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人多而不能“势众”？ -

中国：为什么人多而不能“势众”？

跟祖先的时代比，咱们最大的进步就是人多了。但最大的退步是什么？还是人多，是人多而没能“势众”。人多势众，这是咱们的老成语，眼下键盘上随便一敲，这四个字就自动蹦出来了。眼下这世界上，谁家人最多，毫无疑问，肯定是咱们家，地球人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

但是接下来的话茬子，谁家“人多”而又“势众”，得，卡壳了，咱们都不言语了。老百姓讲话，草鸡了。人多是好事情，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咱们十三亿人，四亿好汉，就有九亿帮的，你说这世界上咱还怕谁。多少年前有个歌，歌词是这样：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眼下没人再问这种“谁怕谁”的问题了。

所以，咱们眼下要解决的就是：为什么人多而不能“势众”，原因何在？咱们也不用说那么多复杂的道理，就一条，跟祖先当年的情况对比一下，看看咱们的“瓶颈”，咱们卡脖子的地方，是否出在两个汉字上头，哪两个汉字？一个是“乐”，一个是“侃”，这俩字儿的问题解决了，咱们“人多势众”的能力就会得到根本的改善。

先打老百姓说的俗话说起，就是这一句，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十分之九的比例，都在往“侃”上下功夫，都把劲头铆在“侃侃而谈”和“侃大山”上头。十个人里九个侃，还有一个在发展。咱看看孔子时代是这样吗？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时候，是十个人里九个歌。你怎么知道，有人问了。这可不是咱满嘴跑骆驼，吃柳条拉笊篱，瞎编。《论语》里明明白白，两条：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并不是说孔子是当时的歌星，有音乐天赋。而是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孔子不过是成千上万的民间乐舞爱好者之一而已。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时代风气。十个人里九个歌，十个人里九个舞，能歌善舞，这在那时候不是稀罕事。眼下你到少数民族的村寨里，看见几乎人人能歌善舞，你不觉得稀罕，孔子时代就是如此。

你到了喀什，赶完了巴扎，到了维族同胞的木卡姆场子，看到这里的男女老少，只要听到 “达甫”手鼓一响，大家都来了，好像每个人的“歌舞细胞”都被这个“场”子给激活了，人人能歌，个个善舞，载歌载舞，你觉得稀罕，其实这就是这里的日常生活。

有句话叫“少见多怪”，少见才容易多怪，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个“少见”上头。所以，在咱们祖先眼里，一个社会，十个人里九个侃，还有一个在发展。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不会唱也不会跳，整个社会瞎胡闹”，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说了，“不知礼，无以立也”。没有内在的礼乐修养，作为一个人，你就没立起来，你在社会上就很难站住脚。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没有整体的“礼乐”修养，这个社会也没有“立”起来，凭你的软实力状况，你也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咱们换个想法，比如咱们到欧洲去旅游，到英国，时间有限，咱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你是愿意去听一拨大学教授侃大山、“摆龙门阵”，给你介绍英国，你还是愿意去看他的英超联赛，看他的诺丁山狂欢节，看他的“狄更斯节”，看他的“后街男孩”现场演唱会？看凯尔特女人合唱团演唱会？看他的民风民俗？当然是后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老外到咱们这儿来，也是这种心情。

在石屏看到那个58人的美国团春节期间到哨冲，专门来看花腰姑娘跳舞，看着美国人兴高采烈地跟着咱们的彝族姑娘一招一式地学，相当天真，咱们就明白了，是咱们的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外人，而咱们自己人还真没把这东西当回事。

敢情老外对咱们祖先留下来的东西，是发自内心感兴趣。咱们自己人，身在宝山，却茫然四顾，手捧金碗，却沿街乞讨。没把祖先当回事，恐怕要遭的就是这种报应。

这时候咱们就明白孔子说话的“苦心”了，不知礼，无以立也。花腰姑娘和小伙子为什么能让美国人大老远地跑到石屏乡下，跟他们学花腰歌舞？就在于他们把孔子说的这个“礼仪”的礼字，一直坚守着，这个字背后的“乐”更是一直坚守。他们这是在坚守什么，他们是在坚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特之处”，是在坚守他们自己的特色。

只要把这个特色守住了，把自己的本色守住了，孔子说的这个“立”字，也就自然站稳脚跟了。人多势众，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福：一个字就是一个仪式

