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买办势力的地缘分析
周绍强
本文开始，先引用马恩列毛语录各一段：
马克思：“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恩格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
列宁：“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毛泽东：“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这些语录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基础决定论。表面看，它们与以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为理论基础的我的这篇文章是不相容的，因此这里的引用对我是不利的。但我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首先在其科学性，而科学是不会停滞于某些即定理论的。正如物理学不会停滞于牛顿后来又有爱因斯坦一样，马克思开创的科学的唯物史观，也不会停滞于经济基础决定论，它必发展为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更何况在作为唯物史观关键语的马克思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句话中，经济基础决定论只强调了“历史过程”，对“自然过程”则语焉不详，而我的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正是这“语焉不详”处的阐明。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论，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根据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我说：在地球上，每个人都在一定的地缘条件下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地缘的烙印。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论，列宁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根据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我说：中国买办势力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背叛，而是中国特殊地缘环境的产物。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论，马克思说：“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根据辩证地理环境决定论，我说：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中国买办势力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某种地缘气质的人格化，是一定地缘政治关系和地缘经济利益的承担者。
下面进入正题。
买办一词，含义虽然随时代而有所不同，但任何时代，买办都有一个共同点：凡买办，都是依附型人格而非自主型人格，都不拥有某种产品和服务的最终决定权，都是拥有这种决定权的他人的代理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的行为逻辑是：哪种产品和服务能给他个人带来最大利益，他就充当哪种产品和服务的代理人。显然，这样的买办，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并且都少不了，他们从事的，只是“三百六十行”之一。不同的只是：有些市场经济国家，买办成不了社会头面人物，顶多是些二三流角色，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影响力都微不足道；有些市场经济国家，买办却成了该国头面人物，在该国经济界和政治界呼风唤雨，影响力极大。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必须顺着买办的行为逻辑才能找到。
如前所说，买办的行为逻辑是哪种产品和服务能给他个人带来最大利益，他就充当哪种产品和服务的代理人。因此，一个国家，当其自主创新的产品和服务能够给为其产品和服务做商务代理的人带来最大利益时，吸引到的商务代理人就最多，而且这些商务代理人就只是被代理者即拥有自主创新产品和服务决定权的实业家阶层的下属。显然，在这些国家中，社会头面人物和呼风唤雨者是拥有自主创新产品决定权的实业家而非他们的商务代理人。反之，一个国家，当其自主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不能给为其产品和服务做商务代理的人带来他所希望的利益时，就很难吸引到商务代理人，潜在的商务代理人就会纷纷离去，结果是本国产业步步退缩，外国产业大举进军，作为外国产业代理人的本国公民或原本国公民，狐假虎威地成了该国头面人物，在该国经济界和政治界呼风唤雨。这些狐假虎威者，就是买办势力。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买办势力得势与否，不取决于买办势力自身，而取决于该国实业家阶层的创新能力，而实业家阶层创新能力的背后，又是该国的全民或民族创新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不能苛求作为买办的个人，指责他们为什么不走独立自主的高端创新道路，甘愿充当国际资本的代理人。因为作为买办的个人，既然选择了充当他人代理人的人生道路，就说明他们自知自己不是具有独立自主高端创新能力的人；具有高端创新能力的人，本来就不应该在这个群体中找，只能在这个群体以外找，如果找得到，相信这个群体必能为其代理而不至于当买办。因此，任何国家，买办势力得势的背后，是一个民族产业的创新能力不足问题。
