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五章 “四极世界”中的美、俄、欧三极

一、“泥足巨人”之迷解

《圣经?旧约?但以理书》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做了个怪梦，梦见一个巨大的偶像，全身从上到下分别由金银铜铁铸成，只是脚是半铁半泥做的;王想细看究竟，不料自天突然飞来一块大石头，砸在巨像脚上。巨像的泥足被砸碎，庞大身躯轰然倒地，摔成碎片;打碎巨像的石头随之变成一座大山。尼布甲尼撒从梦中惊醒过来，诚惶诚恐，不解梦的含义，于是请犹太先知但以理解释。但以理的解释是这样的：“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像的脚和脚指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混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指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混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搀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应该说，但以理的解释，大体合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以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地中海世界历史：“银国”者，亚历山大帝国也；“掌管天下”的“铜国”者，罗马帝国也；“铁国”即“泥足巨人”国者，沙皇俄国及其继承者苏联也。当然，这样的“附会”是牵强的，但也只能如此而且如此就行了。对当代人来说，这梦的现实意义在于：钢铁般的俄苏帝国（前苏联铁矿储量，占世界40％，世界第一；俄苏帝国的特性，也像钢铁，很酷），这个泥足巨人，其“泥足”究竟是什么？“从山而出”打碎这个泥足巨人的“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又是什么？
早在沙皇俄国黄金时期的叶卡特琳娜时代，西欧人就用出自《圣经》的“泥足巨人”来讽喻俄罗斯了。所谓“泥足”，当然指的是这个大帝国的根本弱点。但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也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这个大帝国有根本弱点，至于这个弱点何在，谁也说不清。一百年后，列宁解释说：这个“泥足巨人”的“泥足”就是落后反动的社会制度，只要推翻这种制度，俄罗斯就会成为一个根本弱点被克服的真正巨人。然而，不幸的是，“泥足巨人”这个咒语，又落在了列宁建立的苏维埃国家头上；更为不幸的是，苏联解体后，当今的“民主俄罗斯”，依然陷在这个咒语的魔力中难以挣脱。
现在的问题依然与两百年前一样：俄罗斯的“泥足”，究竟何在？
苏联解体后，对此问题的解释可谓多矣。然而，众多解释中，凡出自学者笔下口中的，无不可以用一句评语概括：从制度（上层建筑）和人的行为动机找原因的历史唯心论。倒是最无学者气、厚朴得像位老农的美国前总统里根1980年代中期的一句幽默语，更接近唯物主义真理。在回答有记者提出的“阻碍苏联农业发展的四大障碍是什么”问题时，里根故意像个小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似地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春、夏、秋、冬。”【 脚注：里根与记者（美国记者）的这一问一答，大概是事先排练好的一出双簧戏,不然，记者为什么会仿佛事先就知道答案样地提出“四大障碍”问题呢？当然，即使如此，依然不失为一出精彩的双簧戏。】 此回答，在当时的苏联官方和国民那里，觉得是一种再刻毒不过的嘲弄侮辱；在美国政客那里，觉得是一种再过瘾不过的对苏联这个“恶性寄生组合物”的公然篾视，称之为“里根式的幽默”。但是，仔细想来，里根的回答，幽默中含有唯物主义大真理，嘲笑中含有对俄罗斯民族面临的生存压力的不自觉的下意识同情：苏联的农业问题，并非社会制度或者其它什么人为历史因素使然，而是天然的寒冷气候造成的。
如果说问题的讨论集中到农业问题时，事实上就走上了解答“泥足巨人”之迷的正确道路的话（人的“基础”是足，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因而假如把一个国家比喻为一个人的话，那么，作为基础的农业，就是足），那么，里根的回答，不自觉地就使“泥足巨人”之迷的解答又进了一步：俄罗斯的根本弱点在寒冷气候。不过，此解答还不算地道（到位）。要地道，得从天上降到地下，由气候问题深入到给气候以决定性影响的俄罗斯这块土地所在的地理位置问题上去。如果我们再参照本书第四章第二节讨论的“印度洋的风水卦象”问题的话，那么，问题在这里就更直截了当了：俄罗斯这片国土，风水卦象如何？
简单地说，俄罗斯的风水卦象，与印度洋一样，是一个否卦之象。只不过与印度洋不同的是：印度洋是纯阳，占阳不交阴，印度洋周边国家，有足无头；俄罗斯正好相反，是纯阴，占阴不交阳，有头无足。因而俄罗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就在于与位于它正南方向的印度洋及印度洋周边国家实现交接，即南下印度洋。只有这样，它那过多的阴气才能在与南方过多的阳气的交接中得到稀释并且“精神变物质”地生出大财富来。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不走这条路呢？
答曰：不是它不想走、未走过，恰恰相反，“南下印度洋”，乃俄罗斯立国以来就从未放弃过的“负阴抱阳”式的天定命运或抱负,只是两千多年前巴比伦王梦中那块自天而降的“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把它走向印度洋的巨人之足打碎了（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南下印度洋”战略必有的战场在高大山脉之中、地形条件对自己最不利的阿富汗战争的失败）。或者说，根据“北头南足”道理，那块位于俄罗斯南部、横亘在它通向印度洋的道路上的“变成一座大山”的“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成为这个巨人的泥足，使它迈不开走向印度洋的巨人应有的步伐。这块石头不是别的，就是中亚以南和西南亚成一整体的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以伊朗高原为主包括高加索山脉、厄尔布尔士山脉、扎格罗斯山脉、兴都库什山脉的大山。对于生活于几乎全是大平原的北方俄罗斯人来说，这些大山，一旦被得到与俄罗斯“同性相斥”的外部地缘政治力量支持的本地“地头蛇”把住的话，俄罗斯那“以北对南”优势，就要大打折扣了；弄得不好，甚至还将给自己这个巨人带来“轰然倒塌”的灾难性后果。

