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怎么看待“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长期留连在少数民族同胞的“玩场”，尤其是听他们男女对歌的时候，一人领唱，大家合唱的时候，对这个“和”字，就有了更多的感觉。从彝家人的“玩场”上出来，找到了孔子时代的“和之”感觉。

    回头看一下咱们眼下的“歌唱环境”，说起来也有意思，眼下连“二重唱”这种形式都比较罕见了，过去还有张振富、耿莲凤，这是78年前。78年后，有王结实、谢莉斯，这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尹相杰、于文华，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演唱形式，几乎后继无人，眼下咱们几乎想不起来有哪一对能进入咱们的视野。

    用东北话说，都是耍单儿的，大合唱看不见了，小合唱很少见了，连二重唱也几乎绝迹了。只有到了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圈子里，才发现一个跟汉族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咱这里说的是“感情生活方式”，情感表达方式，就是极少有“耍单儿”的，很少能见到少数民族的姑娘和小伙子，一个人在那里低吟浅唱，或者是引吭高歌，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到了滇南，看看有名的“滇南四大腔”，海菜腔、山约腔、五山腔、四腔，你几乎不可能想象这些“腔”能用咱们汉族人眼下这种唱法。在石屏考察，我刚到后宝云家，老后老伴儿给做上饭菜，酒端上来，老后马上给我这个远来的客人唱了一段，用北京这边相声的“术语”说，就是“现挂”，老后“现挂”的能力，是滇南一绝，而且不会有人有异议。

    可惜他这是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我只能干瞪眼，跟所有汉族人这时候一样，说些客气话。这时候我感觉到了，少数民族同胞唱歌就跟说话一样自然。估计孔子那时候，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经过咱们两千五百多年的“与时俱进”，咱们把这个好传统给弄成了“与时俱尽”，给弄丢了。幸好咱们的少数民族同胞还帮咱们保存下来，让咱们有机会重新回到孔子时代，同时琢磨“孔子的范儿”为什么有这么持久的魅力。

    《论语》没多少字，但是有关孔子唱歌这件事，却有两条记载。尤其是联想到孔子对禹王的称赞，这里头更是有意思。孔子说禹王“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这里说的“尽力乎沟洫”，就是后来李冰父子做的事，开凿都江堰，把江水分流，把大江，小河，干渠，支渠，一直到老百姓自己家的田间地头，都疏导得井然有序。

    禹王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这些地方了，李冰父子也是如此。其实，禹王“菲饮食”、“薄衣服”，“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黼冕”，还有一个不大为人知的更重要的想法，就是为整个社会创造一个“仪式化教养”的环境，把人的感情河流，也从“风”到“雅”到“颂”，从“个人感情”到“社区感情”到“国家情感”都疏导得井然有序。

    孔子继承了禹王的这种精神，他整理“诗三百”，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音乐一响，脚底发痒，这是许多少数民族同胞的感觉。比如土家族同胞，一听丧鼓响，脚底就发痒。这种情况，这种感觉，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族人去世，一般情况下都是以悲伤为主，更是少有用“载歌载舞”的方式为逝者送行的，土家人的这种风俗实在是够“绝”的。

    没想到更绝的是在乡亲们中间，还形成了这样一种条件反射，丧鼓一响，村里乡亲们都有脚底发痒的感觉，这种情况大概在中国、在世界各种民间风俗中，也是蝎子的尾巴——独一份儿。脚底发痒的感觉不稀罕，陕北人有句谚语：锣鼓唢呐一叫哩，屁股底下直撬哩。看来咱陕北人还是没有说到“脚”，“直撬哩”，就是坐不住了，非要出去看热闹不行了。这还是看，不是亲自上阵去跳去扭秧歌。

    土家人这个脚底发痒，可是要参加的意思，奥运会的口号，跟土家人这时候的想法是一致的，重要的是参与。所以说，锣鼓音乐一响，土家人本能的“条件反射”就直接到了“脚上”，这种感觉正是“文明”长期进化的结果。别的地方的风俗，别的地方的人，不可能有这种感觉。

    从这个细节，就可以发现，土家人为咱们保留了一个先民在原始时代的一个“行为特征”，这个“行为特征”，就是一听到音乐，首先脚下就有感觉，就有要“手舞足蹈”的感觉，要“载歌载舞”的感觉，要参加仪式的感觉，要跟乡亲们一起乐呵乐呵的感觉。

    可惜后来这种感觉渐渐退化了，文明越来越发达，人们用脑越来越多，心眼儿动得越来越多，“用脚思维”的能力，就明显弱化了。一听到音乐，脚底下就有直接的反应，这种感觉，就渐渐消失了。

