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强”还是“边缘化”
宇太老师说的”两者不一定互为目的性”的。我看到我比较鼠目寸光,目见千里而不见其睫,只见到目的而没重视过程,只见成就而忽略努力.事实上,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也的确是如此的.孔子说那个少年不是一个英才而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人,也是适合批评我这类人的.理想目的的华彩往往让人趋之若骛,而过程的艰难困苦却让人望而却步,很多的人为了目的,撞上了南墙永不回头,一头撞死也是心甘情愿。这样的人的认识应该是“形而上”的，只见现象不见本质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
影响过程的有“天，地，人，物”。其中人的意识是主观的能动的，“天，地，物”也是随着时间而变迁的。人的态度在过程始发阶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的态度就是“用强”。而儒家的宗旨应该是“仁爱”和“中庸”，他的“用强”是不是违背了所谓的“教义”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当事之时，如果其他儒，道，墨，法，名，阴阳各家的传人说要“惟我独尊”，恐怕董仲舒更加体会“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这句话的沉重分量。梁任公说马克思主义的弊病也在“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说无产阶级既然反对资本家的压榨剥削，那为什么要把自己不愿意的施加到“别人身上”呢。假如董仲舒他也知道“用强”违背了儒家的原则，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儒家思想左右帝王的时政，让帝王实行他违背的教义----“仁爱”，来淋浴清化中国之意识形态。难道这就是“牺牲了我一个，成全了千万人”。或者他想最大程度的宣传儒家思想，最糟糕的设想也就是不至于“失传”。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儒家思想独领风骚两千年，出现了汉，唐，明等国力鼎盛的泱泱大国。以小子愚见，自孔子以来，儒家思想被人误解的不少，荀子和孟子就有“性善”和“性恶”之争。而历代的帝王只不过把儒术拿来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附庸工具而已，说的不太好听点，有点类似于傀儡一般，真正儒术的“仁爱”只不过是愚弄父老乡亲们的幌子。人们现在常说“封建社会”是“吃人”的，就说儒家思想是要打倒的，其实儒家早被统治阶层给扭曲了面目不全了，也是一个比较悲哀的角色。何新在反思改革开放十年的文章中，对于89年学潮的大学生们用了“被利用了的可怜的人”一词，和儒家思想被帝王所滥用何其相像呢。董仲舒活到现在，看到他信仰的学说被如此的践踏蹂躏，会是什么样的“不堪回首“呢。“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说的会不会是“用强”的人，他会没有“衣钵”呢？难道孔子很早就遇见了有这样的结果而说出这句话的吗？今天很多学者提倡读经，如果放到文革和八十年代，恐怕儒家真是不太多的人读的。更何况章太炎之后，今天有哪个学者自称是“经学大师“呢，孔子的忧虑应该是应验的吧，而造成这种局面的该不该怪那个“用强”的人呢？这也不太好说。
现在报刊杂志上常常出现“后殖民主义时代”，传统的帝国主义由于民族运动而“解放”了自己酸涨的双臂，代之的是“文本统治”，“放羊一般”。在意识形态上不仅颠覆了众多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好汉，而且正在向全世界普及自己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思想”。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个思想形成的巨大的旋涡中浮浮沉沉，保守的，激进的，中庸的，“新左”的，“自由”的，统统出来拯救这个思想混乱中的古老的国度。哪个是出路，知识分子自己都还不太了然，更不用说“被共产党洗脑”的，“受资产阶级意识严重腐蚀”的新的一代正在成长之中的学生们（包括我自己现在还在迷茫中。所以我也认为现在的人，知识分子都不知道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大学生就是跟着知识分子“走”的吧，那就更加不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了。）。崇洋媚外好象很多，那么多的大学生练好了基本功到大洋彼岸“为人民服务”去了。西方现在宣传的一套和董仲舒所做的那一套何其相似也。我们现在怪人家文化侵略，殊不知我们国家自己就是这种“侵略”的“主动者”和“收益者” ，主动是指我们向“亚洲”一些国家“传播文明”，王船山就是在幕府中给日本首相讲课的典型；收益是指我们在儒家思想的“强势”熏陶下，才有“赫赫的文治武功”。真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也，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文化在做同样的动作。是束手就擒，还是奋起抵抗？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幕克在《我的名字叫做红》中讲述了“法兰克风情”和“奥斯曼风格”的斗争，不正是西方思想和民族思想的斗争的写照吗？
时代周刊称胡哥是“儒家风范，腐败现实”。陈布雷是看见一个病入膏肓腐败成风的国民党而自尽的吗？他可能活着很累，这个只喜欢在文章写的称心的时侯喝点小酒的文人，是不是前途比较黯淡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虽然现在共产党清廉的高官中没有这样的人做那样的事，但是当一个社会普遍同情那个砍死六个警察的凶手时，社会舆论的一边倒不得不让人反思。虽然奥运会后，举国上下，眉开眼笑，弹冠相庆，民族主义情节空前高涨，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大大加强，不过掀起这盛世的盖头来，让人忧心重重，民族的文化脊梁不振，西方的文化日渐侵蚀，毛鲁风格久不见彰，汉奸走狗大行其道，贪官污吏俯拾皆是，资源不断外流，外汇打了水漂，国有资产的大盗和市场经济的贼子加速着两极分化，经济和文化上资本主义加工场和殖民地诞生了，而国人却深陷在文化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矛盾中，这样的“乱世”和20世纪初有的一拼。
在这个时代，我们又不幸见到了董仲舒式的作风。西方的启蒙是“寻求将人类从愚昧传统和宗教偏执的锁枷中解放出来”。夏勇在《哈哈镜前的端详》中说：我们国家现在到处都在盖房子，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文化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设时期。在这个解构的关键时期，“用强”的西方文本殖民主义恨不得中国建构出他们的模式。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是眼巴巴的看见董仲舒式的作风操作成功，站在边缘化的角落发酸吗？张之洞在清朝分崩离析的时候，从北清流党主将转变到洋务运动的先驱，从“边缘化”的过度到“用强”派，渴望“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变化给我们一个启发，“铁肩担着道义，妙手著得文章”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个文本殖民主义肆虐的时代是可以站出来抵制这种后殖民主义的侵袭，而不是在“边缘化的角落”清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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