
在人与人的矛盾斗争即阶级矛盾斗争极为尖锐的十九、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者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人与自然即大地母亲的矛盾极为严峻的当今及今后世纪,在争取共产主义生态文明的努力中,共产主义者的口号是:
大地的儿女们,联合起来!
“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阴者,静也;阳者,动也。“这种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这种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汤因比)据此“宇宙辩证法”可以看出:在传统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中,一、三两种社会,即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属阴静社会;二、四两种社会,即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属阳动社会;而作为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否定物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必“否定之否定”地带有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某些特征,因而必属阴静社会,——在此社会中,被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搅得天翻地覆的大地母亲即生态环境,需要休养生息;这样,作为一种新型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其文明,必属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一种阴性文明);其“发达”生产力,必以生态环境为衡量标准(“生产力标准”不再是标准,大地母亲的面貌,才是标准)。因此,如果说对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者有必要非向人们许诺点什么不可的话,那么最高限度,他也不会许诺当今美国富翁们那种极度奢侈的豪华生活;但最低限度,一种“在修道院中占主导地位,人们衣食无忧,但也没有多余的生活资料”的“充足经济”【西班牙《起义报》2004年10月17日文章 见《参考消息》2004年10月24日3版】生活,则是能够而且必须许诺的。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p2】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极阳极动的一个社会。在此社会中,阳性的人类生产,无论生活资料生产还是人口生产,都达到了阴性的大地母亲所能承受的极限;而物极是必反的;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反”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对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极限的两种生产加以限制。
然而,两种生产又为纬度气候所规定:纬度低气温高的南方国家地区,人口生产过多;纬度高气温低的北方国家地区,生活资料生产过多。因此,人口过多过剩问题,主要是南方国家地区的问题;生产过多过剩问题,主要是北方国家地区的问题。前者的解决办法,主要是修道院式的自愿节育,否则就得任凭马尔萨斯法则残酷摆布。后者的解决办法,主要是接受“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念(当然,对此理念,不应机械地加以理解),落实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否则就得任凭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像匹野马样狂奔,文明陷入大黑暗。
“不可得之为欲,不可足之为求。”【《吕氏春秋?仲春纪》】辉煌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之所以在“黑暗的中世纪”毁灭得那么彻底,就主观方面说,原因在辉煌时期的罗马人,只知欲求,不能节制。同理,当今的资本主义文明,要保住自己值得保住的文明成果、要避免大黑暗结局,就得过渡到能够自我节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生态文明,不是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文明,而是要继承保存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健康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换言之:共产主义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不至重蹈中世纪式黑暗结局的唯一选择。
在人与人的矛盾斗争即阶级矛盾斗争极为尖锐的十九、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者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人与自然即大地母亲的矛盾极为严峻的当今及今后世纪,在争取共产主义生态文明的努力中,共产主义者的口号是:
大地的儿女们,联合起来!
2004年10月30日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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