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者杨鹏，无根的自由漂泊
——从《杨鹏演讲：宪政改革的道家思想资源》，
看新道家距离道还有多远
本非业内人士，也无意去揭新道家的硬伤或打击新自由主义的软肋。可是学界目前的现实状态，学术中每每让人总是有着如梗在喉的行为举止，尤其是对中国宪政的忧思，又使得俺这个门外汉还是忍不住不得不从思辨的角度唠叨两句。虽然很不情愿，或者说根本就不乐意做这种书呆子式的愚蠢的事情。
犹为艰难地是自从在懵懂中误打误撞地跳进终南山门，瞧见“大道”“真在”的面容，就没有办法不为了“全真”、“保真”、力求真的诚信，与高手过招，以图真见了。或者说既然已经尾随着金岳霖、董光璧等先驱举起了当代道家“整体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招牌，就总得多多少少地将那招牌上的“道”字，掸掸尘、擦试擦试、维修维修。免得由于时间的推移，或因着风雨的剥蚀，使那沉重的牌扁，重复发生“北京欢迎您”变成“北京欢迎尔”的迷朦景象，把道“走之首”的本真，沦落为孤零零的“首”之“思”的结局。
所以，在开篇之前，还是想先向杨鹏先生说一声：对不起！谁让你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啦，不拿你开涮，我又能拿谁说事？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您所说的“道家思想”是不被我所认同的。故，从现在开始我要提出一些问题，以就教于新道家各位代表。
一、理论何时成了“心灵的表现”？
综观通篇演讲，贯穿于其中的一个根本思想是：理论是心灵的表现。
杨鹏如是说：“理论是什么，理论是心灵的表现。中国有儒家、道家、法家、佛家等思想，说明中国人的心灵就有这些类型。心灵类型，不会因文字形态的消失而消失，因为心灵是本，而理论表达是末。心灵结构在，理论表达总会出来。”
也许两千多年的精神压抑，一个多世纪的心里恐惧和现实中的边缘化地位，促使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游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航道，从而卸却了良心担当。因此，一方面，当现实社会已经突破了僵化思想的封锁，再现毛泽东所称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自然景象时，多数屡受创伤的知识学人，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天下与春秋”，只问利益，不问前程；另一方面，受着怀疑论、以“否定之否定”为肯定的西方哲学为指导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些学人操起了批判的武器，意图回到那“心灵”中理想的世界，而忘记了对“武器的批判”，从而摸到真正的“石头”。
如果我们不惮以“应声虫”来形容第一类的经院精英，以表征麻木的灵魂给社会带来的危害；那么，第二类知识精英无论他们对经典的转述，还是对于现实问题的反映，也不过是失真的“传声筒”而已。比起邱成桐、郎咸平、余英时的作为，他们照抄照搬的学术水准，实在只是小儿科。所以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这两类精英都毫无例外地被腐败集团所利用，或者说至少客观上为官僚的腐败产生了助纣为虐的推动作用。所以，笔者在此所要谈的恰恰不是这两类精英，而是那些试图在夹缝中求生存，舍得身家性命以图责任担当的第三类精英——自发声！问题在于，这不单单是希望所在，更是人们尚未有清醒认识的危险所在。尽管这些人中无论是被边缘化的学者，主流中的专家，还是草根中的皎皎者，都是有着一颗为捍卫真理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无论其理论正确与否都是值得敬佩和尊重的。
但是，正像开放前因为“别无选择”而迷茫痛苦，开放后面对着“百里挑一”的选择而痛苦迷茫一样，人们突然发现，所谓自由，原来“看上去很美”，实际上“不过如此”！于是，内心中不自觉地默诵起曾经被多少伤心人所沉痛感怀的名言：“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在众口一词呼唤大师，力倡改革创新的表达中，殊不知有多少数不清的“创新理论”，不顾批判与讨伐，仍然抱着大师的心态，正翘首仰望着权威的定夺，期盼着有着一日，鲤鱼跳龙门，成为“皇家马德里队”的一员，好以“宪章”大师自居。毕竟每一个“创新理论”都是“理论”创立者“心灵的表现”。
可是，这时候，我想问的是，这些“心灵的表现”究竟是“理论”、“看法”、“意见”、“舆论”、“议论”、“谬论”，还是神汉们的“歪理邪说”？
