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七章 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南北关系

 

    正如牛顿古典物理学中，空间只是个摆放物体的空盒子一样，传统历史学中，地理环境只是个摆放历史事件的空舞台。然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正如空间本身就是物体的本己存在一样，地理环境，本身就是历史的本己存在，即能动的历史的基础和动因。因此，历史学如果不从地缘分析入手，不认地缘条件乃历史的主动因素，这样的历史学，只是牛顿式认空间为空盒子的形而上学历史学。
    中国历史的基础和动因，在中国特殊的地缘条件；任何时代的中国历史，背后的决定因素即其合乎逻辑、合乎因果律的“历史必然性”，都是中国特殊的地缘条件。把握了中国的地缘条件，就把握了中国历史或中国命运的血脉。当然，正如人体血脉有粗细之分一样，地缘条件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有粗细之分。——在本书中，我们只能谈其粗者，即中国历史中的东西南北关系。

 

    1、安史之乱前中国东西关系的地缘动因
    在中国地缘政治史上，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是一块界碑。这以前的中国，“力量的自然位置”在西部，政治军事方面占优势的西部力量，总对经济方面占优势的东部力量取进攻态势。在二者的较量中，每个大回合，都是西部力量打败东部力量，西部地区把东部地区整合掉。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重心在西部，长安是它的心脏或大脑。安史之乱后，“力量的自然位置”在北方，军事政治方面占优势的北方势力，总对经济方面占优势的南方势力取进攻态势，在二者的较量中，每个大回合，都是北方力量打败南方力量，北方把南方整合掉。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重心在北方，北京是它的心脏或大脑。
    追溯中国地缘政治史上这幅东西南北大势图，得从安史之乱前西部力量对东部力量施加压力的深层地缘背景和动因说起。
    冰期时代，位于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系北边的广大欧亚大陆内地，气候并非均一的冰原气候，而是多种类型的。东亚寒冷干燥，欧洲冰川广布。这两个地区，都不利于具有寒性大智慧、能分善恶的人种培植。只有中亚，条件才最具备。这一地区，现在当然大部分为沙漠所覆盖，但汉字中的“沙漠”二字，都有水字旁。这表明：在上古时代的中国人眼目中，今日的沙漠地带，是水量充足的。这一点，也为现代科学考察所证实：
    经中德两国科学家4年多实地考察，我国第二大沙漠腾格里的历史真面目终为世人所知：这个目前被流动沙丘覆盖的大沙漠曾有一个连续而巨大的淡水湖泊。
    据兰州大学参加考察的青年科学家张虎才介绍，这次研究区主要以腾格里沙漠北纬38－40度，东径102－105度的范围内为中心，因此涉及沙漠内部查汗池到阿拉善旗一带。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大面积的古湖泊地貌遗迹和沉积地层，同时发现，现已成为干盐湖的白碱湖边缘，还留有完整可辨的最高湖岸线遗迹。
    考察结果显示出被科学家称为“腾格里大湖”的古湖泊昔日风貌：一个连续而巨大的淡水湖泊高水位曾形成于距今3.5万年到3.8万年前，在距今3.3万年至距今2.3万年间，腾格里沙漠西北部，也就是今天的白碱湖大海子一带，曾存在一个面积至少达1.62万平方公里、水深25米、最大水深超过60米的巨大淡水湖泊……。在距今5800年前至距今1400年前的这段时间里，腾格里沙漠西北部仍有较高水位波动的遗迹存在。【《中国教育报》 1995年1月16日 4版】
    这表明：这个“腾格里大湖”，至少在隋唐时期才完全干涸，并经历了一个正在文明着的中国先民们所能看到的由湖到干海子、由干海子到沙漠的演变过程。因此，那地方的古代名称，又有“大泽” 【脚注：《山海经?海内西经》：“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在雁门北。”】 、“瀚海”之称。当然，瀚海之称当在大泽之称后。“瀚”者，旱也；“瀚海”者，旱海也，曾经有过百鸟翔集的湖泊的地方也。从湖到干海子、从干海子到沙漠的演变过程，就是一个名称由“大泽”到“瀚海”、由“瀚海”到“沙漠”的改称过程。
    既然腾格里沙漠在不算久远的人类时代中存在过如此巨大的一个湖泊，那么，中亚地区，越往西，这样的同期湖泊当会越多越大。因为越往西，中亚地区就越能接受到西风带来的较多的大西洋降水。事实也是这样，腾格里沙漠以西的罗布泊，时至20世纪后半叶，还有湖水。罗布泊再往西，是以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为主的新疆地区，此地众多沙漠中，历史上人类活动的遗迹到处可见。这表明，这些地区，历史上也曾湖泊广布。例如，1998年，考古学家们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找到了消失了近两千年的古精绝国遗址，发现了用芦苇编成的院墙、用湖泊淤泥沉积物切块垒成的佛塔，从而证实了唐玄奘“古精绝国在大泽中”的记载。这一地区再往西，就到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至今面积仍然广大的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阿拉湖、斋桑泊等湖区。再往西，就是图兰低地中面积比巴尔喀什湖更大的咸海。咸海以西，又是面积比咸海更大的里海。里海以西，又是面积比里海更大的黑海。再往西，是更大更大的地中海、大西洋……。这种情形表明，在不太久远的人类世纪，在西起里海，东至中国黄河河套这一广大的中亚地区，包括今天的沙漠广布之地，曾是湖泊广布、气候湿润的。
    既然“腾格里大湖”的全盛期至少在3.8万年前就达到了，那么，它的形成期应该比3.8万年要提前，至少应在4万年以上。这段时期，属于地质年代中第四纪大冰期的最后一次亚冰期——玉木冰期。可见在玉木冰期时代，当欧洲广大地区被巨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冰原覆盖的时候，中亚地区则是湖泊广布、气候湿润的。不难想象，当时当地的气候景观当是如此的：四季变化明显；冬天湖面冰冻，祁连山、阿尔金山、阿尔泰山、天山、杭爱山、阴山、帕米尔高原、萨彦岭等山脉，雪线降得更低；夏天湖面解冻，四周广大平川上草原郁郁葱葱、无边无际，远处的高山，雪线后退，望之若今日日本富士山或中国玉龙雪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景象，遍布整个中亚地区。
    这种气候景观，是特别适合具有寒性大智慧的人种产生的，这就是当今人类学家所说的“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可以说，高加索人种与蒙古人种，这寒性地缘种因最强或较强的两大人种，起源时间为晚第四纪冰期，起源地点为东起中国黄河河套、西至欧亚交界处的高加索山脉这一广大的亚洲内陆地区。这地区西部，与白雪皑皑的斯堪的纳维亚冰原相接，受白色冰雪熏染深，那地方的人，就成为白皮肤的高加索人种。这地区东部，与黄土广布的中国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相接，受黄色土壤熏染重，这地方的人，就成为黄皮肤的蒙古人种。
    玉木冰期之后，全新世开始，随着斯堪的纳维亚冰原的消失，欧洲气候变得大为宜人，高加索人种们渐渐向那里挺进。而在东方，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从北冰洋和西伯利亚刮来的冬季风势力减弱，从太平洋吹来的夏季风势力增强，被李四光称为“新华夏构造带”的东亚广大地区，气候同样变得温润宜人，蒙古人种们于是渐渐朝这一地区挺进。
