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科学体制”人才群体”知识结构存在缺陷的补救之建议
吴维
摘要 现代科学体制中的”人才群体”，无论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开拓者，还是继承者，于研究中国本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来说，其自身知识结构都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即使是受“中国古代科学有着不可否认的科学价值”之规律支配，为学术界奉献了非常有价值的《中国数学史》、《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源流》等成果的学者，也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没有能够认识清楚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导致他们误认为自然科学都必须沿着西方近代科学这座独木桥走下去，并且深深影响着当今学术界主流意识。他们引入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理论体系，重构起因为国力衰微而被割断了的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史，的确功不可没。但是，没有能够完全运用本土研究方法，没有能够注意到应该继续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天文学最根本问题，无法重新构筑起曾经存续过的远古中国天文学框架体系，由此而严重低估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瑰宝应有价值的过失，则理应尽快予以补救。补救的方法之一，就是允许有科研成果的民间科学家走进科研与评价系统，与现代科学体制“人才群体”平起平坐地进行学术交流。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以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为标准，进行科研基金的发放，尽可能杜绝那些无法得到真正成果的所谓“科研基金申请课题”！
引进西方现代科学功不可没，缺失本土研究方法理应补救
----对现代科学体制”人才群体”知识结构存在缺陷的补救之建议
以天文学为领先学科的中国学术，在鸦片战争以来，并没有能够一脉相承。其实不仅仅是天文学，“中国的现代科学，不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继承，而是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结果。中国的现代科学组织也不是由传统的社会组织演化而来的。在清末‘新政’运动中，兴学堂，废科举，全面引进日本的学制与教材，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初步基础，中国人全面地开始了从传统儒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转变。这场教育革命以及由此兴起且持续不衰的留学大潮，为中国造就了完全区别于传统儒士阶层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从其中派生出中国第一代科学家。他们归国之后，首先致力于科学教育，不断提升大学水平，培养高级人才；同时开展科学研究，建立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以地质学和生物学的本土化为先导，全面推进中国科学的体制化。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已在现代科学的一些基本学科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建立了一批研究机构，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科学人才群体。“[39]
应该说，这个群体在引进近现代科技，建立中国科技史事业方面的确具有很大贡献，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运用西方科学方法论，来分析、研究、阐释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知识，却在某些方面大大埋没与贬低了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的实际价值！
刘钝先生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科技史事业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为草创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为建制化阶段，80～90年代为调整阶段,从9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再建制化阶段。“[40]从这四个阶段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现代科学体制中的“人才群体”，是如何对待中国本土天文学的。
（1）草创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的“中国无科学”
1914年6月，杨铨与任鸿隽等发起创办《科学》月刊。任鸿隽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认为：“吾国学术思想之历史，一退化之历史也。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知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鹜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此之不能有科学不待言矣。即吾首出庶物之圣人，如神农之习草木，黄帝之创算术，以及先秦诸子墨翟、公输之明物理机巧，邓析、公孙龙之析异同，子思有天员地方之疑，庄子有水中有火之说，扬己者或引之以明吾国固有之长，而抑他人矜饰之焰。不知凡上所云云，虽足以显吾种胄之灵明，而不足证科学之存在。何则？以其知识无统系条贯故也。”这里，任鸿隽批评了清末盛行一时的“西学中源”之说，用现代科学的“系统性”标准来度量中国传统科学，得出“中国无科学”的结论。