吴心在《人类思维方式》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为我们，更为创新理论者敲响了警钟：“当人类社会进入一个高度发达、成熟的阶段之后，人类的认识也将会随之出现第三种方式的思维。它是在结合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之后，产生出来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们常常以各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给人一个耳目一新的概念。它们会从各个领域独立分支出来，自成一体。从表面上看，它们是非常合理的新概念、新理论。然而，实际上那只是一些貌似神离的原有理论的复制与篡改。它们最大的危害就是，将人们的意识引向歧途，使人类的认识远离真理”。
我要说的是，辩手的“理论”与诡辩者的说词固然是“心灵的表现”，但如同人并不是从土坷垃里蹦出来的一样，一个真正理论的产生也决不会只是一个人“心灵的表现”。
柏拉图曾在《斐多》篇中引述苏格拉底的话说过：“后来我听说有一个人在一部据说是阿那克萨戈拉写的书里看到过，心灵是安排一切的原因。我听了觉得很高兴，认为这个想法很可佩。心里想：如果心灵是安排者，那就会把一切都安排得最好，把每一件特殊事物都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如果一个人要想找出某物产生、消灭或存在的原因，那就必然找出，哪一种存在状态、行动状态或遭受状态对该物最好。因此，一个人只要考虑什么对他自己和别人最好，也就会知道什么最坏，因为这两件事是包含在同一种知识里的。
我怀着多么大的希望，又遭到多么惨的失望啊！我往下看，发现这位哲学家完全不用心灵，也不用任何其他安排事物的原则，而是求助于气、清气（以太）、水以及其他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不知道杨鹏在内心里是如何定义“心灵”的，更不知“理论”在杨鹏的心中是意味着真理，还是象征着“结构类型”。
只是知道达尔文在1888年就说过：“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道看作是科学的、普遍的规律，理论就是对道的明确阐述；那么，很显然，把“心灵的表现”当作是“理论”实质的，这种对柏拉图“知识就是回忆”观念的“复制与篡改”，只能证明，不要说将其与老子或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相较，仅就与达尔文相比，新道家与道的距离也还是要相差118个阳历年的时光。
二、太极图是橡皮泥吗？
杨鹏太有才了。
看他的文章，第一遍让你激动得不知说什么；第二遍让你迷糊得不知他在说什么；第三遍却能让你郁闷得直敲自己的脑壳问这是为什么。谁说康德、黑格尔难看，那纯粹是没文化的表现，看杨鹏的文章那才叫真的难看呢，有文化你也看不懂。
如此效果原因何在？直到费了好大的劲，回归到他对“理论是心灵的表现”的表述时，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他文章的逻辑就是随心所欲的不逻辑。看你如何看，呵呵。
诚如其文章中的引言：“世外人法无定法方知非法法也”；“两手把山河大地揉扁搓圆撒向空中毫无色相，一口将先天祖气咀来嚼去吞入肚中放出光明”。他文章的思脉正应了那句老俗话：“二八月的天，少女的脸，说变就变。”
现谨举几例已验明证实。
其一：太极图的“二”是“多”吗？
“太极图是阴阳相反力量的互动，两个相反对抗，相辅相成，这才是和谐的秩序。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多元相反的力量在相互约束平衡，那么这会是最大的祸患。”请注意前一句讲的是“两个”，后一句讲的是“多元”。那么，逻辑上，这就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
也许有人要问，那“两个”代表的是阴阳，“阴阳”不是象征着很多的元吗？两个、四个、八个、多元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说，那可要真得谢谢你，因为你问得太对了。这正是太极图之所以能成为认知图示的隐秘之处，也是西方哲学中“二元”割裂、“三位一体”观念与东方“大道哲学”或“同一”哲学“貌似神离”的根本所在。
西方的理论思维（我们所通常了解和接受的，而不是全部）只是强调了“相反对抗”，而忽略了“相辅相成”，更没有把“相反对抗”与“相辅相成”融合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先贤都指出：只有西方思维与东方思维的对抗，而东方思维是包涵着西方思维的真正原因。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尤其是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引入，一个最直接、最根本、对中国文化伤害最深重的正是对“阴阳”这一概念的离散化、物质化、具象化，和对阴阳观的错解。