同理，当今中国，买办势力大为得势，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中国国家民族的产业创新能力不足问题。
中国国家民族的创新能力为什么不足呢？
这个问题，回答出来有人又要“忍无可忍”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得说：中国国家民族的创新能力之所以不足，原因要到中国的风水或地缘条件中找；对中国买办势力的分析，离不开对中国地缘条件的分析。
我在“中华文化”栏目 2008-10-30 登载的《风水不是科学不是迷信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决定因素》一文中说：“人类的基本课题是生存与发展。在人类居住的地球陆地上，要生存，必须有水，有水，必能生存。因此，水决定着人类的生存。生存是发展的前提，水因此也是发展的前提。要发展，必须有水从而能生存。但有水能生存，并不必然能发展。要发展，必须在有水能生存的前提下，再加一个条件，这就是阴阳二气中的阴气即北方寒冷气候。”
字面上看，这段话讲的是生存与发展必须具备的风水条件，没有讲到“创新”，但实际上，发展就包括创新，甚至就是创新的同义词。因此，发展所需风水条件，就是创新所需风水条件。这样，创新所需风水条件就是：第一，降水条件优越，第二，气候较冷冬天普降大雪。根据这两个条件，我们看到：
中国南方尤其东南一带，降水条件优越，但气候热冬天很少降雪，天然物产丰富，人在这地方，小日子会过得不错，基本生存不成问题，但要想有建立在高端创新能力基础上的事业的大发展，就勉为其难了。因为高端创新能力，是高度冷静的大脑的产物，高度冷静的大脑，是寒冷气候的产物。中国东南地区，纬度不高，气候炎热，人性活泼机灵（所谓小巧灵活）有余，严肃冷静不足，做事图快图多，长于短平快东西的制作，短于大气魄的高端创新能力。此外，该地对外海洋通商条件好，地理上占据着中国最有利的对外贸易位置，海外关系繁茂，在自身高端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形下，有能力的人，多走充当外资代理人的买办路。中国的买办势力，主要集中在这一带，他们渗透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领域。
中国北方除东北外（东北的特殊性，后面再讲），气候寒冷但降水不足甚至稀少，而水是生存的基本保证，生存是发展创新的前提，缺水之地，连生存都成问题，谈何发展创新。如果说中国的南方人因所在地区光多水多天然物产丰富长于低端产业经济的话，那么中国的北方人就因所在地区光少水少天然物产稀少而长于军事政治，因为光少水少的地方，人要活下去，得通过军事手段取得对光多水多天然物产丰富地区政治上的支配权。因此，中国的北方人，就特别喜欢政治军事，喜欢当官，他们既鄙薄南方式的低端产业，心思又很少用在高端产业的创新上。如果说南方多买办的话，那么北方就多官僚，二者一相互利用，就成了官僚买办势力。
以上是从纬度角度来分析中国的风水条件并进而分析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和由此决定的中国买办势力的地缘基础的。然而，风水的决定因素除纬度外还有地形。中国的地形，是世界上最年青、高大、复杂、险恶的。这种年青、高大、复杂、险恶特点，可从以下几点看出：
第一，中国平均海拔 1525米 ，尼泊尔、阿富汗、秘鲁、玻利维亚等少数几个山地中小国家除外，世界各国中，中国海拔最高，体积最大，氧气最少（地球上的氧气，与海拔成反比）。比如欧洲海拔 340米 ，澳洲海拔350米，两洲面积加起来，将近中国的一倍，但两洲海拔加起来，不到中国的一半。或者说，两洲体积加起来，不到中国的一半。因此，中国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体积最大、氧气最少因而人的活力有所不足（人的活力与海拔成反比，与氧气含量成正比；中国人性欲所以不强喜欢“补肾”，中国人所以害怕献血，原因在此）但又很具有“现观庄严”气象的大国。
第二，中国的地形，包括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在内，70％以上受到最近200来万年才崛起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强烈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地形，70％以上年龄不过200来万年。这个年龄的地形，其性格，相当于一个年龄不过两三岁的性格不成熟的儿童，不稳定、变动不居（所谓“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错综复杂，乃其基本特征。因此，中国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地质最不稳定、地质灾害最严重、坑道作业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第三，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抬撬下，体积为世界之最的中华国土，犹如一个质地疏松最不板扎的大泡果，无论外表地貌还是内部地质，皮开肉绽、伤筋动骨。正如一个伤筋动骨的人需要石膏钢筋固定其断碎的骨头一样，伤筋动骨的中华国土，需要大量的水泥钢筋为其固体。这样，中国对水泥钢材的需求量，就为世界之最。这就是为什么2003年以来，中国的水泥钢材需求量，会超出许多蔽于人不知天的所谓“经济学大师”们预料之外地大幅飙升的原因。可以说，这种“世界之最”需求量，将长期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只不过有个“阶段性控制”问题而已。此外，也是因为地质年青疏松不板扎，中国的公路铁路，路基永远是松软的，承载能力低，寿命短，无论建设成本还是维修费用，都为世界之最，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货物运输费用，亦为世界之最。
