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秦历来非儒，视术儒如粪土。及至秦始皇扫平六国，遂有“焚书坑儒”之举——这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强秦素有尚武重法精神。秦国有伟大的商鞅变法，有《吕氏春秋》，有《谏逐客书》，有韩非子的学说，有君臣固守以窥周室的团结精神，有世界最早的军衔制度，有先进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精湛的兵器工业，高超的大地测量技术和造车技术，六国奴隶向往这里，逃亡到秦国成为国家农业经济主力，粮食生产多了就有行赏，固有的国民成为军队的主力，军功多了就有土地，新兴的军功地主带动了国家活力。俨然是一个伟大的古代超级大国的形象。这种昂扬向上的气象，屡遭术儒非议。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诏求贤，六国人才纷纷归秦，至吕不韦为相，已有门客3000余人，可谓人才济济，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作好了人才准备。公元前247年吕不韦令门客兼取道、墨、法、儒、兵、农、阴阳各家之说，汇集成《吕氏春秋》，命秦始皇熟读作为治国理论。秦王嬴政深谙诸家治国之道，一如前辈，用法、道、兵、阴阳而不用儒。其正确选择为扫六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孔子骂大批逃亡的奴隶，感叹世道的衰落时，秦国建立了新制度收纳了他们，而秦国的国民加入了秦军，推广新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商鞅、韩非子、吕不韦、白起、李冰、王翦、李斯等人才和吸引他们的制度交相辉映，秦国还拥有灵活的外交策略，高超的管理水平，完备的军事制度，加之400多年的不断扩张，在对外纠纷中，利益总是向秦国倾斜，加上国内生产力的提高，秦国聚敛了大笔的物力和财力，一个超级大国的背后是一群人不懈的努力，是一个民族智慧的凝聚和精神的焕发。虽然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但是秦国的扩张历史长达400余年，并且导致此后关中地区继续作为全国中心上千年，以天下十分之一的人口占据十分之六的财富（《盐铁论》）。
统一六国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齐鲁，封禅泰山时曾召集齐鲁地区儒生、博士，共议朝政，“以古非今派”、“厚今薄古派”分别代表复辟和反复辟势力进行了一场大辨论和政治斗争。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拥护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儒生、博士仆射（博士长官）周青臣认为，废除分封，改设郡县，利国利民，可以消除战争流传万世。反对秦始皇推行法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儒生代表人物淳于越，主张恢复分封制，大封子弟、功臣，不能使“子弟为匹夫”。唐代进步思想家柳宗元《封建论》对这次大辩论的评价是：“其为制（指郡县制），公之大者也”，“天下之端自秦始。”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是儒家的进步思想，以周青臣为代表的儒家进步势力，正是为了维护儒家与时俱进品质，才拥护秦始皇推行法家的郡县制政治管理，而淳于越代表儒家的保守落后思想，主张恢复分封制，以便从中获得个人和家族利益。即使如此，当时未见开明的秦始皇对淳于越有何惩处。
秦始皇一统六国时，为了收藏高档战利品，灭一国建一宫，为的是存留历史。秦人建六国宫，竟遭到术儒的无端中伤。秦始皇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移风易俗，废除人殉，修造兵马俑。秦始皇用俑陪葬，被犬儒恶意中伤为始作俑者。当是时，亦未见秦始皇对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说三道四的术儒有何动作。
公元前212年燕人卢生和韩人侯生谋反，公开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自绝于刚刚统一的国家，尔后败走。这令当局无法容忍。始皇一怒为国家，着令御史审问查案，结果查明犯罪儒生共460人，以妖言惑众“谋反罪”，坑杀于咸阳，又下令“禁私学”，因为私学成为结党营私，聚众造反的场所。儒家创办的“私学”，从一开始就有明确政治企图——复辟奴隶制政治体制和其他管理体制。难怪法家韩非称其“二心私学”、“乱上反世”。对这种“私学”，必须察其言而禁其行，破其群以散其党，坚决镇压。秦始皇用丞相李斯之议，“禁儒家私学”。对于谋反儒生，除定为“谋反罪”处死外，其他儒生仍为官为民各司其责。并非“凡孺生均在杀戮之列”，如周青臣仍旧为官；博士儒生叔孙通仍旧授徒，有弟子100余人；儒士陆贾、郦食其，博士儒生济南人伏生都活到汉代。
可见，焚书坑儒过程中焚的无非是妖言惑众之术，坑的都是恶意中伤之徒，计有400多人，对学术传承并无大碍。因此，“焚书坑儒”的确切表述当是“焚妖书坑反儒”。我们不能苛求秦始皇，当年孔子不是刚做了小官就大开杀戒吗！并且对逃亡的奴隶恨恨不已，这等人物如果坐大，肯定会血流成河。正如 鲁迅 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鲁迅可谓一眼看穿了术儒的心口不一。
明白了术儒的无聊和下作之后，就大致理解了始皇帝“焚妖书坑反儒”的真正良苦用心。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最高领导者都不会对暴力谋反者听之任之。因为对暴力谋反者的放纵，就是对国民的犯罪。秦国的迅速灭亡，不是术儒所归结的焚书坑儒，而与秦暴政有关。“焚妖书坑反儒”恰恰是为了巩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这一专政措施为历代执政者所效法。一直以来，人们因对“焚书坑儒”一知半解，断章取义，为儒家弟子所蒙骗。现在，是恢复“焚书坑儒”的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可见，“焚书坑儒”是巩固政权、维护统一大业的一种专政管理措施。这种专政式管理措施为后代广泛应用直到今天。术儒歪曲历史事实，正是为了掩盖其复辟奴隶制，阻碍历史前进的政治目的。
对术儒的儒术，老子最早看透它的弊端。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老子·第三十八章》）其大意是：上乘的德不依据世俗的所谓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下乘的德不失却世俗的所谓德，依此就没有了真正的德。上乘的德依从无为的法则，因而没有什么是它不能做的。上乘的仁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上乘的义做了尚有些作用。上乘的礼做了但民众不肯响应，只好揎袖出臂强牵引之迫民众就范。所以人君失却了道尔后以德为治，失却了德尔后以仁为治，失却了仁尔后以义为治，失却了义尔后以礼为治。因而礼是忠信的微薄，动乱的始端。自以为能先知的，是抓住了道的光芒，而这正是愚笨的始源。因此大丈夫应当居于道的厚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微薄之处；居于道的敦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光环之中。所以去掉那个而取这个。老子对借助于礼、义、仁来进行治理的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抓住了枝末而没有抓住根本。管理的根本在于无为而无不为，遵循规律来治理。管理上的舍本求末将带来无穷的祸害。老子之言可谓切中要害，不幸言中，末代儒者的处境，正好是深陷灾祸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术儒的儒术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奴化民众的说教，它泯灭了人民大众的正当权利。对这样反人民的术儒，始皇帝当然坑你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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