二、从伊凡雷帝到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扩张

被称为“雷帝”的首任沙皇伊凡四世，是“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公”瓦西里三世的儿子。其父1533年去世时，他年仅三岁。后于1547年17岁时加冕亲政。加冕之日，他就不再袭用其父传下的“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公”头衔，雄强用力、意味深长地宣布自己为“沙皇”，即罗马帝国创立者凯撒大帝事业的继承人，认为俄罗斯民族要像当年罗马帝国征服地中海世界一样，征服不久前被哥伦布发现的全世界。因此，生于地理大发现初期的伊凡四世，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全球眼光的人。从他开始，他所宣布的俄罗斯民族肩负的统一全世界的“神圣使命”（立国理念），就深深印在俄罗斯民族的心灵中，成为俄国人生存发展的强大动力。
伊凡雷帝这种使命感，根源于俄罗斯特殊的地缘环境。
俄罗斯这方土地，多的是寒冷，少的是温暖；多的是冰天雪地，少的是潺潺流水；多的是物产不丰盛吃穿困难的冻土地带，少的是物产丰盛吃穿容易的“阳光地带”。万物生长靠太阳，万物负阴而抱阳，这是自然之理，亦是社会之理。尤其寒冷民族，他们的一切“理想”，无不与“追求光明”相关。为着自身的生存发展，俄罗斯民族很自然地就认同了伊凡四世提出的实际上是着眼于“阳光地带”的争夺的立国抱负（“抱负”这个词，原始意思是很自然的，即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或者说，是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发展愿望促使伊凡四世生出这种抱负来的：“山洞里有数不清的宝石，热带的海里有无数的珍珠”（俄罗斯歌剧《萨德科》插曲《印度客商之歌》歌词）的南方热带海洋及其阳光地带，对住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人来说，尤如一位温柔的美貌少女，她的诱惑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俄罗斯民族一天不能把她抱在怀里，就一天不能安宁，就不能像一位只有在女性怀抱中才能变成熟的男子那样拥有自己的成熟期，就会像小俄罗斯（乌克兰）民歌《德涅泊尔》唱的那样，处于“你看那月亮暗淡无光，在黑云后倘佯不停，就像扁舟漂流在海上，随波起伏时隐时现”的青春躁动之中。
从伊凡四世开始，俄罗斯民族就走上了一条争夺阳光地带、拥抱“南方情人”的对外扩张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伊凡四世为第一阶段，彼得大帝为第二阶段，叶卡特琳娜二世为第三阶段，拿破仑战争后的亚历山大一世为第四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斯大林时代为第五阶段，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第六阶段。
第一阶段，俄罗斯取得了西西伯利亚和黑海、里海北岸的控制权。
第二阶段，西南方面，俄罗斯得到了垂涎已久的可以虎视黑海和地中海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西北方面，得到了可以虎视波罗的海和北大西洋的涅瓦河畔的彼得堡要塞；从而在与西南方向的土耳其和西北方向的瑞典这两个主要对手的较量中争得了战略优势。
第三阶段，叶卡特琳娜二世利用自己德意志公爵之女的特殊身份，采取远交近攻战略，勾结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72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夺取白俄罗斯东部土地。西南方向，两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1768--1774，1787--1791），获得了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航行权。至此，从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已把西边的波兰、西北部的瑞典、西南方向的土耳其这三个长期的主要对手击败，打开了通往西欧的南北两扇大门。远东方向，叶卡特琳娜二世时的俄罗斯，在对中国北部边疆进行武装骚扰的同时，最后征服了西伯利亚北部，并在1780年代，越过白令海峡，占领了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上的阿留申群岛。这样，到叶卡特琳娜二世末年，“俄国的领地已超过了甚至最肆无忌惮的民族沙文主义所能要求的一切。”（恩格斯）这期间，叶卡特琳娜二世还利用自己与西欧国家的广泛联系，乘法国大革命之机，游刃有余地积极介入西欧事务，以至于此时得意忘形的她可以毫不掩饰地声称：“假如我能活到二百岁，欧洲全部就会落到俄罗斯统治之下。”
第四阶段，亚历山大一世利用战胜入侵俄罗斯腹地的拿破仑大军的机会，名正言顺地把俄罗斯大军开进西欧。此后数十年，俄罗斯一直扮演着欧洲大陆无国能比的“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角色。
第五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苏联，利用战胜国机会，置东欧于自己统治下，组建华沙条约国，把军事边疆推到德国腹地。意识形态领域，利用二战所受苦难，使苦难转化为一笔雄厚的道义资本，令对手防不胜防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传播到全世界。然而，意识形态毕竟不能代替衣食住行，为了意识形态成果的巩固，就得对声称信奉自己意识形态的国家地区和政党组织作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于是，俄罗斯历史进入第六个扩张阶段，即勃列日涅夫阶段。
第六阶段，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到处伸手，到处“支援”，到处“敲门”，到处干涉，十个指头同时按跳蚤似地在全世界到处展示自己的超级大国形象，结果是按了这个跑了那个，搞得精疲力竭。于是，勃列日涅夫去世不久，就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出。戈氏新思维和由此引发的苏联解体，宣告了伊凡四世以来俄罗斯以武力为主要手段的对外扩张政策的收场，用俄罗斯学者们的话说就是：俄罗斯历史又重新回到伊凡雷帝时期的“历史的地平线上”。