第四，大自然中的矿产，所以能集中分布，是自身不同比重、地球重力和大气风力、降水共同洗选作用的结果。因此，地质年代越古老的地区，所受大自然的洗选作用越大，矿产因之就越集中成带，富矿多杂质少。反之，像中国这种地质年代短暂的国土，大自然的洗选作用时间还太短，因之其矿产的多杂不集中成带、贫矿多富矿少因而矿产开发洗选冶炼成本高，乃必然形势。因此，今后的地质勘探，无论成果如何，永远改变不了中国目前这种矿产多杂、不集中成带、贫矿多富矿少、矿产开发洗选冶炼成本高现实。
第五，在东西高低差太大、西部离海距离太遥远等因素影响下，中国的降水量，空间分布不均衡，西少东多；而降水多的东部，每年的大量降水，又主要集中在几个月内，时间分布不均衡。要把这几个月内的中东部降水分配给全年全国，只有大量修水库水渠一法。但水库修得再多，都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都不能把每年的降水加以充分利用，每年还是有大量降水不能为我所用，白白重归大海去了。因此，自古以来，中国修建水库水渠等水利设施的热情，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国家，如果一年四季都干旱，就无所谓旱灾（如中亚和北非诸国）；如果一年四季都下大雨，就无所谓水灾（如赤道雨林气候国家）；像中国这样，全年降水不仅空间不均衡，而且时间不均衡的国家，水旱灾害的严重性是必然的；为对付水旱灾害而修建的水库沟渠，必为世界之最。
第五，在地质运动中的内应力和外营力作用下，大自然是不会允许中国的海拔永远保持现有高度的。内应力说，中国的海拔，在印度板块抬撬下，还在上升。外营力说，中国的西部表土，一直在流失。在来自地心的重力作用下，海拔越高，表土流失越厉害。中国现在的海拔，是世界上最高的，因而中国的水土流失，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不但如此，在大自然的“计划”中，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中国西部地区，最终将被风雨剥蚀成巴西高原现在这个样子：海拔不高、平坦而坚实。相应地，从中国东部平原直到日本这一广大的海陆空间范围内，也将像巴西高原流出的亚马孙大平原一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平原之一。因此，即使印度板块明天就停止对中国青藏高原的抬撬从而使得中国的海拔明天就停止上升，大自然也不会让中国的水土流失现象明天就停止，必经历几百甚至几千万年的剥蚀期，这一现象才会停止。这一情况表明：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中国，其世界上最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并非暂时历史现象，而是只能用地质年代来衡量的时间长远得不具历史期望值的长期自然现象。
第六，最不稳定的地质地形地貌、最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最频繁的水旱灾害威胁，使得中国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必把大量时间精力用于与水土势力作斗争，结果必是：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中国这方土地上，将永远有干不完的水利、道路、国土平整改造等水土建设和改造维修清淤工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像希腊神话中在阴间不停地反复搬运大石头的西绪福斯一样，中国人年复一年、永不停止的水土工程，其每年搬运的土石方量，必为中国之外的世界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长期是大多数中国劳动者的主要工作；鲁迅《故事新编·补天》中被繁重的补天工作弄成了“灰土的颜色”的女娲，将长期是中国劳动者的模范形象；支撑中国社会的，将长期是这些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女娲和愚公的传人们。
第七，除纬度外，气候的决定因素还有地形。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形，必有世界上最复杂的气候。这表现在：阴阳交织，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又有大阴阳和小阴阳。阴中有阳者，高纬度的北方，夏天气温在世界上相同纬度的地区中属于最高也。阳中有阴者，有着“世界屋脊”之称、位于北纬30度附近的西藏高原，纬度虽不高，却有着世界最低的气温也。大阴阳者，冬天的寒潮与夏天的台风也。小阴阳者，受复杂地形影响，在众多山峰（地质最年青、海拔最高、地形切割最厉害的中国，其大小山峰数量，当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的阻挡下，同一地区，阳光分布极不均匀，阴一面，阳一面，阴阳两种风气，极为复杂、紊乱不时。风气杂乱，先天性的“风瘫”、“风痹”症即各式各样的先天残疾者必多。
