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依然处在史诗时代——汉民族史诗《黑暗传》地缘解
周绍强
专家定义：“史诗：人类文明初启时期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多反映重大事件或神话传说，或叙述英雄人物的光荣事迹。最初大多为口头创作，由民间艺人演唱。在长期的流传中，经过千锤百炼，才由文人加以记录、整理，最后编定成定本。”【上海辞书出版社《世界历史词典》】
这个定义抓住的是史诗一些表面和次要的特征，而史诗本质和主要的特征是：它主要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史诗英雄的；史诗英雄的主要事迹，不是与社会力量作斗争，而是与自然力量作斗争（史诗中的神话人物，只是各种自然力量的拟人化），而这，正是一切“文明初启时期”的民族免不了的课题或必经的发展阶段。
但是，因自然环境的非“环球同此凉热”，世界各地的“文明初启时期”是不等的。一般说来，在人类文明诞生地的欧亚大陆和东北非洲地区，史诗时代出现得早的民族，一定是自然环境优越的民族，史诗时代出现得晚的民族，一定是自然环境不优越的民族；告别了史诗时代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把自己的自然环境治理改造得比较舒服的民族，依然处在史诗时代的民族，一定是一个依然受着自然的逼压、自然改造任务艰巨、改造自然的主观愿望很强烈的民族。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只要他的自然环境还是恶劣的、只要他改造这种环境的愿望很强烈，就一定是个处在史诗时代的民族。
史诗与一开始就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有着确定的文献（悲剧、语录、文告、契约、史记等）不同。后者主要反映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突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某些对人构成直接压迫的自然力被人类制住而变得比较令人满意的时期发生的。而史诗反映的则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主从关系尚处于不确定的争执状态时期的产物。只有在这时期，人身上的自然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表现与描写，史诗英雄才会令人觉得可爱。这时期一过，人一旦觉得自己在自然面前占了上风，他的自然性就会转化为社会性，纯朴的、令人喜爱的史诗英雄就会转化为专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用心计、弄权谋、搞争斗、耍威风、让人觉得不敢接近、总笼罩着一层社会性威光和保护色的“帝王将相”。
史诗还与神话不同（尽管二者通常混杂不分）。在神话中，自然界是容易被人的想象力征服的，因而难以激起人类感同身受的内心共鸣。史诗则不同，它必须较为真实地把人类与自然界作斗争的历程记录下来，从而开出人类无可回避的与天地自然奋斗的现实主义历史和文化传统。
古印度、巴比伦、地中海地区，属于欧亚大陆利于文明初生的风水宝地。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开发改造起来要比欧亚大陆内陆和北方寒冷地区容易得多。因此，世界最早的史诗《吉尔加美什》、《罗摩衍那》、《伊利亚特》、《奥德赛》等，就都在这些地区出现。日耳曼地区，位于欧洲北部，气候寒冷，与地中海地区比起来，改造难度要大一些，开发时期要晚一些，但与欧亚大陆内陆气候更寒冷的俄罗斯相比，开发改造难度又要小一些。因此，日耳曼民族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出现时期不算早也不算晚：与荷马史诗比起来，算晚，与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比起来，又算早。中国的西藏，是世界上生存环境最恶劣、开发改造难度最大的地区，这地方的藏民族，开发改造这方土地的愿望最强烈（比如《洗衣歌》中“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谁帮咱们架桥梁”这类歌词，就表现了这种强烈愿望），因此直到今日，藏民族还是一个处在史诗时代的民族，其史诗《萨格尔王传》，直到20世纪，还在整个民族口头流传着，自觉的整理工作，20世纪后半期才开始。
作为诗，史诗与一般诗的不同点在于：它的是整个民族，而且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反映的时空面深远广阔。尤其是：它不受社会的功利目的左右，是民族慧根的自然（自由）表露，因而包含着一个民族蓬勃旺盛的原初创造力或“文化基因”。一个有史诗的民族，它的史诗，就像一个健壮的初生婴儿那声响亮的哭叫一样，人们可以从中听（看）出他未来前程的远大；一个没有史诗的民族，它的没有史诗，就像一个羸弱的初生婴儿的微弱哭声一样，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他未来文明前景的不容乐观。反过来说（“反证法”），一个历史壮观前程远大的现代民族，必然是个具有宏大史诗传统的民族。正因为如此，20世纪以来，当外国尤其西方史诗为中国人所知晓的时候，当中国人通过“反证法”发现自己是个没有史诗传统的民族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恐慌是可想而知的：不是吗？中国国民和文化的劣根性，不是早在没有史诗传统这一“文化基因”中得到证明了吗？然而，扪心自问，中国人是无法接受自己是个没有史诗的民族的定论的。中国人坚信：自己内心，自古以来就装着一部史诗，自古以来，就奔涌着一股千古不灭的史诗激情。可是，为什么文献中就找不到呢？这实在是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一大“缺憾”。
然而，正当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们为此耿耿于怀迷惑不解的时候，答案终于有了：
