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堂主
下篇 上德
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得），是以无德。”上德，宪德，正道、大道之德，生命自我之德，生命自由之德。下德，法德，言行之德，生产、消费之德，生存文明之德。上德，尚德，人德，做人之德，进步之德，正道之德，生命文明进步之德。下德，守德，仁德，为人、治人之德，治于人之德，治物之德，经济、政治之德，名利之德，资产之德，资本之德，王道之德，民主之德，法治之德。如此，所谓劳心者治人，并非传统理论所言的脑力劳动者治人，统治者治人，而是上德，人德，精神文明之德，身心之德，生命之德治人，生命文明之德治人。而劳力者治于人，也并非传统理论所言的体力劳动者、被统治者治于人，而是下德，治物之德，治人之德，资产、资本之德，王道之德，民主之德，法治之德，经济、政治即统治之德治于人，劳动力之德，生存文明之德治于人。这是上千年的误解。上德之法为宪，或为至上至高，下德之法为法，至重至要。两者之间有哲学上的道和名的高下之差别。因此，老子的“无为而治”是以上德之无为而治人，而人治。以下德之有为而治于人，而被治，而统治被统治。所以，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不是上德之德，上德之治的历史，而是下德之得（德），下德之治的历史，是不道之道，不人之仁，不德之德，不主之主，不法之法，即以法为宪，甚至于以法违宪的历史。由此，传统社会主义的毛病是人为之为（伪），人为之德（得），人为之治。或以民为人之为，以民为人之德，以民为人之治。而民为之为是谓虚为，或无本体非本体之为；因此，民为德之德是谓伪德，虚为，伪德，又有何真善美可言？这样的民为之为，正如老子在此章中所言，“上礼之为，而莫应之，则攘臂扔之。”就是说，这样的民为之为，人为、人工、人造的大树特树，大轰大嗡，溢美粉饰，做秀作伪，说教宣传，往往是“真的十有一二，假的十之八九”，难道还不抡起胳膊都扔掉！凡违背生命的不自然真实的，就是唯心的，虚假的，荒谬的，一切先知先觉先验的教条的东西，迷信崇拜的教义，都是无知妄为和愚昧盲从之端。因此，必须上德为宪，下德为法。上德正道是方向是主导，是保障，下德经济、政治是基础，是条件。上德者生命自我之得，得者德也，不物化，不外化，不异化。无论内外，无论为已为人，无论为公为私，无论物质精神，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得道早晚，所谓“朝闻道（有德）夕死可矣”。因为生命有得，生命之德，如听雅乐，如观美景，如返自然，如恸亲情。道得谓之道，得道谓之（上）德，即上德之道谓之道，得道上德谓之德。
第四十章、所谓道：“明道如费，进道如退，夷道如类，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质真如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褒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没有谁能比老子把关于进步或文明的哲学之道，说得这么高深莫测又形象生动的了。 可叹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把它与人的进步的本质联系起来认识理解。
第四十一章、“反也者，道之动也。”反，其一，返朴归真，返生归命。这是人、人类进步的根本。其二，物极必反。矛盾对立统一的运动。物之极必反动（反生命之动）。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商品堆集”，“资本扩张”，物化、异化。可惜我们更多的在其二的意义上理解之，而且主要是在矛盾斗争的意义上，并没有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在人的生命自我进步的意义上，理解物之极必反动。“弱也者，道之用也。”生命之对比物，对比自然，对比国家、社会之弱，凡物不可用强，持强，是道之用的根本。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道的本质是从有形到无形，从有求无，以有求无，而从有到无。而人正是从无产到有产，再从有产到无产无不产，必然自由的否定之否定。
第四十二章、“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物有益有害，且因益之而损害，这是物的规律，也是物的资本的关系的规律。而现代经济是在生产力上对物的资本经济的突破。数字经济是突破数量、力量、时间、空间等对人的束缚。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是突破物对人，对生命，对生命创造力的束缚。而人类以往的历史都是物的经济、政治对人统治的历史。是自然之治，物质之治，技术之治，经济之治，政权之治，统治之治。因此，这样的经济、政治、统治是数量，力量、时间、空间的统治，是物的金钱的资本的统治。只有多少，没有正邪，只有大小，没有真伪，只有胜负，没有对错。强胜弱汰，胜王败寇，利执命微，为富不仁，为政不仁，是这种性质的经济、政治、统治的必然。人类史前期一直如此。“文革”中林彪正是在这样的权力、权术的意义上讲政变，讲政治，讲政权，讲统治，而毛泽东则是希望跳出这样的政治，这样的政权，这样的统治，改造这样的传统政治、传统政权，传统统治。两个人都在讲人的重要，人的第一，人的因素第一，在此点上有相同的哲学高度，也就有一些共同语言而引为知音。但两个人所理解的人不同，一个理解的是必然于政治，政权，统治的人，一个是解放自由于政治，政权，统治的人，至少是希望跳出传统获得新的解放自由的人。两个人是道不同而为谋，其结果可想而知！人类总是首先道法自然，然后才会达到自然而然，突破必然实现自由。原始自然即必然，达到实现自然而然即自由。
