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九章第五节
五、中国与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
1、“俄中合作，举世无双”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北方地理人口大国，而且相互为邻；因此，地缘政治学中存在于北方大国之间的“同性相斥”原理，依然适用于两国关系。然而，两国关系正因为是“同性相斥”，所以“一山不容二虎”之说，就毫无根据：“一山不容二虎”者，一方吃掉一方也；“同性相斥”者，谁也吃不下和消化不了谁，两国和而不同也。两国这种和而不同关系，主要表现或应该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双边关系。
中俄双边关系中，最伤感情、最具杀伤力的问题，是沙俄时代俄国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这个问题不能正确对待，两国就难和平相处。而“正确对待”的“球”又在中国一方；当然，“中国一方”，主要指中国民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民众不能感情用事，应该理智接受已为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接受了的现实：“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P294】
的确，国家关系中，以领土问题最重要、最伤感情。然而，在此问题上，俄罗斯固然应该考虑到中国民众“受屈辱”（邓小平）的民族感情，但中国民众，更应考虑到比此感情更有力的俄罗斯民族在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落实中所面临的如此困境：俄罗斯离热带海洋距离太遥远，太渴望光明、渴求接近热带海洋；而要接近热带海洋，除领土扩张，又无它法；因此，凡到手领土，即使面临战争，他也决不手软；而战争，世界上有谁比这个地球上最寒冷封闭的大国更不害怕呢？需知：日本北方四岛那么一点领土，俄罗斯一旦到手，就坚决不放，何况“中国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国若要，他非与你拼命不可；而中国的不值得为此问题而与俄罗斯拼命，正如美国的不值得为台湾问题而与中国拼命一样。
当然，上述领土问题中，中国还得保留点权利：如果全球气候变暖使得中国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劣，相应地，现在气候极冷、人烟极少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气候很可能变得宜人起来，成为一大风水宝地，到时候，正如美国的不得不大规模向加拿大移民一样，中国的向这些地区作大规模移民，“似乎也非已甚”。亦当然，如果不出现这种“地球大劫难”情况，中国就应该保证在“远东移民”问题上尊重俄罗斯，不去刺激他这根最敏感的神经。
领土问题如此看待，中俄两国可保“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2) 心脏地带的整合
俄罗斯和所有中亚国家，都属心脏地带，中国有三分之二领土属心脏地带。因此，中国、俄罗斯，中亚诸国，皆属“天然盟友”。过去，此盟友关系的最大败坏因素，是中苏两国互相争大；现在，是中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在俄罗斯默许下为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进入这一地区的美国势力。然而，俄罗斯之所以默许美国势力进入这一地区，隐密动机又是“坐山观虎斗”：
本来，像拉美是美国的“后院”、外来势力不许随便染指它一样，中亚地区，也是不容外来势力随便染指的俄罗斯的“后院”。但在与各自“后院”的关系中，美国比俄罗斯从容得多：自19世纪通过墨西哥战争进入南方热带海洋后，对拉美，美国再无领土要求；俄罗斯不然，为了进入南方热带海洋，得把中亚各伊斯兰国家纳入版图，如果俄罗斯像中古成吉思汗帝国一样，有能耐率领伊斯兰国家征服世界尤其风水最好的西方世界的话，中亚伊斯兰国家是不会拒绝隶属俄罗斯大帝国的，但核武器产生以来，这种征服已无可能。于是，在拒绝成为俄罗斯一部分的同时，又像牛虻一样专叮西方首领美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了。换句话说，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矛盾，超过与俄罗斯的矛盾，在俄罗斯不愿充当反美旗手时，伊斯兰得先求内部统一，再与美国大干；而在伊斯兰的统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俄罗斯发生矛盾，美国于是产生错觉，以为伊斯兰在向西方靠拢，于是就对其反俄斗争大力支持；没想到，反俄斗争小有成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迫不及待地与美国大干起来了。对此，俄罗斯暗中是高兴的：美伊矛盾越深，越符合俄罗斯利益。为使双方干得“更欢”，俄罗斯干脆把美军放进中亚，其考虑是：伊斯兰不是好惹的（俄罗斯对此深有体会），双方只会两败俱伤，最后，“谁能使那儿的局势稳定下来？俄罗斯。到那时，俄罗斯必将振兴、富裕，在俄罗斯南方，在韦尔内，即前阿拉木图地区，建立强大的军队。大批俄军，俄国的军事存在，将压向中亚地区。最终，俄罗斯人进入印度洋将被认为是适宜的。” 【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的命运》p131-132】当然，俄罗斯这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南下印度洋战略，要能如愿，还需中国默认配合。对此，中国得默认配合它。这正如中国的南下太平洋，需要俄罗斯配合一样。
心脏地带的整合，没有其它途径，只能如此。这就意味着：在中亚，中国不能与俄罗斯争大，如果这样，中国将犯前苏联所犯的在东亚与中国争大的错误。也正如在东亚与中国争大的苏联的把中亚失去一样（冷战后期，苏联若不在东亚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中国，中国就不至于在中亚阿富汗战争中与美国联手，而用之于中苏边境的苏联军队因此就可用之于阿富汗战场，这样，苏联的阿富汗战争，必是另外一种结果），与俄罗斯在中亚争大的中国，势必失去台湾和南中国海——那里正孕育着危机。
或曰：目前的中亚，美国不是正在不断得分、节节胜利，而俄罗斯不是正在不断丢分、节节失利吗？
答曰：美国在中亚的所作所为，指导思想是“颜色革命”。所谓“颜色”，这里专指橙色或黄色。该色乃“下流”的同义词（汉语所谓“黄色下流”）和色欲的象征，它色蜜蜜最能激发人的性欲，因而最为一切好色之徒所喜爱。固然，生活于炎热沙漠气候中的中亚人，并非清心寡欲的神仙，但人与动物不同处正在于：色心越重的人，如果不想退化为动物的话，如果还想过一种较高级的文明生活的话，那么旨在对以橙黄色为象征的色欲加以克制的文明规矩就越严厉。而美国的“颜色革命”所要摧毁的，恰恰是中亚伊斯兰国家这种文明规矩。这样的“革命”如果成功的话，那将是中亚各国家民族的社会灾难和人种灾难。——如此“革命”，在中亚，有成功希望吗？
(3) 朝鲜问题
在朝鲜问题上，中俄依然得像当年的朝鲜战争一样，挺住北朝鲜。这是因为：第一，像世界上所有存在南北问题的国家民族一样，朝鲜问题的合乎天理因而是稳定持久的解决，只能是北主南从的解决。第二，苏联解体后，在万般困难条件下依然顽强生存、坚强屹立着的北朝鲜，中俄两国，对其只能敬佩帮扶，而无资格说三道四。第三，北朝鲜若垮台，从而遂了美国心愿，只能证明中俄两国先辈们的决择错了，这将使中俄两国民众在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认知问题上业已存在的混乱和与此相关的国内社群之间的分歧更加严重。第四，物伤其类，当年的朝鲜战争，北朝鲜的进攻南朝鲜，一如中国政府的要南下收复台湾和俄罗斯的要南下印度洋；美国的支持南朝鲜，一如那时以来其逆天背理地对台湾的支持和其对俄罗斯南下印度洋战略的遏制，两国若遗弃北朝鲜，等于遗弃先烈并且背离北主南从天理，上行下效，两国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将离心离德，祖宗将不佑，人心将散乱。第五，北朝鲜政权若被美国“除掉”，东北亚地区，将无和平安宁可言，因为根据北主南从原理，南朝鲜根本“吃”不下北朝鲜，勉强吃下，北朝鲜乃至整个朝鲜半岛，将长期陷入混乱，受其影响，中国东北这一“中国雄鸡”之首，很可能成为中国秩序失控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4) 全球战略重点
中俄两国的全球战略重点，皆为进入南方热带海洋且不冲突：中国主要是南下太平洋，俄罗斯主要是南下印度洋。此共同战略，皆受美国遏制。但美国遏制战略的得逞与否，又取决于中俄两国关系：两国若分，美国就能得逞，两国若合，美国就不能得逞；两国若分，各自就都只有一只手，两国若合，各自就都像美国一样，有一双手。当然，两国必须合，不能不合，也必定能合！
至于在此合作关系中，双方究竟“谁更有求于谁”，那么可以说：彼此半斤八两。这是因为：中国不冲出从台湾到日本这条“岛链”，南下太平洋，国家必解体，作为此战略关键环节的台湾问题，中国绝对输不起；俄罗斯不整合好中亚国家，南下印度洋，国家也必解体，在中亚问题上，俄罗斯也绝对输不起；中国国家目标的需要俄罗斯配合，正如俄罗斯国家目标的需要中国配合一样。
当然，在此合作关系中，目前的俄罗斯，疑虑比中国大一些，这就是：南下太平洋对中国来说，并非一个遥远目标，而是一个顶多二三十年就可达到的中期目标；而俄罗斯的南下印度洋，则是一个当以百年计的长期目标，到时候，在俄罗斯的配合下实现南下太平洋目标的中国，愿意像自己配合中国一样配合自己吗？
应该说，处在俄罗斯的角度，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会有此疑虑的。此疑虑不打消，两国的合作关系就将面临诸多变数。怎样打消呢？这就是在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层面上双方坚信本书第二部分阐述的“多极世界理论”的真理性（实际上，此理论的实质内容，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在他的《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早就阐发过了——见本书四章五节5小节）。在此理论看来，俄罗斯若不南下印度洋，国家目标必缺失；国家目标一缺失，俄罗斯必崩溃；崩溃中的俄罗斯，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带来难以想象的大灾难！——作此认识的中国，俄罗斯还会怀疑它与自己长期精诚合作的政治意愿吗？
“俄中合作，举世无双。”（叶利钦）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北方地理人口大国，而且相互为邻；因此，地缘政治学中存在于北方大国之间的“同性相斥”原理，依然适用于两国关系。然而，两国关系正因为是“同性相斥”，所以“一山不容二虎”之说，就毫无根据：“一山不容二虎”者，一方吃掉一方也；“同性相斥”者，谁也吃不下和消化不了谁，两国和而不同也。两国这种和而不同关系，主要表现或应该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双边关系。
中俄双边关系中，最伤感情、最具杀伤力的问题，是沙俄时代俄国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这个问题不能正确对待，两国就难和平相处。而“正确对待”的“球”又在中国一方；当然，“中国一方”，主要指中国民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民众不能感情用事，应该理智接受已为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接受了的现实：“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P294】
的确，国家关系中，以领土问题最重要、最伤感情。然而，在此问题上，俄罗斯固然应该考虑到中国民众“受屈辱”（邓小平）的民族感情，但中国民众，更应考虑到比此感情更有力的俄罗斯民族在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落实中所面临的如此困境：俄罗斯离热带海洋距离太遥远，太渴望光明、渴求接近热带海洋；而要接近热带海洋，除领土扩张，又无它法；因此，凡到手领土，即使面临战争，他也决不手软；而战争，世界上有谁比这个地球上最寒冷封闭的大国更不害怕呢？需知：日本北方四岛那么一点领土，俄罗斯一旦到手，就坚决不放，何况“中国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国若要，他非与你拼命不可；而中国的不值得为此问题而与俄罗斯拼命，正如美国的不值得为台湾问题而与中国拼命一样。
当然，上述领土问题中，中国还得保留点权利：如果全球气候变暖使得中国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劣，相应地，现在气候极冷、人烟极少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气候很可能变得宜人起来，成为一大风水宝地，到时候，正如美国的不得不大规模向加拿大移民一样，中国的向这些地区作大规模移民，“似乎也非已甚”。亦当然，如果不出现这种“地球大劫难”情况，中国就应该保证在“远东移民”问题上尊重俄罗斯，不去刺激他这根最敏感的神经。
领土问题如此看待，中俄两国可保“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2) 心脏地带的整合
俄罗斯和所有中亚国家，都属心脏地带，中国有三分之二领土属心脏地带。因此，中国、俄罗斯，中亚诸国，皆属“天然盟友”。过去，此盟友关系的最大败坏因素，是中苏两国互相争大；现在，是中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在俄罗斯默许下为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进入这一地区的美国势力。然而，俄罗斯之所以默许美国势力进入这一地区，隐密动机又是“坐山观虎斗”：
本来，像拉美是美国的“后院”、外来势力不许随便染指它一样，中亚地区，也是不容外来势力随便染指的俄罗斯的“后院”。但在与各自“后院”的关系中，美国比俄罗斯从容得多：自19世纪通过墨西哥战争进入南方热带海洋后，对拉美，美国再无领土要求；俄罗斯不然，为了进入南方热带海洋，得把中亚各伊斯兰国家纳入版图，如果俄罗斯像中古成吉思汗帝国一样，有能耐率领伊斯兰国家征服世界尤其风水最好的西方世界的话，中亚伊斯兰国家是不会拒绝隶属俄罗斯大帝国的，但核武器产生以来，这种征服已无可能。于是，在拒绝成为俄罗斯一部分的同时，又像牛虻一样专叮西方首领美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了。换句话说，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矛盾，超过与俄罗斯的矛盾，在俄罗斯不愿充当反美旗手时，伊斯兰得先求内部统一，再与美国大干；而在伊斯兰的统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俄罗斯发生矛盾，美国于是产生错觉，以为伊斯兰在向西方靠拢，于是就对其反俄斗争大力支持；没想到，反俄斗争小有成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迫不及待地与美国大干起来了。对此，俄罗斯暗中是高兴的：美伊矛盾越深，越符合俄罗斯利益。为使双方干得“更欢”，俄罗斯干脆把美军放进中亚，其考虑是：伊斯兰不是好惹的（俄罗斯对此深有体会），双方只会两败俱伤，最后，“谁能使那儿的局势稳定下来？俄罗斯。到那时，俄罗斯必将振兴、富裕，在俄罗斯南方，在韦尔内，即前阿拉木图地区，建立强大的军队。大批俄军，俄国的军事存在，将压向中亚地区。最终，俄罗斯人进入印度洋将被认为是适宜的。” 【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的命运》p131-132】当然，俄罗斯这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南下印度洋战略，要能如愿，还需中国默认配合。对此，中国得默认配合它。这正如中国的南下太平洋，需要俄罗斯配合一样。
心脏地带的整合，没有其它途径，只能如此。这就意味着：在中亚，中国不能与俄罗斯争大，如果这样，中国将犯前苏联所犯的在东亚与中国争大的错误。也正如在东亚与中国争大的苏联的把中亚失去一样（冷战后期，苏联若不在东亚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中国，中国就不至于在中亚阿富汗战争中与美国联手，而用之于中苏边境的苏联军队因此就可用之于阿富汗战场，这样，苏联的阿富汗战争，必是另外一种结果），与俄罗斯在中亚争大的中国，势必失去台湾和南中国海——那里正孕育着危机。
或曰：目前的中亚，美国不是正在不断得分、节节胜利，而俄罗斯不是正在不断丢分、节节失利吗？
答曰：美国在中亚的所作所为，指导思想是“颜色革命”。所谓“颜色”，这里专指橙色或黄色。该色乃“下流”的同义词（汉语所谓“黄色下流”）和色欲的象征，它色蜜蜜最能激发人的性欲，因而最为一切好色之徒所喜爱。固然，生活于炎热沙漠气候中的中亚人，并非清心寡欲的神仙，但人与动物不同处正在于：色心越重的人，如果不想退化为动物的话，如果还想过一种较高级的文明生活的话，那么旨在对以橙黄色为象征的色欲加以克制的文明规矩就越严厉。而美国的“颜色革命”所要摧毁的，恰恰是中亚伊斯兰国家这种文明规矩。这样的“革命”如果成功的话，那将是中亚各国家民族的社会灾难和人种灾难。——如此“革命”，在中亚，有成功希望吗？
(3) 朝鲜问题
在朝鲜问题上，中俄依然得像当年的朝鲜战争一样，挺住北朝鲜。这是因为：第一，像世界上所有存在南北问题的国家民族一样，朝鲜问题的合乎天理因而是稳定持久的解决，只能是北主南从的解决。第二，苏联解体后，在万般困难条件下依然顽强生存、坚强屹立着的北朝鲜，中俄两国，对其只能敬佩帮扶，而无资格说三道四。第三，北朝鲜若垮台，从而遂了美国心愿，只能证明中俄两国先辈们的决择错了，这将使中俄两国民众在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认知问题上业已存在的混乱和与此相关的国内社群之间的分歧更加严重。第四，物伤其类，当年的朝鲜战争，北朝鲜的进攻南朝鲜，一如中国政府的要南下收复台湾和俄罗斯的要南下印度洋；美国的支持南朝鲜，一如那时以来其逆天背理地对台湾的支持和其对俄罗斯南下印度洋战略的遏制，两国若遗弃北朝鲜，等于遗弃先烈并且背离北主南从天理，上行下效，两国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将离心离德，祖宗将不佑，人心将散乱。第五，北朝鲜政权若被美国“除掉”，东北亚地区，将无和平安宁可言，因为根据北主南从原理，南朝鲜根本“吃”不下北朝鲜，勉强吃下，北朝鲜乃至整个朝鲜半岛，将长期陷入混乱，受其影响，中国东北这一“中国雄鸡”之首，很可能成为中国秩序失控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4) 全球战略重点
中俄两国的全球战略重点，皆为进入南方热带海洋且不冲突：中国主要是南下太平洋，俄罗斯主要是南下印度洋。此共同战略，皆受美国遏制。但美国遏制战略的得逞与否，又取决于中俄两国关系：两国若分，美国就能得逞，两国若合，美国就不能得逞；两国若分，各自就都只有一只手，两国若合，各自就都像美国一样，有一双手。当然，两国必须合，不能不合，也必定能合！
至于在此合作关系中，双方究竟“谁更有求于谁”，那么可以说：彼此半斤八两。这是因为：中国不冲出从台湾到日本这条“岛链”，南下太平洋，国家必解体，作为此战略关键环节的台湾问题，中国绝对输不起；俄罗斯不整合好中亚国家，南下印度洋，国家也必解体，在中亚问题上，俄罗斯也绝对输不起；中国国家目标的需要俄罗斯配合，正如俄罗斯国家目标的需要中国配合一样。
当然，在此合作关系中，目前的俄罗斯，疑虑比中国大一些，这就是：南下太平洋对中国来说，并非一个遥远目标，而是一个顶多二三十年就可达到的中期目标；而俄罗斯的南下印度洋，则是一个当以百年计的长期目标，到时候，在俄罗斯的配合下实现南下太平洋目标的中国，愿意像自己配合中国一样配合自己吗？
应该说，处在俄罗斯的角度，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会有此疑虑的。此疑虑不打消，两国的合作关系就将面临诸多变数。怎样打消呢？这就是在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层面上双方坚信本书第二部分阐述的“多极世界理论”的真理性（实际上，此理论的实质内容，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在他的《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早就阐发过了——见本书四章五节5小节）。在此理论看来，俄罗斯若不南下印度洋，国家目标必缺失；国家目标一缺失，俄罗斯必崩溃；崩溃中的俄罗斯，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带来难以想象的大灾难！——作此认识的中国，俄罗斯还会怀疑它与自己长期精诚合作的政治意愿吗？
“俄中合作，举世无双。”（叶利钦）
2、北京——莫斯科——巴黎-柏林轴心
