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缘政治学第八章第一、二节
第八章 中国地缘与新中国国情国运
一、国情的首要因素是地缘国情
一国乃至人类历史，不由制度文化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决定，而由经济基础中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本身不是一个“元素”型概念，而是一个集合了诸多元素的集合型概念。这些元素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总称“生产力三要素”。三要素中，劳动对象由劳动工具决定，劳动工具由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决定。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之“能”，或者说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之“能”，无论“体能”还是“智能”，根本说来，只是自然能；此自然能之外，再无任何超自然的“主观能”、“自觉能”（三章三节）。然而，自然能由气候决定，并表现为气候；气候又由纬度、地质、地形、海陆关系等地缘条件决定。因此，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生产力，背后的决定因素或动因，又是地缘条件。
因此，一国乃至人类历史，由地缘条件决定；地缘条件是本，历史条件是末。国情的首要因素，是地缘国情；历史国情，是由地缘国情派生的。因此，纠缠于历史国情的国情分析，是舍本逐末。这样的国情分析，即使不说没有客观性的话，至少可说已无价值性了。这里，“价值性”的意思是：分析目的与分析对象同一；历史国情分析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变革，地缘国情分析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与革命年代不同，处于建设时期的当今中国，国情分析的根本目的，不在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在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又是一个人与自然尤其是地缘条件的关系问题（地缘条件不利的中国，此“尤其”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只有重视地缘国情，才符合发展生产力这一目的。
从历史角度讲国情，中国就讲不清自己近代何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落后于日本但现代又比印度等南方国家先进的原因；讲不清社会主义何以比资本主义落后的原因。勉强讲之，必不顾逻辑、颠倒错乱地把二者空间地缘性的共时差别，当成时间历史性的前者追赶后者的“时间差”。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是一个时序排在资本主义后面、比资本主义先进的概念；因此，要说“时间差”，“差”者不应是社会主义，而应是资本主义；但在历史国情分析中，却出现一个社会主义追赶资本主义的“时间差”，——这不是逻辑颠倒错乱是什么！
如果说在革命年代，从历史角度讲国情，对当时那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的来说是必须的话，那么当今建设时代，再从历史角度讲国情，就不仅没有现实感，而且还将在“党和群众”两方面自酿两个苦果：
在党即“执政党”方面，虽然一再声称要扬弃束缚自己的“革命党思维”，但事实上，只要它把“中国革命史”为主的历史国情作为国情的首要因素，它就摆脱不了它想摆脱的“革命党思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来源于历史国情分析）。可它又不是在搞革命而是在搞建设。这样一来，在它那里，“历史”就与现实脱节，即理论脱离了实际。理论脱离实际，必有信仰危机发生。信仰危机者，最大诚信危机也，理论上克服不了，执政党应有必有的思想权威，就难树立。而没有思想权威，执政党就只能凭借“权钱”二字为粘合剂的官僚系统执政。权钱二字中，核心又是钱。钱者，经济也。这样一来，经济就成了执政党的命根。然而，以经济为命根的执政党，既会是最强大的，也会是最脆弱的：经济一出问题，其执政资格必难保；为此，它必难兼顾其它，只能顾经济；但经济与“其它”又相互影响；“其它”出问题，经济必出问题；如此下去，经济必为竭泽而渔经济，执政党必使自己异化成经济的“人质”，被经济挟持住，不是它控制掌握着经济，而是经济掌握控制着它。在此情形下，别说“与人为本，执政为民”，就是党自己为自己，也难有所作为（党只有“为”好自身即管好自己，才谈得上为人为民。）
在“群众”方面，受历史国情教育的中国民众，要么在此教育中找不到感觉，要么一旦“找到感觉”，情绪就会偏激，就会以一种非科学、非理性的道德化批判态度，把国家的落后原因归罪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主义的压迫”，即把责任推给外国人和自己的民族先辈们。这不仅不客观、不道德，同时还将助长自己的“骄娇二气”：动不动就摆出一副“先前阔”和“受伤害”的样子。这太不长进、太没志气！——今日中国，诸多民众在涉外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令政府感到头疼的不健全的虚骄傲慢和自卑自弃心态，不正源于多年以来政府实施的以历史国情为主要内容的“国情教育”吗？因此，要矫正民众的不健全心态，政府就必须施之以正确得法的国情教育，这就是以地缘国情为根本、以历史国情为枝末的国情教育。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会有长进、有志气，才能构筑出一种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国运相配的一个“泱泱大国”应有必有的成熟健全心态！
此外，有必要在此一提的是：最近几年，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又在重提中国社会的“启蒙”话题，认为今日中国，有必要“二次启蒙”；当然，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为参照的启蒙。然而，西方启蒙运动的精髓，是从自然尤其地理的眼光观察社会（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正来自启蒙运动），以此促使西方人把目光从天国转向大地。此精髓，同样适用于中国：今日中国，此精髓把握不住，所谓的“二次启蒙”，不过在炒“前次启蒙”的冷饭。况且，“前次启蒙”，旨在革命，因而情绪化、道德化批判味道特别浓烈，这在今日，已无价值。——切记：真正的启蒙运动，不会以一种情绪化、道德化的批判态度对待批判对象，它只是“性焉安焉”、“大道自然”地以一种平实语气和文风，客观地揭示自然地理环境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乃至决定作用。
上述道理，不是不要历史国情教育，而是说：包括“中国革命史”在内的历史国情，必须运用地缘分析而非阶级分析方法，构筑新的“话语系统”，即从地缘国情这个根本出发，展出历史国情之主干，主干又分出枝叶，用以指导今日之实践。如此，历史国情教育，方有“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毛泽东）。这既是国情教育和“二次启蒙”的根本出路，也是作为一门学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根本出路。
因此，一国乃至人类历史，由地缘条件决定；地缘条件是本，历史条件是末。国情的首要因素，是地缘国情；历史国情，是由地缘国情派生的。因此，纠缠于历史国情的国情分析，是舍本逐末。这样的国情分析，即使不说没有客观性的话，至少可说已无价值性了。这里，“价值性”的意思是：分析目的与分析对象同一；历史国情分析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变革，地缘国情分析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与革命年代不同，处于建设时期的当今中国，国情分析的根本目的，不在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在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又是一个人与自然尤其是地缘条件的关系问题（地缘条件不利的中国，此“尤其”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只有重视地缘国情，才符合发展生产力这一目的。
从历史角度讲国情，中国就讲不清自己近代何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落后于日本但现代又比印度等南方国家先进的原因；讲不清社会主义何以比资本主义落后的原因。勉强讲之，必不顾逻辑、颠倒错乱地把二者空间地缘性的共时差别，当成时间历史性的前者追赶后者的“时间差”。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是一个时序排在资本主义后面、比资本主义先进的概念；因此，要说“时间差”，“差”者不应是社会主义，而应是资本主义；但在历史国情分析中，却出现一个社会主义追赶资本主义的“时间差”，——这不是逻辑颠倒错乱是什么！
如果说在革命年代，从历史角度讲国情，对当时那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的来说是必须的话，那么当今建设时代，再从历史角度讲国情，就不仅没有现实感，而且还将在“党和群众”两方面自酿两个苦果：
在党即“执政党”方面，虽然一再声称要扬弃束缚自己的“革命党思维”，但事实上，只要它把“中国革命史”为主的历史国情作为国情的首要因素，它就摆脱不了它想摆脱的“革命党思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来源于历史国情分析）。可它又不是在搞革命而是在搞建设。这样一来，在它那里，“历史”就与现实脱节，即理论脱离了实际。理论脱离实际，必有信仰危机发生。信仰危机者，最大诚信危机也，理论上克服不了，执政党应有必有的思想权威，就难树立。而没有思想权威，执政党就只能凭借“权钱”二字为粘合剂的官僚系统执政。权钱二字中，核心又是钱。钱者，经济也。这样一来，经济就成了执政党的命根。然而，以经济为命根的执政党，既会是最强大的，也会是最脆弱的：经济一出问题，其执政资格必难保；为此，它必难兼顾其它，只能顾经济；但经济与“其它”又相互影响；“其它”出问题，经济必出问题；如此下去，经济必为竭泽而渔经济，执政党必使自己异化成经济的“人质”，被经济挟持住，不是它控制掌握着经济，而是经济掌握控制着它。在此情形下，别说“与人为本，执政为民”，就是党自己为自己，也难有所作为（党只有“为”好自身即管好自己，才谈得上为人为民。）
在“群众”方面，受历史国情教育的中国民众，要么在此教育中找不到感觉，要么一旦“找到感觉”，情绪就会偏激，就会以一种非科学、非理性的道德化批判态度，把国家的落后原因归罪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主义的压迫”，即把责任推给外国人和自己的民族先辈们。这不仅不客观、不道德，同时还将助长自己的“骄娇二气”：动不动就摆出一副“先前阔”和“受伤害”的样子。这太不长进、太没志气！——今日中国，诸多民众在涉外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令政府感到头疼的不健全的虚骄傲慢和自卑自弃心态，不正源于多年以来政府实施的以历史国情为主要内容的“国情教育”吗？因此，要矫正民众的不健全心态，政府就必须施之以正确得法的国情教育，这就是以地缘国情为根本、以历史国情为枝末的国情教育。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会有长进、有志气，才能构筑出一种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国运相配的一个“泱泱大国”应有必有的成熟健全心态！
此外，有必要在此一提的是：最近几年，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又在重提中国社会的“启蒙”话题，认为今日中国，有必要“二次启蒙”；当然，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为参照的启蒙。然而，西方启蒙运动的精髓，是从自然尤其地理的眼光观察社会（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正来自启蒙运动），以此促使西方人把目光从天国转向大地。此精髓，同样适用于中国：今日中国，此精髓把握不住，所谓的“二次启蒙”，不过在炒“前次启蒙”的冷饭。况且，“前次启蒙”，旨在革命，因而情绪化、道德化批判味道特别浓烈，这在今日，已无价值。——切记：真正的启蒙运动，不会以一种情绪化、道德化的批判态度对待批判对象，它只是“性焉安焉”、“大道自然”地以一种平实语气和文风，客观地揭示自然地理环境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乃至决定作用。
上述道理，不是不要历史国情教育，而是说：包括“中国革命史”在内的历史国情，必须运用地缘分析而非阶级分析方法，构筑新的“话语系统”，即从地缘国情这个根本出发，展出历史国情之主干，主干又分出枝叶，用以指导今日之实践。如此，历史国情教育，方有“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毛泽东）。这既是国情教育和“二次启蒙”的根本出路，也是作为一门学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根本出路。
二、中国地缘国情要点
地缘条件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和决定作用，表现为气候作用。因为正如上一节指出的那样：给历史以决定作用的地球上的一切自然能，都表现为气候；但气候又由纬度、地质、地形、海陆关系等地缘因素决定。因此，中国的地缘国情分析，就是纬度、地质、地形、海陆关系等地缘因素分析。对这些因素各自及交互影响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十点中国地缘国情要点：
中国是世界第三领土大国，95％以上国土位于北纬20度到北纬50度之间，与阿拉斯加之外的美国本土差不多，因此，中国是一个北方大国。——北方大国，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最重要的第一点。
顺便说说，“北方大国”的内涵，丰富得很难讲清，这里可以结合当今中国的“房地产热”现象指出这样一点：因为地处北方，气候寒冷，中国人对住房具有一种一切南方国家都不具有的需求热，特别喜欢盖房子。这在积极方面，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消极方面，又有两大缺陷：一是造成中国产业的低水平重复，诸多中国人，似乎只有盖房子那点本事，房子盖了拆，拆了盖，一幢好端端的大厦，说拆，就像小孩拆玩具样拆了重盖；二是使中国人对住房具有一种病态的“狡兔三窟”、“多多益善”追求，2004年出现的“温州炒房团”现象，正是这种病态追求的典型。
中国平均海拔1525米，尼泊尔、阿富汗、秘鲁、玻利维亚等少数几个山地中小国家除外，世界各国中，中国海拔最高，体积最大、氧气最少（地球上的氧气，与海拔成反比）。比如欧洲海拔340米，澳洲海拔350米，两洲面积加起来，将近中国的一倍，但两洲海拔加起来，不到中国一半；或者说，两洲体积加起来，不到中国一半。因此，中国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体积最大、氧气最少因而人的活力有所不足（人的活力与海拔成反比，与氧气含量成正比；中国人性欲所以不强、喜欢“补肾”，中国人所以害怕献血，原因在此）、具“现观庄严”气象的大国。——海拔最高、体积最大、氧气最少、人的活力有所不足、具“现观庄严”气象的大国，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二点。
中国地形，包括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在内，70％以上受最近200来万年才崛起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强烈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地形，70％以上年龄不过200来万年。这个年龄的地形，其性格，相当于一个年龄不过两三岁的性格不成熟的儿童；不稳定、变动不居（所谓“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错综复杂，乃其基本特征。因此，中国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地质最不稳定、地质灾害最严重、坑道作业死亡率最高（中国井下施工死亡率之所以世界之最，根本原因在地质条件太复杂不稳定）的国家。——地形最复杂、地质最不稳定、地质灾害最严重、坑道作业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三点。
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抬撬下，体积为世界之最的中华国土，犹如一个质地疏松最不板扎的大泡果，无论外表地貌还是内部地质，皮开肉绽、伤筋动骨。正如一个伤筋动骨的人需要石膏钢筋固定其断碎的骨头一样，伤筋动骨的中华国土，需要大量的水泥钢筋为其固体。这样，中国对水泥钢材的需求量，就为世界之最。这就是为什么2003年以来一段时期，中国的水泥钢材需求量，会超出许多蔽于人而不知天的所谓“经济大师”们的预料之外地大幅飙升的原因。可以说，这种“世界之最”需求量，将长期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只不过有个“阶段性控制”问题而已。此外，也是因为地质年轻不板扎，中国的公路铁路，路基永远是松软的，承载能力低，寿命短，无论建设成本还是维修费用，都为世界之最，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货物运输费用，亦为世界之最。——世界上对水泥钢材等基建材料需求最大、陆地交通建设费用最高的国家，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四点。
大自然中的矿产，所以能集中分布，是自身不同比重、地球重力和大气风力、降水共同洗选作用的结果。因此，地质年代越古老的地区，所受大自然的洗选作用越大，矿产因之就越集中成带，而且富矿多杂质少。反之，像中国这种地质年代短暂的国土，大自然的洗选作用时间还太短，因之其矿产的多杂不集中成带、贫矿多富矿少因而矿产开发冶炼成本高，乃必然形势。因此，今后的地质勘探，无论成果如何，永远改变不了中国目前这种矿产多杂、不集中成带、贫矿多富矿少、矿产开发冶炼成本高现实。——世界上矿产最多杂、不集中成带、贫矿多富矿少、矿产开发冶炼成本高的国家，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五点。
在东西高低差太大、西部离海距离太遥远等因素影响下，中国的降水量，空间分布不均衡，西少东多；而降水多的东部，每年的大量降水，又主要集中在几个月内，时间分布不均衡。要把这几个月内的中东部降水分配给全年全国，只有大量修水库水渠一法。但水库修得再多，都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都不能把每年的降水加以充分利用，每年还是有大量降水不能为我所用，白白重归大海去了。因此，中国的水库水渠等水利设施，永远都只少不多。一个国家，如果一年四季都干旱，就无所谓旱灾（如中亚和北非诸国）；如果一年四季都下大雨，就无所谓水灾（如赤道雨林气候国家）；像中国这样，全年降水不仅空间不均衡，而且时间不均衡的国家，水旱灾害的严重性，是必然的；为对付水旱灾害而修建的水库沟渠，必为世界之最（中国的水库，至少数量相当于世界的总合）。——水旱灾害严重、水库沟渠最多，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六点。
在地质运动中的内应力和外营力作用下，大自然是不会允许中国的海拔永远保持现有高度的。内应力说，中国的海拔，在印度板块抬撬下，还在上升。外营力说，中国的西部表土，一直在流失。在来自地心的重力作用下，海拔越高，表土流失越厉害。中国现在的海拔，是世界上最高的，因而中国的水土流失，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不但如此，在大自然的“计划”中，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中国西部地区，最终将被风雨剥蚀成巴西高原现在这个样子：海拔不高、平坦而坚实。相应地，从中国东部平原直到日本这一广大的海陆空间范围内，也将像巴西高原流出的亚马逊大平原一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平原之一。【脚注: 本书认为，大约一亿来年前，巴西高原与南非高原，乃同一高原；该高原早期面貌，一如今日青藏高原为主的中国西部高原。正如中国东部平原乃中国西部高原流派出的一样，亚马逊大平原，乃巴西-非洲高原流派出的。此观点，证据有二：第一，南非高原，为何没有平原与之伴生（这是一切古老高原都有的现象）。第二，为什么亚马逊河三角洲平原会如此狭小而且呈倒喇叭状，而它的上游平原又会如此阔大？——原来，在南美与非洲分裂即南大西洋产生之前，现在的亚马逊河上游，正是那时发源于巴西-非洲高原的某条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大河的下游；现在的亚马逊河下游，正是当时这条河流的上游；南美与非洲分离后，随着安第斯山脉的崛起，这条水土流失已经基本停止的河流的流向就倒过来，成了现在的亚马逊河。】 因此，即使印度板块明天就停止对中国青藏高原的抬撬从而使得中国的海拔明天就停止上升，大自然也不会让中国的水土流失现象明天就停止，必经历几百甚至几千万年的剥蚀期，这一现象才会停止。这一情况表明：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中国，其世界上最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并非暂时历史现象，而是只能用地质年代来衡量的时间长远得不具历史期望值的长期自然现象。——永远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七点。
最不稳定的地质地形地貌、最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最频繁的水旱灾害威胁，使得中国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必把大量时间精力用于与水土势力作斗争，结果必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这方土地上，将永远有干不完的水利建设、道路建设、国土平整改造建设等水土建设改造维修清淤工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像希腊神话中在阴间不停地反复搬运大石头的西绪福斯一样，中国人年复一年、永不停止的水土工程，其每年搬运的土石方量，必为全世界的总合；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长期是大多数中国劳动者的主要工作；鲁迅《故事新编?补天》中被繁重的补天工作弄成了“灰土的颜色”的女娲，将长期是中国劳动者的模范形象；支撑中国社会的，将长期是这些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女娲和愚公的传人们。因此，那种以为玩玩“知识经济”，学学外语电脑，就可使中国“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看法，只是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懒汉思想在新时期的变种而已。——世界上基础建设任务最重、土石方搬运量最多、体力劳动强度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八点。
纬度条件确认后，气候的决定因素是地形。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形，必有世界上最复杂的气候。这表现在：阴阳交织，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又有大阴阳和小阴阳。阴中有阳者，高纬的北方，夏天气温在世界上相同纬度的地区中属于最高也。阳中有阴者，有着“世界屋脊”之称、位于北纬30度附近的西藏高原，纬度虽不高，却有着世界最低的气温也。大阴阳者，冬天的寒潮与夏天的台风也。小阴阳者，受复杂地形影响，在众多山峰（地质年轻、海拔最高、地形切割最厉害的中国，其山峰数量，当为全世界的总合）的阻挡下，同一地区，阳光分布极不均匀，阴一面，阳一面，阴阳两种风气，极为复杂、紊乱不时。风气杂乱，先天性的“风瘫”、“风痹”症即各式各样的先天残疾者必多。——世界上气候最复杂、先天残疾人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九点。
气候复杂，人的气机必复杂。因此，中国人的气机，是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复杂的。气机决定心机，气机最复杂的中国人，心机亦最复杂。心机决定历史文化，心机最复杂的中国人，其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亦为世界最复杂。这一点，当年的青年毛泽东，就曾为之“向若而叹”：
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吾而为日本，土疆三岛耳，吾而为德伊，历史才半纪，土地敌吾二广省耳，如之何不易！然则何苦而为中华民？【《毛泽东早期文稿》P24】
——人的气机心机最复杂、地缘历史文化最复杂，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十点。
以上十点，是伴随中国历史始终的永恒自然现象，中国历史，正是在这些因素或力量的作用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们是压力和挑战，更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契机；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与这些压力作抗争并不断争得主动的历史；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的一切问题，背后的动因，都是这些地缘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压力没有一个相对满意的解决，中国国家的生存发展形势，永远是严峻的。当然，这些因素中，有的可以物质性地被相对克服（如增加能源消耗量，解决因属于北方国家而必有的气候寒冷问题，以及水土的平整、水旱灾害危害性的降低等）；有的则难以加以物质性的克服（如因高海拔而来的氧气不足和人的活力不足问题、气候复杂和人的气机心机复杂问题等），只能采取传统文化中的身心“修炼”办法，给予精神性的解决（如中国人杂乱的气机心机和由此决定的不高的国民心理素质，就只能通过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为本”手段加以解决。）
中国是世界第三领土大国，95％以上国土位于北纬20度到北纬50度之间，与阿拉斯加之外的美国本土差不多，因此，中国是一个北方大国。——北方大国，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最重要的第一点。
顺便说说，“北方大国”的内涵，丰富得很难讲清，这里可以结合当今中国的“房地产热”现象指出这样一点：因为地处北方，气候寒冷，中国人对住房具有一种一切南方国家都不具有的需求热，特别喜欢盖房子。这在积极方面，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消极方面，又有两大缺陷：一是造成中国产业的低水平重复，诸多中国人，似乎只有盖房子那点本事，房子盖了拆，拆了盖，一幢好端端的大厦，说拆，就像小孩拆玩具样拆了重盖；二是使中国人对住房具有一种病态的“狡兔三窟”、“多多益善”追求，2004年出现的“温州炒房团”现象，正是这种病态追求的典型。
中国平均海拔1525米，尼泊尔、阿富汗、秘鲁、玻利维亚等少数几个山地中小国家除外，世界各国中，中国海拔最高，体积最大、氧气最少（地球上的氧气，与海拔成反比）。比如欧洲海拔340米，澳洲海拔350米，两洲面积加起来，将近中国的一倍，但两洲海拔加起来，不到中国一半；或者说，两洲体积加起来，不到中国一半。因此，中国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体积最大、氧气最少因而人的活力有所不足（人的活力与海拔成反比，与氧气含量成正比；中国人性欲所以不强、喜欢“补肾”，中国人所以害怕献血，原因在此）、具“现观庄严”气象的大国。——海拔最高、体积最大、氧气最少、人的活力有所不足、具“现观庄严”气象的大国，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二点。
中国地形，包括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在内，70％以上受最近200来万年才崛起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强烈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地形，70％以上年龄不过200来万年。这个年龄的地形，其性格，相当于一个年龄不过两三岁的性格不成熟的儿童；不稳定、变动不居（所谓“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错综复杂，乃其基本特征。因此，中国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地质最不稳定、地质灾害最严重、坑道作业死亡率最高（中国井下施工死亡率之所以世界之最，根本原因在地质条件太复杂不稳定）的国家。——地形最复杂、地质最不稳定、地质灾害最严重、坑道作业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三点。
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抬撬下，体积为世界之最的中华国土，犹如一个质地疏松最不板扎的大泡果，无论外表地貌还是内部地质，皮开肉绽、伤筋动骨。正如一个伤筋动骨的人需要石膏钢筋固定其断碎的骨头一样，伤筋动骨的中华国土，需要大量的水泥钢筋为其固体。这样，中国对水泥钢材的需求量，就为世界之最。这就是为什么2003年以来一段时期，中国的水泥钢材需求量，会超出许多蔽于人而不知天的所谓“经济大师”们的预料之外地大幅飙升的原因。可以说，这种“世界之最”需求量，将长期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只不过有个“阶段性控制”问题而已。此外，也是因为地质年轻不板扎，中国的公路铁路，路基永远是松软的，承载能力低，寿命短，无论建设成本还是维修费用，都为世界之最，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货物运输费用，亦为世界之最。——世界上对水泥钢材等基建材料需求最大、陆地交通建设费用最高的国家，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四点。
大自然中的矿产，所以能集中分布，是自身不同比重、地球重力和大气风力、降水共同洗选作用的结果。因此，地质年代越古老的地区，所受大自然的洗选作用越大，矿产因之就越集中成带，而且富矿多杂质少。反之，像中国这种地质年代短暂的国土，大自然的洗选作用时间还太短，因之其矿产的多杂不集中成带、贫矿多富矿少因而矿产开发冶炼成本高，乃必然形势。因此，今后的地质勘探，无论成果如何，永远改变不了中国目前这种矿产多杂、不集中成带、贫矿多富矿少、矿产开发冶炼成本高现实。——世界上矿产最多杂、不集中成带、贫矿多富矿少、矿产开发冶炼成本高的国家，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五点。
在东西高低差太大、西部离海距离太遥远等因素影响下，中国的降水量，空间分布不均衡，西少东多；而降水多的东部，每年的大量降水，又主要集中在几个月内，时间分布不均衡。要把这几个月内的中东部降水分配给全年全国，只有大量修水库水渠一法。但水库修得再多，都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都不能把每年的降水加以充分利用，每年还是有大量降水不能为我所用，白白重归大海去了。因此，中国的水库水渠等水利设施，永远都只少不多。一个国家，如果一年四季都干旱，就无所谓旱灾（如中亚和北非诸国）；如果一年四季都下大雨，就无所谓水灾（如赤道雨林气候国家）；像中国这样，全年降水不仅空间不均衡，而且时间不均衡的国家，水旱灾害的严重性，是必然的；为对付水旱灾害而修建的水库沟渠，必为世界之最（中国的水库，至少数量相当于世界的总合）。——水旱灾害严重、水库沟渠最多，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六点。
在地质运动中的内应力和外营力作用下，大自然是不会允许中国的海拔永远保持现有高度的。内应力说，中国的海拔，在印度板块抬撬下，还在上升。外营力说，中国的西部表土，一直在流失。在来自地心的重力作用下，海拔越高，表土流失越厉害。中国现在的海拔，是世界上最高的，因而中国的水土流失，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不但如此，在大自然的“计划”中，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中国西部地区，最终将被风雨剥蚀成巴西高原现在这个样子：海拔不高、平坦而坚实。相应地，从中国东部平原直到日本这一广大的海陆空间范围内，也将像巴西高原流出的亚马逊大平原一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平原之一。【脚注: 本书认为，大约一亿来年前，巴西高原与南非高原，乃同一高原；该高原早期面貌，一如今日青藏高原为主的中国西部高原。正如中国东部平原乃中国西部高原流派出的一样，亚马逊大平原，乃巴西-非洲高原流派出的。此观点，证据有二：第一，南非高原，为何没有平原与之伴生（这是一切古老高原都有的现象）。第二，为什么亚马逊河三角洲平原会如此狭小而且呈倒喇叭状，而它的上游平原又会如此阔大？——原来，在南美与非洲分裂即南大西洋产生之前，现在的亚马逊河上游，正是那时发源于巴西-非洲高原的某条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大河的下游；现在的亚马逊河下游，正是当时这条河流的上游；南美与非洲分离后，随着安第斯山脉的崛起，这条水土流失已经基本停止的河流的流向就倒过来，成了现在的亚马逊河。】 因此，即使印度板块明天就停止对中国青藏高原的抬撬从而使得中国的海拔明天就停止上升，大自然也不会让中国的水土流失现象明天就停止，必经历几百甚至几千万年的剥蚀期，这一现象才会停止。这一情况表明：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中国，其世界上最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并非暂时历史现象，而是只能用地质年代来衡量的时间长远得不具历史期望值的长期自然现象。——永远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七点。
最不稳定的地质地形地貌、最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最频繁的水旱灾害威胁，使得中国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必把大量时间精力用于与水土势力作斗争，结果必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这方土地上，将永远有干不完的水利建设、道路建设、国土平整改造建设等水土建设改造维修清淤工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像希腊神话中在阴间不停地反复搬运大石头的西绪福斯一样，中国人年复一年、永不停止的水土工程，其每年搬运的土石方量，必为全世界的总合；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长期是大多数中国劳动者的主要工作；鲁迅《故事新编?补天》中被繁重的补天工作弄成了“灰土的颜色”的女娲，将长期是中国劳动者的模范形象；支撑中国社会的，将长期是这些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女娲和愚公的传人们。因此，那种以为玩玩“知识经济”，学学外语电脑，就可使中国“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看法，只是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懒汉思想在新时期的变种而已。——世界上基础建设任务最重、土石方搬运量最多、体力劳动强度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八点。
纬度条件确认后，气候的决定因素是地形。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形，必有世界上最复杂的气候。这表现在：阴阳交织，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又有大阴阳和小阴阳。阴中有阳者，高纬的北方，夏天气温在世界上相同纬度的地区中属于最高也。阳中有阴者，有着“世界屋脊”之称、位于北纬30度附近的西藏高原，纬度虽不高，却有着世界最低的气温也。大阴阳者，冬天的寒潮与夏天的台风也。小阴阳者，受复杂地形影响，在众多山峰（地质年轻、海拔最高、地形切割最厉害的中国，其山峰数量，当为全世界的总合）的阻挡下，同一地区，阳光分布极不均匀，阴一面，阳一面，阴阳两种风气，极为复杂、紊乱不时。风气杂乱，先天性的“风瘫”、“风痹”症即各式各样的先天残疾者必多。——世界上气候最复杂、先天残疾人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九点。
气候复杂，人的气机必复杂。因此，中国人的气机，是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复杂的。气机决定心机，气机最复杂的中国人，心机亦最复杂。心机决定历史文化，心机最复杂的中国人，其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亦为世界最复杂。这一点，当年的青年毛泽东，就曾为之“向若而叹”：
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吾而为日本，土疆三岛耳，吾而为德伊，历史才半纪，土地敌吾二广省耳，如之何不易！然则何苦而为中华民？【《毛泽东早期文稿》P24】
——人的气机心机最复杂、地缘历史文化最复杂，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第十点。
以上十点，是伴随中国历史始终的永恒自然现象，中国历史，正是在这些因素或力量的作用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们是压力和挑战，更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契机；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与这些压力作抗争并不断争得主动的历史；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的一切问题，背后的动因，都是这些地缘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压力没有一个相对满意的解决，中国国家的生存发展形势，永远是严峻的。当然，这些因素中，有的可以物质性地被相对克服（如增加能源消耗量，解决因属于北方国家而必有的气候寒冷问题，以及水土的平整、水旱灾害危害性的降低等）；有的则难以加以物质性的克服（如因高海拔而来的氧气不足和人的活力不足问题、气候复杂和人的气机心机复杂问题等），只能采取传统文化中的身心“修炼”办法，给予精神性的解决（如中国人杂乱的气机心机和由此决定的不高的国民心理素质，就只能通过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为本”手段加以解决。）
广义地缘政治学第八章第三、四、五节
三、年幼任性的国土与古老持重的文明
1、年幼的中华国土
世间一切事物，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地球上的陆地同样如此。不过，关于陆地的起源，人类现有知识还不能讲清；即使能讲清，也不是这里的课题。这里要说的是：地球上的现有陆地，并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如此不变的，而是分成许多不断改变着的地块的；这些地块，有些年代久远，像人到中年一样，不仅形体不再生长，而且性格沉稳，不会对周边事物构成破坏性威胁；有些地块年纪很轻，像个尚未长成的娃娃，不仅形体还在成长，而且性格不稳定，动作总对周边事物构成一种威胁。——中国的西藏高原，就是这样一个年龄最幼小、性格最任性、动作最鲁莽的地块。
从西方“板块说”观点看，中国的西藏高原，是三大板块共向一个地点作用的结果。它们是：印度板块自南而北的挤压，太平洋板块自东而西的挤压，欧亚大陆板块自北而南的挤压。从中国李四光地质力学观点看，可作如是说：中国的西藏高原，乃地壳惯性离心力的一个“切点”：
根据地质力学观点，自西而东作自转的地球，内部结构分为地核、地幔、地壳三部分；比重较轻的地壳，在地球自转过程中，速度赶不上由地核和地幔组成的重圈，因而一方面在重圈的带动下与地球整体一起，作自西而东转动，另一方面则相对重圈作自东而西滑动。此外，在地球自转产生的自两极指向赤道的惯性离心力作用下，“大陆块的上层整体向低纬度进行某种程度的位移”（李四光），靠近赤道的地壳，必会在某一点上显出要把地壳物质抛出地球但在更为强大的地心引力作用下又无法做到的“切点”特征。此一切点，必有最高大的山脉（唯此，才能显示它的切点身份）、最深厚稳重的山根（唯此，才能显出地心引力的强大）。此一切点，其力的方向性，必显出一种自下而上展向天空的样式，而非自东而西展向“远方地平线”，因而在与自东而西展向远方地平线的前后左右（东西南北）地壳的比较中，就具有一种最为稳重的不随地壳作自东而西滑动的特性，这种特性使它中流砥柱似地屹立在自东而西的地壳“传送带”的某一质点上，并因此而干扰了传送带上东西（前后）两边地壳的运行速度和方式：西边（前），更加离它而去；东边（后），更加向它挤拢。就目前这个叫做第四纪的地质年代而言，此一“切点”，就是以西藏高原为主体的中国西部高原。当然，这个切点没有位于赤道，但这是可以理解的：要是位于赤道的话，赤道半径就会更加大于极半径，在此情形下，为了保持地球作为一个球体应有的动态平衡，地球就得通过极点移动甚至极跳来使这个切点不得位于赤道。
总而言之，西藏高原为主体的中国西部高原，乃套在地球重圈之上的刚性岩石圈（地壳）自身所具有的惯性离心力切点。这个切点，仿佛地壳板块家族的一面旗帜，具有“大纛一张，万夫走集”的感召吸附功能：周边地质力量，除西边的欧洲西亚地块似乎在离它而去外，北边的西伯利亚地盾、蒙古高原，南边的印度板块，东边的太平洋板块，都在向它靠拢压缩。三方地质力量在这里较量、争执、拥挤、冲撞、扭曲、错动、杂交着，平面空间不够，就向上下两个方向寻找它们的“生存空间”。由此形成地球上最深的山根和最高的山峰。尽管如此，三方地质力量依然源源不断地朝它汇集。当然，汇集到一定程度，地球的动态平衡被打破、极跳发生，这些地质力量就会从这里分散走开，重新寻找新的切点或“旗帜”。那时，中国西部地区地壳的物质总量就会不再增加，接着而来的是单一减少过程，即以自西而东的水土流失方式把这一地区过多的地壳物质搬运到太平洋去，直到把东海、黄海填平从而在东亚地区形成一个类似南美亚马逊大平原的世界级大平原。然而，既然极跳迄今未发生，因此，迄今为止，三方地质力量，依然在这里汇集、较量、争执、拥挤、冲撞、扭曲、错动、杂交着……
那么，这个“切点”的年龄又如何呢？
我们说西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年轻的大高原，是因为它强烈隆起的时代从第三纪上新世末才开始的，目前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的雄伟面貌，主要是在人类出现以后的第四纪时期隆起的。李吉均等通过对西藏高原古地理的研究推算出西藏高原面各不同阶段的高度为：上新世1000米，早更新世2000米，中更新世3000米，晚更新世4000米，全新世4300－4700米。从上新世晚期高原面只有1000米时算起，现在已达4500－5000米的高度，累计上升量已达3500－4000米。如以第四纪180－200万年计算，平均每年为2毫米的上升量。但晚更新世以来仅10万余年，上升量为1500－2000米，则平均每年上升量可达10毫米以上，比欧洲同一类型的高山——阿尔卑斯山目前抬升速度高4－5倍以上。地球物理测量资料表明，目前印度板块仍以每年5－6厘米的速度向北移动，使西藏高原仍在继续上升。【《西藏自治区地理》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2 p21】
西藏高原的横空出世，气候影响，是全球性的；地质影响，是大范围的，波及周边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这里不论气候影响，只论论它在华夏这方“年幼国土”中所扮演的“带头作用”，这就是：西藏高原的隆起，带动了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的隆起；由于这一系列高原的隆起，黄河、长江、珠江等诸多大江大河在华夏这方土地上出现了，从而又导致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等华夏文明核心区的出现。反过来说，要是没有西藏高原的隆起，就不会有构成中国主要版图和重要地理要素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以及长江、黄河、珠江等。又因为西藏高原的年龄是极为幼小的，所以因它而生的构成中国主要版图的这些区域要素的年龄，也是极为幼小的。再因为这些区域要素，在中华国土中所占分量，差不多在70％以上，我们因此又说：中华国土，这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也像其中的西藏高原一样，总体说来，年龄是极为幼小的。
世间一切事物，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地球上的陆地同样如此。不过，关于陆地的起源，人类现有知识还不能讲清；即使能讲清，也不是这里的课题。这里要说的是：地球上的现有陆地，并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如此不变的，而是分成许多不断改变着的地块的；这些地块，有些年代久远，像人到中年一样，不仅形体不再生长，而且性格沉稳，不会对周边事物构成破坏性威胁；有些地块年纪很轻，像个尚未长成的娃娃，不仅形体还在成长，而且性格不稳定，动作总对周边事物构成一种威胁。——中国的西藏高原，就是这样一个年龄最幼小、性格最任性、动作最鲁莽的地块。
从西方“板块说”观点看，中国的西藏高原，是三大板块共向一个地点作用的结果。它们是：印度板块自南而北的挤压，太平洋板块自东而西的挤压，欧亚大陆板块自北而南的挤压。从中国李四光地质力学观点看，可作如是说：中国的西藏高原，乃地壳惯性离心力的一个“切点”：
根据地质力学观点，自西而东作自转的地球，内部结构分为地核、地幔、地壳三部分；比重较轻的地壳，在地球自转过程中，速度赶不上由地核和地幔组成的重圈，因而一方面在重圈的带动下与地球整体一起，作自西而东转动，另一方面则相对重圈作自东而西滑动。此外，在地球自转产生的自两极指向赤道的惯性离心力作用下，“大陆块的上层整体向低纬度进行某种程度的位移”（李四光），靠近赤道的地壳，必会在某一点上显出要把地壳物质抛出地球但在更为强大的地心引力作用下又无法做到的“切点”特征。此一切点，必有最高大的山脉（唯此，才能显示它的切点身份）、最深厚稳重的山根（唯此，才能显出地心引力的强大）。此一切点，其力的方向性，必显出一种自下而上展向天空的样式，而非自东而西展向“远方地平线”，因而在与自东而西展向远方地平线的前后左右（东西南北）地壳的比较中，就具有一种最为稳重的不随地壳作自东而西滑动的特性，这种特性使它中流砥柱似地屹立在自东而西的地壳“传送带”的某一质点上，并因此而干扰了传送带上东西（前后）两边地壳的运行速度和方式：西边（前），更加离它而去；东边（后），更加向它挤拢。就目前这个叫做第四纪的地质年代而言，此一“切点”，就是以西藏高原为主体的中国西部高原。当然，这个切点没有位于赤道，但这是可以理解的：要是位于赤道的话，赤道半径就会更加大于极半径，在此情形下，为了保持地球作为一个球体应有的动态平衡，地球就得通过极点移动甚至极跳来使这个切点不得位于赤道。
总而言之，西藏高原为主体的中国西部高原，乃套在地球重圈之上的刚性岩石圈（地壳）自身所具有的惯性离心力切点。这个切点，仿佛地壳板块家族的一面旗帜，具有“大纛一张，万夫走集”的感召吸附功能：周边地质力量，除西边的欧洲西亚地块似乎在离它而去外，北边的西伯利亚地盾、蒙古高原，南边的印度板块，东边的太平洋板块，都在向它靠拢压缩。三方地质力量在这里较量、争执、拥挤、冲撞、扭曲、错动、杂交着，平面空间不够，就向上下两个方向寻找它们的“生存空间”。由此形成地球上最深的山根和最高的山峰。尽管如此，三方地质力量依然源源不断地朝它汇集。当然，汇集到一定程度，地球的动态平衡被打破、极跳发生，这些地质力量就会从这里分散走开，重新寻找新的切点或“旗帜”。那时，中国西部地区地壳的物质总量就会不再增加，接着而来的是单一减少过程，即以自西而东的水土流失方式把这一地区过多的地壳物质搬运到太平洋去，直到把东海、黄海填平从而在东亚地区形成一个类似南美亚马逊大平原的世界级大平原。然而，既然极跳迄今未发生，因此，迄今为止，三方地质力量，依然在这里汇集、较量、争执、拥挤、冲撞、扭曲、错动、杂交着……