第四十三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不言之教，不教化、不教义，不教条之教，人自我民自化。无为即无伪，无人伪则有益。否则为越大伪越大，越有伪为害越严重。新中国以来的经济大跃进，政治大革命，不论愿望如何，在哲学上都是这种伪为之灾之害。
第五十一章、“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有生机、生命而不被占有，有为有志而不被恃不自恃，成长和发展而不被主宰，这就是最高的德，上德。大有似无，大无是有。这正是无产之无，无产之有，自我之自，自由之由。
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赤子，婴儿。返朴归真，回归生命的真实自然，就像赤子。老子把上德的生命自我的标准说得非常到家了，其它的经济、政治标准都不能违背这个总原则。
第五十七章、“以正治邦。”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之道，政权之道，统治之道，但始终是治政，希望统治和统治者正，是以王道治邦，还不是人自正则邦正，人自我则民自化。因此，也就仍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多忌讳，清规戒律多，教条主义多，形式主义多，则人民越贫穷！“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民多智能，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这在以王（道）治政，以民（名义）治政，或任何统治之政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科学区分正道，或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政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大不同领域和不同系统，才能正确理解、认识人与民与官有与无，为与不为的关系。以民的名义的管理者、统治者就是官，或者行使管理统治的民就是官，被官统治、管理的就是民。而人就是生命个人，人就是人本身，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非民非官。这个马克思一再强调的哲学概念，传统社会主义始终不理解！以为民和民为之名行不人不德之为。
第六十五章、1）、“小人怀刑，君子怀德。”怀，重视，关注，关怀。小人重视关注刑罚，君子重视关注贤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与此是一个意思。刑不能使君子失德无德，也不能使人成为上德尚贤的大丈夫。礼教说教不能使小人怀德有德。根本不是什么法律不平等之意。而“刑货齐下使民贼。”刑，刑罚。货，金钱财物。贼，奸诈，顽劣，狡猾，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胡作非为，不诚不信，无义无德。一面是严刑竣法，一面是拜金、拜物，只能使民贼。
2）、法不责众。单纯以刑罚法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社会的进步。
3）、民为名，人为实。民只是名义，个人生命或生命个人才是唯一实实在在的存在。名利为名（也为重为要，但不可为上为正），生命自我为实。因此，名（义）通物性，不可为名而争，为名害命。厚德载物，只有“与物反矣，乃至大顺。”只有行与物相反的道，行生命自我进步之道才能最终实现天下大顺，天下大治。
第六十八章、“故天之道，利（名）而不害。人（生命）之道，为而弗争。”因此，上德治即人、劳动者宪法宪政治，无产者、自由人正道治。下德治即法权治、统治治，经济、政治治。上德治，正道治使人景仰、崇尚、追求自我进步，实现自然、和谐、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下德治，法权治，统治治，经济、政治治，仍是名利物质关系，法权强制关系，道德说教关系，使人避刑远德，见利忘本，唯利是图。名利关系不可能使人真正进步（成为上德之人、生命自我进步之人、自由人）。名之权倾权无，皆可使人不人（仁），利之赤贫巨富，皆可使人不人（仁）。
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关系产生和决定的人、社会的物化、外化、异化倾向和状态，但仍局限在以物的资产的价值的平等、平衡来实现人的平等，结果，仍存在数量、形式对生命的束缚。当这样的数量的形式的资本巨浪席卷而来时，人和社会就处于严重危机、危险之中。而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下，生产关系的革命是根本性质的改变，是人的生命自我进步的质变，而不是数量的规模的形式的物、资产、资本的改变。而这样的生产关系的质的变革，是人的解放、人类解放的沸点。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根本进步，才能作到使生产力的进步实现“利而无害，为而弗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理想到科学的实现。
第七十七章、“百姓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所谓“跃进”、“政绩”等皆与此有关。