在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旧的政治思维看来，分裂北大西洋两岸、把欧盟从美国手中“争取过来”、使美国受孤立的“北京——莫斯科——巴黎-柏林轴心”概念，即使不是异想天开，至少也是一厢情愿：牢不可破的美欧关系，谁能动摇？向贫穷的中俄靠拢，对欧盟有何好处？然而，
第一，国际关系，主要是地缘政治关系，它不以制度和意识形态划分，而以地缘板块划分。此理，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优越、行事因而常常得以随心所欲的美国虽不承认，但地缘政治环境严峻复杂、从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中重生的欧洲，早作如是观。以此观点看，同处一大陆的中国、俄罗斯、欧盟，乃“天然盟友”，三者关系一如中俄关系：合则福气临门，三家得利；分则血雨腥风，三败俱伤。
第二，欧洲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缘而生的，它因此也将因缘而散。此“缘”，就是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俄欧矛盾：从彼得大帝到叶卡特琳娜女皇，整个18世纪，为开放滋润的西欧所吸引，位处心脏地带北部、封闭寒冷的俄罗斯，“帝国向西进军”，力图吃掉欧洲；于是有19世纪初拿破仑大军的东进莫斯科。20世纪初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欧洲如芒在背，于是有希特勒大军的兵临斯大林格勒；二战得胜后，苏军深入欧洲腹地，欧洲无力对付苏联，美欧盟友关系于是形成。然而，苏联解体后，欧洲安全形势，前所未有一片大好，况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表明：今后的俄罗斯，再不会“帝国向西进军”了。在此条件下，美欧盟友关系，缘分就尽了。
第三，与美国捆在一起，欧洲就不能自立，就永远长不大，就得当美国的配角或小媳妇；与美国分开，在苏联威胁一去不复返的条件下，欧洲从此就是个走向健康的自我实现成长道路的堂堂男子汉，谁也小看不了它。不错，美国富裕，中俄贫穷，但欧洲不是贫穷的“第三世界”，而是老牌富翁，经济上不仅无求于美国，倒与美国互相竞争，而与贫穷的中俄形成互补互利关系。
第四，欧洲的头部在德国，看美国对欧洲的态度，只要看其对德国的态度就行了。而美国对德国的态度就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增选问题上，它可以支持天命中无能充当亚洲头领的日本（此举旨在制约作为亚洲天然头领的中国），但决不支持作为欧洲天然头领的德国；伊拉克战争以来，为了弥合美欧分歧，美国可以对欧洲做出种种示好动作，但决不以支持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代价。这样一个美国，其对欧洲的诚意，究竟有多少，欧洲心里难道不明白？
第五，天性看，欧洲、俄罗斯、中国，都具有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能力，三者目前与美国的差距，只是个内部不整合即南北阴阳不协调问题；为此，三者必须向南发展、整合南方：中国向太平洋，俄罗斯向印度洋，欧盟向地中海、西南亚、非洲，三者自北而南、齐头并进、肩并着肩、彼此关照，利益交叉不大。然而，三家抱负，皆受美国拦阻。中国、俄罗斯抱负的被美国拦阻，众所周知。欧盟抱负的受美国拦阻，其实也很清楚：欧洲统一进程中，最大的外部干扰因素，正来自美国（2003年，美国甚至露骨地抛出“新欧洲、旧欧洲”之说）。因此，欧洲统一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其性质，与中国的台湾问题和俄罗斯的南下印度洋战略所遇困难同，中途皆遭遇山姆大叔这只横在路上的美洲虎。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俄罗斯、中国，乃命运与共的同一战线上的“战友”。
第六，“国际地缘政治力量，以一定陆地区域为单元，并且主要分布在北方两大陆；而两大陆各自又成一大地理区域。这样，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最终演变，将形成这样的态势：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互争地球村主导权。在此互争中，由于欧亚大陆的总体实力胜过北美大陆，因而欧亚大陆的目标在消除内部分歧，以发挥作为‘世界岛’的自己天命中应该发挥的堂堂正正的世界主导作用；北美大陆则力图挫败欧亚大陆这一‘野心’，‘反奇为正’地由自己主导世界。”（五章第一节三分节3小节）然而，大地（陆地）的重心或中心在旧大陆（欧亚大陆），大地重心如此，人类社会和历史的重心也必如此；因此，目前存在着的世界历史重心的偏向北美新大陆现象，并非历史常态，可说是一种不符合天人合一大道的历史异化现象，因此，大道自然的历史老人总会把它校正过来的。
第七，北京——莫斯科——巴黎-柏林轴心，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击败美国”的意图，它只是在美国一极专制独大的条件下，“四极世界”中处于弱势的其它三极为了争取与美国平等的自身权利而采取的时效有限举措，如果美国愿以平等态度对待其它三极，并尊重它们的权利，此轴心完全可以扩大为“华盛顿——北京——莫斯科——巴黎-柏林轴心”（此问题，最后一章还将讨论。）
在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旧的政治思维看来，分裂北大西洋两岸、把欧盟从美国手中“争取过来”、使美国受孤立的“北京——莫斯科——巴黎-柏林轴心”概念，即使不是异想天开，至少也是一厢情愿：牢不可破的美欧关系，谁能动摇？向贫穷的中俄靠拢，对欧盟有何好处？然而，
第一，国际关系，主要是地缘政治关系，它不以制度和意识形态划分，而以地缘板块划分。此理，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优越、行事因而常常得以随心所欲的美国虽不承认，但地缘政治环境严峻复杂、从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中重生的欧洲，早作如是观。以此观点看，同处一大陆的中国、俄罗斯、欧盟，乃“天然盟友”，三者关系一如中俄关系：合则福气临门，三家得利；分则血雨腥风，三败俱伤。
第二，欧洲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缘而生的，它因此也将因缘而散。此“缘”，就是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俄欧矛盾：从彼得大帝到叶卡特琳娜女皇，整个18世纪，为开放滋润的西欧所吸引，位处心脏地带北部、封闭寒冷的俄罗斯，“帝国向西进军”，力图吃掉欧洲；于是有19世纪初拿破仑大军的东进莫斯科。20世纪初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欧洲如芒在背，于是有希特勒大军的兵临斯大林格勒；二战得胜后，苏军深入欧洲腹地，欧洲无力对付苏联，美欧盟友关系于是形成。然而，苏联解体后，欧洲安全形势，前所未有一片大好，况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表明：今后的俄罗斯，再不会“帝国向西进军”了。在此条件下，美欧盟友关系，缘分就尽了。
第三，与美国捆在一起，欧洲就不能自立，就永远长不大，就得当美国的配角或小媳妇；与美国分开，在苏联威胁一去不复返的条件下，欧洲从此就是个走向健康的自我实现成长道路的堂堂男子汉，谁也小看不了它。不错，美国富裕，中俄贫穷，但欧洲不是贫穷的“第三世界”，而是老牌富翁，经济上不仅无求于美国，倒与美国互相竞争，而与贫穷的中俄形成互补互利关系。
第四，欧洲的头部在德国，看美国对欧洲的态度，只要看其对德国的态度就行了。而美国对德国的态度就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增选问题上，它可以支持天命中无能充当亚洲头领的日本（此举旨在制约作为亚洲天然头领的中国），但决不支持作为欧洲天然头领的德国；伊拉克战争以来，为了弥合美欧分歧，美国可以对欧洲做出种种示好动作，但决不以支持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代价。这样一个美国，其对欧洲的诚意，究竟有多少，欧洲心里难道不明白？
第五，天性看，欧洲、俄罗斯、中国，都具有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能力，三者目前与美国的差距，只是个内部不整合即南北阴阳不协调问题；为此，三者必须向南发展、整合南方：中国向太平洋，俄罗斯向印度洋，欧盟向地中海、西南亚、非洲，三者自北而南、齐头并进、肩并着肩、彼此关照，利益交叉不大。然而，三家抱负，皆受美国拦阻。中国、俄罗斯抱负的被美国拦阻，众所周知。欧盟抱负的受美国拦阻，其实也很清楚：欧洲统一进程中，最大的外部干扰因素，正来自美国（2003年，美国甚至露骨地抛出“新欧洲、旧欧洲”之说）。因此，欧洲统一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其性质，与中国的台湾问题和俄罗斯的南下印度洋战略所遇困难同，中途皆遭遇山姆大叔这只横在路上的美洲虎。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俄罗斯、中国，乃命运与共的同一战线上的“战友”。
第六，“国际地缘政治力量，以一定陆地区域为单元，并且主要分布在北方两大陆；而两大陆各自又成一大地理区域。这样，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最终演变，将形成这样的态势：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互争地球村主导权。在此互争中，由于欧亚大陆的总体实力胜过北美大陆，因而欧亚大陆的目标在消除内部分歧，以发挥作为‘世界岛’的自己天命中应该发挥的堂堂正正的世界主导作用；北美大陆则力图挫败欧亚大陆这一‘野心’，‘反奇为正’地由自己主导世界。”（五章第一节三分节3小节）然而，大地（陆地）的重心或中心在旧大陆（欧亚大陆），大地重心如此，人类社会和历史的重心也必如此；因此，目前存在着的世界历史重心的偏向北美新大陆现象，并非历史常态，可说是一种不符合天人合一大道的历史异化现象，因此，大道自然的历史老人总会把它校正过来的。
第七，北京——莫斯科——巴黎-柏林轴心，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击败美国”的意图，它只是在美国一极专制独大的条件下，“四极世界”中处于弱势的其它三极为了争取与美国平等的自身权利而采取的时效有限举措，如果美国愿以平等态度对待其它三极，并尊重它们的权利，此轴心完全可以扩大为“华盛顿——北京——莫斯科——巴黎-柏林轴心”（此问题，最后一章还将讨论。）
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九章第六节
六、也谈中国对日关系“新思维”
2003年，在中日关系因历史认知问题而较长时期陷入胶着状态之际，《人民日报》资深评论员马立诚等政论家提出了旨在不记历史旧账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应该说，在任何正常国家关系中，历史旧账都会渐渐淡忘的，马氏新思维不过此一“渐渐”自然历史过程必有的不自觉的“代天立言”而已。然而，此时的“天”与“人”，并不“合一”：马氏新思维一出，全国舆论群起攻之。对此，赞成马氏新思维的人们当然不服气，认为反对者是些爱记仇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既不智，也说不上德。——应该说，此“认为”，看错了反对派的动机。
其实，在社会舆论的“集体无意识”中，所以对马氏新思维激烈反对，并非基于“爱记仇”心理，而是因为马先生一帮人，是些并不认“天”而以“思想解放”著称的实用主义者，在这些实用主义者看来，“当今世界，不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党名，还是强调‘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样的阶级性规定，都是要有勇气有眼光的。”【中央党校某君语 见《报刊文摘》2003.6.18.2版】 如此看来，甚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名称”，之所以“在当今世界”得以存留，也不是因为它是客观真理，而是多亏中国有帮不在乎“世界”奚落嘲笑的小勇士在凭自己的“勇气”坚持使用和照顾着它，若无这帮小勇士的像照顾“弱势群体”样的好心照顾，马克思主义早连名称都灰飞烟灭了。然而，一个党、一种主义，仅凭主观勇气，不凭客观真理，是坚持不了的，它也无需任何人的“好心照顾”；更何况这些“有勇气”者，一方面内心信不信它都是个问题，另方面其所谓“气”又不为“理”所涵养，无不虎头蛇尾；因此，稍有风波，带头放弃它的，往往正是这帮最“有勇气”者。君不见，当年的汪精卫，这位最“有勇气”的“夹攻中的奋斗”者，他一“奋斗”，就奋斗到日本侵略者那里去了。——总而言之，社会舆论之所以不认可马氏新思维，是因为对马先生一类总是应时而动、不讲客观真理、立论缺乏经得起辩驳的学术依据、仅凭某种权威背景和思想的“解放”与“大胆”，就总在那里扮演社会舆论引导者角色的实用主义者，人们已感厌烦和不信任；在这些“引导者”引导下，中国民众的心理拉张力，已到极限。
然而，目前的中日关系，的确需要“新思维”，只不过此新思维不是凭借主观勇气提出，而是“性焉安焉”地凭着客观自然历史大法提出的；此客观自然历史大法，就是地缘分析法。以下，我们就按地缘分析法，对中日关系中关键的“历史认知”问题作一分析。
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评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必须肯定的一点是：日本当年发动的侵华战争，无可争议地是一种恶行。至于此恶之恶源，又须上升到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的哲学高度，才能看清；有此“看清”，历史认知问题才有解。
如果持精神决定物质的唯心观点，那么，此恶之恶源，毫无疑问在于日本民族天性太坏，对此天生“坏种”，“有良知的中国人”，能原谅他吗？况且，人们之所以愿意原谅一种恶行，是以它能改正为前提的，而日本民族，既然已被定义为“天生坏种”，那就意味着其恶行永远不能改正，对此，原谅起何作用？不仅不起作用，而且是助纣为虐。于是，“马氏新思维”，就成了助纣为虐了。然而，如果持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观点，那么，此恶之恶源，必不在日本民族的天性，而在日本民族所处客观物质条件，此客观物质条件，一是地缘条件，二是历史条件。
日本的地缘条件有两大特点，一是地处海岛，地域狭窄，生存空间不足；二是位处北方，气候寒冷。因此，“对日本民族来说，最刻骨铭心的一句‘生死名言’，当数‘截断两头，一剑依天寒’之说。……‘两头’者，渺茫无际的东边太平洋和其大无朋的西边大中华帝国也。二者一自然势力一社会势力，一东一西夹击着日本。岛国的日本，至少在工业时代以前，在这两个庞然大物面前，都有一种自己力量太小的无奈感。……然而，从‘两头’被逼退的生理能量，还得给它指点一个去处，于是，又有了日本和尚的‘一剑依天寒’之说。‘一剑’者，日本的富士山也。此山，像把寒光闪闪的宝剑，直指寒冷的北国高天，把日本民族的生理能量即情思意绪引向‘天照大神’高度去，从而强化了这个民族孤高、傲慢、清冷、严酷、时机一到就将‘扬眉剑出鞘’的‘忍者’性格。”（六章一节3小节）这里说的“时机”，就是历史条件；此历史条件，就是工业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在不讲究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由此决定的高精尖科技能力的前工业时代，因国土面貌不“抽象”（洁净）因而抽象思维能力和由此决定的高精尖科技能力都有所不足的中国，还能够一直保持对日本的国力优势，因而当时的日本，无论向外扩张以争取自己生存空间的愿望多么强烈，它也只能在当时的大中华帝国面前望洋兴叹暂时忍耐的话，那么，当讲究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由此决定的高精尖科技能力的工业时代到来时，因国土面貌“抽象”（洁净）因而抽象思维能力和由此决定的高精尖科技能力都比中国强的日本，就前所未有地看到了突破大中华帝国的力量限制、到亚洲大陆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的大好时机，——此时的日本，仿佛从千年冬眠中醒来，“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举国上下，喜气洋洋，对国运充满信心，以往不敢想的事情，现在终于敢想敢干了：老天有眼，我大和民族“忍者”之“忍”，终于忍到头了，现在，是我大和民族胸中那把在富士雪山这块天地大磨石上磨砺了千百年的犹如富士雪山一般寒光闪闪的宝剑“扬眉剑出鞘”的时候了！于是，侵华战争这一恶行就应运而生了。
那么，在对日本侵华战争这一恶行之恶源的认识问题上，上述两种唯心和唯物观点，那种正确呢？不用说，正确的是唯物观点，错误的是唯心观点。毫无疑问，对日“新思维”，需要的是正确的唯物观点。由此观点，又引出对此恶行的以下这番评价和演析：
第一，万物因缘而生，也因缘而灭。日本之所以发动侵华战争，不是因为日本民族是个天生“坏种”民族，而是因为在日本式地理环境中，在近现代之交历史条件下，它身不由己地走了这条路。正所谓“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任何民族，处在日本式地理环境中、又碰着近现代历史条件，都会像日本一样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因此，如果说日本民族因为发动过对华侵略战争就是个天生坏种民族的话，那么，世界上的“好种民族”又安在？“好种民族”——谁有资格担当此名？
第二，至于日本右翼势力说的“解放亚洲”，这是无稽之谈。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不是什么为亚洲民族谋利的高尚的“大东亚圣战”，而是在日本式地理环境中，在近现代之交历史条件下，它身不由己地做出的一种恶行。这种恶行，被侵略的亚洲民族是坚决反对的！世上有别人反对却强加于人的“高尚”的“解放”行为吗？但另一方面，历史的进步，又很难避免强加于人的恶行；因此，“恶在究竟，仍不为恶”（毛泽东），把日本的侵略战争看成绝对的恶，是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像一切形而上学一样，只会束缚持形而上学观点的人们的手脚。——那么，对此行为是否就不能作任何评价呢？不是的！问题应该这样对待：任何评价，都必须着眼于实践、着眼于现在、着眼于将来，才有其“价”，否则，一“价”不值（没有“价值”），因此，
第三，对那场侵略战争，我们不管日本现在自我评价如何，只需观看这样一点就行了：如果此评价依然“包藏祸心”、指向侵略的话，那么，今日中国人，的确必须对其“历史问题”不饶不让，原谅它，就是助纣为虐；如果此评价并无继续侵略意思的话，那么，今日中国人，只需把它看成一种“自慰”行为，这种自慰行为像一切自慰行为一样，因对别人无害，属个人隐私，别人无权干涉。显然，今日之日本，其在历史认知问题上所持观点，大体说来，并无继续侵略之意，因此，今日中国人，对其采取一种听之任之态度可矣，不必与它过分认真；在这种事情上讲认真，是不识大体。当然，有人对此会以以色列对纳粹战犯的追究为例，说明在历史问题上与日本讲认真的必要性。然而，中国不是以色列，日本也不是纳粹德国，更何况说到学以色列，以色列的东西，值得中国人学的，何止这一点，简直太多了，但哪样东西学成和坚持学了呢？其它更好的东西都学不成和不坚持学，偏坚持在对日“战争追究”问题上非学成不可，这不令人匪夷所思吗？
第四，上述“今日之日本，其在历史认知问题上所持观点，大体说来，并无继续侵略之意”判断，根据依然是中日两国的地理条件和今日两国共同面对的历史条件。地理条件说，两国与日本侵略中国时相比，并无变化，日本依然是个寒性十足的地理小国，中国依然是个大腹便便的地理大国，仅此条件看，空间狭窄的日本，要让它完全打消对外侵略心思，是不可能的，也无此必要，更何况这种心思，即使今日中国人，也有；但有这种心思是一回事，这种心思能否实现又是另一回事（柏拉图：“恶人亲往犯法，止于梦者便为善”），这不仅取决于变化了的现实历史条件，也取决于不变的地理条件。从现实历史条件说，当今世界，处在核时代，它决定了在一场打个彻底的现代战争中，最终起作用的依然是地缘条件这个一切物质条件中最基础的条件，——在打个彻底的中日军事冲突中，战局必演变成这样一种态势：中日之间的较量，实际上不再是人与人、武器与武器的较量，而是国土与国土的较量，即在一场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的相互毁灭的战争中，看哪家国土耐炸，战争过后，又看哪个民族再生能力强（这由国土耐炸程度决定）。显然，在这一点上，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是道简单的小学生算术题：体积（面积Ｘ海拔）数十百倍于日本的中国，耐炸程度和再生能力，亦数十百倍于日本；更何况当今的日本，到处是核电站，连常规导弹的攻击，它都承受不了，——说得直观一点：日本的富士山，怎能与中国的昆仑山碰撞呢？日本这辆高级本田小轿车，怎么舍得与中国这辆黄河大卡车相撞呢？明白此理，就能明白：为什么经受了两颗原子弹的日本，会有一部“永不再战”的“和平宪法”出笼！