第八，气候复杂，人的气机必复杂。因此，中国人的气机，是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复杂的。气机决定心机，气机最复杂的中国人，心机亦最复杂（所谓“弯弯绕”、“鬼聪明”、“鬼点子”、“厚黑学”等等）。心机决定历史文化，心机最复杂的中国人，其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亦为世界最复杂。这一点，当年的青年毛泽东，就曾为之“向若而叹”：
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吾而为日本，土疆三岛耳，吾而为德伊，历史才半纪，土地敌吾二广省耳，如之何不易！然则何苦而为中华民？【《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页】
以上几点说明，中国的风水，是何等的不和谐，中国的水土势力，是何等的凶险沉重，这方土地上的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是何等的艰难。这个民族，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永恒的命运就是与凶险沉重的水土势力打交道。此土此民，要求他摆脱沉重的水土势力影响，专心于水土工程之外的高端产业创新（实际上，中国特色的“国际品牌”，就在水土工程领域，但中国的洋奴买办们，眼光从来不会从这方面看，他们盯住的，只是欧洲美国日本那些成名品牌），未免过分！
然而，凶险沉重的水土势力，虽然决定了中华民族水土工程之外的高端产业创新能力的不足，但并不决定买办势力就必然得势。买办势力要得势，除水土工程之外的高端产业创新能力不足这一来自自然的条件外，还得有一个社会条件，这就是国家执政当局重东南轻西北的地缘政治路线。比如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中国国家执政当局是代表东南利益集团、重东南轻西北的国民党（国民党的起死回生，实际得益于五四运动），所以这三十年，就是中国买办势力最为得势的三十年。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中国国家执政当局是在西北发展壮大、重西北轻东南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所以这三十年，是中国买办势力销声匿迹的三十年。1979年到2009年（提前预算一下）这三十年，自邓小平到东南某地“画了一个圈”后，中国国家执政当局就像国民党时期一样重东南轻西北了，相应地，毛泽东时代“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国家精英们，就大批转向，“孔雀东南飞”地飞往最容易“先富起来”的东南地区了，于是，也像国民党时期一样，买办势力又在中国重新得势了。
因此，要消除买办势力在中国的影响，就必须回归毛泽东时期的重西北轻东南路线。然而，历史的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更高层次的否定之否定的回归。这种更高层次的否定之否定的回归的要点是：
第一，思想理论界构筑以艰苦奋斗为荣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正视中国地缘国情，降低国家发展期望值，全社会形成艰苦创业为荣、东南富人与美国富人攀比为耻、中国其它地方的人与东南富人攀比为耻的社会风尚。
第二，自然改造。“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把地质地形风水杂乱、卫生条件天然不利的中国自然环境改造好。因为环境不杂乱、卫生条件好，人的大脑才单纯明净；大脑单纯明净，才有科学素养；有科学素养，才有创新精神；有创新精神，才善于创新。尤其是：中国应有必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即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在自然改造过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表现和增强；也只有在自然改造过程中，中国应有必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即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表现和增强。创新能力得到增强，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买办势力得以滋生的土壤。
第三，国民性改造。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以“礼教”为核心的“治心法”，社会主流文化（国家意识形态）以阴静的“礼”文化为主，以阳动的“乐”文化为辅。因为主流文化有静气，社会风气才有静气；社会风气有静气；人才有静气；人有静气，才有科学素养；有科学素养，才有创新精神；有创新精神，才善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买办势力得以滋生的土壤。
第四，一切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必须围绕着是否有利于应该改造的中国恶劣自然环境的治理改造、是否有利于应该保护的中国优美自然环境的保护打扮、是否有利于中国国民道德品质的提升来设计。这方面可以肯定的是：经济私有化和政治西式民主化，必是对中国最有害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是小岗村一类毫无高尚气息的人，成了社会榜样，南街村一类道德高尚的人，倒成了主流媒体攻击的靶子，一个国家社会是非颠倒到这种地步，简直就是丧尽天良，这样的国家社会，是没有指望的。
