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制度是纬度——印度永远不是中国的战略对手
周绍强
李必胜《人人都应提问和回答的七大问题》一文，在谈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问题”时说：
正确对比，就应当拿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不仅拿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比。全世界有18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其中发达国家只占很小比例，绝大多数处于落后、贫困状态。印度与中国国情相似，可比性较大。他们自己的经济学家承认，中国人均生活水平是印度的三倍。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则缺乏可比的基础。一是经济发展起点不同。我们接手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这同资本主义经过数百年掠夺积累起来的“资本巨富”差异十分悬殊。二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同。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血腥的肮脏发迹史。而社会主义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本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是发展的时间长短不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过五六十年历史，处于发展的初期。而资本主义已有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四是发展环境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之日起，就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乃至武装侵略。而资本主义大发展之时，从世界范围看，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衰落，国际环境十分有利。两相比较，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愈显珍贵和不易。所以，拿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比，比发展速度、分配合理、道德风尚等等，可比性才比较大。
不错，中国的右派文人们，总拿西方发达国家说事，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西方先进，是没有像西方一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只要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就像西方一样先进了，这除了说明中国右派文人们的脑子是西方思想家的跑马场外，不能说明什么。然而，我们的左派文人们，不也同样喜欢拿印度说事，认为资本主义的印度比社会主义的中国落后这一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就是比资本主义成功。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像右派一样，我们的左派也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制度决定论泥坛。其实，正如中国与西方之差不是时间制度差而是空间地缘差一样，印度与中国之差也不是时间制度差而是空间地缘差。这里，中国与西方的空间地缘差暂放一边，先从我在2004年完稿的《广义地缘政治学——地缘风水与国家和文明命运》中摘引一段，以此说明印度与中国之差，原因不是制度是纬度，因而无论何种制度，都不足以使印度有朝一日能够赶上中国，成为中国的战略对手。这一段的标题叫做“印度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的战略对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段在“中华文化”栏目 2008-10-5 的“《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九章 中国大外交”一文中，已经登载了，只是不完整，这里给出的，是迄今为止的完整版。
印度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的战略对手
与国交往，先要认识对方；认识对方，就是认识它的能力。所谓能力，就是看对方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天时者，纬度也；地利者，海陆大势也；人和者，民族素质也。
天时方面看，印度位处中低纬度，气候炎热，自身就属于“阳光下的地盘”，争光争热愿望（佛教所谓“众生愿力”）天然不强烈，而“发展”的本质和内容就是争光争热。因此，争光争热愿力不强烈的印度，发展愿力天然不强烈。发展愿力天然不强烈者，国力不可能强大。因为国力以工业能源消耗量衡量，工业能源消耗量又由气候决定，气候越冷，工业能源消耗量越大，国力越强，气候越热，工业能源消耗量越小，国力越弱。因此，从气候炎热的南方国家中，永远产生不了世界强国。印度是个气候炎热的南方国家，它因此永远成为不了世界强国。这不是个“时间差”问题，而是“天时”规定下的“天命”。