俄罗斯目前的状况，与首任沙皇伊凡四世设想中的统治全世界的“立国理念”全然无缘且不说，就是南方阳光下的一小块地盘，也可望不可及。然而，其原因，既不是俄罗斯军事上的无能，也不是美国和西方军事上比俄罗斯强，而是因为二战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足以相互毁灭、谁也不可能通过战争来获取自己利益的核时代。试想：如果没有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战场上人类能够拿出来的“最后武器”依然是飞机坦克大炮这些常规武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法则肯定还会像以往一样发挥作用。这样的话，诸如“冷战规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类的东西，就不会被理睬，人类认可的最高法则势必依然是“战争解决问题”。在此法则支配下，世界必依然为战争氛围所笼罩。在此氛围中，作为超级大国、武备那么雄厚、向往阳光地带的本能冲动那么强烈的苏联，怎会在美国的遏制战略前忍手呢？那时候，苏联军人的形象，在全世界，必是最令人羡慕的。在此形象面前，美国的好莱坞明星、NBA明星、西欧南美的足球明星，都会黯然失色。那时候，苏联必以对包括中国西欧在内的欧亚大陆所有“陆权国家”都有极大诱惑力的“旧大陆向全球进军”为口号，先在欧亚大陆搞统一，拢住德国拢法国，拢住法国拢欧洲，拢住欧洲拢东亚，然后集欧亚大陆所有资源，摆开旧大陆陆权国家与美国为首领、英国日本为左右两翼、南美澳洲为后院的“海权国家”大决战架势，先朝日本、英国左右开弓，然后向作为海权国家大本营的美帝国头上打去，最后的结果，是使麦金德“谁统治世界岛（欧亚大陆），谁就能主宰全世界”的论断成为一个被证实的预言。
然而，二战之后，海权国家首领美国发明的核武器阻止了俄罗斯，在美国的核威慑面前，俄罗斯不得不反省和放弃了伊凡雷帝以来的“立国理念”。戈尔巴乔夫说：“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其他任何目的的手段。”【《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 1987   p177】
然而，西哲有言：“如果你把自然赶走，它就会飞奔着回来。”南下印度洋、占有阳光下的地盘，既然是俄罗斯民族的天性，那么，任何社会历史即表意识层面的“思维”（任何民族的表意识或思维，都来源于文字记载的社会历史经历即“历史”,然而，比历史更有力量的是“言不尽意”因而文字难以表达记载的潜意识层面的地缘因素,——任何民族的潜意识，都来源于该民族特殊的地缘条件），就必须与此相适应，否则的话，无论多“新”，都不会为该民族所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十几年后的普京总统当政以来，戈氏新思维基本失宠、俄罗斯又要重走军事大国老路的原因。

三、钢酷的民族性格

民族性由气候决定。要理解俄罗斯民族的性格，要理解这个民族历史和现实中发生的在其他民族那里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切事情或行事风格，得理解俄罗斯特殊的自然气候。反过来说，只要懂得了俄罗斯的气候并且明白天人合一道理，俄罗斯发生的一切，就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奇怪了：
俄罗斯气候严寒，自然界中充满杀气，漫长的冬天到来前，秋天开始，大自然就在杀生，诸多草木被杀死，诸多病菌病毒病原虫及昆虫一类的小动物被杀灭，人畜养的牛羊，也不得不大量宰杀。此外，因无可以采集的植物，俄罗斯民族自古就未经历过采集经济时代，自古就是一个好打猎、靠打猎糊口、与野兽生死搏斗惯了的民族，因而食肉动物的习性，在这个民族身上，显得更突出。这些情形，都是俄罗斯这方土地上很自然的现象。受这些杀气很重的自然现象熏习，生活于这方土地上的俄罗斯民族，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以“酷”为特色的行为方式（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他个灵魂出窍”），是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的。
天地间一切物体，体积越大，表面积与体积的比例越小；体积越小，表面积与体积的比例越大。地球表面，寒冷地方的物体，体积越大，与寒冷空气接触的表面积与体积的比例越小；体积越小，与寒冷空气接触的表面积与体积的比例越大。而过大比例的与寒冷空气接触的表面积，是不利于物体自身的保暖的。生命自我保存的生存本能之一就是尽可能地保住自己的体温。为此，寒冷气候中的生物，为了保暖，除了长出体毛外（寒温带的动物，体毛发达；温带的针叶林，其“针叶”，就是它的“体毛”），就是尽量增大自身体积。因此，寒性地缘种因最强的俄罗斯民族，身躯的庞大，是很自然的。然而，庞大的身躯，又给人一种笨重感。尤其是：“物如其人”、“从喷泉中喷出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庞大笨重的身躯，做事必显笨重特点，天性必只喜欢做庞大笨重之事，而不喜欢做轻巧省力之事，做出来的东西，必物如其人地显得庞大笨重。而在人类一切“做出来的东西”中，又以钢铁制造物最为笨重。明白了这些道理，就能明白：为什么一切“俄罗斯制造”的东西，都给人一种笨重不灵巧的感觉，从而落得个在国际交易中不被看好的命运（灵巧的东西，不仅便于使用，而且便于交易）？为什么俄罗斯人明明知道自己制造的东西太笨重，但偏偏改不掉此“老毛病”？为什么俄罗斯人明明知道轻巧的轻工业大有用处，但就是改不掉不大力发展轻工业的老毛病？为什么俄罗斯人会那么热衷于以钢铁为主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什么朱加施维里会用“斯大林”即“钢人”为自己命名（在俄语中，“斯大林”就是“钢人”之意）？为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在俄罗斯会那么被看好？为什么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会像钢铁一样地钢硬？……