咱们汉字就是有意思，一个字，就是一个场面，一个礼仪仪式。看到这个字，你不可能光是抽象思维，理性思维，首先应该是形象思维，因为咱们是“象形文字”。你看了英文HAPPY，知道是幸福，这五个字母，完全是抽象符号，没有“象形功能”。咱不一样，咱们看了咱们的“福”字，咱们就看到了“上天”，看到了“日月星辰”（有学者认为左边的“示”是“上天”与“日月星”，也有人认为是摆放祭品的灵石）。有趣的是，还看到了一壶酒。世界上别的文字，恐怕没一家有这种感觉，只有咱们汉字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咱们中国古往今来，造酒业一直相当发达，饮酒业者的队伍也一直相当壮大，说到老根儿上，可能就跟咱们的这个字有关。

不知道别的文字，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这些外国文字的“幸福”跟“酒”有没有这种关系，可能不会有这种联系，恐怕咱们的“福”跟“酒”的关系，是蝎子的尾巴，独一份儿。

曹操诗里有句话，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传说杜老先生就是当年酒的发明者，可惜那时候没有专利权这一说，有的话，估计“富豪排行榜”上，他老先生永远要排在前几位。其实最早发明酒的时候，当时的先人不是为了自己喝，如果酒一发明，主要的用处就是人们自饮自乐，那咱们的这个“福”字，右边（原来是放在左边）肯定不会放上这一壶酒，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老祖先当年祭祀的时候，酒是最重要的祭祀用品。

一个幸福的“福”字，咱们就看到了祖先的一个祭祀场面，这种场面今天还活着，活在民间，尤其是少数民族同胞的节日礼仪活动中，几乎一直在为咱们这个幸福的“福”字，做着无声无息又有声有色的注解。

可惜在咱们城里，“福”字已经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了。

“软实力”的核心是什么？

毛泽东早年读书，读到介绍西方哲学的一本书，他在上面批道：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

就是说，我们国家宋代儒家学者的学说，跟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学说有相通之处。咱们假定这两家的学说里面有相通的“普世价值”，当然这里头确实有相通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而且咱们宋代学者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东亚地区，至今还相当大。但是对比一下，在世界范围内，是咱们宋代学者的影响大，还是康德的影响大?显而易见，还是西方人的影响大。

先别停在这里，接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看看这二者之间，有什么主要差别。不用细看，就有一条相当明显的差别，咱们看看康德哲学跟启蒙运动中西方音乐的关系，看看康德哲学，跟巴赫、莫扎特、贝多芬之间的关系，有人说，贝多芬的音乐，就是五线谱上的康德哲学，就是音响世界里的康德哲学。再看看贝多芬跟他的哲学前辈的关系，这位伟大作曲家的座右铭，正是康德先生的那句话，后来咱们的翻译家给翻译成：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就这样和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在内心世界里紧密联系在一起。乐律和道德律，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这种话题说起来比较累，比较费劲，沉重，不过这也恰恰符合德国人的性格，连足球都是这种感觉。任何人当你面对德国队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沉重感，想随便跟他们玩玩，那你就打错算盘了。即便南美人也是如此，因为他跟你玩的不是桑巴，不是探戈，而是交响乐，而且是“命运交响乐”。你只要跟德国人站在同一块足球场上，跟德国国家队站到同一块足球场上，任何一届国家队，你都要听到“命运的敲门声”。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没有足够的跟“命运”游戏的能力，你很难面对这样的“国家队”。

说到这儿，咱们足球水平长期上不去，跟咱们背后的“音乐储备能力“也有相当大的关系，这里就不细说了。

再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宋代的学者跟音乐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咱们的学者正好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本来在祖师爷那里，在孔子和老子那里，他们的学说都跟音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方上世纪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梅纽因先生，身边一直带着一本《老子》，他认为老子的想法对他的音乐感觉有相当大的启发，他认为这本东方经典著作，是一本重要的音乐哲学著作。

孔子就更不用说了，孔子跟音乐的关系，与同时期的柏拉图跟音乐的关系一样，有意思的是，当时东西方的哲人，都是哲学、宗教、音乐贯通的“三通之才”。

有趣的是，到了后来，西方哲人依然继承了先辈的这种传统，而且是大大发扬了这种传统，看看康德跟德国古典音乐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而咱们宋代的学者，没有走这条路，他们走了一条跟祖师爷相反的路，他们后来的“理学”也好，“心学”也好，这些儒学代表人物跟音乐之间的关系，咱们可以跟孔子跟音乐的关系对照一下，一个明显的进步是，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确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用生物基因的角度看，左半脑确实比前辈更发达了。但是，处理想象力和音乐的右半脑，明显出现了萎缩状况。

看看孔子，看看他“与人歌”的时候，跟大家伙儿一起引吭高歌的时候，咱们把孔子的这个镜头定格，然后看看宋代以后他的学生里头，有谁继承了祖师爷的这种风度？这方面，还真是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任何迹象。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祖师爷那里的“礼乐文明”，到了这时候，开始明显向“理性主义”方向发展。礼乐，变成了“理学”，“心学”，咱们的“乐教”出现了明显弱化的趋势。难怪康有为先生说出这样的气话：遂令中国废歌。这实实在在是咱们文明的一大“奇变”。