天时地利人和，可谓“国力三要素”。三要素中，天时居于主导地位。“万物负阴而抱阳”，一个国家，若占南不占北，那么，不管愿不愿意，它都永远处在被北方国家从背后来“抱”它的不利位置上；一个被人“抱”的国家，没有强国命。
有人说：“印度位置多好，在印度洋中间，左右逢源……农业完全不成问题，人又多，但就是被自己拖垮了。”【《国是论衡·国家地理》第1931页】然而，南方国家中，“左右逢源”而且领土面积也不小的国家，不止印度一国，比如左为印度洋右为大西洋的南非、右为印度洋左为太平洋的印尼、左为大西洋右为太平洋的墨西哥等等，这些国家中，谁是发达国家和世界强国呢？反之，北方国家中，只要“左右逢源”，就一定是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因此，如果说印度真的是个“被拖垮”的国家的话，那么，与其说它是“被自己拖垮”的，不如说它是被“天”拖垮的。又因为“天”者，自然也，因而这就不叫“垮”，而属正常自然历史现象即社会常态。
天时不仅决定地利，也决定人和即民族素质：民族素质由寒性地缘种因决定，寒性地缘种因由纬度即天时决定（《广义地缘政治学》第二章第六节第二目）。印度主要人种虽为北方寒冷民族后代，但国土在南方，因而寒性地缘种因不强，国民素质不高。此国民性“弱点”，近现代以来，一直是效仿西方发达国家，一心想使印度成为世界强国的印度精英们的一块心病。像“五四”以来中国精英们的把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一样，19世纪以来的印度精英们，也把印度的民族素质问题归咎于传统印度教（“梵社”、“雅利安社”等组织由此而来）。当然，也像反传统无助于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一样，旨在印度教革新的“梵社”、“雅利安社”的出现，也无助于印度国民素质的提升。对此，两国精英们都很无奈，于是不得不走对外开放之路。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精英们的通过对外开放实现自己的强国梦一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印度精英们，也通过对外开放追求自己的强国梦，尤其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后，行动更坚决，成效更大。然而，谁也没想到，恰恰在印度人民党为自己“大放光芒”的经济成就感到骄傲的时候，该党却在2004年的大选中被选民抛弃。
2004年发生的印度人民党败选事件，看似是个发展带来的两极分化问题，其实是个由纬度气候决定的国民发展愿力问题：由纬度决定，印度普通民众，发展愿望不强烈，对本国精英们的强国梦认同度低。如果说纬度和国民素质比印度高的中国，从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到2004年，经过12年的强力发展，才提出“执政为民”口号，从而证明中国普通民众的发展愿力为12的话，那么1998年以来的印度，以2004年“大放光芒”的印度人民党的下台为标志，只经历了6年的强力发展就不得不敛其“光芒”，从而证明印度普通民众的发展愿力只为6即中国的一半（“发展愿力”者，由寒性地缘种因决定的承受发展的心理拉张力也）。这一差别，决定了中印的不同国运：中国有强国国运，印度无此国运。对此，印度精英们当然很不服气，他们因此要对中国发表些挑衅性言论，这又使得中国某些精英们对印度的国力和动机作了误判，以为印度是中国的“有力竞争对手”。有人甚至把防印与防美、俄、日等同起来，认为21世纪，“我国国家安全将形成东部沿海、西南和北部三条地缘战略战线。”“西南安全战略区域包括西南川藏地区和华南桂滇地区。”【《中国国家安全地理》第65、66页】这里，把防俄防日与防美等同起来就够乖谬了，又把防印度防越南与防美国等同起来，称之为“地缘战略战线”！对此，你除了说它“疑心病太重”或“教条式的排比罗列”，还能说什么？当然，有人或许认为这是“应有的危机意识”。但这里要说的是，这不是什么“危机意识”，而是在制造不该有的危机！是“地理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动战争”的又一例证！这里，又用得着与麦金德同时代的英国地缘政治学者托马斯·霍尔迪奇这句名言：“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
当然，某些中国精英们的这种疑心病，也跟“国际传染”相关。今日西方舆论界，老把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或许同为雅利安民族，同为“民主国家”的缘故，西方评论家们的同情心是在印度一方的，原先希望印度超越中国，后来见这不可能，又希望它能与中国并驾齐驱，现在见这也不大可能，于是又希望并且“预言”了它的似乎只是稍差中国一点的强国命。受此西方舆论影响，中国某些精英们就真的以为印度是中国的“有力竞争对手”了。
至于印度自己，更是因受西方鼓励，雄心勃勃地要与中国比一比。“印度的政治领袖和战略精英深信，印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独特而悠久的文明远播亚洲许多国家……印度拥有成为大国的必备条件，并注定会成为世界第三或第四位的大国，印度未来的国际地位将与中国、美国等大国相提并论。”【《环球时报》 2004年8月20日 第16版】然而，这里要说的是，国力比较，无论哪个方面，印度都将差中国一大截。