1995年12月12日 上午9点，在湖北日报社副总编辑刘建勋的一间寻常办公室里，一份极不寻常的协议——《关于汉民族史诗<黑暗传>出版的协议》……完成了签字仪式。……汉民族创世纪史诗《黑暗传》，1984年在神农架林区被发现后，历经十余年收集整理，基本完稿……。《黑暗传》是一部数百年来一直在神农架地区以口头歌唱、手抄本、印刷本和木刻片等方式广为流传的大型史诗，是以五言、七言为主的韵文，读起来琅琅上口，易唱易记。其内容从地球和人类还没有诞生以前唱起，分《先天》唱天地起源、《后天》唱盘古开天、《翻天》唱洪水泡天和再造人类、《治世》唱三皇五帝出现等四个部分。《黑暗传》不仅对盘古开天有生动的叙述，而且对盘古之前的宇宙景象也作了具体描绘，详细地描述了世纪的创业史……。《黑暗传》是一部记叙汉民族从盘古开天一直到明代的创世纪史诗。【《中国青年报》 1995年12月17日 1版】
这的确是个重大发现。学术方面，它填补了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大空白，证明中华民族像世界上一切创造了令人敬佩的文化的伟大民族一样，也有自己的史诗和史诗时代。而这项重大发现的现实意义则在于：它表明中华民族是个依然处在史诗时代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当然是个在自然改造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的民族，是个最需要史诗英雄并有将有大量史诗英雄的民族，是个最具活力、前程无量、民族爆发力或发展潜力方兴未艾的民族。
然而，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一发现在解决了汉民族是否有自己的史诗的问题的同时，引发的疑难问题更多。可以说,这些疑难问题，不遵循地缘分析法，一个也回答不了；一旦运用地缘分析法，就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问题一：世界其他有史诗的民族，都是在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制度和成型的国家形式出现后，史诗时代就大体结束了，史诗中的现实主义内容，一般不会延讲到有文字作自觉记录的时代，可中国汉民族的《黑暗传》，为何一直延讲到封建的国家制度已经形成的两千多年以后呢？
答曰：史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一个民族，不管他如何改朝换代，不管他是否进入阶级社会或文明时代，只要他那方土地上种种需要改造却未得改造的自然力量依然制约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只要这个民族自然改造的大愿力依然被压抑着，这个民族的史诗时代就不会结束。因为敢于改造、善于改造自然的史诗英雄和史诗业绩，是这个民族最为需要的。世界上其他有伟大史诗的民族的所在地区，自然压力不像中国这么巨大而且复杂，因此，把他们那地方的自然环境弄得较舒服一些，并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和特别艰辛的努力，这样，他们的史诗时代就不会延伸到自然环境改造得较为舒适的文明时代。中国不同，中国这方土地，是世界上改造难度最大的，中国人改造了几千年，时至20世纪，在自然改造的基本功即基础设施的改造程度上，尤其新中国成立前，甚至与几千年前的中国比起来，情形也差不多。20世纪的中国人，对风水的迷信，一如几千年前的中国人。这样的迷信，当然是由中国这方土地上的自然环境依然妨碍着中国人过好日子的情形决定的。亦当然，对风水的迷信氛围，对中国式的史诗英雄的塑造，是最有利的。一句话：中国汉民族的史诗之所以一直讲到近代，是因为近代乃至当代的中国人面临的自然改造任务，与几千年前一样艰巨的缘故。
问题二：汉民族的史诗，为何取名《黑暗传》？
答曰：黑暗与光明相对，黑暗属阴，光明属阳。从自然方面说，《黑暗传》中的“黑暗”一词，所隐含的意思是：中国这方土地，纬度虽然不是很高，但海拔却是世界上最高的，因此阴气很重，由阴生阳的潜力也最大。从社会方面说，“黑暗”一词，所隐含的意思是：别看中国这地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三四千年，出过那么多的三皇五帝、圣王贤哲，发生过那么多的改朝换代事件，但实际上，这块地方潜在的民族精神，从未达到过它应该达到的高度。因为至少在20世纪以前，这个民族受制于自然的程度，与三皇五帝时代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面临的自然改造任务，一如三皇五帝时代。然而，黑暗与光明又是互相转化的：在汉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一种通过承认黑暗、正视黑暗而体现出来的对大光明的向往之情，其潜在的冲力或自我发显能力，极为巨大。“冬天来临，春天还会远吗？”一个承认自己以往的历史全是一部阴气很重的黑暗史的民族，它的大光明的全新历史，就如黎明前“歌未竟，东方白”的东方鱼肚白，近在眼前了。
问题三：《黑暗传》在汉民族中，存在的时间应该是很久远的了，为什么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们这以前就一直没有发现呢？是民间艺人们像为祖传秘方保密一样，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吗？
答曰：史诗的存在有赖于它的语言文字的流传功能，因此，严格说来，任何史诗都不存在保密之说和保密的可能性。所以，年代久远的《黑暗传》之所以一直不为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们所发现，原因不在民间艺人们不愿贡献它，而在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们不愿去发现它。而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们之所以不愿去发现它，是因为他们觉得它没有价值。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们之所以觉得它没有价值，是因为作为史诗的《黑暗传》，其潜在的所指是变黑暗为光明，把中国这块地阴厚重的土地治理改造好，但在20世纪前的生产力水平上，这是一件看上去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因此，在那时的中国文人们看来，《黑暗传》之类的民间艺人们的东西，一是属于转化不出“事功”的“假语村言”，二是它也不像古典小说那样因与文明社会中的历史和人事不离而显得吸引人。这样，至少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文人们的不关注《黑暗传》，也是件合乎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和人的认识水平的事。