严寒的气候、严酷的民族性，使得俄罗斯治国者们的性格和治国手段，不能不严酷。就像一位婆婆妈妈的教师在生命力旺盛、性格强悍的青少年学生面前必无威信，他的说教只会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使管理越搞越糟，在此情形下，必须有一位在生命力的旺盛和性格的强毅方面高出学生的新教师出现，才能把青少年学生不知天高地厚的“威风”煞下去一样，面对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生成的生命力旺盛性格强悍的俄罗斯民族，婆婆妈妈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心慈手软的现代戈尔巴乔夫们，是难服俄罗斯民族之众的。——为什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勿抗恶”主张在俄罗斯行不通而在印度却以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得以行通了呢？为什么列宁“打他个灵魂出窍”的暴力革命在俄罗斯行通了而在印度却始终行不通呢？原因无它，俄印两国气候的南北不同也。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南方人的地缘性格和人文特征）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北方人的地缘性格和人文特征）也，而强者居之。”【《中庸》】具体对象具体对待，因地制宜因地法生：在世界性的革命年代里，在俄罗斯的地缘国情中，列宁的暴力革命是具体的、合乎俄罗斯的地缘国情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勿抗恶，是抽象的、不合乎俄罗斯的地缘国情的。反过来说，在印度的地缘国情中，列宁的暴力革命是抽象的、不合实际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勿抗恶，又是具体的、合乎实际的（以列宁为鼻祖的“冷酷”的俄罗斯共产党与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鼻祖的“平和”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歧，原因亦在欧洲与俄罗斯气候的不同：俄罗斯冷酷，欧洲冷而不酷）。同理，在同样的革命年代里，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的党内斗争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象，在俄罗斯，是自然的、合乎俄罗斯的地缘国情的；但当留苏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内的“二十八个半”们把这一套从苏联搬到中共党内来的时候，就不自然、不合乎中国的地缘国情了，——在气候比印度冷但比俄罗斯热的中国，合乎国情的党内斗争手段既不是印度式的“非暴力主义”，也不是俄罗斯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毛泽东采取的具有中庸（中纬）风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四、从地缘分析法看苏联的形成与解体

苏维埃时代，学者多用阶级分析法解释苏联国家的形成；苏联解体后，学者又多用制度分析法解释苏联的解体。阶级分析法着眼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矛盾，制度分析法着眼于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矛盾。应该说，这两种方法，是互不相容的：阶级分析法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专制）”（马克思：“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为制度分析法所不容；制度分析法倡导不分阶级的“人权”，从而为阶级分析法所不容。然而，苏联的形成与解体，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语），在对此过程的研究中，科学的严肃性不容许使用两种互不相容的方法。何况：阶级分析法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制度分析法主张的西式人权民主，二者都远离今日俄罗斯现实；而任何远离现实的方法（理论），无论多么漂亮，都应该束之高阁。
因此，对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苏联的形成与解体，我们必须找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本书提出的着眼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中“自然”二字的地缘分析法。
从麦金德《力量的自然位置》（本书图1） 可以看出：苏联的版图，除气候严寒得几乎没有人烟的远东一小角外（实际上，分出这一角，完全没必要），全部在“枢纽地区”即麦金德后来改称的“心脏地带”范围内。固然，“心脏地带”的范围比苏联版图大，但将近三分之二却在苏联版图内。因此，从天人合一角度看，说苏联就是心脏地带、心脏地带就是苏联，大体是说得过去的。亦因此，要理解苏联的特性，就必须理解心脏地带的特性。
看一个国家地区的特性，首先是看它的气候。气候由纬度和海拔决定，海拔不是特别高的话，由纬度决定。像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苏联不是一个高海拔国家，因而其气候由纬度决定。从纬度看，尽管心脏地带没有一处属南方才有的“阳光下的地盘”，但它还是明显地分成南北两部分：在苏联范围内，北部为俄罗斯，气候特点是缺光有水；南部为各中亚加盟共和国，气候特点是夏天光过多冬天光过少而常年缺水。土地、阳光、降水，乃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三大基本条件；缺了其中任何一个，人类都无法生存；任何一个有所不足，人类都会活得艰难。但这三个条件又是大自然赐予的，它因此不能像人工制造的商品那样可以通过“互通有无”得到解决：市场经济等价交换中的货物运输，不能把俄罗斯的水运到中亚沙漠（即使能，也是杯水车薪，没有意义）；更无技术手段把中亚沙漠夏天过多的光热储存到冬天或自用或输送到俄罗斯。因此，心脏地带两部分你有我无、你无我有的南北差别，并未造成一种有益双方的建设性的良性互动局面。这样，双方就有了一个共同目标：到心脏地带以外的地方，去争取土地、阳光、降水三个条件都很优越的生存空间。在此目标中，心脏地带南北两部分，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苏联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出现，是这一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标志；它的解体，也是这一命运共同体解体的标志。因此，苏联形成与解体的原因，又需到心脏地带南北两部分如何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自然历史因缘中寻找。
