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自古讲求大一统
周绍强
一、中国传统国家理念在20世纪遇到的质疑和挑战
自古以来，政治大一统，反对割据，反对分裂，以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这样的国家理念，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20世纪前，至少在理论上，没有人会质疑。仿佛这个“从来如此”的理念是超时空的“绝对命令”，世人都应如此，如此才正常，不如此就不正常似的。然而，20世纪以来，这个“从来如此”的理念受到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和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阶段，一个是五四前后，另一个是1980年代以来至今。质疑者和挑战者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中共历史上的正面人物，也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的反面人物。
五四前后，先是早在19世纪，由于西方的侵略扩张，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上竟然有一些国家，其强盛可以不必像中国似地以国家大、人口多、保持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为必要条件。接着，东方的日本，这个从来不被中国人放在眼里的弹丸岛国，因为国家小，学西方学得快，反过来把“船大难掉头”的大中国打败了。于是，中国人开始认真怀疑：国家大、大一统的国家理念，是否就是好事？是否就是不需要任何理由来作论证的“绝对命令”。
对于这些怀疑，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理论界，除了用本身就需要进一步论证的诸如“春秋大一统”的“东方传统”、“东方历史”、“东方专制制度”等空泛字眼来作同义反复的论证外，实在找不出更深刻高明的科学理论来给自己心爱的东西作合理辩护。于是，在真与善这对矛盾中，把“思想道德必真必实”（毛泽东）看得极为重要、主张“睁了眼睛看”（鲁迅）的先进中国人，为了真理，就只好与自己心爱的东西作了知性的忍痛割爱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早在五四运动前几年写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他就慨叹“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吾而为日本，土疆三岛耳，吾而为德伊，历史才半纪，土地敌吾二广省耳，如之何不易！然则何苦为中华民？”【《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p24】到了1920年，青年毛泽东更有“打破大国梦”、“解散中国，反对统一”的“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之说。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毛泽东写到：
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作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斯响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时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
文章最后，毛泽东主张：
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同上 p507-508】
当然，后来的事态发展否定了毛泽东的“各省人民自决主义”，而把实际上更为毛泽东所推崇的俄国式的“澈底的总革命”提上历史日程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胜利。但是，直到毛泽东去世，1920年他提出的“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作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无论毛泽东本人还是中国或外国其他思想理论家，都没有给予“何以如此”的科学解答（文革式的大民主，是毛泽东的一个解答，但不算成功）。于是，改革开放以来，分比合好，许多小中国比一个大中国好的议论又抬头了。先是1980年代，国门刚打开，当看到诸如香港、台湾等所谓“亚洲小龙”的“经济奇迹”时，就有人发出如此慨叹：诸如大陆的上海，假如不是被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统一”掉，任其像香港样地自主发展，其成就不知要比香港高出多少倍。到了1990年代，由于苏联的解体似乎证明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失败和美国国务院1919年提出的“把整个俄国……分成若干大的自然区域，使每个区域有其各自独特的经济生活；同时，每个区域的独立又不应达到足以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程度”的计划的“富有远见”，于是，中外诸多政客们的眼光又盯上了中国。日本的石原慎太郎在《日本坚决说“不”》一书中，根据苏联的“经验”幸灾乐祸地预言说：