    然而，全新世以来，假如仅仅欧洲和东亚的气候变得宜人，而中亚的气候仍像以前一样湖泊广布、清明湿润的话，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们是不会离开这一地区、各朝东西两个方向大规模挺进的（当然，南亚也是一个方向）。但事实相反：全新世以来，如果说欧洲东亚的气候是由寒冷变温暖的话，那么中亚的气候就是由温暖变炎热（当然，冬季除外）。这样，该地本来就不多的降水量，渐渐比不上蒸发量。结果是湖泊日趋缩小乃至消失，草原日渐荒芜沙漠化；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们，不得不渐渐离开此地，向东西两个方向走去，争占风水更好的地方。就东方的情形说，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与“腾格里大湖”最终干涸同时的1400前的中国隋唐之际。因为此时，包括“腾格里大湖”在内，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广大中亚地区，小型湖泊已完全干涸，大型湖泊变得小而又小，以至于到处是“瀚海”了。或者说，隋唐之际，与中亚土地涵养力退化到一个临界点同时，该地的人口，也减少到了一个再无力量对东亚地区作大规模入侵的临界点。于是，隋唐以后，中国地缘政治史上的东西关系大格局，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南北关系大格局。

    2、炎黄二族的“东进序曲”
    上古时候的华夏祖先，大而化之地分为“东夷”、“西羌”、“北狄”、“南蛮”四部，相互不断冲突、交往、融合。在此过程中，起源于西方中亚地区的羌人，因受“在干旱气候条件下，不向外发展就没有好日子过”的生存压力驱迫，多数情形下，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当然，严格说来，北狄、东夷和南蛮，亦带有一定的西羌式的中亚地缘种因。因为全新世以来，蒙古人种的向东迁移，并非一次性行为，而是分期分批的多次行为；炎黄二帝之前，当有多次迁移。那些先行者们到了中国北方，与当地环境相适应，就成了北狄；到了中国中东部地区，与当地环境相适应和与当地原住民相融合，就成了东夷；到了中国南方，与当地环境相适应和与当地原住民相融合，就成了南蛮。然而，后续者还在源源不断地来，从而源源不断地推挤着先行者；先行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地盘（利益），亦不得不回头抗拒背后的推进者。那情形，恰似“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在此推进过程中，见之历史传说的最早一波“大浪”，就是炎帝族和黄帝族的向东推进。或者说：炎黄二族的向东推进，只是持续了数千年的西部力量向东推进的“东进序曲”
    传说中的炎帝族，发源于今日陕西岐山东渭河北岸的姜水，离黄帝族的发源地即今日的黄帝陵不远（“叶落归根”，黄陵所在地，必为黄帝族发源地）。两族早先的活动范围，皆在陕甘盆地中渭河以北的洛河、泾河一带。但是，两族的地缘环境，还是有明显差别的：炎帝族偏南，黄帝族偏北；前者位于“黄土地”上的低湿地区，后者位于“黄土地”上的“黄土高坡”；前者宜于习于农业，被称为“神农氏”，后者不宜不习农业，以游牧业为主，大概因为喜欢架车到处跑、是车子的发明者，因而被称为“轩辕氏”。这种初始地缘差别，为后来的两部族发展规定了一个大方向，甚至决定了各自的后来命运：在后来的“东进序曲”中，黄帝族按照自己的既定方位，向东北方向发展；炎帝族按照自己的既定方位，向东南方向发展。前者因所经之地更不具备灌溉农业所应具备的水利条件，越加增强了游牧部落特有的“迁徙往来无常处”习性，变得更加机动强悍；后者因所经之地水利条件越来越好，越加发展了自己的以农为本习性，渐渐变弱。
    炎黄二族的向东发展，不能不与黄河中下游的东夷族发生冲突。在此冲突中，炎黄二族中首当其冲的是炎帝族。这是因为：一方面，黄河中下游地区，与炎帝族所在地纬度相同，直线距离最短，属炎帝族天然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此地风水最好，它当然必须属于力量更强的炎帝族（早先的炎帝族，势力强于黄帝族）。——此时的炎帝族，其顺着黄河一直东进到山东半岛乃至大海边的扩张愿望，一如冷战时期苏联的南下印度洋战略。而东夷族对炎帝族的抵抗，一如冷战时期美国在内新月形地带对苏联实施的战略遏止。双方争夺重点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东部的黄河一带。战事长期胶着。
    与炎帝族的向正东方向发展同时，向东北方向发展的黄帝族，先在黄河壶口一带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吕梁地区，接着又过吕梁山，下到汾河上游，一部分顺汾河南下，一部分继续往东，越过太行山，东出井陉，在太行山东侧广大平原地区活动经营着。这样，黄帝族就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成为炎帝族与东夷族争霸战争中一股决定双方命运的力量：顺汾河南下，他可以威胁潼关以西的炎帝族后方；顺太行山东侧南下，他可以在孟津一带包抄蚩尤为首的东夷“战时前线大本营”。当然，因东夷族占据的肥美之地对黄帝族更有吸引力，它的攻击对象因此只会是东夷族。于是，正如冷战时期陆权国家为对付海权国家而结成军事同盟一样，黄帝族与炎帝族之间的军事同盟形成了（这是上古时候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力量向内新月形地区的地缘政治力量发起的一次进攻）。蚩尤为统帅的东夷“战时前线大本营”被黄帝族击溃后，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在黄帝族控制下了。
    战胜东夷族后，炎黄二族又展开争夺胜利果实的争斗。但此时，黄帝族已掌握主动：“诸侯咸归轩辕”。此外，此时的炎黄相争，不同于与东夷族的争战，双方不久前还是心脏地带“天然盟友”，只不过先前炎帝族是老大，黄帝族是老二，战胜东夷族后，老二变成老大。因此，这种争斗，就比与东夷族的争战显得温和：阪泉三战得其志的黄帝，对战败的炎帝，并未像对东夷的蚩尤那样，采取“擒杀”手段，而是在让对方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后，就息事宁人了。而炎帝族，也识相地从此改变了自己原来念念不忘的顺黄河东进到大海的战略意图，把它让给了黄帝族（事实上，战胜东夷族后，此方位早在黄帝族控制下了），自己则朝东南方向发展，顺汉江而下，在神农架一带，一路放火烧山，筚路蓝缕，开荒种田；这样，在原有的“神农氏”头衔之后，又新增了一个“烈山氏”头衔（这头衔略带讥讽，大概是黄帝族因对炎帝族没有节制的放火烧山行为很不以为然而“赠”给他们的。）

    ３、东西和睦的尧舜禹时代
    黄帝族入主黄河流域后，面临的问题无非两个：一为生产力中的人与自然关系，二为生产关系中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关系。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就是尧舜禹三代不断地治水平整土地，其中的关键人物是鲧禹父子。鲧的治水法是人过分自大、崇人力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堵法”，结果治水失败，身败名裂。禹的治水法是尊崇自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导法”，结果大功告成，名垂千古。鲧的方法是主观唯心方法，禹的方法是客观唯物方法，二者在中国历史上，都很有代表性：唯心错误的鲧的“堵法”，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断绝过，只不过表现领域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个问题的解决，类似20世纪辛亥革命后说的“五族共和”。此办法与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后推行的种姓制度不一样。所以如此，是因为：
    第一，在印度，征服者的征服，是北方民族对南方民族的纵向征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南北素质差别太大。但在中国，黄帝族的入主黄河流域，征服者的征服，是北方部族对北方部族的横向征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素质差别不大，而且都有共同的西部地缘种因，都是由中亚一带进入东亚的，不同的只是时间的先后；这样，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之间的“共和维新”，就有共同的地缘种因基础。