第五，做好“东北振兴”这篇大文章。前面说过，发展创新必须具备的风水条件一是降水条件优越，二是气候较冷冬天普降大雪。在中国，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地区，只有东北，因此，制造业为主的中国的产业创新，最大的希望就在东北。可以说，东北振兴崛起之日，既是中国产业在世界上争得一席重要位置之时，也是买办势力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之时。
关于东北振兴，我在书稿《广义地缘政治学——地缘风水与国家和文明命运》第八章第五节以“东北振兴中‘应该转变观念’的是谁”为题，专门讨论过，现摘抄如下：
东北振兴中“应该转变观念”的是谁
从长征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10余年间，虽说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已从东南转移到西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期间，整个大西北就在革命力量掌控下。革命力量最先完全掌控的，是东北而非西北。同样地，今日中国，当经济建设重点由东南向西北转移时，虽然“西部大开发”在前，但不等西部开发明显见效，重点又向东北转移：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振兴东北”口号，东北成为中国政策性的新经济热点。
在对革命年代的战争经验总结中，毛泽东有言：“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战锦问题”，就是东北问题。正如中国革命的关键战场在东北一样，中国经济建设的关键部位也在东北。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战争中，地形气候不同，武器装备、作战风格、军队组织、战争规模等必有不同特点。同样，经济建设中，地形气候不同，产业布局、企业文化、企业形式、企业结构、企业规模等必有不同特点。东北的地形气候，与东南不同，东北的经济振兴，必与东南的经济发展路子不同。这样的不同，大概有四：
第一，层次不同。产业层次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较低的纬度和较高的气温决定了寒性地缘种因不强壮的东南，当其“温州模式”作为“模式”出台之日，必是其创新能力阳热发散完毕即达到它的天性极点或“边际”之时；这之后，小富即满、在进一步的高层产业发展中找不到感觉的人们，就会去玩诸如“温州炒房团”之类的泡沫经济。反之，较高的纬度和较冷的气温决定了寒性地缘种因强壮的东北，当其“模式”出台即经济潜力到达自己天性极点或“边际”时，必是困扰中国经济的高层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的解决。
第二，种类不同。温润的气候，杂乱的地形，多杂的物产，使得东南尤其适合民间地摊小商贩们最看好的耗能不大、体积轻巧的家用轻工电子产品的生产和各种农副产品的加工。低润的气温，开阔的地形，单调的物产，使得东北成为中国唯一与北大西洋两岸有着类似地形气候的地区，它因此像北大西洋两岸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适合耗能大、体积大、科技含量高、治国者最看重、能强国力振国威的以机械工业尤其军事工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
第三，企业组织方式和规模不同。产品产业决定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规模。正如位在东南的中国台湾，产业特点为轻巧产品为主，因而企业组织规模亦小巧灵活一样，临近台湾的大陆东南地区，产业特点像台湾一样也以轻巧产品为主，因而企业组织亦像台湾企业一样小巧灵活。正如位在东北的韩国，产业特点为西方式机械工业为主，因而企业组织规模亦以大取胜一样，临近韩国的中国东北，因产业特点也应以韩国式机械工业为主，因而企业组织规模亦应像韩国样以大取胜。
第四，人的性情趣味不同。热胀冷缩，热散冷凝；北素南杂，北高南低。物如此，人性亦如此。温热的气候，多杂的物产，较低的纬度，使得中国东南之人养成一种不尚合群、崇尚个人奋斗、再细杂的工作也乐此不疲、再微不足道的小钱也很在乎的“低级”性情趣味。冷凝的气候，单调的物产，中国最高的纬度，使得中国东北之人养成一种讲求集体凝聚力、对单干不感兴趣、爱厂如家、“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不干宁肯闲下、要干就要干大事的“高级”性情趣味。
“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产品产业当然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不过，在商品经济中，还有个“物以稀为贵”道理。今日中国，温州式轻巧产业，早已饱和；东北式机械工业尤其军事工业，远未得到应有发展。因此，东北之“贵”，势所必然。况且，无论从何标准看，上述东北式产业趣味，档次永远高于温州式产业趣味。
东南好动，经济先动，这很自然；好动者只出“短平快”的东西，也很自然。东北好静，静中才能后发制人地有高档次的东西出现；而高档次的东西，不仅是当今中国所缺乏的，它永远是中国所必须追求的。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正寄托在东北人身上。若与欧洲作历史与地缘的比较，那么可以说：位处中国南方的温州模式，不过是位处南欧的早期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商业资本主义而已，而位处中国北方的正在探索中的东北模式，只能是位处北欧后来居上的英国、德国为代表的以机械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资本主义模式。正如欧洲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的前途，端赖北欧产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前途，端赖制造业为主的东北模式的形成。再就现代说，若中国没有东北这块类似于北大西洋两岸的纬度高而且雨雪量也很可观的地盘，仅凭商业资本主义的温州模式，看不到此模式具有的与“拉美化”相同的寒性地缘种因不强壮、高层创新能力不足这一根本缺陷，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势必“未敢翻身已碰头，漏船载酒泛中流”地陷入“拉美化”困境；正因为有了东北，中国经济才永无拉美化之忧。