在中国，混乱的程度大概会比苏联更加严重。老一代领导人过世后，国家可能会出现分裂，也许会回到过去那种军阀混战的时代。与苏联一样，少数民族对独立的要求将会迅速高涨，吞并西藏这样的国家只能成为全世界的笑柄……目前中国正在沿海一带建设经济特区，这种特区越成功，就将越拉大与内地的经济差距并继续增加包括内地人口向沿海流动在内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而且台湾的存在、香港的回归等等也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在革命时期高喊的毛泽东主义的“一个中国”等口号已成为历史的笑柄。【注：中国的穷措大们作富贵诗，喜欢用“金”呀、“银”呀、“玉”呀一类字眼。同理，石原慎太郎这类日本“忍者神龟”们，谁都知道乃世界上最不善笑、总是刻意地去培养自己的劲气内敛功夫、时时装出一副酷相的人种。因此，当他们议论一些自己力所不逮的话题时，为弥补自身的口拙和理论功底的不足，每到论题坚刚处，总喜欢使用“成为……笑柄”这类字眼，以为这样一来，自己也像善于幽默的山姆大叔样地轻松自信起来了。实际上，还不是照样一副“忍者神龟”酷相：“笑枘”之“笑”在这里，既是学来的假相，更是因无理诅咒中国而被老天爷让他原形毕露后现出的“乏”样。】。
与此同时，另两位日本学者中岛岭雄和司马辽太郎也从他们那岛国国家理念出发，把石原慎太郎所希望的东西说得更明白，以为中国必须分为如下一些共和国才算理想：台湾共和国、广东共和国、香港共和国、内蒙古共和国、满洲共和国、西藏共和国、新疆共和国、云南共和国、华北共和国、华东共和国等。1994年，司马辽太郎在与李登辉作访谈时说：“国家应有适当的规模，像法国般大小最为适当。刚好和四川省一样的大小，但四川省永远是四川省，法国却创造了文明。只靠北京一个政府，要控制比欧洲还要大的地方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必定成为粗暴专制的国内帝国主义”。不用说，这番“高见”，对台独“大老”的李登辉来说，听起来是极惬意的。
更有甚者，2008年岁末，海内外数百名中国“民运”人士相继签名，发布《零八宪章》，打着“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旗号，把“分比合好”的国家理念付诸行动，使得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大一统国家理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中国为何看中统一，欧洲为何讲求分裂
上述“分比合好”议论主张，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毛泽东的议论是“乱中求治”的话，那么，19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客和中国李登辉及民运分子们的主张，就是唯恐中国不乱的“治中求乱”了。然而，这里，我们且不管这些议论主张的动机，单单把这些议论主张当成一个客观存在的理论问题来对待，看它能否站住脚。
事实上，上述议论主张，用中国当代学者郑刚先生的学术话语讲，都不是“自为文明”的应有气象，都是“自为”的分比合好的西方文明的嫁接式、异化式见解，——正如潮汐现象的背后是月亮在起作用一样，这些见解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欧洲式的分比合好国家模式。因此，要破分裂的小中国比统一的大中国好的观点，就得破除对西欧那种分裂型的国家模式的无条件的膜拜心理。
的确，中国这个国家，在受欧洲那种分裂型的国家模式影响很深的人们的眼目中，它那其大无朋、讲求统一但又显得杂乱无序的模样，犹如阿Ｑ眼中那把王胡络腮胡，“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顺眼”。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既杂乱又其大无朋的国家（石原慎太郎们所谓的“支那”），是通过人为的专制手段或“粗暴专制的国内帝国主义”手段建立起来的，自身没有任何自然基础。他们认为，既然欧洲国家从来都是讲求分裂的，那么为什么在今日被称为“中国”的这个地区（“支那”）就不能出现一种欧洲型的国家模式呢？进一步，像20世纪前的中国人把中国的大一统模式看成是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国法”一样，20世纪以来受欧洲那种分裂型的国家模式影响很深的人们，也把分裂型的欧洲模式看成是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自然法则，而把大一统的中国模式说成是违背自然法则因而是不道德、不合理、迟早要完结的怪物。