    第二，印度自然阻隔和压力太小，气候炎热，人性热动，若不以种族隔离办法制造社会隔阂，生活于那片平坦而热动的土地上的人们，将互相冲撞得一塌糊涂，毫无文明气象可言。而中国，自然阻隔和压力本来就太多太大，地阴太重，人的性格因此本来就不大活泼，在此情形下，何必在自然隔阂基础上再加一层社会隔阂呢？——只有实行“共和维新”办法，才能尽量减少自然隔阂、增加生活热气。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尧舜禹三位“圣人”。这三位“大圣”，在“天地人三才”的“分有”方面，各有其特殊性：尧身上，“天”的色彩更重一些；舜身上，“人”的色彩更重一些；禹身上，“地”的色彩更重一些。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尧都平阳，在今山西临汾”；“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禹都阳城，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后迁阳翟，在河南禹县”。《孟子?离娄章句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荀子?大略篇》：“禹学于西王国。”——这里，尧山西，舜山东，禹河南，体现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朴素地缘政治关系。这说明：尧时期，重西部；舜时期，重东部；禹时期，东西并重略偏西。这种情形，正与四千年后的新中国同：毛泽东时代重西部；邓小平时期重东部；江泽民后期和胡锦涛开始以来，则“允执厥中”、东西并重但略偏西。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今日新中国，相对于尧舜禹时代这一华夏文明的“曙光期”，是一个更大时空的否定之否定：正如华夏文明的光被东方，端赖尧指示、禹完成的治水事业一样，今日新中国，要光被世界，端赖毛泽东指示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大业的完成；亦如禹治水事业的完成，开创了几千年的“家天下”后果一样，新中国“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大业的完成，开创的，将是无限久远的禹以前样的“公天下”后果。

    4、夏商周三代的东西关系
    建都山西南部的夏朝，在当时的华夏文明圈内，位置偏西。东西自然差别，决定了西部夏朝与东部地方势力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一般说来，挑起矛盾者通常只会是东部势力，因为经济上它比西部更有实力（好风水使然），但政治上却受西部控制，心理不平衡。再说，经济实力的增强，任何时候都会助长某些有经济头脑无政治头脑的野心家的非分之想。
    东部势力对西部“中央政府”的反叛，最著名的一次是后羿发动的叛乱。《中国史稿》说：启死后，他的五个儿子互争继承权，夷人中的后羿乘机西进，因夏民以代夏政，取得政权。但羿政权如秦汉之交进驻咸阳的楚霸王顶羽，乱轰轰缺乏稳定性。经过长期混战，启的重孙少康取得胜利，政权重归夏人。少康之子抒继位后，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之后，为报与东夷的“一箭之仇”，迁都老丘（今河南开封陈留北），接着“征伐东夷，一直打到海边。”
    抒以后的夏朝，因迁都老丘，实际已属东部地缘政治力量，渐渐受到东部容易得利的地缘环境和舒适生活影响，精神上逐渐与西部根基脱离，失了艰苦奋斗这一西部人特有的地缘政治本色。从孔甲开始，统治者的腐化堕落一代胜过一代，至末代暴君桀，终于把夏朝弄亡了。
    继夏而起的商，属夷人方国。盘庚以前，因所在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形平坦开阔、交通便利、水源日照充足，可耕地和天然物产丰富，商人因此对土地的经营投入就无兴趣，老在大平原上漫游着，似乎哪块地盘都重要，又都不重要，到处都有诱惑力。这种浪漫习性，对自身的生存发展是不利的，必须改变，找块地盘定居下来。当然，这块地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不苦寒，也不繁华；二是既能控扼东部势力，更能控扼西部势力。为了寻找这样一块地盘，商人肯定“摸着石头过河”地作了一番努力。但由于贪恋东部繁华，寻来寻去，只是在老套路中转圈。为此，得拿出壮士断腕决心，对那些借口“摸着石头过河”、实则贪恋东部繁华生活的旧贵族猛喝一声：这套把戏该收场了！如果你们真的有意寻找这样的地盘，那么，它就明摆在那里，现在就看你们愿不愿意了！而这个“那里”，就是盘庚挑选的并且用严厉手段强迫旧贵族们接受的殷（河南安阳）。盘庚迁殷后，商朝国都不定的历史终于结束了，此后的商朝，就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局面。
    商朝的南方，无劲敌，武丁南征，“挞彼殷武，奋发荆楚”，势力伸张到长江以南。东边，那是商的传统势力范围。北边，人烟稀少，地缘政治力量处在冬眠状态。西边，为干旱所迫、向外寻找好风水的“外部无产者”，源源不断。因此，一如既往，商朝的主要威胁，依然自西而来。这些西方外部无产者们，开始很散漫，后来终于集合在周人旗帜下，灭了商朝。
    的确，周人代表的，乃全新世以来在干旱压迫下自西而东寻找好风水的中亚地缘政治力量，他们一面对东方施加压力，一面又受到比他们位置更西的“犬戎”势力的逼压。这种处境，使周人形成一种尤其能够站在他人立场思考问题的辩证思维；他们既懂得东方发达地区的情形，也懂得西方落后地区的情形。这样，华夏文明重心，渐渐从黄河中游转移到渭河流域。代商而立的周朝，一开始，就对华夏族的长治久安作了全盘考虑，使出两大高招，这就是：
    第一，把住华夏“东极”：把与周朝存亡与共、在灭商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周公旦和姜太公，分封到位于华夏东极的山东沿海去，使“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理念真正落在实处（事实上，此一理念，正源于此：“滨”者，东部沿海即欧亚大陆的东极也）。这样，就从“终极关怀”处斩断了全新世以来一切内陆地缘政治力量都具有的“不到东海心不死”心思，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是的，对这一地区的想往，是迄今为止华夏这方土地难以安宁的最大兴奋点；然而，如果说以往的人们克制不了自己这番心思，是因为此地主权一直不明确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此地已有强大主人，因此，从今以后，这种心思，该彻底打消了；从今以后，各方力量，应各就各位，安于自己的“封土”（范文澜说的“周初大封建”规定的封土），不要再互相侵逼了。
    第二，打破传统国都模式，实行一国两都制。两都者，西边的“本都”镐京和新建的东边的“末都”洛阳也；前者是固本，后者是扶末。重视西都，是为了防范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西边“外部无产者”。新建一个东都，意义在于：西极的周天子所在地与东极的周公旦、姜太公封地，距离太远，中间有一“软肚皮”，若不在二者中间建一“允执厥中”的平衡点，周王朝这架天秤，就支撑不起来。反之，若在二者中间建一新都，那么，在周朝势力所及地区即“率土之滨”，就形成一种三点一线、东西呼应、击首尾应、击尾首应的一字长蛇阵。毫不夸张地说：周初治国者们此一打破传统国都模式的举措，其“思想解放”的大胆性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创造性，可与三千年后当今中国政府实行的“一国两制”一比。
    附带说说：洛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是由这种东西地缘政治关系大格局决定的，而不是像某些风水先生说的那样，是因为它“处在昆仑山脉的吉祥之气”中，得了“阴阳两种力量”之助。因此，一旦中国地缘政治关系不以东西关系为主、而以南北关系为主（安史之乱后），洛阳的历史光辉就暗淡了。
