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在西藏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周绍强
根据阴阳辩证地缘分析法，世界上的贫穷落后，大体上可分为南方式的贫穷落后与北方式的贫穷落后两类。前者因气候炎热生活需求简单，去苦趋乐愿望因此不强烈；后者气候寒冷生活需求简单不了，去苦趋乐愿望最强烈。再者，从优胜劣汰自然选择观点看，气候炎热的南方式的贫困者们，由于缺乏严酷的自然条件的筛选锻炼，人口素质不是很高，他们大多是随随便便地在过日子，许多情形下，你假如认为他们贫穷落后而去同情帮助他们的话，他们对你是不会有多少感激之情的，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像你想像的那么可怜。【比如1980年代中后期，气候寒冷、信奉大乘佛教的日本人提供给气候炎热、信奉小乘佛教的印度支那难民的大量质地款式都很不错的“难民服”，印支难民们根本用不着，到手后毫不领情地一转手，就把它换成几个小钱最后转到气候较冷的中国内地（主要是云南）了。附带说说：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区别，正在于由冷热不同的气候决定的各自脱苦趋乐愿望和“感恩”意识的一强（大乘佛教）一弱（小乘佛教）】反之，气候寒冷的北方式的贫困者们，由于严酷的自然条件的筛选锻炼，生活虽贫穷但素质却高，称为“璞玉”可以，他们大多是在认认真真守着诸多道德准则在过日子，他们向往光明幸福，祈求帮助（或“施舍”），你假如认为他们贫穷可怜而真心实意帮助他们的话，他们会对你深表感激。
雪域高原的藏民族，属于“后者”。他们生命力顽强，追求光明幸福的愿望极强烈，对帮助他们的人，充满感激之情。比如文革中流行的一首歌颂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的藏歌，就连续不断地用了十个“感谢”词：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哎……毛主席派来了解放军。
“点滴之恩，当以涌泉报之”，此之谓也。
时至今日，世界上的贫穷落后民族，为数仍然不少，但没有一个民族像藏民族这样有着这么强烈的去苦趋乐、向往光明幸福的愿望：他们的宗教虔诚透露出的信息不是别的，就是这种去苦趋乐、向往光明幸福的强烈愿望。
达赖喇嘛在西藏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必须从这个角度即地缘角度去理解。为着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对藏传佛教史作点简单介绍：
七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信奉佛教，传说曾建寺译经，是所谓“前弘期佛教”的开端。佛教在同当地的苯教的长期斗争中，在赤松德赞时期得到很大发展。九世纪中叶，赞普郎达玛兴苯灭佛，禁止佛教流传，“前弘期佛教”终止。十世纪后期，佛教在藏区复兴，是所谓“后弘期佛教”的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教派，早期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十三世纪后期，在元朝扶植下，上层喇嘛开始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十五世纪初，宗喀巴进行改革，创立格鲁派。该派势力逐渐强大。佛教在同苯教长期相互影响、相互斗争中以佛教教义为基础吸收了苯教一些神祗和仪式，教义上大小乘兼容而以大乘为主；大乘中显密俱备，尤重密宗，并以无上喻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形成密宗。（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1162页）
一部西藏佛教史，就是追求光明幸福、愿意加强与外来进步力量的联系的进步势力，与宁可与西藏地区的力乱怪神力量打交道、并且利用这种力量来互相窝里斗、而不愿意加强与外来光明力量的联系的封闭保守势力进行斗争并取得节节胜利的历史。简言之：一部西藏佛教史，就是一部不断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
反者道之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西藏这么封闭，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西藏这样祈盼扩大与外面的交往联系。西藏历史上，凡加强与外部相互联系的民族愿力占优势，佛教就弘兴，社会就显示出发展进步模样；凡反对加强与外部联系的社会势力占上风，佛教就衰落不振，社会就显示出落后退步模样。
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发展，分“前弘期”与“后弘期”两个阶段。在前弘期，代表西藏闭关保守势力的，是苯教，它是西藏“古已有之”的原始宗教，其崇拜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宿、雷电、冰雹、山川、土石、草木、禽兽等自然物象。七世纪时，松赞干布加强与外界的交往联系，社会随之进步，佛教随之开始传入西藏。松赞干布去世后，佛教与苯教展开激烈斗争。起先，赤德祖赞、赤松德赞两赞普时期，佛教占优势；后来，郎达玛赞普时期，苯教复辟，佛教被取缔，“前弘期佛教”结束，松赞干布开创的兴盛的吐蕃奴隶制政权瓦解，西藏历史进入一个分裂混乱时期。十世纪开始，西藏人民要求结束分裂混乱局面的愿望又日趋强烈，与此同时，人们“要佛不要苯”的呼声也日趋强烈。于是，在前藏、后藏许多地方，出现了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佛教派别。这些佛教派别虽带有地方色彩，但比起原始苯教，层次已经大大提高。然而，这些教派毕竟形下物累较重，渐渐地戒行废弛、生活放荡，使佛教渐渐面临失去自己本有的谨防物累的宗教功能的危险，照此下去，佛教必有名无实，原始苯教必改头换面而复兴。于是，十五世纪初，有宗喀巴大师出，大力倡导戒律和修行次第，创立了格鲁派（黄教），“后弘期佛教”达于鼎盛。后来，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扶持下，格鲁派形成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其中以达赖系统的地位为最高，掌握着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时至今日，达赖在西藏民众心目中，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用阶级观点对待达赖在藏民中的影响，是有许多说不清的问题的。用宗教观点，这个问题更说不清。必须用地缘分析的观点，这个问题才能说清：