在本章第一节对美国“南北战争”的分析中我们指出：经度相同的南北两股地缘政治力量，北方的天性在南北统一，南方的天性在南北分裂。因此，在心脏地带，北方的俄罗斯，自其觉醒立国开始，南北统一即心脏地带南北两股地缘政治力量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就是它立国理念中的主要内容。而南方地缘政治力量，是直到某种新的“大事因缘”出现时，才不得不接受这种统一的。这新的大事因缘的出现过程，且看下面分析：
文明的历史性的传播与发展，遵循的是从低纬到高纬规律（二章四节）。上古时期，文明的亮点及历史的活跃力量集中在低纬地带；中古时期，集中在中纬地带；近现代以来，集中在高纬地带。心脏地带南部属中纬地带，北部属高纬地带。尽管早在上古时期，在争光趋水的生存法则支配下，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力量就对南部低纬地带的文明发起过一次次冲击，但其历史主角身份，却是在中古时期才确立的，——中古时期，历史的主要舞台由低纬推进到中纬，这样，位居中纬的心脏地带南部地缘政治力量，就成了人类历史主角：匈奴“恐怖大王”阿提拉的活动、伊斯兰势力和阿伯帝国的崛起、成吉思汗的征服活动、帖木儿的征服活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大体都发自心脏地带南部并以中纬地带为主要活动舞台。当此时期，总体说来，心脏地带的北部地缘政治力量，还处在“小小村庄还在睡梦中，报晓的金鸡还未啼鸣”的前文明期，他们因此尚未发挥自己之于南部地缘政治力量应有的“头部”之于“四肢”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斗野蛮力不斗文明力的中古竞赛规则，也决定了心脏地带南部地缘政治力量不需要这样的领导从而更没有理由与心脏地带北部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心脏地带北部地缘政治力量的觉醒，自俄罗斯首任沙皇伊凡四世始。伊凡四世生于1530年，登基自称“沙皇”为1547年，其时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55年，离麦哲伦环球航行返航（1522年）25年。因此，心脏地带北部地缘政治力量的觉醒，直接动因是受到地理大发现的刺激。然而，在地理大发现中前期，西方历史的主角是位于欧洲西南角的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两国纬度，与心脏地带南部相同，属中纬地带。根据文明力由纬度决定、纬度越高表现出来的文明程度就越高道理（二章四节），与心脏地带南部纬度相同的西班牙、葡萄牙，文明程度是高不过心脏地带南部的；不仅如此，像心脏地带南部地缘政治力量一样，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野蛮气也是很重的。此外，因为以能源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只能起源于对光明从而对能源有着无比渴求的高纬地带，因而地处中纬的西葡两国，天生就与现代工业的发明无缘。因此，在地理大发现的中前期，虽然心脏地带北部地缘政治力量已开始觉醒，但由于现代工业的发明者北欧人尚未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心脏地带南部地缘政治力量，在和与自己处于同一纬度的南欧地缘政治力量的较量中，优势还在；其趋水性的对外扩张，尚未遇到不可战胜的强敌。这样，此时的他们，亦无与北部地缘政治力量即觉醒中的俄罗斯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促使心脏地带南部地缘政治力量不得不与北方地缘政治力量即俄罗斯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大事因缘，是给人类带来工业文明的高纬的北欧民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划时代事件。在工业时代，人类社会的竞赛规则是斗文明力不斗野蛮力、斗工业力量不斗“视死如归”勇气。此时，上古以来就以视死如归勇气称雄世界的心脏地带南部地缘政治力量，再也“吃不开”了。但在降水稀缺的生存环境压迫下，他们又不能不与自己斗不过的心脏地带以外在工业的武装下日益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斗。这样，心脏地带南部地缘政治力量，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斗又斗不过、不斗又不行。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也用工业的力量武装起来。然而，此时的他们，又遇到这样一个难以克服的难题：冬夏温差过大和缺水的沙漠气候，使得他们之于崇尚发明创造的工业能力，天生缘分就不大。这样，工业时代以来心脏地带的南部地缘政治力量，其恶劣生存条件的改善，就只有寄希望于这样一种事态的出现：天生具备强大工业能力尤其军工能力的北方俄罗斯，也像自己一样，与西方的关系势难两立，在此情势下，自己自觉接受俄罗斯的领导，双方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目标在外，击败西方，最终目的是在心脏地带以外争得双方所需的土地、阳光、降水条件都很优越的大范围的生存空间。
心脏地带南部地缘政治力量这种隐秘要求，大体与俄罗斯的天性和利益相合：对俄罗斯来说，心脏地带的南北统一，不仅是自己天性中所需求的，而且其价值也大于与西方关系的不明不白的维持。于是，满足心脏地带南部地缘政治力量要求而与西方价值观决裂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罗斯发生了。这场革命一发生，心脏地带的南部地缘政治力量，就快速地以几个“加盟共和国”形式，加入到俄罗斯为首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去。于是，苏联诞生了、心脏地带南北两股地缘政治力量组成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了。
