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易经》的优缺点和相得益彰的互补
周绍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易经》，彼此都有优缺点。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此方的优点正好是彼方的缺点，彼方的优点正好是此方的缺点，双方一经结合，必相得益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将再次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以阴阳二气为基本范畴的中国古老《易经》，将“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地迎来自己的新生并且大化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唯物论为优胜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核心的东西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中，最根本的东西（哲学本体论之本休）是唯物论。马克思主义伟大导师有关唯物论的种种论述，最经典的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的两段名言：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这两段名言，不因为它们不出自马克思而出自恩格斯和列宁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经典名言，这正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段话不因为它的不出自孔子而出自孟子就不成其为儒家人性论的经典名言一样。
这两段话的意思就一个：物质决定精神，自然决定社会。正如佛教的生命力就在释迦弁尼“缘起性空”这句话中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永恒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就在这两句话中。已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说得完全正确：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哲学学习的最中心的问题，学懂了这个问题，哲学学习就算入门了”，这个问题，“是判别一种思想学说之为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试金石，它像一面照妖镜一样，任何唯心主义思想，不管它伪装得如何巧妙，放在这面镜子底下一照，就要原形毕露了。”【杨献珍《什么是唯物主义》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弱在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中，核心的东西是对立统一规律。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毛泽东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
然而，比对立统一法则更深刻高明的法则是《易经》的阴阳辩证法则。这是因为：对立统一法则能够说明的东西，阴阳辩证法则无不能够说明；对立统一法则不能说明的东西，阴阳辩证法则同样能够说明；对立统一法则包容不了阴阳辩证法则，阴阳辩证法则则包容得了对立统一法则。
对立统一法则也叫矛盾法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宇宙的基本矛盾，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根据唯物论，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但根据辩证法，又说精神对物质、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这里，无论如何解释，唯物论与辩证法都是不接气的，其结果是唯心主义乘“反作用”之机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消解了唯物论，使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的唯物论名存实亡。这里的问题的和解决问题的玄机，我们的理学老祖宗其实早就看出来了。当年的朱熹，对韩愈的人性论就有如此评价：“他以仁义礼智为性，以喜怒哀乐为情，”这固然不错，但“中间过接处少了个‘气’字。”【《朱子语类·卷第四》】同理，精神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是不错的，但因为“中间过接处少了个‘气’字”，不仅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会撞上唯心主义这个鬼，而且一到关键处，物质如何决定精神就讲不清。此关键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天生强弱不等，只有在主观能动性强的人这里，才谈得上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从何而来？对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说：从具有客观性和直接现实性品格的实践中来。但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不也这样说：实践，不是盲目的实践，而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的实践。这等于说：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源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实践。然而，这说得过去吗？总而言之，这里，是一个观念论的思辩迷宫，一旦走进去，非陷入唯心主义不可。怎样避免和走出这个迷宫呢？这就是在物质和精神这对矛盾中，“中间过接处加个‘气’字”。此气，就是“阴阳辩证”中的阴阳二气之气。根据阴阳辩证之辩证法，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此理，“中华文化”栏目 2008-11-8 发表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一文有详述，在此不复述。
其实，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道理，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已经接触到了：“从原来居住的总是一样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两季的地带后，就产生了新的需要：需要有住房和衣服来抵御寒冷和潮湿，需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活动，这就使人离开动物越来越远。”这里说的离开动物越来越远，换种说法就是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强。然而，从恩格斯这句话中，人们看到：人之所以离开动物越来越远从而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强，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是从炎热的南方迁移到寒冷的北方。