在这一点上，杨铨与任鸿隽相似。他指出：“中国----四千年来不重科学之国也。不特不重，并未尝有。说者固尝以黄帝之指南针、容成之浑天仪自豪矣。虽然，此科学之孽（萌芽），非科学之实也。世界科学史中之发明有两种，一顺自然，一出研究：中国南方知造船，北方知制车，此自然发明之显例也。空中之电，苟无弗兰克林其人者考其性，求其用，则虽更亿万年，电灯电报不能自见。此科学发明之出于研究者也。衣食居处，圆颅方趾者皆知之。皙种之始祖，其生活未尝有异于美洲之红人、非洲之土著也。自有研究之发明，而文明与野蛮始界限划然，相去日远矣。中国未尝无研究科学之人也。隶首作算数九章，《禹贡》言九州山川河源水势。降而至《山海经》之谈怪异，《博物志》之志生物，皆有科学的趋向，而卒以嗣响无人，遂成陈迹。故中国之无科学，责不在先民，而在后世。”他认为中国古人的科学知识出自“自然”，而不是“研究”，因此虽有“科学的趋向”，也不能算作“科学”。这也是以近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科学的。
杨铨与任鸿隽强调中国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差别，是有感于清末以来“西学中源”说的流毒，认为只有明瞭西方科学发展的源流，求得近代科学的根本，才能使近代科学在中国生根开花。就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来讲，应该说是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启蒙与开拓作用。况且，他二人也不否认神农、黄帝等中华先哲的发明创造“足以显吾种胄之灵明”，“此科学之孽”。只是不了解本真中华文明在数千年历史的动荡中不断失传，而误认为“其知识无统系条贯”，“不足证科学之存在。”
正是以这样的“中国无科学”为指导，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组成了这一派学者的枢纽机构，加强了他们的统一群体。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出任院长，并由丁文江、任鸿隽、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林语堂、王云五、陈垣、赵元任等著名学者任主要领导与骨干，作为官方“最高学术机关”，乃“综合先进国之中央研究院、国家学会、及全国研究会议各种意义而成”，承担着“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的职能。（注：转引自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1928年的天文研究：由天文研究所主持，主要进行了观察、研究、编历三项工作。对日象、星云、星团、新星等组织观察，拍摄照片、绘制图象多幅。对太阳黑子和新星等方面开展了研究。每年编制国民历及国历摘要。
气象研究：由气象研究所主持，对雨量与水旱灾荒、高空探测、太阳热力与微尘量、古代气候等方面进行研究，并作气象观测预报、地震监测，以及气候及物候之调查。于1930年4月和1935年4月召开两次全国性气象会议。
1948年， 天文研究所：迁返后，仍设于南京紫金山旧址，备有太阳分光仪、变星赤道仪、24英寸返光透镜等精密仪器，图书杂志共万余册。主要研究项目有：对银河系、球状星团，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及特殊恒星的研究；对太阳黑子日蚀的观测；以及翻译新城新藏著《东洋天文学史之研究》，编纂《天文学史》等[41]。
科技史事业“草创阶段的主角多是在国外受过教育或至少在新式学校受过科学训练的科学家，他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怀着极大的爱国热忱，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整理国故，振奋民族精神的目标结合起来，可敬可佩，他们当中的少数人在第二阶段转换身份成为职业科学史家。”[42]
（2）建制化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没有弄清楚的“差异”
建制化阶段，是指
首任院长郭沫若，决定要从事两项重要的工作：一是中国科学史的资料搜集和编纂，一是近代科学论著的翻译与刊行，从而把科技史的研究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郭沫若指出：“我们的自然科学是有无限辉煌远景的，但我们同时还要整理几千年来的我们中国科学活动的丰富的遗产。这样做，一方面是在纪念我们的过往，而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策进我们的将来。”
任鸿隽等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和早期成员，强调的“中国无科学”是指中国古代没有西方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他们一度不承认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有任何关联，但是其中一些人不久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如张子高、王
而且从1915年起，《科学》月刊就用一定的篇幅陆续发表了李俨、茅以升、赵元任、王
然而，这些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尊崇，却是以一贯之而且毫无动摇的。
何兆武先生最近回忆，40多年前，他曾向中国数学史前辈
钱宝琮先生(1892~1974，也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求教：中国要发展近代科学是不是一定要走由牛顿所奠定的经典科学的老路？拟或也有可能走自己的另一条道路。当时钱老以非常肯定而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说：:这是近代科学的唯一道路，中国也必须要走这条道路（何兆武.必然与偶然———回忆
钱宝琮先生的一次谈话.随笔）。对这一问题，
杜石然老师另有新释：他认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并非不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只是既然有了牛顿体系，中国就没有必要摸索别的道路了。两代科学史家的答案虽然不同，但他们在科学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45]