问题四：在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作为正统文化存在了两千来年，在其他国家民族那里，一种存在了两千多年而且留下大量文献的正统文化，必把其他文化自然排挤掉或把它们包融进来，成为正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可非正统的史诗文化传统，在中国，为什么一直悄悄独立存在着呢？
答曰：任何国家民族，他们那历史久远的正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然治理改造任务完成得较顺利的地缘经济基础上的。中国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国家，既有治理改造难度小的平原地带，更有众多山高皇帝远、治理改造难度大、与外界联系很困难的山区。前者生出正统的史官文化传统，后者则生出非正统的史诗文化传统。反过来说，一旦治理改造难度大的广大山区的治理改造任务提到中华民族的议事日程上来，非正统的史诗文化传统，必获得自己的正统地位。《黑暗传》在20世纪后半叶的被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发现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件事，并非偶然，它与以往不敢改造的广大贫穷落后的地区的正在或即将被中华民族所改造这一大事因缘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发生，是同步相关的，二者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或缘分。
问题五：在中国，自古以来，史官文化传统那么吸引人，能够给聪明才智之士带来在其它行道投资得不到的众多好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偏偏会有一部分才智不算低的民间艺人，不愿被有利可图的史官文化传统吸引，偏在看不出有任何功利可图的史诗文化传统上投资和充当货真价实的文化“守夜人”和“守望者”呢？这些民间艺人身上，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精灵或神怪呢？
答曰：《黑暗传》流传于湖北神农架山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些民间艺人，代表的是中华民族情系大山的愚公精神。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官文化，是生不出把中国广大贫穷落后的山区改造好的大事功业来的。他们情系大山，当然对不能满足他们大山改造愿望的东西不感兴趣。附着在他们身上的精灵不是别的，就是愚公移山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民间艺人，与本文在《愚公精神——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一笔精神文化遗产》【见“中华文化”栏目 2008-12-13 】一文中谈到的凿山崖、情系大山的大乘和尚是同一类型的人，都是愚公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愚公的传人。
以上五点，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与中国当今所要面对的地缘国情本己相关的意义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
虽然汉民族史诗《黑暗传》只写到明朝，但实际上，中华民族的史诗时代，是自三皇五帝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的，而且，今后还要延续很长时间。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依然处在史诗时代；中华民族的史诗业绩，还没有到总结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史诗，还未到给它整理、“最后编成定本”、打上句号的时候。由此也就决定了众多的史诗英雄，必在中华大地层出不穷。尤其是当自古在黑暗中沉睡的中华大地在20世纪全面醒来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形：20世纪的中国，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敢与天地自然奋斗的史诗英雄，比例之高，前所未有。比如说吧，“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是一支英勇无畏的史诗部队，他们创造的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史诗英雄都不能与之相比的。比如说吧，50年代进军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0年代大庆油田的开发者和虎头山下的大寨人，他们的事迹，是无愧于史诗英雄的称号的。比如说吧，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战争年代的战斗英雄，虽然他们的“对象化存在”是社会性的人，但是，就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显示他们的英雄本色这一点看，他们的业绩亦属于史诗英雄范畴，因为史诗英雄的共同特点是在没有高超的技术手段和外在道德要求的情形下自主决定地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力量投入到一项代表着一个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无可回避的历史任务中去。