第五，也是由于国土广大且又属于北方国家，当今以后的中国，不仅军事上不必担心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而且经济上亦有超越它的能力。因为即使根据凯恩斯理论，也认为一个国家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加大国家基础建设即国土改造力度。当然，也是在凯恩斯那里，如此关键的一个问题却没有注意到：一个国家，因天然风水好、面积又小，改造几十年后，变得像个大花园一样，基础建设再无大事可干，当此时候，该国经济又如何保持强劲发展势头？——1990年代以来的日本，当其“列岛改造计划”完成后，就遇到了这个凯恩斯没有回答的重大问题。反观中国，国土改造有着数不清的大事可干；而每改造好一片国土，治理好一座穷山，疏理好一条恶水，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几十年后，中国总体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超过日本，是很自然的事。这一点，即使在日本民众那里，也是认可度最高的：“日本将承认中国在东亚舞台上重新占据优势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1994年，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是21世纪亚洲影响最大的国家时，44％的日本公众认为是中国；30％认为是美国；认为是日本的仅有1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p265】显然，力量对比，中国强于日本。因此，那种认为“21世纪前期……，对中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首先来自美国……。其次来自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军国主义。它不仅仅是追随美国，其实一心想再走征服侵略中国的老路”【沈伟烈 陆俊元主编《中国国家安全地理》p290】的观点，至少就其对日本的判断说，太过夸张了。而夸张就是误判，误判必对中国国家安全有害，把本来可以避免的中日冲突弄成一个自我证实的预言（即使有可能发生的中日东海、钓鱼岛冲突，也不是一个日本“想再走征服侵略中国的老路”的问题。）
第六，无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如果产生心理隔阂或情绪对立，强者通常都有高姿态，而且也只有显出高姿态，才显出它的“强者水平”，才证明它是强者。中日关系中，目前的最大问题就是由历史认知问题产生的心理隔阂或情绪对立，而两国力量对比，中国又是强者；既然如此，解决此问题的“球”就在中国一方，这就是在历史认知问题上与日本不要过分计较。要知道，那些“有伤中国人民的感情”的话，日本主要是说给自己听的，是弱者的一种自慰行为或在给自己打强心剂。对此，真正的强者，晒之可以，老拿以色列和德国的例子要求自己要求日本，是不懂大小强弱之辨：以色列之所以坚持追究战犯，是因为它是一个时时处于生存危机中的地理小国，若不时时保持一种高昂斗志，说亡国就亡国；中国是一个世界历史上生存能力最强的领土大国，若像以色列样老是绷着生存神经，这不但不是自己应有的生存之道，反倒是快速致乱之道；德国之所以认罪彻底，是因为它是欧洲最强的国家，认罪后，更强了；而日本，无论认罪与否，它都成不了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在此条件下，再叫它向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中国认罪，就等于折了它的脊梁骨，它会这样做吗？换言之，如果它具备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的潜力，相信它也会像德国样通过“认罪”而换取受害者对自己地位的尊重的。再反过来说，中国的不断地向日本发出“认罪”要求，等于承认日本永远比中国强大，中国在日本面前，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永远得变着法子敲打它，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再说，动不动就拿“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的话敲打日本，日本怎服气？不仅不服气，还给日本右翼反华势力以口实：感情如此脆弱者，值得我尊重吗？把感情当债权，以为“受害者”这种身份了不起，岂不知在真正的强者看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受害者”都算不得一个价值很高的字眼；因此，老说自己是“受害者”的“支那人”，人格真贱！——傲慢的日本反华势力，当作如是观。
符带说说：“受害者意识”，是一种只认人间权势不认至高无上的“神”的意识，因为在认至高无上的“神”不认人间权势的人们看来，自己的“受害”，不过“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必有的“考验”。尤其是：这种意识（受害者意识），如果属“个人意识”的话，情有可原；如果成为一种长期不得排解的“民族意识”，问题就严重了。
第七，对石原慎太郎等极右分子，中国方面应该学会容忍。因为说到底，石原其人，不过一哗众取宠的无聊政客，其人格之“格”，远在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之下：麻原这等人，才是棱格分明的骨子里的军国主义者；他之所以走上那条邪教之路，是因为他对没有“世界霸权”命的日本国运已经认命，认为跟着战后的日本国运走，必满足不了自己的“权力意志”；要满足自己的权力意志，就得自创一条“奥姆真理教”道路。在麻原这等总是渴望行动的骨子里的军国主义者看来，一个国家，如果政治家们总在那里大口马牙地不断发表些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挑衅性言论，行动却不可能跟上，这等国家，国运已呈衰势；这些政治家，不过人格无格的政客。这一点，体现了麻原言行的一致性和性格的有格性。——与麻原相比，石原不过一玩玩嘴巴、哗众取宠的政客！他的一切反华言论，都是不负责任的挑衅。因为那些言论，都在指向又一场中日战争，可他又没勇气和能力挑起这场战争，这不是不负责任的挑衅是什么？【脚注：据英国《泰晤士报》2005年6月1日报道，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针对钓鱼岛问题，石原说：“依我之见，应该让日本军人驻扎在那里……如果那里的形势急转直下，我会毫不犹豫地打一场小规模战争，以保卫我们的领土——就像你们在福克兰群岛所做的那样。”（见《参考消息》2005年6月3日1版）此语，色厉内荏，哗众取宠！中国是阿根庭吗？战争一开，能以石原意志为转移、仅仅止于“小规模”吗？】此外，石原其人，还特别热衷于发表针对中国的种种凶险预言，巴不得“支那”像前苏联样自己崩溃，好让“大日本国”捡个大便宜，这甚至连挑衅都不是，而是懦夫心理！因此，实在说来，当今日本，真正的军国主义者，早从社会主流舞台退场，政坛上留下的石原之类“极右分子”，只是军国主义者中的二流子而已！这类二流子，有必要并且值得和他认真吗？
第八，《韩非子?说难》载：“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君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时至今日，中国应该明白，中日建交时确立的中国对日关系中的“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方针，正在流为软弱的道德说教：在“爱憎之变”的当今日本主流思潮看来，首先，人类历史上的侵略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时空条件问题；如果时空条件有利，再“爱好和平”的民族，也会对外发动侵略的；如果时空条件不利，再“生性好战”的民族，都不会对外发动侵略。其次，“以史为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朝代，哪个朝代真正做到过？否则的话，中国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忽兴忽亡”的改朝换代事件了！自己未做到的事，要求别人做，说得过去吗？再次，我们日本的主流思潮之所以在历史认知问题上难以认错，正源于“以史为鉴”即黑格尔所谓“经验和历史所召示我们的”；【脚注：“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召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黑格乐《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P6】在我们看来，自己20世纪对中国的侵略，不过步几百年前蒙古人和满人的后尘；如果我日本的东条英机等人值得你中国人在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中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对成吉思汗、忽必烈、努尔哈赤、多尔衮等人，你们为什么不同样对待呢？如果说这是因为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的话，那么这不是别的，只是“奴隶的道德”而已！——面对这番“道理”，“以史为鉴”，不显得软弱吗？
第九，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中国与日本，认识上可作如此区分：一个是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靖国神社，一个是作为日本对外政策宣示手段的政治的或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对前者，中国得认可它的合理性；对后者，中国不必与日本纠缠于道德评价的是与非，只需警告它的巨大危险性即它除了给日本带来毁灭外不会有其它就行了。另一方面，正因为政治的靖国神社蕴含着如此巨大的日本承受不了的危险，所以中国政府和人民就可以以一种“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姿态，权且相信日本政要关于自己参拜靖国神社并无对外政治宣示动机的“说法”的大体可信性。又如果日本政要的“说法”是真诚的，那么双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事实上就走上了良性互动路子，在中国一方，就只当它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至于东条等人的牌位，中国可作如是观：正如中国人喜欢对自己历史以来的政治要人作“忠”“奸”之分一样，在以武士道精神看问题的日本人看来，任何人，无论作过多大的恶，无论朋友还是敌人，只要在死亡面前视死如归，都会受到尊重；因此，日本人之尊重东条等人，正如当年的日本军人在狼牙山顶向跳崖的中国五壮士鞠躬致敬一样（这一点，当年的德国军人，可做不到。）
第十，再说一遍：中日关系，主要是个心理或情绪方面的历史认知问题。此问题不能化解，任何小矛盾都会被无限放大。反之，此问题如果化解，再大的事，包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钓鱼岛主权问题、海外派兵问题等等，都是些可以平心静气对待和商量解决的技术性问题，何况两国合作的前景，无限广阔；而化解的主动权又在中国一方：在历史认知问题上，日本要怎么说，由他说去，中国又能损失什么？顶多伤了点皮毛，但伤不了筋骨，——而日本就不同了，他不那样说，就得永远在比他强大的中国面前低声下气，他会认为这是在折他的脊梁骨。因为当今以后的日本，发展势头已经不看好，脊梁骨难硬，只得凭借“历史认知”之类的“虚家伙”来硬撑。此外，人与人之间，尤其弱者之于强者，都有一种逆反心理，你不让他这么说，他偏要这么说，你越气恼，他越当你是只一挑逗嘴巴就向他叉过去的公鹅；你不理他，他说上一阵，就会因无聊而自然闭嘴。
第十一，中日关系的最大危险因素，不是历史认知问题，而是台湾问题。在此问题上，中国是认真的，退让不了的：在中国不得不以武力手段解决此问题时，日本如果插手，就等于重走侵略中国老路，那时，历史认知问题，对中国来说，就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老账新账一起算”、“新仇旧恨总爆发”问题。这一点，中国必须一再告诫。然而，在此问题上，如果中国清楚表明自己的利益核心，在其它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不与日本过分认真，日本是不会也不敢向中国挑战的。反过来说，如果中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总是“举轻若重”地与日本去纠缠，日本就会小看你，在台湾问题上，就敢放胆或不得不与你一搏。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不知举重若轻、老是举轻若重即大事小事都与人计较的国家，必是一个不自信的国家；一个不自信的国家，要么弱点太多，要么危险性太大；弱点太多，我就有机可乘；危险性太大，我怎能由其在台湾问题上得志？（中国的“自信”问题，参看本节“附录：中国重建战胜国意识”一文）
第十二，“人是不能被打败的，你除非把他消灭。”海明威这句名言，讲的是这样一个道理：精神贴着肉体，肉体不灭，精神必不灭。——政治的靖国神社，乃日本现代国家精神象征，其它国家中人，要叫日本人在靖国神社问题上顺从自己，就得改变日本的现代国家精神。而要改变日本的现代国家精神，自己就得有勇气和能力把日本这个国家吞并消化掉（这一点，连当年占领日本的美军都做不到）。如果无此勇气能力的话，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就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日本（这一点，当年的美军也未这么做）。须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硬要这样做的话，由于这事做不到，就只能说明自己受到某种观念的强迫（哲学上称之为“形而上学”，心理学上称之为“强迫性神经症”），它使日本感到为难倒在其次，主要的还在于为难了自己，即“以身质言”地把自己置身于一种进不能退不能、进退失据、别人随便做个小动作自己都会“受伤害”的尴尬境地。
第十三，国家是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政治的靖国神社，象征着日本国家对光明的追求；正如当大光明的国家发展目标实现时，国家精神就会渐渐消亡一样，当今日本，大光明的国家发展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当此之际，作为日本国家对光明的追求的象征的政治的靖国神社，也会在日本今后的历史进程中渐渐消亡的。换言之，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大肆炒作，不过行将消亡的“靖国神社精神”的回光反照（黑格尔：世界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都会上演两幕，第一幕是悲剧，第二幕是喜剧。）——“解铃还需系铃人”，“靖国神社精神”的消亡，乃日本内部事务，其它国家中人，不必越俎代庖。
附录：中国重建战胜国意识
（《文摘周报》46期摘自《环球》杂志 ：米格）
八、印度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的战略对手
十、负阴抱阳——中国走向热带海洋
其实，在社会舆论的“集体无意识”中，所以对马氏新思维激烈反对，并非基于“爱记仇”心理，而是因为马先生一帮人，是些并不认“天”而以“思想解放”著称的实用主义者，在这些实用主义者看来，“当今世界，不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党名，还是强调‘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样的阶级性规定，都是要有勇气有眼光的。”【中央党校某君语 见《报刊文摘》2003.6.18.2版】 如此看来，甚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名称”，之所以“在当今世界”得以存留，也不是因为它是客观真理，而是多亏中国有帮不在乎“世界”奚落嘲笑的小勇士在凭自己的“勇气”坚持使用和照顾着它，若无这帮小勇士的像照顾“弱势群体”样的好心照顾，马克思主义早连名称都灰飞烟灭了。然而，一个党、一种主义，仅凭主观勇气，不凭客观真理，是坚持不了的，它也无需任何人的“好心照顾”；更何况这些“有勇气”者，一方面内心信不信它都是个问题，另方面其所谓“气”又不为“理”所涵养，无不虎头蛇尾；因此，稍有风波，带头放弃它的，往往正是这帮最“有勇气”者。君不见，当年的汪精卫，这位最“有勇气”的“夹攻中的奋斗”者，他一“奋斗”，就奋斗到日本侵略者那里去了。——总而言之，社会舆论之所以不认可马氏新思维，是因为对马先生一类总是应时而动、不讲客观真理、立论缺乏经得起辩驳的学术依据、仅凭某种权威背景和思想的“解放”与“大胆”，就总在那里扮演社会舆论引导者角色的实用主义者，人们已感厌烦和不信任；在这些“引导者”引导下，中国民众的心理拉张力，已到极限。
然而，目前的中日关系，的确需要“新思维”，只不过此新思维不是凭借主观勇气提出，而是“性焉安焉”地凭着客观自然历史大法提出的；此客观自然历史大法，就是地缘分析法。以下，我们就按地缘分析法，对中日关系中关键的“历史认知”问题作一分析。
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评价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必须肯定的一点是：日本当年发动的侵华战争，无可争议地是一种恶行。至于此恶之恶源，又须上升到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的哲学高度，才能看清；有此“看清”，历史认知问题才有解。
如果持精神决定物质的唯心观点，那么，此恶之恶源，毫无疑问在于日本民族天性太坏，对此天生“坏种”，“有良知的中国人”，能原谅他吗？况且，人们之所以愿意原谅一种恶行，是以它能改正为前提的，而日本民族，既然已被定义为“天生坏种”，那就意味着其恶行永远不能改正，对此，原谅起何作用？不仅不起作用，而且是助纣为虐。于是，“马氏新思维”，就成了助纣为虐了。然而，如果持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观点，那么，此恶之恶源，必不在日本民族的天性，而在日本民族所处客观物质条件，此客观物质条件，一是地缘条件，二是历史条件。
日本的地缘条件有两大特点，一是地处海岛，地域狭窄，生存空间不足；二是位处北方，气候寒冷。因此，“对日本民族来说，最刻骨铭心的一句‘生死名言’，当数‘截断两头，一剑依天寒’之说。……‘两头’者，渺茫无际的东边太平洋和其大无朋的西边大中华帝国也。二者一自然势力一社会势力，一东一西夹击着日本。岛国的日本，至少在工业时代以前，在这两个庞然大物面前，都有一种自己力量太小的无奈感。……然而，从‘两头’被逼退的生理能量，还得给它指点一个去处，于是，又有了日本和尚的‘一剑依天寒’之说。‘一剑’者，日本的富士山也。此山，像把寒光闪闪的宝剑，直指寒冷的北国高天，把日本民族的生理能量即情思意绪引向‘天照大神’高度去，从而强化了这个民族孤高、傲慢、清冷、严酷、时机一到就将‘扬眉剑出鞘’的‘忍者’性格。”（六章一节3小节）这里说的“时机”，就是历史条件；此历史条件，就是工业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在不讲究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由此决定的高精尖科技能力的前工业时代，因国土面貌不“抽象”（洁净）因而抽象思维能力和由此决定的高精尖科技能力都有所不足的中国，还能够一直保持对日本的国力优势，因而当时的日本，无论向外扩张以争取自己生存空间的愿望多么强烈，它也只能在当时的大中华帝国面前望洋兴叹暂时忍耐的话，那么，当讲究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由此决定的高精尖科技能力的工业时代到来时，因国土面貌“抽象”（洁净）因而抽象思维能力和由此决定的高精尖科技能力都比中国强的日本，就前所未有地看到了突破大中华帝国的力量限制、到亚洲大陆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的大好时机，——此时的日本，仿佛从千年冬眠中醒来，“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举国上下，喜气洋洋，对国运充满信心，以往不敢想的事情，现在终于敢想敢干了：老天有眼，我大和民族“忍者”之“忍”，终于忍到头了，现在，是我大和民族胸中那把在富士雪山这块天地大磨石上磨砺了千百年的犹如富士雪山一般寒光闪闪的宝剑“扬眉剑出鞘”的时候了！于是，侵华战争这一恶行就应运而生了。
那么，在对日本侵华战争这一恶行之恶源的认识问题上，上述两种唯心和唯物观点，那种正确呢？不用说，正确的是唯物观点，错误的是唯心观点。毫无疑问，对日“新思维”，需要的是正确的唯物观点。由此观点，又引出对此恶行的以下这番评价和演析：
第一，万物因缘而生，也因缘而灭。日本之所以发动侵华战争，不是因为日本民族是个天生“坏种”民族，而是因为在日本式地理环境中，在近现代之交历史条件下，它身不由己地走了这条路。正所谓“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任何民族，处在日本式地理环境中、又碰着近现代历史条件，都会像日本一样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因此，如果说日本民族因为发动过对华侵略战争就是个天生坏种民族的话，那么，世界上的“好种民族”又安在？“好种民族”——谁有资格担当此名？
