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南都文人们开开眼界：凡“南北战争”都是北胜南败
周绍强
这篇文章出于三点动机：
第一，“中华文化”栏目 2008-11-3 发了我一篇题为《不是制度是纬度——印度永远不是中国的战略对手》文章，四天过去了，迄止今天即 2008-11-7 晚19：21，点击率虽不高，反对与赞同票竟是90：26，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对此，我想对付一下。
第二，大概从2003年开始，中国无聊的主流知识界忽悠出一个什么“综合国力（排名）研究”大顶目，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两个骗子一样从国家套钱。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以为它狗屎不如。我的理由是，两个国家，假如和平相处，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你是北方国家，我是南方国家，你气候寒冷，我气候炎热，吃你得比我吃得多，穿你得比我穿得厚，住你得比我住得保暖，这样，你的经济水平就得比我高，拿我来和你比较，就像拿骆驼来和马比较一样，意义何在？（马雅可夫斯基《关于趣味不同的两种诗》：“马瞥了骆驼一眼，说道：‘一匹多么庞大的杂种马哟！’/ 骆驼也叫喊起来：‘难道你也像匹马？你呀，简直就是一匹发育不全的骆驼！’/ 只有白胡子上帝，心里明白：这是种类不同的两只动物！”）假如你我打起仗来，胜负根本与国力研究家们说的“综合国力”无关。比如2005年，学究们说美国第一，日本第二，中国第六，俄罗斯第七。但我偏要说，假如中国和日本打起来，日本根本不经打，要不，它让美国大兵进驻干什么？同样的日本与俄罗斯，第二的日本在第七的俄罗斯面前，连自家门口的北方四岛都收不回来，还排名第二？这第二的排名，除了增加耻辱，还有什么？当然，对国力比较，我并不完全否定，只是我的比较，只注重战争，在我看来，战争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纬度。为此，早在2004年完成的《广义地缘政治学——地缘风水与国家和文明命运》书稿中，我就在该书的第二章专门写了一小节，题目是“北强南弱，北主南从”。书稿写好后，在主流知识界把持的出版社，一直不得出版。现在借，把它发表出来。
第三，今年六、七月间，南方都市报发起“普世价值”意识形态攻势，北京晚报反击，媒体称之为“南北战争”。对这场“战争”，南都一直有种自己如果不是已经得胜的话，至少胜利只是迟早的事情的感觉。比如一位网名为奥卡夫的南都派文人，就在自家博克里的《如何看待中国报业当下的“南北战争”》文章中写道：
尽管我从两周前就几次向所在报社领导报题，想跟进和关注目前发生在中国知识界的这场“南北战争”，然而所在领导都以这种稿子的关注度不会达到“雅俗共赏”而枪毙了我的热情。但是，我很不甘心。我知道，目前南方报系所发起和力推的“普世价值”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我也知道，以北晚为首的传统媒体死抱赤色思维不放，必将成为历史的可笑耻者。相信，公众会把耻者记载在历史的长卷中。而这个卷的卷首应该叫做“落后和僵化、保守”。他们不想放弃的是权力和既得利益，他们最害怕的当然是民主、自由和法制、人权那一天的真正到来。因为，这天来到这后，有些人将活活被百姓踩死。
这段文字，北晚派们可能恨之入骨，然而，我却乐了。我乐什么呢？我乐的是：南都文人们，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此张扬“南北战争”，而且断定自己必胜、对方“将活活被百姓踩死”，真是无知者无畏啊！为了给无知的南都文人们开开眼界，我非把4年前写好的这篇文章发出来不可。（此文本应在六、七月间发表，但当时我还没有上网发表文章的条件，这种条件，现在才有。）
以下是摘自《广义地缘政治学——地缘风水与国家和文明命运》的题为“北强南弱，北主南从”正文：
北强南弱、北主南从
北强南弱、北主南从这条地缘政治学原理，无不为人类历史上一切划上句号的争斗即“这段历史已经大体落幕”的重大事件所证明：
在古巴比伦，征服这一地区的外来力量，无不发源于气候寒冷的北方亚洲内陆。在古印度，征服这一地区的雅利安人，同样发源于西北方向的亚洲内陆。在古希腊，位势居南的众多城邦国家，无论历史如何光荣、经济文化如何发达（如雅典）、人如何英勇善战（如斯巴达），最终还是被位于它们北部边疆的马其顿征服。在古罗马，意大利半岛的统一，由位于半岛中部偏北地区的罗马城邦完成。