因此，从苏联诞生之日起，俄罗斯事实上就承担起了带领心脏地带地缘政治力量向外部世界争夺好风水即对外扩张的义务。或者说：从苏联诞生之日起，它的凝结力就靠对外扩张维持；其中的俄罗斯，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主要义务。如前所述：本来，这样的义务，在核武器出现前，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在话下的；但核武器的出现，使得这种义务成了不堪承受的负担。于是核武器出现的二战之后，心脏地带南北两股地缘政治力量，渐渐互相埋怨了：俄罗斯埋怨南部各加盟共和国是自己的负担；南部各加盟共和国埋怨俄罗斯战斗意志的减退而渐渐复归战斗意志日趋高昂的伊斯兰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苏联解体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会在中亚得以不断增强的原因）。这种趋势发展到了1980年代，随着阿富汗战争败局的渐渐显露，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他的“新思维”，其本质是否定作为苏联凝结力的对外扩张政策的有效性。于是，苏联的凝结力就在此新思维的宣布中消融了，苏联也就随之解体了。
然而，心脏的运动特点是在扩张与收缩之间循环往复，心脏地带既然是心脏地带，那么，扩张与收缩，就是它生命的自然历史过程中的题中之义。因此，苏联的解体（心脏收缩），决不意味着俄罗斯为首的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力量今后再不会扩张。

五、俄中改革“差距”，原因在地不在人

对1980年代以来俄中两国各自走过的改革道路，人本主义的东西方学者们，喜欢使用“模式”这个词加以称谓，什么“俄国模式”、“中国模式”云云。应该说，“模式”这个词用得是很不当的，因为它突出的是改革中随意性很大的主观人为因素，而不知：千模式、万模式，世界上只有一个以地为本，因地制宜，实地求事，实事求是，遇贫贱贫贱上做文章，遇富贵富贵上做文章模式。此外，重人不重地的“模式”一词，还产生一种误导，似乎俄罗斯改革中的种种挫折，是某些“愚蠢的家伙”弄出来的；而中国的种种成就，又得益于某些人的高见。
当然，人为因素是不可否认的，但如果看不到人为因素背后的地缘因素的话，无益的扯皮现象还将在俄中两国内部一再发生，从而给这两个旧内伤已够沉重的伟大国家不断增添新内伤。就说中国现在的成就吧，成就的背后，是由天生脆弱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日见恶劣的环境资源问题，——“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如果人们把现在的成就归功于某些人的高见的话，那么，这些人将来岂不又要为恶化到再不能掩盖的环境资源问题担当起海外某些“民运分子”指控的“谁之罪”责任？可他们担当得起吗？能把责任推在他们身上吗？如此地“推责任”，对问题的解决，能不有害无益吗？——须知：“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曾国藩全集? 家书二》岳麓出版社 1986 P1057】
的确，俄中两国不同的改革道路，人为因素的背后，是强大的“天意”即地缘因素。
俄中两国的改革，不同点有三：一是俄罗斯的改革从政治改革起步，中国的改革从经济改革起步；二是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快进式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三是中国的成就远远超过俄罗斯。这三点，由于前两点在前，后一点在后，这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二者似乎就有了一种因果关系。这些人于是就认为：俄罗斯的改革犯了错误，它本不应该搞快进式的经济改革，尤其不应该搞政治改革，而应该像中国样地搞经济改革而且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然而，持此看法的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样一个明显事实：中国从农业开始然后各行各业“放开搞活”的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其成功，依赖一个根本条件，就是位于麦金德说的内新月形地带、中国有而俄罗斯无的欧亚大陆最东边的通向热带海洋的漫长的温带和亚热带海岸线（北方的阴气与南方的阳气在此交流感应得比较恰当）。无此条件的话，任何的改革，都不能使中国经济热动起来。
当年的戈尔巴乔夫，不是不想像中国领导人那样在经济方面“放开搞活”的，但由于没有中国样的阴阳二气较平衡的漫长海岸线，他想搞也搞不成（与俄罗斯同属心脏地带的中国西部地区，市场经济之所以热不起来、难见成效，原因也在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种没有条件的经济政策，由于难见成效，因而领导人再“放开”，在民众中都不会产生反响。而任何头脑正常、精力充沛的领导人,其施政方针路线，皆着眼于民众的反响。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头脑正常、精力充沛的领导人，他因此做事特别看重民众的反响：既然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在苏联民众中反响不大，他就只好实施民众反响大的政治改革措施。在1980年代的苏联，这甚至不是在讨好民众，而是一种顺时度势的历史必然：斯大林以来几十年铁板一块的政治控治，早就把民众的政治势能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从而非释放不可了。——与此相反的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一次次政治运动，早就在把民众的政治能量释放完毕的同时而把民众的经济势能积累到了非释放不可的地步了。
或曰：就算问题真的如此,但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众的政治能量大体已经释放完毕，经济改革已提上正式日程；当此时候，俄罗斯的领导者们，总可以搞中国样的渐进式改革呀！但他们偏不搞，而要搞快进式经济改革，从而使得俄罗斯经济社会问题更是雪上加霜，这不是人为错误是什么呢？