客观地理环境方面看，地貌平整的297万多平方公里的印度国土，比起960万平方公里并且浓缩着世界上许多最高大山系的中国国土，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相差很多。印度那方土地，认真治理改造的话，最多不过100年，就会像今日日本那方土地一样找不到大事可做（生产力找不到用力方向）。而中国这方土地，人类就是认真治理改造几百年，都还会有许多非做不可的大事可做。
主观民族精神方面看，因属南方国家的缘故，印度人身上，变化观念强于发展观念，无为观念强于有为观念，热性自然物诱力胜过冷性社会创造力，随其自然的人生态度胜过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印度人竞争心不强，本来，炎热的气候使他们像非洲黑种民族一样，富有田径运动天赋，但他们对竞技体育没有兴趣，宁愿随其自然唱唱跳跳而不愿到奥运会上去拿金牌）。中国相反，是个北方国家，发展观念强于变化观念，有为观念强于无为观念，冷性社会创造力胜过热性自然物诱力，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生必一业”的事业心）胜过随其自然的人生态度。
政治上看，像一切南方国家一样，政治尤其国际政治非印度人的特长。虽然作为最大的南方国家并因此而为南方国家的代表，印度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使这样，它发挥的也只是一种象征作用，顶多为自己争取到一点地区性的国家利益，在南亚一隅发挥主导作用。中国不然，作为北方国家，其所具有的天然争光争热倾向，使它天然就有一种面向全球的大国际眼光；国际影响力的发挥，在它、在国际社会，都是一种必须。
经济上说，印度气候炎热、地貌平整、雨水多、耕地多，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容易解决，这样，它的发展潜力和速度就比不上阴气重、耕地少、自然灾害太多、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解决起来大感费力的中国。由于气候炎热，印度人均粮食、衣服、住房消费量，天然没有气候冷、总受饥寒交迫折磨的中国多。【脚注：“走在印度新德里、孟买等各大城市街头，穷人比比皆是，贫民窟总是让人难以回避。其实，还有不少人实在太穷，连贫民窟这样的栖身之地都没有，只能睡在大街上。印度穷人整体上生活成本低同印度的国情有关系，也就是说，国情决定了穷人生活成本不高。一是吃的成本很低。印度人吃饭是用手抓饭，筷子、勺子等都不需要。此外，印度人半数以上不吃葷，穷人的饮食结构中不包括鸡鸭鱼肉非常正常，绝大多数富人也从不开葷。二是穿的成本很低。印度天气炎热，特别是在印度的南部一年四季穿件短衣短裤就够了。印度男人本来就流行用一块布裹在下身，就算是穿裤子了，国父甘地就喜欢这样。所以，对穷人来说，缝衣钱、鞋钱、袜子钱等，统统可以省去。三是住的成本很低。不少印度人就睡在大街上、操场上、过道上、只需一块布、一张纸铺在地上，甚至连布或纸都可以不要，蚊帐钱、被褥钱、照明钱、取暖钱等都可以省去。四是其他方面的成本很低。例如，在孟买，用水免费，游览公立的博物馆、公园、，到公立医院看病等，都不用掏钱，或基本免费。……孟买等地的贫民窟……挤满了一排排低矮的用泥坯、破布、烂席、塑料搭起的破房，里面大都空空荡荡。相比这些颇具规模的贫民窟，那些散居在马路旁、荒丘上、野地里，甚至在废弃的破车厢、旧水泥管道内的贫民更是‘家徒四壁’。”（《辽源日报·大千世界》180期第16版）】由于地貌平整，印度在农业交通等基础建设方面要做的事情（投资），远远比不上中国。在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方面，纬度低气候热的印度人，主观满意度高出纬度高气候冷的中国许多，这就使得中国非补足这个纬度地带性的自然差额不可。而当中国在这些方面达到印度人的满意度时，中国经济在规模和质量上自然就会高出印度许多。换句话说，天然的热量差距，使得印度人在经济上容易自我满足，而中国人则很难自我满足；要使中国人感到自我满足，中国就不得不作经济建设方面的长期艰苦奋斗，这给中国带来的，就是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正因为如此，印度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历史起点一致的条件下，经过50多年有意无意的“竞赛”，印度才落在中国后面。可以说，这种趋势，今后也不会改变：“如果印度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3年后才能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而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又将比印度大将近3倍。”（2004年美国摩根斯坦公司研究报告）。
军事方面。从军人的战斗意志上说，炎热气候熏习出来的印度军人，比不上寒冷气候熏习出来的中国军人（孟德斯鸠：“印度人天生就没有勇气。”）从武器装备上说，也是由于气候寒冷，中国人天性较为喜好高耗能的机械制造业，而印度则由于气候炎热，人的天性很不喜好高耗能的机械制造业，因而印度的机械制造业，远不如中国；而机械制造业又是军事工业的基础，因而印度的武器装备，远不如中国。从地缘战略态势上说，中国之于印度，有两大基本优势：一是纬度优势，印度在南，中国在北，北强南弱，这是世界战争中永恒不变的态势。二是海拔优势，在印度半岛北部平原上横空突起的喜马拉雅山，如一道永远攻不破的城墙，把中国护在城内隐蔽着，而把印度挡在城外低矮平原上，让中国一览无遗。