上述看法，让人想起发生在1980年代的美国的这样一个“历史典故”：198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在野民主党冒出一位年龄只有四十几岁，但脸上的皱纹却远过他的实际年龄的名叫“哈特”的呼声很高的候选人。共和党的主要候选人依然是七十几岁的在职总统里根。但在共和党内，里根也不是没有遇到挑战的。为了取代里根，共和党内的挑战者们千方百计寻找他的弱点，但找来找去，只能找到“年龄大”这一条，在里根的年龄上作文章。然而，这里，挑战者们又遇到一个棘手问题：里根年龄虽大，但相貌和精力依然“其命维新”，很是年青，尤其脸面，几乎看不出皱纹。面对这个棘手问题，挑战者们放出流言，说里根的年青面孔，是通过人为手段精心化妆出来的。对此，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里根的回答很妙，他一箭三雕地反问：“难道哈特先生脸上的皱纹也是他自己化妆弄出来的吗？”这一问，不仅击退了共和党内部的挑战者，就连“在此无辜”的哈特先生都被他巧妙的提前弄来陪斩，吓得把那伸出来的头赶忙缩回去，再不敢问鼎总统宝座。
同样，这里也可以反问一句：如果说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其大无朋的中国是人为的专制独裁手段弄出来的一种表面光滑内部繁杂的东西的话，那么，难道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欧洲，它的四分五裂，也是欧洲人故意自己弄出来给人看的东西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正如里根脸面的光滑年青和哈特脸面的苍老起皱都是自然的一样，中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分裂，也都是自然历史地生成的，而非“人为手段”故意弄出来给人看的东西。
说到这里，世界上诸多习惯于西方人那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人们会问：你这么说实在令人困惑！你说的“自然”，难道不是你所大肆宣扬的地缘条件吗？可是说到地缘条件，世界上哪个地区像欧洲那样，在地质地理气候上那么均衡一致？又有哪个地区像中国这样在地质地理气候上那么复杂不一？如果说政治体制是由自然的地缘条件决定的话，那么，照理说欧洲在政治上应该是最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应该是分裂最严重的，可事实恰恰相反，文明以来，世界上政治最分裂的地区是欧洲，最统一的是中国，这不是太矛盾了吗？
答曰：的确，在政治学这门科学中，如果人们有心并且注意到的话，最难的一道题恐怕就是地理统一的欧洲政治上却分裂，地理分割很严重的中国政治上却统一这一客观存在着的自然历史事实了。然而，这里还要重复一句：这个事实之所以构成一道难题，是因为被它难住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受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影响、缺乏一种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的缘故。只要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吃透，或者深悟东方传统的辩证思维，这个大难题就会像冰雪见到阳光一样自然化解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写道：“不言而喻，在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概括叙述时，我在细节上也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
1980年代以来，人们都喜欢讲“顺应自然”，然而，真正的顺应自然，必“反者道之动”地体现为“逆着自然”。因为无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有具有能够在比自己能量更大的存在物面前显示自己相对独立性的物象，才有自身存在的权利或质的规定性与稳定性；不若此，全然“顺着自然”，你就不是你，而是它了。比如地质学中，地壳之所以是地壳，是因为它自身存在着一种与自西而东作运动的重圈物质（地核与地幔）相对的自东而西的运动（逆动）。在植物界，炎热干旱地区生长的仙人掌和南美纺锤树，它们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湿润地区的植物不能相比的保存体内水分的本领——“自然”缺水，“我”身上的水分却很多，这亦是逆动。在动物界，湿润地区大量养殖的猪，其肉中的水分就比干旱地区大量养殖的黄牛和骆驼的肉的水分要少。在人类社会，只有“制天命而用之”的人群，才能保种生存发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逆自然”，并非肤浅的人的故意的举动，最深刻地说，它是一种取法自然的自然行为。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互相逆动的，而人和人类社会，亦属自然的一部分，所以真正的顺应自然，就不能不是也像自然界的情形一样，以逆取胜。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种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物质生命存在法则，在中国古老的《易经》中有着精彩的表述。