西学的冲击，造成了国人要么将“阴阳观”逼回宗教、民间，走向神秘，彻底远离道学思维，使得“阴阳”这一抽象概括的“哲学”范畴，从根本上动摇，失去了“道学”的基石，从而使大多数人陷入犬儒的“糊涂”理论，追求无是无非，自在快乐，道不可说的误区。要么，把阴阳物质化，具象化，直至简单等同于“矛盾”（依照太极阴阳八卦六十四卦演变原理所形成的“矛矛、矛盾、盾矛、盾盾”层次结构关系，只有“矛矛”才是我们流行哲学中所谈论的“矛盾”的“相反对抗”意义。马哲把黑格尔“矛盾”颠倒成“盾矛”之后，是颠倒了阶级社会中“阶级”这个“主体”的“主从”关系，并没有“颠倒过来”“矛盾”的相互作用），彻底进入理念论的斗争哲学，使得思维方式“全盘西化”，对传统文化极尽否定、批判、摧毁之能事，从而使相当一批人陷入“唯我独尊”的“狂禅”似的理想主义、唯意志论（法西斯是怎样炼成的？为何尼采、叔本华曾一度受到青年的追崇？“卡夫丁峡谷”到底是否越过？缘何土皇帝、山大王遍布王土？与此是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形成权力拜物教，导致社会公德日渐江河日下。
可以大胆而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离开以《易》为逻辑基础的道学，离开道学的基础范畴“阴阳”观，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势必将重蹈欧洲新教改革之覆辙。
我们说，“太极图”的原理不仅仅表达“一阴一阳，冲气以为和”，还表达着“阴阳函八卦自然之妙”（《六书本义》），即“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式的宇宙构形生成法则。
也就是说“两元”与“多元”的区别不仅是“平辈”（平面上）之数量多寡的区分，还有“生”与“被生”的“生生”关系。“生生之谓易”是太极图的命门所在（令笔者欣慰的是这一点已经越来越被一些当代学者所注意，比如汪晖），也是东方思维与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不然，太极图也就成了橡皮泥，人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揉扁搓圆”想捏啥，就捏成个啥了。同样，中国古天文学也决不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随意打扮！
当杨鹏在语言上从“两个”跳到“多元”时，表面上看好像无实质的区别。实际上，他却从“东方范畴”一下跳到了“西方思维”上去（这也是我们很多道学研究者之所以总是攻不破道学核心的根本误区所在）。就是说，嘴上喊着的是“太极图”，实质上却丢掉了“大一统”思维之根，而走入“二元”的割裂思维。
问题还在于，“多元”也不是“西方思维”的根。因为“西方思维”到目前为止还是摇摆在“形而上”的“二元”与“三位一体”之间。我们太极图中的“阴阳”，从根本上说是“一”的两态、两面与两性，而不是独立的“二元”。太极图表征的是一个统一开放的整体生成论，是“式－能不离”（金岳霖）。
我之所以称杨鹏为“无根的自由漂泊”，正在于此。好像是亦东亦西，其实是不东不西。
同样，江正杰教授所言应把西方哲学中的“矛盾”译成“阴阳”，虽然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却没有找到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
“刹那生灭”与“大爆炸奇点”的“归零”思想，都不约而同地奔向耶教或佛教的上帝、如来，是回归了宗教的根，而远离了哲学之“道”！
科学的真正功用是寻找自然界背后的自在、自发生、自动控制和束缚的自然法则、规律，不是去证明“轮子”的狂妄叫嚣，上帝、如来的虚无缥缈。
或许，有朝一日“实在论”、“实用主义”科学地发现“大道”的芳容之后，东方睡狮也就将如梦方醒地大彻大悟：他，说出了“我”的心。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公民”才能真正恢复其“上帝”的身份，“观众就是上帝”也就不再只是一句“美丽的谎言”而名符其实，“公仆”也就自然找到了自己应该站立的位置。人们将突然发现“资本”原来不过是创造的物质、素质基础而已，“法律”自然也就成了“秩序”的代名词。
所以，宇文速提出的“找阴阳，炼就正确世界观”，才真正找到了我们中华民族道学的根本概念的实际蕴含。只有认识到阴阳的本质属性和演变规律；只有找准阴阳，人类才能够对事物进行准确的整体关联、变化的分析。否则，就会落入“混沌”“模糊”、“神秘”“片面”的孤立、静止的辩解。“和谐社会”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而不只是人的单纯的“心灵表现”。
其二，宇宙的中心是王朝统治者说了算的吗？
“中国商朝的时候，统治性的天文观认为，宇宙的中心是太阳，因此有太阳崇拜。”
“周朝推翻了商朝，不愿意继续让被商朝抹黑了的太阳来当宇宙的中心，就开始让北斗星来做宇宙的中心。”