那么，这个“切点”的年龄又如何呢？
我们说西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年轻的大高原，是因为它强烈隆起的时代从第三纪上新世末才开始的，目前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的雄伟面貌，主要是在人类出现以后的第四纪时期隆起的。李吉均等通过对西藏高原古地理的研究推算出西藏高原面各不同阶段的高度为：上新世1000米，早更新世2000米，中更新世3000米，晚更新世4000米，全新世4300－4700米。从上新世晚期高原面只有1000米时算起，现在已达4500－5000米的高度，累计上升量已达3500－4000米。如以第四纪180－200万年计算，平均每年为2毫米的上升量。但晚更新世以来仅10万余年，上升量为1500－2000米，则平均每年上升量可达10毫米以上，比欧洲同一类型的高山——阿尔卑斯山目前抬升速度高4－5倍以上。地球物理测量资料表明，目前印度板块仍以每年5－6厘米的速度向北移动，使西藏高原仍在继续上升。【《西藏自治区地理》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2 p21】
西藏高原的横空出世，气候影响，是全球性的；地质影响，是大范围的，波及周边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这里不论气候影响，只论论它在华夏这方“年幼国土”中所扮演的“带头作用”，这就是：西藏高原的隆起，带动了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的隆起；由于这一系列高原的隆起，黄河、长江、珠江等诸多大江大河在华夏这方土地上出现了，从而又导致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等华夏文明核心区的出现。反过来说，要是没有西藏高原的隆起，就不会有构成中国主要版图和重要地理要素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以及长江、黄河、珠江等。又因为西藏高原的年龄是极为幼小的，所以因它而生的构成中国主要版图的这些区域要素的年龄，也是极为幼小的。再因为这些区域要素，在中华国土中所占分量，差不多在70％以上，我们因此又说：中华国土，这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也像其中的西藏高原一样，总体说来，年龄是极为幼小的。
2、任性的中华国土
中国地理科学家在兰州市附近首次发现黄河最高阶地，证实黄河已形成160万年。据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兰州大学教授李吉均介绍，黄河在形成过程中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距今270万年左右，红色盆地大发展，海拔1000米以下，地貌起伏微弱，河流河泊交替；距今247万年左右，夷平面解体，高原海拔高度明显上升，约2000米以上，山地起伏增大，形成新的湖泊地貌；第三阶段距今160万年左右，是地质构造巨变期，断裂起伏呈脉冲式增强，古湖泊湖水下切，形成一条泱泱巨川，万溪汇聚奔腾汹涌，构成一条大河穿越峡谷，成为今天著名的中国第二大河，此时的黄河以银川盆地为归宿。原平原上河网湖泊广布的时代终于完全结束。黄河形成后每年携带大量泥沙在下游淤积，形成后来肥沃的华北平原。因此可以说青藏高原的抬升造就了黄河，黄河造就了华北平原。
在这条刊登在《中国教育报》1995年1月9日4版的题为《科学家首次证实黄河已160万岁高龄》的资料中，有这样三点是需要在这里加以澄清的：
第一，称160万岁的黄河为“高龄”，这是用“人寿”套“地寿”，即用人类年龄标准套地质年龄，大有夸张之嫌。其实，对黄河之类的地质现象来说，“160万岁”，这样的年龄，恰恰不是它“高龄”的表现，而是它年幼的证明。应该指出：如此夸张的说法，会不自觉地造成一种误导，使人们像《河殇》样地以为黄河已衰老、中华国土“气数”已尽。
第二，称160万年以来的黄河为“形成后”的黄河，意思是黄河早在160万年前就像人到中年样地定型了，这是不对的。比如说，作为幼年期黄河形象标志的诸如“河流河泊交替”、“河网湖泊广布”等现象，不仅存在于160万年前的黄河“流域”，就是今日的黄河流域，如果不是人类因素介入的话，也会像160万年前那样比比皆是。不但如此，今日黄淮流域，它那水泻不畅模样，它那因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黄河夺淮河主河道而生的蜘蛛网般多细流而无一条真正自然固定的通向大海的主河道模样，不正是作为幼年期黄河形象标志的“河网湖泊广布”的证明吗？这种情形，怎说得上“原平原上河网湖泊广布的时代终于完全结束”呢？此外，在文明人类眼皮底下多次发生的黄河任意改道、在大平原上任意漫流、任意夺取淮河主河道的“暴戾行为”，不正是“黄河是年幼的因而是任性的”论点的证明吗？
第三，不仅从今以前的160万年，就是从今以后的160万年，黄河也不会达到它的成年定型期。因为黄河的成年与否，并不决定于它自身，而是决定于来自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现象的自然终止；而这样的自然终止，又决定于西藏高原的停止上升；西藏高原的停止上升，又决定于地球极跳的何时发生。然而，即使明天地球就发生极跳从而使得西藏高原明天就停止上升，大自然也不会允许西藏高原为主体的中国西部高原永远保持现有高度：在极跳发生和地壳“切点”因此而改变以及由此决定的该地“内应力”大大消减后，“外营力”还将一如既往地发挥自己在这一地区“衔西山之石以填东海”的水土流失搬运作用，最终使得黄河上游的中国西部高原变得如同今日南美巴西高原样地平整坚实，而在下游从今日的中国东海岸直到今日的“大日本国”这一今日是大海的广大区域，则形成一个类似亚马逊大平原样的世界级大平原，而这，又需要多少个“160万岁高龄”啊！在这“多少个160万岁”期间，既然水土流失现象不会在黄河身上消失（“黄河清”不了），黄河当然就谈不上成年定型（黄河长度和出海口位置，随黄河冲积平原的增长延伸而增长延伸）。——于此，我们又可以说：“黄河清”之时，才是黄河成年定型之日。反之亦然：黄河成年与否，用不着多高深的学识，只要用双平常人都有的肉眼去看看它的河水颜色和含沙量就行了。
上述黄河的“行状”，证之于长江、珠江、淮河、海河、辽河等，同样适用。而这些江河的“任性”，不过是派生它们的以西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为“高昂的头”的中华大地自身“任性”（表现为地震、山崩、滑坡、泥石流、与“水”相伴的“土”的流失等地质灾害）的派生现象而已。
中国地理科学家在兰州市附近首次发现黄河最高阶地，证实黄河已形成160万年。据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兰州大学教授李吉均介绍，黄河在形成过程中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距今270万年左右，红色盆地大发展，海拔1000米以下，地貌起伏微弱，河流河泊交替；距今247万年左右，夷平面解体，高原海拔高度明显上升，约2000米以上，山地起伏增大，形成新的湖泊地貌；第三阶段距今160万年左右，是地质构造巨变期，断裂起伏呈脉冲式增强，古湖泊湖水下切，形成一条泱泱巨川，万溪汇聚奔腾汹涌，构成一条大河穿越峡谷，成为今天著名的中国第二大河，此时的黄河以银川盆地为归宿。原平原上河网湖泊广布的时代终于完全结束。黄河形成后每年携带大量泥沙在下游淤积，形成后来肥沃的华北平原。因此可以说青藏高原的抬升造就了黄河，黄河造就了华北平原。
在这条刊登在《中国教育报》1995年1月9日4版的题为《科学家首次证实黄河已160万岁高龄》的资料中，有这样三点是需要在这里加以澄清的：
第一，称160万岁的黄河为“高龄”，这是用“人寿”套“地寿”，即用人类年龄标准套地质年龄，大有夸张之嫌。其实，对黄河之类的地质现象来说，“160万岁”，这样的年龄，恰恰不是它“高龄”的表现，而是它年幼的证明。应该指出：如此夸张的说法，会不自觉地造成一种误导，使人们像《河殇》样地以为黄河已衰老、中华国土“气数”已尽。
第二，称160万年以来的黄河为“形成后”的黄河，意思是黄河早在160万年前就像人到中年样地定型了，这是不对的。比如说，作为幼年期黄河形象标志的诸如“河流河泊交替”、“河网湖泊广布”等现象，不仅存在于160万年前的黄河“流域”，就是今日的黄河流域，如果不是人类因素介入的话，也会像160万年前那样比比皆是。不但如此，今日黄淮流域，它那水泻不畅模样，它那因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黄河夺淮河主河道而生的蜘蛛网般多细流而无一条真正自然固定的通向大海的主河道模样，不正是作为幼年期黄河形象标志的“河网湖泊广布”的证明吗？这种情形，怎说得上“原平原上河网湖泊广布的时代终于完全结束”呢？此外，在文明人类眼皮底下多次发生的黄河任意改道、在大平原上任意漫流、任意夺取淮河主河道的“暴戾行为”，不正是“黄河是年幼的因而是任性的”论点的证明吗？
第三，不仅从今以前的160万年，就是从今以后的160万年，黄河也不会达到它的成年定型期。因为黄河的成年与否，并不决定于它自身，而是决定于来自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现象的自然终止；而这样的自然终止，又决定于西藏高原的停止上升；西藏高原的停止上升，又决定于地球极跳的何时发生。然而，即使明天地球就发生极跳从而使得西藏高原明天就停止上升，大自然也不会允许西藏高原为主体的中国西部高原永远保持现有高度：在极跳发生和地壳“切点”因此而改变以及由此决定的该地“内应力”大大消减后，“外营力”还将一如既往地发挥自己在这一地区“衔西山之石以填东海”的水土流失搬运作用，最终使得黄河上游的中国西部高原变得如同今日南美巴西高原样地平整坚实，而在下游从今日的中国东海岸直到今日的“大日本国”这一今日是大海的广大区域，则形成一个类似亚马逊大平原样的世界级大平原，而这，又需要多少个“160万岁高龄”啊！在这“多少个160万岁”期间，既然水土流失现象不会在黄河身上消失（“黄河清”不了），黄河当然就谈不上成年定型（黄河长度和出海口位置，随黄河冲积平原的增长延伸而增长延伸）。——于此，我们又可以说：“黄河清”之时，才是黄河成年定型之日。反之亦然：黄河成年与否，用不着多高深的学识，只要用双平常人都有的肉眼去看看它的河水颜色和含沙量就行了。
上述黄河的“行状”，证之于长江、珠江、淮河、海河、辽河等，同样适用。而这些江河的“任性”，不过是派生它们的以西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为“高昂的头”的中华大地自身“任性”（表现为地震、山崩、滑坡、泥石流、与“水”相伴的“土”的流失等地质灾害）的派生现象而已。
3、古老持重的文明缘于年幼任性的国土
一个人，80岁为老；一种文明，三千岁为“古老”；一种地质现象，三千万岁未必称得上“古老”。因此，土地年龄与文明年龄是不可比的，更不存在普遍的必然联系。但就华夏这方最为特别的国土而言，文明年龄与土地年龄的确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必然联系，这就是：正因为华夏这方国土在地球上是最为年幼任性的，所以建立在这年幼任性的国土上的华夏文明，才是最古老持重的。或者说：华夏文明所特有的古老持重特点，是由华夏这方土地所特有的年幼任性特点决定的。
华夏文明之所以被世人称之为“古老”，是因为它所特有的“持重”性格，任何时候，都不曾为任何外来的“轻骠者”所改变。这些外来的轻骠者之所以改变不了它，原因不在孔子等文化圣贤们的“设计方案”如何“极高明而道中庸”，而在于在这方年幼任性的土地上，任何轻骠者即“主观能动性”强的人，力量都会显得微不足道：“轻骠”者，脚底板不会为粘性很大的泥土粘连着之谓也；“持重”者，脚底板总被疏松流失着的水土即粘性很大的土地粘连着之谓也。（附带说说，这正是中国足球在世界上永远“腾飞”不起来的原因所在：看中国人踢球，总觉得他们脚下粘连着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得了某种先天的来自泥土的脚气病似地）。——任何在其它地质板扎的国土上养成轻骠性格的人，一旦落足于华夏这块疏松粘连高低不平的土地上，并打算世世代代在此居住，他就会像位勇士踩在一片泥沼上一样，或像鲁迅自比的“沾水小蜂”一样，有一种有力使不出的软弱感；为了不至于被这片泥沼陷没，他唯一的生存办法或曰“文化选择”，就只能是儒家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持重”法（《西游记》中托塔李天王手板心那“托塔”，就是此法的象征。）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任何人，只要他到华夏这方土地上来，永久住下，算千算万，他的最佳“文化方案”，都只能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以“持重”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方案。反过来说，即使没有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假定在秦汉之际或任一朝代，华夏这方土地上发生了一次毁灭一切文化的空前绝后的天灾人祸，以至于生存下来以及后来入主这方土地的人们，谁也未听说过曾经有过孔子这么一个人及其“儒家文化”，但是如果他们要继续永久性地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下来的话，那么，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算千算万，他们的最佳文化方案，也超不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文化方案。这也就是说：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其力量源泉或大本大源，在华夏这块土地而不在其它。又因为这块土地极不板扎踏实，总给人一种粘连软弱感，使人在它上面“轻骠”不起来、“主观能动”不起来，所以由它而生的儒家文化，也像它一样质地不严整、性格粘连、主观能动性“轻骠”不起来。这样的土地特征和文化性格，自然也就构成了华夏民族的基本性格。
这种性格即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一方面显得较软弱，甚至让人恨铁不成钢地觉得它有“劣根性”；但另一方面，又显出一种“沉重的崇高”特点：一个永不休止地与这种水土势力作斗争的民族，其历史，一如“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斑迹重重”的“泰山顶上一青松”，是悲壮的；其性格和生命力，一如中国特有的梅花，是坚韧、高洁、顽强的。
一个人，80岁为老；一种文明，三千岁为“古老”；一种地质现象，三千万岁未必称得上“古老”。因此，土地年龄与文明年龄是不可比的，更不存在普遍的必然联系。但就华夏这方最为特别的国土而言，文明年龄与土地年龄的确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必然联系，这就是：正因为华夏这方国土在地球上是最为年幼任性的，所以建立在这年幼任性的国土上的华夏文明，才是最古老持重的。或者说：华夏文明所特有的古老持重特点，是由华夏这方土地所特有的年幼任性特点决定的。
华夏文明之所以被世人称之为“古老”，是因为它所特有的“持重”性格，任何时候，都不曾为任何外来的“轻骠者”所改变。这些外来的轻骠者之所以改变不了它，原因不在孔子等文化圣贤们的“设计方案”如何“极高明而道中庸”，而在于在这方年幼任性的土地上，任何轻骠者即“主观能动性”强的人，力量都会显得微不足道：“轻骠”者，脚底板不会为粘性很大的泥土粘连着之谓也；“持重”者，脚底板总被疏松流失着的水土即粘性很大的土地粘连着之谓也。（附带说说，这正是中国足球在世界上永远“腾飞”不起来的原因所在：看中国人踢球，总觉得他们脚下粘连着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得了某种先天的来自泥土的脚气病似地）。——任何在其它地质板扎的国土上养成轻骠性格的人，一旦落足于华夏这块疏松粘连高低不平的土地上，并打算世世代代在此居住，他就会像位勇士踩在一片泥沼上一样，或像鲁迅自比的“沾水小蜂”一样，有一种有力使不出的软弱感；为了不至于被这片泥沼陷没，他唯一的生存办法或曰“文化选择”，就只能是儒家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持重”法（《西游记》中托塔李天王手板心那“托塔”，就是此法的象征。）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任何人，只要他到华夏这方土地上来，永久住下，算千算万，他的最佳“文化方案”，都只能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以“持重”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方案。反过来说，即使没有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假定在秦汉之际或任一朝代，华夏这方土地上发生了一次毁灭一切文化的空前绝后的天灾人祸，以至于生存下来以及后来入主这方土地的人们，谁也未听说过曾经有过孔子这么一个人及其“儒家文化”，但是如果他们要继续永久性地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下来的话，那么，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算千算万，他们的最佳文化方案，也超不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文化方案。这也就是说：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其力量源泉或大本大源，在华夏这块土地而不在其它。又因为这块土地极不板扎踏实，总给人一种粘连软弱感，使人在它上面“轻骠”不起来、“主观能动”不起来，所以由它而生的儒家文化，也像它一样质地不严整、性格粘连、主观能动性“轻骠”不起来。这样的土地特征和文化性格，自然也就构成了华夏民族的基本性格。
这种性格即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一方面显得较软弱，甚至让人恨铁不成钢地觉得它有“劣根性”；但另一方面，又显出一种“沉重的崇高”特点：一个永不休止地与这种水土势力作斗争的民族，其历史，一如“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斑迹重重”的“泰山顶上一青松”，是悲壮的；其性格和生命力，一如中国特有的梅花，是坚韧、高洁、顽强的。
四、中国地缘与中国政治
1、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
中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度，直到今日，中国的封建势力，依然很顽强；因此，认识中国，与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几乎就是一回事。当然，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是认识它的特殊性。然而，世界历史上的封建社会，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东西两头；因此，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就主要是认识它与欧洲封建社会的不同点。
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的不同点，在中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一般是被承认的。但传统中的中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看到的不同点，只是所有制和阶级关系方面的差别。比如西欧主要是庄园制，中国主要是一家一户为独立生产单位的小私有制；西欧的阶级关系主要是庄园大地主与对他们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的关系，中国的阶级关系主要是占有较多土地的地主（由于人均土地较少，中国地主占有的土地，历来不如欧洲地主）与失去或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的关系。这种差别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不能仅仅停留在介绍一些历史知识的水平上的，它必须通过历史的追根溯源，既与时俱进，更反本开新地把古今相通的因素找出来，用以指导今日的实践。
中国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在所有制和阶级关系方面的某些差别，只有在以所有制大变革为主题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时代才有实践价值；而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种着眼于所有制问题的差别论，就失去价值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国土改造和环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用阶级分析法是无从解决的，只有用地缘分析法才能解决好。从地缘分析眼光看，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差别是：
中国的“封建”，其“封”来自自然界的大山大水阻隔，这些阻隔就叫“封”。或者说，是这些大山大水把中国各地作了互相的“封建”分割的。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带有极大的自然特色；其方方面面的“落后”甚至“反动”现象，根源不在秦始皇、孔夫子为始作俑者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甚至不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而在自然界的水土力量；这些水土力量一天不得根本改造治理，中国的封建性就一天难以克服。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以来，尽管中国人反封建反了近一个来世纪，时至今日，中国的封建势力依然那么顽强的缘故。因此，克服封建主义的首要之举就是修路修路再修路，路一通，路路通，处处通，封建主义就无藏身之地了（封建社会最顽强、最黑暗的东西，无过于在交通不便的地缘条件下滋生的“留下买路钱”现象，它在古今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中，无处不在。）
与中国不同，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制，其“封”来自人“建”的城堡和人设的关卡，这些“位于小土岗上”的城堡，“其真正的本性一方面是防御的反应，一方面是地方的反应……，是一种防御的武器。”【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p295】它们之所以会在欧洲出现并普遍推广，是因为欧洲地势太平坦、天然交通太方便、太缺乏天然障碍物，在古罗马时期，欧亚大陆那么多民族拥到中西欧那么一小块地盘上，互相冲撞得那么厉害，不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封闭物，越来越厉害的人与人之间的冲撞，将使欧洲再次回到原始野蛮状态去。因此，一旦欧洲人的地理活动空间因美洲的发现而大为扩大时，他们的冲撞就不会再那么厉害了，因而防止互相冲撞的城堡、关卡就显得多余了。又因为这些城堡关卡是人建的，废除它们，甚至比建造它们还容易，因此，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的封建制，说废除，也就在长不过两三百年的时间里被废除了。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欧洲的封建势力之所以被废除得那么彻底，是因为欧洲经历了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封建势力之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如此顽强，是因为中国未像欧洲那样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中国要克服自己的封建主义，得像欧洲一样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法，是多么地幼稚无知！可以断言：任何制度，只要它不把精力集中于中国的山水治理和环境改造，不把中国这方国土打扮得让中国人觉得舒舒坦坦，那么，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它都无法根除中国的封建主义；不仅如此，它必因政治上的“瞎折腾”而使封建主义更加气焰嚣张，成为封建势力事实上的帮凶。20世纪的中国，这方面的例子，还少吗？
既然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源于自然性的地理阻隔，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秦始皇以来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不仅不是什么“封建制度”，而且倒是一种反封建的制度（事实上，中国古代政论家如《封建论》柳宗元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在此制度下，中国各地之间自然性的封建隔阂，得到了当时生产力水平所能允许的人为的即制度性的最大限度的反制或克制（毛泽东之所以对郭沫若说“劝君莫骂秦始皇”，原因在此。）
中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度，直到今日，中国的封建势力，依然很顽强；因此，认识中国，与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几乎就是一回事。当然，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是认识它的特殊性。然而，世界历史上的封建社会，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东西两头；因此，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就主要是认识它与欧洲封建社会的不同点。
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的不同点，在中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一般是被承认的。但传统中的中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看到的不同点，只是所有制和阶级关系方面的差别。比如西欧主要是庄园制，中国主要是一家一户为独立生产单位的小私有制；西欧的阶级关系主要是庄园大地主与对他们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的关系，中国的阶级关系主要是占有较多土地的地主（由于人均土地较少，中国地主占有的土地，历来不如欧洲地主）与失去或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的关系。这种差别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不能仅仅停留在介绍一些历史知识的水平上的，它必须通过历史的追根溯源，既与时俱进，更反本开新地把古今相通的因素找出来，用以指导今日的实践。
中国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在所有制和阶级关系方面的某些差别，只有在以所有制大变革为主题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时代才有实践价值；而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种着眼于所有制问题的差别论，就失去价值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国土改造和环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用阶级分析法是无从解决的，只有用地缘分析法才能解决好。从地缘分析眼光看，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差别是：
中国的“封建”，其“封”来自自然界的大山大水阻隔，这些阻隔就叫“封”。或者说，是这些大山大水把中国各地作了互相的“封建”分割的。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带有极大的自然特色；其方方面面的“落后”甚至“反动”现象，根源不在秦始皇、孔夫子为始作俑者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甚至不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而在自然界的水土力量；这些水土力量一天不得根本改造治理，中国的封建性就一天难以克服。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以来，尽管中国人反封建反了近一个来世纪，时至今日，中国的封建势力依然那么顽强的缘故。因此，克服封建主义的首要之举就是修路修路再修路，路一通，路路通，处处通，封建主义就无藏身之地了（封建社会最顽强、最黑暗的东西，无过于在交通不便的地缘条件下滋生的“留下买路钱”现象，它在古今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中，无处不在。）
与中国不同，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制，其“封”来自人“建”的城堡和人设的关卡，这些“位于小土岗上”的城堡，“其真正的本性一方面是防御的反应，一方面是地方的反应……，是一种防御的武器。”【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p295】它们之所以会在欧洲出现并普遍推广，是因为欧洲地势太平坦、天然交通太方便、太缺乏天然障碍物，在古罗马时期，欧亚大陆那么多民族拥到中西欧那么一小块地盘上，互相冲撞得那么厉害，不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封闭物，越来越厉害的人与人之间的冲撞，将使欧洲再次回到原始野蛮状态去。因此，一旦欧洲人的地理活动空间因美洲的发现而大为扩大时，他们的冲撞就不会再那么厉害了，因而防止互相冲撞的城堡、关卡就显得多余了。又因为这些城堡关卡是人建的，废除它们，甚至比建造它们还容易，因此，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的封建制，说废除，也就在长不过两三百年的时间里被废除了。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欧洲的封建势力之所以被废除得那么彻底，是因为欧洲经历了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封建势力之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如此顽强，是因为中国未像欧洲那样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中国要克服自己的封建主义，得像欧洲一样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看法，是多么地幼稚无知！可以断言：任何制度，只要它不把精力集中于中国的山水治理和环境改造，不把中国这方国土打扮得让中国人觉得舒舒坦坦，那么，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它都无法根除中国的封建主义；不仅如此，它必因政治上的“瞎折腾”而使封建主义更加气焰嚣张，成为封建势力事实上的帮凶。20世纪的中国，这方面的例子，还少吗？
既然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源于自然性的地理阻隔，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秦始皇以来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不仅不是什么“封建制度”，而且倒是一种反封建的制度（事实上，中国古代政论家如《封建论》柳宗元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在此制度下，中国各地之间自然性的封建隔阂，得到了当时生产力水平所能允许的人为的即制度性的最大限度的反制或克制（毛泽东之所以对郭沫若说“劝君莫骂秦始皇”，原因在此。）
2、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真的那么专制吗
当代中国大陆青年学者启良先生，在其所著《新儒学批判》一书中，当批判到钱穆这位新儒家重要人物时，有如是说：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专制主义政治的社会，这在20世纪的中国人看来，已是历史常识。然而钱穆却要极力否定这一点。在他看来，说中国古代为专制社会，是新文化运动所制造的一个神话。古代中国非但没有专制，而且奉行着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他称之为“君主立宪”。【启良《新儒学批判》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p221】
对此，这里可以说点什么呢？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承和发展。古代旧中国与现代新中国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实行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如果“专制”的意思就是不实行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话（事实上，包括启良先生在内的当今中西自由民主派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现代新中国与古代旧中国的确可以说都是专制的。但是，“专制”这顶帽子往现代新中国头上一戴，势必诱发那些只会抽象比较不愿具体分析的半通不通的读书人的这样一种错误联想：旧中国之所以不合理被推翻，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因为它是专制的；因此，一切专制制度都是不合理要被推翻的；现代新中国，既然也是专制的，那么，它就是不合理要被推翻的；因此，我们（他们）的“自由中国运动”，是合理的必定成功的（快去参加去！）——这样一来，中国还有宁日吗？钱穆担心的，就是这种一轮接一轮没有休止的借口“反专制”而行的动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钱穆的错误在于：受“伦理本位”的儒家唯心史观左右，把一切专制看成绝对的恶、绝对的不合理，不敢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满清政府为最后代表的“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被推翻，不是因为这个王朝是专制的，而是因为它提不出科学地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和被外敌侵略欺负的不幸局面的强国纲领；如果它能够提出这样的纲领并实施强有力的领导，那么即使它是专制的，也不会影响到它的合理性，从而不会被推翻。既然它提不出这种纲领，领导中国不力，那么它当然也就被推翻了。——这话，钱穆不敢讲，因为作为“伦理本位”的儒派人物，钱穆太害怕“专制”这个似乎是“反人道”的字眼了，于是就毫无必要地纠缠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不是专制社会这一没有多少价值的争论中去。
此外，钱穆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像“专制”一词通常所指的那样，压制人民、钳制思想很厉害。不，——钱穆说：中国古代社会，总体说来政治环境是较为宽松的。不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环境何以较为宽松的原因，钱穆的解释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因为他把宽松原因归因于中国君主的并不独揽大权，而让众多文臣武将来辅佐自己这种政治现象。这种论证方法是就事论事、用政治宽松来证明政治宽松的循环论证，逻辑上就站不住。
钱穆不明白：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上是较为宽松的话，那么，其原因并不在他所说的君主们自愿采取了刘邦式的“集团性”治国方法（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不愿采取项羽式的“英雄性”治国方法（带有西方色彩的“寡头专制”），而在于国土广大、交通不便、山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的地缘条件，——以京城为圆心，皇帝权力随距离的延长、山势的增高、地理环境复杂程度的增加而递减。简言之：中国古代的政治环境之所以较为宽松，是因为摩擦系数太大的地理环境，使其不便专制。
天不变道亦不变。既然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不便专制较为宽松，原因在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不在人的主观意愿，那么在同一块土地上诞生的当代社会主义新中国，其政治环境的较为宽松，亦在情理之中。事实正是如此，今日中国，在西方人看来，似乎专制得不得了，但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中国人自己明白：自己的自由度比起西方人来，即使很低的话，那么，其原因也不能归咎于当今这个制度，而应归咎于“行路难”的自然条件和依附于这种条件的“地头蛇”似地各霸一方的地方恶势力（“不怕县官怕现管”这句话的真理性在此）；因此，一旦现存制度被改变，中央权威失控，对于这种自然条件和地方恶势力的整治，就无希望！
“专制”是一种物质力量，像一切物质力量一样，它的表现形式或烈度如何，受制于它所遇到的物质阻力：在直通通、平展展的欧洲地缘条件下，它的烈度当然会很强大，以至于让人难以承受；但在七弯八拐、七拱八翘的中国地缘条件下，它的烈度必被大大减弱，以至于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它、可以接受它。这是一个简单的力学道理。此道理，希望那些执迷不悟的“民主斗士”们能够明白；希望他们不要听风就是雨，一听说中国是个专制社会，就把今天的中共政权，与通常只在欧洲那块土地上出现的很难长久维持的烈度很高的短命专制政权联系起来，以此决定自己今后一生的事业方向——这样做，是自误前程。
当代中国大陆青年学者启良先生，在其所著《新儒学批判》一书中，当批判到钱穆这位新儒家重要人物时，有如是说：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专制主义政治的社会，这在20世纪的中国人看来，已是历史常识。然而钱穆却要极力否定这一点。在他看来，说中国古代为专制社会，是新文化运动所制造的一个神话。古代中国非但没有专制，而且奉行着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他称之为“君主立宪”。【启良《新儒学批判》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p221】
对此，这里可以说点什么呢？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承和发展。古代旧中国与现代新中国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实行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如果“专制”的意思就是不实行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话（事实上，包括启良先生在内的当今中西自由民主派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现代新中国与古代旧中国的确可以说都是专制的。但是，“专制”这顶帽子往现代新中国头上一戴，势必诱发那些只会抽象比较不愿具体分析的半通不通的读书人的这样一种错误联想：旧中国之所以不合理被推翻，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因为它是专制的；因此，一切专制制度都是不合理要被推翻的；现代新中国，既然也是专制的，那么，它就是不合理要被推翻的；因此，我们（他们）的“自由中国运动”，是合理的必定成功的（快去参加去！）——这样一来，中国还有宁日吗？钱穆担心的，就是这种一轮接一轮没有休止的借口“反专制”而行的动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钱穆的错误在于：受“伦理本位”的儒家唯心史观左右，把一切专制看成绝对的恶、绝对的不合理，不敢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满清政府为最后代表的“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被推翻，不是因为这个王朝是专制的，而是因为它提不出科学地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和被外敌侵略欺负的不幸局面的强国纲领；如果它能够提出这样的纲领并实施强有力的领导，那么即使它是专制的，也不会影响到它的合理性，从而不会被推翻。既然它提不出这种纲领，领导中国不力，那么它当然也就被推翻了。——这话，钱穆不敢讲，因为作为“伦理本位”的儒派人物，钱穆太害怕“专制”这个似乎是“反人道”的字眼了，于是就毫无必要地纠缠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不是专制社会这一没有多少价值的争论中去。
此外，钱穆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像“专制”一词通常所指的那样，压制人民、钳制思想很厉害。不，——钱穆说：中国古代社会，总体说来政治环境是较为宽松的。不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环境何以较为宽松的原因，钱穆的解释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因为他把宽松原因归因于中国君主的并不独揽大权，而让众多文臣武将来辅佐自己这种政治现象。这种论证方法是就事论事、用政治宽松来证明政治宽松的循环论证，逻辑上就站不住。
钱穆不明白：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上是较为宽松的话，那么，其原因并不在他所说的君主们自愿采取了刘邦式的“集团性”治国方法（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不愿采取项羽式的“英雄性”治国方法（带有西方色彩的“寡头专制”），而在于国土广大、交通不便、山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的地缘条件，——以京城为圆心，皇帝权力随距离的延长、山势的增高、地理环境复杂程度的增加而递减。简言之：中国古代的政治环境之所以较为宽松，是因为摩擦系数太大的地理环境，使其不便专制。
天不变道亦不变。既然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不便专制较为宽松，原因在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不在人的主观意愿，那么在同一块土地上诞生的当代社会主义新中国，其政治环境的较为宽松，亦在情理之中。事实正是如此，今日中国，在西方人看来，似乎专制得不得了，但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中国人自己明白：自己的自由度比起西方人来，即使很低的话，那么，其原因也不能归咎于当今这个制度，而应归咎于“行路难”的自然条件和依附于这种条件的“地头蛇”似地各霸一方的地方恶势力（“不怕县官怕现管”这句话的真理性在此）；因此，一旦现存制度被改变，中央权威失控，对于这种自然条件和地方恶势力的整治，就无希望！
“专制”是一种物质力量，像一切物质力量一样，它的表现形式或烈度如何，受制于它所遇到的物质阻力：在直通通、平展展的欧洲地缘条件下，它的烈度当然会很强大，以至于让人难以承受；但在七弯八拐、七拱八翘的中国地缘条件下，它的烈度必被大大减弱，以至于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它、可以接受它。这是一个简单的力学道理。此道理，希望那些执迷不悟的“民主斗士”们能够明白；希望他们不要听风就是雨，一听说中国是个专制社会，就把今天的中共政权，与通常只在欧洲那块土地上出现的很难长久维持的烈度很高的短命专制政权联系起来，以此决定自己今后一生的事业方向——这样做，是自误前程。
3、法治建设问题
“法治”与“法规”不同。法规可以由一个或一些人很容易地制定写出来，法治则是把制定出来的法规加以落实，——法治的关键在落实，它是一种把主观意志切实落实到客观物事上的行为。但是，能否做到这一点，又取决于主客双方谁的力量大。而所谓的“主”，就是人；所谓的“客”，就是自然。
于此，人们看到：在法治问题上，西方国家因为自然条件优越，人强地弱，因此早在2000千多年前的希腊社会，就形成了他们的“法治传统”，——把古希腊所有城邦的人全部搬迁到环境险恶、不可预测的灾难太多的亚洲，其“法治传统”，势必中断。【脚注：不可预测的灾难对法治建设的不利影响，古今中外一样：“由于瘟疫的原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看见幸运变更得如此迅速，这样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一文莫名的人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财富，因此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作放纵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他们常常是隐藏起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迅速地花费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一般人都承认，光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只是那些暂时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快乐的东西，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约束的力量了，至于神祗，他们认为敬神与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违反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感觉得，对于他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头上，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这是很自然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商务印书馆 1985 p141 】 ——反之，在中国，地强人弱，所以直到今日，法治建设依然步履惟艰。因此，法治问题，并非一个主观的政治意愿问题，而是一个取决于自然改造任务完成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一个建立在自然改造基础上的社会改造、国民性改造问题；中国的自然改造是一项长期任务，因而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是一项长期任务。
法这东西，大约有这样三个层次三种法：第一，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本身的法，即自然规律。第二，人与他生活于其中的地缘环境打交道的法，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法。第三，一定地缘和历史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法，即人与人的关系法。这三种法，第一种决定第二种，第二种决定第三种。在第一种中，“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含义很广，由近到远、由低到高，由小到大，无非是地质地理、气候、天体、宇宙等，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遵循由近到远、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的认识发展规律的。当与人们生活最切近的地质地理气候方面的规律人们尚难认识而它们又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大压力的时候，人们是很难轻松地进行精密抽象的微观物理和天体宇宙方面的法则探索的。