1）、治与为。 老子的无为而治只是一种理想、空想，无为类似于近现代的无政府论、小政府论或自治论等，并不能真正实现有治。因此，进步的目标是希望实现有为有治。现存的民主政治或民主法治都是民治官治，或以民的名义的官治、政府治。民治、民主都是一种以民的名义的官治、官主。传统的有为无为，也是指王有为、官有为或政府有为，结果，有与无，为与治成为一对二元对立的矛盾，或无为而不治，或有为而不治等。这也是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理论误区。要实现理想的科学的有治有为，首先必须分清谁有治，谁有为？有治是政府治，或民主法治，民主政治。有为不是民为，也不是官为，政府为，用老子的语言来表达则是民不为，官不为，政府不为，而是个人有为，劳动者有为，无产者有为，人的生命有为。而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从强者治，胜者治，到王者治，资本（家）治，从封建国家治，资本国家治，民主国家治以及人民国家治，人民自治等，都没有跳出这个为与治的矛盾的怪圈，结果，老子所揭示的有为的种种弊端：“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民多智能，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就不可避免（见前第五十七章），空想或理想的无为而治也就无从实现。由经济、政治治进步到正道治，由官、民向人，向无产者、自由人的复归是历史的必然。
2）、无以为和有以为。毛泽东希望打破人与人的不平等，贫富不均，高低贵贱，打破剥削与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治人与治于人。但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其所主张的工农治——工农统治，工人阶级治（统治），人民大众治（统治），仍然没有解决上述矛盾。反而由于强制的集权的阶级之有为和有以为（老子所言统治者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有为，或叫个人迷信、长官意志、瞎指挥）使天下大乱而非天下大治。
3、有（限）与无（限）。大有似无，大无是有。无产者之无就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大无或“大自由”，自由人之自由，也是大有，生命之大有。人类的物质产品（价值）有限，精神产品（价值）也有限，但生命无限，生命价值无限，所以社会生产增长有限，人的进步、社会进步无限。以人类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而仍然不均、不善、不明、不正，不再主要受自然和社会限制，而是由人的唯财货是富，唯资本是富，唯富不仁，唯利是图的观念、意识和由这样的观念、意识所影响和决定的行为所限制，所困惑，所困难。人贵货崇物而不上德尚贤，肤浅不知高雅，愚昧不知进步，穷奢极欲不知仁（人）爱，知经济、政治而不知正道，不知生命自我进步，天下何以能治？
我们只有这样从哲学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自由人和老子的道，才能理解什么是真解放，真自由。而这并不是不要现实的法权法治或民主法治，因为它们是从现实走向理想，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基础和条件。但这样的自由、自由人的方向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1894年1月9日，恩格斯致意大利社会党人朱泽培-卡内帕和迪阿诺-马里纳的信，答复他们要求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写道：“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自由最确切的概括。而传统社会主义对这些话的理解、认识，除了记住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这句话外，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和“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这两句最至关重要的话的哲学含义并没有真正理解。其一、为什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是倒过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个条件，是一个在哲学上至高至上的本体条件、主体条件、本质条件、本源条件、起动条件，或者说是不可逾越的前提条件。这是根本不能倒置和颠倒的。其二、这个自由发展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这个自由显然不是资产阶级的传统自由，即资本关系统治之下的人作为劳动力的独立自主的自由或“小自由”，而是劳动者作为人的完全独立自我进步的自由或“大自由”。也只有这种性质的自由，才可能构成一个前所未有人与人真正平等的联合体。这也就是说，每个人生命的自由发展的至高至上和生命的独立自我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本质表达。如果连人作为劳动力的独立自主的“小自由”也达不到甚至都不理解，何谈科学社会主义的“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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