答曰：俄罗斯的气候本来就具有雪上加霜即冷而且酷的特点,这种气候条件下的人们，天性爱好而且擅长的是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因此，除非世界处在“打仗打钢铁”的战争与革命时代，国际市场因此对以钢铁为主要材料的军工产品和重工业产品有着最大需求，否则的话，无论快进式的经济改革还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都不会给俄罗斯经济带来实质性的发展变化。换句话说，俄罗斯的发展“天时”即有利时机在国际关系紧张的年代，而在一个国际紧张关系大为缓和的和平与发展时代里，假如他们不“主动出击”的话，就会显得无所事事，从而自外于国际主流社会，在世界的一切“热点问题”中没有发言权，甚至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而1980年代以来的世界，就是一个和平与发展而非战争与革命的世界；当此时代，需求量最大的是俄罗斯人不擅长的轻巧的民用消费品，而非其擅长的军工产品和重工业产品。因此，生逢和平与发展这一不利于自己天性的“天时”的俄罗斯经济改革，无论渐进快进，都不会像生逢战争与革命这一有利于自己天性的“天时”、发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斯大林的改革那样，产生大的成效。然而，不改又不行。既然如此，与其慢吞吞地挨时间，不如一次性地快速试它一次。于是，“一步到位”的快进式的“休克疗法”，就在俄罗斯应运而生了。
此外，快进与渐进，并非一个人为的“模式”问题，而是一种民族风格。而民族风格则是一种自然形成亦即由风格之“风”（气候）熏习而成的东西，它因此属于人的本能之一，其力量像人的本能一样特别顽强。这样一种东西，不是人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它甚至超历史地要在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比如在全球性的战争与革命年代里，同样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在“震撼世界的十天”里就取得政权，那场革命，正与80年后俄罗斯经济改革中的“休克疗法”风格一致，二者都具快进式特点；而中国的“民主革命”，则大大小小地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才取得政权，这场革命，正与三十年后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渐进式风格一致。当然，不同民族之间，是可以而且有必要相互学习的，正如搞革命中国得向俄罗斯学习一样，搞经济建设，俄罗斯还是可以从中国学到一些东西的；但无论如何，“风格”则是各自的。
总而言之，在俄中两国的经济改革中，俄罗斯之所以“落后”于中国，根本原因不在人为的政治改革和快进式的经济改革因素，而在俄罗斯地缘经济条件的天然不利性。这种不利的地缘经济条件，一百多年前的马汉，在其后来成为名著的《海权论》一书中，早已指出过：
俄国的统治范围绵延甚广且团为一体。再加上俄国离开放海域远之又远，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陆路来完成与亚洲多争执地区的大量交通、联络任务。由于陆上自然条件如此恶劣，很难想象它们能由哪种政治扩张的进行而得以改善。这意味着，即使俄国现在抵达了海边或是能够很快做到这点，由于这些抵达点与俄国中心地带过于遥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还要主要经由陆路。所以就俄国的幅员来说，海上贸易的好处只会波及离海岸较近的地区，而这些受益地区由于相对较小也就不会达到通常海上贸易所导致的发展水平。……这些情况表明……俄国在财富积累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换句话说，俄国缺乏促进其人民……的福利手段。……只有部分俄国领土从海上贸易中受惠，而这些领土即使加在一起，和俄国的全部国土相比也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小部分。所以，俄国希望不仅获得更多的、更开放的海岸，也希望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控制以染指其它远方的海滨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好处将促进整个帝国的普遍繁荣。……一些国家在接触海洋的程度上及自然条件方面更为幸运，这就大大便利了它们的贸易血液循环。这些国家对于俄国即使没有同情，也至少应多份坦诚，因为后者因其海岸的狭窄、内陆的广阔与条件恶劣以及气候的十分严酷承受着诸多的束缚与艰辛。【马汉《海权论》 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7 p225－226】

六、俄罗斯的国家潜力和地缘政治定位

是的，俄罗斯是位泥足巨人，有头无足是其最大弱点。然而，此头，并非平常之头，而是足以执全球牛耳的地球上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的头；此头，位置之北、面积之大，全球无比。根据综合国力计算中的“墨卡托投影法原理”（三章七节），这样的头，潜在力量，无与伦比。又据“负阴抱阳，南下争光原理”（三章三节），一个地理大国，如果位居南方热带因而有足无头的话，要想自南而北地为自己“发展”（发展在南方国家是一种很不自然的勉强）出一个头来的话，除非主动成为与自己经度相同的某一北方国家的附庸直至它的一部分，否则是不可能的；但这样一来，它就丧失了自己，不成其为国家，至少不能算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反之，一个地理大国，如果位居北方寒冷地带因而有头无足的话，在其发展（发展是北方国家的天然倾向）过程中，自北而南地为自己“展”出足来从而变得更强大，乃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目前的俄罗斯，其泥足巨人弱点和有头无足形象，并非不可克服改变的，而是一种随着自身的发展总要自我扬弃的暂时历史现象。一句话：潜力巨大的俄罗斯，前途无量。
俄罗斯的巨大发展潜力，可从以下五个方面五个“最”看出：
第一，最强壮的寒性地缘种因。任何文明及民族的发展潜力，取决于其冰期和冰后期以来由寒冷气候熏习而成的寒性地缘种因的强弱（二章六节2小节）。一个民族，受寒冷气候熏习、锻炼、考验时间越长，其寒性地缘种因就越强、素质就越高（“素”者，“白”也；地球上最白的物象是冰雪，因而受冰雪熏染越厉害的民族，素质就越高）、发展潜力就越大；反之就越弱、越低、越小。世界所有民族中，白种民族受寒冷气候熏习时间最长，因而其寒性地缘种因最强、素质最高、发展潜力最大。但在白种民族中，至少工业时代以来，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大民族，或因占有阳光下的地盘早就不再受寒冷气候压迫，或因其地理位置比俄罗斯开放、气候比俄罗斯温润而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并因此不再受寒冷气候压迫；只有俄罗斯，现在一如既往地受着寒冷气候压迫。此民族，寒性地缘种因之强壮、素质之高、发展潜力之大，又是其它白种民族不能比的。