第二，至于日本右翼势力说的“解放亚洲”，这是无稽之谈。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不是什么为亚洲民族谋利的高尚的“大东亚圣战”，而是在日本式地理环境中，在近现代之交历史条件下，它身不由己地做出的一种恶行。这种恶行，被侵略的亚洲民族是坚决反对的！世上有别人反对却强加于人的“高尚”的“解放”行为吗？但另一方面，历史的进步，又很难避免强加于人的恶行；因此，“恶在究竟，仍不为恶”（毛泽东），把日本的侵略战争看成绝对的恶，是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像一切形而上学一样，只会束缚持形而上学观点的人们的手脚。——那么，对此行为是否就不能作任何评价呢？不是的！问题应该这样对待：任何评价，都必须着眼于实践、着眼于现在、着眼于将来，才有其“价”，否则，一“价”不值（没有“价值”），因此，
第三，对那场侵略战争，我们不管日本现在自我评价如何，只需观看这样一点就行了：如果此评价依然“包藏祸心”、指向侵略的话，那么，今日中国人，的确必须对其“历史问题”不饶不让，原谅它，就是助纣为虐；如果此评价并无继续侵略意思的话，那么，今日中国人，只需把它看成一种“自慰”行为，这种自慰行为像一切自慰行为一样，因对别人无害，属个人隐私，别人无权干涉。显然，今日之日本，其在历史认知问题上所持观点，大体说来，并无继续侵略之意，因此，今日中国人，对其采取一种听之任之态度可矣，不必与它过分认真；在这种事情上讲认真，是不识大体。当然，有人对此会以以色列对纳粹战犯的追究为例，说明在历史问题上与日本讲认真的必要性。然而，中国不是以色列，日本也不是纳粹德国，更何况说到学以色列，以色列的东西，值得中国人学的，何止这一点，简直太多了，但哪样东西学成和坚持学了呢？其它更好的东西都学不成和不坚持学，偏坚持在对日“战争追究”问题上非学成不可，这不令人匪夷所思吗？
第四，上述“今日之日本，其在历史认知问题上所持观点，大体说来，并无继续侵略之意”判断，根据依然是中日两国的地理条件和今日两国共同面对的历史条件。地理条件说，两国与日本侵略中国时相比，并无变化，日本依然是个寒性十足的地理小国，中国依然是个大腹便便的地理大国，仅此条件看，空间狭窄的日本，要让它完全打消对外侵略心思，是不可能的，也无此必要，更何况这种心思，即使今日中国人，也有；但有这种心思是一回事，这种心思能否实现又是另一回事（柏拉图：“恶人亲往犯法，止于梦者便为善”），这不仅取决于变化了的现实历史条件，也取决于不变的地理条件。从现实历史条件说，当今世界，处在核时代，它决定了在一场打个彻底的现代战争中，最终起作用的依然是地缘条件这个一切物质条件中最基础的条件，——在打个彻底的中日军事冲突中，战局必演变成这样一种态势：中日之间的较量，实际上不再是人与人、武器与武器的较量，而是国土与国土的较量，即在一场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的相互毁灭的战争中，看哪家国土耐炸，战争过后，又看哪个民族再生能力强（这由国土耐炸程度决定）。显然，在这一点上，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是道简单的小学生算术题：体积（面积Ｘ海拔）数十百倍于日本的中国，耐炸程度和再生能力，亦数十百倍于日本；更何况当今的日本，到处是核电站，连常规导弹的攻击，它都承受不了，——说得直观一点：日本的富士山，怎能与中国的昆仑山碰撞呢？日本这辆高级本田小轿车，怎么舍得与中国这辆黄河大卡车相撞呢？明白此理，就能明白：为什么经受了两颗原子弹的日本，会有一部“永不再战”的“和平宪法”出笼！
第五，也是由于国土广大且又属于北方国家，当今以后的中国，不仅军事上不必担心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而且经济上亦有超越它的能力。因为即使根据凯恩斯理论，也认为一个国家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加大国家基础建设即国土改造力度。当然，也是在凯恩斯那里，如此关键的一个问题却没有注意到：一个国家，因天然风水好、面积又小，改造几十年后，变得像个大花园一样，基础建设再无大事可干，当此时候，该国经济又如何保持强劲发展势头？——1990年代以来的日本，当其“列岛改造计划”完成后，就遇到了这个凯恩斯没有回答的重大问题。反观中国，国土改造有着数不清的大事可干；而每改造好一片国土，治理好一座穷山，疏理好一条恶水，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几十年后，中国总体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超过日本，是很自然的事。这一点，即使在日本民众那里，也是认可度最高的：“日本将承认中国在东亚舞台上重新占据优势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1994年，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是21世纪亚洲影响最大的国家时，44％的日本公众认为是中国；30％认为是美国；认为是日本的仅有1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p265】显然，力量对比，中国强于日本。因此，那种认为“21世纪前期……，对中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首先来自美国……。其次来自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军国主义。它不仅仅是追随美国，其实一心想再走征服侵略中国的老路”【沈伟烈 陆俊元主编《中国国家安全地理》p290】的观点，至少就其对日本的判断说，太过夸张了。而夸张就是误判，误判必对中国国家安全有害，把本来可以避免的中日冲突弄成一个自我证实的预言（即使有可能发生的中日东海、钓鱼岛冲突，也不是一个日本“想再走征服侵略中国的老路”的问题。）
第六，无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如果产生心理隔阂或情绪对立，强者通常都有高姿态，而且也只有显出高姿态，才显出它的“强者水平”，才证明它是强者。中日关系中，目前的最大问题就是由历史认知问题产生的心理隔阂或情绪对立，而两国力量对比，中国又是强者；既然如此，解决此问题的“球”就在中国一方，这就是在历史认知问题上与日本不要过分计较。要知道，那些“有伤中国人民的感情”的话，日本主要是说给自己听的，是弱者的一种自慰行为或在给自己打强心剂。对此，真正的强者，晒之可以，老拿以色列和德国的例子要求自己要求日本，是不懂大小强弱之辨：以色列之所以坚持追究战犯，是因为它是一个时时处于生存危机中的地理小国，若不时时保持一种高昂斗志，说亡国就亡国；中国是一个世界历史上生存能力最强的领土大国，若像以色列样老是绷着生存神经，这不但不是自己应有的生存之道，反倒是快速致乱之道；德国之所以认罪彻底，是因为它是欧洲最强的国家，认罪后，更强了；而日本，无论认罪与否，它都成不了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在此条件下，再叫它向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中国认罪，就等于折了它的脊梁骨，它会这样做吗？换言之，如果它具备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的潜力，相信它也会像德国样通过“认罪”而换取受害者对自己地位的尊重的。再反过来说，中国的不断地向日本发出“认罪”要求，等于承认日本永远比中国强大，中国在日本面前，永远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永远得变着法子敲打它，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再说，动不动就拿“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的话敲打日本，日本怎服气？不仅不服气，还给日本右翼反华势力以口实：感情如此脆弱者，值得我尊重吗？把感情当债权，以为“受害者”这种身份了不起，岂不知在真正的强者看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受害者”都算不得一个价值很高的字眼；因此，老说自己是“受害者”的“支那人”，人格真贱！——傲慢的日本反华势力，当作如是观。
符带说说：“受害者意识”，是一种只认人间权势不认至高无上的“神”的意识，因为在认至高无上的“神”不认人间权势的人们看来，自己的“受害”，不过“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必有的“考验”。尤其是：这种意识（受害者意识），如果属“个人意识”的话，情有可原；如果成为一种长期不得排解的“民族意识”，问题就严重了。
第七，对石原慎太郎等极右分子，中国方面应该学会容忍。因为说到底，石原其人，不过一哗众取宠的无聊政客，其人格之“格”，远在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之下：麻原这等人，才是棱格分明的骨子里的军国主义者；他之所以走上那条邪教之路，是因为他对没有“世界霸权”命的日本国运已经认命，认为跟着战后的日本国运走，必满足不了自己的“权力意志”；要满足自己的权力意志，就得自创一条“奥姆真理教”道路。在麻原这等总是渴望行动的骨子里的军国主义者看来，一个国家，如果政治家们总在那里大口马牙地不断发表些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挑衅性言论，行动却不可能跟上，这等国家，国运已呈衰势；这些政治家，不过人格无格的政客。这一点，体现了麻原言行的一致性和性格的有格性。——与麻原相比，石原不过一玩玩嘴巴、哗众取宠的政客！他的一切反华言论，都是不负责任的挑衅。因为那些言论，都在指向又一场中日战争，可他又没勇气和能力挑起这场战争，这不是不负责任的挑衅是什么？【脚注：据英国《泰晤士报》2005年6月1日报道，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针对钓鱼岛问题，石原说：“依我之见，应该让日本军人驻扎在那里……如果那里的形势急转直下，我会毫不犹豫地打一场小规模战争，以保卫我们的领土——就像你们在福克兰群岛所做的那样。”（见《参考消息》2005年6月3日1版）此语，色厉内荏，哗众取宠！中国是阿根庭吗？战争一开，能以石原意志为转移、仅仅止于“小规模”吗？】此外，石原其人，还特别热衷于发表针对中国的种种凶险预言，巴不得“支那”像前苏联样自己崩溃，好让“大日本国”捡个大便宜，这甚至连挑衅都不是，而是懦夫心理！因此，实在说来，当今日本，真正的军国主义者，早从社会主流舞台退场，政坛上留下的石原之类“极右分子”，只是军国主义者中的二流子而已！这类二流子，有必要并且值得和他认真吗？
第八，《韩非子?说难》载：“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君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时至今日，中国应该明白，中日建交时确立的中国对日关系中的“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方针，正在流为软弱的道德说教：在“爱憎之变”的当今日本主流思潮看来，首先，人类历史上的侵略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时空条件问题；如果时空条件有利，再“爱好和平”的民族，也会对外发动侵略的；如果时空条件不利，再“生性好战”的民族，都不会对外发动侵略。其次，“以史为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朝代，哪个朝代真正做到过？否则的话，中国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忽兴忽亡”的改朝换代事件了！自己未做到的事，要求别人做，说得过去吗？再次，我们日本的主流思潮之所以在历史认知问题上难以认错，正源于“以史为鉴”即黑格尔所谓“经验和历史所召示我们的”；【脚注：“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召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黑格乐《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P6】在我们看来，自己20世纪对中国的侵略，不过步几百年前蒙古人和满人的后尘；如果我日本的东条英机等人值得你中国人在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中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对成吉思汗、忽必烈、努尔哈赤、多尔衮等人，你们为什么不同样对待呢？如果说这是因为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的话，那么这不是别的，只是“奴隶的道德”而已！——面对这番“道理”，“以史为鉴”，不显得软弱吗？
第九，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中国与日本，认识上可作如此区分：一个是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靖国神社，一个是作为日本对外政策宣示手段的政治的或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对前者，中国得认可它的合理性；对后者，中国不必与日本纠缠于道德评价的是与非，只需警告它的巨大危险性即它除了给日本带来毁灭外不会有其它就行了。另一方面，正因为政治的靖国神社蕴含着如此巨大的日本承受不了的危险，所以中国政府和人民就可以以一种“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姿态，权且相信日本政要关于自己参拜靖国神社并无对外政治宣示动机的“说法”的大体可信性。又如果日本政要的“说法”是真诚的，那么双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事实上就走上了良性互动路子，在中国一方，就只当它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至于东条等人的牌位，中国可作如是观：正如中国人喜欢对自己历史以来的政治要人作“忠”“奸”之分一样，在以武士道精神看问题的日本人看来，任何人，无论作过多大的恶，无论朋友还是敌人，只要在死亡面前视死如归，都会受到尊重；因此，日本人之尊重东条等人，正如当年的日本军人在狼牙山顶向跳崖的中国五壮士鞠躬致敬一样（这一点，当年的德国军人，可做不到。）
第十，再说一遍：中日关系，主要是个心理或情绪方面的历史认知问题。此问题不能化解，任何小矛盾都会被无限放大。反之，此问题如果化解，再大的事，包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钓鱼岛主权问题、海外派兵问题等等，都是些可以平心静气对待和商量解决的技术性问题，何况两国合作的前景，无限广阔；而化解的主动权又在中国一方：在历史认知问题上，日本要怎么说，由他说去，中国又能损失什么？顶多伤了点皮毛，但伤不了筋骨，——而日本就不同了，他不那样说，就得永远在比他强大的中国面前低声下气，他会认为这是在折他的脊梁骨。因为当今以后的日本，发展势头已经不看好，脊梁骨难硬，只得凭借“历史认知”之类的“虚家伙”来硬撑。此外，人与人之间，尤其弱者之于强者，都有一种逆反心理，你不让他这么说，他偏要这么说，你越气恼，他越当你是只一挑逗嘴巴就向他叉过去的公鹅；你不理他，他说上一阵，就会因无聊而自然闭嘴。
第十一，中日关系的最大危险因素，不是历史认知问题，而是台湾问题。在此问题上，中国是认真的，退让不了的：在中国不得不以武力手段解决此问题时，日本如果插手，就等于重走侵略中国老路，那时，历史认知问题，对中国来说，就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老账新账一起算”、“新仇旧恨总爆发”问题。这一点，中国必须一再告诫。然而，在此问题上，如果中国清楚表明自己的利益核心，在其它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不与日本过分认真，日本是不会也不敢向中国挑战的。反过来说，如果中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总是“举轻若重”地与日本去纠缠，日本就会小看你，在台湾问题上，就敢放胆或不得不与你一搏。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不知举重若轻、老是举轻若重即大事小事都与人计较的国家，必是一个不自信的国家；一个不自信的国家，要么弱点太多，要么危险性太大；弱点太多，我就有机可乘；危险性太大，我怎能由其在台湾问题上得志？（中国的“自信”问题，参看本节“附录：中国重建战胜国意识”一文）
第十二，“人是不能被打败的，你除非把他消灭。”海明威这句名言，讲的是这样一个道理：精神贴着肉体，肉体不灭，精神必不灭。——政治的靖国神社，乃日本现代国家精神象征，其它国家中人，要叫日本人在靖国神社问题上顺从自己，就得改变日本的现代国家精神。而要改变日本的现代国家精神，自己就得有勇气和能力把日本这个国家吞并消化掉（这一点，连当年占领日本的美军都做不到）。如果无此勇气能力的话，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就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日本（这一点，当年的美军也未这么做）。须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硬要这样做的话，由于这事做不到，就只能说明自己受到某种观念的强迫（哲学上称之为“形而上学”，心理学上称之为“强迫性神经症”），它使日本感到为难倒在其次，主要的还在于为难了自己，即“以身质言”地把自己置身于一种进不能退不能、进退失据、别人随便做个小动作自己都会“受伤害”的尴尬境地。
第十三，国家是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政治的靖国神社，象征着日本国家对光明的追求；正如当大光明的国家发展目标实现时，国家精神就会渐渐消亡一样，当今日本，大光明的国家发展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当此之际，作为日本国家对光明的追求的象征的政治的靖国神社，也会在日本今后的历史进程中渐渐消亡的。换言之，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大肆炒作，不过行将消亡的“靖国神社精神”的回光反照（黑格尔：世界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都会上演两幕，第一幕是悲剧，第二幕是喜剧。）——“解铃还需系铃人”，“靖国神社精神”的消亡，乃日本内部事务，其它国家中人，不必越俎代庖。
附录：中国重建战胜国意识
（《文摘周报》46期摘自《环球》杂志 ：米格）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先生不久前提出了重塑中国战胜国意识的期待。我认为这一提法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在我看来，战胜国意识真正牢靠的基石，并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不仅仅是取得了台湾回归祖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具体成果——尽管这也很重要。真正的战胜国意识是一种对自身文明内在优越性的强烈自信，是一种对自身力量的强大和未来仍将长盛不衰的强烈自信，是一种对本民族必将有着光明前景的强烈自信。简而言之，战胜国意识就是自信。
“大历史”的提出者黄仁宇先生，曾经讲述了一件抗战胜利后他亲身经历的一幕。当时，黄仁宇以国民党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参谋的身份巡视部队，发现一名连长竟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招待被他监视做工的日军俘虏。“我刚一责问，他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黄仁宇感叹说，“我想只有中国之老粗军人，才有此胸襟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羁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战犯。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决定，分三次赦免释放了其中的1017个；到1964年4月9日，被判刑的日本战犯全部获得提前释放。那时流行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赞歌》展现出的明朗自信现在听起来还让人动容，战胜国意识不言而喻。
