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研究历史学中的这对矛盾吗》
赵自强
我国学者被“文革”搞怕了，尽可能迴避风险，不去碰那些有尖锐矛盾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是一种相当困难，相当烦心的科研工作，尤其是研究中华文化起源问题，早就有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这就是，司马迁在2100年前的《史记》中提出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和1654年德国的“洋鬼子”，基尔什尔在《埃及迷解》和《中国图说》中提出的“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
面对这对不能同时成立的尖锐矛盾，我们是不能鱼翅熊掌兼得的，只能弃一取一。而这种选择对错难测；这不仅是课题难，关键是政治风险大。因为政治这种东西，常常翻云覆雨，动不动给你扣上卖国贼，不爱国的大帽子。这样一来，你还敢研究这种危险课题吗？
但是，这个禁区又是历史家不能迴避的基本问题！因为你研究中国上古历史，就必须研究起源问题，并回答这对矛盾谁是，谁非？谁是真理，谁是谬误的问题！
在实践中，如果你用爱国不爱国的老尺子，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那么，司马迁的理论就是真理，基尔什尔的理论就是谬误。如果你用追究事实真相的新尺子，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那么，司马迁的理论就是谬误，基尔什尔的理论就是真理。这一点，我在第一篇“博客”中作了专题陈述。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研究来看，我国学者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之后，政府就在本世纪初，命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攻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但很遗憾啊，八年过去了，这两个“工程”离完成，还遥遥无期呢！
由此可见，这两个“工程”的难度很大。因为它们并非今天才有的问题，而是从孔子、屈原到司马迁，已经研究了2500年的“老大难”。由于这两个千古之谜难于解决，这就使我国上古史研究陷入了迷茫、徘徊、窒息，甚至死亡的困境中。面对这种困境，我在第一篇“博客”中刺激了一下死水一潭的史学界，以十分鲜明的态度，重新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真实可信的问题。而这可不是猜想，更非臆断；而是有根有据的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
因为我对“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和“西来说”，这对矛盾作了长期研究，比学者们研究“两个工程”的时间，还要早十四年。总起来算，到现在，我已经研究了22年。研究方法也和众家截然不同，是将中国埃及文献文物，以及古文字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的，由于方法得当，资料吻合，两个“工程”在我的研究中也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我把研究成果简要的写成了《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半是在外国发生的》一文。其中黄帝至夏朝，这1500年的国都帝陵是建于埃及孟菲斯的；商朝500年的国都帝陵是建于埃及底比斯的；西周300年的国都帝陵是建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东周一分为二，宜臼（周平王）的国都帝陵是建于巴比伦的，他弟弟伯服的国都帝陵是建于土耳其的；西秦的国都帝陵是建于埃及孟菲斯的，直到公元前384年，秦献公东征诸侯国，12年后，即公元前373年，秦献公将“七雄”赶入中国，并迁都中国咸阳。从此，中国国都正试建于现在中国境内。
这些史实，既有大量中国文献记载，同时又有确凿的埃及文物证明，并且还有中埃两国许许多多相同相似的图画和象形文字映证。可是，学者们受司马迁的错误思想束缚，末研究过埃及资料，观念凝固在两千年前司马迁的错误思想中，不敢前进一步，甚至连祖宗遗留的文献资料也不敢相信，疑古学家否定一切的“学术成果”，不是这样吗？由于我们的种种错误，学者们连埃及出土的我国文献记载的真实文物也不敢研究。就这样，我们在司马迁的熏陶下，思想被“伟人”的错误理论弄得神魂颠倒了。
你想啊，搞历史研究连记载历史的三个基本要素——文献、文物、古文字，都不去研究比较，这学问做得糟糕不糟糕，还怎么谈得上研究历史呢？那成果怎能不错呢？
好在现在改革开放了30多年，政府出题叫我们研究“两个工程”，但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是不听相反意见，看到《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半是在外国发生的》题目，就吓破了胆。这种水平，如何搞研究呢？
从今天史学研究的成果来看，一部真实的中国上古历史，是可以象数理化一样，反复用文献文物验证的历史，是有科学规律可寻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学术权威跟着“伟人”，把我国上古历史搞成了一部虛无飘渺的神话史！这就使我们的上古史研究，在司马迁的错误基础上，雪上加霜。
而今天走到这种学术困境中，并不明白，我们的思想，还象欧洲中世纪人的僵化思想，自己不敢思考，不敢研究；还看不得新东西，新观点，新理论；怕事实，怕科学，怕真理。你想啊，精神状态如此糟糕，听到相反意见，就象白天见鬼，吓得魂飞魄散，这种人，怎能冲破困难，去发现真理呢？
事实上，我们要想研究真实的历史，反映客观的过去，揭示尘埃埋藏的事实真相，就必须用一切方法，包括独辟蹊径，另起炉灶，“反客为主”，甚至从相反的角度去研究它。我们既然用了八年时间正面久攻不克，即就应当再从侧面或反面研究，怎能一根筋的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基于这一理念，我们为什么不从批判的角度，重新研究司马迁的《史记》？为什么不从称赞的角度，重新研究基尔什尔的“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为什么不化点时间研究研究埃及出土的文物和古文字呢？硬要用先入为主的偏见去看待末知的上古历史呢？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说：“启蒙运动的信徒，是兴趣观点不拘一格，抱怀疑态度，要追究答案的人，他‘把偏见、传统、古典、权威，一致赞同。总之，一切令群众敬畏之物，都踩在脚下。他敢自己思考，跃升到最明白的通则之上，检验它，讨论它’”（1）。
林恩·亨特又说：“19世纪末的历史学者认为：科学化的历史是客观的，因为它不涉及哲学或理论，最优先考虑的是事实。法国史学家莫诺在1900年的‘第一届国际历史学者大会’的开幕会议中告诫自己的同行说：‘我们再也不想牵涉假设的近似推论……它们看上去堂而皇之，其实是虚有其表的骗人的道德教训。要事实、事实、事实，本身内在就含有教育和哲理的事实。要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一概不要’”（2）。
我们从这里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我认为，那就是，我们必须“敢于自己思考”问题，“追究答案”，把“一切令人敬畏的，权威、传统、偏见，踩在脚下，去检验它，讨论它”。我们“要事实、事实、事实，本身内在就含有教育和哲理的事实。要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一概不要”。
不论他是司马迁，还是基尔什尔；也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他代表真理，我们就拥护他。他说的是谬误，我们就批判他，概莫能外！因为科学和真理是无私的，无国界的，它属于全人类！
注释：
（1）（2）（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著《历史的真相》第25、6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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