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远
现代历史学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科学;建立在现代多学科交叉基础上的现代历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漫长演变过程”,基本要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演化、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知识的演化、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演化、文化艺术的演化,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等等;历史不是由帝王和极少数特权阶层决定的
我在学术上与阎崇年先生的分歧,就是基于不同历史观点的分歧。我认为阎老师持有的历史观似是而非、而且是过时的、陈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因为阎老师只偏重帝王将相和统治阶层的故事,主要以政权更迭、宫廷现象、奇闻轶事来诠释“明亡清兴”的因果,而忽视明、清两代经济、科技知识和社会思想的实际对比,掩盖满清入侵对于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思想的严重破坏、摧残、阻断。
满清入侵阻断了我国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进程
确实,明朝的统治腐败、没落。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衰亡解体,而生机蓬勃的市民文化,要求个性解放,向中世纪的宋明理学提出挑战;有识之士纷纷起来、探索新的历史道路。明末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对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先进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指出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弊端,抨击宋明理学危害社会,他们的思想中,蕴含着“人为天下本、民为天下主”的变革主张。
明代盛行士林集会、结社(如东林、复社等)、民间议政的风气浓厚,表达积极参政的要求。如黄宗羲的《原君》激烈批判君主专制……这些都是以民主取代专制的萌芽。明代我国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总的说来西部和华北(山区及黄泛区)比较贫困,而富饶的的江南(长江中下游)是新兴力量蓬勃兴起、迅猛成长的地区。
而满清入关后, 残暴地取缔了一切非政府组织;满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满清入关扼杀了明代思想启蒙运动,强化、僵化、奴化了落后愚民的封建专制。大兴文字狱,大力推行经院哲学式的“理学”;跟西方蛮族入侵罗马、和奥斯曼突厥入侵拜占庭的悲剧类似,使得中国陷入了中世纪的愚民和奴化思想的黑暗深渊。
同一时期,没有遭受野蛮游牧民族入侵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如俄罗斯、普鲁士(德)、日本,先后摆脱落后地位,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而满清入侵,阻断了我国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进程。特别在思想上的愚民政策、钳制弹压、奴化措施,使得我国人民的国民性深受其毒害。
满清入侵延缓了我国新型生产力和外贸的发展
所谓康乾盛世的“经济繁荣”,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经济和生产力的恢复。以农业来说,明末崇祯年间全国耕地总数达到783万顷;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1659)全国耕地总数大倒退、仅有549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683万顷,乾隆十八年增到708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741万顷,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翦伯赞)。
可见康雍乾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农业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明末的生产规模。嘉庆以后就更下降了,道光十三年全国耕地总数是737万顷。可见整个清代的经济处在停滞状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767页)。
至于工商业的实力,清朝大大低于明朝。
宋朝工商业已经空前繁荣昌盛;明朝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但是到了清朝,政府严禁采矿,冶金业从此衰落。
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代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一说2/3),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所谓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19世纪所谓康乾盛世以后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满清入侵大大减弱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美国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明中期到明末(16世纪中到1636)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
明代三百年间,综合国力超过当时世界强国——欧洲拜占庭帝国、横跨三洲的奥斯曼帝国、以及印度莫卧儿帝国,使我国(而不是欧洲)成为世界最富裕的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心。而清朝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总额远远低于明代。
满清入侵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德国伟大学者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不如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相形见绌。”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
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接近融合一体。(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明朝的科技有较大发展,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这一时期出现的学术著作有: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宋应星(1587—1661)的《天工开物》、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方以智(1562—1633)的《物理小识》;还有徐霞客(1586—1641)的《徐霞客游记》、计成的《园冶》(园林建筑)等,都是直到如今仍有价值的珍贵科技资料。
清初的大屠杀、以及康熙以后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彻底中断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进程。士大夫从此失去活力,只能胆战心惊地从事“考据”在古典文字里面讨生活。我国学者们从此远离科学技术,科学家和技术发明一概绝迹了。
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来华,但他们的作用和明代大为不同。明代传教士不仅引进宗教信仰还引进科学知识,传来的科学书籍并不比宗教少——因为明代人热爱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重;而清代来华传教士只讲些天文历法、极少谈到科学,因为在满清贵族高压下,在闭关政策束缚下,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653页)
清初对西学采取的政策是“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使得西方社会科学被视为异端思想,而对于自然科学的新进展则孤陋寡闻(所谓康熙“热爱科学知识”只不过略通皮毛浅尝辄止而已)。从康熙到满清贵族,对西学的认识大大落后于明代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根本缺乏那种“但欲求其所以然之故”的理论进取精神,和“会通”、“超胜”的科学发展意识。
康熙后期对西学态度转变,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失去信心,“西学”的引进逐渐淡化、而最后中断。此后再也没有出现明代末期那样一批科学家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以及誓不降清的明遗民薛凤祚(1599—1680)、王锡阐(1628—1682)等,更谈不上《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科技论著。
西方国家与日本求新、求变,对新生事物的渴求,与中国保守、不思变革,对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满清断送了先进的军事(火器)技术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却抱着天然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竞然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令清军禁止使用此种新式火枪。
骑射虽然能在明末还占优势,但经过多年火器的发展,骑射最终被淘汰。
明朝的军事科技也较发达,明末已经出现了火铳枪,还有威力巨大的火炮。据说有个叫万户的人,坐在绑满火药棍的椅子上,试图利用火药的推力飞上天空,可惜失败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探索太空牺牲的人。
明朝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李约瑟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明朝灭亡以后,到康熙时,军事技术专家已经绝迹。先进的火器装备技术被满清断送了。阻碍先进技术的恶果是最终得到恶报。此后满清皇朝在军事技术上一蹶不振,终于造成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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