既然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曾缺乏战胜国意识，那为什么到了今天，战胜国意识又会被作为一个严重问题提出来？我们现在遇到了新问题。随着时代的巨变，我们困惑：中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国内生产总值的连续翻番，并没有完美的回答这些问题。
正是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内心充满了焦虑感，并且不再自信，我们必须要靠别人的尊重承认才不会感到失落，我们因此而变得敏感，我们逐渐脆弱得不再像一个“战胜国的国民”，终于如王新华馆长所说的那样，我们甚至输不起一场球。
如果我们承认战胜国意识就是一种对自身文明的自信，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未来的“世界之中国”就必须拥有一种至少和西方并驾齐驱的文明！中国不是一个可以安于附庸地位的小国，中国不能长期满足于仅仅做西方的学生。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之日，也就是中国民众的战胜国意识牢固树立之时。
1945年9月27日，东京的美国大使馆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要求拜见驻日美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这位客人就是日本天皇裕仁。会面结束后，报纸刊发了两个人的大幅照片：麦克阿瑟将军身穿一件军便服衬衫，没有打领带，两手搭在臂部，分腿而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而个子明显矮了一截的天皇却毕恭毕敬地身着晨礼服，手里还提着一顶可笑的大礼帽，肃然站立在麦克阿瑟的左侧。这幅照片让许多日本民众流下了眼泪，同时却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世人：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
战后，在麦克阿瑟的主持下，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造。这次改造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的“再造之恩”，把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主从关系、师生关系固定下来了。美国也由此建立了对日本巨大的心理优势。所以，尽管靖国神社里供奉着策划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牌位，但美国基于对自身文明和力量的绝对自信，对日本政要的参拜活动视若无睹。
“大历史”的提出者黄仁宇先生，曾经讲述了一件抗战胜利后他亲身经历的一幕。当时，黄仁宇以国民党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参谋的身份巡视部队，发现一名连长竟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招待被他监视做工的日军俘虏。“我刚一责问，他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黄仁宇感叹说，“我想只有中国之老粗军人，才有此胸襟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羁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战犯。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决定，分三次赦免释放了其中的1017个；到1964年4月9日，被判刑的日本战犯全部获得提前释放。那时流行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赞歌》展现出的明朗自信现在听起来还让人动容，战胜国意识不言而喻。
既然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曾缺乏战胜国意识，那为什么到了今天，战胜国意识又会被作为一个严重问题提出来？我们现在遇到了新问题。随着时代的巨变，我们困惑：中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国内生产总值的连续翻番，并没有完美的回答这些问题。
正是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内心充满了焦虑感，并且不再自信，我们必须要靠别人的尊重承认才不会感到失落，我们因此而变得敏感，我们逐渐脆弱得不再像一个“战胜国的国民”，终于如王新华馆长所说的那样，我们甚至输不起一场球。
如果我们承认战胜国意识就是一种对自身文明的自信，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未来的“世界之中国”就必须拥有一种至少和西方并驾齐驱的文明！中国不是一个可以安于附庸地位的小国，中国不能长期满足于仅仅做西方的学生。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之日，也就是中国民众的战胜国意识牢固树立之时。
1945年9月27日，东京的美国大使馆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要求拜见驻日美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这位客人就是日本天皇裕仁。会面结束后，报纸刊发了两个人的大幅照片：麦克阿瑟将军身穿一件军便服衬衫，没有打领带，两手搭在臂部，分腿而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而个子明显矮了一截的天皇却毕恭毕敬地身着晨礼服，手里还提着一顶可笑的大礼帽，肃然站立在麦克阿瑟的左侧。这幅照片让许多日本民众流下了眼泪，同时却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世人：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
战后，在麦克阿瑟的主持下，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造。这次改造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的“再造之恩”，把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主从关系、师生关系固定下来了。美国也由此建立了对日本巨大的心理优势。所以，尽管靖国神社里供奉着策划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牌位，但美国基于对自身文明和力量的绝对自信，对日本政要的参拜活动视若无睹。
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九章第七、八节
七、再论解决朝鲜问题的君主立宪制方案
因缘说法，因缘度人；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与国交往的第一步，是对交往对象自身“缘”、“材”亦即能力的认识评价：如果此国此民族有能力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民族，就以对待一个伟大国家民族的态度方法对待它；如果此国此民族无能力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民族，就不以对待一个伟大国家民族的态度方法对待它。而所谓的“能力”，就是看它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天时者，纬度也；地利者，海陆大势也；人和者，民族素质也。
朝鲜半岛位于东北亚，雨雪滋润，地貌整洁，民族单一，素质高洁，寒性地缘种因强壮，是所有亚洲国家地区仅次于日本的一块风水宝地。这样一个北方半岛国家民族，是有能力成为所有亚洲国家民族中仅次于中国日本的伟大国家民族的。中国对其外交方针，须以人为善、成人之美地立足于使其自我实现地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民族。为此，中国所要做的，就不是消极维持半岛南北分裂现状，而是积极促使半岛南北统一。至于统一方案，又只能是以金日成家族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六章四节6小节）——为什么呢？
首先，在未来统一的朝鲜国家中，只有三种制度选择：一是北朝鲜的现行一党专制，二是韩国的现行多党民主制，三是君主立宪制。这三种制度，第一种过分严厉，其不适合将来统一的朝鲜国家民族，几乎举世公认；第二种过分松散，若行此制度，韩国现在的政坛乱象势必难以控制地漫延到整个朝鲜半岛，统一后的朝鲜国家民族，必无凝结力，必难自强自立。这样，朝鲜的统一，就只剩下君主立宪制一种选择。此制度的优点在于：它是前两种制度的良性综合，既无严厉之弊，也无松散之弊。此外，至少在亚洲，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前苏联式的一党专制的行不通不用说，即使美式多党民主制，包括现在的韩国在内，也没有一个国家地区实行得有模有样，令人敬服，更多的是政局动荡，无法无天。如此教训，还不值得将来统一的朝鲜国家民族吸取？
其次，朝鲜的统一，不是谁吃掉谁，只能是一种南北双赢局面，若行北朝鲜现行制度，就是北方吃南方；若行韩国现行制度，必是南方吃北方；若行君主立宪制，就是双方共赢局面。此外，北主南从，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历史大法，任何国家民族，若背此法，政局必不稳，人民必离心离德。当今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治实体，南方的优势在经济，北方的优势在政治和军事。然而，既然半岛的统一不能通过军事手段，那么在统一的朝鲜国家中，南北双方的优劣比较就必须把军事排除在外，这样，北方就只剩下政治优势。然而，既然半岛的统一不能行北朝鲜的现行制度，那么在统一的朝鲜国家中，南北双方的优劣比较也必须把政治排除在外。这样，北方还有什么“本钱”？双方互赢凭什么保证？北主南从的自然历史大法又凭什么体现呢？——当然，只能凭以金日成家族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体现。在此制度中，根据自己的缘分，双方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经济强的南方得到其经济实惠，重名誉的北方得到其“名惠”；随着南北一体化的深入，名实也将一体化。这里可以断言：到时候，统一的朝鲜国家，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将可与印度一比。
第三，对金日成家族君主地位的肯定，不是南方对北方的让步，更不是北方对南方的“胜利”，而是朝鲜民族自我实现的必然。尊崇这个家族，就是尊崇天地自然，尊崇朝鲜民族自身可歌可泣的历史。因为这个家族政治地位的确立，若不是合乎比“人为因素”更有力的客观必然性的话，根本维持不到现在。在此必然性规定下，顺此必然性，二次大战以来，朝鲜民族义无反顾地做出了这样一种决择：如果外来势力不退出朝鲜半岛，那么，为了具有必然性的自己的独立自主，朝鲜民族将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因此，“残暴的金日成家族”，乃朝鲜民族独立自主精神的象征；其“残暴性”，不过是在外来势力干涉下，在进驻自己家园、无时无刻不想把自己除之而后快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军队的逼压下，朝鲜民族为实现自己独立自主理想做出的义无反顾、可歌可泣的牺牲。当然，此象征，此精神，又只能在人气刚猛、抗压能力强的朝鲜北方才守得住，——为朝鲜的独立自主打拼一生的硬汉李承晚，晚年之所以为南朝鲜人抛弃，就是因为风俗较弱的朝鲜南方，不具备守护民族神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
第四，朝鲜的统一，若以牺牲金日成家族为代价，那么，就等于抛弃自己的民族神；这种统一，一文不值。因为在此统一中，北方必彻底跨掉，这固然能使一切美国式制度决定论的信奉者们大感快意，但是由此而来的乱局，是朝鲜民族承受不了的：金日成家族的地位一旦被统一的朝鲜国家否定，北朝鲜人将在经济政治上的失败之上再加一重精神上的失败；这样的结果，对素质高洁、人性刚猛、心性高傲的北朝鲜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要叫他们敬服于南方力量，根本不可能。到时候，他们要么在“自由民主”名义下，抛弃一切道德，不择手段为己谋利，要么像苏联跨台后的俄罗斯黑手党、光头党那样，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心狠手毒，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样，统一后的朝鲜，依然还是两个朝鲜，一个是政客得势的朝鲜，另一个是由黑手党、光头党和邪教势力说了算的朝鲜，后者势力并且还将无所不在，甚至分布到全球，朝鲜北部边疆、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将是他们的“金三角”（这片三角地带，地气很酷，乃“高级邪教”适宜土壤：中国的李洪志、张宏堡，皆由此“出山”）。须知：世界上的黑手党、光头党和邪教分子，素质都很高，且敬畏神明、敬畏权威；统一后的朝鲜，若金日成家族的君主地位被肯定，高素质的北朝鲜人，就知敬畏，对国家就有认同感；否则，从他们中，将产生强大的黑手党、光头党和邪教组织。
第五，像朝鲜半岛这种风水优越的地方，经济的发展，不是件难事。然而，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精神文明如何跟上，这是件比经济发展更困难也更重要的事情。目前的朝鲜半岛，北方的优势在精神文明，南方的优势在物质文明，而北方的精神文明，又集中体现为北方人对金日成家族的敬畏感，金日成家族地位的形成，可说是北朝鲜人对自己民族的一大贡献，看不到这一点，只看到南朝鲜现在的经济成就，这种势利眼光，不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眼光，——如果“事态的发展真的是南朝鲜吃掉北朝鲜，但是，到时候，被吃的就不仅仅是北朝鲜，而是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作为一个高素质的民族必不可少的美学上的崇高感。因为一个民族，如果南方力量全面压倒北方力量，该民族的崇高感就会全面丧失，或者变质为胸脯上贴毛的、模仿性的、毫无文明气象的、今日台湾社会流行的所谓‘酷风’，该民族的素质就会退化。”（六章四节4小节）换言之，朝鲜民族除非不愿组成一个统一、稳定、强有力的国家，否则的话，金日成家族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他们是不能不选择的。
事实上，金日成家族的地位，不仅在北朝鲜神圣不可冒犯，就是在南朝鲜，也有不小的感召力。这一点，人们不妨看看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安德鲁?沃德2004年7月22日的这则文字：
在韩国对北朝鲜态度出现转变的诸多迹象中，最显著的迹象或许就是由北朝鲜叛逃者经营的一家小型网络电台的遭遇了。自由北朝鲜电台在汉城一幢脏兮兮的五层楼里办公，它报道北朝鲜践踏人权的行为，并为推翻金正日政权振臂高呼。这家电台今年4月开播时，人们本以为韩国人会对它表示支持，因为韩国人一直受到北朝鲜强大的武装部队的威胁，而且很多韩国人不能与边境另一边的家人团聚。结果正相反，播音员受到了民间组织的恐吓，——包括死亡威胁。这些民间组织指责他们破坏韩朝关系。该电台的播音员之一郑宙华说：“他们就在楼下等着，然后高声谩骂我们。”韩国人对待自由北朝鲜电台的敌视态度反映出……亲北朝鲜情绪在一些韩国人中高涨……。一度仅在大学校园和工会中传播的亲北朝鲜情绪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几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尽管韩国与美国早在51年前就结成了军事同盟，大多数韩国年轻人还是更喜欢北朝鲜……。许多韩国年轻人把反北朝鲜、亲美国的现实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统治韩国的右翼军政府联系在一起。一些人钦佩平壤勇于抵抗华盛顿的行为，他们还认为朝鲜半岛延续至今的分裂状态应该归咎于美国的干涉。【《参考消息》2004.7.27. 3版】
天地之间有杆称，人心有杆称，——再看香港《南华早报》2004年7月22日文章，题《美国如何失去韩国》（ 美国尤金?贝尔基金会主席斯蒂芬?林顿）：
韩国有三股强烈的舆论倾向与美国政策背道而驰。所有这些都是韩国“新主流”年轻一代独有的想法，且危及美国在该地区继续施加影响力。
第一种舆论认为美国的政策不利于韩国的经济。根据这种想法，得到北朝鲜廉价的劳动力将给韩国跌跌撞撞的经济注入活力。事实上，北朝鲜是韩国恢复国际竞争力，尤其在曾造就其经济奇迹的低技术部门（恢复竞争力）的唯一机会。韩国年轻的企业家对美国的政策导致他们遭受损失忿忿不平。在他们看来，要不是美国限制（他们）同北朝鲜做生意，情况会好些。
第二种舆论认为美国的政策不利于韩国的安全。与美国结成的安全同盟50年来一直是汉城防务的基石。但许多韩国年轻人认为，与北朝鲜的核武器计划相比，华盛顿对恐怖活动大肆诉诸武力的做法会给东亚地区的和平带来更大风险。许多人担心反恐战争树敌甚于灭敌，结果使韩国和美国其他盟国更易遭受袭击。
第三种舆论称美国的政策威胁到韩国实现民族抱负和国家大计。对许多韩国人，尤其是那些因为年轻而不记得朝鲜战争的人来说，朝鲜半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甚至比国家振兴更重要。他们坚信，除非南北朝鲜统一，否则朝鲜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未来始终不可确定。照这种想法，美国在韩国驻军是统一的最大障碍。
韩国人把他们的历史看作是一部不断遭到贪婪成性的外国列强欺凌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卫，即使使用核武器，都是一种国家和民族的正当权利。他们不相信北朝鲜会向其韩国同胞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坚持认为，统一的朝鲜半岛应该保留使用核武器或其他防御性武器的选择权，以挫败未来的入侵者。韩国年轻人大多深信，美国、中国和日本想阻止朝鲜人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参考消息》2004.8.1.3版】
综上所述，朝鲜统一的力量，而且是“心向北方”的统一力量，正在朝鲜半岛酝酿发展着。这股力量，终将汇集起来，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建国抱负。外界力量，只能延缓它，不能阻止它。
既然如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外交政策，就应顺乎潮流、成人之美地扮演朝鲜统一促进派的角色。在此问题上，中国必须明白：
不能拿北朝鲜来与美国作交易，换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让步。这是因为：北朝鲜的垮台中国难以承受且不说，中国的收复台湾，可以无求于美国，而美国的要想摧毁北朝鲜，离了中国就不可能。再说，朝鲜问题是北方问题，台湾问题是南方问题，而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北方问题都比南方问题重大，——前者一成乱局，很难收拾，而位在中国大陆之南的台湾，永远跑不出中国的手心。因此，中国若拿北朝鲜与美国作交易，是蚀本生意。
的确，“朝鲜的稳定对中国来说仍头等重要”，【《参考消息》2005.5.16.8版】但根本说来，这种稳定必须通过朝鲜半岛的统一来保障；而朝鲜半岛的统一，根本说来又只能是北主南从的统一。因此，保持朝鲜半岛的稳定与不支持朝鲜半岛的统一，在中国，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
“越南教训”不适用于朝鲜半岛：当年的越南，统一后之所以不知“知恩图报”地与中国翻脸，原因不在统一后的越南“翅膀硬了”，而是因为它企图吃掉柬埔寨和老挝，在印度支那称霸；今日的朝鲜半岛，统一后翅膀再硬，又能吃谁、有谁可吃呢？因此，正如当年中国的支持越南统一没错一样，今日中国的支持朝鲜半岛统一，也不会有错。
一个统一强大的朝鲜国家民族，只会对中国的安全有利，只会对中国的发展有利。作为朝鲜的传统盟友，如果中国再以人为善、成人之美地把朝鲜统一所应遵循的君主立宪制途径“介绍”给朝鲜南北双方的话，在将来统一的朝韩国家中，中国的地位就更主动了；中国与朝韩国家的关系，就更友好了；中国这个大国，就更值得朝韩国家尊敬信任了。
朝鲜半岛位于东北亚，雨雪滋润，地貌整洁，民族单一，素质高洁，寒性地缘种因强壮，是所有亚洲国家地区仅次于日本的一块风水宝地。这样一个北方半岛国家民族，是有能力成为所有亚洲国家民族中仅次于中国日本的伟大国家民族的。中国对其外交方针，须以人为善、成人之美地立足于使其自我实现地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民族。为此，中国所要做的，就不是消极维持半岛南北分裂现状，而是积极促使半岛南北统一。至于统一方案，又只能是以金日成家族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六章四节6小节）——为什么呢？