又比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诸如雷锋、王杰、苏宁、李国安、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孔繁森、高建成、吴良珠、李向群等等如天上的繁星一般众多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事迹，都是史诗性的；他们，谱写着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史诗。再比如，在与1998年的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特大洪水的抗争中，中国几千万抗洪抢险军民，他们那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精神气慨；那种儿子死了，父亲冲上来，丈夫殉职了，妻子顶上去，在洪水面前严防死守，人在堤在，立下生死牌，誓与大堤共存亡的事迹，正与四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第一位史诗英雄大禹的史诗业绩一脉相承。可以断言：只要中国这块土地不能得到根本的治理改造，类似的史诗英雄和史诗壮举，还将在今后的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虽然20世纪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中涌现出来的史诗英雄（英雄模范）比比皆是，但是，对他们身上代表着的东西，对他们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我们的理解并不深刻。改革开放前，我们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把他们当成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英雄模范。这样的评价，在新中国受“帝修反”包围的毛泽东时代是有意义和感召力的，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帝修反”们一个个变成了“合作伙伴”，“阶级敌人”不见了，这些史诗英雄或英雄模范们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就受到了怀疑。受西风美雨熏陶的人们说：这些英雄模范的事迹，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宣扬他们的人，只是出于某种毫无价值的空洞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是欺骗人民的骗术。这些人的内心中，总叽哩咕噜地如此反复念叨：看人家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这么多的“英雄模范”，但人家不是搞得比中国强不知多少倍？1998抗洪期间，他们中有人甚至以朝鲜战场上贪生怕死、活命为先的美国大兵为楷模，嘲笑在长江大堤上签订生死牌的抗洪勇士，说这些勇士不知生命至上，愚昧无知，纯属受人利用。老实说，世界上，再没有如此丧尽天良的缺德话的了！——在生态环境如此恶劣的中国，自古以来，都必须推崇这样的牺牲精神，因为它是灾难袭来时一切可能选择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佳选择，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自我保存的选择。这里，有何“愚昧”可言！这种丧尽天良的缺德话，本应一出口就被强大的社会舆论给堵回去，然而，由于掌握着当今中国话语权的人们，尚不能从地缘国情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英雄及其存在价值，因而面对这些如此亵渎神圣的言论，他们也找不出充足的理由加以驳斥。于是，这些亵渎神圣的言论在当今的中国，就得以大行其道，以至于2008年，竟然冒出个人活命第一的范跑跑和为其作“普世价值”宣传的南方都市报一帮文人，为这股歪风邪气的西风美雨在中国社会的大肆吹刮推波助澜。在这些言论的蒙蔽下，众多中国青年心目中的英雄模范们的价值存在，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吸引他们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文明”推出的在聚光灯照射下闪耀出来的这样“星”那样“星”。不客气地说一句：由于当今中国主流话语的贫乏态，几乎一代中国青年，都患有“色盲症”。
要医治这种色盲症，当今中国的主流话语，就得具有正确解释当今的中华民族英雄模范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功能。具有这种功能的主流话语是：当今中国，由于特殊地缘国情的缘故，依然处在史诗时代；当今中华民族的英雄模范，不是别的，就是史诗英雄；他们的业绩，就是人类历史上令人神往的史诗。他们的存在，固然表明中国的落后（但这缘于强大的自然压力），但更表明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其年青的再生能力和发展潜力，极为巨大。这样的史诗时代、史诗英雄、史诗业绩，是一股任何力量都压抑不了的民族伟力，那些熟透了的西方发达国家，想找都找不到。因此，在他们的这样“星”那样“星”面前，我们的史诗英雄，有什么愧色的呢？一句话，当今中国的主流话语，在对“英雄模范”价值的解释中，有必要以地缘论扬弃阶级论，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确立起这样一种全民族坚信不移的价值观：史诗英雄，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后记
1、本文摘自2001年完稿的《中国之命运》并有少量文字改动。
2、网上得知，《黑暗传》已经出版。虽然如此，我却未曾阅读过。但这不影响本文的中心思想：“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我是借《黑暗传》这块敲门砖来阐发“中国依然处在史诗时代”这一思想的。这一思想的真理性，自有中国的自然历史尤其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至今可歌可泣的与天地自然奋斗的事迹作证，至于与某些文献资料是否相符，倒在其次。
200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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