    然而，西部力量对东部力量的侵逼，在受干旱威胁向东寻找好风水的中亚地缘政治力量未完成它的大释放以前，是像地球围绕太阳转一样的客观自然规律。——在周幽王的亡国故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之前周太史伯阳甫论地震这件事：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史记?周本纪》】
    这件轶事的细节不必详究，大本处是正确的，这就是：若泾水、洛水、渭水三川都干竭的话，那么越往西，干旱就更严重了。这样，自西而来的“外部无产者”们组成的军事压力就更大了。幽王的昏乱，不过为西部犬戎们向东寻找出路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况且，幽王的昏乱，乃一种实行了数百年的旨在遏止外部无产者的国防政策终于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徒劳之举的合乎逻辑后果：既然犬戎的侵逼乃天命即气候使然，人力又怎么遏止得了呢？如果遏止了数百年仍无济于事的话，就说明这种遏止是没有必要和毫无意义的；既来之则安之，它要来索性就让它来好了！——这样一想，西周统治者们就破罐子破甩，渐渐放纵昏乱起来了。
    西周亡后，华夏族失去了自己的西部根本。若说周初的地缘政治格局如一字长蛇阵的话，那么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就如长蛇之首被砍掉一样（西都镐京乃长蛇之首）。由此，就开始了它那没有地缘政治方向感、价值目标缺失的自我挣扎和自相残杀过程，直到一个能给华夏族带来地缘政治方向感的新的西方部族融进来，此一价值目标缺失的自相残杀过程才暂告一段落。——东周国都在洛阳，但洛阳只是“末都”，“本都”镐京陷落后，失去根基的洛阳，又能成什么气候呢？

    5、秦并天下的根本原因
    秦并天下的原因，古今论者，或以为秦有潼关天险，进可攻、退可守，占尽形胜之利。或以为秦行商鞅之法，调动人民积极性。或以为秦乃虎狼之国，在武功成为时代风尚的竞赛规则中，自然独占鳌头（韩非子：“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未抓住根本。根本就是：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中国西部地区越来越干旱，在早先的适宜气候中繁衍起来的众多人口，大批往雨量充沛的地区寻找出路。对他们来说，中国西部地区，苦寒得实在难以留恋了；而东部地区，则有莫大的吸引力。试想：西部地区如果不是如此苦寒干旱，而是一片比东部地区更有吸引力的风调雨顺之地，那么，潼关再险，也挡不住关外六国的攻势，别说“合纵”起来的有组织的百万大军，就是自发的民间移民浪潮，也将使秦人防不胜防。在西部干旱、东部湿润的条件下，对潼关以东的人们来说，攻破潼关往西去，就意味着放下鱼米吃糟糠，放下甜水喝苦水；而对潼关以西的人们来说，打出潼关往东去，就意味着弃糟糠吃鱼米，弃苦水喝甜水，通吃华夏。前者当然难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后者反之，只要振臂一呼，民众必欢呼雀跃，群起响应。在此民意基础上，商鞅变法的成功，自在情理中。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关中原本就“沃野千里”，以“奖励耕战”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更使秦国经济如虎添翼。在这种观点看来，秦国所以能够一统中国，是因为商鞅变法之后它的经济实力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强的。其实，在降水量不足的自然条件下，商鞅变法带给秦国的，只是一统中国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经济实力，而非战国七雄中最强的经济实力。这正如一只大猩猩，在最好的驯兽师调教下，智力最多能够达到两岁儿童的平均水平一样。或如抗日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只是保证了边区抗日军民最低限度的抗战生活需求，而非真的就使自己达到“好江南”那样的经济水平。——肚子饱满的鱼鹰不愿捕鱼；阳光雨量充足的国家地区，没有通吃天下的愿望。
由此说来，战国时期各国由法家人物主持的众多变法，之所以除秦国外，没有一国成功到位，原因并不在“旧贵族的反抗”是否强烈、主政者的变法决心是否坚定，而是因为一切变法的真正到位即“终极关怀”，都不是阶级关系的变动，而是实现由自己主导的华夏这方土地上政治上的大一统，亦即自己通吃华夏的权利。这样的终极关怀，决定了变法最彻底到位者，必是对通吃华夏最感兴趣者；而对通吃华夏最感兴趣者，必是风水最差、生活条件最艰苦者。显然，当时的战国七雄，只有降水最少的秦国最符合这个条件。

    6、刘项相争的地缘背景
    刘邦家在江苏西北角嵌入山东境内的沛县。江苏全地，沛县受西北风气习染最重。另一方面，此地又位于中国东部。在中国，西北人以豪爽见长，东南人以机灵见长。这两种特点，是干大事业者不可缺少的。而沛县，因地理位置使然，容易出具有这两种特点的人。这种人，既理解西北风土人情，亦理解东南风土人情。刘邦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他既有东南人的机灵，更有西北人的豪爽。他是沛县一个小亭长，秦朝末年，经常押送民工去咸阳，对秦人很有感情；在骊山目睹秦始皇风采时，发出的是英雄识英雄的喝彩：“大丈夫当如是也！”
    项羽家在江苏宿迁，像沛县一样，属苏北，但位于沛县东南，因而受西北风气习染较弱。当西北力量逼来时，沛县人没有退路，只能渐渐适应；而宿迁人，因背靠东南广大楚地，所以可以对西北力量表示自己“怕你怎地”的态度：遇到危险，宿迁的精英人物们可以往东南方向的崇山峻岭、河湖港汊中一走了事，大不了成为一个隐匿江湖的范蠡或往来江湖的一帮好汉。《史记?项羽本纪》说：“项梁杀人，与籍避仇吴中。”可见，项羽家族，与江淮势力关系密切。事实上，项羽家族的根基，就在江淮、江南一带；项羽本人，乃中国东南地缘政治力量代表。
    在中国，自古以来，若以东西划分，那么，东部人信鬼（如殷人），西部人信神；若以南北划分，那么，南方人信鬼，北方人信神。根在东南的项羽，性格多鬼一般猜忌狭窄心理。《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向刘邦介绍项羽其人：“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可见，在表面威风下，项羽藏着一颗江南才子似既好争胜，又脆弱尖窄的心。秦始皇巡视会稽，项羽亦目睹其风采，但发出的则是崇尚个人奋斗的如是声音：“彼可取而代也。”这与刘邦“大丈夫当如是也”相比，毕竟缺了点“真命天子”应有气象。当然，此番“彼可取而代也”心迹，亦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地理解为楚人对秦人的仇恨。但是，一个仇恨别人的人，内心必受过伤害；一个内心受过伤害的人，必有自卑情结；一个有自卑情结的人，走走个人奋斗道路，造造反，还可以，要治理天下，万无此能耐。
    刘邦的性格，大智若愚，具有一种对西北地区风土人情感到很亲切的土气。著名的《大风歌》开首句“大风起兮尘飞扬”，如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句，用的是诗歌技巧中的“兴”法；此法最能表现人与自然物我同一、情景交融的大化境界；只有心胸开放、以一种审美心态对待世间一切的人，才写得出来。而在具体内容上，诗中的“大风”，是起自西北方向的冬季风，因而该诗表现的是对西北地区风土人情的理解和赞美，以及愿借此风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豪情壮志。爱此风者必爱西北的土地和人民。有此感情作基础，所以入主关中的刘邦，第一件事就是“约法三章”，保护关中人民生命财产。
    项羽内心，具有一种畏惧西北风土人情的心理和仇视秦人的心态。或者说，在他身上，裹着一层江南才子式的不习西北酷美风情的细嫩皮肤。在楚怀王面前，他与刘邦等人订下规矩：“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但他对入主关中并无兴趣；对他来说，关中那种无处不在的酷美风情，比战场上目标明确的敌人更可畏，与其早早去关中与这种酷美风情打交道，不如在战场上拼杀一阵更合自己脾胃。这样，在通向关中的道路上，他命中注定地就要一路厮杀了。后来，不得已进入关中，关中的酷美风情终于躲不开了，他对此的反应是肆意烧杀。之后，“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沃。可都以霸。’项王……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耳！’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史记?项羽本纪》】