“孔子从周，所以他说：‘为正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共之’。领袖就是北斗，众星环绕，听命于北斗。孔夫子是北斗崇拜的。”
我们且不说“北辰”是“北极星”，而非“北斗”，所体现出的杨鹏对中国古天文学的“不知”。
我们也不要求他找出商朝的“日心说”证据，以指出他治学的“狂禅”心态。
我们也不追究他所讲的“周朝让北斗星来做宇宙的中心”一句，不但把中国古人“畏天命”的历史，扒拉得一干二净，也把中国的古天文学拔弄得一无是处，欺师灭祖的“原罪”。
只消看：“有北斗崇拜的政治文化基因，我们就有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起毛泽东’。这样歌颂领袖的歌曲，这是从周朝的北斗崇拜系统继承过来的。”这一句话跨越了多少个朝代，而这些个朝代又为何没有像周朝一样“让××来做宇宙的中心”，就可以理解他那思维跳跃的不逻辑了。难道没有北斗崇拜的民族就没有“歌颂”过“领袖”么？
思维的无根性，逻辑的任意性，是研究怎样地宪政的呢？当然非自由宪政莫属。但这对于杨鹏来讲，却正是他的“理论是心灵的表现”的逻辑。
“人类最伟大的现代政治成就是什么？如果不是脑子长虫，一定会首肯美国。美国政治家留给人类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迄今仍是人类的政治榜样。”嗯，没错。
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杨鹏的脑子没有长虫，一定不会反对把留给人类《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美国政治家”称为“美国领袖”地吧？嘿嘿，换了马甲我一样认识你，是不？那么，美国人民，包括杨鹏自己是歌颂“领袖”了呢。还是在诅咒“领袖”？那“最伟大”的一词，对于不研究宪政的人也是知道其所代表着的意思嘀。
其三，集权的联邦政府是不是“中央政府”？
杨鹏如是说：“美国宪法，不过就是为美国社会中的‘阴阳对冲’提供一个互动平衡的博弈规则。大家都说，美国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多数这些组织都是有中心的。企业有中心，其它社会组织也有中心。但是，美国整个社会，却是一个无统一中心的结构。美国没有中央政府，只有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只是多个州的联盟体。”
一个研究多年自由宪政，对美国政治五体投地的体改研究员，居然分不清国家与联邦、联邦与联盟、联盟与邦联的关系。对美国1787年5月的费城会议的伟大的历史意义颠倒错解。不要说内行人不敢相信，就算我这个外行人也实实在在地惊诧莫名。
《联邦党人文集》那85篇对国家宪法的精辟说明，给它的外籍“法律人”和崇拜者在思维中传留的难道就是让除了美利坚合众国以外的国家的宪法，都成为《邦联条例》吗？美国南北战争维护的是中央？还是联盟？罗斯福新政纠正的是“联盟自由”还是“中央控制”？执行《美国宪法》的白宫，难道是联盟总部？而不是中央政府？尽管白宫的地理位置确实不在美国版图的“中央”位置，可是能否有哪一个美国人不承认那是他们国家的“心脏”？有哪一个州的美国人会说美国总统不是他们的“首脑”？
行文至此，已笔涩心滞。就让我们摘录一段《联邦党人文集》出版说明，作为本文的结尾巴。
“本书三位都是美国建国初期起过不同作用的资产阶级历史人物。他们当时自称联邦党人，坚持拥护在新宪法中得到体现的，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联邦共和制度。因此，本书是全面为新宪法辩护的一部著作。它一方面反驳了反对派对新宪法的各种责难和抨击，另一方面也以新宪法和建立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作了分析与说明。它从不同方面说明了1781－1787年间邦联的缺点与存在的问题，强调建立联邦主义和国家主义相结合的这样一种联邦共和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说明了联邦应有的权力、联邦机构的设置、联邦各部分之间，如国会、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和权力划分的原则；以及联邦各机构首脑的职责及任免，等等。总之，本书的中心论点是阐明需要建立中央相对集权的强大的联邦政府，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实现国内安定，促进经济繁荣，但也不过多地侵犯各州和个人的权利。这同邦联政府的权力不能集中的软弱情况相比，更能符合获得独立后的资产阶级当时的政治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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