在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世界霸权的布匿战争中，虽然迦太基拥有汉尼巴这样一位堪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并比的伟大军事天才，但单单其地理位置在罗马南边这一地缘要素，就决定了它的失败命运。而汉尼巴一度给罗马带来的失败恐慌（坎尼会战之后），正源于他所采取的自西班牙出发，越过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雪山，长距离地迂回到罗马北方波河流域的变南为北大动作；在此动作中，汉尼巴取得了老天所不给予的迦太基军队之于罗马军队的以北攻南优势，从而掌握了地缘军事战略上的主动权。然而，汉尼巴军队的“根”毕竟不在意大利半岛，为了尽量减少外线作战的不利因素，缩短前线军队与后方迦太基本土的距离，坎尼大捷后，在罗马城一时难以攻破的局面下，汉尼巴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大本营定在罗马南边土地最肥沃、人性最轻浮的加普亚地区。这样一来，汉尼巴不仅使自己的军队陷入腐化生活风俗的包围中，更主要的是把具有战略主动地位的北边位势又让给了罗马人。从此以后，战争中的幸运之神就不再站在汉尼巴一边了。
在罗马共和制末期“前三头”的较量中，兵败身死于东方亚细亚腹地的克拉苏不算，以罗马城为大本营、曾经战无不胜并因此荣获罗马元老院赠予的“伟大的”称号的庞培，是败在后起的北方高卢总督凯撒手下的。在“后三头”的较量中，只是一个陪衬的雷必达不算，战神般的安东尼，因为沉湎于南方埃及女王克拉奥佩特拉（她只是女性化的南方地缘政治力量的代表）的色相，最终还是败在虽无杰出军事天才，却拥有北方高卢、意大利和西方西班牙治理权的屋大维手下。
公元纪年之后，千年不败的罗马帝国，是毁在北方蛮族手中的。在中世纪的法国，正如恩格斯在《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一文中以讽刺的口吻指出的那样：“南方法兰西民族‘在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不仅‘有’很大的‘功绩’，而且简直有无限的‘功绩’。可是它……起初被北方法兰西和英国瓜分，后来又被北方法兰西人全部征服。从阿尔巴教派战争起到路易十一止，北方法兰西人对南方法兰西人进行了连绵不断的奴役战争，结果把全国征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0页】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和海外殖民地的战争中，北方的英国战胜了南方的西班牙，成为新的海上霸主。在宗教改革以来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德意志，虽然南方的奥地利和北方的普鲁士两大邦国都自以为负有统一全德的“神圣使命”，但1866年的一场“七星期战争”，奥地利就彻底败在普鲁士手下，把德国统一这一“神圣大业”让给了普鲁士。在18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队败在“北方佬”手下。在1994年的阿拉伯半岛上，尽管南也门政权标榜自己奉行社会主义制度、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一寒性的阳刚气很足的意识形态，但在与北也门的较量中，它还是输了。
在中国，鸦片战争以前，外部威胁历来自北（西北、塞北、东北）而来；同一民族，北方势力总是压倒南方势力；生存于南方的王朝，无论如何“正统”，终将会被北方不那么正统的王朝灭掉（唯一的例外是朱元璋对元朝的胜利，但在南北地缘政治关系的意义上，这次胜利其实算不得胜利，因为它很快就被北京的朱棣对南京的建文皇帝的胜利校正过来了）。鸦片战争之后，即使因世界范围的英国等海权国家渐渐意识到“陆权说”这番地缘政治学道理，为着从源头上解决自己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与处于“力量的自然位置”的沙俄在“内新月形地带”和中亚地区展开了数十百年的争夺，从而增强了中国社会内部南方势力对北方势力的反弹力度，但是，南方力量还是反反复复一再被北方力量镇住：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被建都北京的清王朝扫除。坚持定都南京的孙中山，最终拗不过坚持定都北京的袁世凯，在袁世凯面前无奈地拱手让权。“红都”建在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被以位于瑞金以北的南昌为战时大本营的蒋介石军队从南方根据地赶走，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红军两大主力，北边的四方面军实力强于南边的一方面军；而在两大主力会师后发生的两军高级领导层的斗争中，坚持南下“打到成都吃白米”的四方面军主帅张国焘，又输给了坚持北上方针的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帅毛泽东。毛泽东的中共军队到了北方后，一改在南方时的被动受压局面，渐渐形成大气候，最终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秋风扫落叶地把定都南京的国民党政权赶到了东南方向一个更无王者气象的孤岛上去。而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的中共军队中，元帅以下的猛将（许世友、韩先楚、陈再道、陈锡联、秦基伟等等），出自红军时期的四方面军的之所以比出自同一时期的一方面军的为多，原因又在作为四方面军发源地的位势居北的“鄂豫皖根据地”一带，气候比位势居南的作为一方面军发源地的湖南、江西、福建一带更冷，因而民风更好斗、民气更酷。