    在项羽主持的分封会上，项羽自封“西楚霸王”，都彭城；虽带个“西”字，实则在东。至于刘邦，“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算是一个多少说得过去的准关中王。这样一来，刘邦与项羽，真是各就各位了：由起兵时微小的南北差别而逆时针方向地转化为西部力量与东部力量的对立。这样，西部的刘邦，就对东部的项羽取得了地缘政治方面东不敌西的主动位势，此后结局，就用不着再说了。
    或曰：“喑恶叱咤”、“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其威猛盖世气慨，因何缘起？——这容易理解：“缘起”就在中国东南地理环境：此地盛行台风，它吹得不久远，但在短时间小范围内，极为猛烈，破坏力极强，大有“喑恶叱咤”和“力拔山兮气盖世”气慨；但其前锋，顶多吹过熊耳山，拔掉几棵老树，就“思欲东归”了。这样的自然风气，熏习出项羽这样一位人物，不很自然吗？因此，如果说刘邦的《大风歌》是每年冬天吹遍华夏的强劲的西北风（寒潮）在呼啸的话，那么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歌，就是每年夏天吹得很猛烈但不久远的东南季风（台风）在叱咤，后者当然没有前者那种“王者气象”。因此，刘项之争，在最自然的意义上，正是中国特有的冬季风与夏季风之争。这一点，正是楚汉战争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典型、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军事名词的原因所在。
    项羽死前的自我评价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对此，太史公不以为然地讥讽说：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史迁此评，自古以公允著称。——然而，“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者，今人所谓“推崇个人奋斗的价值观”也；而推崇个人奋斗，不正是中国东南一带流行的社会风气吗？此社会风气，不正源于东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即“天”吗？因此，说到究竟，项羽的“错误”，原因依然在天（自然）不在人。亦因此，其“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自我评价，究竟处，并无大错。这一点，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太史公，又有其见所未见处。

    1、三国时期的战略重点和诸葛亮的光辉人格
    汉武帝击匈奴、开西域，一定程度缓解了历史以来华夏族所受的西部压力；同时，也使得历史以来东西关系为主的中国地缘政治格局变模糊了。相应地，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和首都的长安，地位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中，华北成为决定胜负的“力量的自然位置”。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帝业，正是在经略华北的军事活动中奠定的。然而，自西而来的威胁并未根除，中国尚未进入南北关系为主时期，因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尚不能把国都定在华北，只能定在既能兼顾华北也能兼顾西北或者说两者都难兼顾的洛阳。应该说，东汉末至三国，政治格局之所以那么复杂，原因就在中国的政治重心，变得模糊不清了。
    华北地位的不能小看尤其在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中得到证明。起义军多为华北民众，主要战场亦在华北。曹操势力的崛起，亦自收服和利用参加起义的华北民众始：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曹操追黄巾至洛北，“降者数万，操即用其为前驱，兵马到处，无不降服，不过百余日，招安到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操择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其余尽令归农。操自此威名日重。”【《三国演义》第十回】 魏国乃至西晋王朝的基业，由此开始奠定。
    然而，西部压力依然隐约可见，因而三国相争的战略重点，依然在关中：与魏蜀围绕关中的长期争夺相比，三国时期那些诸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的著名战役，只具有地方性的“三国鼎立”意义，而无总领全国的“三归一统”意义。而东吴，尽管赤壁战后余威犹在的周瑜亦有与“隆中对”中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一致的“取蜀而并张鲁……与马超结援……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资治通鉴》六十六卷】战略构想，但因地处东南，对关中鞭长莫及，所以终究与关中争夺无缘，整个三国时期，始终是个不具争夺全国政权资格、只能偏安自保的弱势政权（尽管它曾大败曹操与刘备。）
关中的战略地位，在三国鼎立格局形成前诸葛亮对刘备的“隆中对”中，就被诸葛亮策定了：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大业可图，汉室可兴也。
    孔明此番以“出秦川”为归旨的地缘军事战略，来自秦统一战争和楚汉相争这一众所周知的客观历史经验，因此，他的对手曹操与司马懿，对关中地位的认识，就与他英雄所见略同：赤壁大战前，因刘备势力尚未入据四川；四川、汉中、关中一带，尚未出现一个目光远大、具有坚定领导核心的政治集团，所以曹操可以置关中于暂不顾，倾全力下江南，力图一战灭掉已成气候的东吴势力。赤壁大战使这一希望破灭后，他开始图谋关中，与占据关中的马超势力发生冲突。赤壁大战后第三年，即献帝建安十六年，曹操在潼关大败马超，攻入关中，占领长安。自此，关中一带，始终在北魏手中。
    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成都，自领益州牧，最令曹操担心的刘备势力崛起。曹操深知，此时的刘备，必走刘邦当年得蜀望秦，得秦望中原，得中原得天下的路子。为此，得把刘备困在川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占领汉中，把曹刘之间的战线限制在汉水以南。于是，建安二十年即刘备自领益州牧的第二年三月，曹操亲征汉中张鲁。七月，张鲁降，曹军进南郑，汉中纳入曹操势力范围。
    曹操的占领汉中，对刘备来说，意义非同小可：“汉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是无蜀也，此家门之祸也，”【同上六十八卷】刘备不能不争。经过一两年的政权巩固和军事准备，刘备亲自带兵争战汉中，于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在定军山斩杀曹军主帅夏侯渊，使得曹操不得不在同年三月带兵自长安出发，出斜谷，救汉中。但此时，刘备已掌握汉中主动，曹操求战不成，陷入被动。五月，曹操一声“鸡肋”口令，军还长安，刘备遂有汉中。
    占据汉中的刘备，马上效仿刘邦故事，自称汉中王。此时的四川内地，亦被诸葛亮治理得政通人和、欣欣向荣。于是刘备在完成了汉中王称王仪式后，交汉中魏延镇守，自己回到成都，与诸葛亮共谋十二年前“隆中对”时定下的“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北伐战略。此时，镇守荆州的上将是关羽，大体说来，他是堪当此大任的。