在欧洲，固然直到牛顿时代，地理气候方面的法欧洲人亦未研究得很精确，但至少自古希腊以来，它们就不对欧洲人的生活构成多大的压力干扰。尤其是：物象不多不杂的欧洲那方土地，其物象的不多不杂，本身就构成一种“抽象”样式，它范铸了欧洲人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人脑中的杂象即“小心眼”不多）。具有这种抽象思维能力的欧洲人，与自然的关系法亦是抽象的（这突出表现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又因为根本说来，人是自然一部分，与自然打交道采用什么法，与人打交道亦必采用什么法，所以在欧洲，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抽象法，自然也就构成了人与人即社会关系中的抽象法，其特点是：排除存在的多样性、随意性、偶然性，尽力找出一种共同的东西，明文规定、照准执行。当然，这种抽象法要能制定执行，又取决于自然方面不可捉摸且对人构成干扰的杂乱现象不多不大，以及人们的心思亦不杂乱这样一些主客条件。这些条件，欧洲都具备，因此，“法治传统”这东西，在欧洲的出现，就很自然了。
歌德说得好：“法律固有权，更有权的是灾难”【《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旁通百室的广廷》】 此理，尤其适用于中国。在中国，种种天灾，数不胜数；更多的不去说它了，单单水土流失和水旱不时问题，就对历史以来的中国人构成极大威胁。在这些诸如“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威胁面前，人定之法算得了什么？对这些威胁背后的原因即自然本身的法，中国人直到今日都未认识清楚；因此，在中国人心目中，“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的自然界，本身就是无常易变、难以规定、不具质的稳定性的。这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法上，中国人亦难定出具有质的规定性、稳定性的法，要做事时只好说“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接下来，在人与人的关系法上，当然亦难定出具有质的规定性、稳定性的法。而法如果不具质的规定性和稳定性，就是些随意性条文，不叫法，制定改变时容易，执行起来却难，谁也不会认真对待它。
因此，中国的法治建设，思路措施千条万条，归根结底第一条，就是认识中国的地缘国情，认识以水土流失为主要规律的中国这方土地上的自然规律（自然法），然后采取长期管用的对付它的法（人与自然关系法）。凡尊重这种规律、利用这种规律来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增砖添瓦的行为规矩，都是要受到鼓励的；凡不尊重这种规律从而损害干扰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行为规矩，都是要受到惩罚的（人与人的关系法。）
上述三种法，主次和先后顺序不明确，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目标就不明确，路线方针政策就会时时处于“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的摇摆不明状态。在此情形下，所谓的法治建设，将很难取信于民。反之，三者顺序明确了，中国的主要问题找准了、发展目标明确了，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它必须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为此，得采取哪些配套措施，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国人心目中，条理清清楚楚，这样，法治建设方方面面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小，法治建设就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进步方向。
“法治”与“法规”不同。法规可以由一个或一些人很容易地制定写出来，法治则是把制定出来的法规加以落实，——法治的关键在落实，它是一种把主观意志切实落实到客观物事上的行为。但是，能否做到这一点，又取决于主客双方谁的力量大。而所谓的“主”，就是人；所谓的“客”，就是自然。
于此，人们看到：在法治问题上，西方国家因为自然条件优越，人强地弱，因此早在2000千多年前的希腊社会，就形成了他们的“法治传统”，——把古希腊所有城邦的人全部搬迁到环境险恶、不可预测的灾难太多的亚洲，其“法治传统”，势必中断。【脚注：不可预测的灾难对法治建设的不利影响，古今中外一样：“由于瘟疫的原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看见幸运变更得如此迅速，这样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一文莫名的人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财富，因此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作放纵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他们常常是隐藏起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迅速地花费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一般人都承认，光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只是那些暂时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快乐的东西，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约束的力量了，至于神祗，他们认为敬神与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违反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感觉得，对于他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头上，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这是很自然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商务印书馆 1985 p141 】 ——反之，在中国，地强人弱，所以直到今日，法治建设依然步履惟艰。因此，法治问题，并非一个主观的政治意愿问题，而是一个取决于自然改造任务完成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一个建立在自然改造基础上的社会改造、国民性改造问题；中国的自然改造是一项长期任务，因而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是一项长期任务。
法这东西，大约有这样三个层次三种法：第一，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本身的法，即自然规律。第二，人与他生活于其中的地缘环境打交道的法，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法。第三，一定地缘和历史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法，即人与人的关系法。这三种法，第一种决定第二种，第二种决定第三种。在第一种中，“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含义很广，由近到远、由低到高，由小到大，无非是地质地理、气候、天体、宇宙等，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遵循由近到远、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的认识发展规律的。当与人们生活最切近的地质地理气候方面的规律人们尚难认识而它们又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大压力的时候，人们是很难轻松地进行精密抽象的微观物理和天体宇宙方面的法则探索的。
在欧洲，固然直到牛顿时代，地理气候方面的法欧洲人亦未研究得很精确，但至少自古希腊以来，它们就不对欧洲人的生活构成多大的压力干扰。尤其是：物象不多不杂的欧洲那方土地，其物象的不多不杂，本身就构成一种“抽象”样式，它范铸了欧洲人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人脑中的杂象即“小心眼”不多）。具有这种抽象思维能力的欧洲人，与自然的关系法亦是抽象的（这突出表现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又因为根本说来，人是自然一部分，与自然打交道采用什么法，与人打交道亦必采用什么法，所以在欧洲，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抽象法，自然也就构成了人与人即社会关系中的抽象法，其特点是：排除存在的多样性、随意性、偶然性，尽力找出一种共同的东西，明文规定、照准执行。当然，这种抽象法要能制定执行，又取决于自然方面不可捉摸且对人构成干扰的杂乱现象不多不大，以及人们的心思亦不杂乱这样一些主客条件。这些条件，欧洲都具备，因此，“法治传统”这东西，在欧洲的出现，就很自然了。
歌德说得好：“法律固有权，更有权的是灾难”【《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旁通百室的广廷》】 此理，尤其适用于中国。在中国，种种天灾，数不胜数；更多的不去说它了，单单水土流失和水旱不时问题，就对历史以来的中国人构成极大威胁。在这些诸如“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威胁面前，人定之法算得了什么？对这些威胁背后的原因即自然本身的法，中国人直到今日都未认识清楚；因此，在中国人心目中，“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的自然界，本身就是无常易变、难以规定、不具质的稳定性的。这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法上，中国人亦难定出具有质的规定性、稳定性的法，要做事时只好说“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接下来，在人与人的关系法上，当然亦难定出具有质的规定性、稳定性的法。而法如果不具质的规定性和稳定性，就是些随意性条文，不叫法，制定改变时容易，执行起来却难，谁也不会认真对待它。
因此，中国的法治建设，思路措施千条万条，归根结底第一条，就是认识中国的地缘国情，认识以水土流失为主要规律的中国这方土地上的自然规律（自然法），然后采取长期管用的对付它的法（人与自然关系法）。凡尊重这种规律、利用这种规律来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增砖添瓦的行为规矩，都是要受到鼓励的；凡不尊重这种规律从而损害干扰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行为规矩，都是要受到惩罚的（人与人的关系法。）
上述三种法，主次和先后顺序不明确，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目标就不明确，路线方针政策就会时时处于“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的摇摆不明状态。在此情形下，所谓的法治建设，将很难取信于民。反之，三者顺序明确了，中国的主要问题找准了、发展目标明确了，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它必须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为此，得采取哪些配套措施，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国人心目中，条理清清楚楚，这样，法治建设方方面面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小，法治建设就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进步方向。
4、国内主要矛盾是东西矛盾
1949年前的中国革命，目的在所有制关系的大变动，方法为阶级分析法，1979年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的在中国穷山恶水面貌的改变，方法当为地缘分析法。革命年代里，因革命的目的触动了某些人的生产资料这一最大经济利益，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极为尖锐。当此时候，“阶级敌人”、“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这类政治概念就出现了。
经济建设时期，由于任何所有制和财富分配形式都不具有敌对性质，都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法规明令等技术层面的手段加以缓解，这样，“阶级敌人”这一概念因之亦失去了其现实意义；当此时候，无论革命年代“一抓就灵”的阶级分析法，还是现在某些人提出的换汤不换药的所谓“阶层分析法”，都不具有其作为科学方法必须具有的“使用价值”了；当此时候，全体中国人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再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来区分，就无现实感了（“人民内部矛盾”是相对于“敌我矛盾”而存在的，因而“敌我矛盾”概念的失去现实意义，必使“人民内部矛盾”概念也失去现实意义）。当此时候，国内主要矛盾，是地缘条件即风水优劣不等的地区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风水最好的东部地区与风水最恶劣的西部地区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如此重大，以至于处理不当，潜伏着的危险性，远远大于任何“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
东西矛盾，即不是敌我矛盾，也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它起因于西部自然条件的天生恶劣，它因此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大协作中的自然改造方法即风水优越的东部支援风水恶劣的西部和大兴艰苦奋斗之风的办法去解决。
1949年前的中国革命，目的在所有制关系的大变动，方法为阶级分析法，1979年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的在中国穷山恶水面貌的改变，方法当为地缘分析法。革命年代里，因革命的目的触动了某些人的生产资料这一最大经济利益，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极为尖锐。当此时候，“阶级敌人”、“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这类政治概念就出现了。
经济建设时期，由于任何所有制和财富分配形式都不具有敌对性质，都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法规明令等技术层面的手段加以缓解，这样，“阶级敌人”这一概念因之亦失去了其现实意义；当此时候，无论革命年代“一抓就灵”的阶级分析法，还是现在某些人提出的换汤不换药的所谓“阶层分析法”，都不具有其作为科学方法必须具有的“使用价值”了；当此时候，全体中国人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再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来区分，就无现实感了（“人民内部矛盾”是相对于“敌我矛盾”而存在的，因而“敌我矛盾”概念的失去现实意义，必使“人民内部矛盾”概念也失去现实意义）。当此时候，国内主要矛盾，是地缘条件即风水优劣不等的地区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风水最好的东部地区与风水最恶劣的西部地区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如此重大，以至于处理不当，潜伏着的危险性，远远大于任何“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
东西矛盾，即不是敌我矛盾，也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它起因于西部自然条件的天生恶劣，它因此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大协作中的自然改造方法即风水优越的东部支援风水恶劣的西部和大兴艰苦奋斗之风的办法去解决。
5、钟摆式东西地缘政治节奏
中国是个《山海经》标明的山海同构国度，山在西海在东。山寒冷、持重、封闭，是阴性的，因而中国历史上属于“山派”的西部和北部地缘政治力量，当其主导中国时，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就具有西北风式的严酷持重特点（文学领域，“崇高派”和“豪放派”得势）。海温润、浮动、开放，是阳性的，因而中国历史上属于“海派”的东部和南部地缘政治力量，当其主导中国时，中国社会的“时代风气”，就具有东南风式的温润浮华特点（文学领域，“优雅派”和“婉约派”得势）。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地缘政治节奏，钟摆样地就在一部《山海经》规定的山派与海派之间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阴阳摆动：
大体上说，上古时候的尧，是山派；尧之后的舜，是海派；舜之后的禹夏，是山派；禹夏之后的汤商，是海派；汤商之后的西周，是山派；西周之后的东周（春秋战国），是海派；东周之后的秦，是山派；灭秦的项羽，是海派；战胜项羽的刘邦及西汉，是山派；乘南方绿林军和东方赤眉军之势而起的刘秀及东汉，是海派；东汉之后的北魏西晋，是山派（中国文学史上曹操父子为代表的所谓“建安风骨”之“风”，就是西北“悲风”）；西晋之后的东晋南朝，是海派；北朝及灭南朝的文帝时期的隋，是山派；继文帝的炀帝时期的隋，是海派；继隋的高祖太宗时期的唐，是山派；安史之乱后的唐，是海派；唐之后的五代，是山派；五代之后的宋，是海派；宋之后的元，是山派；元之后的明，是海派；明之后的清，是山派；清之后的中华民国，是海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前三十年，即1949至1979年，是山派；“孔雀东南飞”的1979年以来的第二个三十年（下限当为2008北京奥运会之后的2009年），是海派；2008北京奥运会之后的第三个三十年，因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生态资源和台湾回归等问题到了一个关节点上，必鲜明地摆向山派。在这些问题中，台湾问题虽然位在东南，但关键时候是很难用东南风式的温柔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办法去牵就解决的，对于位在西北的中央政府来说，不“王赫斯怒”、“躬行天讨”地显显自己本有的西北风式的王者酷气，怕恐不行。相应地，到时候，中国的“时代精神”，当否定之否定地再现1949年至1979年流行的西北风式的豪放崇高特点（至少当今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的“文化保守主义”将会得其“天时”）；相应地，1979年以来大肆流行的、从东南方向的台湾香港吹过来的、以女性化的“心太软心太软”为特色的妖媚的“时代风气”，其流行势头，当受遏制。
中国是个《山海经》标明的山海同构国度，山在西海在东。山寒冷、持重、封闭，是阴性的，因而中国历史上属于“山派”的西部和北部地缘政治力量，当其主导中国时，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就具有西北风式的严酷持重特点（文学领域，“崇高派”和“豪放派”得势）。海温润、浮动、开放，是阳性的，因而中国历史上属于“海派”的东部和南部地缘政治力量，当其主导中国时，中国社会的“时代风气”，就具有东南风式的温润浮华特点（文学领域，“优雅派”和“婉约派”得势）。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地缘政治节奏，钟摆样地就在一部《山海经》规定的山派与海派之间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阴阳摆动：
大体上说，上古时候的尧，是山派；尧之后的舜，是海派；舜之后的禹夏，是山派；禹夏之后的汤商，是海派；汤商之后的西周，是山派；西周之后的东周（春秋战国），是海派；东周之后的秦，是山派；灭秦的项羽，是海派；战胜项羽的刘邦及西汉，是山派；乘南方绿林军和东方赤眉军之势而起的刘秀及东汉，是海派；东汉之后的北魏西晋，是山派（中国文学史上曹操父子为代表的所谓“建安风骨”之“风”，就是西北“悲风”）；西晋之后的东晋南朝，是海派；北朝及灭南朝的文帝时期的隋，是山派；继文帝的炀帝时期的隋，是海派；继隋的高祖太宗时期的唐，是山派；安史之乱后的唐，是海派；唐之后的五代，是山派；五代之后的宋，是海派；宋之后的元，是山派；元之后的明，是海派；明之后的清，是山派；清之后的中华民国，是海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前三十年，即1949至1979年，是山派；“孔雀东南飞”的1979年以来的第二个三十年（下限当为2008北京奥运会之后的2009年），是海派；2008北京奥运会之后的第三个三十年，因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生态资源和台湾回归等问题到了一个关节点上，必鲜明地摆向山派。在这些问题中，台湾问题虽然位在东南，但关键时候是很难用东南风式的温柔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办法去牵就解决的，对于位在西北的中央政府来说，不“王赫斯怒”、“躬行天讨”地显显自己本有的西北风式的王者酷气，怕恐不行。相应地，到时候，中国的“时代精神”，当否定之否定地再现1949年至1979年流行的西北风式的豪放崇高特点（至少当今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的“文化保守主义”将会得其“天时”）；相应地，1979年以来大肆流行的、从东南方向的台湾香港吹过来的、以女性化的“心太软心太软”为特色的妖媚的“时代风气”，其流行势头，当受遏制。
五、中国地缘经济问题
1、从东南到西北的纬度地带性经济规律
在中国古人看来，华夏文明区犹如一架以中原为圆心、十二个月份为数标、文明圈半径为时针、分成春夏秋冬、转一圈为一年的巨钟；在这架巨钟中，东方为春，南方为夏，西方为秋，北方为冬。正如四季分明的本地区植物都有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规律一样，本地区社会界的种种大事变，亦顺时针方向地遵循着由春夏之东南到秋冬之西北即“始于东南成于西北”规律。革命如此，建设亦如此。
近现代的中国革命，始发地在东南。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发源于中国东南一带。两场革命，都未在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应解决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问题，然而又都为后来大功告成的中国革命立下了“革命先行者”功劳；在他们的启动下，阴静的、开始时似乎对革命无动于衷的西北地区渐渐阳动起来了，——西北地区，不动则已，一动就“黄云万里动风色”、“天翻地覆慨而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在此生根；由此出发的革命力量，浩浩荡荡，风卷残云，革命很快成功。
同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潮，亦始于东南。这之前即1980年代以前，首先是位置更东南的台湾香港有成在先；接着，1980年代，台湾香港的成就向北传播，珠江三角洲接上；1990年代，再向北传播，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又接上。目前的中国经济，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的打到长江流域一样，热点还停留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可以断言：在21世纪，它必然不断地向西北方向传播，最终使得目前阴静的西北地区也阳动起来，——西北地区一旦阳动起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成期就为时不远了。反过来说，若西北地区不阳动起来，中国就不能达到经济建设必须达到的“中国经济从此站立起来了”目标；这正如北伐时期停留于长江中下游的国民党，不能完成中国革命必须完成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革命目标一样。
在中国古人看来，华夏文明区犹如一架以中原为圆心、十二个月份为数标、文明圈半径为时针、分成春夏秋冬、转一圈为一年的巨钟；在这架巨钟中，东方为春，南方为夏，西方为秋，北方为冬。正如四季分明的本地区植物都有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规律一样，本地区社会界的种种大事变，亦顺时针方向地遵循着由春夏之东南到秋冬之西北即“始于东南成于西北”规律。革命如此，建设亦如此。
近现代的中国革命，始发地在东南。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发源于中国东南一带。两场革命，都未在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应解决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问题，然而又都为后来大功告成的中国革命立下了“革命先行者”功劳；在他们的启动下，阴静的、开始时似乎对革命无动于衷的西北地区渐渐阳动起来了，——西北地区，不动则已，一动就“黄云万里动风色”、“天翻地覆慨而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在此生根；由此出发的革命力量，浩浩荡荡，风卷残云，革命很快成功。
同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潮，亦始于东南。这之前即1980年代以前，首先是位置更东南的台湾香港有成在先；接着，1980年代，台湾香港的成就向北传播，珠江三角洲接上；1990年代，再向北传播，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又接上。目前的中国经济，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的打到长江流域一样，热点还停留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可以断言：在21世纪，它必然不断地向西北方向传播，最终使得目前阴静的西北地区也阳动起来，——西北地区一旦阳动起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成期就为时不远了。反过来说，若西北地区不阳动起来，中国就不能达到经济建设必须达到的“中国经济从此站立起来了”目标；这正如北伐时期停留于长江中下游的国民党，不能完成中国革命必须完成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革命目标一样。
2、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的经验教训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最著名的改革或“变法”，第一次是商鞅变法，第二次是王安石变法。两次变法，经济成就皆可圈可点：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了一统中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经济实力；王安石变法，给宋朝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市场经济。然而，两次变法，虽然动机皆为富国强兵、通吃中国（前者是吃掉关东六国，后者是收复燕云十六州），并且经济上都可圈可点，但政治后果却完全不同：行商鞅之法的秦国，在经济变强的同时，一统中国的政治目标亦达到；行王安石之法的北宋，经济虽然变繁荣了，但政治反变弱了，结果很快亡国。
因此，两次变法，动机虽相同，但后果完全不一样。究其原因，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在人为因素中的“得法”（正确）与否，而在非当时的变法者所能认识左右的地理位置的不同：行商鞅之法的秦国，位处西北这一中国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力量的自然位置”上，因而经济的成功，使得该地如虎添翼，综合国力更强大；行王安石之法的北宋，位处东南这一中国地缘政治格局中最薄弱的环节处，因而经济的繁荣，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的强大，相反倒使得变法中得利最大的执政的东南政治集团患得患失，并且煽动起一股交相以利的腐败的社会风气，结果人心涣散、豪杰失望（《水浒传》中那些英雄豪杰正由此被“逼上梁山”），英姿勃发的宋神宗当初追求的富国强兵、收复北方失地目的，完全落空。
一定意义上讲，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动机亦与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同，旨在民富国强。这样，商鞅变法的成功经验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教训，就尤其值得今日的改革者们严加注意。——两次变法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要成功，必须有西北的成功；西北若不成功，东南的市场经济再繁荣，都不能使国家综合国力变强大；不但如此，仅有东南的经济繁荣，还将加深国家的内部危机。
应该说，时至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还只停留在王安石变法样的水平上，得利者为东南利益集团；它因此也潜藏着王安石变法样的危机。要避免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后果、争取商鞅变法成果，整个中华民族，就必须万众一心，无所不用其极地促使西北地区的经济阳动起来并且大见成效。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最著名的改革或“变法”，第一次是商鞅变法，第二次是王安石变法。两次变法，经济成就皆可圈可点：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了一统中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经济实力；王安石变法，给宋朝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市场经济。然而，两次变法，虽然动机皆为富国强兵、通吃中国（前者是吃掉关东六国，后者是收复燕云十六州），并且经济上都可圈可点，但政治后果却完全不同：行商鞅之法的秦国，在经济变强的同时，一统中国的政治目标亦达到；行王安石之法的北宋，经济虽然变繁荣了，但政治反变弱了，结果很快亡国。
因此，两次变法，动机虽相同，但后果完全不一样。究其原因，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在人为因素中的“得法”（正确）与否，而在非当时的变法者所能认识左右的地理位置的不同：行商鞅之法的秦国，位处西北这一中国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力量的自然位置”上，因而经济的成功，使得该地如虎添翼，综合国力更强大；行王安石之法的北宋，位处东南这一中国地缘政治格局中最薄弱的环节处，因而经济的繁荣，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的强大，相反倒使得变法中得利最大的执政的东南政治集团患得患失，并且煽动起一股交相以利的腐败的社会风气，结果人心涣散、豪杰失望（《水浒传》中那些英雄豪杰正由此被“逼上梁山”），英姿勃发的宋神宗当初追求的富国强兵、收复北方失地目的，完全落空。
一定意义上讲，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动机亦与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同，旨在民富国强。这样，商鞅变法的成功经验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教训，就尤其值得今日的改革者们严加注意。——两次变法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要成功，必须有西北的成功；西北若不成功，东南的市场经济再繁荣，都不能使国家综合国力变强大；不但如此，仅有东南的经济繁荣，还将加深国家的内部危机。
应该说，时至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还只停留在王安石变法样的水平上，得利者为东南利益集团；它因此也潜藏着王安石变法样的危机。要避免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后果、争取商鞅变法成果，整个中华民族，就必须万众一心，无所不用其极地促使西北地区的经济阳动起来并且大见成效。
3、西部开发的逆水行舟形势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始于1999年。是年6月17日，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抓住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开发”主题讲话，宣称：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江泽民的西部开发号召，客观方面说，乃顺乎民心和中国经济的由东南到西北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之举；主观方面说，宣传力度不亚于1950年代毛泽东的“向自然进军”和1980年代邓小平的特区开发部署；但激起的实际反响，远逊于毛邓时期。所以如此，是因为江泽民时期，面临的“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劳动对象”这一要素，情势远比毛邓时期严峻：
重西轻东的毛泽东时代，西部地区尚有不少容易或较容易开发得利的包括各种矿产能源资源在内的处女地，它容许人们人气很旺地进行粗放式的开发。重东轻西的邓小平时期，条件更有利：由于风水优越，在东部地区，三尺之地所得之利，也在西部那些百尺荒漠之上。但到了江泽民时期，这些条件都不具备了：西部地区，可以得利的能够容纳大量简单劳动力的空间，已被毛泽东时代的开发者们填满；东部地区，能够继续开发的地方，甚至到了三尺地盘也必须精量的地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留给江泽民及以后领导人的，基本上是西部地区不能在等价交换原则下得利的不毛之地。如果说邓小平时期的东部开发恰如长江行船、自西往东顺流而下的话，那么江泽民开始的西部开发，就恰如同样的长江行船，却要调头自东往西，逆流而上，而且要行到金沙江上游。这样的任务，困难可想而知。
西部开发，内容或任务有二：一为“开”，二为“发”。开者，开山劈岭、以交通水渠管道建设为主的国土基础建设也；发者，江泽民说的“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也。前者是一个无机的机械作业中的土石方概念，后者是一个有机的植物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概念。任务在哪儿，困难也就在哪儿。“开”的困难在于：中国西部地区，山势之高大、地形之起伏、地质之破碎，全球无比；在此修一条路，世界其它国家地区，可修几条甚至十几条。“发”的困难在于：作为一个植物性的生长概念，像植物一样，要“发”，就得有水；缺水的大西北，要发，谈何容易。而在两项任务两大困难中，又以后一任务后一困难为大：“开”者再困难，只要大量机器开过去，总能克服，这样的机器，今日中国，是制造得出来的；“发”者需要大量引水，这些水，非今日中国能制造。造机器容易造水难，这就决定了西部开发之“发”的困难程度。不仅如此，西部开发中，“开”是手段，“发”才是目的；有“开”无“发”，前功尽弃等于零。
那么，是否西部开发就难以实现并因此得歇手放弃呢？非也！在这个问题上，中华民族必须确立这样三点宏观认识：第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中国只有这片国土；在这片国土上，东部地区已经人满为患，若不在人烟稀少的大西北找出路，中国的发展，路子将越走越窄。第二，恶劣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中国的西部开发，必须走一条无人走过的生态文明道路；这条道路一旦走通，“中国的崛起”，就会像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以来中国西部大山的崛起一样明白无误；反之，若这条路走不通，所谓的“中国的崛起”，就不把稳，甚至崛得越高，跌得越重。第三，中国的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再恶劣，也比月球火星优越百千万倍；当今和今后的美国佬，尚且敢于开发月球火星，当今和今后的中国人，为什么连一个自家园子中这片地球上的中国西部地区，都不敢开发呢？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始于1999年。是年6月17日，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抓住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开发”主题讲话，宣称：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江泽民的西部开发号召，客观方面说，乃顺乎民心和中国经济的由东南到西北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之举；主观方面说，宣传力度不亚于1950年代毛泽东的“向自然进军”和1980年代邓小平的特区开发部署；但激起的实际反响，远逊于毛邓时期。所以如此，是因为江泽民时期，面临的“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劳动对象”这一要素，情势远比毛邓时期严峻：
重西轻东的毛泽东时代，西部地区尚有不少容易或较容易开发得利的包括各种矿产能源资源在内的处女地，它容许人们人气很旺地进行粗放式的开发。重东轻西的邓小平时期，条件更有利：由于风水优越，在东部地区，三尺之地所得之利，也在西部那些百尺荒漠之上。但到了江泽民时期，这些条件都不具备了：西部地区，可以得利的能够容纳大量简单劳动力的空间，已被毛泽东时代的开发者们填满；东部地区，能够继续开发的地方，甚至到了三尺地盘也必须精量的地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留给江泽民及以后领导人的，基本上是西部地区不能在等价交换原则下得利的不毛之地。如果说邓小平时期的东部开发恰如长江行船、自西往东顺流而下的话，那么江泽民开始的西部开发，就恰如同样的长江行船，却要调头自东往西，逆流而上，而且要行到金沙江上游。这样的任务，困难可想而知。
西部开发，内容或任务有二：一为“开”，二为“发”。开者，开山劈岭、以交通水渠管道建设为主的国土基础建设也；发者，江泽民说的“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也。前者是一个无机的机械作业中的土石方概念，后者是一个有机的植物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概念。任务在哪儿，困难也就在哪儿。“开”的困难在于：中国西部地区，山势之高大、地形之起伏、地质之破碎，全球无比；在此修一条路，世界其它国家地区，可修几条甚至十几条。“发”的困难在于：作为一个植物性的生长概念，像植物一样，要“发”，就得有水；缺水的大西北，要发，谈何容易。而在两项任务两大困难中，又以后一任务后一困难为大：“开”者再困难，只要大量机器开过去，总能克服，这样的机器，今日中国，是制造得出来的；“发”者需要大量引水，这些水，非今日中国能制造。造机器容易造水难，这就决定了西部开发之“发”的困难程度。不仅如此，西部开发中，“开”是手段，“发”才是目的；有“开”无“发”，前功尽弃等于零。
那么，是否西部开发就难以实现并因此得歇手放弃呢？非也！在这个问题上，中华民族必须确立这样三点宏观认识：第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中国只有这片国土；在这片国土上，东部地区已经人满为患，若不在人烟稀少的大西北找出路，中国的发展，路子将越走越窄。第二，恶劣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中国的西部开发，必须走一条无人走过的生态文明道路；这条道路一旦走通，“中国的崛起”，就会像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以来中国西部大山的崛起一样明白无误；反之，若这条路走不通，所谓的“中国的崛起”，就不把稳，甚至崛得越高，跌得越重。第三，中国的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再恶劣，也比月球火星优越百千万倍；当今和今后的美国佬，尚且敢于开发月球火星，当今和今后的中国人，为什么连一个自家园子中这片地球上的中国西部地区，都不敢开发呢？
4、东北振兴中“应该转变观念”的是谁
从长征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十余年时间，虽说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已从东南转移到西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期间，整个大西北就在革命力量掌控下，——革命力量最先完全掌控的，是东北而非西北。同理，今日中国，当经济建设重点由东南向西北转移时，虽然“西部大开发”在前，但不等西部开发明显见效，重点又向东北转移，——2003年，胡锦涛、温家保为首的江泽民之后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振兴东北”口号，东北成为中国政策性的新经济热点。
在对革命年代的战争经验总结中，毛泽东有言：“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战锦问题”，就是东北问题。正如中国革命的关键战场在东北一样，中国经济建设的关键部位，也在东北。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战争中，地形气候不同，武器装备、作战风格、军队组织、战争规模等必有不同特点。同样，经济建设中，地形气候不同，产业布局、企业文化、企业形式、企业规模等必有不同特点，——东北的地形气候，与东南不同，东北的经济振兴，必与东南的经济发展路子不同；这样的不同，大概有四：
第一，层次不同。产业层次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较低的纬度和较高的气温决定了：寒性地缘种因不强壮的东南，当其“温州模式”作为“模式”出台之日，必是其创新能力阳热发散完毕即达到它的天性极点或“边际”之时；这之后，小富即满、在进一步的高层产业发展中找不到感觉的人们，就会去玩诸如“温州炒房团”之类的泡沫经济。反之，较高的纬度和较冷的气温决定了：寒性地缘种因强壮的东北，当其“模式”出台即经济潜力到达自己的天性极点或“边际”时，必是困扰中国经济的高层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的解决。
第二，种类不同。温润的气候，杂乱的地形，多杂的物产，使得东南尤其适合民间地摊小商贩们最看好的耗能不大、体积轻巧的家用轻工电子产品的生产和各种农副产品的加工。低润的气温，开阔的地形，单调的物产，使得东北成为中国唯一与北大西洋两岸有着类似地形气候的地区，它因此像北大西洋两岸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适合耗能大、体积大、科技含量高、治国者最看重、能强国力振国威的以机械工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
第三，企业组织方式和规模不同。产品产业决定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规模：正如位在东南的中国台湾，产业特点为轻巧产品为主，因而企业组织规模亦小巧灵活一样，临近台湾的大陆东南地区，产业特点像台湾一样也以轻巧产品为主，因而企业组织亦像台湾企业一样小巧灵活。正如位在东北的韩国，产业特点为西方式的机械工业为主，因而企业组织规模亦以大取胜一样，临近韩国的中国东北，因产业特点也应以韩国式的机械工业为主，因而企业组织规模亦应像韩国样以大取胜。
第四，人的性情趣味不同。热胀冷缩，热散冷凝；北素南杂，北高南低。物如此，人性亦如此。——温热的气候，多杂的物产，较低的纬度，使得中国东南之人养成一种不尚合群、崇尚个人奋斗、再细杂的工作也乐此不疲、再微不足道的小钱也很在乎的“低级”性情趣味。冷凝的气候，单调的物产，中国最高的纬度，使得中国东北之人养成一种讲求集体凝结力、对单干不感兴趣、爱厂如家、“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不干宁肯闲下、要干就要干大事的“高级”性情趣味。
“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产品产业当然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不过，在商品经济中，还有个“物以稀为贵”道理。——今日中国，温州式的轻巧产业，早已饱和；东北式的机械工业，远未得到应有发展。因此，东北之“贵”，势所必然。况且，无论从何标准看，上述东北式产业趣味，档次永远高于温州式产业趣味。
东南好动，经济先动，这很自然；好动者只出“短平快”的东西，也很自然。东北好静，静中才能后发制人地有高档次的东西出现；而高档次的东西，不仅是当今中国所缺乏的，它永远是中国所必须追求的。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正寄托在东北人身上。若与欧洲作历史与地缘的比较，那么可以说：位处中国南方的温州模式，不过是位处南欧的早期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商业资本主义而已，而位处中国北方的正在探索中的东北模式，只能是位处北欧后来居上的英国、德国为代表的以机械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资本主义模式。正如欧洲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的前途，端赖北欧产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前途，端赖制造业为主的东北模式的形成。再就现代说，若中国没有东北这块类似于北大西洋两岸的纬度高而且雨雪量也很可观的地盘，仅凭商业资本主义的温州模式，看不到此模式具有的与“拉美化”相同的寒性地缘种因不强壮、高层创新能力不足这一根本缺陷，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势必“未敢翻身已碰头，漏船载酒泛中流”地陷入“拉美化”困境；正因为有了东北，中国经济才永无拉美化之忧。
然而，上述道理，在当今的东北振兴热中，人们尚未明白。看看今日中国各种媒体，谁不在指教甚至指责东北人，说他们应该而且必须“转变观念”，像温州人学习，放下“架子”（把人的天性说成“架子”，是不识人性；不识人性，就不知用人所长；不知用人所长，事业必无成），去干温州式的轻巧地摊产业；而且不应爱厂如家，应义无反顾地舍弃工厂，出来单干，像温州人样钻头觅缝“闯市场”。——呜呼，此《淮南子》所谓“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和《庄子》所谓“拙于用大……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如此“学”下去，高素质的东北男女，恐怕温州人学不成，却学成些危害国家社会的“小炉匠”、“野狼嚎”、“蝴蝶迷”、“郑三炮”。
不错，在东北振兴问题上，人们的确“应该转变观念”；但是，这里，应该转变观念的究竟是谁，问题不一清二楚吗？
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载：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东北振兴，乃一首只有生性豪放、人称“东北虎”的东北大汉才能担当的豪放的“大江东去”之歌；温州式生性婉约、人称“江南才子”、惯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十七八女孩儿”，是担当不起的。反过来说，让“关西大汉”的东北人“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北能振兴吗？