然而，上述道理，在当今的东北振兴热中，人们尚未明白。看看今日中国各种媒体，谁不在指教甚至指责东北人，说他们应该而且必须“转变观念”，像温州人学习，放下“架子”（把人的天性说成“架子”，是不识人性；不识人性，就不知用人所长；不知用人所长，事业必无成），去干温州式的轻巧地摊产业；而且不应爱厂如家，应义无反顾地舍弃工厂，出来单干，像温州人样钻头觅缝“闯市场”（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所谓“以国家的力量推行重商主义”）。呜呼，此《淮南子》所谓“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和《庄子》所谓“拙于用大……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如此“学”下去，高素质的东北男女，恐怕温州人学不成，却学成些危害国家社会的“野狼嚎”、“郑三炮”。
不错，在东北振兴问题上，人们的确“应该转变观念”；但是在这里，应该转变观念的究竟是谁，问题不一清二楚吗？
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载：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东北振兴，乃一首只有生性豪放、人称“东北虎”的东北大汉才能担当的豪放的“大江东去”之歌；温州式生性婉约、人称“江南才子”、惯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十七八女孩儿”，是担当不起的。反过来说，让“关西大汉”的东北人“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北能振兴吗？——机械工业尤其军事工业，是一种高技术高投入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它因此不能像东南地区那些短平快的产业那样，可以通过个人奋斗立业；只有在国家大力扶持下，方能立业。因此，在国家资金不到位、东北人亦未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天然优势、积极性因而亦未调动起来时，人们是没有理由指责东北人的“等靠要”的。因为这样的指责，无非是想叫东北人去走温州式的产业道路，但这样的路，又岂是东北人能走和应走的？
关于东北人潜在的高端创新能力，这里再临时补充一段来自《南方都市报》的资料：
航天人为何多是“东北军团”？
1970年4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东方红”卫星情况汇报，戚发轫是与会人员中最年轻的，那年他37岁，载人航天工程1992年正式立项的时候，从钱学森那代人手中接过接力棒的戚发轫担任神舟飞船的总设计师和总指挥。今天，这支接力棒又从他手中传给了下一代。他见证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成熟的全部历程。昨日下午，神 七升 空前的倒数时刻，这位75岁的老人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东北人就爱搞军工
南都：神七任务3名航天员当中，翟志刚、刘伯明是东北人。我后来查了一下各位老总的简历，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总指挥尚志，火箭总设计师荆木春，包括您本人在内，也都是东北人。这让我感觉到载人航天工程中有一个“东北军团”。是不是东北人更适合干这一行啊？
戚发轫：其实袁家军（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神七”任务试验大队大队长）和杨利伟也是东北人啊。我理解这个现象和东北的历史是有关系的（周绍强注：“东北人就爱搞军工”的原因，戚的解释“蔽于人不知天”、“蔽于历史不知自然”）。建国初期，东北是国家军工企业最集中的地方，为国防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东北人，对军工行业很有感情。我们这代人一直感觉受到外国人欺负。我出生在辽宁，1931年就被日本占领了。长大一点，我去了大连，大连这个城市，在日俄战争以后被日本人占领了40多年啊。抗美援朝时候，东北是前线，被美国飞机轰炸扫射。所以，这段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就希望在国防事业上有所建树。你提到航天员多是东北人，我们航天员是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的。空军飞行员里面本来就有很多北方人啊，新中国的空军就是在东北成立的。我们还有个开玩笑的说法，我们东北人都是“逗哏”，不像你们广东人头脑那么灵活，会做买卖，你看东北的民营经济和服务业都不发达，说明东北人思想不够“开放进步”。东北人就想学好数理化、搞军工，觉得这个吃香。【南方都市报 2008-09-26 ：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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