    在刘备、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中，向宛洛方向用兵的关羽荆州兵，是奇，发挥的是侧攻和牵制敌人的作用；出汉中击秦川的益州兵，是正，关中一带，是主要用兵方向。为了牵制曹军，关羽军首先行动了。是年七月，关羽使麋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自己率军进攻曹军在襄樊一带的军事重镇樊城。樊城曹军主帅曹仁令于禁、庞德分兵屯樊城北。八月，连日大雨，汉水泛滥，关羽乘机水淹于禁、庞德等七军，生擒于禁、庞德。进而围住樊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当是时，“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刘备势力达于顶峰。
    接下来的战事就可悲可叹了：关羽刘备如果继续得势，三归一统大业就有可能由他们完成，到时候，东吴的历史脸面往哪儿摆？——是的，我东吴能够自保就不错了，三归一统大业我是没这能耐；但是，到时候，假如我东吴最终难逃被统掉的命运的话，那么，与其由与我同属南方“下国”的西蜀来统掉我，不如由作为“北方上国”的北魏来统掉我；因为后者还可用“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来向历史作交待（所谓“魏占天时”），而后者，只能说明自己无能。——受此隐秘动机支配的东吴，本来就想向曹操暗送款曲，正好，“北方上国”的密使来了，两家一拍即合，东吴向正在“威震华夏”的关羽背后捅刀子：令关羽放心不下的东吴大将吕蒙诈病，由名气不大的书生陆逊接替；关羽放松了对东吴的警惕，一心只在破樊城、进宛洛；吕蒙乘机偷袭关羽荆州大本营江陵；江陵失守后的关羽，败走麦城，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
    关于关羽的悲剧，古今论者，都把它归因于关羽本人自大矜骄、失和东吴的性格。此主观因素当然存在（关羽是条典型北方汉子，对南人抱有“楚人沐猴而冠”成见，“虎女安能嫁犬子”，是此成见的露骨表现），但非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客观方面，即：由多山、多水、多自然阻隔的地理环境决定，任何政治势力一旦落脚南方而与北方“上国”割断隶属关系，就永远无法在南方建起一个统一政权，南方地区就会出现互不服气、互相封锁争斗、谁也无法吃掉对方的诸多地方政权或封建门阀势力。因此，在三国鼎立格局下，诸葛亮在荆州留给关羽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方针，别说关羽难以始终贯彻执行，就是诸葛亮本人乃至古今中外一切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处在关羽位置上，也是难以始终贯彻执行的。因为此方针的最终目标，是由蜀汉政权统一中国，包括吃掉东吴；而东吴，又怎么会迎合你、始终与你讲“和”呢？换言之，“北拒曹操，东和孙权”方针真要贯彻执行，就只有一法，就是只图自保，不图进取，军力永远保持在一个不超过东吴的低水平上。但这又与“隆中对”定下的北伐战略相背；尤其是：一旦放弃北伐理想，关羽军就会失去精神支柱，渐渐连自保都成问题。关羽的悲剧，就由这种两难困境造成。
    失去荆州和关羽的蜀汉集团，北伐作为一种事功，已经不具备完成的客观条件了，剩下的只是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主观努力；在此努力中，所要完成的，与其说是政治抱负，不如说是道德人格。比如刘备，其在关羽死后之所以非伐东吴不可，并因此招致彝陵之败和自己病死白帝城后果，原因并非古今论者说的意气用事使然，而是像南宋岳飞的自觉走向风波亭一样，乃理智的、令人崇敬的人格完善之举：既然北伐事业客观上已经不具备成功条件，那么，自己再活下去又有何意思，与其碌碌无为苟且偷生，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
    诸葛亮人格的自我完善则体现在六出祁山的北伐事业中。当然，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并非完全认为是没有希望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这就是诸葛亮“常使英雄泪沾巾”之处。然而，这还不是诸葛亮光辉人格的最为动人处。诸葛亮光辉人格的最为动人处在于：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北伐事业，看似是在“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看似是在为某一政治集团利益服务，实际上，这一事业的潜台词是：在华夏这块土地上，容不得地方分裂主义！尤其是：对于那些地理位置较封闭、风水又很好因而容易走分裂国家民族道路的南方地缘政治力量来说，同为南方地缘政治力量代表的诸葛亮，在他们中间，是一面光辉的道义旗帜。这里，所谓的“道义”，意思是：
    作为南方地缘政治力量代表的诸葛亮，他那大一统的北伐理念，面临的敌人，司马懿一类战场上的军事对手倒在其次，最主要的敌人，正是他自己，——像一切分裂时期南方割据政权中的土皇帝一样，拥有优越割据条件的诸葛亮，同样受着“人生短暂，北伐干什么，把住这阳光下的地盘，舒舒服服过把皇帝瘾不是很好吗”的诱惑（刘备临死前告诉诸葛亮：刘蝉能辅佐就辅佐之，不能辅佐就取而代之）。这样的诱惑，像空气一样，在他身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然而，像菩提树下与魔鬼诱惑作斗争最终得道的佛陀一样，他一一拒绝并战胜了它们。更像鲁迅《野草?过客》中那位“困顿倔强，眼光阴沉”的“过客”，每当“对咧，休息”的念头出现，他就会“忽然吃惊”：“不，我不能，我还是走好！”这样的人格力量，已经使他超凡入圣地达于人性的光辉顶点了！
    而在政治上，诸葛亮的“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类似20世纪退守台湾的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勿忘在莒”，终极关怀是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而非如同蒋氏父子后以台湾的优越经济地理条件为本钱“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的李登辉、陈水扁那样，终极关怀乃中华民族的大分裂！历史表明：诸葛亮的“终极关怀”，乃民族大义所在，因而其北伐事业看似是失败了，但实际上，它早已载入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大一统历史，成为其中最为动人的一篇章；而他的“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在表面的“不可能”中，早已受到历史老人的成全与祝福，成为完全“可能”的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一面光辉旗帜！
从公元前227年至234年病死五丈原，诸葛亮六出祁山，多次北伐，所争之地皆为关中；但成就不大，战线一直维持在刘备去世时留下的汉中关中交界处，在这一带山头、山谷与山前平原之间往来拉锯；而其战术，一直是小心谨慎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应该说，此一战术乃蜀国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战术。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把当时蜀国所能采取的由魏延提出的另一战术作一比较。那是第一次兵出汉中，魏延上帐献策：
夏侯楙乃膏梁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懋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往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而行，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三国演义》第九十二回】
此战术，也得到司马懿肯定，《三国演义》九十五回：