    不信咱可以到新建成的国家大剧院问问，每个来这里的观众，一听到音乐，脚底下有啥感觉？估计大部分人没感觉。因为大部分人的感觉是：音乐是用心听的，就到这一步为止。

    在咱们老祖先那时候，心理和身体还没有分得这么开，那时候还是心身一体的时代，那时候的人不光是用“心”听音乐，还要用“身体”来把听到的音乐展现出来，这才是当年咱老祖先对“乐”的理解方式。一个音乐信号出来，听到的人就要作出相应的动作，不可能光在那儿傻听着，身体没有任何反应。

    舞阳骨笛时代，大通乐舞时代的老祖先，都是这样的反应。炎帝黄帝时代也是这样，云门大卷，音乐一出来，大家都跟着音乐行动起来了，那是一个无乐不舞、乐舞合一的时代，整个“六代乐舞”时代都是如此。一直到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观看《大韶乐舞》的时候，乐与舞都是一体的，乐舞不分家，歌舞不分家，这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种感觉一直影响到今天咱少数民族同胞，你在少数民族同胞那里，很少能见到光是一门心思甘当“音乐发烧友”的，光听不唱，光听不跳，光听不练，这种人几乎没有。打这里就看到了咱们祖先当年的一种社会风气，正好应了奥运会的那个口号：重要的是参与。

    在咱们祖先那里，参与比什么都重要，你只有参与，只有做，只有自己参加唱歌，参加跳舞，你才有资格成为这个族群中一个正式的成员，这个族群才能从“礼仪仪式”的角度接受你。那时候，祭祀性乐舞就是这样一种“文明方式”，人人都要参与，而且，重要的是参与，一个都不能少，所有族群中人，都要亲身参加“祭祀性乐舞”这个集体活动。

    你唱的好不好不重要，你跳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亲身参加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你参加了，你就进了这家门，成了这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家人。这个进门仪式，非常重要。

    《论语》里两次记载孔子唱歌的场面，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场面，都是集体场面，不是孔子独唱的场面，而是孔子跟大家在一起的场面。咱们可以联想一下，在他那个时代，在“祭祀性乐舞”风行的时代，孔子唱歌这件事，本身就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当时的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具备能歌善舞的能力，跟今天咱少数民族同胞的社会风气基本相同，而这正是整个社会“仪式化教养”的重要环节。这里的“仪式化教养”，是要通过“身体力行”这四个字实现的，这可不是你坐在教室里听听老师讲课就能完成的事情。

    你必须亲自参加这个“仪式活动”，在活动中，你不光要用心，还要用你整个的身体来投入其中。就像今天重庆市酉阳中学的学生集体跳的摆手舞一样，兰州师大附中的学生集体跳的锅庄舞一样。

    在咱们祖先那里，“快乐”这东西，不光是一种“精神运动”，而且是一种“物质运动”，“快乐”二字，字面上看，是“心选择了音乐”，选择了音乐之后干什么？先人没说，让你自己去领悟。很简单，就是去做。选择了音乐之后，接下来的事情，一是载歌，二是载舞。而“快乐”跟“载歌载舞”，在当时都是一回事，只是到了后来，人们就把这本来是“一回事”的东西，变成了三种感觉，这样一来，快乐感觉就越来越少了。

    在老祖先那里，“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就是相当自然的事情。礼仪和行为之间，本来就是一脉贯通的事情。打从后来的“儒家修正主义者”把“礼”和“乐”分开之后，把“心”与“身”分开之后，这个“履”字才变得越来越“虚”了。

    “身疑骑日月，心已到蓬莱”，身体根本没动窝儿，心已经到了，这就是庄子的想法，给后来的知识分子引上了这么一条道儿。你看少数民族同胞很少有读庄子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接受的都是“炎黄教育”，没有受后来学者的影响。

    咱们的这种感觉都是一个人在那儿干“自我修养”的活儿，没集体什么事儿。少数民族同胞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从集体修养入手，都是大家伙儿一块儿载歌载舞，侗族同胞就是这样，哪怕有了伤心事，也要一块儿集体唱“失恋”歌。你很少见到侗家人有一个人在那里“低吟浅唱”的，他们不习惯这么干。

    打这儿，就能发现为什么现代的体育场传出来“你永不独行”这样的歌曲，而且风靡世界，很可能，这就是祖先的DNA又起了作用。

    事神致福，这就是“礼”，这不是一种“理念”，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为方式，必须通过“履”，来把这事儿给落到实处。怎么落实？就是通过乐，通过载歌载舞的方式。看看印度人的MV《祝福印度》，把咱们祖先的这几个字都说得明明白白：事神，致福，礼仪，仪式，载歌，载舞，全齐活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