第二，最丰富的不可再生资源。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都埋藏在地下；大凡人工从地下取出的资源，都属不可再生资源。因而一般情形下，国土面积大，可能蕴藏的不可再生资源量就大。俄罗斯的国土面积世界第一，探明的不可再生资源亦世界第一。不可再生资源主要有两大类：矿物能源和金属矿产。前者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后者主要是铁、铜、锰、铝、铅、锌等。在这些资源中，煤、铁储量，俄罗斯均为世界第一（前苏联的煤炭资源占世界61％，铁矿资源占40.2％）；石油俄罗斯现在次于沙特，世界第二，但至少在产量上有望在今后几年之内超过沙特，世界第一。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中，只有俄罗斯在能源和主要金属矿产（铁、铜、铅等）方面达到百分之百或几乎百分之百的自给率。
第三，最强的生存能力。现代工业国家，生存能力依赖不可再生资源。俄罗斯的不可再生资源世界第一，其生存能力也世界第一。苏联解体前，日本综合国力研究家福岛康仁，在他的“国力方程式”中，列有“生存能力”一项，苏联排列第一。尽管苏联的解体证明了福岛方程式很成问题，但另一方面，由于未考虑到综合国力计算中应有的“墨卡托投影法原理”，该方程式在对苏联的政治生存能力作了过高估计的同时，又对以地为本的俄罗斯的民族生存能力估计不足：根据“墨卡托投影法原理”，现在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上生存能力最强的国家。此外，这里还要补充一点：一个国家的生存能力，主要在反侵略战争中体现出来，而在这一点上，有史以来，哪个国家有俄罗斯强呢？——1990年代，美国某研究机构评选“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事情”，夺标者为“入侵俄国！”
第四，最强的全球变暖灾难承受能力。世界各国甚至全人类，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无过于难以控制但又不得不控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引起的地球增温和由此而来的气象灾难。此灾难最主要的“表现症状”是：热带由低纬地区扩展到中纬地区，亚热带和亚温带由中纬地区向高纬地区转移。显然，在这样的扩展转移中，欧洲北美现在气温最适中因而最繁华的温带地区，都将因气候的变热而像现在的热带国家一样失去发展活力，而气候最冷的俄罗斯亚寒带和寒带地区则将取代它们的位置，成为全球气候最适宜、发展活力最足的地区。这同时也表明：在当前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担当者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国际谈判中，俄罗斯拥有最大筹码。
第五，最强的主观发展愿力。人类及文明的发展，源于人的主观发展愿望；人的主观发展愿望，又源于寒冷气候的压力：气候越寒冷者，主观发展愿力就越强（二章四节）。当今世界，落后国家不少，但无不分为南方型的落后国家与北方型的落后国家两类。在这两类落后国家中，前者因气候炎热，发展愿力并不强；后者反之，发展愿力很强。而在一切北方落后国家中，当今的俄罗斯，大体应该算一个。然而，由于气候的最寒冷，其发展的愿力，又是最强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将近一个世纪前，鲁迅的这番评价，对今天的俄罗斯，依然适用：“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处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坟.摩罗诗力说》】对此，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然而，发展最讲求方向。这里说的“方向”，并非一个由来自基督教传统的历时性思维方式引出的抽象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在共时性思维方式指导下形成的很具体的空间概念，即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向。在这六个方向中，“上”是天空，“下”是地底，对当今人类来说，朝向这两个方向的发展，既无能力，也无必要。于是只剩下“东西南北四字”。在这四个方向中，对俄罗斯来说，北是北冰洋，那不是去处。东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那里的阴气比俄罗斯内地还重，而俄罗斯的发展难题就在阴气太重，因而东边也不是方向。西是欧洲，那里的阳气虽然比俄罗斯多，但文明程度高于俄罗斯，俄罗斯硬要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它要么被对方所吸收，要么把对方给吃掉，但二者都不可能；最可能的是双方摩擦不断，白耗精力；因为在双方的关系中，任何一方动作稍稍大一点，立刻就会引起对方的警觉；这种同性相斥、放不开手脚的发展，不过徒耗精力。这样，俄罗斯就只剩下一个方向：南方。那里阳光充足，与俄罗斯异性相吸、阴阳互补，而且政治力量四分五裂，有足无头，对于有头无足的俄罗斯来说，正是大显身手的地方。
因此，潜力巨大（上述五个“最”）的俄罗斯，其潜力的发显方向，就是展向南方，即其传统战略中的南下印度洋战略。俄罗斯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自我定位，既不是东向与中国争大，也不是西向与欧洲争夺势力范围或讨好巴接欧洲，更不是如冷战时期那样在全世界与美国到处争夺，而是南下印度洋，处理好与中亚国家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事务（这对俄罗斯乃至国际地缘政治中的主导力量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而崇高的文明课题）。反过来说，欧洲特别是美国也必须明白：肢解俄罗斯是不可能的，甚至压缩它应有的活动空间都不可能；在国家存在的人类世纪，俄罗斯永远是不可取代、不可战胜的“四极世界”中之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