比如推出“否极泰来”这句成语的泰卦与否卦，泰卦的卦象是，卦辞为“小往大来，吉亨”；否卦的卦象是，卦辞为“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这两卦，同由代表天的乾卦和代表地的坤卦组成，不同的是泰卦的卦象是坤上乾下，否卦的卦象是乾上坤下。按理说，自然界明明是天在上地在下，所以要讲对自然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话，吉卦应该是天在上地在下的否卦，凶卦应该是天在下地在上的泰卦，可事实相反。否卦卦辞告诉人们：天地是什么样子，你就像照相样认为它是什么样子，这种行为态度，必把自己给“否”掉，必不吉利。泰卦卦辞告诉人们：在天地“本来面目”面前，你若不形而上学地呆顺着它，懂得天不是呆板无生气的天，而是能动有生气的天，地不是呆板无生气的地，而是能动有生气的地，而天地之气的能动性就在于天气的本性在下降，地气的本性在上升这一辩证道理，并运用这个道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你就必定能够在天地这一具有大威力的存在物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因此形成一种与天地并列的“天地人三才”三角鼎立的格局，这样，天地间就有你的位置，你才能在天地面前“泰”然自若、通达顺畅、稳稳当当、吉吉利利地生存发展着。
懂得上述道理后，欧洲分裂、中国统一的原因，不已呼之欲出了吗？——简言之：在没有外来压力或压力不大、自成一独立系统的条件下，正因为欧洲的地缘是统一的，所以欧洲的政治才是分裂的；正因为中国的地缘是分隔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才是统一的。当然，此理，有作进一步解释的必要。
欧洲那块地盘，地势低平、气候湿润、交通方便，犹如一个摩擦系数很小的溜冰场，当罗马帝国这一最大政治障碍不存在的时候，四面八方的溜冰手（民族）都被它吸引了来。这些溜冰手们一上场，就脚下打滑地在那里相互碰撞。在此情形下，假如不人为地制定出一些极为明确的竞赛规则来的话，这块场地上的人们，将永远生活在磕磕碰碰、摔摔打打、谁也无法站立（自立）起来的“人对人是豺狼”的野蛮状态（中世纪前期）。在那块土地上，统一并不缺乏，缺乏的是差别界限。于是，差别界限就在政治层面上制定出来了（封建城堡及后来众多的国界线）。
中国这块地盘，地势高低不平，气候差别极大，所以摩擦系数也极大，大得使人别说在这上面溜冰，就是行走，也极感费力（请想想一代又一代的古代诗人们写下的大量以“行路难”为题、感叹人生之艰辛的诗章。而行路难首先就难在自然性的交通路面的高低不平；有此自然性的道路不平，才有社会人生的种种艰辛不平）。在这块土地上，差别界限（封建阻隔的大山大水。在中国，“封建”首先是一种地缘力量）并不缺，缺的是同一，于是同一就在政治层面上制定出来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不许地方分裂势力得势等）。
在欧洲，统一如雪面结冰，打滑碰撞更甚；分裂如雪化冰消，万物生机盎然。在中国，分裂如雪上加霜，饥寒交迫；统一如日照瑞雪，丰年在望。在欧洲，统一的专制政权必使它的权力直截了当地贴身威逼着那地方的人，把人们应有的相对独立性剥夺干净。在中国，统一的专制政权从未也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威逼着分散在各种相互隔绝的地理环境中的那些“不怕县官怕现管”的人们。在欧洲，虽然政治是分裂的，但事实上人们的相互往来是很方便的。在中国，虽说政治是统一的，但事实上人们的相互交往是很不方便的。
对欧洲来说，在没有一个统一的集权政府的时候，如果不分成诸多小国，社会秩序必是混乱得无法无天的；在有一个统一的集权政府的时候，社会秩序必是“秩序”得铁板一块的，生活在这种秩序下的人们，必时时刻刻感觉着专制政府像十个太阳样地轮番照射威逼着自己，而自己则没有什么中国式的“深山老林”可以躲藏。对中国来说，如果政治不统一，结果就会是两种：一种是封闭散居的小国寡民们互不来往、饥寒交迫、孤独无告的原始生活；一种是相互战乱不息的地方割据。两种情形都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在自然性的生存障碍的基础上，再“雪上加霜”、“天灾人祸”地增加一重社会性障碍；为这双重障碍所挤压的中国人，其命运的“灾难深重”、“水深火热”，就不奇怪了！
总而言之，欧洲人求分裂，不是因为分裂好看，而是求一种生活方便。中国人求统一，不是因为统一好看，更是求一种生活方便。中国的君子们，自古至今都在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西方的贵人们，从古希腊的俄底修斯到今天的英国绅士，一直在说：“Keep your distance!”（保持你的距离！）各自这么说的原因都在各自特殊的地缘条件：中国交通天然不方便，相互见面不容易；欧洲交通天然太方便，相互见面甚至碰撞很容易。
三、自然改造尤其环境恶劣的中西部改造，是中国永不分裂的国家基础
然而，毛泽东五四时的评论也无错：“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研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