最后：机械工业，是一种高技术高投入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它因此不能像东南地区那些短平快的产业那样，可以通过个人奋斗立业；只有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方能立业。因此，在国家资金不到位、东北人亦未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天然优势、积极性因而亦未调动起来时，人们是没有理由指责东北人的“等靠要”的。因为这样的指责，无非是想叫东北人去走温州式的产业道路，但这样的路，又岂是东北人能走和应走的？
从长征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十余年时间，虽说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已从东南转移到西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期间，整个大西北就在革命力量掌控下，——革命力量最先完全掌控的，是东北而非西北。同理，今日中国，当经济建设重点由东南向西北转移时，虽然“西部大开发”在前，但不等西部开发明显见效，重点又向东北转移，——2003年，胡锦涛、温家保为首的江泽民之后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振兴东北”口号，东北成为中国政策性的新经济热点。
在对革命年代的战争经验总结中，毛泽东有言：“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战锦问题”，就是东北问题。正如中国革命的关键战场在东北一样，中国经济建设的关键部位，也在东北。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战争中，地形气候不同，武器装备、作战风格、军队组织、战争规模等必有不同特点。同样，经济建设中，地形气候不同，产业布局、企业文化、企业形式、企业规模等必有不同特点，——东北的地形气候，与东南不同，东北的经济振兴，必与东南的经济发展路子不同；这样的不同，大概有四：
第一，层次不同。产业层次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较低的纬度和较高的气温决定了：寒性地缘种因不强壮的东南，当其“温州模式”作为“模式”出台之日，必是其创新能力阳热发散完毕即达到它的天性极点或“边际”之时；这之后，小富即满、在进一步的高层产业发展中找不到感觉的人们，就会去玩诸如“温州炒房团”之类的泡沫经济。反之，较高的纬度和较冷的气温决定了：寒性地缘种因强壮的东北，当其“模式”出台即经济潜力到达自己的天性极点或“边际”时，必是困扰中国经济的高层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的解决。
第二，种类不同。温润的气候，杂乱的地形，多杂的物产，使得东南尤其适合民间地摊小商贩们最看好的耗能不大、体积轻巧的家用轻工电子产品的生产和各种农副产品的加工。低润的气温，开阔的地形，单调的物产，使得东北成为中国唯一与北大西洋两岸有着类似地形气候的地区，它因此像北大西洋两岸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适合耗能大、体积大、科技含量高、治国者最看重、能强国力振国威的以机械工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
第三，企业组织方式和规模不同。产品产业决定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规模：正如位在东南的中国台湾，产业特点为轻巧产品为主，因而企业组织规模亦小巧灵活一样，临近台湾的大陆东南地区，产业特点像台湾一样也以轻巧产品为主，因而企业组织亦像台湾企业一样小巧灵活。正如位在东北的韩国，产业特点为西方式的机械工业为主，因而企业组织规模亦以大取胜一样，临近韩国的中国东北，因产业特点也应以韩国式的机械工业为主，因而企业组织规模亦应像韩国样以大取胜。
第四，人的性情趣味不同。热胀冷缩，热散冷凝；北素南杂，北高南低。物如此，人性亦如此。——温热的气候，多杂的物产，较低的纬度，使得中国东南之人养成一种不尚合群、崇尚个人奋斗、再细杂的工作也乐此不疲、再微不足道的小钱也很在乎的“低级”性情趣味。冷凝的气候，单调的物产，中国最高的纬度，使得中国东北之人养成一种讲求集体凝结力、对单干不感兴趣、爱厂如家、“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不干宁肯闲下、要干就要干大事的“高级”性情趣味。
“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产品产业当然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不过，在商品经济中，还有个“物以稀为贵”道理。——今日中国，温州式的轻巧产业，早已饱和；东北式的机械工业，远未得到应有发展。因此，东北之“贵”，势所必然。况且，无论从何标准看，上述东北式产业趣味，档次永远高于温州式产业趣味。
东南好动，经济先动，这很自然；好动者只出“短平快”的东西，也很自然。东北好静，静中才能后发制人地有高档次的东西出现；而高档次的东西，不仅是当今中国所缺乏的，它永远是中国所必须追求的。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正寄托在东北人身上。若与欧洲作历史与地缘的比较，那么可以说：位处中国南方的温州模式，不过是位处南欧的早期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商业资本主义而已，而位处中国北方的正在探索中的东北模式，只能是位处北欧后来居上的英国、德国为代表的以机械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资本主义模式。正如欧洲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的前途，端赖北欧产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前途，端赖制造业为主的东北模式的形成。再就现代说，若中国没有东北这块类似于北大西洋两岸的纬度高而且雨雪量也很可观的地盘，仅凭商业资本主义的温州模式，看不到此模式具有的与“拉美化”相同的寒性地缘种因不强壮、高层创新能力不足这一根本缺陷，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势必“未敢翻身已碰头，漏船载酒泛中流”地陷入“拉美化”困境；正因为有了东北，中国经济才永无拉美化之忧。
然而，上述道理，在当今的东北振兴热中，人们尚未明白。看看今日中国各种媒体，谁不在指教甚至指责东北人，说他们应该而且必须“转变观念”，像温州人学习，放下“架子”（把人的天性说成“架子”，是不识人性；不识人性，就不知用人所长；不知用人所长，事业必无成），去干温州式的轻巧地摊产业；而且不应爱厂如家，应义无反顾地舍弃工厂，出来单干，像温州人样钻头觅缝“闯市场”。——呜呼，此《淮南子》所谓“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和《庄子》所谓“拙于用大……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如此“学”下去，高素质的东北男女，恐怕温州人学不成，却学成些危害国家社会的“小炉匠”、“野狼嚎”、“蝴蝶迷”、“郑三炮”。
不错，在东北振兴问题上，人们的确“应该转变观念”；但是，这里，应该转变观念的究竟是谁，问题不一清二楚吗？
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载：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东北振兴，乃一首只有生性豪放、人称“东北虎”的东北大汉才能担当的豪放的“大江东去”之歌；温州式生性婉约、人称“江南才子”、惯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十七八女孩儿”，是担当不起的。反过来说，让“关西大汉”的东北人“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北能振兴吗？
最后：机械工业，是一种高技术高投入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它因此不能像东南地区那些短平快的产业那样，可以通过个人奋斗立业；只有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方能立业。因此，在国家资金不到位、东北人亦未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天然优势、积极性因而亦未调动起来时，人们是没有理由指责东北人的“等靠要”的。因为这样的指责，无非是想叫东北人去走温州式的产业道路，但这样的路，又岂是东北人能走和应走的？
5、三大产业和三农问题的背后是环境问题
中国这个国度，天有不测之风云，地又处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期，因而天地都不可靠、不牢靠。天地不牢靠，就得人与人相互依靠。于是，就有了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到了现代，此说却演变为大有主观唯心之嫌的“事在人为”和“人的因素第一”。
百年以来的中国人，从孙中山开始，由于过分相信“事在人为”和“人的因素第一”，就一直大讲“迎头赶上”和“瞄准世界先进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以为只要看准世界先进产业是什么，然后大力扶持、全力发展，就能“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此谋算中，由于看到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其产业大体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又总是“与时俱进”地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增大，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于是就“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然而，十几年后定睛一看：原来，在中国，所谓的第三产业，多为拥挤于城市和乡村集市中，你买我一双袜子，我买你一碗小吃，等于双方物物交换、大家勉强混混日子的小地摊。又于是，2003年，各种宣传媒体又大量报道宣传广东某领导早几年就有的先见之明：第二产业是第三产业的基础，无第二产业就无第三产业，因此必须“进两步退一步”地重新回头发展第二产业。
应该说，这样的“重新回头”，只是客观逻辑程序中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中国人势必最终明白这样一个简单道理：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基础是第二产业即工业，第二产业的基础是第一产业即农业，第一产业的基础是国土生态环境。没有整洁优美的国土生态环境，就没有高素质的农民和高质量的农业；没有高素质的农民和高质量的农业，就没有高素质的工人和高质量的工业；没有高素质的工人和高质量的工业，就没有高水平的第三产业。因此，如果说今日的中国人，当他因把注意力集中于第三产业时就必然发现拖后腿的是第二产业的话，那么今后的中国人，当他把注意力集中于第二产业的时候，势必发现拖后腿的又是第一产业；再后，当他把注意力集中于第一产业时，他又势必发现拖后腿的是中国农民的素质问题，而中国农民素质问题的原因，又在水旱不时、“七沟八梁一面坡”、面貌很不板扎整洁优美的中国自然环境，——到那时候，类似1950年代开始的日本的“列岛改造计划”的“中华国土治理改造计划”，就非作为一个全局性的战略任务加以认真落实不可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今中国人说的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关键在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的根源，又在中国水旱不时和“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生态环境。这种环境，在制约着中国农业的商品化和集约化进程（农业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农民居住拉杂分散、做事漫不经心、缺乏组织化和专业化意识的生产生活习性（农村、农民问题）。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在中华国土的治理改造，即毛泽东说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中国这个国度，天有不测之风云，地又处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期，因而天地都不可靠、不牢靠。天地不牢靠，就得人与人相互依靠。于是，就有了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到了现代，此说却演变为大有主观唯心之嫌的“事在人为”和“人的因素第一”。
百年以来的中国人，从孙中山开始，由于过分相信“事在人为”和“人的因素第一”，就一直大讲“迎头赶上”和“瞄准世界先进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以为只要看准世界先进产业是什么，然后大力扶持、全力发展，就能“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此谋算中，由于看到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其产业大体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又总是“与时俱进”地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增大，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于是就“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然而，十几年后定睛一看：原来，在中国，所谓的第三产业，多为拥挤于城市和乡村集市中，你买我一双袜子，我买你一碗小吃，等于双方物物交换、大家勉强混混日子的小地摊。又于是，2003年，各种宣传媒体又大量报道宣传广东某领导早几年就有的先见之明：第二产业是第三产业的基础，无第二产业就无第三产业，因此必须“进两步退一步”地重新回头发展第二产业。
应该说，这样的“重新回头”，只是客观逻辑程序中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中国人势必最终明白这样一个简单道理：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基础是第二产业即工业，第二产业的基础是第一产业即农业，第一产业的基础是国土生态环境。没有整洁优美的国土生态环境，就没有高素质的农民和高质量的农业；没有高素质的农民和高质量的农业，就没有高素质的工人和高质量的工业；没有高素质的工人和高质量的工业，就没有高水平的第三产业。因此，如果说今日的中国人，当他因把注意力集中于第三产业时就必然发现拖后腿的是第二产业的话，那么今后的中国人，当他把注意力集中于第二产业的时候，势必发现拖后腿的又是第一产业；再后，当他把注意力集中于第一产业时，他又势必发现拖后腿的是中国农民的素质问题，而中国农民素质问题的原因，又在水旱不时、“七沟八梁一面坡”、面貌很不板扎整洁优美的中国自然环境，——到那时候，类似1950年代开始的日本的“列岛改造计划”的“中华国土治理改造计划”，就非作为一个全局性的战略任务加以认真落实不可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今中国人说的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关键在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的根源，又在中国水旱不时和“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生态环境。这种环境，在制约着中国农业的商品化和集约化进程（农业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农民居住拉杂分散、做事漫不经心、缺乏组织化和专业化意识的生产生活习性（农村、农民问题）。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在中华国土的治理改造，即毛泽东说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6、“城市化”问题
人们说：现代化必然是城市化，必然是大量农民进城变工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不错的。然而，城市化不等于现代化，进城农民不一定就能变成工人，关键要看国家的生态环境和由此决定的国民的素质：
一切雨雪滋润、自然景观素洁、水陆交通条件天生优越因而人的素质也很素的北方国家，城市化就是现代化，城市化的积极成果大于它的消极后果。一切终年不见冰雪、气候炎热、自然景观不素洁因而人的素质也不素的南方国家，城市化的结果不是什么现代化，而是畸形化、寄生化、变态化；农民进城的结果不是变成工人，而是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城市混混”和“马路天使”。因为现代化城市是一种即规矩整洁又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只有大脑素洁因而善于分析事理、做事有条理、生活讲规矩、起居有规律、时间概念强的人才能“打造”和适应；这样的人，通常只是北方国家中人。南方国家中人，由于气候热脑子也热，因而不善于分析事理，做事条理不清、拉杂随便，不善于用脑不用力的城市工作，弄出来的东西自己既不那么需要（由于生活必需品简单，南方国家的需求，永远不旺），国际上亦无多大市场，更由于炎热的气候使他们缺吃缺穿缺住都无所谓，终年寄生于简陋的贫民窟中也安之若素，这样，他们的城市，面貌总是那么地脏乱差，除了模仿于北方发达国家外，人们实在看不出这样的城市化有何益处。
明白了等于现代化的城市化所必需的地缘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人的素质条件后，再看中国的这些条件，就可知城市化在中国的大概后果：
显然，由于大体说来算是一个北方国家的缘故，中国人的素质比一切城市化但未现代化的南方国家的人要高，因而城市化带来的消极后果，在中国不如南方国家那么严重，单单印度、巴西、墨西哥大城市中那种贫民窟在气候寒冷的中国无人能够“安之若素”地住下去、必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这一条，就使得中国大城市的面貌非比一切南方国家的大城市有更多更好的讲究，从而使得城市化在中国不会像在南方国家那样带来严重消极后果。相应地，进城后的农民，在这样的“生活必需”要求下，也会渐渐学会从事较为高级复杂的劳动并形成相关产业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好花还需绿叶配”，中国的城市化要达到一切北方发达国家样的现代化标准，还需一个条件，就是作为城市背景的广大国土，面貌必须改变，必须广布绿色，必须控制住飞沙走石，必须广布畅通无阻的各种交通道路。这就是上一小节说的“中华国土治理改造计划”所要做的。
然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于前面（本章二节）说的国土的“年幼任性”，所谓“中华国土治理改造计划”，做起来又是何等地艰难，非几百年的艰苦奋斗不能完成。因此，对中国来说，等于现代化的城市化就不能急于求成，必有一番以国土治理改造为主的基础建设工作做在先。不这样，且不说中国的城市将终年为布满华夏上空的沙尘弄得肮脏不堪，单单大量进城农民身上带有的从到处是泥土的乡村野外沾染在身的泥土，就将成为中国城市化中一道永远洗不干净的肮脏的“风景线”。而在空气中的大量灰尘和人身上洗不净的泥土味、油腻味的熏习浸染下，中国的城市产业，永远提不高其在国际上的竞争档次。“人品决定产品”：要变工人的进城后的农民，永远只会生产那些“货如其人”的粗制滥造的假冒伪劣品，或者是那种只有在极差的工作条件下才生产得出来因而一切城市化并且现代化的国家都不愿生产的、虽有一定市场但对工人素质和产业质量的提升毫无益处的产品。又因为这类在低水平上重复的产品根本不是长远之计，而在不卫生的城市环境和低下的工人素质条件下，上档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极为困难，因而进城后要变工人的农民，必是大量变为找不到工作的在南方国家大城市中常见的“城市混混”和“马路天使”。这样，中国的城市化必重蹈南方国家城市化弊病。这样的城市化，怎能解决好中国的现代化课题呢？怎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呢？不错，今日的中国城市，能够吸纳大量农民工，但这是以城市房地产的盲目扩张为诱因的，一旦房子盖到一定规模，只会盖房子不会生产高档产品的定居下来的农民工即新增城市人口，又该干什么呢？——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
人们说：现代化必然是城市化，必然是大量农民进城变工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不错的。然而，城市化不等于现代化，进城农民不一定就能变成工人，关键要看国家的生态环境和由此决定的国民的素质：
一切雨雪滋润、自然景观素洁、水陆交通条件天生优越因而人的素质也很素的北方国家，城市化就是现代化，城市化的积极成果大于它的消极后果。一切终年不见冰雪、气候炎热、自然景观不素洁因而人的素质也不素的南方国家，城市化的结果不是什么现代化，而是畸形化、寄生化、变态化；农民进城的结果不是变成工人，而是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城市混混”和“马路天使”。因为现代化城市是一种即规矩整洁又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只有大脑素洁因而善于分析事理、做事有条理、生活讲规矩、起居有规律、时间概念强的人才能“打造”和适应；这样的人，通常只是北方国家中人。南方国家中人，由于气候热脑子也热，因而不善于分析事理，做事条理不清、拉杂随便，不善于用脑不用力的城市工作，弄出来的东西自己既不那么需要（由于生活必需品简单，南方国家的需求，永远不旺），国际上亦无多大市场，更由于炎热的气候使他们缺吃缺穿缺住都无所谓，终年寄生于简陋的贫民窟中也安之若素，这样，他们的城市，面貌总是那么地脏乱差，除了模仿于北方发达国家外，人们实在看不出这样的城市化有何益处。
明白了等于现代化的城市化所必需的地缘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人的素质条件后，再看中国的这些条件，就可知城市化在中国的大概后果：
显然，由于大体说来算是一个北方国家的缘故，中国人的素质比一切城市化但未现代化的南方国家的人要高，因而城市化带来的消极后果，在中国不如南方国家那么严重，单单印度、巴西、墨西哥大城市中那种贫民窟在气候寒冷的中国无人能够“安之若素”地住下去、必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这一条，就使得中国大城市的面貌非比一切南方国家的大城市有更多更好的讲究，从而使得城市化在中国不会像在南方国家那样带来严重消极后果。相应地，进城后的农民，在这样的“生活必需”要求下，也会渐渐学会从事较为高级复杂的劳动并形成相关产业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好花还需绿叶配”，中国的城市化要达到一切北方发达国家样的现代化标准，还需一个条件，就是作为城市背景的广大国土，面貌必须改变，必须广布绿色，必须控制住飞沙走石，必须广布畅通无阻的各种交通道路。这就是上一小节说的“中华国土治理改造计划”所要做的。
然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于前面（本章二节）说的国土的“年幼任性”，所谓“中华国土治理改造计划”，做起来又是何等地艰难，非几百年的艰苦奋斗不能完成。因此，对中国来说，等于现代化的城市化就不能急于求成，必有一番以国土治理改造为主的基础建设工作做在先。不这样，且不说中国的城市将终年为布满华夏上空的沙尘弄得肮脏不堪，单单大量进城农民身上带有的从到处是泥土的乡村野外沾染在身的泥土，就将成为中国城市化中一道永远洗不干净的肮脏的“风景线”。而在空气中的大量灰尘和人身上洗不净的泥土味、油腻味的熏习浸染下，中国的城市产业，永远提不高其在国际上的竞争档次。“人品决定产品”：要变工人的进城后的农民，永远只会生产那些“货如其人”的粗制滥造的假冒伪劣品，或者是那种只有在极差的工作条件下才生产得出来因而一切城市化并且现代化的国家都不愿生产的、虽有一定市场但对工人素质和产业质量的提升毫无益处的产品。又因为这类在低水平上重复的产品根本不是长远之计，而在不卫生的城市环境和低下的工人素质条件下，上档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极为困难，因而进城后要变工人的农民，必是大量变为找不到工作的在南方国家大城市中常见的“城市混混”和“马路天使”。这样，中国的城市化必重蹈南方国家城市化弊病。这样的城市化，怎能解决好中国的现代化课题呢？怎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呢？不错，今日的中国城市，能够吸纳大量农民工，但这是以城市房地产的盲目扩张为诱因的，一旦房子盖到一定规模，只会盖房子不会生产高档产品的定居下来的农民工即新增城市人口，又该干什么呢？——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
广义地缘政治学第八章第六节
六、中国人的素质和素质教育
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难题在由国土生态环境决定的人的素质问题。不仅如此，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在所有积累起来的“中国问题”背后，都有一个人的素质问题。此问题不得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而且还将呈恶性发展之势。因此，在中国，人的素质及素质教育问题，与国土治理改造问题同等重要。然而，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迄今为止，在中国推行了十来年的所谓“素质教育”，根本不是什么素质教育，只能说它是一种胡乱模仿、“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教育。
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才算素质教育呢？这，且看下面分说。
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才算素质教育呢？这，且看下面分说。
1、杂而不素的素质教育起因论
素质教育的关键词是“素”，“素”的对立面是“杂”；因而素质教育的对立面是“杂质教育”——“杂质教育”者，知识教育也。因此，素质教育的对立面就是知识教育（见后面6小节）。
“素”是内，即内因；“杂”是外，即外因。在教育这门科学中，基本矛盾是受教育者的主观条件与杂多外在环境条件之间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受教育者的主观条件是内，即内因；杂多外在环境条件是外，即外因。毛泽东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事物的内部。”又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科学的分析方法。”这说明：对今日中国的“素质教育起因”问题，必须从教育对象这一主观内在的条件方面寻找（此主观又缘于客观，这，见后面4小节）。不然，就是瞎子摸象、摸了“杂”丢了“素”即有杂无素的教育，——有杂无素的教育，能叫素质教育吗？
然而，可惜的是，当今中国的素质教育家们，他们的素质教育起因论，都犯了这种有杂无素病。不信，就看看下面这些议论：
世纪之交，世界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个国家的国力和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高科技的发展水平和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国家的竞争力首先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应对新世纪的教育，必然是以培养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陆炳炎 王建磐主编《素质教育——教育的理想与目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p208】
我国已经进行并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作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接受社会选择的意识和能力；二是自己选择发展道路的意识和能力。所以，素质教育的提出，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的变革，在于人们经济生活的需要，实乃时代要求之必然。【同上 p63】
如此等等。诸如此类的素质教育起因论，都从外在事态方面去寻找素质教育起因。如此产生的思想紧张与混乱，诚如黑格尔所说：“这就引进来一种外在的兴趣，使真理认识的关键所在为之模糊。”【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79 p1-2】 错误之因，自得错误之果：遵循这种“外倾型”起因说，素质教育永远只会是一个没有质的规定性的幽灵；它所教育出来的人，只会是些头重脚轻、精神世界支离破碎、灵魂受着过多杂染、感觉沉重难堪大任的材料。
素质教育的关键词是“素”，“素”的对立面是“杂”；因而素质教育的对立面是“杂质教育”——“杂质教育”者，知识教育也。因此，素质教育的对立面就是知识教育（见后面6小节）。
“素”是内，即内因；“杂”是外，即外因。在教育这门科学中，基本矛盾是受教育者的主观条件与杂多外在环境条件之间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受教育者的主观条件是内，即内因；杂多外在环境条件是外，即外因。毛泽东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事物的内部。”又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科学的分析方法。”这说明：对今日中国的“素质教育起因”问题，必须从教育对象这一主观内在的条件方面寻找（此主观又缘于客观，这，见后面4小节）。不然，就是瞎子摸象、摸了“杂”丢了“素”即有杂无素的教育，——有杂无素的教育，能叫素质教育吗？
然而，可惜的是，当今中国的素质教育家们，他们的素质教育起因论，都犯了这种有杂无素病。不信，就看看下面这些议论：
世纪之交，世界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个国家的国力和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高科技的发展水平和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国家的竞争力首先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应对新世纪的教育，必然是以培养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陆炳炎 王建磐主编《素质教育——教育的理想与目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p208】
我国已经进行并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作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接受社会选择的意识和能力；二是自己选择发展道路的意识和能力。所以，素质教育的提出，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的变革，在于人们经济生活的需要，实乃时代要求之必然。【同上 p63】
如此等等。诸如此类的素质教育起因论，都从外在事态方面去寻找素质教育起因。如此产生的思想紧张与混乱，诚如黑格尔所说：“这就引进来一种外在的兴趣，使真理认识的关键所在为之模糊。”【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79 p1-2】 错误之因，自得错误之果：遵循这种“外倾型”起因说，素质教育永远只会是一个没有质的规定性的幽灵；它所教育出来的人，只会是些头重脚轻、精神世界支离破碎、灵魂受着过多杂染、感觉沉重难堪大任的材料。
2、“素质”是个人类学中的民族性概念
今日中国素质教育中的“素质”，是个人类学中的民族性概念。固然，“素质”有个人素质与民族素质之别，而且舍个人就无民族；然而，如果因此认为今日中国素质教育中的“素质”指的就是个人素质，那么由此引伸出来的素质教育，就毫无新意可言，从好的方面说，顶多只是古今中外一切教育家们早就实行着的针对不同个人的“因材施教”法的画蛇添足而已。
个人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是个哲学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特殊与普遍，是相比较而言的：相对于“张三、李四”，“民族”是普遍；相对于“人类”，“民族”又是特殊。因此，当我们说“今日中国素质教育中的‘素质’，是个人类学中的民族性概念”时，并不违背古今中外都通行的因材施教法。不同的只是：迄今为止的古今中外教育家们因材施教法中的“材”，所指都是个人，着眼点皆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差异；至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至少在教育学这门科学中，尚无人把它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提出并给予自觉的重视。而在这里，本书因材施教法所指之“材”，着眼点正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从来就是一种客观事实。这种客观事实之所以值得现在的教育家们加以特别的重视，是因为：当今人类，正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当此时代，只有承认民族差异，落后民族才能成为全球化的积极介入者；只有承认民族差异，落后民族的教育家们才能不受西方教育家们宣扬的以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为人类普遍人性的抽象人性论束缚（这正是今日中国“素质教育”的根本失误），从而发扬自己的传统，找准自己的弱点，对症下药地开出医治这种弱点的教育处方。
今日中国，素质教育之所以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原因正在于这样一种民族差异：与西方白种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是个素质并不那么素的民族（白种民族素质何以素，后面再说）。看不到这一点，一开始就“人之初性本素”地假定中华民族也像西方民族样地是个不存在素质不那么素的问题的民族，这样的话，素质教育在当今中国，就会成为一个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的无中生有问题。这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素质教育要成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真问题，他就必须是这样一个民族：他的民族性，要说素，又素得不纯；要说不素，他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地有些素。——中华民族正是这样一个民族，与白种民族相比，他的素质素得不纯；与杂染太多的热带民族相比，他又是一个素质较素的民族。正是这种“较素”素因的存在，才使得素质教育在中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此，素质教育，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学概念，而是一个只在素质不高不低的民族中才有此必要和可能的“国民性改造”概念（当然，国民性改造问题，也是个教育问题）；而所谓的“国民性”，其实就是民族性；因此，作为“国民性改造概念”的素质教育，其中的“素质”，就相当于“民族性”。
今日中国素质教育中的“素质”，是个人类学中的民族性概念。固然，“素质”有个人素质与民族素质之别，而且舍个人就无民族；然而，如果因此认为今日中国素质教育中的“素质”指的就是个人素质，那么由此引伸出来的素质教育，就毫无新意可言，从好的方面说，顶多只是古今中外一切教育家们早就实行着的针对不同个人的“因材施教”法的画蛇添足而已。
个人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是个哲学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特殊与普遍，是相比较而言的：相对于“张三、李四”，“民族”是普遍；相对于“人类”，“民族”又是特殊。因此，当我们说“今日中国素质教育中的‘素质’，是个人类学中的民族性概念”时，并不违背古今中外都通行的因材施教法。不同的只是：迄今为止的古今中外教育家们因材施教法中的“材”，所指都是个人，着眼点皆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差异；至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至少在教育学这门科学中，尚无人把它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提出并给予自觉的重视。而在这里，本书因材施教法所指之“材”，着眼点正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从来就是一种客观事实。这种客观事实之所以值得现在的教育家们加以特别的重视，是因为：当今人类，正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当此时代，只有承认民族差异，落后民族才能成为全球化的积极介入者；只有承认民族差异，落后民族的教育家们才能不受西方教育家们宣扬的以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为人类普遍人性的抽象人性论束缚（这正是今日中国“素质教育”的根本失误），从而发扬自己的传统，找准自己的弱点，对症下药地开出医治这种弱点的教育处方。
今日中国，素质教育之所以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原因正在于这样一种民族差异：与西方白种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是个素质并不那么素的民族（白种民族素质何以素，后面再说）。看不到这一点，一开始就“人之初性本素”地假定中华民族也像西方民族样地是个不存在素质不那么素的问题的民族，这样的话，素质教育在当今中国，就会成为一个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的无中生有问题。这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素质教育要成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真问题，他就必须是这样一个民族：他的民族性，要说素，又素得不纯；要说不素，他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地有些素。——中华民族正是这样一个民族，与白种民族相比，他的素质素得不纯；与杂染太多的热带民族相比，他又是一个素质较素的民族。正是这种“较素”素因的存在，才使得素质教育在中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此，素质教育，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学概念，而是一个只在素质不高不低的民族中才有此必要和可能的“国民性改造”概念（当然，国民性改造问题，也是个教育问题）；而所谓的“国民性”，其实就是民族性；因此，作为“国民性改造概念”的素质教育，其中的“素质”，就相当于“民族性”。
3、素质的时空坐标和“素质生态图”
素质教育中，先天素质与后天素质问题最缠人，不清理好它们，素质教育就不能轻装前进，就将变异为“胡乱模仿、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教育”。
先天素质与后天素质，都不是固定的，而是相对的，即相对人们给出的时间坐标而言的。因为人的素质，是在绵绵不绝的时间历程中绵绵不绝地受染而成的；在此过程中，人们很难像外在社会历史变迁那样找到一系列“重大事件”从而建立一门什么“素质历史学”（前述“外倾型”素质教育起因论，就内含着这种逻辑倾向）。但在绵绵不绝的时间序列中，其中的任一点，人们都可以把它抽象出来，使之成为时间坐标的原点；在此坐标中，负数一边就为“先天素质”，正数一边就为“后天素质”。又因为人类历史的时间序列并非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初启时才开始，在这之前，已有一个长度数百倍于文明史的人类史前历史的时间序列在世界上流失了，因而如果我们把时间坐标的原点定在文明初启时的话，那么“史前时代”就是“先天素质”，“文明以来”就是“后天素质”。而当我们把原点定在史前时代第一件石器出产的年代，那么可以说，这以前的人类动物祖先时代，就是人类的先天素质，而包括全部原始社会在内的这以后至今的人类时代，都是后天素质。再进一步地说，一个人，如以他出生那一刻为原点，那么他出生前的全部家族、种族、人类历史，就构成了他的先天素质，他出生后的个人成长史，就构成了他的后天素质；若以他的“今天”为原点，那么今天以前一切延伸到他的生命链条，就构成了他的先天素质，由他延伸下去的“今后”的一切生命链条，就构成了他的后天素质。
显然，在纯粹一维性的时间序列中呈现出来的素质的先天性与后天性之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们是均质的、只在一种纯粹抽象的数字序列中才体现其量的差别因而人们是无法对其进行实体性的量的差别研究的。要对素质作有实际意义的实体性的量的差别研究，得把它放入空间坐标去。因为根据存在决定意识原理，在绵绵不绝的“时间之流”中绵绵不绝地受染而成的人的素质，其所受之“染”，皆为具有空间广延性的具象的物质形式；正是这样的物质形式的存在和引入，才使得素质问题得以从无意义的“时间之流”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个具象的因而是可以从量上分别把握的有意义的实际问题。不过，在此空间坐标中，“原点”的定位是不能像时间坐标的原点那样可以人为规定的，而必须是天定的因而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地“一成不变”的。此一“原点”，就是地球的北极点（正如在地球经纬坐标中，经度原点可以任意规定而纬度原点是天定的因而不能任意规定一样）。因为素质的核心是“素”；“素”者，白也；“白”者，北也；极北（北极）者，极白、极素者也。对此坐标原点加以引伸，就可以画出一张明显有着量的差别的“素质生态图”：以北极点为圆心，地球上越挨近这个圆心的生态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中形成定格的民族，素质越高；越远离这个圆心的生态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中形成定格的民族，素质越低（人类素质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
“素质生态图”的给出（此图不过是张世界流行的世界地图，在此就不必画出了），决不意味着素质教育中的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积极能动地对客观现实加以正确反映的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物质前提即“因材施教”中受教育者与生俱来的“材”）。因为只有客观地正视认识素质的空间分布规律，素质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才有一个起码的、基本的原点，才是可能的；只有客观地正视认识素质的空间分布规律，人们才能正确评价自己所属民族的素质状况，从而找到素质改良的正确方法。比如说，一个中低纬度的国家民族，虽然他所处的纬度决定了他的素质先天有所不足乃至大体不足，但是，当他通过“素质生态图”得知素质之素所必备的条件后，他就能够找到正确的“先天不足后天补”方法从而尽量使自己趋近于素质之素：虽然自己国家民族所处纬度无法改变，但高纬之素无非是环境的整洁和人心思的冷静，因此，只要整洁环境冷静心思，自觉与杂染太多、感性物诱厉害的热带习俗保持距离，一切中低纬地带的国家民族，素质都可以得到改良的。不这样，无论你“义愤”地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咒上一万年，或“虚心”地推行一种所谓的“学习型社会”、“见贤思齐”地把“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上一万年，都无助于自己国家民族素质的提升和落后状况的改变。
素质教育中，先天素质与后天素质问题最缠人，不清理好它们，素质教育就不能轻装前进，就将变异为“胡乱模仿、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教育”。
先天素质与后天素质，都不是固定的，而是相对的，即相对人们给出的时间坐标而言的。因为人的素质，是在绵绵不绝的时间历程中绵绵不绝地受染而成的；在此过程中，人们很难像外在社会历史变迁那样找到一系列“重大事件”从而建立一门什么“素质历史学”（前述“外倾型”素质教育起因论，就内含着这种逻辑倾向）。但在绵绵不绝的时间序列中，其中的任一点，人们都可以把它抽象出来，使之成为时间坐标的原点；在此坐标中，负数一边就为“先天素质”，正数一边就为“后天素质”。又因为人类历史的时间序列并非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初启时才开始，在这之前，已有一个长度数百倍于文明史的人类史前历史的时间序列在世界上流失了，因而如果我们把时间坐标的原点定在文明初启时的话，那么“史前时代”就是“先天素质”，“文明以来”就是“后天素质”。而当我们把原点定在史前时代第一件石器出产的年代，那么可以说，这以前的人类动物祖先时代，就是人类的先天素质，而包括全部原始社会在内的这以后至今的人类时代，都是后天素质。再进一步地说，一个人，如以他出生那一刻为原点，那么他出生前的全部家族、种族、人类历史，就构成了他的先天素质，他出生后的个人成长史，就构成了他的后天素质；若以他的“今天”为原点，那么今天以前一切延伸到他的生命链条，就构成了他的先天素质，由他延伸下去的“今后”的一切生命链条，就构成了他的后天素质。
显然，在纯粹一维性的时间序列中呈现出来的素质的先天性与后天性之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们是均质的、只在一种纯粹抽象的数字序列中才体现其量的差别因而人们是无法对其进行实体性的量的差别研究的。要对素质作有实际意义的实体性的量的差别研究，得把它放入空间坐标去。因为根据存在决定意识原理，在绵绵不绝的“时间之流”中绵绵不绝地受染而成的人的素质，其所受之“染”，皆为具有空间广延性的具象的物质形式；正是这样的物质形式的存在和引入，才使得素质问题得以从无意义的“时间之流”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个具象的因而是可以从量上分别把握的有意义的实际问题。不过，在此空间坐标中，“原点”的定位是不能像时间坐标的原点那样可以人为规定的，而必须是天定的因而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地“一成不变”的。此一“原点”，就是地球的北极点（正如在地球经纬坐标中，经度原点可以任意规定而纬度原点是天定的因而不能任意规定一样）。因为素质的核心是“素”；“素”者，白也；“白”者，北也；极北（北极）者，极白、极素者也。对此坐标原点加以引伸，就可以画出一张明显有着量的差别的“素质生态图”：以北极点为圆心，地球上越挨近这个圆心的生态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中形成定格的民族，素质越高；越远离这个圆心的生态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中形成定格的民族，素质越低（人类素质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