没有这个条件，人就不可能“离开动物越来越远”，从而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越来越强。这个道理反过来说也对：在寒冷的北方地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如果热量多到寒冷不再对人的生活构成威胁的话，相反的转化过程又会发生，这就是人离动物越来越近，人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弱。这种情形，并非只是一种抽象可能性，现实中已经发生了：20世纪以来，由于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寒冷的北方，一方面到处布满人造的可由开关随时调控的温热小气候和小光明，另一方面由于温室效应，气温升高，人常常连衣服都可以不必穿也不想穿，“裸体族”大量出现，动物本能的“性解放”者到处都是；而不必穿衣服不想穿衣服的人，至少从习性上说，是在向动物方向退化的；更不用说，一个像动物样常常不穿衣服和“性解放”的人，以创新为标志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可能强到哪儿去的（弗洛伊德早说过，人的创新精神，来源于对动物本能的文明克制）。
上述阴阳辩证道理，关系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极为重大。然而，这个道理，“中间过接处少了个‘气’字”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讲不清的，只有《易经》的阴阳辩证法，才能讲清。
《易经》以辩证法为优胜
《易经》阴阳辩证法之“阴阳”，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而且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宇宙基本矛盾；而对立统一规律就是矛盾规律，因此，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易经》阴阳辩证法就都有。比如说，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中国的哲学教科书是这样说的：
①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同一和斗争是矛盾双方固有的两种属性，同一性表现为对立面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性质，斗争性表现为对立面之间具有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性质。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联结的。同一是对立面双方的同一，它是以对立面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为前提的。矛盾的斗争性寓于矛盾的同一性之中，斗争是统一体内部的斗争，在对立面的相互斗争中存在着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斗争的结果导致双方的相互转化，相互过渡。③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④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发展，致使旧事物被新事物所取代。
这些内容，阴阳辩证法无不具有。但阴阳辩证法的兴趣在天人关系，这些内容，讲不清天人关系，阴阳辩证法因此就没有提及它。当然，像阴阳辩证法一样，对立统一辩证法对天人关系也是极为关注的，它因此才说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矛盾是宇宙的基本矛盾。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在这对矛盾中，根据唯物论，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但根据辩证法，又说精神对物质、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这里，无论如何解释，唯物论与辩证法都是不接气的，其结果是唯心主义乘“反作用”之机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消解了唯物论，使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的唯物论名存实亡。”也正如前面所说，要讲清天人关系，非“中间过接处加个‘气’字”的阴阳辩证法不可。
据此我们说：对立统一规律有的东西，《易经》阴阳辩证法也有，对立统一规律没有的东西，《易经》阴阳辩证法却有；凭一个“气”字，《易经》阴阳辩证法就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深刻高明。因此，《易经》以辩证法为优胜。
《易经》弱在唯物论
“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谓“重实际”，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天道远，人道迩”，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东西不感兴趣；而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因此，重实际的“华土之民”对它（物质）就不感兴趣了。
“华土之民”这种“实用理性”（李泽厚语），尤其体现在作为华夏文化学术源头的《易经》中。《易经》的最大特点，就是集天、地、人观念为一体，通过阴阳二气，把天事、地事、人事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且贯之于一种辩证否定的自然观和历史感，这样，客观自然世界与主观价值世界就在自然基础上得到了统一。这个特点，既体现了它的优点，也体现了它的缺点。优点就是既能说明天事地事也能说明人事的阴阳辩证法。缺点就是一方面认识论上因为对天事地事对人事的决定性影响看得太通透，以至于觉得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天事地事人事一回事，因而不必从天人相分角度刻意讲出一个“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物质”；另一方面价值论上担心强调天人相分，就会讲出一个与人事不相关的、没有实际价值的“物自体”。这样，本来很具唯物辩证精神的《易经》，唯物论方面的观点表述，就极为含糊了。但唯物论是容不得含糊的，一含糊，唯心主义就要进来闹鬼，一切又都难以扯清了。
唯物论观点的表述不清，给《易经》哲学造成的伤害，有以下四点：
第一，由于对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东西缺乏定义，天人即主客之间就没有相分界线；主客之间没有相分界线，以客观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科学就无从起步。这就是为什么 杨振宁 先生会把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不发达原因归因于《易经》的原因。此外，也是由于主客之间没有相分界线，主观想像的东西与实际存在的东西常常混为一谈，标语口号代替客观实际，结果是：担心人们因对“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东西感兴趣而陷入脱离实际的主观玄想、因此就拒绝对“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东西下定义的《易经》，反倒因为对“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东西没有定义而使人们主客不分、主观想像代替客观实际、越加陷入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乱想。
