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帖出的是旧作，与现在发生的种种演变相比较，意在读一份理性。“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这个世界不简单。
现代国家的概念源起于18－19世纪西方哲学、法学类的学者们，如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德国的黑格尔等人。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论证了现代人类社会一个基本的顺序：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
与中国的旧国家规制共同之处，即把家庭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一点在的孟德斯鸠的理论中表达为奠定人类社会的三大自然法则，黑格尔称之为客观精神，或绝对精神；马克思以“物”取代“绝对精神”建立了唯物史观，但是它的立足点仍然是“家庭”观，恩格斯因此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代表作。
中国的旧国家规制的基础是孔子学说的家庭观――血亲观，核心为伦理道德，虽然有“法”的影象――仍然是伦理道德的外在。旧国家规制――中国式的封建国家不仅仅以家庭为基础，同时以家庭为模式。所谓忠，只是孝的扩大，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家庭观也就受到决定性冲击。对于家庭，尤其是个人的私而言，是不完整的，这一点也区别于黑格尔类学者的国家观。
近代黑格尔类学者的国家观是法律体制与伦理道德的统一。市民社会――绝对精神，就是对于个人权力和私有制的确认，现在西方所主张的人权实质与中国人所说的人权完全不同，它的本义就是对个人权力－私有制――市民社会――绝对精神的确认。
马克思否定黑格尔类学者的国家观，也就是从私有制说起。对于中国人而言，很容易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演变的学说，因为中国的封建体制的存在漫长、稳固因此成熟，本身就在否定市民社会的绝对性。
当然这种否定的可靠性在于方向性，如果我们是从封建体制的角度否定现代国家体制，与马克思就南辕北辙了。
黑格尔的现代国家――政治国家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统一。
黑格尔政治国家的最重要的功能在保护自由经济的同时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关于私有制的讨论，是马克思批判《法哲学原理》的核心观，私有制――自由经济――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性的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周期为30－40年，它一直在反复出现，尽管每一次出现都有新的内容，但是内在的规律却很值得探讨。
黑格尔的政治国家的另一功能，就是向国家之外转嫁自身内部的矛盾，主要的就是销售多余的产品――占领市场与资源，即殖民主义。
黑格尔的政治国家的又一功能就是发动国际战争――在黑格尔的视野中，战争并非血淋淋的，而是净化市民社会，扩大国家利益范围的必然方式。
在这里所说的大国就是黑格尔的政治国家，也就是现代国家。在中国还没有完善现代国家体制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不免疑义重重。
关于这个问题，本来企图在关于周小川“超主权”论的思考中更进一步，但是发生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记录思考的“U”出了问题。不免心灰意懒。在这里再发此文，不知能否唤起新兴趣和新的思路。
壶公评论09-04
壶公评论：谁将是最后的大国？
所谓“最后的大国”，就是说，人类史上最后的以国家形式存在的支配力量。
我们不知道谁是“最后的大国”，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史上最初的大国――夏启封建诸候国――正是这一个强大的、有别于散乱和相对弱小的部落群体，逐渐以扶危济困、以文化传播或以代天征讨的方式，不断地聚合了诸华、九夷、百越，直至于明朝形成一个极其庞大的共同体。
我们注意到明代的朝贡体系：
明帝国作为夏启以来逐渐扩张的封建大国，与其周边实际上带有浓重的部族色彩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东亚秩序，这是一个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实际上是夏启模式的一个变种。
所谓朝贡模式，有三个特点：
其一，朝贡国以接受中央帝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
其二，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
其三，以参与臣服于中央帝国的活动，维系相互的君臣关系。
《万历明会典》载，朝贡国分类如下：
东南夷：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等18国以及苏禄国、满剌加、锡兰等44国；
北狄：包括鞑靼部的8个部分；
东北夷：包括女真部的2个部分；
西戎：包括西域38国在内的58国及吐蕃部14国。
这种模式记载于明代以前的多数中国朝代的历史中，直到明朝毁于东北夷女真部。女真部因其小部落的猥琐心态而采取了对内分化镇压，对外闭关锁国的策略，中国模式因此沉沦。
关于朝贡模式，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中国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
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
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
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
东亚“朝贡体系”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
在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中国国家的发展和朝贡模式的形成与西方依赖宗教维系相互关系的模式有所不同，更能够体现国家的特性。尤其是这种模式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类社会以和谐的方式走向统一。它之所以不能实现最终的目的，仅仅只是因为自身政治结构上的调整和自然灾害的重叠，导致蛮族部落的强烈度的干扰。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有限性，或者说由于蛮族部落的强烈度的破坏，社会的发展进程被强行阻断，而为西方16世纪的大跨越创造了条件。
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所有的过往只是一种借鉴。观察这一进程，人类能够明白国家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无论它曾经 多么强大，最终是要归宿于超国家的全球性共同体。
关于这一观点，在西方，但丁、康德、马克思、威尔逊等等是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在近代中国，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郭沫若等等都热烈地响应孔子的大同企盼。
例如，梁启超说：“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之一语，已成为过去之信条，其支配人心之力日益薄弱”；“物质上精神上事事物物皆渐成为‘国际化’也，畴昔人类利害之冲突为纵断线，今后人类利害之冲突为横切线，而国家调护奖借之力乃强半失其效能。人类之相率以自庇于国家以上之团体，有固然矣。”
李大钊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
㈠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
㈡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
㈢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㈣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
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利于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全人类共同的进步。尽管现行的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国家间消费和福利不平等加剧的问题，从“联邦的世界”走向“世界的联邦”依然理所当然，势在必行。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在寻找相似的价值观，建立共同的道德体系的尝试。尽管美国人困在中东举止失措，但是中国人却在非洲开始新共识的实践。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和谐的机制，实现中国古代哲人的大同思想，也许来得并不那么容易，但是一切都已经开始。
在实现全球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中，谁将是最后的大国？有三种可能的答案：
第一，美国是最后的大国，当美国逐渐淡化其“一超”的位置而自承领导无力的时候，人类进入多强而民主协商的时代；
第二，美国和中国是最后的大国，东、西方文明实现最大化的融合，人类具备了共同的文明；
第三，人类社会出现和平共处的大区域性的联邦，国家的观念为联邦所替代，联邦为人类的统一完成了必要的过渡的阶段。
中国模式就其本质而言是“天下为公”的主张，即使在中国最强盛，也没有追求过世界领导地位，这一点与中国的哲学观即自然神观有关，中国人承认乃天下有德者居之。迅速崛起的中国没有必要担当“最后的大国”的历史责任，但是中国能够贡献自己的文明和进步以示范人类。
壶公评论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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