但是，也应该看到，国家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的基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对矛盾中，人不要受到太大的自然压力和限制，即地质地理气候条件要给人一个基本的安稳保障或安全感。不从自然改造方面想办法，不把在中国的地缘条件下大自然未给予的东西通过今日说的国土治理改造办法争到手，只在社会关系方面用功夫，中国是永远无法摆脱“在沙渚上建层楼”的历史怪圈命运的。
然而，更应该看到，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面对中国这方治理改造难度如此大的国土，既然中国人无法像今日的美利坚合众国那样把自己国家的统一建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也即国民对国土的治理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事实上，因风水太好的关系，生活在美国那块土地上的任何人，中国式的国土治理改造，从来不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为了不使中国人因国家分裂而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维持一个“空架子”的统一局面，毕竟是当时所能采取的所有办法中最好的一种。
此外，人们尽管可以说，欧洲历史以来虽然政治上大体是分裂的，但它那意识形态上由基督教实现的高度统一且不说，就是社会秩序也远比政治上大体是统一的中国为稳定：中国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战乱，是世界历史上最频繁猛烈的（毛泽东：“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而欧洲，它那大的社会变动，只是到了千年一遇的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时候才发生。但是，应该明白，欧洲的这种相对稳定性，本源上不是它那种分裂型的国家模式带来的“善果”，而是因为它那块土地的地质地理气候条件本来就很稳定优越的结果。中国的不稳定性，也不是它这种统一型的国家模式带来的“恶果”，而是因为它这块土地的地质地理气候条件太不稳定而且恶劣的结果，虽然统一型的国家模式在较大的程度上减轻了这种不稳定性带给社会的危害，但毕竟这种不稳定性太厉害了，它尤其在古代的生产力水平上是人类无法对它加以大的改变的。
因此，大一统的国家模式，总体上说，是中华民族功大于过的正确选择。没有这样的基本估价，当今的中国人，就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这样做，无异于“抉心自食”、自毁青山、自掘坟墓、自己骂自己不是人而是某种只配由他人来任意支配宰割的蠢物！这样的民族，又有什么“将来”可言呢？又何必对外来的侵略进行抵抗呢？只要像白人殖民者刚踏上美洲时的那些野生动物似地任其猎杀驯化不就行了！
不错，时至今日，中国的统一，其基础依然不能算是稳定的，国家的整合程度依然较低，分裂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其原因依然不能从制度方面寻找，而应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寻找：只要中国这方土地上的自然压力一天不能得到令人较为满意的解除，中国的统一所必备的经济基础，就不能说是已经完备了，形式上的统一与内容上的不统一这样的矛盾现象也即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就要在中国这个国家的身上一直伴随着。因此，为着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为着保证中国永不分裂，中国就得一方面继续像古代那样，保持和追求国家的大一统理念；另一方面，在现代科学技术呼唤出来的生产力的辅助下，以大一统的国力来对付威力巨大的自然压力，在中华国土的治理改造尤其是环境恶劣的中西部地区的治理改造中实现自己形式与内容相统一即永不发生分裂的国家目标。当然，一旦这样的国家目标实现，中国的大一统就不是一件非那么严肃认真强调对待不可的事情了，取而代之的，或许将是世界的大一统问题。
记住：
中国不是生态环境东西南北大体均衡的欧洲北美。如果说在生态环境东西南北大体均衡的欧洲北美，联邦制也好，邦联制也好，都不会造成大的社会不公正的话，那么，在生态环境东南尤其优越、西北尤其恶劣的中国，联邦制也好，邦联制也好，都将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制度要能维持下去的话，包括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入侵和现代共产党革命在内的生态环境恶劣的西北胜了生态环境优越的东南的历代国家统一战争，就不会发生了；这种不公正制度要能维持下去的话，我们的老祖宗早把它贯彻落实下来了，又怎么会轮得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当今的《零八宪章》这邦“民运”乳臭小儿在这里自美——臭美！
（本文摘自2001年完稿的《中国之命运》，稍有增删）
200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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