首先，在未来统一的朝鲜国家中，只有三种制度选择：一是北朝鲜的现行一党专制，二是韩国的现行多党民主制，三是君主立宪制。这三种制度，第一种过分严厉，其不适合将来统一的朝鲜国家民族，几乎举世公认；第二种过分松散，若行此制度，韩国现在的政坛乱象势必难以控制地漫延到整个朝鲜半岛，统一后的朝鲜国家民族，必无凝结力，必难自强自立。这样，朝鲜的统一，就只剩下君主立宪制一种选择。此制度的优点在于：它是前两种制度的良性综合，既无严厉之弊，也无松散之弊。此外，至少在亚洲，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前苏联式的一党专制的行不通不用说，即使美式多党民主制，包括现在的韩国在内，也没有一个国家地区实行得有模有样，令人敬服，更多的是政局动荡，无法无天。如此教训，还不值得将来统一的朝鲜国家民族吸取？
其次，朝鲜的统一，不是谁吃掉谁，只能是一种南北双赢局面，若行北朝鲜现行制度，就是北方吃南方；若行韩国现行制度，必是南方吃北方；若行君主立宪制，就是双方共赢局面。此外，北主南从，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历史大法，任何国家民族，若背此法，政局必不稳，人民必离心离德。当今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治实体，南方的优势在经济，北方的优势在政治和军事。然而，既然半岛的统一不能通过军事手段，那么在统一的朝鲜国家中，南北双方的优劣比较就必须把军事排除在外，这样，北方就只剩下政治优势。然而，既然半岛的统一不能行北朝鲜的现行制度，那么在统一的朝鲜国家中，南北双方的优劣比较也必须把政治排除在外。这样，北方还有什么“本钱”？双方互赢凭什么保证？北主南从的自然历史大法又凭什么体现呢？——当然，只能凭以金日成家族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体现。在此制度中，根据自己的缘分，双方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经济强的南方得到其经济实惠，重名誉的北方得到其“名惠”；随着南北一体化的深入，名实也将一体化。这里可以断言：到时候，统一的朝鲜国家，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将可与印度一比。
第三，对金日成家族君主地位的肯定，不是南方对北方的让步，更不是北方对南方的“胜利”，而是朝鲜民族自我实现的必然。尊崇这个家族，就是尊崇天地自然，尊崇朝鲜民族自身可歌可泣的历史。因为这个家族政治地位的确立，若不是合乎比“人为因素”更有力的客观必然性的话，根本维持不到现在。在此必然性规定下，顺此必然性，二次大战以来，朝鲜民族义无反顾地做出了这样一种决择：如果外来势力不退出朝鲜半岛，那么，为了具有必然性的自己的独立自主，朝鲜民族将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因此，“残暴的金日成家族”，乃朝鲜民族独立自主精神的象征；其“残暴性”，不过是在外来势力干涉下，在进驻自己家园、无时无刻不想把自己除之而后快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军队的逼压下，朝鲜民族为实现自己独立自主理想做出的义无反顾、可歌可泣的牺牲。当然，此象征，此精神，又只能在人气刚猛、抗压能力强的朝鲜北方才守得住，——为朝鲜的独立自主打拼一生的硬汉李承晚，晚年之所以为南朝鲜人抛弃，就是因为风俗较弱的朝鲜南方，不具备守护民族神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
第四，朝鲜的统一，若以牺牲金日成家族为代价，那么，就等于抛弃自己的民族神；这种统一，一文不值。因为在此统一中，北方必彻底跨掉，这固然能使一切美国式制度决定论的信奉者们大感快意，但是由此而来的乱局，是朝鲜民族承受不了的：金日成家族的地位一旦被统一的朝鲜国家否定，北朝鲜人将在经济政治上的失败之上再加一重精神上的失败；这样的结果，对素质高洁、人性刚猛、心性高傲的北朝鲜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要叫他们敬服于南方力量，根本不可能。到时候，他们要么在“自由民主”名义下，抛弃一切道德，不择手段为己谋利，要么像苏联跨台后的俄罗斯黑手党、光头党那样，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心狠手毒，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样，统一后的朝鲜，依然还是两个朝鲜，一个是政客得势的朝鲜，另一个是由黑手党、光头党和邪教势力说了算的朝鲜，后者势力并且还将无所不在，甚至分布到全球，朝鲜北部边疆、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将是他们的“金三角”（这片三角地带，地气很酷，乃“高级邪教”适宜土壤：中国的李洪志、张宏堡，皆由此“出山”）。须知：世界上的黑手党、光头党和邪教分子，素质都很高，且敬畏神明、敬畏权威；统一后的朝鲜，若金日成家族的君主地位被肯定，高素质的北朝鲜人，就知敬畏，对国家就有认同感；否则，从他们中，将产生强大的黑手党、光头党和邪教组织。
第五，像朝鲜半岛这种风水优越的地方，经济的发展，不是件难事。然而，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精神文明如何跟上，这是件比经济发展更困难也更重要的事情。目前的朝鲜半岛，北方的优势在精神文明，南方的优势在物质文明，而北方的精神文明，又集中体现为北方人对金日成家族的敬畏感，金日成家族地位的形成，可说是北朝鲜人对自己民族的一大贡献，看不到这一点，只看到南朝鲜现在的经济成就，这种势利眼光，不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眼光，——如果“事态的发展真的是南朝鲜吃掉北朝鲜，但是，到时候，被吃的就不仅仅是北朝鲜，而是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作为一个高素质的民族必不可少的美学上的崇高感。因为一个民族，如果南方力量全面压倒北方力量，该民族的崇高感就会全面丧失，或者变质为胸脯上贴毛的、模仿性的、毫无文明气象的、今日台湾社会流行的所谓‘酷风’，该民族的素质就会退化。”（六章四节4小节）换言之，朝鲜民族除非不愿组成一个统一、稳定、强有力的国家，否则的话，金日成家族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他们是不能不选择的。
事实上，金日成家族的地位，不仅在北朝鲜神圣不可冒犯，就是在南朝鲜，也有不小的感召力。这一点，人们不妨看看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安德鲁?沃德2004年7月22日的这则文字：
在韩国对北朝鲜态度出现转变的诸多迹象中，最显著的迹象或许就是由北朝鲜叛逃者经营的一家小型网络电台的遭遇了。自由北朝鲜电台在汉城一幢脏兮兮的五层楼里办公，它报道北朝鲜践踏人权的行为，并为推翻金正日政权振臂高呼。这家电台今年4月开播时，人们本以为韩国人会对它表示支持，因为韩国人一直受到北朝鲜强大的武装部队的威胁，而且很多韩国人不能与边境另一边的家人团聚。结果正相反，播音员受到了民间组织的恐吓，——包括死亡威胁。这些民间组织指责他们破坏韩朝关系。该电台的播音员之一郑宙华说：“他们就在楼下等着，然后高声谩骂我们。”韩国人对待自由北朝鲜电台的敌视态度反映出……亲北朝鲜情绪在一些韩国人中高涨……。一度仅在大学校园和工会中传播的亲北朝鲜情绪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几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尽管韩国与美国早在51年前就结成了军事同盟，大多数韩国年轻人还是更喜欢北朝鲜……。许多韩国年轻人把反北朝鲜、亲美国的现实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统治韩国的右翼军政府联系在一起。一些人钦佩平壤勇于抵抗华盛顿的行为，他们还认为朝鲜半岛延续至今的分裂状态应该归咎于美国的干涉。【《参考消息》2004.7.27. 3版】
天地之间有杆称，人心有杆称，——再看香港《南华早报》2004年7月22日文章，题《美国如何失去韩国》（ 美国尤金?贝尔基金会主席斯蒂芬?林顿）：
韩国有三股强烈的舆论倾向与美国政策背道而驰。所有这些都是韩国“新主流”年轻一代独有的想法，且危及美国在该地区继续施加影响力。
第一种舆论认为美国的政策不利于韩国的经济。根据这种想法，得到北朝鲜廉价的劳动力将给韩国跌跌撞撞的经济注入活力。事实上，北朝鲜是韩国恢复国际竞争力，尤其在曾造就其经济奇迹的低技术部门（恢复竞争力）的唯一机会。韩国年轻的企业家对美国的政策导致他们遭受损失忿忿不平。在他们看来，要不是美国限制（他们）同北朝鲜做生意，情况会好些。
第二种舆论认为美国的政策不利于韩国的安全。与美国结成的安全同盟50年来一直是汉城防务的基石。但许多韩国年轻人认为，与北朝鲜的核武器计划相比，华盛顿对恐怖活动大肆诉诸武力的做法会给东亚地区的和平带来更大风险。许多人担心反恐战争树敌甚于灭敌，结果使韩国和美国其他盟国更易遭受袭击。
第三种舆论称美国的政策威胁到韩国实现民族抱负和国家大计。对许多韩国人，尤其是那些因为年轻而不记得朝鲜战争的人来说，朝鲜半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甚至比国家振兴更重要。他们坚信，除非南北朝鲜统一，否则朝鲜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未来始终不可确定。照这种想法，美国在韩国驻军是统一的最大障碍。
韩国人把他们的历史看作是一部不断遭到贪婪成性的外国列强欺凌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卫，即使使用核武器，都是一种国家和民族的正当权利。他们不相信北朝鲜会向其韩国同胞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坚持认为，统一的朝鲜半岛应该保留使用核武器或其他防御性武器的选择权，以挫败未来的入侵者。韩国年轻人大多深信，美国、中国和日本想阻止朝鲜人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参考消息》2004.8.1.3版】
综上所述，朝鲜统一的力量，而且是“心向北方”的统一力量，正在朝鲜半岛酝酿发展着。这股力量，终将汇集起来，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建国抱负。外界力量，只能延缓它，不能阻止它。
既然如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外交政策，就应顺乎潮流、成人之美地扮演朝鲜统一促进派的角色。在此问题上，中国必须明白：
不能拿北朝鲜来与美国作交易，换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让步。这是因为：北朝鲜的垮台中国难以承受且不说，中国的收复台湾，可以无求于美国，而美国的要想摧毁北朝鲜，离了中国就不可能。再说，朝鲜问题是北方问题，台湾问题是南方问题，而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北方问题都比南方问题重大，——前者一成乱局，很难收拾，而位在中国大陆之南的台湾，永远跑不出中国的手心。因此，中国若拿北朝鲜与美国作交易，是蚀本生意。
的确，“朝鲜的稳定对中国来说仍头等重要”，【《参考消息》2005.5.16.8版】但根本说来，这种稳定必须通过朝鲜半岛的统一来保障；而朝鲜半岛的统一，根本说来又只能是北主南从的统一。因此，保持朝鲜半岛的稳定与不支持朝鲜半岛的统一，在中国，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
“越南教训”不适用于朝鲜半岛：当年的越南，统一后之所以不知“知恩图报”地与中国翻脸，原因不在统一后的越南“翅膀硬了”，而是因为它企图吃掉柬埔寨和老挝，在印度支那称霸；今日的朝鲜半岛，统一后翅膀再硬，又能吃谁、有谁可吃呢？因此，正如当年中国的支持越南统一没错一样，今日中国的支持朝鲜半岛统一，也不会有错。
一个统一强大的朝鲜国家民族，只会对中国的安全有利，只会对中国的发展有利。作为朝鲜的传统盟友，如果中国再以人为善、成人之美地把朝鲜统一所应遵循的君主立宪制途径“介绍”给朝鲜南北双方的话，在将来统一的朝韩国家中，中国的地位就更主动了；中国与朝韩国家的关系，就更友好了；中国这个大国，就更值得朝韩国家尊敬信任了。
八、印度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的战略对手
与国交往，先要认识对方；认识对方，就是认识它的能力或特点。此理，上一节已经指出。亦如上一节所言：所谓“能力”，就是看对方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天时者，纬度也；地利者，海陆大势也；人和者，民族素质也。
天时方面看，印度位处低纬，气候炎热，自身就属于“阳光下的地盘”，争光争热愿望（佛教所谓“众生愿力”）天然不强烈，而“发展”的本质和内容就是争光争热。因此，争光争热愿力不强烈的印度，发展愿力天然不强烈。发展愿力天然不强烈者，国力不可能强大：国力以工业能源消耗量衡量，工业能源消耗量又由气候决定；气候越冷，工业能源消耗量越大，国力越强；气候越热，工业能源消耗量越小，国力越弱。因此，从气候炎热的南方国家中，永远产生不了世界强国。印度是一个气候炎热的南方国家，它因此永远成为不了一个世界强国。这不是个“时间差”问题，而是一种“天时”规定下的“天命”。
天时地利人和，可谓“国力三要素”。三要素中，天时居于主导地位。“万物负阴而抱阳”，一个国家，若占南不占北，那么，不管愿不愿意，它都永远处在被北方国家从背后来“抱”它的不利位置上；一个被人“抱”的国家，没有强国命。
由于地处低纬，气候炎热，印度人“力必多”的“投资”方向，较多地用在性生活方面，这使它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联合国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会执行主任里查德?费彻姆19日宣布，印度已经取代南非，成为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费彻姆说，艾滋病在印度的传染增长得非常快，已经“失去控制”。联合国2004年7月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估计，南非有560万人感染艾滋病，印度为510万人。但费彻姆表示，印度的实际感染人数远远高于这个数字，目前估测可能已经达到850万，而南非估测范围上限为650万。【《生活新报》2005.4.22.23版】
有人说：“印度位置多好，在印度洋中间，左右逢源……农业完全不成问题，人又多，但就是被自己拖垮了。”【《国是论衡?国家地理》p1931】然而，南方国家中，“左右逢源”且领土面积亦不小的国家，不止印度一国，比如左为印度洋右为大西洋的南非、右为印度洋左为太平洋的印尼、左为大西洋右为太平洋的墨西哥等，可这些国家中，谁是发达国家和世界强国呢？反之，北方国家中，只要“左右逢源”，就一定是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因此，如果说印度真的是个“被拖垮”的国家的话，那么，与其说它是“被自己拖垮”的，不如说它是被“天”拖垮的。又因为“天”者，自然也，因而此“垮”就不成其为“垮”，而属正常自然历史现象即社会常态。
天时不仅决定地利，也决定人和即民族素质：民族素质由寒性地缘种因决定，寒性地缘种因由纬度即天时决定（二章六节2小节）。印度主要人种虽为北方寒冷民族后代，但国土在南方，因而寒性地缘种因不强，国民素质不高。此国民性“弱点”，近现代以来，一直是效仿西方发达国家、一心想使印度成为世界强国的印度精英们的一块心病：像“五?四”以来中国精英们的把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一样，19纪以来的印度精英们，也把印度的民族素质问题归咎于传统印度教（“梵社”、“雅利安社”等组织，由此而来）。当然，也像反传统无助于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一样，旨在印度教革新的“梵社”、“雅利安社”的出现，也无助于印度国民素质的提升。对此，两国精英们都深感无奈。于是，又不得不走对外开放、向西方“借种”之路：像1980年代以来中国精英们的通过对外开放实现自己的强国梦一样，1990年代以来的印度精英们，也通过对外开放追求自己的强国梦，尤其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后，行动更坚决，成效更大。然而，谁也没想到：恰恰在印度人民党为自己“大放光芒”的经济成就感到骄傲的时候，该党却在2004年的大选中被选民抛弃。
2004年发生的印度人民党败选事件，看似是个发展带来的两极分化问题，其实是个由纬度气候决定的国民发展愿力问题：由纬度决定，印度普通民众，发展愿望不强烈，对本国精英们的强国梦认同度低。如果说纬度和国民素质比印度高的中国，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到2004年，经过12年的强力发展，才提出“执政为民”口号，从而证明中国普通民众的发展愿力为12的话，那么1998年以来的印度，只经历了6年的强力发展就不得不敛其“光芒”，从而证明印度普通民众的发展愿力只为6即中国的一半（“发展愿力”者，由寒性地缘种因决定的承受发展的心理拉张力也）。这一差别，决定了中印的不同国运：中国有强国国运，印度无此国运。对此，印度精英们当然很不服气，他们因此要对中国发表些挑衅性言论，这又使得中国的精英们对印度的国力和动机作了误判，以为印度是中国的“有力竞争对手”。有人甚至把防印与防美、俄、日等同起来，认为21世纪，“我国国家安全将形成东部沿海、西南和北部三条地缘战略战线。”“西南安全战略区域包括西南川藏地区和华南桂滇地区。”【《中国国家安全地理》p65、66】 这里，把防俄防日与防美等同起来就够乖谬了，又把防印度防越南与防美国等同起来，称之为“地缘战略战线”！对此，你除了说它“疑心病太重”或“教条式的条条罗列”，还能说什么？当然，有人或许认为这是“应有的危机意识”。但这里要说的是：这不是什么“危机意识”，而是在制造不该有的危机！是“地理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动战争”的又一例证！——这里，又用得着与麦金德同时代的英国地缘政治学者托马斯?霍尔迪奇这句名言：“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
当然，中国精英们这种疑心病，也跟“国际传染”相关：今日西方舆论界，老把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或许同为雅利安民族、同为“民主国家”的缘故，西方评论家们的“同情心”是在印度一方的，原先希望印度超越中国，后来见这不可能，又希望它能与中国并驾齐驱，现在见这也不大可能，于是又希望并且“预言”了它的似乎只是稍差强于中国一点的强国命。受此西方舆论影响，中国学者们就真的以为印度是中国的“有力竞争对手”了。
至于印度自己，更是因受西方鼓励，雄心勃勃地要与中国比一比。“印度的政治领袖和战略精英深信，印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独特而悠久的文明远播亚洲许多国家……印度拥有成为大国的必备条件，并注定会成为世界第三或第四位的大国，印度未来的国际地位将与中国、美国等大国相提并论。”【《环球时报》2004.8.20.16版】 然而，这里要说的是，国力比较，无论哪个方面，印度都将差中国一大截：
客观地理环境方面看，地貌平整的297万多平方公里的印度国土，比起960万平方公里并且浓缩着世界上许多最高大山系的中国国土，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相差很多。印度那方土地，认真治理改造的话，最多不过一百年，就会像今日日本那方土地一样找不到大事可做（生产力找不到用力方向）。而中国这方土地，人类就是认真治理改造几百年，都还会有许多非做不可的大事可做。
主观民族精神方面看，因属南方国家缘故，印度人身上，变化观念强于发展观念，无为观念强于有为观念，热性自然物诱力胜过冷性社会创造力，随其自然的人生态度胜过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印度人竞争心不强，本来，炎热的气候使他们像非洲黑种民族一样，富有田径运动天赋，但他们对竞技体育没有兴趣，宁愿随其自然地唱唱跳跳而不愿到奥运会上去拿金牌）。中国相反，是个北方国家，发展观念强于变化观念，有为观念强于无为观念，冷性社会创造力胜过热性自然物诱力，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生必一业”的事业心）胜过随其自然的人生态度。
政治上看，像一切南方国家一样，政治尤其国际政治非印度人的特长。虽然作为最大的南方国家并因此而为南方国家的代表，印度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即使这样，它发挥的也只是一种象征作用，顶多为自己争取到一点地区性的国家利益，在南亚一隅发挥主导作用。中国不然，作为北方国家，其所具有的天然争光争热倾向，使它天然就有一种面向全球的大国际眼光；国际影响力的发挥，在它、在国际社会，都是一种必须。