“素质生态图”的给出（此图不过是张世界流行的世界地图，在此就不必画出了），决不意味着素质教育中的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积极能动地对客观现实加以正确反映的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物质前提即“因材施教”中受教育者与生俱来的“材”）。因为只有客观地正视认识素质的空间分布规律，素质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才有一个起码的、基本的原点，才是可能的；只有客观地正视认识素质的空间分布规律，人们才能正确评价自己所属民族的素质状况，从而找到素质改良的正确方法。比如说，一个中低纬度的国家民族，虽然他所处的纬度决定了他的素质先天有所不足乃至大体不足，但是，当他通过“素质生态图”得知素质之素所必备的条件后，他就能够找到正确的“先天不足后天补”方法从而尽量使自己趋近于素质之素：虽然自己国家民族所处纬度无法改变，但高纬之素无非是环境的整洁和人心思的冷静，因此，只要整洁环境冷静心思，自觉与杂染太多、感性物诱厉害的热带习俗保持距离，一切中低纬地带的国家民族，素质都可以得到改良的。不这样，无论你“义愤”地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咒上一万年，或“虚心”地推行一种所谓的“学习型社会”、“见贤思齐”地把“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上一万年，都无助于自己国家民族素质的提升和落后状况的改变。
4、中华民族何以有所缺素
人类及智慧缘于第四纪冰期寒冷气候。冰期的代表物象是冰雪。但在地球上，冰期冰雪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的北回归线以北，因而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种民族，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所受冰期冰雪熏陶就不一样。大体说来，高纬人种民族受冰期冰雪熏陶最大，中纬人种民族次之，低纬人种民族最小。又因为人类智慧慧根与第四纪冰期冰雪存在着一种后者决定前者的正比关系（二章六节2小节），因此大体说来，祖先来自高纬地区的民族，智慧最高，能够开发的智慧潜力最大；祖先来自中纬地区的民族，智慧次高，能够开发的智慧潜力次大；祖先来自低纬地区的民族，智慧和能够开发的潜力，比起前两部分民族，是较低弱的。
中华民族所属的蒙古人种，起源于中亚。该地纬度，与白种人发源地高加索地区差不多。由此看去，像一切蒙古人种一样，中华民族的慧种应象白种人一样饱满，但事实却不这样。比如在《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一书中，美国人麦克?哈特列出的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百位人物，70％以上属于白种人，属于蒙古人种的，不到30％，属于黑种人的，一个没有。这不是种族偏见，而是客观事实。承认这一事实，“人学”这门学问才有科学性可言。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蒙古人种在冰期时代受到的冰雪的熏陶不如白种人强（冰后期以来同样如此）。然而，所以如此的原因，又是因为同为冰期时代，纬度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作为白种人史前家园的高加索地区与作为黄种人史前家园的中亚地区冰雪量不相等的缘故：前者“家门口”是一个欧亚大陆最大的冰原——斯堪的纳维亚冰原；后者所在地，只有一些零碎的、规模不大的山地冰川。当然，所以如此的原因，又是因为冰期以来作为白种人主要活动舞台的欧洲，地形和海拔远比作为黄种人活动舞台的亚洲为平坦低矮：亚洲的大山，阻挡了冰雪在这一地区的广泛分布。
然而，亚洲的大山，在冰期时代，却是当时人类生活的一个有利因素：在它的阻挡下，第四纪冰期前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诸多古老动植物，在这一地区，才未遭遇冰期到来时它们在地势低矮平坦的欧洲遭遇到的那种“全军覆没”命运，总的说来，它们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大河有水，小河不会干”，作为“大河”的这一地区的动植物日子过得不错，作为动植物一个特殊种类、以各种动植物为生活来源的人，在这一地区，日子过得也不会错：比起“门外”是斯堪的纳维亚冰原、“家园”内的动植物几乎被冰原灭绝的高加索人来说，冰期时代的蒙古人，日子几乎可以说是过得相当幸福的。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先前的幸运埋下了后来的不幸种子，先前的不幸埋下了后来的幸运种子：冰期时代的艰难困苦，使得白种人炼就了一种特别利于冰后期文明时代生存发展的基本素质；冰期时代的好日子，使得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黄种人身上，这些素质就有所欠缺。这，可从以下三方面看出：
第一，精神或灵魂中的“素”。根据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观点，人类身上一切精神性的东西，无不缘于自然界及在自然界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深深打上自然烙印的社会界。尤其是：人类身上精神性的越是不随社会历史变迁而变迁的顽强存在着的东西，其自然性而非社会性的烙印就越明显。而人身上精神性的不随社会历史变迁而变迁的顽强存在着的东西，就是人的基本素质。但所谓“素质”因为“素”就是“白”，所以它的客观来源或对应物肯定就是自然界中某种最为洁白的物象，这就是冰雪。这也就是说，素的精神（孔子所谓“思无邪”）缘于素的物质，天地间的最素物质无过于冰雪；素是冰雪的天然属性，冰雪是作为形容词的“素”的实体名词（物质对应物）。因此毫不奇怪：由于所在地区冰雪量冰期时代以来就不相等的缘故，与受冰雪熏陶最重的白种人相比，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黄种人，其精神就不那么素，可说是有所缺素。
第二，“崇有”还是“崇无”的世界观。“有”与“无”，是哲学本体论中最原始的一对基本范畴。一个民族，崇有还是崇无，于自身发展极为关键：崇有者，就崇创造、善于创造；崇无者，就不崇创造、不善于创造。但有生于无，无生于有；崇有还是崇无，不取决于民族主观意愿，而取决于民族史前以来由自身自然环境缘成的精神结构。一个民族，如果在其史前以来的生存环境中，“有”许多天然物产而且自然景观杂乱，这些杂多杂乱的物象就会在他脑子里打下深刻烙印，成为一个先天就“有”的民族，这种有对他来说，是迈入文明时代的精神包袱，到了文明时代，为了文明，他就不得不崇无：先把脑子里支支叉叉的“有”去掉再说。反之，一个民族，如果在其史前以来的生存环境中，“无”许多天然物产而且自然景观单调单纯，这种“景象”就会在他脑子里打下空明纯净的没有烙印的烙印，使他成为一个先天性的脑子就“无”的民族，这种无对他来说，是迈入文明时代的一笔巨大的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的精神财富，使其到了文明时代，为了文明，就不得不崇有、崇创造。
显然，由多山杂乱的地缘条件决定，中国人大体上属于前一种民族；由物象单调单纯的地缘环境决定，西方人大体上属于后一种民族。比如说，在西方人的《圣经?约翰福音》中，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强调的是“有”。而在中国人中，由于南北自然环境不同，天然物产较贫乏、自然景观较单纯的北方生出的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较为崇有、崇创造，提倡一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人生哲学；天然物产较丰富、自然景观很杂乱的南方生出的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就不崇有、不崇创造，而崇无、崇虚、崇“无名”，提倡一种“圣人处无为之事”的人生哲学。至于比中国南方纬度更低、气候更热的印度，由于其地天然物产比中国南方更“有”，其地之人受到的天然物诱因之更厉害，所以为了文明，其地生出的佛教，在崇无方面就比中国南方的道家更彻底：道家还有“无为无不为”之说，佛家则是“寂灭”一切，“四大皆空”、“空空如已”。【脚注：这里又触及到梁漱溟先生的“文化三路向”学说。该学说认为，“意欲”是人类的共性，它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向前要求”，第二种是“自为调和持中”，第三种是“反身向后要求”。这三种意欲形式，构成可供地球上的文明人类作自我选择的“文化三路向”；西方选择了第一种，中国选择了第二种，印度选择了第三种。（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P383）——此论既属唯心观念论，又属经验主义的现象罗列。说它是唯心论，是因为它不知“意欲”的客观物质因缘；说它是经验主义的现象罗列，是因为“文化三路向”乃表象，三路向的原因才是本质。——梁先生这些错误，在“素质生态学”或“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二者乃同一道理的不同表述）观照下，可以得到一一克服。根据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意欲”者，由气候决定的人类追求光明的愿力即人类对热能的需求也。纬度越高气候越寒冷者，追求光明的愿力越强，对光热最多的地球上的南方地区就越怀着一种“意欲向前要求”的冲动。纬度越低气候越热者，因为自身就在光热中，所以“意欲”就不需要也无条件去“向前要求”了，而是“反身向后要求”；要求什么呢？一是要求精神上的由热反冷，由杂反素，由动反静，它表现为印度人的瑜珈修行；二是要求肉体反回到出生前的子宫中去，它表现为热带人特别强烈的性欲。纬度不高不低年均气温不高不低者，追求光明的愿力就不大不小，因而其“意欲”就表现为“自为调和持中”。西印中三方，西方纬度最高，因而追求光明的意欲就最强；中国纬度次高，因而追求光明的意欲就次强；印度纬度最低，因而追求光明的意欲就最弱。不仅如此，追求光明的意欲最强的高纬人，一旦到了低纬地区从而意欲得到满足，意欲也会由强转弱的。比如印度雅利安人，三千多年前，当其尚未入主印度在寒冷的欧亚大草原上游荡时，其意欲是何等地强烈、何等地“向前要求”，但一旦到了光热太多的印度，成为这片热土的主人，他们的意欲就“反身向后要求”了。——当然，这也是一种“文化三路向”，只是它是唯物论的“文化三路向”，其本原只有一个：第四纪冰期熏习成的人类追求光明的愿力或“慧种”。】
第三，面对新奇事物的惊喜感。这种惊喜感，是科学发现发明创造必不可少的情商。然而，这种惊喜感的有无强弱，由史前以来的生存环境决定。一个民族，假如在其史前以来的生存环境中，天然物产都是丰富较丰富的，他就会“见多不怪”地不会对于造物的奇迹和秘密发出赞叹，从而也不会去模仿造物制造奇迹和深入研究造物的秘密，同时也不大利用厚生地珍惜爱护天地间的每一事物。反之，一个民族，假如在其史前以来的生存环境中，天然物产都是稀缺较稀缺的，他就会对自然界中每一种以前没有见过或冬死春生的东西充满儿童般的好奇心，即使常见生物，他也会像天然物产较单调的日本人样从中生出一种“物哀”心，从而利用厚生地珍惜爱护它们，力图长久保存它们并因此而做出种种发明创造。显然，中国人偏向于前一种民族，西方人则属于后一种民族。
以上三点，核心是个“素”字。如上所说，此素，缘于自然界中大范围的降雪环境。中国这方土地，远古以来，雪象就是零零落落的，因而中国人的内在精神，要说不素，多少有点素；要说素，又素得不纯。总而言之，由地质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中国人是一个多多少少有些缺素的民族。这个道理弄明白了，才谈得上素质教育。不然，成天把素质教育挂在嘴上，但连什么叫“素质”、素质之“素”是什么、缘何而来都未弄懂，这样的“素质教育”，不过是从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成功中模仿而来的某些外在小技能而已；这样的小技能如能解决好素质教育问题，那么具有模仿能力的猴子，经过训练，也能成为出色教育家的。
人类及智慧缘于第四纪冰期寒冷气候。冰期的代表物象是冰雪。但在地球上，冰期冰雪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的北回归线以北，因而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种民族，由于地理位置不同，所受冰期冰雪熏陶就不一样。大体说来，高纬人种民族受冰期冰雪熏陶最大，中纬人种民族次之，低纬人种民族最小。又因为人类智慧慧根与第四纪冰期冰雪存在着一种后者决定前者的正比关系（二章六节2小节），因此大体说来，祖先来自高纬地区的民族，智慧最高，能够开发的智慧潜力最大；祖先来自中纬地区的民族，智慧次高，能够开发的智慧潜力次大；祖先来自低纬地区的民族，智慧和能够开发的潜力，比起前两部分民族，是较低弱的。
中华民族所属的蒙古人种，起源于中亚。该地纬度，与白种人发源地高加索地区差不多。由此看去，像一切蒙古人种一样，中华民族的慧种应象白种人一样饱满，但事实却不这样。比如在《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一书中，美国人麦克?哈特列出的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百位人物，70％以上属于白种人，属于蒙古人种的，不到30％，属于黑种人的，一个没有。这不是种族偏见，而是客观事实。承认这一事实，“人学”这门学问才有科学性可言。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蒙古人种在冰期时代受到的冰雪的熏陶不如白种人强（冰后期以来同样如此）。然而，所以如此的原因，又是因为同为冰期时代，纬度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作为白种人史前家园的高加索地区与作为黄种人史前家园的中亚地区冰雪量不相等的缘故：前者“家门口”是一个欧亚大陆最大的冰原——斯堪的纳维亚冰原；后者所在地，只有一些零碎的、规模不大的山地冰川。当然，所以如此的原因，又是因为冰期以来作为白种人主要活动舞台的欧洲，地形和海拔远比作为黄种人活动舞台的亚洲为平坦低矮：亚洲的大山，阻挡了冰雪在这一地区的广泛分布。
然而，亚洲的大山，在冰期时代，却是当时人类生活的一个有利因素：在它的阻挡下，第四纪冰期前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诸多古老动植物，在这一地区，才未遭遇冰期到来时它们在地势低矮平坦的欧洲遭遇到的那种“全军覆没”命运，总的说来，它们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大河有水，小河不会干”，作为“大河”的这一地区的动植物日子过得不错，作为动植物一个特殊种类、以各种动植物为生活来源的人，在这一地区，日子过得也不会错：比起“门外”是斯堪的纳维亚冰原、“家园”内的动植物几乎被冰原灭绝的高加索人来说，冰期时代的蒙古人，日子几乎可以说是过得相当幸福的。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先前的幸运埋下了后来的不幸种子，先前的不幸埋下了后来的幸运种子：冰期时代的艰难困苦，使得白种人炼就了一种特别利于冰后期文明时代生存发展的基本素质；冰期时代的好日子，使得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黄种人身上，这些素质就有所欠缺。这，可从以下三方面看出：
第一，精神或灵魂中的“素”。根据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观点，人类身上一切精神性的东西，无不缘于自然界及在自然界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深深打上自然烙印的社会界。尤其是：人类身上精神性的越是不随社会历史变迁而变迁的顽强存在着的东西，其自然性而非社会性的烙印就越明显。而人身上精神性的不随社会历史变迁而变迁的顽强存在着的东西，就是人的基本素质。但所谓“素质”因为“素”就是“白”，所以它的客观来源或对应物肯定就是自然界中某种最为洁白的物象，这就是冰雪。这也就是说，素的精神（孔子所谓“思无邪”）缘于素的物质，天地间的最素物质无过于冰雪；素是冰雪的天然属性，冰雪是作为形容词的“素”的实体名词（物质对应物）。因此毫不奇怪：由于所在地区冰雪量冰期时代以来就不相等的缘故，与受冰雪熏陶最重的白种人相比，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黄种人，其精神就不那么素，可说是有所缺素。
第二，“崇有”还是“崇无”的世界观。“有”与“无”，是哲学本体论中最原始的一对基本范畴。一个民族，崇有还是崇无，于自身发展极为关键：崇有者，就崇创造、善于创造；崇无者，就不崇创造、不善于创造。但有生于无，无生于有；崇有还是崇无，不取决于民族主观意愿，而取决于民族史前以来由自身自然环境缘成的精神结构。一个民族，如果在其史前以来的生存环境中，“有”许多天然物产而且自然景观杂乱，这些杂多杂乱的物象就会在他脑子里打下深刻烙印，成为一个先天就“有”的民族，这种有对他来说，是迈入文明时代的精神包袱，到了文明时代，为了文明，他就不得不崇无：先把脑子里支支叉叉的“有”去掉再说。反之，一个民族，如果在其史前以来的生存环境中，“无”许多天然物产而且自然景观单调单纯，这种“景象”就会在他脑子里打下空明纯净的没有烙印的烙印，使他成为一个先天性的脑子就“无”的民族，这种无对他来说，是迈入文明时代的一笔巨大的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的精神财富，使其到了文明时代，为了文明，就不得不崇有、崇创造。
显然，由多山杂乱的地缘条件决定，中国人大体上属于前一种民族；由物象单调单纯的地缘环境决定，西方人大体上属于后一种民族。比如说，在西方人的《圣经?约翰福音》中，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强调的是“有”。而在中国人中，由于南北自然环境不同，天然物产较贫乏、自然景观较单纯的北方生出的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较为崇有、崇创造，提倡一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人生哲学；天然物产较丰富、自然景观很杂乱的南方生出的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就不崇有、不崇创造，而崇无、崇虚、崇“无名”，提倡一种“圣人处无为之事”的人生哲学。至于比中国南方纬度更低、气候更热的印度，由于其地天然物产比中国南方更“有”，其地之人受到的天然物诱因之更厉害，所以为了文明，其地生出的佛教，在崇无方面就比中国南方的道家更彻底：道家还有“无为无不为”之说，佛家则是“寂灭”一切，“四大皆空”、“空空如已”。【脚注：这里又触及到梁漱溟先生的“文化三路向”学说。该学说认为，“意欲”是人类的共性，它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向前要求”，第二种是“自为调和持中”，第三种是“反身向后要求”。这三种意欲形式，构成可供地球上的文明人类作自我选择的“文化三路向”；西方选择了第一种，中国选择了第二种，印度选择了第三种。（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P383）——此论既属唯心观念论，又属经验主义的现象罗列。说它是唯心论，是因为它不知“意欲”的客观物质因缘；说它是经验主义的现象罗列，是因为“文化三路向”乃表象，三路向的原因才是本质。——梁先生这些错误，在“素质生态学”或“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二者乃同一道理的不同表述）观照下，可以得到一一克服。根据文明的纬度地带性规律，“意欲”者，由气候决定的人类追求光明的愿力即人类对热能的需求也。纬度越高气候越寒冷者，追求光明的愿力越强，对光热最多的地球上的南方地区就越怀着一种“意欲向前要求”的冲动。纬度越低气候越热者，因为自身就在光热中，所以“意欲”就不需要也无条件去“向前要求”了，而是“反身向后要求”；要求什么呢？一是要求精神上的由热反冷，由杂反素，由动反静，它表现为印度人的瑜珈修行；二是要求肉体反回到出生前的子宫中去，它表现为热带人特别强烈的性欲。纬度不高不低年均气温不高不低者，追求光明的愿力就不大不小，因而其“意欲”就表现为“自为调和持中”。西印中三方，西方纬度最高，因而追求光明的意欲就最强；中国纬度次高，因而追求光明的意欲就次强；印度纬度最低，因而追求光明的意欲就最弱。不仅如此，追求光明的意欲最强的高纬人，一旦到了低纬地区从而意欲得到满足，意欲也会由强转弱的。比如印度雅利安人，三千多年前，当其尚未入主印度在寒冷的欧亚大草原上游荡时，其意欲是何等地强烈、何等地“向前要求”，但一旦到了光热太多的印度，成为这片热土的主人，他们的意欲就“反身向后要求”了。——当然，这也是一种“文化三路向”，只是它是唯物论的“文化三路向”，其本原只有一个：第四纪冰期熏习成的人类追求光明的愿力或“慧种”。】
第三，面对新奇事物的惊喜感。这种惊喜感，是科学发现发明创造必不可少的情商。然而，这种惊喜感的有无强弱，由史前以来的生存环境决定。一个民族，假如在其史前以来的生存环境中，天然物产都是丰富较丰富的，他就会“见多不怪”地不会对于造物的奇迹和秘密发出赞叹，从而也不会去模仿造物制造奇迹和深入研究造物的秘密，同时也不大利用厚生地珍惜爱护天地间的每一事物。反之，一个民族，假如在其史前以来的生存环境中，天然物产都是稀缺较稀缺的，他就会对自然界中每一种以前没有见过或冬死春生的东西充满儿童般的好奇心，即使常见生物，他也会像天然物产较单调的日本人样从中生出一种“物哀”心，从而利用厚生地珍惜爱护它们，力图长久保存它们并因此而做出种种发明创造。显然，中国人偏向于前一种民族，西方人则属于后一种民族。
以上三点，核心是个“素”字。如上所说，此素，缘于自然界中大范围的降雪环境。中国这方土地，远古以来，雪象就是零零落落的，因而中国人的内在精神，要说不素，多少有点素；要说素，又素得不纯。总而言之，由地质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中国人是一个多多少少有些缺素的民族。这个道理弄明白了，才谈得上素质教育。不然，成天把素质教育挂在嘴上，但连什么叫“素质”、素质之“素”是什么、缘何而来都未弄懂，这样的“素质教育”，不过是从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成功中模仿而来的某些外在小技能而已；这样的小技能如能解决好素质教育问题，那么具有模仿能力的猴子，经过训练，也能成为出色教育家的。
5、传统道德教育就是素质教育
天不变道亦不变。既然中华民族的种种素质弱点缘于自然环境，那么这种弱点在这个民族身上必自民族史前期就有表现，必自民族文化开始展露就受到民族文化先贤们的严肃对待。事实正是如此：迄今为止，中华民族可持续传递发展的文化，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中经孔孟程朱，到现代的鲁迅毛泽东，他们的人性论和国民性改造论，着眼点正在这样的民族素质弱点和对此所作的批评诱导（孔孟程朱等古圣贤）乃至批判改造（鲁迅毛泽东）。可以说，从传统的道德教育到现代的国民性改造问题和当今的素质教育问题，一以贯之的“道统”，都是民族素质的提升。
然而，这样的“道统”对于今日的素质教育家们来说，是认识不清的。在他们看来，由他们发明的“素质教育”，似乎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观念。然而，如前所说，素质的关键词是“素”，它的对立面是“杂”，因而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去除心灵中的杂思杂念，使受教育者在精神上反璞归真后（或同时），再接受新知识（施以知识教育）。这样的教育思想，恰恰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核心。比如《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朱熹注：“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这就证明：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实际就是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不仅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核心，而且是自首倡“克明俊德”的帝尧开始的数千年一以贯之的“道统”。可以说，整部《书经》，圣人千言万语，讲的都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素质教育道理。尤其周公的“制礼作乐”，更把素质教育基本思想外化为诸多可以操作的手段。这些手段到了孔子那里，又进一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礼教”。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中国古代素质教育中最为正统的儒家教育思想标准最高的“教规”。孔子教育思想的实质，就是素质教育；整部《论语》，像鲁迅杂文一样，几乎全是针对中国人素质方面的种种弱点发的批评性议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孔子才被董仲舒之后的儒派门人尊之为“素王”（但董仲舒“素王”的意思是“无冕之王”。此语还未到位，未说到“精义入神”处）。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也”，其中的“放心”，就是在外在因素的干扰下自己放出后难以收回的杂思杂念；“求”就是在一种“我善养”的“浩然之气”为情商的素朴心思主宰下，把这些杂思杂念收回来，使其蒸发为高质量的纯净知识和智慧，然后再顺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路“放”出去，达到“天下归仁”的目的（最后一层“放”的意思，孟子这里未明说，但自能引伸），——这，正是素质教育所要追求的最佳效果即今日素质教育家们所说的“素质教育——教育的理想与目标”。张载“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这里说的“气质”，正是今日教育家们说的“素质”。程朱们的主敬，陆王们的主静，要义都在去除内心的杂思杂念，得到一个明净精纯、能容万有即各种新鲜知识的精神世界。
儒家如此，佛家、道家亦如此。佛教的戒、定、慧“三学”、“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定慧为本”的“坐禅”、“面壁”（“壁”者，白色之墙即“素”也）等，《老子》的“浊以静之徐清”、“致虚极，守静笃”、“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以为天下正”，《庄子》的“坐忘”、“心斋”、“庖丁解牛”道理等，都是在给人们“补素”。
总之，中国古文化及教育思想，精髓就是“补素”两字。中国的古圣贤们，由其“补素”功夫显见出来的对中国人人性的洞见，不仅不像今日某些“思想现代”的教育家们以为的那样是些“愚腐之见”，而且深刻高明非这些教育家们能比。他们那“古之学者为己”的老实做人态度，决定了他们能够半本能半自觉地触及到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人是些先天素质不那么素的人，而素质之素，又是做人的根本；这方面有所不足，就得通过后天的人为手段补足；不这样，素质老是不素，人的精神世界就会像个大酱缸一样，一切装进来的东西，无论多新鲜、多有价值，立刻就会被污染得面目全非、毫无价值。
天不变道亦不变。既然中华民族的种种素质弱点缘于自然环境，那么这种弱点在这个民族身上必自民族史前期就有表现，必自民族文化开始展露就受到民族文化先贤们的严肃对待。事实正是如此：迄今为止，中华民族可持续传递发展的文化，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中经孔孟程朱，到现代的鲁迅毛泽东，他们的人性论和国民性改造论，着眼点正在这样的民族素质弱点和对此所作的批评诱导（孔孟程朱等古圣贤）乃至批判改造（鲁迅毛泽东）。可以说，从传统的道德教育到现代的国民性改造问题和当今的素质教育问题，一以贯之的“道统”，都是民族素质的提升。
然而，这样的“道统”对于今日的素质教育家们来说，是认识不清的。在他们看来，由他们发明的“素质教育”，似乎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观念。然而，如前所说，素质的关键词是“素”，它的对立面是“杂”，因而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去除心灵中的杂思杂念，使受教育者在精神上反璞归真后（或同时），再接受新知识（施以知识教育）。这样的教育思想，恰恰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核心。比如《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朱熹注：“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这就证明：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实际就是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不仅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核心，而且是自首倡“克明俊德”的帝尧开始的数千年一以贯之的“道统”。可以说，整部《书经》，圣人千言万语，讲的都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素质教育道理。尤其周公的“制礼作乐”，更把素质教育基本思想外化为诸多可以操作的手段。这些手段到了孔子那里，又进一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礼教”。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中国古代素质教育中最为正统的儒家教育思想标准最高的“教规”。孔子教育思想的实质，就是素质教育；整部《论语》，像鲁迅杂文一样，几乎全是针对中国人素质方面的种种弱点发的批评性议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孔子才被董仲舒之后的儒派门人尊之为“素王”（但董仲舒“素王”的意思是“无冕之王”。此语还未到位，未说到“精义入神”处）。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也”，其中的“放心”，就是在外在因素的干扰下自己放出后难以收回的杂思杂念；“求”就是在一种“我善养”的“浩然之气”为情商的素朴心思主宰下，把这些杂思杂念收回来，使其蒸发为高质量的纯净知识和智慧，然后再顺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路“放”出去，达到“天下归仁”的目的（最后一层“放”的意思，孟子这里未明说，但自能引伸），——这，正是素质教育所要追求的最佳效果即今日素质教育家们所说的“素质教育——教育的理想与目标”。张载“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这里说的“气质”，正是今日教育家们说的“素质”。程朱们的主敬，陆王们的主静，要义都在去除内心的杂思杂念，得到一个明净精纯、能容万有即各种新鲜知识的精神世界。
儒家如此，佛家、道家亦如此。佛教的戒、定、慧“三学”、“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定慧为本”的“坐禅”、“面壁”（“壁”者，白色之墙即“素”也）等，《老子》的“浊以静之徐清”、“致虚极，守静笃”、“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以为天下正”，《庄子》的“坐忘”、“心斋”、“庖丁解牛”道理等，都是在给人们“补素”。
总之，中国古文化及教育思想，精髓就是“补素”两字。中国的古圣贤们，由其“补素”功夫显见出来的对中国人人性的洞见，不仅不像今日某些“思想现代”的教育家们以为的那样是些“愚腐之见”，而且深刻高明非这些教育家们能比。他们那“古之学者为己”的老实做人态度，决定了他们能够半本能半自觉地触及到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人是些先天素质不那么素的人，而素质之素，又是做人的根本；这方面有所不足，就得通过后天的人为手段补足；不这样，素质老是不素，人的精神世界就会像个大酱缸一样，一切装进来的东西，无论多新鲜、多有价值，立刻就会被污染得面目全非、毫无价值。
6、素质教育的对立面是知识教育
然而，中国古代的素质教育，又是一种不自觉的素质教育。这是因为一切的中国古圣贤们，都是从抽象人性论理解他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素质的不素这一问题的，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没有具有实践价值的客观物质因缘，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与客观物质改造无关，只需主观心性修养就行了。他们因此都忽视了主观作用于客观、主观改造客观的知识教育。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他们是不懂得主观改造与客观改造、素质教育与知识教育相互促进这一唯物辩证道理的，结果是为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为修身养性而修身养性，到头来，在到处是杂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熏习杂染下，其素质教育说教，成效甚微。此外，因为不重视客观物质改造，因而在中国古圣贤那里，就未把用力点在主观处的素质教育与用力点在客观处的知识教育作明确区分，到头来两方面的教育都未得到精进，但总体特征是用素质教育取代知识教育、主观作用于客观的知识教育很不发达。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都是因对立面的存在而存在的。素质教育的对立面是知识教育，中国古代的素质教育因缺了知识教育这一对立面，所以其存在和形象就显得模糊，没有质感和质的规定性，尚未完成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自我命名工作（没有形成自身概念）。这种尚未上升为概念的“素质教育”，这里称之为“不自觉的素质教育”。
矫枉过正。鉴于古代不自觉的素质教育缺乏用力处在主观改造客观的知识教育这一缺陷，20世纪以来，当“知识就是力量”的西方教育体系传来并且让中国人看到它的伟大力量时，中国的现代教育家们在全力模仿这种教育的同时，就把自己古代教育的价值大大贬低了。在某些现代教育家那里，教育的目的仿佛就是全力向受教育者灌输种种有用知识。时至今日，这种模仿性知识教育体系造成的后果，是把建立在素的精神结构上的知识教育变异为所谓的“应试教育”。这种变异的知识教育，不仅难见学以致用效果，而且造成知识越多灵魂越累赘素质越不素的恶果。
然而，这种“恶果”背后，又有个哲学思维方式或思想方法原因，这就是：当今的素质教育家们，并不明白素质问题主要是一个空间共时的民族性问题，而非时间历史性的“否定之否定”的“社会意识”问题；不明白这种空间共时性特点决定了素质教育与它的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不可能是诸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前者否定后者的时间历史性的否定之否定关系，而是一种丈夫与妻子式的结构性的相互补充促进、共存共荣关系；不明白这种结构性特点决定了素质教育家们在为素质教育寻找对立面时再不能习惯性地在历时性思维方式中去“妖魔化”此一对立面；不明白阴性的素质教育之“丈夫与妻子式的”对立面只能是阳性的知识教育而不可能是其它这一阴阳辩证道理，——由于不明白这些道理但又要给自己的主张找寻哲学依据，所以当今的素质教育家们就无中生有地把某种幽灵般不具形质的东西命名为“应试教育”，然后乱点鸳鸯谱地把它与素质教育配成对立统一的一对，接着又煞有介事地谈论什么“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结果是与幽灵般不具形质的“应试教育”配对的素质教育，自己也变成一个没有形质的幽灵了。另一方面，作为“哲学依据”的“否定之否定”要求和“赶超世界”的民族急躁心理及主观虚荣心又使得他们不能满足于二者的结构性平等关系，为了“否定之否定”，为了抬高自己，就需要贬低然后否定对方，更需要对作为“对方”的“应试教育”作妖魔化处理，于是，“应试教育”就被作妖魔化处理了。
强扭的瓜不甜。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作为对立统一的一对强扭在一起但又要妖魔化对待对方的结果，就是1990年代以来某些中国教育家们推出的种种把应试教育作为“弊端”的“教育改革”，不仅改不掉原来的弊病，而且越改弊端越多，这就是：
第一，由于不理解素质教育中有意义的对立统一不是历时性的对立统一，而是结构共时性的对立统一，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区分素质教育与知识教育结构共时性的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不懂得素质教育结构性的对立面是知识教育而非应试教育，不懂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中，人们根本不能把考试与被妖魔化对待的应试教育区分开来而考试又是任何教育都离不开的形式，因而在反对应试教育的同时，实际上就把素质教育与知识教育乃至整个的教育体系弄到了“考也不是，不考也不是”的“民无所措手足”困境。
第二，由于不懂素质之“素”的来源，不敢直面中国人先天有所缺素这一客观事实，因而对大体上由中国的古圣贤们阐发的以内在心性修养法为主要内容的后天补素法，就不加重视，结果是所谓的“素质教育”，根本无素可言，它要么依旧是知识的灌输，要么是东施效颦地学美国学校搞所谓的“开放式教学”。又因为被灌输者的脑子不素，所以灌输进去和模仿来的东西，通统变质变味。这样的教育，既不是知识教育，也不是素质教育，而是“瞎折腾”。
第三，考试这一形式，是一切教育都取消不了的，但当今中国的素质教育家们，却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作外在的形式主义对立，其内在逻辑是取消一切考试，这是他们自己也做不到的。这样，他们就使自己处于一种进退失据、难以自圆其说、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困境。这种困境，无论他们作何修补，都不能摆脱；而且越修补，只会漏洞越多越大。
然而，中国古代的素质教育，又是一种不自觉的素质教育。这是因为一切的中国古圣贤们，都是从抽象人性论理解他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素质的不素这一问题的，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没有具有实践价值的客观物质因缘，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与客观物质改造无关，只需主观心性修养就行了。他们因此都忽视了主观作用于客观、主观改造客观的知识教育。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他们是不懂得主观改造与客观改造、素质教育与知识教育相互促进这一唯物辩证道理的，结果是为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为修身养性而修身养性，到头来，在到处是杂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熏习杂染下，其素质教育说教，成效甚微。此外，因为不重视客观物质改造，因而在中国古圣贤那里，就未把用力点在主观处的素质教育与用力点在客观处的知识教育作明确区分，到头来两方面的教育都未得到精进，但总体特征是用素质教育取代知识教育、主观作用于客观的知识教育很不发达。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都是因对立面的存在而存在的。素质教育的对立面是知识教育，中国古代的素质教育因缺了知识教育这一对立面，所以其存在和形象就显得模糊，没有质感和质的规定性，尚未完成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自我命名工作（没有形成自身概念）。这种尚未上升为概念的“素质教育”，这里称之为“不自觉的素质教育”。
矫枉过正。鉴于古代不自觉的素质教育缺乏用力处在主观改造客观的知识教育这一缺陷，20世纪以来，当“知识就是力量”的西方教育体系传来并且让中国人看到它的伟大力量时，中国的现代教育家们在全力模仿这种教育的同时，就把自己古代教育的价值大大贬低了。在某些现代教育家那里，教育的目的仿佛就是全力向受教育者灌输种种有用知识。时至今日，这种模仿性知识教育体系造成的后果，是把建立在素的精神结构上的知识教育变异为所谓的“应试教育”。这种变异的知识教育，不仅难见学以致用效果，而且造成知识越多灵魂越累赘素质越不素的恶果。
然而，这种“恶果”背后，又有个哲学思维方式或思想方法原因，这就是：当今的素质教育家们，并不明白素质问题主要是一个空间共时的民族性问题，而非时间历史性的“否定之否定”的“社会意识”问题；不明白这种空间共时性特点决定了素质教育与它的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不可能是诸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前者否定后者的时间历史性的否定之否定关系，而是一种丈夫与妻子式的结构性的相互补充促进、共存共荣关系；不明白这种结构性特点决定了素质教育家们在为素质教育寻找对立面时再不能习惯性地在历时性思维方式中去“妖魔化”此一对立面；不明白阴性的素质教育之“丈夫与妻子式的”对立面只能是阳性的知识教育而不可能是其它这一阴阳辩证道理，——由于不明白这些道理但又要给自己的主张找寻哲学依据，所以当今的素质教育家们就无中生有地把某种幽灵般不具形质的东西命名为“应试教育”，然后乱点鸳鸯谱地把它与素质教育配成对立统一的一对，接着又煞有介事地谈论什么“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结果是与幽灵般不具形质的“应试教育”配对的素质教育，自己也变成一个没有形质的幽灵了。另一方面，作为“哲学依据”的“否定之否定”要求和“赶超世界”的民族急躁心理及主观虚荣心又使得他们不能满足于二者的结构性平等关系，为了“否定之否定”，为了抬高自己，就需要贬低然后否定对方，更需要对作为“对方”的“应试教育”作妖魔化处理，于是，“应试教育”就被作妖魔化处理了。
强扭的瓜不甜。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作为对立统一的一对强扭在一起但又要妖魔化对待对方的结果，就是1990年代以来某些中国教育家们推出的种种把应试教育作为“弊端”的“教育改革”，不仅改不掉原来的弊病，而且越改弊端越多，这就是：
第一，由于不理解素质教育中有意义的对立统一不是历时性的对立统一，而是结构共时性的对立统一，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区分素质教育与知识教育结构共时性的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不懂得素质教育结构性的对立面是知识教育而非应试教育，不懂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中，人们根本不能把考试与被妖魔化对待的应试教育区分开来而考试又是任何教育都离不开的形式，因而在反对应试教育的同时，实际上就把素质教育与知识教育乃至整个的教育体系弄到了“考也不是，不考也不是”的“民无所措手足”困境。
第二，由于不懂素质之“素”的来源，不敢直面中国人先天有所缺素这一客观事实，因而对大体上由中国的古圣贤们阐发的以内在心性修养法为主要内容的后天补素法，就不加重视，结果是所谓的“素质教育”，根本无素可言，它要么依旧是知识的灌输，要么是东施效颦地学美国学校搞所谓的“开放式教学”。又因为被灌输者的脑子不素，所以灌输进去和模仿来的东西，通统变质变味。这样的教育，既不是知识教育，也不是素质教育，而是“瞎折腾”。
第三，考试这一形式，是一切教育都取消不了的，但当今中国的素质教育家们，却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作外在的形式主义对立，其内在逻辑是取消一切考试，这是他们自己也做不到的。这样，他们就使自己处于一种进退失据、难以自圆其说、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困境。这种困境，无论他们作何修补，都不能摆脱；而且越修补，只会漏洞越多越大。
7、素质教育基本法
因此，当今的中国教育，弊端不在应试教育，而在不懂素质之“素”因何缘起，不理解素质教育与知识教育的对立统一关系，不知道在中国具体的“国民性”条件下，西方传来的用力点在客观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教育的成效，尚有等待于用力处在主观世界的改造的素质教育的配合这一道理。明白了这些道理后，素质教育就有下手处了。当然，这些“下手处”，非这里所能一一涉及，只能在此说个大要或“基本法”：
第一，必须明白，不重考试，不重纪律，不重集体，不重个人心性修养锻炼，这在环境和人性都很素的西方，不会造成多大问题，但在环境和人性都不那么素的中国，将造成中国教育的“瞎折腾”和“牛鬼蛇神猖獗”后果。
第二，任何事物都包含一对阴阳矛盾。对“教育”这一事物来说，在中国的国民性条件下，素质教育是阴，知识教育是阳。用中医类比，素质教育相当于沙参、麦冬、百合、枸杞等补阴药；知识教育相当于鹿茸、杜仲、蛤蚧、淫羊藿等壮阳药。二者的配合，就构成了教育这一事物特殊的“滋阴壮阳”功能。阴者尚静，阳者尚动，因而素质教育以静和大脑放松不想问题为主，知识教育以动和注意力集中思考问题为主。
第三，必须把素质教育与知识教育作严格区分，前者相当于中国古代以治心（“变化气质”）为用力处的道德教育，后者相当于现代从西方传来的以制物为用力处的科学即知识教育。“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前者的目的在为后者提供一个清明的大脑和一种健全的心态。
第四，在“治心”方面，中国古代的许多方法，是从数千年的有益经验和惨痛教训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今日中国人，根本没有资格和理由小看。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是锻炼定力的静坐法。这是因为：定能生慧，有定力才有智慧，——中国人屁股尖不肥大，屁股承受的压强大，坐不住，坐姿不板扎，板凳功夫不好，“老板”虽多但“老板”无“板”（“老板”之“板”就是“板凳”之“板”和“板扎”之“板”；因此，“老板”者，有定力、坐得住即板凳功夫好的人也）；因而气机浊乱、小动作多，心态总是“战战兢兢”，行为总是“争先恐后”挤作一堆（只要看看挤公共车那“德性”，其它就不用说了），天生定力不强，每临大事少静气，因而抽象思维能力即高层创新能力所需智慧有所不足。为此，得“先天不足后天补”地施之以静坐法（朱熹之所以主张知识分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道理在此）。此法在今日，至少应在中学以上学校全面推行；静坐时间随年级的上升而增加。其次是“洒扫应对进退”法，此法适用范围为小学。
第五，治心离不了制身。所谓“制身”，除现代学自西方的体育运动外，主要的是各种规范化的行为规矩。这方面，中国古代的礼教精神，并不过时，“威仪三千，礼仪八百”之说，在今日的素质教育中，依然是极有价值的基本理念。
第六，“制身”包括管理。在中国的国民性条件下，没有严格的管理，就没有高标的素质；管理不严的学校，没有人看得起；管理不严的教育，不叫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不是要取消管理，而是要加强管理（全军事化管理为上，半军事化管理为次，学美国自由放任最糟）；当然，是以理服人的管理。这里说的“理”，就是本书阐发的以“素质生态图”为基本理论的素质教育之理。
第七，素质教育的课堂教学名称定为“修身课”，此课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三年级，都为必修课。教材主要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荀子》、《朱子语类》（前五篇为全选，后三篇为节选）、青年毛泽东有关修身的文章书信等。
因此，当今的中国教育，弊端不在应试教育，而在不懂素质之“素”因何缘起，不理解素质教育与知识教育的对立统一关系，不知道在中国具体的“国民性”条件下，西方传来的用力点在客观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教育的成效，尚有等待于用力处在主观世界的改造的素质教育的配合这一道理。明白了这些道理后，素质教育就有下手处了。当然，这些“下手处”，非这里所能一一涉及，只能在此说个大要或“基本法”：
第一，必须明白，不重考试，不重纪律，不重集体，不重个人心性修养锻炼，这在环境和人性都很素的西方，不会造成多大问题，但在环境和人性都不那么素的中国，将造成中国教育的“瞎折腾”和“牛鬼蛇神猖獗”后果。
第二，任何事物都包含一对阴阳矛盾。对“教育”这一事物来说，在中国的国民性条件下，素质教育是阴，知识教育是阳。用中医类比，素质教育相当于沙参、麦冬、百合、枸杞等补阴药；知识教育相当于鹿茸、杜仲、蛤蚧、淫羊藿等壮阳药。二者的配合，就构成了教育这一事物特殊的“滋阴壮阳”功能。阴者尚静，阳者尚动，因而素质教育以静和大脑放松不想问题为主，知识教育以动和注意力集中思考问题为主。
第三，必须把素质教育与知识教育作严格区分，前者相当于中国古代以治心（“变化气质”）为用力处的道德教育，后者相当于现代从西方传来的以制物为用力处的科学即知识教育。“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前者的目的在为后者提供一个清明的大脑和一种健全的心态。