且说司马懿引二十万军，出关下寨，请先锋张郃至帐下曰：“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
然而，诸葛亮之所以不采用此战术，是有他的全盘考虑的：
    魏延战术的特点，是出奇制胜。此战术，在诸如楚汉相争时那种各方都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国家政权的条件下，是管用的。但诸葛亮北伐时，各方都已建起稳定的国家政权；在此条件下，斗争胜负不取决于战场上的出奇制胜，而取决于由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决定的综合国力长期较量。在此较量中，人和方面，魏蜀吴三国的国内政治，都令他国无机可乘；“隆中对”时诸葛亮说的“待天下有变”，就是希望曹魏政权发生失去民心的内乱，但这种内乱一直未发生，因而蜀国拥有的那点人和优势就无意义，不过与对手扯平而已。于是三国力量的对比就在天时地利方面：
    天时是什么？就是气候。军事斗争中，寒冷气候是个最有利的因素，它使人民养成“衽金革死而不怨”气慨。这方面，三国之中，魏国条件最好，其次是吴国，蜀国最差：寒冷的气候，使魏国习于战争的军事人才层出不穷，战将如云；而“天府之国”的蜀国，仅有的“五虎上将”还是刘备从北方带入的，本地出产的，一个没有，而当这几位战将或战死、或年高寿终时，就“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了。再说地利：吴蜀两国的地利，都是防守型地利，而非进攻型地利。进攻型地利，只在气候寒冷、得西北风之助的魏国一方。这样，由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组成的三国国力对比，魏国的优势，就很明显了。关羽死后的刘备，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知命了。诸葛亮对这一点也很清楚，但经过权衡，认为蜀国现有国力，如果小心使用，知道爱惜，还是能使蜀汉政权维持三四十年——但顶多也只是三四十年而已。三四十年时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然是很短的；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就尽心尽命全人格这一人生价值的兑现说，足够了。
在这种深思熟虑的战略考虑面前，知人谋不知天谋的魏延那套战术，显得只是儿戏了。当然，魏延也是位悲剧人物：知人谋不知天谋的他，如果一开始就投在占据天时的北魏门下，他的“人谋”，必不与“天谋”发生冲突，从而就不会给自己招来“魏延反，马岱斩”的杀身之祸了。
最后一点：曾国藩曰：“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曾国藩全集?诗文》 岳麓出版社 1986 P441】这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此“天”，乃第四纪冰期以来北半球自然界阴强阳弱的阴阳二气，此理，文正公曾国藩尚不明白。

    2、从西晋到隋唐的东西关系
    西晋时期，西部地缘政治力量经过长期恢复积累，元气复盛，终灭西晋：公元304年，汉化匈奴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打出复汉反晋旗帜，自称汉王。308年，刘渊称帝，国号汉。310年，刘渊病死，子刘聪继位。311年，刘渊族子刘曜攻破西晋首都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同年，长安亦破。312年，晋安定太守贾疋夺回长安，迎秦王司马业入长安为太子。313年，汉杀晋怀帝，消息传来，司马业在长安即皇帝位。316年9月，久被围困的长安终于不支，晋愍帝司马业“乘羊车，肉袒、衔壁，舆榇出东门，”【《资治通鉴》八十九卷，本小节后面引文，皆出自《资治通鉴》】降于刘曜，西晋灭亡。317年3月，西晋琅琊王司马睿于建康称帝，建江南东晋王朝。
    此时北方冒出的地缘政治力量，不止刘渊一股。经过长期“五胡乱华”混战，从大同迁都洛阳渐渐汉化的鲜卑政权北魏终于统一了中国北方。但不久，北魏又分裂为东西两股力量：东部为高欢开创的东魏，西部为宇文泰开创的西魏。接着，东魏改国号为齐，西魏改国号为周，北魏灭亡。齐定都洛阳，后为避周兵锋，东迁至邺；周定都咸阳。宇文泰和高欢，都是西晋末年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后裔。这两股力量，自534年关中军人拥宇文泰为帅至577年周武帝灭齐统一北方，争斗了四十多年；其间的北齐高欢父子（子高澄、高洋）、斛律光等，皆非等闲之辈，而且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所谓“天时”，但终究被非正统的边帅宇文泰势力打败。究其原因，“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东不敌西的地缘政治法则使然也。
    581年，杨坚废周静帝代周称帝，改元开皇，国号隋，是为隋文帝。589年，隋灭南朝陈，统一中国，国都为新建的大兴城（旧长安城附近）。604年，隋文帝去世，炀帝继位。文帝葬礼才完毕，炀帝就想迁都，根据是术士章仇太翼给他算了命：“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他深以为然，于是取法凶多吉少、命相不好的晋，要东不要西了。605年，炀帝诏将作大臣宇文恺极尽奢华，营造新都洛阳城；八月，炀帝下江都。606年初，洛阳城建成；四月，炀帝自江都回新东都洛阳。这以后，就以东都洛阳为首都，除祭祖外，从未光顾过西都大兴城（当然，炀帝之所以弃西走东，根本原因又是“雍州为破木之冲”，即全新世以来的干旱趋势，使得陕西以西以植被为标志的生态环境，退化严重。至于唐王朝后来的以长安为根基的辉煌，又得益于炀帝时期所修的大运河。）
    但洛阳也只是炀帝四处周游的落脚处之一，事实上，他是长年在外的，或四处游玩，或亲征高丽，弄得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烽火连天。大业十二年（616年）四月，“丁巳，大业殿西院火，帝以为盗起，惊走，入西苑，匿草间，火定乃还。帝自八年以后，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至此，洛阳也不能在了：七月，炀帝以“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诗与宫人留别，南下江都，从此一去不返，在江都死于非命，隋朝迅速灭亡。
    隋炀帝的快速亡国，原因很多，但任何一种原因，细理的话，都与地缘政治中的轻西重东、轻长安重洛阳倾向有关，后来的弃北南下，更把这种倾向发展到了极端。——隋唐之际，一如既往，西部地位之重要，甚至不仅决定了炀帝的命运，而且决定了隋末“各方好汉”的命运：
    大业九年（613年），在民怨鼎沸、农民起义大风暴正在来临之际起兵的大贵族杨玄感，不听好友李密“关中四塞，天府之国……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远，失其根本，可徐图也”之劝，贪图洛阳富贵，恋战于洛阳城外，兵败身死。
    玄感死后，亡命瓦岗军最终攫取瓦岗军实权的李密，虽知关中地位重要，但由于自己乃一亡命徒，无法在瓦岗军中获得必要的道德威信；而此时的瓦岗军，这些刚起义不久的山东农民们，尚未锻炼成长为职业军人，他们的起义，首先为吃饱肚子，要让这些尚未超越吃饭问题的山东农民们明白取关中与取天下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对牛弹琴。这样，李密就不得不迁就瓦岗军的“低级需求”：打到洛阳吃白米。后来，虽然洛阳外围两大粮仓也果然被他们打下，大米多得吃不完，践踏狼藉，但为粮所累的瓦岗军及统帅李密，亦因此彻底失败。
    战胜李密及瓦岗军的王世充，本为隋东都洛阳最高行政长官，大本营就在洛阳城。李密被其打败后，又得知炀帝在江都被弑，于是自立一国，国号郑，河南乃其势力范围。但这个根基浅薄、先天虚弱的郑国，很快就陷入太原起兵、入主长安的李渊建立的唐国大军的包围圈：唐武德三年（620年）七月，秦王李世民奉诏击王世充，兵临洛阳；世充引兵出城，两军布阵，“世充隔水谓世民曰：‘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应之曰：‘四海皆仰皇风，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世充曰：‘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又应之曰：‘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至暮，各引军还。”