在建制化阶段，尽管大多数科研人员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毕竟他们自身还具备一些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知识的功底。对中国天文学的的承传、研究与整理，尽管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天文学的规范与桎梏，但是仍然能够比较客观地直面事实。比如，任鸿隽等曾一度不承认中国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有任何关联，却仍然研究与发表了中国科学史论著，连同坚持中国必须走西方科学发展道路的中国数学史前辈
钱宝琮先生，都编写了《中国数学史》（1964年出版），为探讨、辑轶、整理、阐释、承传中国古代科学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一阶段与天文学有关的《中国天文学史》，1959年-1966年由王应伟、叶企孙、庄天山、刘世凯、严敦杰、李鉴澄、席泽宗、浅宝琮、薄树人等位学者开拓初稿，1975年-1978年由王宝娟、王胜利、王建民、卢央、刘金沂、李鉴澄、陈久金、陈美东、张培瑜、席泽宗、薄树人共同完稿，署著者名“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1981年出版。与之同名的另一部《中国天文学史》（四册），1980-1990年，由已故
陈遵妫先生在几位助手的协助下编著完成出版。《中国天文学源流》由
郑文光先生编著，1979年出版。只是就使用本土研究方法而言，这一阶段的学者比起明清实学学派来，就显得逊色了许多。突出体现在：他们没有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之间从根本上所存在的差异。
（3）调整阶段（80～90年代）“中西方天文学存在差异”达成共识
“在新中国诞生之初，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在1953年2月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发出了“学习苏联”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1952年10月，中国科学院作出《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1953年3月派出了大型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在苏访问考察的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回国后将27份考察报告，郭沫若在为考察报告的《汇刊》撰写的序言中表达了学习苏联经验的目的和迫切心情：
“中国科学本身虽然有长远的历史，但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学术的发展也因而停滞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袭而输入的，因此，中国的近代科学一开始便带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它是受着弊病式的影响，崇尚个人兴趣，追求枝节问题，脱离生产实际，缺乏组织能力的……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科学遗产，在文化建设各部门中是最薄弱的一环。这是富有爱国心的科学家们所共同认识到，而且深深感觉着惶恐的。”[46]应该说，建制化阶段现代科学体制中的“人才群体”，为补救“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科学遗产”这一文化建设各部门中“最薄弱的一环”，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调整阶段，“关于天文学的起源，郑文光的《中国天文学源流》(1979)一书，作了较全面的探讨， 从对神话传说的分析，到对早期观象授时的考察，到对二十八宿、土圭之法与璇玑玉衡 等的讨论，阐述了后世得到发展的天文学内涵的初胚。陈久金也论及历法的起源(1978) ，认为十月太阳历是最早的历法之一(1982)，阴阳五行和八卦的起源亦与十月太阳历有关(1986)，天干十日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时节(1988)，四象概念的形成源于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1992)，等等，提出了诸多耐人寻味的见解。吕子方对《山海经》所载有关神话的探析，也多涉及中国天文学起源的论题(1984)。江晓原则对中国天文学的本土起源说和西源说进行评述，论证了本土起源与间或接受外来影响的状况(1991)。程贞一、 席泽宗和铙宗颐合写的《曾侯乙编钟时代之前中国和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研究》 (1992)认为，两方面都是平行发展，没有关系。”[47]
尤其是作为英国科学家的
李约瑟先生，更是明确指出：在西方天文学与古代中国天文学中，“概念表述不同，但基本指称一致”的这种个别现象是有的。但是也正如 李约瑟先生早就指出的：
也就是说，在调整阶段，学术界对中国与西方在认定中国天文学独立起源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4）“再建制化”阶段（从90年代末期至今）干支历法还是没有着落
“再建制化”( re2institutionalization) 是相对于“建制化”而言的，它是前一过程的深入和继续，并不是说推倒重来。” [49]按照常理，“再建制化”阶段应该是在“共识”的基础之上，继续运用本土方法发掘、整理数千年来被埋没在历史沧桑之中的更多中国天文历法瑰宝，比如，运用“中国人的天空分划”，分析二十八宿体系是怎样建立？干支60一周历法是依据哪些天体的运行规律而制订？阴阳五行八卦为什么与这类知识息息相通？
在这方面，
陈久金先生的贡献是学术界所公认的。
陈先生认为，“传说毕竟不是历史，但又是历史的影子，只要应用得当，还是很有价值的。关键在于用正确的方法看待和处理这些资料。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其历史古歌特别丰富，这些大都是代代口头相传至今的，其中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科学史料可供我们利用，收集这些古歌到现场采访当然是一个方面。但实际上，20世纪的民族史家，已经为我们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有很多经过民族史家翻译整理后的民族古歌，已经用汉文出版。我们可以通过民族系统的文献检索方法，收集到这批资料。”