第四，在“治心”方面，中国古代的许多方法，是从数千年的有益经验和惨痛教训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今日中国人，根本没有资格和理由小看。这些方法中，最重要的是锻炼定力的静坐法。这是因为：定能生慧，有定力才有智慧，——中国人屁股尖不肥大，屁股承受的压强大，坐不住，坐姿不板扎，板凳功夫不好，“老板”虽多但“老板”无“板”（“老板”之“板”就是“板凳”之“板”和“板扎”之“板”；因此，“老板”者，有定力、坐得住即板凳功夫好的人也）；因而气机浊乱、小动作多，心态总是“战战兢兢”，行为总是“争先恐后”挤作一堆（只要看看挤公共车那“德性”，其它就不用说了），天生定力不强，每临大事少静气，因而抽象思维能力即高层创新能力所需智慧有所不足。为此，得“先天不足后天补”地施之以静坐法（朱熹之所以主张知识分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道理在此）。此法在今日，至少应在中学以上学校全面推行；静坐时间随年级的上升而增加。其次是“洒扫应对进退”法，此法适用范围为小学。
第五，治心离不了制身。所谓“制身”，除现代学自西方的体育运动外，主要的是各种规范化的行为规矩。这方面，中国古代的礼教精神，并不过时，“威仪三千，礼仪八百”之说，在今日的素质教育中，依然是极有价值的基本理念。
第六，“制身”包括管理。在中国的国民性条件下，没有严格的管理，就没有高标的素质；管理不严的学校，没有人看得起；管理不严的教育，不叫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不是要取消管理，而是要加强管理（全军事化管理为上，半军事化管理为次，学美国自由放任最糟）；当然，是以理服人的管理。这里说的“理”，就是本书阐发的以“素质生态图”为基本理论的素质教育之理。
第七，素质教育的课堂教学名称定为“修身课”，此课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三年级，都为必修课。教材主要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荀子》、《朱子语类》（前五篇为全选，后三篇为节选）、青年毛泽东有关修身的文章书信等。
广义地缘政治学第八章第七节
七、文化问题
1、文化的主要功能是保护文明
当今世界，有哪两个语词的使用率有“文化”与“文明”更高呢？然而，古今中外，又有哪位文人学者能够说清二者的区别和含义呢？——以下，我们试着用地缘分析法和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论，对此问题的“说清”，作一尝试。
任何科学，都从经验现象观察入手。任何文化和文明，都是“现象”。在对文化和文明这一现象的观察中，首先印入人们头脑的一种现象是：地球上，凡有人类的地方，都有文化；但有人类的地方，不一定有文明，例如赤道地区就没有文明；而在赤道以外的地区，文明力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二章四节）。这表明：文明就是追求光明，能源利用是其手段（一章一节）。但能源利用是一种经济行为，它而且只在气温较低的场合才会出现；因此，文明是一个以阴气为地缘基础的较为“发达”的经济基础范畴。——文化则不然，它关注的主要是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说是人的“灵魂”，因此，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又因为凡是人，都有精神生活或灵魂，因此，凡有人类的地区，都有文化。
既然文明属经济基础，文化属意识形态，那么在有文明的社会里，文化的功能就在保护文明；而在无文明的社会里，文化的功能则在保护人种，使其不致退化为动物。例如南方热带民族的纹身文化，目的就在唤起人类非有不可的自我意识。因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北方寒冷气候刺激出来的，只有气候寒冷，人类才“肝胆皆冰雪”、“一片冰心在玉壶”、“碧海青天夜夜心”、“风刀霜剑严相逼”地强烈感觉到自我的孤独；而人类的自我意识，正来源于人类的孤独感。但在南方，由于气候炎热，少清气，多浊气，体温气温内外平衡一样，肌肤缺乏差别刺激感，自我意识因此容易沉沦混散；为了唤起或保有为人不可不有的自我意识，“惩罚”容易陷入沉沦的自我，“拯救”容易蒸发混散的自我意识，南方热带民族于是发明刀刻皮肤、在肌肤之痛中体验和确证自我的存在性、促使自我从沉沦中振作起来的纹身文化。
既然在有文明的社会里，文化的功能在保护文明，而文明的力度又由寒性地缘种因决定：寒性地缘种因越强，文明力就越强，反之就越弱（二章六节2小节）。因此，文化对文明的保护，就是对寒性地缘种因的保护，它因此必须是阴性的。换言之：文化与文明，乃一阴阳矛盾；文化属阴，以阴取胜，以阴为贵；文明属阳，以阳取胜，以阳为贵。因此，文明越阳动开放，文化就必须越阴静保守，越需要那么一点清清白白的静气。因此，在一个阳动开放的文明社会里，文化建设必须以阴静保守的“礼”文化为主，而以感官之乐即“唱唱跳跳”的“乐”文化为次（在儒家文化那里，即使“乐”文化，也以深幽玄静的“雅乐”取胜，反对比慢暴弃的“郑卫之音”。）
然而，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却主次颠倒：阴静保守的“礼”文化无人理会，备受冷落；以《印象：刘三姐》为代表，昼夜颠倒、唱唱跳跳、挖空心思发明各种各样新“节日”、天天忙于过节的“乐”文化却无时无刻不在大声张扬、锣鼓掀天。与此相关，大量的庸俗文化充斥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以至于有人发出如此感叹：“吃喝嫖赌皆文化”，“有了吃文化，文化就被吃掉了；有了葬文化，文化就被葬送了；有了车文化，文化就被坐到了屁股底下；有了赌文化，文化就被赌掉了……因为嫖文化，文化就成了被嫖的对象……因为有了酒文化，文化至今还在陶醉。”【周洪《吃喝嫖赌皆文化》《中外书摘》2004年7期】如此“文化建设”，怎保护得了中华文明力？不仅保护不了，中华文明的“力必多”即潜力，正在如此的“文化建设”中不知不觉耗尽，——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由“盛世”到衰世乃至末世，中间的转折机制，不是如此呢！
当今世界，有哪两个语词的使用率有“文化”与“文明”更高呢？然而，古今中外，又有哪位文人学者能够说清二者的区别和含义呢？——以下，我们试着用地缘分析法和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论，对此问题的“说清”，作一尝试。
任何科学，都从经验现象观察入手。任何文化和文明，都是“现象”。在对文化和文明这一现象的观察中，首先印入人们头脑的一种现象是：地球上，凡有人类的地方，都有文化；但有人类的地方，不一定有文明，例如赤道地区就没有文明；而在赤道以外的地区，文明力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二章四节）。这表明：文明就是追求光明，能源利用是其手段（一章一节）。但能源利用是一种经济行为，它而且只在气温较低的场合才会出现；因此，文明是一个以阴气为地缘基础的较为“发达”的经济基础范畴。——文化则不然，它关注的主要是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说是人的“灵魂”，因此，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又因为凡是人，都有精神生活或灵魂，因此，凡有人类的地区，都有文化。
既然文明属经济基础，文化属意识形态，那么在有文明的社会里，文化的功能就在保护文明；而在无文明的社会里，文化的功能则在保护人种，使其不致退化为动物。例如南方热带民族的纹身文化，目的就在唤起人类非有不可的自我意识。因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北方寒冷气候刺激出来的，只有气候寒冷，人类才“肝胆皆冰雪”、“一片冰心在玉壶”、“碧海青天夜夜心”、“风刀霜剑严相逼”地强烈感觉到自我的孤独；而人类的自我意识，正来源于人类的孤独感。但在南方，由于气候炎热，少清气，多浊气，体温气温内外平衡一样，肌肤缺乏差别刺激感，自我意识因此容易沉沦混散；为了唤起或保有为人不可不有的自我意识，“惩罚”容易陷入沉沦的自我，“拯救”容易蒸发混散的自我意识，南方热带民族于是发明刀刻皮肤、在肌肤之痛中体验和确证自我的存在性、促使自我从沉沦中振作起来的纹身文化。
既然在有文明的社会里，文化的功能在保护文明，而文明的力度又由寒性地缘种因决定：寒性地缘种因越强，文明力就越强，反之就越弱（二章六节2小节）。因此，文化对文明的保护，就是对寒性地缘种因的保护，它因此必须是阴性的。换言之：文化与文明，乃一阴阳矛盾；文化属阴，以阴取胜，以阴为贵；文明属阳，以阳取胜，以阳为贵。因此，文明越阳动开放，文化就必须越阴静保守，越需要那么一点清清白白的静气。因此，在一个阳动开放的文明社会里，文化建设必须以阴静保守的“礼”文化为主，而以感官之乐即“唱唱跳跳”的“乐”文化为次（在儒家文化那里，即使“乐”文化，也以深幽玄静的“雅乐”取胜，反对比慢暴弃的“郑卫之音”。）
然而，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却主次颠倒：阴静保守的“礼”文化无人理会，备受冷落；以《印象：刘三姐》为代表，昼夜颠倒、唱唱跳跳、挖空心思发明各种各样新“节日”、天天忙于过节的“乐”文化却无时无刻不在大声张扬、锣鼓掀天。与此相关，大量的庸俗文化充斥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以至于有人发出如此感叹：“吃喝嫖赌皆文化”，“有了吃文化，文化就被吃掉了；有了葬文化，文化就被葬送了；有了车文化，文化就被坐到了屁股底下；有了赌文化，文化就被赌掉了……因为嫖文化，文化就成了被嫖的对象……因为有了酒文化，文化至今还在陶醉。”【周洪《吃喝嫖赌皆文化》《中外书摘》2004年7期】如此“文化建设”，怎保护得了中华文明力？不仅保护不了，中华文明的“力必多”即潜力，正在如此的“文化建设”中不知不觉耗尽，——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由“盛世”到衰世乃至末世，中间的转折机制，不是如此呢！
2、“靡靡之音”与港台文化
北素南杂，北高南低。大凡北方文化，因寒性地缘种因强壮，都是高素质、高品位的文化，种子饱满、慧根俱足，神气压倒鬼气。大凡南方文化，因气候炎热，不见冰雪，地形零乱，族群多杂，生物繁盛，物诱厉害，所以都是根器狭小、力乱怪神的缺“素”文化；人的脑子受这种文化的过多浸染，要想求“素”，无异缘木求鱼；整个国家民族受这种文化的过多浸染，就会“郑声”入骨，骨气尽消。
今日中国的“南方文化”，主要是港台文化。它们基本没有什么思想性或素质性（二者一回事），只以热闹怪异言情纵欲取胜。什么“邓丽君的歌声”啦，“你就是心太软心太软”啦，“四大天王”啦，甚至“天真浪漫的三毛”和“高品味”的金庸小说，都属这种南方式热性感官文化。至于那些既想“酷”又舍不得自己那油光水滑面孔、千人一面又五花八门的影视片，就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南方式热性感官文化，一个劲北侵，甚至到了“入主中原”的地步。受此浸染，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人尤其在校学生，要想有什么素质，无异缘木求鱼！
在古代儒家的“乐教”中，有对“靡靡之音”的“郑卫之音”的排斥。《礼记?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比于慢矣。……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张载注：“郑卫地，滨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气轻浮；其地平下，故其质柔弱；其地肥饶，不费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声音亦然。故闻其乐，使人如此懈慢也。”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说是一部地缘根基在“人气轻浮，其地平下……其地肥饶，不费耕耨”的东南地区的国民党，与地缘根基在人气刚猛、土地荒寒的西北地区并以“艰苦奋斗”为“我们的政治本色”的共产党相互斗争的历史。因此，国民党的音乐，多靡靡之音；共产党的音乐，多庄严宏大之声。
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由于国家地缘政治经济路线依然沿袭着建国前共产党的重西北轻东南路线，所以那时的中国大陆，国民党的靡靡之音完全被排斥。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地缘政治经济路线变为重东南轻西北，以邓丽君为代表的国民党靡靡之音，又合法入主大陆，以至于20多年后的今日中国大陆，到处充斥着这种靡靡之音和更加下流的“力乱怪神”之音！
此情此景，是好事还是坏事？答曰：坏事！——中国人在强大的自然面前本来就显得软弱，中国人的心态气机本来就杂乱，再浸之以起于东南的柔弱怪乱之音，这民族的素质，将更下流“卑卑不足道”了！
当然，靡靡之音的支持者们会说：为什么非洲南美的靡靡之音和乱音坏不了欧洲北美社会，偏偏中国大陆的“卫道士”们会如此害怕自己南方的靡靡之音和乱音呢？神经过敏了吧？
回答是：欧洲北美人之所以在靡靡之音和乱音面前承受能力强，是因为他们占着地球上寒性地缘种因最具足、地质条件最板扎、风水最好的地盘，不是欧洲北美人承受能力强，而是他们那块土地的承受能力强；中国人之所以在靡靡之音和乱音面前承受能力弱，是因为中国这方土地的生态环境承受能力太弱，在这块土地上，人若无堂堂正气，若无堂堂正气的声音提携鼓励之，将成“牛鬼蛇神”矣！此外，即使在欧美，柔弱怪乱的“文化”，也无时不受到阴静的基督教“保守文化”的抵制或“对冲”，比如举世瞩目的200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的布什之所以能够战胜民主党的克里，就是美国社会中势力强大的推崇“保守文化”的“保守势力”在起作用。
北素南杂，北高南低。大凡北方文化，因寒性地缘种因强壮，都是高素质、高品位的文化，种子饱满、慧根俱足，神气压倒鬼气。大凡南方文化，因气候炎热，不见冰雪，地形零乱，族群多杂，生物繁盛，物诱厉害，所以都是根器狭小、力乱怪神的缺“素”文化；人的脑子受这种文化的过多浸染，要想求“素”，无异缘木求鱼；整个国家民族受这种文化的过多浸染，就会“郑声”入骨，骨气尽消。
今日中国的“南方文化”，主要是港台文化。它们基本没有什么思想性或素质性（二者一回事），只以热闹怪异言情纵欲取胜。什么“邓丽君的歌声”啦，“你就是心太软心太软”啦，“四大天王”啦，甚至“天真浪漫的三毛”和“高品味”的金庸小说，都属这种南方式热性感官文化。至于那些既想“酷”又舍不得自己那油光水滑面孔、千人一面又五花八门的影视片，就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南方式热性感官文化，一个劲北侵，甚至到了“入主中原”的地步。受此浸染，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人尤其在校学生，要想有什么素质，无异缘木求鱼！
在古代儒家的“乐教”中，有对“靡靡之音”的“郑卫之音”的排斥。《礼记?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比于慢矣。……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张载注：“郑卫地，滨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气轻浮；其地平下，故其质柔弱；其地肥饶，不费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声音亦然。故闻其乐，使人如此懈慢也。”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说是一部地缘根基在“人气轻浮，其地平下……其地肥饶，不费耕耨”的东南地区的国民党，与地缘根基在人气刚猛、土地荒寒的西北地区并以“艰苦奋斗”为“我们的政治本色”的共产党相互斗争的历史。因此，国民党的音乐，多靡靡之音；共产党的音乐，多庄严宏大之声。
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由于国家地缘政治经济路线依然沿袭着建国前共产党的重西北轻东南路线，所以那时的中国大陆，国民党的靡靡之音完全被排斥。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地缘政治经济路线变为重东南轻西北，以邓丽君为代表的国民党靡靡之音，又合法入主大陆，以至于20多年后的今日中国大陆，到处充斥着这种靡靡之音和更加下流的“力乱怪神”之音！
此情此景，是好事还是坏事？答曰：坏事！——中国人在强大的自然面前本来就显得软弱，中国人的心态气机本来就杂乱，再浸之以起于东南的柔弱怪乱之音，这民族的素质，将更下流“卑卑不足道”了！
当然，靡靡之音的支持者们会说：为什么非洲南美的靡靡之音和乱音坏不了欧洲北美社会，偏偏中国大陆的“卫道士”们会如此害怕自己南方的靡靡之音和乱音呢？神经过敏了吧？
回答是：欧洲北美人之所以在靡靡之音和乱音面前承受能力强，是因为他们占着地球上寒性地缘种因最具足、地质条件最板扎、风水最好的地盘，不是欧洲北美人承受能力强，而是他们那块土地的承受能力强；中国人之所以在靡靡之音和乱音面前承受能力弱，是因为中国这方土地的生态环境承受能力太弱，在这块土地上，人若无堂堂正气，若无堂堂正气的声音提携鼓励之，将成“牛鬼蛇神”矣！此外，即使在欧美，柔弱怪乱的“文化”，也无时不受到阴静的基督教“保守文化”的抵制或“对冲”，比如举世瞩目的200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的布什之所以能够战胜民主党的克里，就是美国社会中势力强大的推崇“保守文化”的“保守势力”在起作用。
3、汉字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根须
中国古人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中国象形文字，是取法自然的。其实，西方的字母文字，也是取法自然的：西方自然物象稀少，其文字因此只有三十来个字母（形象）。此外，西方多的是水，其字母文字因此就取法于水，尤其是地中海海水的波纹，——欧洲作家们的手稿，乍一看，就像一幅海水速写画，字母与字母之间没有间隔，像绵绵不绝展向天边的海水波纹，给人一种运动感、单一感。
中国的象形文字，形象数以万计，这是因为中国自然物象太多太杂的缘故；面对如此多杂的自然物象，人们只能具体物象具体对待：山有山字旁，水有水字旁，人有人字旁，木有木字旁，等等。此外，中国多的是山，山的特点是突出高耸、静止不动、有立体感、一座是一座。中国的文字因此又是象山的：每一个字，大体都有四个角；笔划一划是一划，划与划之间干格交织；一个字是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有自己鸡肋般复杂意思；字与字之间缺乏逻辑关系，往往独成一意，——这些，都带有山的特征：静止、稳重、厚实、有棱有角、内容复杂。
水是交流的、运动的、质地均一的；山是阻隔的、静止的、质地不均一的。因此，象水的西方字母文字，是不复杂的、易于交流传播的；象山的中国象形文字，是复杂的、不易交流传播的。
照理说，在交通方便、地形平坦、物象单调、摩擦系数太小的欧洲，人们应该发明一种交流不便、难度较大的文字，给自己出点生活难题（就像地缘政治中的众多国界线一样）；在交通不便、地势不平、物象多杂、摩擦系数太大的中国，人们应该发明一种简单易学、便于交流的文字，从而减少自然带给自己的不便（就像地缘政治中实行中央集权制，减少制度运作中诸多复杂程序一样）。但是，如果文字这东西属于上层建筑的话，人们是会如此做的，但它不属于上层建筑，甚至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属于支撑经济基础即经济基础的基础的天地自然，——用庄周的话说，文字这东西，乃是一种“地籁”，它紧贴大地，具有自己的地缘个性。
因此，文字是人文精神的根须，它像人一样顶天立地，根须指向大地深处，深深扎根于大地，通过它，人们得以实现与大自然的自觉交流。——汉字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根须，通过它，中国人得以实现与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自觉交流。这种交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若不如此，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就会像不“接地”的电器一样处于危险状态。因此，一个脚在自己国家土地上却对自己国家的文字知之不多的中国文化人，其精神必不接地，必是危险的。
当今中国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首先应是古汉语即文言文教育。这是因为：第一，常读文言文，能生静气，去除鄙俗气；静气生，鄙俗气除，人必“有素质”，必聪慧。第二，文言文中，有大量紧贴中华大地、象于此地各种物象的象形文字，你熟悉了它们，就熟悉了这块土地及它的种种物象，觉得它们都是活生生的；你不熟悉它们，它们就是些让你觉得莫名其妙的幽灵，生活中的你，就会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常为无名烦恼所困；而当你熟悉并且活生生地感觉着它们的时候，你的心地就会柔和活泼起来，必有一种精神上的接地充实感；这种接地充实感，就是儒家说的“仁”；此“仁”，就是人文精神，就是人文教育追求的目标。
然而，可以为之一叹的是，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对不接地的英语教学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对接地的古汉语教学的重视程度：一个高等学校学生，古汉语成绩可以是个白痴，但英语成绩却非“三级、四级”甚至“五级、六级”地过关不可。——呜呼，如此“人文教育”，如何不出马加爵式精神不接地、心地不仁的学生呢！反过来说，可悲可恨的马加爵，如果遇到正确得法的人文教育，又何尝会走上那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呢！
中国古人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中国象形文字，是取法自然的。其实，西方的字母文字，也是取法自然的：西方自然物象稀少，其文字因此只有三十来个字母（形象）。此外，西方多的是水，其字母文字因此就取法于水，尤其是地中海海水的波纹，——欧洲作家们的手稿，乍一看，就像一幅海水速写画，字母与字母之间没有间隔，像绵绵不绝展向天边的海水波纹，给人一种运动感、单一感。
中国的象形文字，形象数以万计，这是因为中国自然物象太多太杂的缘故；面对如此多杂的自然物象，人们只能具体物象具体对待：山有山字旁，水有水字旁，人有人字旁，木有木字旁，等等。此外，中国多的是山，山的特点是突出高耸、静止不动、有立体感、一座是一座。中国的文字因此又是象山的：每一个字，大体都有四个角；笔划一划是一划，划与划之间干格交织；一个字是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有自己鸡肋般复杂意思；字与字之间缺乏逻辑关系，往往独成一意，——这些，都带有山的特征：静止、稳重、厚实、有棱有角、内容复杂。
水是交流的、运动的、质地均一的；山是阻隔的、静止的、质地不均一的。因此，象水的西方字母文字，是不复杂的、易于交流传播的；象山的中国象形文字，是复杂的、不易交流传播的。
照理说，在交通方便、地形平坦、物象单调、摩擦系数太小的欧洲，人们应该发明一种交流不便、难度较大的文字，给自己出点生活难题（就像地缘政治中的众多国界线一样）；在交通不便、地势不平、物象多杂、摩擦系数太大的中国，人们应该发明一种简单易学、便于交流的文字，从而减少自然带给自己的不便（就像地缘政治中实行中央集权制，减少制度运作中诸多复杂程序一样）。但是，如果文字这东西属于上层建筑的话，人们是会如此做的，但它不属于上层建筑，甚至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属于支撑经济基础即经济基础的基础的天地自然，——用庄周的话说，文字这东西，乃是一种“地籁”，它紧贴大地，具有自己的地缘个性。
因此，文字是人文精神的根须，它像人一样顶天立地，根须指向大地深处，深深扎根于大地，通过它，人们得以实现与大自然的自觉交流。——汉字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根须，通过它，中国人得以实现与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自觉交流。这种交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若不如此，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就会像不“接地”的电器一样处于危险状态。因此，一个脚在自己国家土地上却对自己国家的文字知之不多的中国文化人，其精神必不接地，必是危险的。
当今中国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首先应是古汉语即文言文教育。这是因为：第一，常读文言文，能生静气，去除鄙俗气；静气生，鄙俗气除，人必“有素质”，必聪慧。第二，文言文中，有大量紧贴中华大地、象于此地各种物象的象形文字，你熟悉了它们，就熟悉了这块土地及它的种种物象，觉得它们都是活生生的；你不熟悉它们，它们就是些让你觉得莫名其妙的幽灵，生活中的你，就会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常为无名烦恼所困；而当你熟悉并且活生生地感觉着它们的时候，你的心地就会柔和活泼起来，必有一种精神上的接地充实感；这种接地充实感，就是儒家说的“仁”；此“仁”，就是人文精神，就是人文教育追求的目标。
然而，可以为之一叹的是，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对不接地的英语教学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对接地的古汉语教学的重视程度：一个高等学校学生，古汉语成绩可以是个白痴，但英语成绩却非“三级、四级”甚至“五级、六级”地过关不可。——呜呼，如此“人文教育”，如何不出马加爵式精神不接地、心地不仁的学生呢！反过来说，可悲可恨的马加爵，如果遇到正确得法的人文教育，又何尝会走上那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呢！
4、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如何结合
中国“先进文化”的根本课题和出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当然，这一课题本身就表明：二者目前是分裂的。分裂的原因，在“国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的“法执”和“我执”，互相小看对方。在国学家们看来，宣称自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重科学不重道德，轻视甚至否定“传统美德”价值，真而不善，从而造成当今中国社会的严重道德危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看来，伦理本位的国学，讲道德不讲科学，善而不真，因而其所谓“传统美德”，只是伪善；因此，中国社会严重的道德危机，并不自今始，而是古来如此的；而其罪魁祸首，正是国学家们念念不忘的伪善的传统文化。
这里，双方都有认识误区即错误。
国学家们的错误在于：把传统文化对道德的重视当成道德本身。在国学家们看来，中国人本来是很有道德的（所谓“传统美德”），但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不重道德的西方文化的有害影响下，今日变得没有道德了。这里，国学家们不懂得：“重视道德”与“有道德”，完全是两回事；任何东西，如果自身不存在问题，人们必不会重视它；人们之所以重视一种东西，必是因为这种东西自身很有问题，还不是这种东西。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重视道德，不是因为中国人有道德，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人在道德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正因为如此，重视道德的传统文化，才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强大生命力。反过来说，一旦中国人的种种道德弱点被克服，进入更高的西哲式不受道德问题拖累的“爱智”层次，重视道德的传统文化，就将让位于更高级的文化，——当然，此一“将来时”，还很遥远，因而重视道德的中国传统文化，还将保持自己的长久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们的错误在于：把重视道德的传统文化当成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本身。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本来是很有道德的，但在传统文化的有害影响下，自传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人就渐渐变得伪善没有道德了。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们不明白：“重视道德”与“道德问题”完全是两回事；任何东西，如果自身存在问题，人们必会重视它；一种东西之所以有能力重视另一种东西，必是因为它不仅不是这另一种东西，而且还高出被重视的这另一种东西。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重视道德，不是因为它有道德问题，恰恰相反，是因为它有解决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道德问题多多的中国人，才需要这样的传统文化；这样的传统文化，才有它存在的可能性和强大生命力。
双方错误找准后，进一步，双方还必须明白以下道理：
在国学家方面，应该明白：在当今这个开放世界里，大凡高素质的人，必对其他文明文化存有一种相互比较的心理；比较必带来“为什么我要如此他不如此”，或“为什么他如此我不如此”的疑问。对此，道德家们的回答通常是“从来如此”。对此回答，人们还要追问：“从来如此，便对吗？”（鲁迅）。对此，你如果还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人们便不认可你的道德说教，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做出反道德、反文明的偏激行为。比如对“明礼”这一道德规范，道德家们的解释是：“中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中国获得这样的美名，首先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格外讲究‘隆礼’。这里的‘礼’，既是指‘礼仪’、‘礼节’、‘礼貌’，又是讲‘礼让’、‘中和’、‘谦敬’。” 【夏伟东《明礼诚信谈》《中国教育报》 2001年12月12日3版】 这不是解释，而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道德说教代替问题回答的道德说教，逻辑上说，只是同一概念的同义反复，等于什么也没说。如此地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不明），怎能服人？怎能达到使人“明礼”效果？
反之，在“明礼”问题上，如果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原理，作此解释：中国之所以历来讲‘礼’，是因为中国这方国土风水太乱，由此而来的是中国人的气机心机也很乱，行为方面没有规矩，如果对此取一种“随其自然”态度的话，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就会任凭自然法摆布，与这方土地上的各种杂乱自然风气滚成一堆，华夏这方土地上，就不会有文明。——对此解释，任何头脑正常、有理性逻辑思维能力、没有学术偏见、求真求善的人，会不明白吗？
总之，国学家们必须明白：重视道德的传统文化，是不能用传统文化的道德宣传方法宣传推行的，只有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才宣传推行得了。或者说，离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国学”就会流为于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解决毫无价值的空洞的道德说教（“善”须“真”才可信，可信才可行）。因此，如果国学家们真是些为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而着急的热心人士的话，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有接受它的指导的义务，而无小看它的权利。如此的话，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就实现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方面，应该明白：马克思主义是用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而在中国一切实际问题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人的道德问题。对此问题，革命时期那种从“人的社会性”引伸出来的“阶级论”，在当今这个建设时期，已不切实际；只有从人的自然性（建设问题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出发，运用地缘分析法，才能找准中国人的道德病根。而看人的自然性不看人的社会性，正是传统文化看问题的角度，传统文化正是由此看出中国人道德方面的种种弱点及其因缘的（张载所谓“变化气质”中的“气质”和朱熹所谓“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只是今日的国学家们——包括“国宝”级国学家——不明白这一点。不讲科学的国学家们不明白这一点，只能证明他们需要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但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若连这一点都不明白的话，不也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吗？如此，有何资格指导别人呢？不是在砸自己的科学牌子吗？
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们还必须明白：在对中国人的种种道德弱点进行治疗方面，传统文化的种种药方，是正确的，除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的主观世界”这一条外，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必要别出一格地在传统文化之外开什么新药方，这只会使问题复杂化，甚至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使问题变得更严重。因此，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道德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只有配合和支持传统文化的义务，而无在旁边指手划脚的权利。而所谓“支持”，就是从物质决定精神、自然决定社会这一唯物论观点出发，运用地缘分析法，揭示传统文化背后的科学道理，即对它的合理性、实用性做出科学的解释。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亦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研究多年、张先生的继承者方克立教授提倡多年、但两人都“说到未做到”的“综合创新论”，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即说到又做到了。
中国“先进文化”的根本课题和出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当然，这一课题本身就表明：二者目前是分裂的。分裂的原因，在“国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的“法执”和“我执”，互相小看对方。在国学家们看来，宣称自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重科学不重道德，轻视甚至否定“传统美德”价值，真而不善，从而造成当今中国社会的严重道德危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看来，伦理本位的国学，讲道德不讲科学，善而不真，因而其所谓“传统美德”，只是伪善；因此，中国社会严重的道德危机，并不自今始，而是古来如此的；而其罪魁祸首，正是国学家们念念不忘的伪善的传统文化。
这里，双方都有认识误区即错误。
国学家们的错误在于：把传统文化对道德的重视当成道德本身。在国学家们看来，中国人本来是很有道德的（所谓“传统美德”），但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不重道德的西方文化的有害影响下，今日变得没有道德了。这里，国学家们不懂得：“重视道德”与“有道德”，完全是两回事；任何东西，如果自身不存在问题，人们必不会重视它；人们之所以重视一种东西，必是因为这种东西自身很有问题，还不是这种东西。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重视道德，不是因为中国人有道德，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人在道德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正因为如此，重视道德的传统文化，才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强大生命力。反过来说，一旦中国人的种种道德弱点被克服，进入更高的西哲式不受道德问题拖累的“爱智”层次，重视道德的传统文化，就将让位于更高级的文化，——当然，此一“将来时”，还很遥远，因而重视道德的中国传统文化，还将保持自己的长久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们的错误在于：把重视道德的传统文化当成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本身。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本来是很有道德的，但在传统文化的有害影响下，自传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人就渐渐变得伪善没有道德了。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们不明白：“重视道德”与“道德问题”完全是两回事；任何东西，如果自身存在问题，人们必会重视它；一种东西之所以有能力重视另一种东西，必是因为它不仅不是这另一种东西，而且还高出被重视的这另一种东西。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重视道德，不是因为它有道德问题，恰恰相反，是因为它有解决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道德问题多多的中国人，才需要这样的传统文化；这样的传统文化，才有它存在的可能性和强大生命力。
双方错误找准后，进一步，双方还必须明白以下道理：
在国学家方面，应该明白：在当今这个开放世界里，大凡高素质的人，必对其他文明文化存有一种相互比较的心理；比较必带来“为什么我要如此他不如此”，或“为什么他如此我不如此”的疑问。对此，道德家们的回答通常是“从来如此”。对此回答，人们还要追问：“从来如此，便对吗？”（鲁迅）。对此，你如果还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人们便不认可你的道德说教，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做出反道德、反文明的偏激行为。比如对“明礼”这一道德规范，道德家们的解释是：“中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中国获得这样的美名，首先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格外讲究‘隆礼’。这里的‘礼’，既是指‘礼仪’、‘礼节’、‘礼貌’，又是讲‘礼让’、‘中和’、‘谦敬’。” 【夏伟东《明礼诚信谈》《中国教育报》 2001年12月12日3版】 这不是解释，而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道德说教代替问题回答的道德说教，逻辑上说，只是同一概念的同义反复，等于什么也没说。如此地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不明），怎能服人？怎能达到使人“明礼”效果？
反之，在“明礼”问题上，如果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原理，作此解释：中国之所以历来讲‘礼’，是因为中国这方国土风水太乱，由此而来的是中国人的气机心机也很乱，行为方面没有规矩，如果对此取一种“随其自然”态度的话，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就会任凭自然法摆布，与这方土地上的各种杂乱自然风气滚成一堆，华夏这方土地上，就不会有文明。——对此解释，任何头脑正常、有理性逻辑思维能力、没有学术偏见、求真求善的人，会不明白吗？
总之，国学家们必须明白：重视道德的传统文化，是不能用传统文化的道德宣传方法宣传推行的，只有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才宣传推行得了。或者说，离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国学”就会流为于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解决毫无价值的空洞的道德说教（“善”须“真”才可信，可信才可行）。因此，如果国学家们真是些为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而着急的热心人士的话，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有接受它的指导的义务，而无小看它的权利。如此的话，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就实现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方面，应该明白：马克思主义是用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而在中国一切实际问题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人的道德问题。对此问题，革命时期那种从“人的社会性”引伸出来的“阶级论”，在当今这个建设时期，已不切实际；只有从人的自然性（建设问题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出发，运用地缘分析法，才能找准中国人的道德病根。而看人的自然性不看人的社会性，正是传统文化看问题的角度，传统文化正是由此看出中国人道德方面的种种弱点及其因缘的（张载所谓“变化气质”中的“气质”和朱熹所谓“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只是今日的国学家们——包括“国宝”级国学家——不明白这一点。不讲科学的国学家们不明白这一点，只能证明他们需要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但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若连这一点都不明白的话，不也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吗？如此，有何资格指导别人呢？不是在砸自己的科学牌子吗？
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们还必须明白：在对中国人的种种道德弱点进行治疗方面，传统文化的种种药方，是正确的，除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的主观世界”这一条外，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必要别出一格地在传统文化之外开什么新药方，这只会使问题复杂化，甚至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使问题变得更严重。因此，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道德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只有配合和支持传统文化的义务，而无在旁边指手划脚的权利。而所谓“支持”，就是从物质决定精神、自然决定社会这一唯物论观点出发，运用地缘分析法，揭示传统文化背后的科学道理，即对它的合理性、实用性做出科学的解释。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亦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研究多年、张先生的继承者方克立教授提倡多年、但两人都“说到未做到”的“综合创新论”，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即说到又做到了。
5、个案分析——“红塔文化”
2004年初，受朋友之请，参加云南红塔集团某文案的投标写作（结果未中标）。因文案涉及“大乘历史唯物主义”（本书二章一节）文化观，在此作一摘引，目的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事关当今的中国企业生死存亡的当今的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如何入门？以下就是该文案的摘引：
……
“烟酒不分家”，二者乃一阴阳矛盾；烟的消失，必有酒的同归于尽；烟的作用，与酒的作用同在。因此，对烟的价值分析，离不开对酒的价值分析。
烟酒一阴阳，又各自一阴阳。从物质形态说，烟为火，而火则是一种纯阳的物质，因此，烟在物质形态上体现为阳；酒为水，而水则是一种纯阴的物质，因此，酒在物质形态上体现为阴。然而，阴体阳用，阳体阴用，而烟酒之用，皆在予人类精神以助力。在这种助力中，体为阴的酒，发挥的是给人类以热情的阳性精神辅助作用；体为阳的烟，发挥的是给人类以冷静的阴性精神辅助作用。这两种辅助作用，益处是明显的：一切成功人士的成功，都离不开性格的热情和头脑的冷静即毛泽东所谓“热烈而镇定的情绪”。正如再“天生丽质”的女性，其天生丽质的尽可能保持，都离不开适当的化妆品一样，天生情绪再热烈镇定的人，其热烈镇定情绪的尽可能保持，都离不开适当的烟酒或其它什么“提神物”。因此可以说，烟酒根源于人类精神的永恒需求：只要人类还是精神性的动物，那么，他就对烟酒具有一种永恒的需求；而人类只要还是人类，就必定是一种精神性的动物。
此外，即便当今世界声势不小的“全球禁烟运动”，也存在个阴阳辩证机理：正如阴体阳用的酒发源于气候寒冷的北方地区、酒对天性冷静的北方国家中人是一种必需品一样，发源于气候炎热的南方地区（中美洲）的阳体阴用的烟，对天性不冷静的南方国家地区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必需品；正如气候炎热的南方伊斯兰国家通行的“禁酒令”（伊斯兰教有“不许喝酒”戒律）在气候寒冷的北方国家地区行不通一样，当今世界，由气候寒冷的北方国家地区发起的全球禁烟运动，至少在气候炎热的南方国家地区，也是行不通的。
当然，对大多数人（不是所有人）来说，的确“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同样对大多数人（或许不是所有人）来说，吸烟有益智慧。而智慧对于人类来说，其价值至少是与健康同等的：正如人类不会为了智慧而完全牺牲健康一样，人类也不会为了健康而完全牺牲智慧；为了健康，人类需要适当的补品，为了智慧，人类需要适当的以烟为主的镇静物。能够接受肉体性补品的人类，难道就不能容许精神性镇静物的存在吗？
因此，正如酒和各种补品产业在人类历史上永不消失一样，烟产业在人类历史上也永不消失；正如感觉型的女性需要化妆品产业一样，思想型的男性需要烟草产业；男性消费者为主的烟草业，不但不是什么兔子尾巴长不了的夕阳产业，而且还是一种其生命力并不亚于女性为主的化妆品产业的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恒常产业。甚至可以说：即使现代文明为某种不可预测的大灾难所摧毁，只要人类不灭，烟草业就不灭。
……
品牌以可作而且必作质量分析的产品质量为硬件，以难作也没有必要作质量分析的文化含量为软件。然而，一个企业，如果连产品质量这一关都未过的话，是没有资格和必要连“赶时髦”这句贬语都不配地谈论什么“品牌战略”的。反过来说，一个企业，当品牌战略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必意味着它的产品质量关已过，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文化问题。因此，品牌由文化决定，品牌战略的背后是文化建设，——品牌战略方法无它，企业文化建设而已。此理，同样适用于红塔：当今的红塔，产品质量早就不是一个问题（即使有点问题，也容易解决），因而其品牌战略的实施，方法就在企业的文化建设。
然而，“品牌战略的方法在文化建设”，此一论点的得出，与其说离问题的解决近了一步，不如说使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复杂了。因为“文化”是一个包罗社会万象的朦胧概念，万象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谁为因，谁为果，谁是本源，谁为派生，你要找它、由它理出头绪，一如张嘴咬天，无从下口。而文化研究却是一种严肃的科学工作；是科学，就得讲求因果关系；找不出原因或者倒果为因的“文化研究”，不仅不是科学，尤其毫无价值，因为它无助于健康向上的人类先进文化事业的张扬。