在某些热带原始部落中，人们的贫穷落后也是很厉害的，但是，这些地方的人们，没有去苦趋乐的大愿望，他们不会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和捧出一个富贵的、高居于他们之上的、方方面面的生活都令他们羡慕然而又依赖他们供养的社会力量，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的象征，他们心中，原本就没有因气候的寒冷而生的向往光明幸福的种子。然而，雪域高原的藏民则不同，雪山给了他们一种“现观庄严”的崇高审美心理，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好的生活使他们向往吃饱穿暖住好的幸福生活，他们不能忍受世间没有任何吃饱穿暖住好而且形象庄严的人的现实，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他们追求吃饱穿暖住好、把各种各样的苦难消除的愿望永远是徒劳的、永远没有成功事例可援引的，他们的心灵将因此为永远的大寒冷大黑暗所笼罩。1980年代，十世班禅大师讲过这样一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其实，这句话因缘于格鲁派兴起后藏民中流行的这样一种不成文规矩：再穷，也要使寺庙的香火不断和寺庙喇嘛们的生活像模像样。而在所有寺庙中，他们需要一座最为富丽庄严的寺庙，这就是布达拉宫，所有喇嘛中，他们需要一位与人世的苦难生活完全无关、在他身上人们只看得见他的种种福相好相看不见半点困苦生活痕迹并因此而使任何人见了都羡慕的喇嘛，这就是达赖喇嘛。布达拉宫和达赖喇嘛的存在和形象的树起，对藏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和努力是一种榜样，一种鼓舞，一个可以援引的成功例子，一个佛教所说的“大法印”。他们可以因此说：“我们的生活很苦啊，很苦啊！但是，我们过的是一种有希望的生活，我们中就有成功地过上了幸福生活的人，他能实现的事情，我假如遵守某些生活准则（宗教戒律），不断努力修持，亦能实现”（在以住的生产力和人们的认识水平上，人们只能如此看问题）。
因此，说到底，布达拉宫和达赖喇嘛，无非是藏民族追求幸福生活的象征。既然如此，反过来，达赖喇嘛亦有尽一切努力带领藏族人民脱贫离苦、去过幸福生活的义务和责任。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年代里，藏民族为着使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努力灵光不灭、种子不绝，做了极大的牺牲，在数百万人极度贫困的条件下，无论如何还是使一个人的生活过得极为幸福。但是，这种一人幸福数百万人贫苦的状况，不能成为永久的定制，因为藏民族本无天生的只愿过一种一人幸福百万人贫困的生活的本能。他们这样做，是各种因缘（首先是生产力太落后）促成的，是不得而已的，当新的因缘（尤其是人类生产力大发展）到来时，藏民族中是无有谁人会拒绝在有生之年就过上像达赖喇嘛那样的幸福生活的。个别的东西必然转化为普遍的东西，这是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既然有个别的这一个达赖喇嘛过上了幸福生活，那么，这粒幸福的种子必会生长普化为千千万万的果实，使千千万万的藏族人民跟上，一个接一个地过上达赖喇嘛过着的那种好日子。
作为藏族人民幸福生活象征的达赖喇嘛所以能过好日子，除了幸运和德行外，主要的还在于他受着种种劳动创造的物质设施（财富）的供养、烘托、护持、装饰、陪衬。因此，数百万藏族人民要过上自己心目中所羡慕、爱慕的达赖喇嘛似的好日子，除保持自己的纯朴善良德性外，主要的，还需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把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创造当成人间第一要事来对待。而达赖喇嘛，则有义务和责任引导藏族人民作这方面的转变，使藏族人民自觉地往这条路子上走。遗憾的是，作为当今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丹增嘉措，对这个决定藏族人民命运的大问题，在认识上是未看得很准很坚定的。他恪守旧传统，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没有引起大醒觉大关注，舍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关注经济基础，先是勉强地要保住旧的上层建筑，流亡国外后，又抽象地大谈依然属于上层建筑的“自由民主”、“文化”等。这样，就使得他在西藏人民奔幸福的建设事业中，处于一种局外人的地位，发挥的是历史性的消极作用。而已故十世班禅大师，则看准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自觉引导藏族人民往幸福生活的道路上走，当他去世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了他崇高的荣誉，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本文摘自本文2001年完稿、现在看来总体还不大成熟的书稿《中国之命运》，个别地方作了一些改动。）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