不错，凭借无国能比的印度洋“近水楼台”条件，印度海军有可能成为印度洋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然而，首先，人与自然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要在热性的印度洋上称雄，就必须是一个不在印度洋的北方寒冷国家，只有不在印度洋又对印度洋的阳光十分向往的北方寒冷国家，才对“称霸印度洋”怀有难以遏制的冲动；像印度这样，本身就在印度洋，又不是一个北方寒冷国家，有何必要在印度洋上称雄，勉强这样做，是太阳底下点蜡烛，纯属多余。其次，世界上利益冲突大的国家关系，只会发生在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印度是一个南方国家，与任何北方国家都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因此，对印度来说，“称霸印度洋”，在与某一或诸多北方国家的关系中制造对立，是无事生非、损人不利已行为。第三，中国是一个北方国家，印度是一个南方国家，中印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此问题上，假如印度认知失误，觉得自己这么优越的印度洋“近水楼台”条件，不利用实在可惜，从而心痒痒地要在印度洋上找中国的麻烦，像某些中国学者说的那样，用海军封锁马六甲海峡从而断了中国的海上石油生命钱，就意味着中印战争全面爆发，这样的话，中国军队必越过喜马拉雅山，南下印度大平原，这是印度难以承受的。简言之，就在印度洋的印度，即使真的拥有一支足以称霸印度洋的强大海军，到时候，他势必会对自己这支海军的用力方向（存在价值）感到茫然。
最后，由于纬度比中国低得多，占南不占北，国体与有头无足的俄罗斯相反，有足无头，印度的高层创新能力，永远比不上占南又占北、有头（尽管偏小）有足的中国。
以上这番印度国力分析及中印两国国力比较，意在说明：印度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的战略对手，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要把印度当敌人，只需放心大胆地与其友好交往就行了。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目前的中印关系，尚未达到可以达到的友好程度。所以如此，原因不在中国没有“放心大胆地与其友好交往”，而在印度方面顾虑太多，对中国过于防范。而印度之所以对中国过于防范，原因又有二：一是印度弱中国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弱者之于强者，都有防范心理。二是对自己的国运，印度自我预期值过高，以为中印之间的国力差距，是一种历时性的时间差，总有一天，印度是会赶上中国的；而不知，这不是历时性的时间差，而是共时性的南北差，因而国力方面印度的永远赶不上中国，实属正常自然历史现象。这两个原因，前一个属客观，后一个属主观。客观方面的印度弱中国强事实固然不能忽视，但主观方面印度的自我认知差距，更值得调整，不然，应该达到可以达到的中印友好关系，就难以达到。而所谓的调整，就是以一种“大道自然”的平常心态看待印中之间的差距。在这一点上，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值得印度参考：同样的弱者之于强者，墨西哥之于美国，就没有那么强的防范心理（最近几年，反倒是美国防范墨西哥，在美墨边境建造隔离墙）。为什么呢？因为墨西哥对自己的国家潜力有自知之明，知道在与美国的关系中，无论自己防范与否，自己都不可能在美国面前胜出，既然如此，自己对美国的所谓防范，不过没有意义的白做功。同理，在印中关系中，对印度来说，自己对中国的所谓防范，只有在“通过防范，印度就有可能在中国面前胜出”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白做功，中国不因自己的防范就不发展不说，自己的发展也将因对中国的过于防范而受到阻碍。然而，“通过防范，印度就有可能在中国面前胜出”，是一个在对李斯特的“大陆经济学”作了教条式的解读基础上形成的不真实前提，【脚注：力主产业保护的李斯特的“大陆经济学”，只适用于北北关系中经济差距只是时间差因而“后来”有可能“居上”的国家，不适用于南北关系中经济差距是空间地缘差因而“后来”也不可能“居上”的国家；前者如19世纪与英国较劲的德国，后者如20世纪以来面对美国的墨西哥和面对中国的印度。】因而印度对中国的防范，是没有意义的白做功。
南北朝时期，北魏谋士崔浩对南朝力量有此分析评价：“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晋太尉刘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资治通鉴·一百一十八卷》】“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同上 一百二十一卷】
而在近现代的欧洲，“俾斯麦的欧洲政策中极为轻视意大利。他认为意大利胃口虽好，却没有生就一副好牙”。“尽管意大利长期以来对大国地位抱有野心，但其薄弱的工业基础使之远不能同德国的实力相比。所以，豪斯霍费尔认为意大利不能对德国在整个欧洲的统治地位构成任何威胁。”【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45页】
中国视印度，正可以如崔浩视南朝、俾斯麦与豪斯霍费尔视意大利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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