科学的法宝在方法，无方法就无科学；科学的文化研究，必须找到自己的正确方法，——品牌战略的方法在文化建设，那么，文化建设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各门具体科学，既有自己的特殊方法，又有共通方法；共通方法指导特殊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对各门具体科学都有指导意义的共通方法。因此，为了找出科学正确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方法，入门的方法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一切文化，都是“现象”，但“文化现象”又表现出这样一种现象：有些文化现象是随时在变的，有些文化现象是时间难以磨灭的。流行文化属于前一类，传统文化属于后一类。此一现象，值得一问：随时在变的文化，从何而来？传统文化，又从何而来？
人性论者说，文化根源于人类本性。然而，在科学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人性不是自本自根的抽象物，乃宇宙中一切物质条件的总和，它们分别是：人缘条件、地缘条件、天缘条件。前一个条件属社会条件，后两个条件属自然条件。社会条件遵循的是随时在变、与时俱进原则，自然条件遵循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法则。正如孙行者本事再大都跳不出如来佛掌心一样，任何时候，社会都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并以大地为基地家园的，因而任何时候任何地区的社会，都有由自己所在地区地缘条件决定的不随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改变的文化。这部分文化在该社会中所占分量，与随时在变、与时俱进的社会历史性文化相比，极为厚重，可说是“水下冰山”；当然，那些随时在变、与时俱进的文化，就不过是“冰山一角”了。二者的关系，恰如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表意识与潜意识：前者是水下冰山般的潜意识，后者是浮露水面不断消融不断补充的冰山一角的表意识。
的确，传统文化深藏在人的潜意识中。然而潜意识源于自然界，它像黑沉沉的大地一样，大地有多深厚，它就有多深厚；表意识源于社会界即“社会历史因素”，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有多少内容，该民族表意识中就有多少内容。传统文化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抓住了人们潜意识层面的东西。人们知道，科学研究的是本质而非现象；本质是稳定的、不易改变的；现象是不稳定的、易变的。因此，文化研究的对象，在水下冰山样的、潜意识层面的、时间难以改变的传统文化，而不在冰山一角的、表意识层面的、随时在变的流行文化；文化建设的要义在反本开新，而不在与时俱进；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在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而不在对流行文化的牵就跟风。
既然文化研究的对象在传统文化，文化建设的方向在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而传统文化又由地缘条件决定，那么研究文化，就得研究地缘条件；文化建设，就得因地法生。此理一通，科学的文化研究方法就出来了，这就是地缘分析法。
科学的文化研究方法找到后，红塔文化之迷的破解和红塔文化的发扬光大，就不是一件让人觉得张嘴咬天、无从下手的难事，而是一件“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的简单逻辑程序和操作程序问题了。——以下，我们就按照科学的地缘分析法，来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红塔文化之迷何在？红塔文化建设如何入手？
(1) 红塔文化之迷何在
红塔的历史告诉人们：建厂初期的玉溪烟厂，最早的卷烟牌子是“春耕”，它诉诸当时流行文化中的贫下中农时尚。然而，流行文化并没有“帮忙”，在人们心目中，此牌子档次最低。于是，又出了个直接诉诸人们富贵心理的“翡翠”牌子，但是，具有富贵心理的人们，还是不买账：此牌子的档次，也高不到哪儿去。此后，说不出什么原因，又出了个“红塔山”牌子。然而，万万未想到，这一次，竟然一炮打响了：此后直到文革开始此烟暂时停止生产，至少在当时的云南人心目中，此烟的档次不仅在玉溪烟厂的所有牌子中是最高的，而且在云南所有的卷烟牌子中也是最高的。应该说，玉溪烟厂暨后来的红塔企业所独有的“红塔文化”，正由此开始形成。改革开放后，此牌子更是一路高歌猛进，由云南走向全国，叫响整个中华大地，成为中国第一品牌。
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在“国际化”、“与国际接轨”、“创建符合时代需求的先进文化”的一片声浪中，红塔人收起了红塔，红塔变得有名无实：在他们的品牌战略和企业文化建设中，“红塔”名虽在，但使此名得以成名的“红塔山”牌卷烟上那座雄伟的红塔，不仅不再是企业品牌战略和企业文化核心的、首要的元素，而且还是一种要加渐渐割去的累赘。于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原来车水马龙的红塔宾馆，变得冷冷清清；原来供不应求的红塔烟，开始积压；红塔没有了个性，甚至没有了灵魂；其自我表达，越来越不像个烟草业贵族，倒像个出身贫贱、不得天助、与一群“穷小子”在那里咬牙切齿地进行“先天不足后天补”的生存拼搏的“攀登者”。这一切的集中反映，就是企业效益的大滑坡。
对此，红塔当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什么抓市场抓质量啦、降价让利啦、更强有力的广告宣传啦、大型公关策划和社会福利赞助活动啦、内部体制改革啦、让人眼睛看花的新包装新牌子卷烟的不断上市啦，等等，一切流行的市场营销和文化包装手段，都使完使尽。但不知为什么，这一切，都让人有一种“病急乱投医”之感，消费者还是不买账。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红塔的整体形象，与其说有了“恢复性”提升，不如说依然处在下滑态势中；红塔传达的信息，越来越混乱；红塔的形象，越来越模糊。正如在红塔人这里，“红塔山”牌子卷烟上那座雄伟的红塔已不再是企业品牌的首要元素、而只是众多元素之一一样，在消费者那里，目前的红塔，与其说还是中国第一著名品牌，不如说是众多著名品牌之一，而且其品牌价值，还处在下滑态势中。【脚注：时至2005年初，红塔集团赖以称雄中国烟草业的“红塔山”牌卷烟，其品牌价值，更是由几年前的中国第一品牌下滑到连“云南烟草冲刺第一大品牌”的“候选人”资格都不具备的程度。据《云南信息报》2005年2月20日头版头条标题新闻报道：“云南烟草冲刺（中国）第一大品牌，目标锁定‘红梅’‘红河’”。这里的“目标锁定”，没有“红塔山”。可见，目前的“红塔山”，即使在云南烟草决策者的心目中，其品牌价值，亦简直就到了“扶不起的阿斗”的程度，他们因此只好弃“塔”保“梅”，起用“红梅”再加“红河”，“冲刺”中国“第一大品牌”。——附带说说，云南烟草决策者们的弃“塔”保“梅”战略，事实上也很成问题：固然，“红梅”亦属红塔集团产品，且其潜在的“梅文化”资源像“塔文化”资源一样，无可限量（这些资源，目前的红塔集团，皆未作应有的大发掘），但无论如何，“红梅”的品牌价值，依附于“红塔山”的品牌价值；若“红塔山”立不住，“红梅”就难以立住。这正如周恩来形象的立住，有赖于毛泽东形象的立住，若毛泽东立不住，周恩来就难以立住一样。——再附带说说：云南烟草业在中国乃至亚洲的雄风的重振，端赖“红塔山”、“红河”、“红梅”这红色“三驾马车”的齐头并进；在这三驾马车中，中间这匹马，非“红塔山”莫属。】
这一切，究竟为什么？
答曰：无它，红塔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王牌而已。此王牌就是这之前不言自明的作为自己企业形象标志的“红塔山”牌子上那座雄伟的红塔。此塔，是作为企业的红塔的象征，是这个企业的灵魂和守护神，是它得天之助（玉溪特有的中国最好的适合优质烟叶生长的地理条件）的烟草贵族身份的证明，是它一切文化资源的核心的、首要的元素，是它的他人无可复制、无法模仿的竞争法宝，是它的贾宝玉式的“通灵宝玉”，丢了它，红塔就会失魂落魄。
或曰：把“那塔”说得这么神乎其神，这不是迷信和宗教唯心主义吗？
答曰：迷信与科学，乃一对孪生兄弟。迷信是现象，科学是本质，迷信背后有科学。任何迷信，你不知它的背后原因，迷信就只是迷信；一旦你揭示把握了它的背后原因，迷信就转化为科学。况且，科学的任务，除了揭示迷信的背后原因外，再没有其它了。反过来说，如果放弃对迷信背后原因的揭示，甚至连“迷信”这一现象也不愿正视，只是用句简单的“迷信”帽子把它打发掉，这样的态度，不仅不是科学、出不了科学，而且恰恰是一种迷信——变科学为迷信的新的迷信。
唯物主义的任务在揭示一切迷信的背后原因。如果被揭示的“迷信”是一种对社会有害的现象的话，就通过这种揭示来消除它；如果被揭示的“迷信”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现象的话，就通过这种揭示来发扬光大它。显然，作为一种文化的红塔，其神奇影响力，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现象，因此，唯物主义的任务就在通过对它背后原因的揭示来发扬光大此一文化现象。
红塔文化的核心在红塔，红塔的核心在塔，塔的价值植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佛教文化区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红塔文化的背景，是整个亚洲佛教区盛行的佛教文化。这样的背景，使得红塔企业的文化资源取之不完、用之不尽。而“红塔山”牌卷烟之所以当年一炮打响后，就一路叫响，成为中国第一品牌，原因正在它诉诸而且触动了中华民族潜意识中那种“塔式”文化心理结构。
那么，何以中国在内的亚洲佛教区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会是一种塔式结构呢？
对此问题的分析，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以人为本即人本主义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一种是自然为本即物质决定精神、自然决定社会的唯物主义地缘分析法。然而，前一种方法，不仅因其“蔽于人而不知天”即不知人之大本不在自己而在自然而有学术上的见所未见处，而且由此得出的结论，对红塔文化的发扬光大，毫无价值，甚至有害无益。因为此法认为：塔乃男性生殖器象征。这里，我们无意完全否定此解释，只是又要提出一个问题：真理乃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一种道理，即使真有这么回事，但如果对实践毫无助益，那就毫无价值，不成其为真理，人们对其态度，束之高阁可矣。弗洛伊德主义的“塔乃男性生殖器象征”，就属此种即使真却无用的所谓“道理”。因此，对此道理，人们当置之高阁。不但如此，还必须明确摒弃，与之划清界限。因为在实践中，它已经并且依然产生着有害的影响：1990年代后期以来，红塔人在实践中之所以盲目犯下看不起自己这座塔的错误，理论上的罪魁祸首，就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塔乃男性生殖器象征”这一所谓的“先进文化人类学观点”。
我们需要客观性与价值性统一并且识见高于弗洛伊德的方法，即地缘分析法。
文化心理结构由地缘条件决定（佛学所谓“熏染”）。东西方不同的地缘条件，决定了东西方民族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西方的地缘条件，头上，是单一的天空，脚下，是单一的平地，天地间除了“海到尽头天是岸”的一条把二者隔开的远方地平线外，很少有什么中介物。受此地缘条件熏染，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十字架式的：一竖，象征天；一横，象征地。但在“山是高昂的头”的东方尤其中国，天地之间突显出一个巨大存在物，这就是大山，它拔地通天、庄严雄伟。受此熏染，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大山式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浓缩抽象，就成塔式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对外在形象的“格式塔”（完形）要求，最看重大山样拔地通天、庄严雄伟效果。佛教的塔，恰当满足了这种民族潜意识中的深层需求。这就是说，中国人心目中的塔，相当于西方人心目中的十字架，二者之于双方，都是圣物，不容小看，更不容亵渎。
当然，结构讲究稳定性，与塔相比，十字架一点不稳定，其稳定性，得由人支撑。而西方人之所以能够而且需要支撑不稳定的十字架，是因为稳定坚实的西方那方土地造就的西方人，心态是稳定的。或者说，宇宙的阴阳辩证法决定了心态阴静稳定的西方人，得经常用一种不稳定的东西给自己这种阴静稳定心态以刺激，促使它阳动活跃起来。反之，中国人之所以需要结构稳定（云南人所谓“板扎”）的宝塔，是因为中国这方地质不稳定的土地造就的中国人，心态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样不稳定的，他因此需要宝塔这种“板扎”宝物，以使自己这种不稳定心态阴静稳定下来。云南人之所以特别喜欢“板扎”这个词，原因正在此；中国大众之所以对“红塔山”牌卷烟认同度最高，原因正在中国人屁股尖，不肥大、不板扎（见本章六节7小节），他们因此就对“板扎”具有一种根本的心理需求：吸烟本来就对稳定情绪有益，吸“红塔山”牌卷烟，更觉得自己像个“老板”（“老板”之“板”就是“板扎”之“板”）样情绪稳定性格板扎了。
当然，塔这宝物，心态不稳的中国人，是支撑不了的，只能由大自然尤其大山支撑。不过，中国的山，由于年轻，地质结构不板扎，它因此经常“闹鬼”（各种地质灾害）。这样，建在山上的宝塔，发挥的又是一种“太板扎”了的“镇山”作用。至于平原上的宝塔，除了能使人们心态沉稳外，还有一种作用，就是“神往清明”地把人们的视线引向纯净的天宇，这有助于民族素质的提升：经常抬头望天的人，心地会像天空样清明、纯净、宽广、无私。【脚注：法国密特朗总统手下的一位国防部长，在回答记者关于他与妻子初恋时是怎样认识的问题时说：他当时是位经常从事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人，有一次，他从一幢正在建筑中的高楼上往下看，看到下面热闹的街面上，有位行走中的青年女性，手搭凉棚，不断抬头望天；他立即就被她吸引住了，后来就想办法接近她，不断追求，终于如愿以偿。记者又问：何以一个抬头望天动作，就对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他说：经常抬头望天的人，心地纯洁善良。】
因此，庄严雄伟的宝塔之于中国人，最大功用就是稳定先天不稳定的民族心态。有了它，中国人的心态就有一种踏实板扎感；没了它，中国人的心态就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当然，像一切文化作用一样，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是潜移默化即在“冥冥之中”发生的。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红塔人把此宝物抛弃后，诸如产品积压、盲目扩张、效益和品牌价值下滑等一系列“不板扎”的事态，就在红塔内外发生了。说得“迷信”一点：抛弃红塔的红塔人，做的是一件与民族潜意识中的古老神明（一切民族的“古老神明”，都“躲”在本民族的潜意识中）断交的最不“板扎”的傻事，他们因此得罪了神明，得罪了讲求“板扎”的消费者大众，神明于是通过“消费者不认可”的“市场经济规律”对他们施加惩罚。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普遍性与特殊性。上述“塔理”，是塔文化的普遍道理。具体到红塔企业所特有的那座红塔，除了上述普遍道理外，还有自己的特殊道理，这就是：此塔区别于它塔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红”；此外，它还建在山上。这样一来，“红”、“塔”、“山”这三个重大文化元素就在“红塔山”这一符号中得到了有机的完美统一。三元素中的核心元素是塔，其文化作用前已说明。“山”的作用在给此塔一更加自然的背景，使它更加庄严雄伟，更贴近山象般民族心理结构。“红”的作用在给此塔一地方色彩装饰，这地方就是“彩云之南”的云南这方红土地。此地上有红色彩云，下有红色土地，此天此地生长出品质最佳近于红色的金黄色烟草。有此天，有此地，有此烟草，必有得天独厚、受到大自然关照、犹如宝塔般拔地通天的烟草业中的大贵族的横空出世。
此理，大自然已在这方土地打上一记天地大法印，这就是红塔企业所在地玉溪红塔山上那座拔地通天的红塔。【脚注：一切塔，都是“天地之塔”。因此，抛弃红塔后的红塔集团，其重新设计的那个结构松散不稳、因而得从外面再加固一下（五撇之外再套一个正方形）、自名之曰“天地之塔”、某些广告受众则名之曰“扫把撮箕”的企业标志，乃画蛇添足、“师傅多了把猪圈砌歪了”之举。——此举，很像这样一位手艺拙劣的小木匠，他在做一个木架，因为榫凿得不准确到位，只好从外面用钉子加以补救。】 大自然这番美意，有待于与它息息相通的人们领会成全。当然，这些人的首要条件，就是知恩图报，以作为天地大法印的红塔为名，认红塔为圣，以此作为自己得到大自然关照的证明。因此，对红塔人来说，红塔的作用又在于：它是自己与大自然定有“契约”的一记大法印；在此契约中，红塔人保证以红塔为圣，大自然保证给红塔人以关照、保证他们必成烟草业中大贵族。如果红塔人违背此契约，大自然将撤回自己的担保，不再履行自己的承诺。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红塔人抛弃红塔、不以红塔为圣、不知感红塔之恩、只当它是一堆敲开自己成名富贵门的不会说话、没有生命、用后就丢的废旧砖头（废墟）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一个贵族身份受怀疑、不得天助、像失乐园后的亚当夏娃一样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国烟草业中的“攀登者”了，——抛弃红塔后，红塔集团的广告主屏面，就是一位先是咬牙切齿地在为生存而“攀登”，最后却虚骄于“山高人为峰”理念、目空一切地把大山踩在脚下的“攀登者”。
红塔文化之迷，就是这样的。
(2) 红塔文化建设，如何入手
……重塑玉溪红塔山上那座红塔，“慎终追远”、“心念旧恩”地把曾给自己以辉煌的红塔恭恭敬敬地迎请回来，从而系住作为企业的红塔之魂……
……
历史上任何不平凡的伟大事业，都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即“之”字形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土，第二阶段洋，第三阶段土洋结合；第一阶段质，第二阶段文，第三阶段文质彬彬；第一阶段实，第二阶段虚，第三阶段虚实结合；第一阶段重地，第二阶段重天，第三阶段天地并重中间显人。比如中国历史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夏人质朴重地，商人浮华重天，周人文质彬彬、天地并重中间显德显人。又比如，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路线，第一阶段是质朴土气的“十六字方针”，第二阶段是左倾军事领导人推行的夸张洋气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方针，第三阶段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提出和土洋结合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
今日的红塔，已经经历了前两个阶段：褚时健时期，是“质胜于文”的质朴土气阶段；字国瑞时期，是“文胜于质”的夸张洋气阶段；现在的红塔，正“左脚否定右脚”地处于向“文质彬彬”的“君子”型企业发展的“转型时期”。当此时期的红塔人，当对自己的事业具有一番清醒认识：只有不平凡的事业，才配经历这样一个“三段论”式的曲折过程；反过来说，一个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的企业，其事业的不平凡，不正在这种曲折的经历中得以显现证明吗？
2004年初，受朋友之请，参加云南红塔集团某文案的投标写作（结果未中标）。因文案涉及“大乘历史唯物主义”（本书二章一节）文化观，在此作一摘引，目的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事关当今的中国企业生死存亡的当今的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如何入门？以下就是该文案的摘引：
……
“烟酒不分家”，二者乃一阴阳矛盾；烟的消失，必有酒的同归于尽；烟的作用，与酒的作用同在。因此，对烟的价值分析，离不开对酒的价值分析。
烟酒一阴阳，又各自一阴阳。从物质形态说，烟为火，而火则是一种纯阳的物质，因此，烟在物质形态上体现为阳；酒为水，而水则是一种纯阴的物质，因此，酒在物质形态上体现为阴。然而，阴体阳用，阳体阴用，而烟酒之用，皆在予人类精神以助力。在这种助力中，体为阴的酒，发挥的是给人类以热情的阳性精神辅助作用；体为阳的烟，发挥的是给人类以冷静的阴性精神辅助作用。这两种辅助作用，益处是明显的：一切成功人士的成功，都离不开性格的热情和头脑的冷静即毛泽东所谓“热烈而镇定的情绪”。正如再“天生丽质”的女性，其天生丽质的尽可能保持，都离不开适当的化妆品一样，天生情绪再热烈镇定的人，其热烈镇定情绪的尽可能保持，都离不开适当的烟酒或其它什么“提神物”。因此可以说，烟酒根源于人类精神的永恒需求：只要人类还是精神性的动物，那么，他就对烟酒具有一种永恒的需求；而人类只要还是人类，就必定是一种精神性的动物。
此外，即便当今世界声势不小的“全球禁烟运动”，也存在个阴阳辩证机理：正如阴体阳用的酒发源于气候寒冷的北方地区、酒对天性冷静的北方国家中人是一种必需品一样，发源于气候炎热的南方地区（中美洲）的阳体阴用的烟，对天性不冷静的南方国家地区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必需品；正如气候炎热的南方伊斯兰国家通行的“禁酒令”（伊斯兰教有“不许喝酒”戒律）在气候寒冷的北方国家地区行不通一样，当今世界，由气候寒冷的北方国家地区发起的全球禁烟运动，至少在气候炎热的南方国家地区，也是行不通的。
当然，对大多数人（不是所有人）来说，的确“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同样对大多数人（或许不是所有人）来说，吸烟有益智慧。而智慧对于人类来说，其价值至少是与健康同等的：正如人类不会为了智慧而完全牺牲健康一样，人类也不会为了健康而完全牺牲智慧；为了健康，人类需要适当的补品，为了智慧，人类需要适当的以烟为主的镇静物。能够接受肉体性补品的人类，难道就不能容许精神性镇静物的存在吗？
因此，正如酒和各种补品产业在人类历史上永不消失一样，烟产业在人类历史上也永不消失；正如感觉型的女性需要化妆品产业一样，思想型的男性需要烟草产业；男性消费者为主的烟草业，不但不是什么兔子尾巴长不了的夕阳产业，而且还是一种其生命力并不亚于女性为主的化妆品产业的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恒常产业。甚至可以说：即使现代文明为某种不可预测的大灾难所摧毁，只要人类不灭，烟草业就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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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以可作而且必作质量分析的产品质量为硬件，以难作也没有必要作质量分析的文化含量为软件。然而，一个企业，如果连产品质量这一关都未过的话，是没有资格和必要连“赶时髦”这句贬语都不配地谈论什么“品牌战略”的。反过来说，一个企业，当品牌战略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必意味着它的产品质量关已过，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文化问题。因此，品牌由文化决定，品牌战略的背后是文化建设，——品牌战略方法无它，企业文化建设而已。此理，同样适用于红塔：当今的红塔，产品质量早就不是一个问题（即使有点问题，也容易解决），因而其品牌战略的实施，方法就在企业的文化建设。
然而，“品牌战略的方法在文化建设”，此一论点的得出，与其说离问题的解决近了一步，不如说使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复杂了。因为“文化”是一个包罗社会万象的朦胧概念，万象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谁为因，谁为果，谁是本源，谁为派生，你要找它、由它理出头绪，一如张嘴咬天，无从下口。而文化研究却是一种严肃的科学工作；是科学，就得讲求因果关系；找不出原因或者倒果为因的“文化研究”，不仅不是科学，尤其毫无价值，因为它无助于健康向上的人类先进文化事业的张扬。
科学的法宝在方法，无方法就无科学；科学的文化研究，必须找到自己的正确方法，——品牌战略的方法在文化建设，那么，文化建设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各门具体科学，既有自己的特殊方法，又有共通方法；共通方法指导特殊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对各门具体科学都有指导意义的共通方法。因此，为了找出科学正确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方法，入门的方法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一切文化，都是“现象”，但“文化现象”又表现出这样一种现象：有些文化现象是随时在变的，有些文化现象是时间难以磨灭的。流行文化属于前一类，传统文化属于后一类。此一现象，值得一问：随时在变的文化，从何而来？传统文化，又从何而来？
人性论者说，文化根源于人类本性。然而，在科学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人性不是自本自根的抽象物，乃宇宙中一切物质条件的总和，它们分别是：人缘条件、地缘条件、天缘条件。前一个条件属社会条件，后两个条件属自然条件。社会条件遵循的是随时在变、与时俱进原则，自然条件遵循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法则。正如孙行者本事再大都跳不出如来佛掌心一样，任何时候，社会都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并以大地为基地家园的，因而任何时候任何地区的社会，都有由自己所在地区地缘条件决定的不随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改变的文化。这部分文化在该社会中所占分量，与随时在变、与时俱进的社会历史性文化相比，极为厚重，可说是“水下冰山”；当然，那些随时在变、与时俱进的文化，就不过是“冰山一角”了。二者的关系，恰如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表意识与潜意识：前者是水下冰山般的潜意识，后者是浮露水面不断消融不断补充的冰山一角的表意识。
的确，传统文化深藏在人的潜意识中。然而潜意识源于自然界，它像黑沉沉的大地一样，大地有多深厚，它就有多深厚；表意识源于社会界即“社会历史因素”，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有多少内容，该民族表意识中就有多少内容。传统文化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抓住了人们潜意识层面的东西。人们知道，科学研究的是本质而非现象；本质是稳定的、不易改变的；现象是不稳定的、易变的。因此，文化研究的对象，在水下冰山样的、潜意识层面的、时间难以改变的传统文化，而不在冰山一角的、表意识层面的、随时在变的流行文化；文化建设的要义在反本开新，而不在与时俱进；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在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而不在对流行文化的牵就跟风。
既然文化研究的对象在传统文化，文化建设的方向在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而传统文化又由地缘条件决定，那么研究文化，就得研究地缘条件；文化建设，就得因地法生。此理一通，科学的文化研究方法就出来了，这就是地缘分析法。
科学的文化研究方法找到后，红塔文化之迷的破解和红塔文化的发扬光大，就不是一件让人觉得张嘴咬天、无从下手的难事，而是一件“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的简单逻辑程序和操作程序问题了。——以下，我们就按照科学的地缘分析法，来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红塔文化之迷何在？红塔文化建设如何入手？
(1) 红塔文化之迷何在
红塔的历史告诉人们：建厂初期的玉溪烟厂，最早的卷烟牌子是“春耕”，它诉诸当时流行文化中的贫下中农时尚。然而，流行文化并没有“帮忙”，在人们心目中，此牌子档次最低。于是，又出了个直接诉诸人们富贵心理的“翡翠”牌子，但是，具有富贵心理的人们，还是不买账：此牌子的档次，也高不到哪儿去。此后，说不出什么原因，又出了个“红塔山”牌子。然而，万万未想到，这一次，竟然一炮打响了：此后直到文革开始此烟暂时停止生产，至少在当时的云南人心目中，此烟的档次不仅在玉溪烟厂的所有牌子中是最高的，而且在云南所有的卷烟牌子中也是最高的。应该说，玉溪烟厂暨后来的红塔企业所独有的“红塔文化”，正由此开始形成。改革开放后，此牌子更是一路高歌猛进，由云南走向全国，叫响整个中华大地，成为中国第一品牌。
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在“国际化”、“与国际接轨”、“创建符合时代需求的先进文化”的一片声浪中，红塔人收起了红塔，红塔变得有名无实：在他们的品牌战略和企业文化建设中，“红塔”名虽在，但使此名得以成名的“红塔山”牌卷烟上那座雄伟的红塔，不仅不再是企业品牌战略和企业文化核心的、首要的元素，而且还是一种要加渐渐割去的累赘。于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原来车水马龙的红塔宾馆，变得冷冷清清；原来供不应求的红塔烟，开始积压；红塔没有了个性，甚至没有了灵魂；其自我表达，越来越不像个烟草业贵族，倒像个出身贫贱、不得天助、与一群“穷小子”在那里咬牙切齿地进行“先天不足后天补”的生存拼搏的“攀登者”。这一切的集中反映，就是企业效益的大滑坡。
对此，红塔当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什么抓市场抓质量啦、降价让利啦、更强有力的广告宣传啦、大型公关策划和社会福利赞助活动啦、内部体制改革啦、让人眼睛看花的新包装新牌子卷烟的不断上市啦，等等，一切流行的市场营销和文化包装手段，都使完使尽。但不知为什么，这一切，都让人有一种“病急乱投医”之感，消费者还是不买账。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红塔的整体形象，与其说有了“恢复性”提升，不如说依然处在下滑态势中；红塔传达的信息，越来越混乱；红塔的形象，越来越模糊。正如在红塔人这里，“红塔山”牌子卷烟上那座雄伟的红塔已不再是企业品牌的首要元素、而只是众多元素之一一样，在消费者那里，目前的红塔，与其说还是中国第一著名品牌，不如说是众多著名品牌之一，而且其品牌价值，还处在下滑态势中。【脚注：时至2005年初，红塔集团赖以称雄中国烟草业的“红塔山”牌卷烟，其品牌价值，更是由几年前的中国第一品牌下滑到连“云南烟草冲刺第一大品牌”的“候选人”资格都不具备的程度。据《云南信息报》2005年2月20日头版头条标题新闻报道：“云南烟草冲刺（中国）第一大品牌，目标锁定‘红梅’‘红河’”。这里的“目标锁定”，没有“红塔山”。可见，目前的“红塔山”，即使在云南烟草决策者的心目中，其品牌价值，亦简直就到了“扶不起的阿斗”的程度，他们因此只好弃“塔”保“梅”，起用“红梅”再加“红河”，“冲刺”中国“第一大品牌”。——附带说说，云南烟草决策者们的弃“塔”保“梅”战略，事实上也很成问题：固然，“红梅”亦属红塔集团产品，且其潜在的“梅文化”资源像“塔文化”资源一样，无可限量（这些资源，目前的红塔集团，皆未作应有的大发掘），但无论如何，“红梅”的品牌价值，依附于“红塔山”的品牌价值；若“红塔山”立不住，“红梅”就难以立住。这正如周恩来形象的立住，有赖于毛泽东形象的立住，若毛泽东立不住，周恩来就难以立住一样。——再附带说说：云南烟草业在中国乃至亚洲的雄风的重振，端赖“红塔山”、“红河”、“红梅”这红色“三驾马车”的齐头并进；在这三驾马车中，中间这匹马，非“红塔山”莫属。】
这一切，究竟为什么？
答曰：无它，红塔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王牌而已。此王牌就是这之前不言自明的作为自己企业形象标志的“红塔山”牌子上那座雄伟的红塔。此塔，是作为企业的红塔的象征，是这个企业的灵魂和守护神，是它得天之助（玉溪特有的中国最好的适合优质烟叶生长的地理条件）的烟草贵族身份的证明，是它一切文化资源的核心的、首要的元素，是它的他人无可复制、无法模仿的竞争法宝，是它的贾宝玉式的“通灵宝玉”，丢了它，红塔就会失魂落魄。
或曰：把“那塔”说得这么神乎其神，这不是迷信和宗教唯心主义吗？
答曰：迷信与科学，乃一对孪生兄弟。迷信是现象，科学是本质，迷信背后有科学。任何迷信，你不知它的背后原因，迷信就只是迷信；一旦你揭示把握了它的背后原因，迷信就转化为科学。况且，科学的任务，除了揭示迷信的背后原因外，再没有其它了。反过来说，如果放弃对迷信背后原因的揭示，甚至连“迷信”这一现象也不愿正视，只是用句简单的“迷信”帽子把它打发掉，这样的态度，不仅不是科学、出不了科学，而且恰恰是一种迷信——变科学为迷信的新的迷信。
唯物主义的任务在揭示一切迷信的背后原因。如果被揭示的“迷信”是一种对社会有害的现象的话，就通过这种揭示来消除它；如果被揭示的“迷信”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现象的话，就通过这种揭示来发扬光大它。显然，作为一种文化的红塔，其神奇影响力，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现象，因此，唯物主义的任务就在通过对它背后原因的揭示来发扬光大此一文化现象。
红塔文化的核心在红塔，红塔的核心在塔，塔的价值植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佛教文化区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红塔文化的背景，是整个亚洲佛教区盛行的佛教文化。这样的背景，使得红塔企业的文化资源取之不完、用之不尽。而“红塔山”牌卷烟之所以当年一炮打响后，就一路叫响，成为中国第一品牌，原因正在它诉诸而且触动了中华民族潜意识中那种“塔式”文化心理结构。
那么，何以中国在内的亚洲佛教区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会是一种塔式结构呢？
对此问题的分析，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以人为本即人本主义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一种是自然为本即物质决定精神、自然决定社会的唯物主义地缘分析法。然而，前一种方法，不仅因其“蔽于人而不知天”即不知人之大本不在自己而在自然而有学术上的见所未见处，而且由此得出的结论，对红塔文化的发扬光大，毫无价值，甚至有害无益。因为此法认为：塔乃男性生殖器象征。这里，我们无意完全否定此解释，只是又要提出一个问题：真理乃客观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一种道理，即使真有这么回事，但如果对实践毫无助益，那就毫无价值，不成其为真理，人们对其态度，束之高阁可矣。弗洛伊德主义的“塔乃男性生殖器象征”，就属此种即使真却无用的所谓“道理”。因此，对此道理，人们当置之高阁。不但如此，还必须明确摒弃，与之划清界限。因为在实践中，它已经并且依然产生着有害的影响：1990年代后期以来，红塔人在实践中之所以盲目犯下看不起自己这座塔的错误，理论上的罪魁祸首，就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塔乃男性生殖器象征”这一所谓的“先进文化人类学观点”。
我们需要客观性与价值性统一并且识见高于弗洛伊德的方法，即地缘分析法。
文化心理结构由地缘条件决定（佛学所谓“熏染”）。东西方不同的地缘条件，决定了东西方民族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西方的地缘条件，头上，是单一的天空，脚下，是单一的平地，天地间除了“海到尽头天是岸”的一条把二者隔开的远方地平线外，很少有什么中介物。受此地缘条件熏染，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十字架式的：一竖，象征天；一横，象征地。但在“山是高昂的头”的东方尤其中国，天地之间突显出一个巨大存在物，这就是大山，它拔地通天、庄严雄伟。受此熏染，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大山式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浓缩抽象，就成塔式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对外在形象的“格式塔”（完形）要求，最看重大山样拔地通天、庄严雄伟效果。佛教的塔，恰当满足了这种民族潜意识中的深层需求。这就是说，中国人心目中的塔，相当于西方人心目中的十字架，二者之于双方，都是圣物，不容小看，更不容亵渎。
当然，结构讲究稳定性，与塔相比，十字架一点不稳定，其稳定性，得由人支撑。而西方人之所以能够而且需要支撑不稳定的十字架，是因为稳定坚实的西方那方土地造就的西方人，心态是稳定的。或者说，宇宙的阴阳辩证法决定了心态阴静稳定的西方人，得经常用一种不稳定的东西给自己这种阴静稳定心态以刺激，促使它阳动活跃起来。反之，中国人之所以需要结构稳定（云南人所谓“板扎”）的宝塔，是因为中国这方地质不稳定的土地造就的中国人，心态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样不稳定的，他因此需要宝塔这种“板扎”宝物，以使自己这种不稳定心态阴静稳定下来。云南人之所以特别喜欢“板扎”这个词，原因正在此；中国大众之所以对“红塔山”牌卷烟认同度最高，原因正在中国人屁股尖，不肥大、不板扎（见本章六节7小节），他们因此就对“板扎”具有一种根本的心理需求：吸烟本来就对稳定情绪有益，吸“红塔山”牌卷烟，更觉得自己像个“老板”（“老板”之“板”就是“板扎”之“板”）样情绪稳定性格板扎了。
当然，塔这宝物，心态不稳的中国人，是支撑不了的，只能由大自然尤其大山支撑。不过，中国的山，由于年轻，地质结构不板扎，它因此经常“闹鬼”（各种地质灾害）。这样，建在山上的宝塔，发挥的又是一种“太板扎”了的“镇山”作用。至于平原上的宝塔，除了能使人们心态沉稳外，还有一种作用，就是“神往清明”地把人们的视线引向纯净的天宇，这有助于民族素质的提升：经常抬头望天的人，心地会像天空样清明、纯净、宽广、无私。【脚注：法国密特朗总统手下的一位国防部长，在回答记者关于他与妻子初恋时是怎样认识的问题时说：他当时是位经常从事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人，有一次，他从一幢正在建筑中的高楼上往下看，看到下面热闹的街面上，有位行走中的青年女性，手搭凉棚，不断抬头望天；他立即就被她吸引住了，后来就想办法接近她，不断追求，终于如愿以偿。记者又问：何以一个抬头望天动作，就对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他说：经常抬头望天的人，心地纯洁善良。】
因此，庄严雄伟的宝塔之于中国人，最大功用就是稳定先天不稳定的民族心态。有了它，中国人的心态就有一种踏实板扎感；没了它，中国人的心态就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当然，像一切文化作用一样，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是潜移默化即在“冥冥之中”发生的。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红塔人把此宝物抛弃后，诸如产品积压、盲目扩张、效益和品牌价值下滑等一系列“不板扎”的事态，就在红塔内外发生了。说得“迷信”一点：抛弃红塔的红塔人，做的是一件与民族潜意识中的古老神明（一切民族的“古老神明”，都“躲”在本民族的潜意识中）断交的最不“板扎”的傻事，他们因此得罪了神明，得罪了讲求“板扎”的消费者大众，神明于是通过“消费者不认可”的“市场经济规律”对他们施加惩罚。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普遍性与特殊性。上述“塔理”，是塔文化的普遍道理。具体到红塔企业所特有的那座红塔，除了上述普遍道理外，还有自己的特殊道理，这就是：此塔区别于它塔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红”；此外，它还建在山上。这样一来，“红”、“塔”、“山”这三个重大文化元素就在“红塔山”这一符号中得到了有机的完美统一。三元素中的核心元素是塔，其文化作用前已说明。“山”的作用在给此塔一更加自然的背景，使它更加庄严雄伟，更贴近山象般民族心理结构。“红”的作用在给此塔一地方色彩装饰，这地方就是“彩云之南”的云南这方红土地。此地上有红色彩云，下有红色土地，此天此地生长出品质最佳近于红色的金黄色烟草。有此天，有此地，有此烟草，必有得天独厚、受到大自然关照、犹如宝塔般拔地通天的烟草业中的大贵族的横空出世。
此理，大自然已在这方土地打上一记天地大法印，这就是红塔企业所在地玉溪红塔山上那座拔地通天的红塔。【脚注：一切塔，都是“天地之塔”。因此，抛弃红塔后的红塔集团，其重新设计的那个结构松散不稳、因而得从外面再加固一下（五撇之外再套一个正方形）、自名之曰“天地之塔”、某些广告受众则名之曰“扫把撮箕”的企业标志，乃画蛇添足、“师傅多了把猪圈砌歪了”之举。——此举，很像这样一位手艺拙劣的小木匠，他在做一个木架，因为榫凿得不准确到位，只好从外面用钉子加以补救。】 大自然这番美意，有待于与它息息相通的人们领会成全。当然，这些人的首要条件，就是知恩图报，以作为天地大法印的红塔为名，认红塔为圣，以此作为自己得到大自然关照的证明。因此，对红塔人来说，红塔的作用又在于：它是自己与大自然定有“契约”的一记大法印；在此契约中，红塔人保证以红塔为圣，大自然保证给红塔人以关照、保证他们必成烟草业中大贵族。如果红塔人违背此契约，大自然将撤回自己的担保，不再履行自己的承诺。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红塔人抛弃红塔、不以红塔为圣、不知感红塔之恩、只当它是一堆敲开自己成名富贵门的不会说话、没有生命、用后就丢的废旧砖头（废墟）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一个贵族身份受怀疑、不得天助、像失乐园后的亚当夏娃一样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国烟草业中的“攀登者”了，——抛弃红塔后，红塔集团的广告主屏面，就是一位先是咬牙切齿地在为生存而“攀登”，最后却虚骄于“山高人为峰”理念、目空一切地把大山踩在脚下的“攀登者”。
红塔文化之迷，就是这样的。
(2) 红塔文化建设，如何入手
……重塑玉溪红塔山上那座红塔，“慎终追远”、“心念旧恩”地把曾给自己以辉煌的红塔恭恭敬敬地迎请回来，从而系住作为企业的红塔之魂……
……
历史上任何不平凡的伟大事业，都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即“之”字形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土，第二阶段洋，第三阶段土洋结合；第一阶段质，第二阶段文，第三阶段文质彬彬；第一阶段实，第二阶段虚，第三阶段虚实结合；第一阶段重地，第二阶段重天，第三阶段天地并重中间显人。比如中国历史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夏人质朴重地，商人浮华重天，周人文质彬彬、天地并重中间显德显人。又比如，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路线，第一阶段是质朴土气的“十六字方针”，第二阶段是左倾军事领导人推行的夸张洋气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方针，第三阶段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提出和土洋结合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
今日的红塔，已经经历了前两个阶段：褚时健时期，是“质胜于文”的质朴土气阶段；字国瑞时期，是“文胜于质”的夸张洋气阶段；现在的红塔，正“左脚否定右脚”地处于向“文质彬彬”的“君子”型企业发展的“转型时期”。当此时期的红塔人，当对自己的事业具有一番清醒认识：只有不平凡的事业，才配经历这样一个“三段论”式的曲折过程；反过来说，一个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的企业，其事业的不平凡，不正在这种曲折的经历中得以显现证明吗？
广义地缘政治学第八章第八、九节
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地缘根据
1、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不是“资本”是“自然”
传统上，人们是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的意义上来理解和定义社会主义的。其实，“社会”的对立面不是“资本”而是“自然”。当然，“社会”的对立面还有“个人”，而且资本主义就是推崇“个人”的主义；但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内容远不如社会与自然的对立丰富深刻。至于人类历史上现在被人们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的，我们则可以指出这样一点：这些“社会”，社会化程度不高，当时的人们，还不敢摆开与自然对立的架势，大体说来，它们还是自然的盲目顺从者，而非“反者道之动”的自然的自觉改造者。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把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定义为自然就推而广之地说：照此说来，中国和世界，自文明甚至“社会”产生以来，就大体上是社会主义了。
事实上，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已经有一种不以资本主义为对立面的内容和含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地不是冲着资本主义、冲着西方发达国家这种意识形态味很浓的“击败对手”目的提出的，而是冲着中国自身严峻的自然环境即旨在自然改造的经济目的提出的。从地缘条件看，中国太“自然”了，自然的力量太大了，因而不能不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对待它。因此，“社会主义”，并非一个决定于比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时间顺序排在资本主义后面的历时性概念，而是一个决定于恶劣自然条件、与资本主义共时存在的空间性的地缘政治概念。
据此我们又说：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符合什么抽象完美观念（如“传统美德”、“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之类），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最大优点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大事就是对世界上改造难度最大、不改造又不行的中国这方土地上的诸多穷山恶水进行改造。这任务太艰巨了，离了社会主义大协作、大集体、大集权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而如果中华民族不把这一任务完成，中华民族这人类22%的人口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民族都有权享有的不受自然力量压迫的权利（这才是一切人权中最基本的人权），人类全体就无法消除缘于自然不平等的社会不平等。一旦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国土上完成了这件任务，广大第三世界贫穷落后面貌的改变乃至全人类从贫穷落后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就不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尚、最艰巨、最伟大、最有利的事业，唯有它，才代表着未来世纪中的人类先进生产力用力方向，才代表着今后世纪中最先进的人类文明。