咱们今天在世界各地听到贝多芬的《欢乐颂》，听到经久不衰的德国古典音乐还在吸引、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德国人、欧洲人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想想看，这无形中，在音乐的旋律中，是否也潜移默化地进行着看不见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传播。他们用音乐传播自己的文明，这方面的工作，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是咱们的老师。因为他们做的工作，跟孔子做的正是相同的工作，“成于乐”。

所以说，咱们要把一千年前出现的咱们文明史上的“奇变”，先给整明白，把后来的儒学传教士背离祖师爷的地方，给重新复原。重新恢复咱们孔子时代那种“乐为大焉”的社会风气，因为在今天这样的全球一体化时代，一个民族“乐的素养”，“乐”的教养，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文能力”，也就软实力的核心指标，这一点，咱们不能犯含糊。

歌魂舞魄，这就是咱们的祖魂所在

歌舞与魂魄，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值得琢磨。尤其是对咱们这样的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咱们可以在招魂续魄的同时，在呼唤“魂兮归来”的同时，回顾一下咱们民族的“魂”路历程。看看咱们的历代祖先，有哪一代人是以歌舞招魂续魄，从而魂魄强健，步入盛世。又有哪些人逐渐远离了歌舞，或者是歌歇舞衰，气数不旺，从而魂飞魄散。这些历史都给咱们以启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上歌舞盛衰为鉴，可以知道咱们将来该咋办。

咱们看看打轩辕黄帝开始，到周公、孔子时代，这中间的历代祖先，都牢牢把握着歌魂舞魄，从来没有失魂落魄过。所以孔子一直把周公的理想和实践，当成自己毕生的理想，道理就在这里。再看看眼下咱们面前的少数民族同胞，咱们总说汉族人是能说会道，少数民族同胞是能歌善舞，这实在是对少数民族同胞最大的褒奖。能歌善舞，长久地保持能歌善舞的能力，长久地把握住自己的歌魂舞魄，这是一种非凡的“集体本能”，这是一种让自己永远处于不“失魂落魄”境地的秘诀。

从某种意义上说，应了那句俗话了：说的比唱的还还听。这是咱汉族人尤其是城里人的特长，或者说是“长项”。但咱们也得承认，说的实际上永远没有唱的好听。咱们今天“说的比唱的好听”，实际上意味着一种“退化”，说句不好听的，有点儿“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的感觉。关键时候，说的永远没有唱的好听，没有跳的好看。如果这句话要是错了，那可就玄了，所有的体育场都要关张了，都要改“大专辩论会”了。

咱们还可以从这里发现，语言、文字和魂魄的关系，相对于歌舞来说，就显然要放在第二档次了。尤其是对于一个族群的整体来说，对凝聚一个族群整体的“仪式”来说，“仪式”的核心部分显然不是语言文字，而是音乐，和音乐率领下的歌舞，音乐在这里是至高无上的。

这恰恰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此岸与彼岸“两岸交流”问题，交流的主要信息载体，不是语言，不是文字，而是音乐与数。这也正是为什么数学是自然科学殿堂顶部的那颗明珠，而音乐是人文科学殿堂顶部的那颗明珠，就是这么回事。

语言和文字在这样两颗明珠面前，说句不好听的，有点黯然失色。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和文字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相当大的局限，而音乐和数恰恰相反，音乐和数都是“通用语言”，从眼下的“世界角度”看是如此，从明天的“宇宙时代”，星际交流情况看，也是如此。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人向外太空的太阳系外面发射了一枚卫星，希望能得到外星人的响应并与之沟通。上面有一块记录地球人信息的金属板，上面记录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地球人头一次跟外星人交流，他们想怎样表达？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有意思的是，这里记录的还是咱们说的这两种“通用语言”：音乐和数。其中还有一首中国古曲。关键时候，美国人选择的还是祖先的东西，多少年流传而经久不灭的东西，他对咱们“侃大山的精华”显然毫无兴趣。问题还不是美国人没兴趣，他们担心的是外星人没兴趣。

歌魂舞魄，这就是咱们的祖魂所在。从黄帝时代的《云门》，一直到后来的六代乐舞，到孔子整理的《诗经》，到汉代和唐代盛世，咱们可以从祖先的历程中看到，凡是魂兮归来的时代，魂魄旺盛的时代，都是歌舞繁荣的时代，凡是歌舞衰败的时代，都是失魂落魄的时代，这几乎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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