陈先生还著述了《帝王的星占》、《泄露天机》、《星象解码》、《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等多部科普著作。特别是《星象解码》，以介绍十二月中星为线索，以二十八宿及其附座为骨干，将一个个星座、一个个故事连接贯穿起来，围绕着每一个农历月的中星将与其有关的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并对中国星名的含义和来历给出了详细的分析和介绍。每个月只重点介绍两三个主要星座，认识记忆起来并不困难。在认识和辨认这些星座时，只需在傍晚时仰望头顶上的星座，并对照本书有关星图即能找到。书中配有百余幅插图、包含近百个历史或神话故事，这本科普著作，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星座、学习中国历史，以及通过与星名有关的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加深对星座的认识、理解和记忆。《星象解码》带给读者的还有更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层面，这种集天文学和传统历史文化知识普及于一书的作品，对于读者自然是十分难得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然而，令人无法满足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
陈久金教授在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工作，当时曾制定过一份全面开展各项研究的计划，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的调查，出于对野外考察和社会调查的强烈兴趣，他选择了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这个方向，几乎一直干到退休而始终没有放弃。其间虽然也做了一些传统天文学史的研究课题，但少数民族天文学史总是占较大的比例。对
于陈久金教授的转向和选择，已故
严敦杰先生对他说：“你是搞历法史研究的，现在转向不搞了，有些可惜。”
严先生是研究数学史和历法史的，他对历法史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陈久金教授几乎比他晚一辈，
严先生自然希望有人继他之后将历法史研究继续下去。他并没有说搞少数民族天文学史好不好，有没有研究价值[50]。如果
陈久金教授没有转向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而是将中国的历法史研究继续下去，恐怕“干支60一周历法是依据哪些天体运行规律而制订”的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了！
因为尽管中国天文学可以与欧洲的天文学发生融合，比如中国天文学的黄道与欧洲天文学的黄道可以通用。但是现代天文学所保留的中国天文学赤道坐标系天空命名方面的知识却几乎等于零！所以在现代天文学中，根本找不到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神龟的名称。也就是说，现代天文学的地球绕着太阳旋转，太阳系绕着银河系旋转等知识，同阴阳五行八卦、干支历法这些与中国天文学无法分割的知识是毫不沾边！尤其是二十四节气，尽管没有遗失，但是现代天文学却将其划分的原始科学依据----赤道坐标系，替换成了黄道坐标系。而阴阳五行八卦、干支与二十四节气等知识，其共通的科学依据却是存在于中国天文学赤道坐标系之中。阴阳五行八卦、干支、二十四节气历法知识与中华文明，比如中医、易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堪舆建筑等各学科知识无法分割。换句话说，就是不懂阴阳五行八卦、干支、二十四节气历法知识，就无法真正读懂中华文明各学科知识！
失却了古代中国天文学天空命名、历法等方面的知识，就无法找到二十四节气的真正科学依据，依据二十四节气划分的阴阳五行八卦，自然也就成了谶纬与玄学，根本无法展示其准确含义，遑论展示其科学依据！这不仅使西方学者无法真正读懂中华文明知识，甚至连相当一部分土生土长、土生洋长的中华民族子孙，都分不清阴阳五行八卦是精华还是糟粕。以致于相当一部分学者一看到谈论阴阳五行，就会以为是腐朽没落的东西，惟恐灭之不绝，惟恐避之不及！尤其是今天唯一能够证明中华文明科学性、合理性的中医学，因为其科学依据是阴阳五行，而阴阳五行的原理弄不清楚，中医学的科学性也就无法被学术界所认可，故而发展中医阻力重重。
（5）现代科学体制中的“人才群体”之功与过
现代科学体制中的”人才群体”，无论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开拓者，还是继承者，于研究中国本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来说，其自身知识结构都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即使是受“中国古代科学有着不可否认的科学价值”之规律支配，为学术界奉献了非常有价值的《中国数学史》、《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源流》等成果的学者，也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没有能够认识清楚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导致他们误认为自然科学都必须沿着西方近代科学这座独木桥走下去，并且深深影响着当今学术界主流意识。他们引入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理论体系，重构起因为国力衰微而被割断了的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史，的确功不可没。但是，没有能够完全运用本土研究方法，没有能够注意到应该继续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天文学最根本问题，无法重新构筑起曾经存续过的远古中国天文学框架体系，由此而严重低估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瑰宝应有价值的过失，则理应尽快予以补救。补救的方法之一，就是允许有科研成果的民间科学家走进科研与评价系统，与现代科学体制“人才群体”平起平坐地进行学术交流。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以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为标准，进行科研基金的发放，尽可能杜绝那些无法得到真正成果的所谓“科研基金申请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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