反过来说，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之所以不搞社会主义，搞的是个人本位的自由民主（日本是“团体精神”），不是因为自由民主符合什么抽象的完美观念（如“天赋人权”之类），而是因为他们占据着的，是地球上最利于工业社会良性发展的温带海洋性气候条件下的风水宝地；这些风水宝地上的自然压力，只是个简单的低温问题；此问题，不仅利于能源为动力的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且正是在以能源为动力的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中得到解决了的；而搞机器大工业，是用不着“集中力量办大事”即旨在对付庞大粗糙的穷山恶水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办法的。
传统上，人们是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的意义上来理解和定义社会主义的。其实，“社会”的对立面不是“资本”而是“自然”。当然，“社会”的对立面还有“个人”，而且资本主义就是推崇“个人”的主义；但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内容远不如社会与自然的对立丰富深刻。至于人类历史上现在被人们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的，我们则可以指出这样一点：这些“社会”，社会化程度不高，当时的人们，还不敢摆开与自然对立的架势，大体说来，它们还是自然的盲目顺从者，而非“反者道之动”的自然的自觉改造者。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把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定义为自然就推而广之地说：照此说来，中国和世界，自文明甚至“社会”产生以来，就大体上是社会主义了。
事实上，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已经有一种不以资本主义为对立面的内容和含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地不是冲着资本主义、冲着西方发达国家这种意识形态味很浓的“击败对手”目的提出的，而是冲着中国自身严峻的自然环境即旨在自然改造的经济目的提出的。从地缘条件看，中国太“自然”了，自然的力量太大了，因而不能不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对待它。因此，“社会主义”，并非一个决定于比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时间顺序排在资本主义后面的历时性概念，而是一个决定于恶劣自然条件、与资本主义共时存在的空间性的地缘政治概念。
据此我们又说：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符合什么抽象完美观念（如“传统美德”、“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之类），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最大优点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大事就是对世界上改造难度最大、不改造又不行的中国这方土地上的诸多穷山恶水进行改造。这任务太艰巨了，离了社会主义大协作、大集体、大集权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而如果中华民族不把这一任务完成，中华民族这人类22%的人口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民族都有权享有的不受自然力量压迫的权利（这才是一切人权中最基本的人权），人类全体就无法消除缘于自然不平等的社会不平等。一旦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国土上完成了这件任务，广大第三世界贫穷落后面貌的改变乃至全人类从贫穷落后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就不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尚、最艰巨、最伟大、最有利的事业，唯有它，才代表着未来世纪中的人类先进生产力用力方向，才代表着今后世纪中最先进的人类文明。
反过来说，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之所以不搞社会主义，搞的是个人本位的自由民主（日本是“团体精神”），不是因为自由民主符合什么抽象的完美观念（如“天赋人权”之类），而是因为他们占据着的，是地球上最利于工业社会良性发展的温带海洋性气候条件下的风水宝地；这些风水宝地上的自然压力，只是个简单的低温问题；此问题，不仅利于能源为动力的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且正是在以能源为动力的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中得到解决了的；而搞机器大工业，是用不着“集中力量办大事”即旨在对付庞大粗糙的穷山恶水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办法的。
2、中国人何以对社会主义感觉亲切
对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如同人不能没有皮肤一样不能没有的东西。个中道理，须从中国特殊的地缘条件来理解；这种特殊地缘条件，本章第二节“中国地缘国情要点”已作分析，这里不复述。这里要说的是：这种地缘条件带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压力，自古至今，都未求得一根本解决。历史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宗教、“国民劣根性”、“历史怪圈”等等，无不因缘于这种地缘条件。与“地平天成”的西方相比，“行路难难于上青天”的中国，地缘条件太“自然”了，自然的压力太大了。主要体现在道家学说中的中华民族重视自然的文化传统，正生自这种地缘条件。然而，重自然的文化传统，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方面（阴的方面）；另一方面，反者道之动，正因为中国的自然太自然，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另一方面（阳的方面），就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在中华民族的潜意识中，自古就有一个万年古梦：愚公移山，改造自然，从自然的压力下摆脱出来。当然，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这是做不到的，能做的，只是加强人与人之间协作关系的力度，尽可能地减轻这种压力。由此，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这个概念所意味着的东西很看重的方面。此方面，主要体现在儒家历史观和社会伦理观中。
在古代，儒家就有重视人际关系协调、重视国家凝结力的“仁学”和“礼教”，就有大一统的历史观，而且，历史上的大儒、真儒们，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维护者。即使近现代，重视“社会”的文化传统，也未曾有丝毫的中断削弱。五四时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对于西方传来的种种主义思潮，最能激起他们内心深刻感情并与之发生共鸣的，是“社会主义”这一思潮。在当时的各种主义思潮中，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流行的一种思潮。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都竞相宣传西方传来的各种社会主义观点。比如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梁启超、张东荪、王光祈等等，都是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甚至某些政客武人如陈炯明之类，也以宣传社会主义相标榜。
固然，五四以后，社会主义的上述信奉者们，相互产生很大分歧，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分中是有合的。在当时，他们之所以一致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并非因为他们像西方社会主义者那样，对资本主义有着切肤之痛，而是因为这一思潮雷电轰顶地触动了儒家传统保存着的那种重合群力量以对付自然的民族文化心理神经。直到今天，这一思潮在中国人内心，依然能够激起强烈共鸣。例如1990年代初，台湾蒋纬国先生就曾声称：“我对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举双手赞成”。这里，根本处起作用的东西，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地缘种因和由此决定的民族文化力量。
当今人类，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向中国这方土地上强大的自然力量发起主动攻势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程度。当此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文化提倡的重合群、重集体、讲协作、讲集权（“宏观调控”）的价值观，不仅不过时，而且显得更有必要、效率更高因此更不能放弃。
对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如同人不能没有皮肤一样不能没有的东西。个中道理，须从中国特殊的地缘条件来理解；这种特殊地缘条件，本章第二节“中国地缘国情要点”已作分析，这里不复述。这里要说的是：这种地缘条件带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压力，自古至今，都未求得一根本解决。历史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宗教、“国民劣根性”、“历史怪圈”等等，无不因缘于这种地缘条件。与“地平天成”的西方相比，“行路难难于上青天”的中国，地缘条件太“自然”了，自然的压力太大了。主要体现在道家学说中的中华民族重视自然的文化传统，正生自这种地缘条件。然而，重自然的文化传统，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方面（阴的方面）；另一方面，反者道之动，正因为中国的自然太自然，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另一方面（阳的方面），就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在中华民族的潜意识中，自古就有一个万年古梦：愚公移山，改造自然，从自然的压力下摆脱出来。当然，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这是做不到的，能做的，只是加强人与人之间协作关系的力度，尽可能地减轻这种压力。由此，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这个概念所意味着的东西很看重的方面。此方面，主要体现在儒家历史观和社会伦理观中。
在古代，儒家就有重视人际关系协调、重视国家凝结力的“仁学”和“礼教”，就有大一统的历史观，而且，历史上的大儒、真儒们，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维护者。即使近现代，重视“社会”的文化传统，也未曾有丝毫的中断削弱。五四时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对于西方传来的种种主义思潮，最能激起他们内心深刻感情并与之发生共鸣的，是“社会主义”这一思潮。在当时的各种主义思潮中，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流行的一种思潮。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都竞相宣传西方传来的各种社会主义观点。比如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梁启超、张东荪、王光祈等等，都是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甚至某些政客武人如陈炯明之类，也以宣传社会主义相标榜。
固然，五四以后，社会主义的上述信奉者们，相互产生很大分歧，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分中是有合的。在当时，他们之所以一致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并非因为他们像西方社会主义者那样，对资本主义有着切肤之痛，而是因为这一思潮雷电轰顶地触动了儒家传统保存着的那种重合群力量以对付自然的民族文化心理神经。直到今天，这一思潮在中国人内心，依然能够激起强烈共鸣。例如1990年代初，台湾蒋纬国先生就曾声称：“我对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举双手赞成”。这里，根本处起作用的东西，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地缘种因和由此决定的民族文化力量。
当今人类，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向中国这方土地上强大的自然力量发起主动攻势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程度。当此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文化提倡的重合群、重集体、讲协作、讲集权（“宏观调控”）的价值观，不仅不过时，而且显得更有必要、效率更高因此更不能放弃。
3、中国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普遍性。
社会的对立面是自然，社会主义是一种旨在解决“自然不平等”问题的世界范围的社会历史运动，社会公平是其宗旨。所谓“社会公平”意思是：自然不平等，就用人为社会手段弥补之。所谓“自然不平等”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同一民族不同个人之间天赋能力的不平等，有人生来能力强，有人生来能力弱；另一种是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之间风水条件的不平等，有些地区风水好，有些地区风水差。就欧亚大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这个大陆表现得最强大）而言，东方的中国，个人之间天赋能力的不平等和地区之间风水条件的不平等两种情形都有，而且都很严重；西方的欧洲，地区之间风水差异不大，而且都很优良，因而主要问题是个人之间天赋能力的不平等。因此，旨在解决自然不平等的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在自然条件不同的中国和欧洲，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特殊性）：
欧洲土地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人口7. 27亿，人均土地面积是中国的一倍，且全地地势平坦、降水均匀、雨雪滋润，宜于人类居住。因此，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土地问题”，在欧洲就不吃紧。而土地问题，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核心。在此问题上，土地是公有（国有）还是私有，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农业、林业、蓄牧业所需降水条件有利与否，二是土地问题吃紧与否。如果降水条件有利（这就无需“集中力量办大事”），土地问题不吃紧，就有土地私有化条件；如果降水条件不利（这就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土地问题吃紧，土地私有化条件就不利。欧洲这两个条件都很有利，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就省去了以土地问题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课题，亦即省去了地区之间风水条件不平等课题，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天赋能力的不平等。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以“社会福利”手段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权问题。这样，社会主义在欧洲，就表现为不重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而重利益分配问题的“福利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兼顾分配问题。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厂房、机器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把土地、厂房、机器都公有了的。改革开放以来，厂房、机器渐渐私有，只有土地毫不动摇地依然为公有（国有）。这是很正确的：土地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核心；厂房、机器等一切生产资料，没有哪一种不建在土地上；在建筑业、制造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国家代表全民掌握了土地所有权，就代表全民卡住了一切生产资料的命脉。可以说，土地国有，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也不能突破的底线和标志，突破了它，社会主义在中国将崩溃，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将不复存在。反过来说，只要永远守住土地国有阵地，中国就永远“姓社不姓资”。
中国之所以坚持土地国有为底线和标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因就在地区之间风水条件不平等，交通水利等条件天然不利，土地资源紧张。这些问题，只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剂，集中全国力量加以解决。比如黄河长江的治理、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都是全国范围内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办好的大事；如果土地不由国家掌握，这些大事就一件也做不成。这些大事做不成，地区之间风水条件不平等问题就解决不了，中华民族就不能享有任何民族都有权享有的不受自然力量压迫的权利。
中国地区之间风水条件的不平等，主要、鲜明地表现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别：东部风水良好，西部风水恶劣。对此，若不通过社会主义大集权、大协作、大调控办法加以调剂改善，完全听凭自然法，在东部富得冒油的同时，西部就会穷得活不下去，东西矛盾就会尖锐到任何政府、任何制度都承受不起的程度。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普遍性。
社会的对立面是自然，社会主义是一种旨在解决“自然不平等”问题的世界范围的社会历史运动，社会公平是其宗旨。所谓“社会公平”意思是：自然不平等，就用人为社会手段弥补之。所谓“自然不平等”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同一民族不同个人之间天赋能力的不平等，有人生来能力强，有人生来能力弱；另一种是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之间风水条件的不平等，有些地区风水好，有些地区风水差。就欧亚大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这个大陆表现得最强大）而言，东方的中国，个人之间天赋能力的不平等和地区之间风水条件的不平等两种情形都有，而且都很严重；西方的欧洲，地区之间风水差异不大，而且都很优良，因而主要问题是个人之间天赋能力的不平等。因此，旨在解决自然不平等的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在自然条件不同的中国和欧洲，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特殊性）：
欧洲土地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人口7. 27亿，人均土地面积是中国的一倍，且全地地势平坦、降水均匀、雨雪滋润，宜于人类居住。因此，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土地问题”，在欧洲就不吃紧。而土地问题，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核心。在此问题上，土地是公有（国有）还是私有，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农业、林业、蓄牧业所需降水条件有利与否，二是土地问题吃紧与否。如果降水条件有利（这就无需“集中力量办大事”），土地问题不吃紧，就有土地私有化条件；如果降水条件不利（这就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土地问题吃紧，土地私有化条件就不利。欧洲这两个条件都很有利，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就省去了以土地问题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课题，亦即省去了地区之间风水条件不平等课题，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天赋能力的不平等。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以“社会福利”手段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权问题。这样，社会主义在欧洲，就表现为不重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而重利益分配问题的“福利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兼顾分配问题。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厂房、机器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把土地、厂房、机器都公有了的。改革开放以来，厂房、机器渐渐私有，只有土地毫不动摇地依然为公有（国有）。这是很正确的：土地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核心；厂房、机器等一切生产资料，没有哪一种不建在土地上；在建筑业、制造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国家代表全民掌握了土地所有权，就代表全民卡住了一切生产资料的命脉。可以说，土地国有，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也不能突破的底线和标志，突破了它，社会主义在中国将崩溃，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将不复存在。反过来说，只要永远守住土地国有阵地，中国就永远“姓社不姓资”。
中国之所以坚持土地国有为底线和标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因就在地区之间风水条件不平等，交通水利等条件天然不利，土地资源紧张。这些问题，只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剂，集中全国力量加以解决。比如黄河长江的治理、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都是全国范围内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办好的大事；如果土地不由国家掌握，这些大事就一件也做不成。这些大事做不成，地区之间风水条件不平等问题就解决不了，中华民族就不能享有任何民族都有权享有的不受自然力量压迫的权利。
中国地区之间风水条件的不平等，主要、鲜明地表现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别：东部风水良好，西部风水恶劣。对此，若不通过社会主义大集权、大协作、大调控办法加以调剂改善，完全听凭自然法，在东部富得冒油的同时，西部就会穷得活不下去，东西矛盾就会尖锐到任何政府、任何制度都承受不起的程度。
九、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据与课题
据说拿破仑曾预言：中国这头东方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撼世界。此预言，为近两百年来代代相传的中外文人和政治家们不加分析批判地一再引用。其实，拿破仑预言更真实和值得注意的东西，不是作为预言家的拿破仑对中国的未来说中了什么，而是作为扩张主义者的拿破仑身上体现出来的西方人特有的一旦“觉醒”，就要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本性，——相人相体格、相国相国土的拿破仑，将心比心，以西方之心度中国之性，以为像法国这样一个人口领土小国，尚且一场反君主的社会革命，就把人心激动起来，在欧洲释放出那么大能量，何况中国这样一个沉睡着且保存完整的人口领土大国，按照法国式人口领土比例，一旦觉醒，不知要在世界上释放出超过法国多少倍的令人恐惧的力量。
就中国的觉醒必有大能量释放这点说，拿破仑的预言是对的。但是，假如说觉醒后的中国，其能量释放也会像拿破仑的法国那样表现为对外扩张的话，拿破仑预言中隐含着的“黄祸论”则是错误的。所以如此，原因在地不在人，即不是因为西方人爱好战争，中国人讲“和为贵”，而是因为各自地缘条件不同：法国是一小块风水极佳的平地，中国是一大块风水不佳、被诸多交通不便、高低不平的山水分割得很厉害的山地（这一点，相国相国土、地缘政治意识鲜明但不精明的拿破仑，又有其见所未见处）。法国人觉醒后，因无国土治理改造大课题，国土空间又小，过多能量只得向外释放。【脚注：“我在读《拿破仑征埃及记》……可以看出，拿破仑之所以进行这次远征，是因为这段时期他在法国没有什么能使自己成为统治者的事可干。他起初还拿不定主意，曾到大西洋法国海港检阅军舰，看看可不可以去征英格兰。他看出这不行，于是决定去征埃及。”——《歌德谈话录》 P191】中国人觉醒后，因觉醒原因是受到西方传来的先进生产力刺激，而生产力的本性又在改造自然，因而这样的觉醒，能量就只能够而且只需要向有待改造的中国这块世界上体积最大、生产力容量即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土释放。因此，中国的觉醒，命中注定要包含拿破仑战争不具有的道义优势：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让别人去说吧。——这，就是中国的崛起之所以会是“和平崛起”的科学的地缘根据；这样的根据，使得“和平崛起”成为一种中国不可背离的国运选择（“中国和平崛起”，是个国际关系概念，因此，属于中国内部问题的台湾问题，不受此概念限制。）
总之，中国的崛起之所以会是和平崛起，不是因为中国有着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和为贵”之类的“传统美德”，而是因为中国这块七拱八翘、七弯八拐、有待改造、也能改造的国土不允许中国走也使得他没有必要走对外扩张道路，——“扩张”是一种奔放行为，一个连在自己国土上都奔放不起来的“行路难”民族，谈何对外扩张？一个国土上有着无数大事可干的国家，又有何必要对外扩张！
以上是“中国和平崛起”中的“和平”所赖地缘条件分析；受此条件规定，中国的崛起，不能不是和平崛起。下面是“崛起”所赖地缘条件分析；受此条件规定，中国不能不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精神，强毅崛起：
“崛起”之“崛”，从“山”，而“屈”字则说明：此山之成为自身，必是一个极为艰难的“逢灾受难，经磨历劫”过程。因此，以“山”为实体的“崛起”一词表明：中国崛起的动因，就隐藏在以大山为主的中国地缘条件中，其过程并且也像中国大山的崛起一样，“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乃其命运。因此，对中国崛起的条件分析，就是对中国地缘条件的分析。这些条件，本章二节“十点地缘国情要点”，已作全面分析，这里不再重复，但需补充以下几点：
第一，在本章二节中，我们指出：“中国是一个北方大国——北方大国，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最主要的第一点。”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国家的崛起，是个由阴生阳即阳动的文明过程；为此，一个国家，要能崛起而且有必要崛起，就必须是个气候阴冷的北方国家；如果是个气候炎热的南方国家，就不可能亦无必要崛起。道理很简单：阳不能也无必要生阳，只有阴才能而且必须生阳。比如印度，本来就是个光热太多的国家，再让“印度大放光芒”（2004年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竞选口号，这次选举，执政党败选。可见，旨在印度“崛起”的印度精英们的“印度大放光芒”理念，至少在印度广大“草根阶层”那里，认同度很低），印度岂不要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反之，像中国这样一个阴气太重的北方国家，若不“大放光芒”，就只有“饥寒交迫”一命。因此，正因为中国是个阴气太重的北方大国，其崛起才是必然的，才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自然历史命运。
第二，因此，一切北方国家，或早或迟，都会崛起的。但是，与一切已经崛起的北方国家相比，同为北方国家的中国，其崛起，还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就是：除了一切北方国家都有的阴气太重、由阴生阳这一压力动因外，中国还面对着一切北方国家都没有的世界上最高大的山、最湍急的河流、最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等地质压力动因；这些地质压力动因，是中国崛起不能不尽力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些课题，大多为“粗糙”的“水土庸功”而非精致的产品加工制造业，因而中国经济，将自然而然地长期呈现出以国土基础建设为主的粗放型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所谓“跨越式发展”，在中国，乃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
第三，地性决定人性：由于地形气候复杂，纬度不是很高，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国土天然卫生条件差，人的气机心机复杂，人身上的灰土泥巴味重，中国人的素质，与一切已经崛起的北方国家比较，差距明显，这样的国民素质，不改造提升，崛起的中国，将没有多少文明气象。
第四，因此，如果说其他北方国家的崛起，只需解决一个阴气太重、由阴生阳课题的话，那么，中国除此课题外，还有国土改造和人的素质改造两大课题。这两大课题，解决起来比阴气问题更加艰难；中国崛起的特殊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正由这两大课题决定。
第五，因地制宜，因地法生，地缘国情决定生产力作用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只能围绕能源利用、国土改造和人的素质改造三大中国崛起课题展开，凡利于这三大课题解决的制度措施，“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此，那种把制度创新理解为寻找某种美国式一经确立就不必费心、财富就会像美国样滚滚而来的万能制度永动机（所谓“自我运行机制”）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六，事实上，中国崛起的三大课题，早已内含在毛泽东说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中了，这就是：(1) 以“科学实验”为主的能源的既是大量的，更是节约化的开发利用；(2) 以“生产斗争”为主的国土上诸多穷山恶水的治理改造；(3) 以邪乱思想的批评和不良行为的改正为主的素质不素的国民性改造，——邪乱思想与不良行为，毛泽东时代是把它当成一个社会历史性的“阶级斗争”问题来对待的，但事实上主要是个自然历史性的国民素质问题；当然，无论属何问题，都得批评改正。
第七，在世界上最艰巨的国土治理改造难题制约下，经济投资效率即增量资本出产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投资增加量／GDP增加量）低，将成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现象。这种现象，有它的正常方面和不正常方面。正常方面是：在西部开发未见大成效和中国这块土地未治理改造得让中国人感觉很舒坦的时候，大量投资必“雪中送炭”地用于投入多收益少的“水土庸功”方面，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不正常方面是：大量“锦上添花”式的城市房地产（尤其豪华高尔夫球场）开发，等于是在浪费和破坏中国最紧缺的国土资源。
第八，为三大课题决定，中国的崛起，必是一个无比长期艰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项无比光荣神圣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伟业：“与天奋斗”者，一切文明都必须面对的旨在寒冷气候问题解决的能源开发利用也；“与地奋斗”者，中华文明特殊面对着的地质方面的国土治理改造问题也；“与人奋斗”者，中国面对着的特殊的人的素质改造问题也。——由此看来，中国崛起的三大课题，实际上早就内含在中国古老《易经》说的“天地人三才”范畴中：能源课题内含于“天”并且针对天（气候），国土治理改造课题内含于“地”并且针对地，人的素质改造课题内含于“人”并且针对人。
第九，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潜力即可能达到的综合国力，由该国国土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决定（中国古人说的“地气”旺还是不旺）；而该国国土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又由该国国土上有多少该干、可干的大事决定。中国这块国土，面积虽为世界第三，但体积（面积乘以海拔）却是世界第一（如本章第二节所说，欧洲和澳洲加起来，体积还不到中国一半）。在这块体积世界第一的国土上，该干、可干的大事，无国能比。因而中国这块国土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亦无国能比。可以说：一旦中国人把自己国土上该干、可干的大事干好，中国国家的综合国力，将崛起为世界前列。
第十，中国虽然号称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事实上，这个文明古国，就从未达到过它自身潜力可以达到的文明高度。因为它的最大文明潜力，含藏在寒性地缘种因（二章六节2小节）具足、历史上从未开发过的世界上最高大、阴气最重的西部大山和气候很寒冷的东北林海雪原中。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中华民族所能达到的文明高度，只是最大限度地在纬度、海拔较低因而寒性地缘种因有所不足的“中原”以南几个平原、盆地中做文章；所谓的中国古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对这些地区可耕地的开发利用基础上的，因而此文明就不能不带有寒性地缘种因有所不足特点。结果就是：一旦这样的开发利用达到饱和，该文明就会像寒性地缘种因同样不足的今日拉美社会一样，陷入动乱：通过战争，以大量毁灭人口和重新分配人均占有量相对较多的土地的方式，重新开始下一轮文明轮回。因此，此文明就总在改朝换代，有复兴轮回而无崛起发展。然而，20世纪以来，高度发达的人类生产力，已经使中华民族可以告别以往那种复兴式、轮回式的“怪圈”文明史了：借助这种生产力，中华民族已经可以把寒性地缘种因具足的广大西部北部地区的开发这件以往从来实现不了的大事功业提到议事日程上。在完成这件大事功业的过程中，中华国土自身含藏着的文明潜力，才能达到它应有的高度；在完成这件大事功业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必能告别以往那种复兴轮回式的“怪圈”文明史，“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地创造出一种寒性地缘种因可与西方现代文明一比的新的中化文明。如此大事功业，历史上任何朝代任何“盛世”，都不能相比！——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国运乃“崛起”而非“复兴”，道理在此！
就中国的觉醒必有大能量释放这点说，拿破仑的预言是对的。但是，假如说觉醒后的中国，其能量释放也会像拿破仑的法国那样表现为对外扩张的话，拿破仑预言中隐含着的“黄祸论”则是错误的。所以如此，原因在地不在人，即不是因为西方人爱好战争，中国人讲“和为贵”，而是因为各自地缘条件不同：法国是一小块风水极佳的平地，中国是一大块风水不佳、被诸多交通不便、高低不平的山水分割得很厉害的山地（这一点，相国相国土、地缘政治意识鲜明但不精明的拿破仑，又有其见所未见处）。法国人觉醒后，因无国土治理改造大课题，国土空间又小，过多能量只得向外释放。【脚注：“我在读《拿破仑征埃及记》……可以看出，拿破仑之所以进行这次远征，是因为这段时期他在法国没有什么能使自己成为统治者的事可干。他起初还拿不定主意，曾到大西洋法国海港检阅军舰，看看可不可以去征英格兰。他看出这不行，于是决定去征埃及。”——《歌德谈话录》 P191】中国人觉醒后，因觉醒原因是受到西方传来的先进生产力刺激，而生产力的本性又在改造自然，因而这样的觉醒，能量就只能够而且只需要向有待改造的中国这块世界上体积最大、生产力容量即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土释放。因此，中国的觉醒，命中注定要包含拿破仑战争不具有的道义优势：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让别人去说吧。——这，就是中国的崛起之所以会是“和平崛起”的科学的地缘根据；这样的根据，使得“和平崛起”成为一种中国不可背离的国运选择（“中国和平崛起”，是个国际关系概念，因此，属于中国内部问题的台湾问题，不受此概念限制。）
总之，中国的崛起之所以会是和平崛起，不是因为中国有着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和为贵”之类的“传统美德”，而是因为中国这块七拱八翘、七弯八拐、有待改造、也能改造的国土不允许中国走也使得他没有必要走对外扩张道路，——“扩张”是一种奔放行为，一个连在自己国土上都奔放不起来的“行路难”民族，谈何对外扩张？一个国土上有着无数大事可干的国家，又有何必要对外扩张！
以上是“中国和平崛起”中的“和平”所赖地缘条件分析；受此条件规定，中国的崛起，不能不是和平崛起。下面是“崛起”所赖地缘条件分析；受此条件规定，中国不能不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精神，强毅崛起：
“崛起”之“崛”，从“山”，而“屈”字则说明：此山之成为自身，必是一个极为艰难的“逢灾受难，经磨历劫”过程。因此，以“山”为实体的“崛起”一词表明：中国崛起的动因，就隐藏在以大山为主的中国地缘条件中，其过程并且也像中国大山的崛起一样，“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乃其命运。因此，对中国崛起的条件分析，就是对中国地缘条件的分析。这些条件，本章二节“十点地缘国情要点”，已作全面分析，这里不再重复，但需补充以下几点：
第一，在本章二节中，我们指出：“中国是一个北方大国——北方大国，是中国国家自我认知、自我定位最主要的第一点。”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国家的崛起，是个由阴生阳即阳动的文明过程；为此，一个国家，要能崛起而且有必要崛起，就必须是个气候阴冷的北方国家；如果是个气候炎热的南方国家，就不可能亦无必要崛起。道理很简单：阳不能也无必要生阳，只有阴才能而且必须生阳。比如印度，本来就是个光热太多的国家，再让“印度大放光芒”（2004年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竞选口号，这次选举，执政党败选。可见，旨在印度“崛起”的印度精英们的“印度大放光芒”理念，至少在印度广大“草根阶层”那里，认同度很低），印度岂不要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反之，像中国这样一个阴气太重的北方国家，若不“大放光芒”，就只有“饥寒交迫”一命。因此，正因为中国是个阴气太重的北方大国，其崛起才是必然的，才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自然历史命运。
第二，因此，一切北方国家，或早或迟，都会崛起的。但是，与一切已经崛起的北方国家相比，同为北方国家的中国，其崛起，还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就是：除了一切北方国家都有的阴气太重、由阴生阳这一压力动因外，中国还面对着一切北方国家都没有的世界上最高大的山、最湍急的河流、最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等地质压力动因；这些地质压力动因，是中国崛起不能不尽力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些课题，大多为“粗糙”的“水土庸功”而非精致的产品加工制造业，因而中国经济，将自然而然地长期呈现出以国土基础建设为主的粗放型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所谓“跨越式发展”，在中国，乃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
第三，地性决定人性：由于地形气候复杂，纬度不是很高，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国土天然卫生条件差，人的气机心机复杂，人身上的灰土泥巴味重，中国人的素质，与一切已经崛起的北方国家比较，差距明显，这样的国民素质，不改造提升，崛起的中国，将没有多少文明气象。
第四，因此，如果说其他北方国家的崛起，只需解决一个阴气太重、由阴生阳课题的话，那么，中国除此课题外，还有国土改造和人的素质改造两大课题。这两大课题，解决起来比阴气问题更加艰难；中国崛起的特殊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正由这两大课题决定。
第五，因地制宜，因地法生，地缘国情决定生产力作用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只能围绕能源利用、国土改造和人的素质改造三大中国崛起课题展开，凡利于这三大课题解决的制度措施，“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此，那种把制度创新理解为寻找某种美国式一经确立就不必费心、财富就会像美国样滚滚而来的万能制度永动机（所谓“自我运行机制”）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六，事实上，中国崛起的三大课题，早已内含在毛泽东说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中了，这就是：(1) 以“科学实验”为主的能源的既是大量的，更是节约化的开发利用；(2) 以“生产斗争”为主的国土上诸多穷山恶水的治理改造；(3) 以邪乱思想的批评和不良行为的改正为主的素质不素的国民性改造，——邪乱思想与不良行为，毛泽东时代是把它当成一个社会历史性的“阶级斗争”问题来对待的，但事实上主要是个自然历史性的国民素质问题；当然，无论属何问题，都得批评改正。
第七，在世界上最艰巨的国土治理改造难题制约下，经济投资效率即增量资本出产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投资增加量／GDP增加量）低，将成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现象。这种现象，有它的正常方面和不正常方面。正常方面是：在西部开发未见大成效和中国这块土地未治理改造得让中国人感觉很舒坦的时候，大量投资必“雪中送炭”地用于投入多收益少的“水土庸功”方面，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不正常方面是：大量“锦上添花”式的城市房地产（尤其豪华高尔夫球场）开发，等于是在浪费和破坏中国最紧缺的国土资源。
第八，为三大课题决定，中国的崛起，必是一个无比长期艰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项无比光荣神圣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伟业：“与天奋斗”者，一切文明都必须面对的旨在寒冷气候问题解决的能源开发利用也；“与地奋斗”者，中华文明特殊面对着的地质方面的国土治理改造问题也；“与人奋斗”者，中国面对着的特殊的人的素质改造问题也。——由此看来，中国崛起的三大课题，实际上早就内含在中国古老《易经》说的“天地人三才”范畴中：能源课题内含于“天”并且针对天（气候），国土治理改造课题内含于“地”并且针对地，人的素质改造课题内含于“人”并且针对人。
第九，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潜力即可能达到的综合国力，由该国国土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决定（中国古人说的“地气”旺还是不旺）；而该国国土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又由该国国土上有多少该干、可干的大事决定。中国这块国土，面积虽为世界第三，但体积（面积乘以海拔）却是世界第一（如本章第二节所说，欧洲和澳洲加起来，体积还不到中国一半）。在这块体积世界第一的国土上，该干、可干的大事，无国能比。因而中国这块国土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亦无国能比。可以说：一旦中国人把自己国土上该干、可干的大事干好，中国国家的综合国力，将崛起为世界前列。
第十，中国虽然号称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事实上，这个文明古国，就从未达到过它自身潜力可以达到的文明高度。因为它的最大文明潜力，含藏在寒性地缘种因（二章六节2小节）具足、历史上从未开发过的世界上最高大、阴气最重的西部大山和气候很寒冷的东北林海雪原中。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中华民族所能达到的文明高度，只是最大限度地在纬度、海拔较低因而寒性地缘种因有所不足的“中原”以南几个平原、盆地中做文章；所谓的中国古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对这些地区可耕地的开发利用基础上的，因而此文明就不能不带有寒性地缘种因有所不足特点。结果就是：一旦这样的开发利用达到饱和，该文明就会像寒性地缘种因同样不足的今日拉美社会一样，陷入动乱：通过战争，以大量毁灭人口和重新分配人均占有量相对较多的土地的方式，重新开始下一轮文明轮回。因此，此文明就总在改朝换代，有复兴轮回而无崛起发展。然而，20世纪以来，高度发达的人类生产力，已经使中华民族可以告别以往那种复兴式、轮回式的“怪圈”文明史了：借助这种生产力，中华民族已经可以把寒性地缘种因具足的广大西部北部地区的开发这件以往从来实现不了的大事功业提到议事日程上。在完成这件大事功业的过程中，中华国土自身含藏着的文明潜力，才能达到它应有的高度；在完成这件大事功业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必能告别以往那种复兴轮回式的“怪圈”文明史，“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地创造出一种寒性地缘种因可与西方现代文明一比的新的中化文明。如此大事功业，历史上任何朝代任何“盛世”，都不能相比！——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国运乃“崛起”而非“复兴”，道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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