    为了专对王世充，李渊遣使与李密败后三大势力之一、此时亦自立为夏国的河北窦建德连合。一如困兽的王世充，更有求于与自己结怨很深的窦建德。建德面临唐郑两国究竟与谁联合的选择。建德中书侍郎刘彬认为：“天下大乱，唐得关中，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立之势。今唐举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从之。
    然而，建德亲自率领的夏国援郑大军，却被唐军阻于武牢，累月不得前进，又数战不利，士气大挫。祭酒凌敬劝建德渡黄河，“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据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此建议的确再好不过：可使建德军居于两千多年前黄帝族之于炎帝族和东夷族样的有利位置上。建德打算接受。但王世充的告急书摧命鬼似地接连不断，诸将又得世充贿赂，称“凌敬书生，安知战事，其言岂可用也！”建德受惑，以为“众心甚锐，天赞我也，因之决战，必将大捷，”决心一战。建德妻曹氏说建德：“祭酒之言不可违，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不解。”建德不听。
    建德大军布阵挑战，唐军不理，自晨至午，士卒饥乏，阵势渐乱。唐军乘机出击，建德军大溃。唐军追奔三十里，建德受伤坠马，唐车骑将军白士让举枪欲刺，建德曰：“勿杀我，我夏王也，能富贵汝。”士让擒建德见世民。世民责建德曰：“我自讨王世充，何预汝事，而来越境，犯我兵锋！”建德曰：“今不自来，恐烦远取。”
    建德兵败被擒，世充绝望，素服出城投降。二人带回长安，建德被斩，世充流放四川，途中处死。——附带说说：建德其人，德行可嘉，如此对待，不够意思。由此看来，中唐以后，河北诸镇给李家那么多磨折，能说不是报应吗？
    唐、郑、夏，颇似魏、蜀、吴三国故事重演，但这一次，因关中天然为唐所有，用不着为争这一“力量的自然位置”而进行数十年的拉锯战了；不过三年，这次的三国故事就结束了。而以长安为国都的唐王朝，其国运，亦远比结束了魏蜀吴三国故事而以洛阳为国都的晋王朝昌盛不知多少。

    3、安史之乱——东西关系到南北关系的界碑
    中亚外出寻找好风水的地缘政治力量，于前述“腾格里大湖”最终干涸时期即隋唐时期大体释放完毕。此时的中华民族，数千年面临的持续不断的自西而来的地缘政治压力得以最终解除。这样，在抗击西部入侵者的军事斗争中形成、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长安，其由东西地缘政治大格局决定的首都使命也就结束了。在南北关系取代东西关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需要寻找一处能与长安媲美的风水宝地作首都。然而，正像南北关系不是一下就取代了东西关系一样，这块风水宝地，也不是一下就找到的，其间经历了一个从安史之乱到元朝定都北京的过渡时期。
    的确，中国历史上，安史之乱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件。以阶级分析法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们，说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上升时期步入下降时期。但在这里，我们根据地缘分析法则作如是说：安史之乱，乃东西关系到南北关系的界碑。
    纵观中国历史，在解除西部压力的“反侵略斗争”中，没有一位君主取得过唐玄宗那样的成就：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只是暂时缓解了这种压力；才略不如汉武帝的唐玄宗，倒把此压力完全解除了，——玄宗之后，中国再无挟西部力量建全国性政权现象出现。这不是因为唐玄宗比汉武帝更有能耐，而是因为玄宗时，西域地缘政治力量已大体释放完毕，他只需稍用武力，就可使气数将尽的西域地缘政治力量作鸟兽散。也正因为如此，玄宗的西域用兵，比起武帝，道义上就有亏损。
    武帝时，以西域为资源的匈奴，强逼汉朝；武帝用兵，哀而动人，因此能把卫青、霍去病、苏武、张骞等一流人物积极性调动起来，即使后期用兵过度，亦能得到国人谅解。玄宗时，西域气数将尽，玄宗用兵，不具哀而动人优势，因此不能把华夏一流人物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仅如此，还受到这些人物的广泛批评：李白《战城南》诗“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句，《答王十二夜独酌有怀》诗“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句；杜甫《兵车行》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等句，就是这些一流人物对玄宗的批评。
    玄宗时，西域各民族，因所在地大部沙漠化，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在此情况下，假如真有圣人慈悲心肠，应对西域人民深表同情，而不会一再加之以武力。因此，玄宗西域用兵，是以强凌弱，表面武功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打死老虎，装怯作勇”心理弱点。此弱点，早为安禄山窥破。“负其乘，致寇至”，禄山于是举兵毫不客气地向自己的“干爹”杀来。试想，碰到正气堂堂的汉武帝，居心叵测的安禄山之流，会有机可乘吗？此流人物，敢在武帝这流人物身边长期捣鬼吗？——安禄山之所以敢在唐玄宗身边长期捣鬼，是因为玄宗本人身上就有鬼！
    然而，唐玄宗、安禄山的故事，深刻之处在其地缘政治意义。当时，西域民族中具有东进意向性的那部分地缘政治力量，在唐王朝的强力阻挡下，像黄河流水碰到砥柱石样地向南北两边分流开去，一部向南分为吐蕃势力，一部向北分为玄宗时期安西都护府和范阳都护府辖区内的漠北势力，二者都对玄宗之后的唐王朝构成威胁。而在两股势力中，又以向北分流的那股势力为大。这股势力的最初代表人物，正是安禄山和史思明。
    从地缘分析眼光看，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坏人”，有其存在必然性。因为这些坏人，如果只是些凭个人狡诈凶悍手段而掀起滔天恶浪的没有地缘根基的“个人野心家”的话，那么安史之乱过后，唐王朝就应该恢复正常。但事实是：去了安禄山、史思明，唐王朝的日子并不因此而好过；安史的老家河北地区，安史之乱始，渐渐成为一股取关中势力而代之、在未来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将发挥主导作用、因而是具有远大生命力的新生的中国北方地缘政治力量。这一点，晚唐诗人和政论家杜牧，已有预感，在《罪言》一文中，他说：“国家自天宝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齐、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而在《战论》一文中，杜牧又进一步指出：
    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以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
著名的《阿房宫赋》“各抱地势，勾心斗角……高低冥迷，不知东西……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等句，就是杜牧对中国当时错综复杂、头绪不清、不知东西南北何为主从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形象写照。杜牧预感到：华夏地缘政治重心正由关中向河北作转移，只有“珠玑”而无“四支”的长安王气已尽（《阿房宫赋》正是一篇为王气临终的长安所作的挽歌），河北渐起王气；河北一日不得势，中国一日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