经济上说，印度气候炎热、地貌平整、雨水多、耕地多，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容易解决，这样，它的发展潜力和速度就比不上阴气重、耕地少、自然灾害太多、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解决起来大感费力的中国。——由于气候炎热，印度人均粮食、衣服、住房消费量，天然没有气候冷、总受饥寒交迫折磨的中国多；由于地貌平整，印度在农业交通等基础建设方面要干的事情（投资），远远比不上中国；在吃穿住行等人的基本需求方面，纬度低气候热的印度人，主观满意度高出纬度高气候冷的中国许多，这就使得中国非补足这个纬度地带性的自然差额不可（二章十节），而当中国在这些方面达到印度人的满意度时，中国经济在规模和质量上自然就会高出印度许多。换句话说，天然的热量差距，使得印度人在经济上容易自我满足，而中国人则很难自我满足；要使中国人感到自我满足，中国就不得不作经济建设方面的长期艰苦奋斗，这给中国带来的，就是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正因为如此，印度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历史起点一致的条件下，经过五十多年有意无意的“竞赛”，印度才落在中国后面。可以说，这种趋势，今后也不会改变：“如果印度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3年后才能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而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又将比印度大将近3倍。”（2004年美国摩根斯坦公司研究报告）
军事方面。从军人的战斗意志上说，炎热气候熏习出来的印度军人，比不上寒冷气候熏习出来的中国军人（孟德斯鸠：“印度人天生就没有勇气。”）从武器装备上说，也是由于气候寒冷，中国人天性较为喜好高耗能的机械制造业，而印度则由于气候炎热，人的天性很不喜好高耗能的机械制造业，因而印度的机械制造业，远不如中国；而机械制造业又是军事工业的基础，因而印度的武器装备，远不如中国。从地缘战略态势上说，中国之于印度，有两大基本优势：一是纬度优势，印度在南，中国在北，北强南弱，这是世界战争中永恒不变的态势。二是海拔优势：在印度半岛北部平原上横空突起的喜马拉雅山，如一道永远攻不破的城墙，把中国护在城内隐蔽着，而把印度挡在城外低矮平原上，让中国一览无遗。
不错，凭借无国能比的印度洋“近水楼台”条件，印度海军有可能成为印度洋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但居南的位置，将使印度对自己海军力量的用力方向感到茫然。理论上说，假如愿意，任何北方大国在南方热带海洋的行动，印度都有条件对其实施遏制。而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北方大国，都是印度的潜在敌手。可印度自己，却承受不了与这些北方大国中任何一国对立的风险。尤其与中国，如果印度像某些中国学者说的那样，用海军封锁马六甲海峡从而断了中国的海上石油生命线，就意味着中印战争全面开始，这样的话，中国军队必越过喜马拉雅山，南下印度大平原，直捣印度大后方，——这，印度承受得了吗？
最后：由于纬度比中国低得多，占南不占北，国体与有头无足的俄罗斯相反，有足无头，印度的高层创新能力，永远比不上占南又占北、有头（尽管偏小）有足的中国。
由于以上原因，国力比较，印度永远不如中国。
南北朝时期，北魏谋士崔浩对南朝力量有此分析评价：“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晋太尉刘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资治通鉴?一百一十八卷》】“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同上 一百二十一卷】
而在近现代的欧洲，“俾斯麦的欧洲政策中极为轻视意大利。他认为意大利胃口虽好，却没有生就一副好牙。”“尽管意大利长期以来对大国地位抱有野心，但其薄弱的工业基础使之远不能同德国的实力相比。所以，豪斯霍费尔认为意大利不能对德国在整个欧洲的统治地位构成任何威胁。”【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p45】
中国视印度，正可以如崔浩视南朝、俾斯麦与豪斯霍费尔视意大利视之。
以上这番印度国力分析及中印两国国力比较，意在说明：印度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的战略对手，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要把印度当敌人，只需放心大胆地与其友好交往就行了。而印度方面则应明白：国家发展所需动力，不是在与它国的比较竞争（找一个外部敌人）中“激发”出来的，而是在解决本国实实在在的地缘生存课题中产生的，因此，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以不发表刺激中国的言论为好。
天时方面看，印度位处低纬，气候炎热，自身就属于“阳光下的地盘”，争光争热愿望（佛教所谓“众生愿力”）天然不强烈，而“发展”的本质和内容就是争光争热。因此，争光争热愿力不强烈的印度，发展愿力天然不强烈。发展愿力天然不强烈者，国力不可能强大：国力以工业能源消耗量衡量，工业能源消耗量又由气候决定；气候越冷，工业能源消耗量越大，国力越强；气候越热，工业能源消耗量越小，国力越弱。因此，从气候炎热的南方国家中，永远产生不了世界强国。印度是一个气候炎热的南方国家，它因此永远成为不了一个世界强国。这不是个“时间差”问题，而是一种“天时”规定下的“天命”。
天时地利人和，可谓“国力三要素”。三要素中，天时居于主导地位。“万物负阴而抱阳”，一个国家，若占南不占北，那么，不管愿不愿意，它都永远处在被北方国家从背后来“抱”它的不利位置上；一个被人“抱”的国家，没有强国命。
由于地处低纬，气候炎热，印度人“力必多”的“投资”方向，较多地用在性生活方面，这使它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联合国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会执行主任里查德?费彻姆19日宣布，印度已经取代南非，成为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费彻姆说，艾滋病在印度的传染增长得非常快，已经“失去控制”。联合国2004年7月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估计，南非有560万人感染艾滋病，印度为510万人。但费彻姆表示，印度的实际感染人数远远高于这个数字，目前估测可能已经达到850万，而南非估测范围上限为650万。【《生活新报》2005.4.22.23版】
有人说：“印度位置多好，在印度洋中间，左右逢源……农业完全不成问题，人又多，但就是被自己拖垮了。”【《国是论衡?国家地理》p1931】然而，南方国家中，“左右逢源”且领土面积亦不小的国家，不止印度一国，比如左为印度洋右为大西洋的南非、右为印度洋左为太平洋的印尼、左为大西洋右为太平洋的墨西哥等，可这些国家中，谁是发达国家和世界强国呢？反之，北方国家中，只要“左右逢源”，就一定是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因此，如果说印度真的是个“被拖垮”的国家的话，那么，与其说它是“被自己拖垮”的，不如说它是被“天”拖垮的。又因为“天”者，自然也，因而此“垮”就不成其为“垮”，而属正常自然历史现象即社会常态。
天时不仅决定地利，也决定人和即民族素质：民族素质由寒性地缘种因决定，寒性地缘种因由纬度即天时决定（二章六节2小节）。印度主要人种虽为北方寒冷民族后代，但国土在南方，因而寒性地缘种因不强，国民素质不高。此国民性“弱点”，近现代以来，一直是效仿西方发达国家、一心想使印度成为世界强国的印度精英们的一块心病：像“五?四”以来中国精英们的把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一样，19纪以来的印度精英们，也把印度的民族素质问题归咎于传统印度教（“梵社”、“雅利安社”等组织，由此而来）。当然，也像反传统无助于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一样，旨在印度教革新的“梵社”、“雅利安社”的出现，也无助于印度国民素质的提升。对此，两国精英们都深感无奈。于是，又不得不走对外开放、向西方“借种”之路：像1980年代以来中国精英们的通过对外开放实现自己的强国梦一样，1990年代以来的印度精英们，也通过对外开放追求自己的强国梦，尤其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后，行动更坚决，成效更大。然而，谁也没想到：恰恰在印度人民党为自己“大放光芒”的经济成就感到骄傲的时候，该党却在2004年的大选中被选民抛弃。
2004年发生的印度人民党败选事件，看似是个发展带来的两极分化问题，其实是个由纬度气候决定的国民发展愿力问题：由纬度决定，印度普通民众，发展愿望不强烈，对本国精英们的强国梦认同度低。如果说纬度和国民素质比印度高的中国，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到2004年，经过12年的强力发展，才提出“执政为民”口号，从而证明中国普通民众的发展愿力为12的话，那么1998年以来的印度，只经历了6年的强力发展就不得不敛其“光芒”，从而证明印度普通民众的发展愿力只为6即中国的一半（“发展愿力”者，由寒性地缘种因决定的承受发展的心理拉张力也）。这一差别，决定了中印的不同国运：中国有强国国运，印度无此国运。对此，印度精英们当然很不服气，他们因此要对中国发表些挑衅性言论，这又使得中国的精英们对印度的国力和动机作了误判，以为印度是中国的“有力竞争对手”。有人甚至把防印与防美、俄、日等同起来，认为21世纪，“我国国家安全将形成东部沿海、西南和北部三条地缘战略战线。”“西南安全战略区域包括西南川藏地区和华南桂滇地区。”【《中国国家安全地理》p65、66】 这里，把防俄防日与防美等同起来就够乖谬了，又把防印度防越南与防美国等同起来，称之为“地缘战略战线”！对此，你除了说它“疑心病太重”或“教条式的条条罗列”，还能说什么？当然，有人或许认为这是“应有的危机意识”。但这里要说的是：这不是什么“危机意识”，而是在制造不该有的危机！是“地理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动战争”的又一例证！——这里，又用得着与麦金德同时代的英国地缘政治学者托马斯?霍尔迪奇这句名言：“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
当然，中国精英们这种疑心病，也跟“国际传染”相关：今日西方舆论界，老把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或许同为雅利安民族、同为“民主国家”的缘故，西方评论家们的“同情心”是在印度一方的，原先希望印度超越中国，后来见这不可能，又希望它能与中国并驾齐驱，现在见这也不大可能，于是又希望并且“预言”了它的似乎只是稍差强于中国一点的强国命。受此西方舆论影响，中国学者们就真的以为印度是中国的“有力竞争对手”了。
至于印度自己，更是因受西方鼓励，雄心勃勃地要与中国比一比。“印度的政治领袖和战略精英深信，印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独特而悠久的文明远播亚洲许多国家……印度拥有成为大国的必备条件，并注定会成为世界第三或第四位的大国，印度未来的国际地位将与中国、美国等大国相提并论。”【《环球时报》2004.8.20.16版】 然而，这里要说的是，国力比较，无论哪个方面，印度都将差中国一大截：
客观地理环境方面看，地貌平整的297万多平方公里的印度国土，比起960万平方公里并且浓缩着世界上许多最高大山系的中国国土，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相差很多。印度那方土地，认真治理改造的话，最多不过一百年，就会像今日日本那方土地一样找不到大事可做（生产力找不到用力方向）。而中国这方土地，人类就是认真治理改造几百年，都还会有许多非做不可的大事可做。
主观民族精神方面看，因属南方国家缘故，印度人身上，变化观念强于发展观念，无为观念强于有为观念，热性自然物诱力胜过冷性社会创造力，随其自然的人生态度胜过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印度人竞争心不强，本来，炎热的气候使他们像非洲黑种民族一样，富有田径运动天赋，但他们对竞技体育没有兴趣，宁愿随其自然地唱唱跳跳而不愿到奥运会上去拿金牌）。中国相反，是个北方国家，发展观念强于变化观念，有为观念强于无为观念，冷性社会创造力胜过热性自然物诱力，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生必一业”的事业心）胜过随其自然的人生态度。
政治上看，像一切南方国家一样，政治尤其国际政治非印度人的特长。虽然作为最大的南方国家并因此而为南方国家的代表，印度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即使这样，它发挥的也只是一种象征作用，顶多为自己争取到一点地区性的国家利益，在南亚一隅发挥主导作用。中国不然，作为北方国家，其所具有的天然争光争热倾向，使它天然就有一种面向全球的大国际眼光；国际影响力的发挥，在它、在国际社会，都是一种必须。
经济上说，印度气候炎热、地貌平整、雨水多、耕地多，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容易解决，这样，它的发展潜力和速度就比不上阴气重、耕地少、自然灾害太多、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解决起来大感费力的中国。——由于气候炎热，印度人均粮食、衣服、住房消费量，天然没有气候冷、总受饥寒交迫折磨的中国多；由于地貌平整，印度在农业交通等基础建设方面要干的事情（投资），远远比不上中国；在吃穿住行等人的基本需求方面，纬度低气候热的印度人，主观满意度高出纬度高气候冷的中国许多，这就使得中国非补足这个纬度地带性的自然差额不可（二章十节），而当中国在这些方面达到印度人的满意度时，中国经济在规模和质量上自然就会高出印度许多。换句话说，天然的热量差距，使得印度人在经济上容易自我满足，而中国人则很难自我满足；要使中国人感到自我满足，中国就不得不作经济建设方面的长期艰苦奋斗，这给中国带来的，就是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正因为如此，印度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历史起点一致的条件下，经过五十多年有意无意的“竞赛”，印度才落在中国后面。可以说，这种趋势，今后也不会改变：“如果印度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3年后才能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而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又将比印度大将近3倍。”（2004年美国摩根斯坦公司研究报告）
军事方面。从军人的战斗意志上说，炎热气候熏习出来的印度军人，比不上寒冷气候熏习出来的中国军人（孟德斯鸠：“印度人天生就没有勇气。”）从武器装备上说，也是由于气候寒冷，中国人天性较为喜好高耗能的机械制造业，而印度则由于气候炎热，人的天性很不喜好高耗能的机械制造业，因而印度的机械制造业，远不如中国；而机械制造业又是军事工业的基础，因而印度的武器装备，远不如中国。从地缘战略态势上说，中国之于印度，有两大基本优势：一是纬度优势，印度在南，中国在北，北强南弱，这是世界战争中永恒不变的态势。二是海拔优势：在印度半岛北部平原上横空突起的喜马拉雅山，如一道永远攻不破的城墙，把中国护在城内隐蔽着，而把印度挡在城外低矮平原上，让中国一览无遗。
不错，凭借无国能比的印度洋“近水楼台”条件，印度海军有可能成为印度洋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但居南的位置，将使印度对自己海军力量的用力方向感到茫然。理论上说，假如愿意，任何北方大国在南方热带海洋的行动，印度都有条件对其实施遏制。而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北方大国，都是印度的潜在敌手。可印度自己，却承受不了与这些北方大国中任何一国对立的风险。尤其与中国，如果印度像某些中国学者说的那样，用海军封锁马六甲海峡从而断了中国的海上石油生命线，就意味着中印战争全面开始，这样的话，中国军队必越过喜马拉雅山，南下印度大平原，直捣印度大后方，——这，印度承受得了吗？
最后：由于纬度比中国低得多，占南不占北，国体与有头无足的俄罗斯相反，有足无头，印度的高层创新能力，永远比不上占南又占北、有头（尽管偏小）有足的中国。
由于以上原因，国力比较，印度永远不如中国。
南北朝时期，北魏谋士崔浩对南朝力量有此分析评价：“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晋太尉刘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资治通鉴?一百一十八卷》】“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同上 一百二十一卷】
而在近现代的欧洲，“俾斯麦的欧洲政策中极为轻视意大利。他认为意大利胃口虽好，却没有生就一副好牙。”“尽管意大利长期以来对大国地位抱有野心，但其薄弱的工业基础使之远不能同德国的实力相比。所以，豪斯霍费尔认为意大利不能对德国在整个欧洲的统治地位构成任何威胁。”【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p45】
中国视印度，正可以如崔浩视南朝、俾斯麦与豪斯霍费尔视意大利视之。
以上这番印度国力分析及中印两国国力比较，意在说明：印度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的战略对手，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要把印度当敌人，只需放心大胆地与其友好交往就行了。而印度方面则应明白：国家发展所需动力，不是在与它国的比较竞争（找一个外部敌人）中“激发”出来的，而是在解决本国实实在在的地缘生存课题中产生的，因此，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以不发表刺激中国的言论为好。
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九章第九、十节
九、中国与伊斯兰世界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主要是与伊斯兰世界的“头部”即中亚、南亚、西南亚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在此关系中，中国当如此认识对待：
尊重伊斯兰教。像世界上一切高级宗教一样，伊斯兰教的真谛，旨在维护人类寒性地缘种因（六章三节1小节）。但它的诞生地在气候炎热干旱的阿拉伯沙漠，它因此特别适合地球上一切气候炎热干旱的地区。又因为在炎热干旱的气候条件下，人类寒性地缘种因容易“蒸发”，人格容易混散，良好的文明卫生习惯不易养成，因此，“清真”为本的伊斯兰教，教规就不能不严厉。对此，人们无权对它说三道四。确信：像一切高级宗教一样，伊斯兰教的生命力是久远的。
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上，把握伊斯兰教的如此发展趋势：像早期的罗马天主教一样，早期的伊斯兰教，政教合一，政治影响极大；也像近代以来罗马天主教的不能不实行政教分离一样，今后的伊斯兰教，政教分离，乃必然趋势；一如政教分离的天主教，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不因此减弱一样，政教分离的伊斯兰教，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不会因此减弱。当然，这种分离，必有伊斯兰特色：即使“世俗政府”，也将以《古兰经》为治国之本。
把握伊斯兰的如此政治前途：自从北方地理大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以来，由于没有纬度制高点，政治上的群龙无首局面，是伊斯兰世界的天定命运（六章三节4小节）。因此，对诸如向中国的统一发起挑战的“东突厥斯坦”之类的势力，中国不必太在意。而在与现存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中，中国只能尊重它们的制度，甚至诸如塔列班那样的政权，中国也应不受西方价值观左右地坦然与之交往，——当年的塔列班政权，如果国际社会给它以更多的理解宽容的话，其与本?拉登势力的渐渐疏远，不是没有可能。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难成亲密盟友。群龙无首的伊斯兰世界，是国际地缘政治中一股谁也不能小看的力量，它虽无“首”，但“龙”多，深感压抑，爆发力强；惟其无首，爆发力就没有方向性，东西南北四处出击，自身地缘政治位置不确定：说它是北方地缘政治力量，不是；说它是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中不必重视的南方力量，更不是；它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虽有自己的地理板块，但不是一个统一稳定的政治实体。这一情形决定了：形象模糊的“伊斯兰牌”，不是中国所能打的；当然，美、俄、欧三大地缘政治力量，也都打不了这张牌。