在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纬向梯度地带性的“大鱼吃小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地缘政治态势，至少在冷战结束前，一直是明显如故的：苏联在中国北方，中国感到苏联的威胁。中国在越南北方，越南又认为自己受到中国威胁。在越南国内，北越在北，南越在南，双方二战后都建起独立政权，尽管南越政权无论幕后还是台前都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包括50几万美国士兵的亲上战场），但最终还是被北越政权吃掉。越南的南边又有柬埔寨，越南统一后，柬埔寨又深受来自北方的越南的入侵之害。而在朝鲜半岛上，自古以来，南朝鲜都不是北朝鲜的对手，这使得自古至今在南朝鲜建立的政权，都不得不寻求外来力量对自己施加保护（古代求助于中国，现代求助于美国），以抗拒来自半岛北方高举“民族自主统一”旗帜的政权对自己施加的地缘政治压力。
在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中，中国在印度北边，尽管与印度交界的中国西南边疆是中国人口最少、经济最不发达、生存条件最恶劣的西藏地区，但南边的印度人，心灵中总抹不去北方邻国的巨大阴影，总担心“中国的侵略”。且不说这种担心在冷战后的今日是否有道理，至少从印度自身经验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在3000多年的历史中，长不过几百年，短不过百年，位处旧大陆“南极”位置的印度，总是不断遭受着来自北方的入侵者的或大或小侵犯，而且总能得逞；在广阔而严酷的中亚地缘政治舞台上进行残酷角逐的或大或小地缘政治势力，失败者大多能在“惹不起总躲得起”地“躲”向南边印度时，得到在北边中亚地区得不到的“意外胜利”。当然，任何入侵者，一旦得逞，成为印度半岛主人，就会弱化，几百年后，又会成为新的自北而来的入侵者的“受害者”。然而，印度再怎么阳弱，也有自己值得宽慰的业绩：地球上，位置比印度更南、气候比印度更热的地区大有人在，这就是南太平洋赤道附近的瑙鲁、斐济等国。在这些地区，印度人又成了“北方人”，并因此而成为这一地区的“入侵者”。
至于南半球的南美洲、澳洲、南部非洲，因为南半球的北方相当于北半球的南方，南方相当于北半球的北方，因此，这些地区，也是纬度高气候冷的南方力量强于纬度低气候热的北方力量。在南美洲，最具北半球北方国家特色的是最南部的智利、阿根廷两国；除国土面积大得与南美诸国不成比例并且部分国土还跨越南纬30度线的巴西外，智、阿两国的国力，在南美诸国中是最强的。例如：在1879－1884年智利对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中，位于南方的智利战胜了位于北方的玻、秘两国；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甚至敢于主动发起一场与大英帝国叫阵的“马岛战争”（英国叫“福克兰战争”）。此外，在1932爆发的巴拉圭与玻利维亚的“查科大峡谷战争”中，位势居南的巴拉圭胜过位势居北的玻利维亚，通过战后两国签订的“查科和约”，巴国得到查科大峡谷四分之三土地，玻国只获得四分之一。在巴西，发达地区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南不在北。在澳洲，新西兰位置最靠南，因而最具北半球北方发达国家特色。在澳大利亚，发达地区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南不在北。在南部非洲，国民素质最高、经济最发达、国力最强大的是位于非洲最南端的南非。
除了明显可见的军事政治方面的征服、统治、打压、干涉外，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南北关系中，北方国家地区对南方国家地区自觉不自觉地施加的无形的巨大影响力，更是难以一件件说清。比如在洲际关系中，南美洲在北美洲南边，南美洲在北美洲面前，就处于一种被干涉、被主导的守势地位；非洲在欧洲南边，非洲在欧洲面前，亦处于一种被干涉、被主导的守势地位。而在东亚，阴气重的东北亚强于阳气重的东南亚，位居南方的东南亚诸国，尽管独立自主愿望和自尊心很强，但总有某种魔障似的东西使他们摆脱不了被位居北方的中国和日本甚至还有南韩施加于他们的强大影响。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强悍的南部伊斯兰世界，在北方俄罗斯面前，亦处于一种被进逼的防守态势，在俄罗斯那动物趋光力支配着的“南下印度洋”冲动面前，南部伊斯兰世界，尽管民气很酷，但长远说来，是难以组成大有成效的防卫阵线的。
除“物质决定精神、地缘决定政治和天人合一”原理这条地缘哲学原理外，上述北强南弱、北主南从原理，是所有地缘政治学原理中最重要的一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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