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炜：新中国文化教育机关对传统中国文史的重构
我先交代这个问题的来源和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流的论述认为，1949年以来，新中国割断了历史传统，是很强硬的反传统，甚至把反传统推向了高潮，而且“五四”就是一个很激烈的反传统主导的潮流。我部分地同意这样的论述，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论述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意思。譬如，如果现在说“五四”反传统，新中国反传统，就不能令人信服。现在中国复古的潮流很旺盛，传统似乎活着。那这一百年到底是完成了反传统的任务，还是反传统不够，或者反传统到底表现在哪里？这很难回答。所以，我希望调整观察角度。为什么传统还存在而且很有活力？实际上，“五四”以及新中国对传统激烈反叛的同时，也在继承和重新构造。现在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传统的研究，完全被一些主流论述牵着走，使得原来的问题丧失掉了。比如，我们一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以鲁迅、矛盾、巴金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传统，但近十年，已经悄然改变，可能变成以张爱玲为中心的研究传统了。那么原来建构的传统有什么涵义？我们要重新找回自己的问题。中国文史传统的研究里面存在同样的问题。现在学术界对古典历史、文学、哲学的研究，主要忙于应对海外汉学提出的很多问题，那么原来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来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特别是“五四”和1949年以来，原来延续的问题在哪里？我认为，需要重新回顾和检讨。
一、继承：“五四”传统的高扬和再出发
第一，对“五四”的三种解释
事实上，新中国很多文化、政策、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五四”目前存在三种解释模式。（1）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关于“五四”启蒙的阐述，认为“五四”反叛旧文化，提出新的价值，主要是启蒙，强调科学与民主。（2）文艺复兴论。首先由胡适提出的，“五四”并不是简单的启蒙，还包含文艺复兴，包含很强的人文主义因素。余英时特别强调三四十年代的很多文史工作，恰恰认为文艺复兴会内含着启蒙，是更包容性的解释。（3）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学术开始构建的“五四”的解释即反帝反封建的起点。当然，我觉得余英时的一个潜在意图是要反对这个传统。现在需要重新阐释第三个解释传统。它跟前两个解释传统并不是敌对关系，恰恰能包含前面两个解释。反帝包含民族独立和自觉的要求，反封建强调人们打碎旧统治阶级，也是民主的理念。我强调从第三个解释传统重新看待“五四”以及新中国对中国传统的看法。
第二，新中国的文化取向
列文森写《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对比了新中国和苏联建立之后两者取向的不同。苏维埃建国之后，苏联的历史写作是要把苏联的历史纳入整个西欧的历史发展传统中，而中国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历史写作，并不是要把自己纳入强大的世界进程中，而是强调中国的革命传统本来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列文森的观察非常敏锐，特别强调中国革命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
第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量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规模古籍整理计划
中国革命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在1949年之后的很多文化制度建构上都有反映。在此，例举文化建设的一些基本的措施。比如，中国科学院第一个成立的所是中国近代史所，研究1840年以来的问题，往后又成立了中国历史所、文学所。从1952年开始，影印了很多书。第一本影印的是《楚辞》。真正标点整理，大面积发行的是四大名著（其中《水浒传》最早整理出版，1952年）、《资治通鉴》（1956年）、《史记》（1958年）。1954年郑振铎开始主持《古本戏曲丛刊》的编辑。那时候，基本上都选择民众的传统，老百姓都能接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立以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屈原》、《淮南子》、《论语》等等，初步统计，1951年到1966年出版了1500种。可以看出，重构的过程就是选择传统。尤值一提的是1957年。1949年以后，新中国一方面学苏联，另一方面是面临中国化的问题，就在1957年跟苏联关系破裂之后，更明显地提出中国道路的问题。1957年1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了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关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报告。1958年2月上旬齐燕铭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强调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是整理和出版中国古代名著基本读物，第二是出版重要古籍的集解，第三是整理和出版总集和丛书，第四是出版古籍的精义本，第五是重印和影印古籍，第六是整理出版阅读和研究古籍的工具书。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随即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并于1959年委托北京大学创建古典文献专业，以解决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问题。小组人员有百余人，分为文、史、哲三个组。这个计划到1966年有些中止，1971年开始恢复。从1978年开始重新规划，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81年12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古籍整理扩展到少数民族的古籍。在某种程度上，这比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的工作更为深入、全面，而且更有规划。
二、重构：阶级的历史和人民群众的传统
1949年到1979年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的讨论一直很活跃，你可以说它高度的政治化，但这恰恰表明我们的传统有很强的活力。它强调阶级的历史和人民群众的传统，在当时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开掘了一个新的传统。人们很容易把中国古典传统想象成一个帝王将相的精英士大夫的传统，反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强调传统的时候，做了大量阶级性、民主性、人民性的分析，大家都是觉得非常重要的问题。最早是关于《水浒》的讨论，它到底是关于农民革命还是一帮流氓无赖的书？它的人民性究竟表现在宋江身上还是李逵身上？1919年以前，《水浒》只是一般的大众文学，而我们现在当然地把它看作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实际上要归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对它的讨论。不可否认，关于四大名著的讨论确实激发了大家对古代文学的兴趣。它还包括更多的讨论，如《西厢记》，《琵琶记》，乐府诗歌，李白、杜甫、屈原的诗。所以我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传统。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完全是政治化的讨论，但更多的学术研究者并不否认这是很好的传统。比如余英时在回顾《红楼梦》的研究历史上，他特别强调以前的《红楼梦》要么是索引派，要么是曹雪芹研究，只有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阶级斗争理论构成了《红楼梦》重要的研究传统。关于历史分期和社会经济史，实际上都继承了其中很多研究传统，特别是对明清的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进一步看孔子评价问题和由此引发的其他问题。比如说，原来的中国思想传统比较单调，孔孟到朱熹，道统的建立很简单几个人，那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讨论中，增加了柳宗元、刘禹锡、荀子等等很多人物，丰富了中国思想传统，而且强调很多非正统的部分。再比如，艺术史、考古、建筑、版画领域都发掘了新的人民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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