然而，“四极世界”中，还数中国与伊斯兰关系最好：伊斯兰与中国是左右邻居，除中国东北外，同处中纬地带，南下争光的中国，不与伊斯兰相撞；三分之二国土干旱半干旱的中国，对缺水的伊斯兰吸引力不大，矛盾纠纷因此也不大。因而“四极世界”中，中国与伊斯兰矛盾最小，这甚至给了与伊斯兰矛盾最大的美国一种印象，似乎中国与伊斯兰是一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把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当成西方文明的主要对手。因此，即使“伊斯兰牌”不是中国所能打的，中伊友好关系，也是中国的一大有利因素。
然而，中国与伊斯兰的关系，常受美国影响，尤其喜欢从西方媒体下载消息、读者群为城市市民的各大城市小报，常常人云亦云地跟随美国媒体，把伊斯兰反美势力妖魔化。对此，中国政府应有自己的观点立场和长期方略，这就是：在伊斯兰与美国的矛盾中，中国既不能站在伊斯兰一方反对美国，更不能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伊斯兰，甚至也不能对此矛盾置之不理，而必须加以正确引导。正确引导的方法，就是正确区分伊斯兰内部各种势力，认识它们的起因，理解它们的诉求，看准它们的前途，该反对的就要反对，该支持的就要支持，该帮助的就要帮助，从而明白无误地告知美国和世界以下这些道理：
第一，伊斯兰教与世界上一切高级宗教，没有根本冲突，本质皆在维护人类寒性地缘种因。因此，“文明冲突”之说，毫无道理。甚至西方学者热衷讨论的“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也是一个伪命题：任何国家地区的现代化问题，不决定于宗教信仰，而决定于地缘条件；在宗教处讨论现代化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第二，对伊斯兰各国政府，美国准备的是两手：在反对原教旨主义追求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这一前提下，美国支持现在的各伊斯兰国家政府，一离开这个前提，美国就要在各伊斯兰国家推行它所谓的“民主自由”，从而威胁到这些国家政府的稳定。后面一手，大错特错！伊斯兰国家，什么制度最好，他们比外人更清楚。
第三，对在原教旨主义旗帜下集合起来的一切恐怖组织和他们的价值取向，不能作笼统的妖魔化对待，必须认真分析，区别对待，这就是：
(1) 一切原教旨主义者及受其影响的下层民众，他们所追求的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一，是一个虚幻目标，必须反对。
(2) 诸如俄罗斯车臣分裂分子、中国新疆“东突”分子等分裂势力，所追求的“独立”，也是一个虚幻目标，必须反对。
(3) 但是，在伊斯兰世界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反美势力，因有其深刻自然历史因缘，因而得与上述两种势力倾向区分开来，——这不是“双重标准”，而是“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毛泽东）
自然因缘说，这股势力，起因于缺水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与美国那片地球上最好的风水宝地形成巨大反差，伊斯兰普通民众，有理由为大自然赐给人类的资源在人类中的分配不公感到不满。历史因缘说，这股势力，起因于“资本的全球化和劳动的地域限制”这一全球化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脚注：此基本矛盾，乃根据地缘分析法提出的，非对他人观点的引用。】 在此矛盾中，美国资本可以在世界上尤其盛产石油的伊斯兰世界为所欲为，而伊斯兰的劳动人口，却无权到他们所希望的美国土地上自由寻找工作；如果美国移民政策全面放开，从而使得伊斯兰世界的一切劳动者都可以自由出入美国的话，反美势力，绝对成不了今日这等气候。当然，这是美国难以做到的。但是难道因为美国难以做到就指责伊斯兰民众要求的不合理甚至“邪恶”吗？因此，美国的“伊斯兰问题”，可不像中国的“东突”问题这么轻松，甚至俄罗斯的车臣问题，都比它轻松多了：“9.11事件”主角本?拉登，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被当成英雄；中国的东突分子，尤其2004年9月俄罗斯别斯兰市第一中学惨案主角巴萨耶夫，在伊斯兰世界，有几人把他们当成英雄？因此，中国的“东突”问题、俄罗斯的车臣问题，无论对世界，对中俄两国来说，都是局部性的小问题，美国的伊斯兰问题，无论对世界、对美国自己，都是一个全球化进程中必有的世界历史性大问题。因此，
(4) 美国的“伊斯兰问题”，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只能渐宽，不能渐紧；二是以美国为主角，把伊斯兰世界的生态问题当成全球主要政治问题对待，要改造伊斯兰世界，首先得改造伊斯兰世界的生态环境，让伊斯兰广大民众过上应有的“活得滋润”的生活。
综上所述：“改造伊斯兰世界，首先得改造伊斯兰世界的生态环境”，既是世界对伊斯兰问题应有的基本观点，也是中伊关系中中国应有的基本观点，——此问题还与中国的西部开发直接关联。
尊重伊斯兰教。像世界上一切高级宗教一样，伊斯兰教的真谛，旨在维护人类寒性地缘种因（六章三节1小节）。但它的诞生地在气候炎热干旱的阿拉伯沙漠，它因此特别适合地球上一切气候炎热干旱的地区。又因为在炎热干旱的气候条件下，人类寒性地缘种因容易“蒸发”，人格容易混散，良好的文明卫生习惯不易养成，因此，“清真”为本的伊斯兰教，教规就不能不严厉。对此，人们无权对它说三道四。确信：像一切高级宗教一样，伊斯兰教的生命力是久远的。
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上，把握伊斯兰教的如此发展趋势：像早期的罗马天主教一样，早期的伊斯兰教，政教合一，政治影响极大；也像近代以来罗马天主教的不能不实行政教分离一样，今后的伊斯兰教，政教分离，乃必然趋势；一如政教分离的天主教，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不因此减弱一样，政教分离的伊斯兰教，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不会因此减弱。当然，这种分离，必有伊斯兰特色：即使“世俗政府”，也将以《古兰经》为治国之本。
把握伊斯兰的如此政治前途：自从北方地理大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以来，由于没有纬度制高点，政治上的群龙无首局面，是伊斯兰世界的天定命运（六章三节4小节）。因此，对诸如向中国的统一发起挑战的“东突厥斯坦”之类的势力，中国不必太在意。而在与现存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中，中国只能尊重它们的制度，甚至诸如塔列班那样的政权，中国也应不受西方价值观左右地坦然与之交往，——当年的塔列班政权，如果国际社会给它以更多的理解宽容的话，其与本?拉登势力的渐渐疏远，不是没有可能。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难成亲密盟友。群龙无首的伊斯兰世界，是国际地缘政治中一股谁也不能小看的力量，它虽无“首”，但“龙”多，深感压抑，爆发力强；惟其无首，爆发力就没有方向性，东西南北四处出击，自身地缘政治位置不确定：说它是北方地缘政治力量，不是；说它是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中不必重视的南方力量，更不是；它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虽有自己的地理板块，但不是一个统一稳定的政治实体。这一情形决定了：形象模糊的“伊斯兰牌”，不是中国所能打的；当然，美、俄、欧三大地缘政治力量，也都打不了这张牌。
然而，“四极世界”中，还数中国与伊斯兰关系最好：伊斯兰与中国是左右邻居，除中国东北外，同处中纬地带，南下争光的中国，不与伊斯兰相撞；三分之二国土干旱半干旱的中国，对缺水的伊斯兰吸引力不大，矛盾纠纷因此也不大。因而“四极世界”中，中国与伊斯兰矛盾最小，这甚至给了与伊斯兰矛盾最大的美国一种印象，似乎中国与伊斯兰是一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把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当成西方文明的主要对手。因此，即使“伊斯兰牌”不是中国所能打的，中伊友好关系，也是中国的一大有利因素。
然而，中国与伊斯兰的关系，常受美国影响，尤其喜欢从西方媒体下载消息、读者群为城市市民的各大城市小报，常常人云亦云地跟随美国媒体，把伊斯兰反美势力妖魔化。对此，中国政府应有自己的观点立场和长期方略，这就是：在伊斯兰与美国的矛盾中，中国既不能站在伊斯兰一方反对美国，更不能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伊斯兰，甚至也不能对此矛盾置之不理，而必须加以正确引导。正确引导的方法，就是正确区分伊斯兰内部各种势力，认识它们的起因，理解它们的诉求，看准它们的前途，该反对的就要反对，该支持的就要支持，该帮助的就要帮助，从而明白无误地告知美国和世界以下这些道理：
第一，伊斯兰教与世界上一切高级宗教，没有根本冲突，本质皆在维护人类寒性地缘种因。因此，“文明冲突”之说，毫无道理。甚至西方学者热衷讨论的“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也是一个伪命题：任何国家地区的现代化问题，不决定于宗教信仰，而决定于地缘条件；在宗教处讨论现代化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第二，对伊斯兰各国政府，美国准备的是两手：在反对原教旨主义追求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这一前提下，美国支持现在的各伊斯兰国家政府，一离开这个前提，美国就要在各伊斯兰国家推行它所谓的“民主自由”，从而威胁到这些国家政府的稳定。后面一手，大错特错！伊斯兰国家，什么制度最好，他们比外人更清楚。
第三，对在原教旨主义旗帜下集合起来的一切恐怖组织和他们的价值取向，不能作笼统的妖魔化对待，必须认真分析，区别对待，这就是：
(1) 一切原教旨主义者及受其影响的下层民众，他们所追求的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一，是一个虚幻目标，必须反对。
(2) 诸如俄罗斯车臣分裂分子、中国新疆“东突”分子等分裂势力，所追求的“独立”，也是一个虚幻目标，必须反对。
(3) 但是，在伊斯兰世界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反美势力，因有其深刻自然历史因缘，因而得与上述两种势力倾向区分开来，——这不是“双重标准”，而是“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毛泽东）
自然因缘说，这股势力，起因于缺水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与美国那片地球上最好的风水宝地形成巨大反差，伊斯兰普通民众，有理由为大自然赐给人类的资源在人类中的分配不公感到不满。历史因缘说，这股势力，起因于“资本的全球化和劳动的地域限制”这一全球化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脚注：此基本矛盾，乃根据地缘分析法提出的，非对他人观点的引用。】 在此矛盾中，美国资本可以在世界上尤其盛产石油的伊斯兰世界为所欲为，而伊斯兰的劳动人口，却无权到他们所希望的美国土地上自由寻找工作；如果美国移民政策全面放开，从而使得伊斯兰世界的一切劳动者都可以自由出入美国的话，反美势力，绝对成不了今日这等气候。当然，这是美国难以做到的。但是难道因为美国难以做到就指责伊斯兰民众要求的不合理甚至“邪恶”吗？因此，美国的“伊斯兰问题”，可不像中国的“东突”问题这么轻松，甚至俄罗斯的车臣问题，都比它轻松多了：“9.11事件”主角本?拉登，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被当成英雄；中国的东突分子，尤其2004年9月俄罗斯别斯兰市第一中学惨案主角巴萨耶夫，在伊斯兰世界，有几人把他们当成英雄？因此，中国的“东突”问题、俄罗斯的车臣问题，无论对世界，对中俄两国来说，都是局部性的小问题，美国的伊斯兰问题，无论对世界、对美国自己，都是一个全球化进程中必有的世界历史性大问题。因此，
(4) 美国的“伊斯兰问题”，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只能渐宽，不能渐紧；二是以美国为主角，把伊斯兰世界的生态问题当成全球主要政治问题对待，要改造伊斯兰世界，首先得改造伊斯兰世界的生态环境，让伊斯兰广大民众过上应有的“活得滋润”的生活。
综上所述：“改造伊斯兰世界，首先得改造伊斯兰世界的生态环境”，既是世界对伊斯兰问题应有的基本观点，也是中伊关系中中国应有的基本观点，——此问题还与中国的西部开发直接关联。
十、负阴抱阳——中国走向热带海洋
国家是追求光明的社会集团。争光意识越自觉强烈，国家的潜力、发展动力和国力就越强。但争光意识是自然形成的，其强弱，不决定于人的主观意愿，而决定于纬度气候，只有高纬气阴的国家，才有出自本能或天性因而是强烈持久的全民性的争光意识。此外，争光是一种意志行为，是一种意念力指向，它因此像一切力一样，有大小，有方向；如果说争光力的大小决定于纬度气候的话，那么其方向就决定于光源：光源在哪儿，争光力就指向哪儿。而所谓的“光源”，就是太阳，它在天上并且位置偏南。因此，一切气候阴冷、争光意识强烈的北方国家，其争光力，都指向天上、指向南方。指向天上，得到的是精神境界的升华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以及“精神变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指向南方，得到的是国力的以南方热带海洋为最终目标的向南延伸和因此而来的国家气象的阴阳平衡。因此，内求内涵式的高科技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外求外延式的国力向南方热带海洋的延伸，乃一切北方国家的天性或命运。
中国是个北方国家，为了争光，它在古代发明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之际，就到达了南方热带海洋。此一优势，两千来年从未受到过挑战。然而近代以来，比它纬度更高、争光意识比它更自觉的西方国家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这些新角色的科学技术，比中国更先进，并因此成为世界海洋的主人，同时把中国从南方热带海洋逼退，作为中国走向南方热带海洋前进基地的台湾，一度被西方国家和紧随其后的日本霸占夺走。然而，中国纬度虽然没有西方国家高，但海拔却比西方国家高得多，因此，中国的阴气，并不亚于西方国家，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中华民族“从魔鬼的光辉中……被大蛊惑，倏忽间记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几多年，遂同时向着人间，发一声反狱的绝叫，”（鲁迅《野草?失掉的好地狱》）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强烈的争光意志，终于使西方国家意识到：这个气阴质重的东亚大国，有权收回本属它的“阳光下的地盘”——台湾。因此，二战之后，世界认同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名分上，台湾重新回归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台湾部分既得利益者把着那片土地，不愿回归中国，中国走向南方热带海洋的步伐，受到严重阻碍。此一问题，关乎中国国家的基本理念和核心利益，若不解决，中国就没有资格在世界上存立，只配“开除球籍”。
因此，所谓“负阴抱阳——中国走向热带海洋”，就现在说，绕不开的一关就是台湾问题。可以说，无论是中央政府与台湾的关系，或是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唯独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不能商量。那种以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有其更为长远的利益，台湾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麻烦，但决非决定性的障碍”,【《参考消息》2004.9.1.16版】因而不要因台湾问题而与国际社会关系弄紧张的观点，只是根子不在中华国土、专吃“帮办”饭的前已有之的买办观点，其不通情理，令人惊讶：“情”方面，此论不懂国家和人类“负阴抱阳”的天性；“理”方面，此论不识不要国统纲纪！——紧张不紧张，责任不在中国政府，而在台独分子！
因此，在台湾名实都成为中国一部分以前，台湾问题将一直是中国“大外交”的关注焦点。而当此问题得到解决、台湾名实都成为中国一部分的时候，“四极世界”中的中国，就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南北整合、完成走向南方热带海洋抱负的世界大国，其重大深远意义，难以估量！
然而，不作军事上的最后一搏，就不痛快、不舒服，“彻底失败，彻底舒服”（毛泽东），这是台独势力对待中央政府中国统一大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因此，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或大或小，免不了一战。
中国是个北方国家，为了争光，它在古代发明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之际，就到达了南方热带海洋。此一优势，两千来年从未受到过挑战。然而近代以来，比它纬度更高、争光意识比它更自觉的西方国家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这些新角色的科学技术，比中国更先进，并因此成为世界海洋的主人，同时把中国从南方热带海洋逼退，作为中国走向南方热带海洋前进基地的台湾，一度被西方国家和紧随其后的日本霸占夺走。然而，中国纬度虽然没有西方国家高，但海拔却比西方国家高得多，因此，中国的阴气，并不亚于西方国家，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中华民族“从魔鬼的光辉中……被大蛊惑，倏忽间记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几多年，遂同时向着人间，发一声反狱的绝叫，”（鲁迅《野草?失掉的好地狱》）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强烈的争光意志，终于使西方国家意识到：这个气阴质重的东亚大国，有权收回本属它的“阳光下的地盘”——台湾。因此，二战之后，世界认同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名分上，台湾重新回归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台湾部分既得利益者把着那片土地，不愿回归中国，中国走向南方热带海洋的步伐，受到严重阻碍。此一问题，关乎中国国家的基本理念和核心利益，若不解决，中国就没有资格在世界上存立，只配“开除球籍”。
因此，所谓“负阴抱阳——中国走向热带海洋”，就现在说，绕不开的一关就是台湾问题。可以说，无论是中央政府与台湾的关系，或是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唯独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不能商量。那种以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有其更为长远的利益，台湾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麻烦，但决非决定性的障碍”,【《参考消息》2004.9.1.16版】因而不要因台湾问题而与国际社会关系弄紧张的观点，只是根子不在中华国土、专吃“帮办”饭的前已有之的买办观点，其不通情理，令人惊讶：“情”方面，此论不懂国家和人类“负阴抱阳”的天性；“理”方面，此论不识不要国统纲纪！——紧张不紧张，责任不在中国政府，而在台独分子！
因此，在台湾名实都成为中国一部分以前，台湾问题将一直是中国“大外交”的关注焦点。而当此问题得到解决、台湾名实都成为中国一部分的时候，“四极世界”中的中国，就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南北整合、完成走向南方热带海洋抱负的世界大国，其重大深远意义，难以估量！
然而，不作军事上的最后一搏，就不痛快、不舒服，“彻底失败，彻底舒服”（毛泽东），这是台独势力对待中央政府中国统一大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因此，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或大或小，免不了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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