第二，自我面目不清，让人随意解释，造成今日儒家的“经典解经系统”崩溃局面。“当代大儒”蒋庆有言：“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遭受的最大摧残是中国文化经典的崩溃，而中国文化经典崩溃的要害是中国儒家经典的解构系统被西方文化解构了，或者说改变了。虽然中国儒家经典在文字文本的意义上永远不会被消灭，永远会存在，但由于丧失了中国儒家经典的解经系统，有经典文本存在但我们现在却读不懂了！所以重建儒家的解经系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当务之急。”【《原道》同人2004年北京 蒋庆 先生访谈录】然而，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解构系统被西方文化解构了”的原因和如何“重建儒家的解经系统”， 蒋庆 先生自己茫然无知也就算了，可他偏偏还要以一种十足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和居高临下的专横的蒙昧主义态度训人。在《读经与中国文化复兴—— 蒋庆 先生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一文中，蒋庆说：“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这里， 蒋庆 先生一点儿也不明白，中国儒家解经系统崩溃的“原始基因”，就在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主客相分的唯物论观点的不鲜明。比如说：东汉以来，当“缘（客观）起性（主观）空”、“万物因缘而生”的佛教传来的时候，主客相分不鲜明的《易经》为首的儒家经典，就挡不住佛教的攻势了；两宋以来，当理学家张载从《易经》中发掘出一个极具唯物主义特征并因此而被朱熹称之为“极有大功于圣门”的“气质之性”概念时，儒家经典的解构系统才得以重建；然而，极具唯物主义特征的“气质之性”概念，还是像《易经》一样，主客相分观点不鲜明，所以现代以来，一遇到鲜明的唯物主义和鲜明的主客相分观点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它又挡不住了。
第三，荒唐多多的“以人副天”。西汉的董仲舒说：“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故超然有以倚……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灿然有其文理……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例如：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根；天有十二个月，人有大骨节十二根；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季，人有四肢……。董氏这些说法，名曰“以人副天”，其荒唐处，自不待言。然而，这些说法，却与天事地事人事不分清的《易经》脱不了干系：本来，《易经》的内在逻辑是天地自然决定人，人与天地自然具有同一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在天人相分之际《易经》没有明确概定，这就使得董仲舒们可以运用“逆推法”，以天事推人事，以人事推天事，结果是物理世界消融于心理世界、客观世界消融于价值（道德）世界，导致种种牵强附会。
第四，神秘主义。真理都是简单的，《易经》的内在真理在于：时序（四季）的变化决定阴阳二气的变化，阴阳二气的变化决定天地万象的变化，天地万象的变化决定社会万象的变化（当然，此“内在真理”也有它的不足处。这个问题，下面再说）。然而，这个内在真理的外在提炼，离了唯物论的决定论观点方法就不行。但唯物论的决定论观点方法，《易经》是不具备的。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苛求中国古人。现在的问题在于：当今中国那么多受过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教育的专家学者，却不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决定论观点方法研究《易经》，躺在《易经》上面，继续着《易经》的神秘主义，以神秘主义为高深。这些专家学者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段文字面前，实在应该感到惭愧：
“通常这些德国人总是只关心把既有的一切无稽之谈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这些无稽之谈都具有某种需要揭示的特殊意义，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在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易经》都失之于历时性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是时间一维性的达尔文进化论自然观；历史观，也是时间一维性的以生产力为主线的历史观。这种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共同观点是：时间是万物变化发展的根据，一切随时而变。然而，事实证明：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无数事物并不随时而变，即使随时而变的事物，变化的原因也不在“时”而在“空”即宇宙空间的阴阳二气。例如：生物界的许多古老物种，就未随时而变，随时而变者，变化的原因是具体的气候变化而非抽象的时间的向“未来”延伸；【英国《新科学家》网站2007年3月15日“物种在较冷的环境中进化较快”一文说：“同通常的认识不同，进化的‘热点’地区实际上相当寒冷：一项研究显示，新的物种在温带地区出现的频率更高……”。美国生物学家乔丹的“乔丹法则”证明：同一品种的鱼类，放养在低温水域的鱼群其鱼鳍与椎骨的数目要高于放养在高温水域的鱼群。】社会界的古老“原始社会”，都分布在气候炎热的南方，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发达国家”，都分布在气候寒冷的北方。
《易经》的思维方式，也是时间一维性的：时序（四季）的变化决定阴阳二气的变化，阴阳二气的变化决定天地万象的变化，天地万象的变化决定社会万象的变化，变化的根本原因在时间，因此得“与时偕行”。然而，“与时偕行”一来，最有价值的阴阳辩证观就被冲淡了；阴阳辩证观一被冲淡，本来足以解释世界的《易经》，在当今世界一切重大热点问题面前，就失去了自己的应有声音，成为一个旁观者。
失之于历时性思维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易经》，其“失”只能通过共时性思维方式加以弥补。然而，科学的共时性思维方式，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与《易经》阴阳辩证法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成果，就是本文2004年完成的《广义地缘政治学——地缘风水与国家和文明命运》一书。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发表在2008年9月下旬和10月上旬的“中华文化”栏目，有兴趣的网友，不妨点看。
结束语
的确，《易经》是一部天书，字面的东西只是表皮。所谓天书，意思是它的字是写在天地自然中的，只有读懂天地自然，才能读懂易经。所谓读懂天地自然，就是从自然和人两方面弄清天人关系。然而，要从自然和人两方面弄清天人关系，得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人在《易》中只会迷路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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