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万强
本文是在《<周易>揭示出的有关成败的周期率及毛泽东的思路》的基础上，结合共产党的历史而写成。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全过程，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的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如同乾卦的下卦发展时期。但在这中间则是有着无数次的小周期和中周期。在这每一个小周期或中周期中，毛泽东最终都能使那些在成功和成绩面前骄傲起来的同志，很快使他们看到多难多惧的恶劣环境而把他们的骄傲压下去，使他们才在自己的成绩和成功面前没变成像“上九”那样，而成了像“九三”那样。正因为如此，才使整个革命获得夺取政权的大成功。然而正是这个大成功，使整个大局进入到上卦的发展时期，就毛泽东主观愿望，也如《周易》在“既济”卦之后马上又安排上不成功的“未济”一样，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让人们一切再从头做起，可怎样实现这个目的？《周易》中并没拿出具体办法，而毛泽东为实践这个目的，在晚年却耗尽了心血。然而毛泽东是怎样做的呢？做错了还是做对了？下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
一、先看历史的结论
在历史上，当一个新的政治集团夺得政权之后，接着来的便是内部的一场大争斗。这场大争斗的实质，尽管表现的形式殊异，实际也正是《周易》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成绩和成功面前，总是有两种行为，一种就像乾卦中的“九三”那样，它使前途由下卦继续发展到上卦；另一种就成了像“上九”那样，它使前途走向“群龙无首”的混战深渊。在夺得政权之前，因为有敌人的威胁，这大局就利于了“九三”行为的发展。但到夺得政权之后，因为没了敌人的威胁，这大局就利于了“上九”行为的发展。所以在夺得政权前，在成绩和成功面前，双方斗争的结果，往往“九三”的行为能占据上风；而到夺得政权之后，“上九”势力就会或快或慢走向上风。这两种主张和两种前途的大斗争，历史告诉人们，斗的结果有三种情况：
第一，权势大的国王把权势小的大臣杀掉几个，逼迫未杀的大臣再不敢居功自傲，从而使他们能做到像“九三”那样，即回到多难多惧的环境下再为皇朝立新功，使皇朝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旦有高傲不驯的大臣过起荒淫无度的生活，说明这个大臣个人走进了他自己发展的第三阶段。如果国家有能力使他再退回到他的第一阶段，那这不仅对他本人起了挽救的作用，而且会促使整个社会走向风清弊绝之路。因此这就不仅仅是对那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对整个社会负责任的问题。一旦对这样的个别人处理不了，就会由少到多，最后使多数功臣(包括他的子女，甚至亲朋好友)都走向了专横跋扈，过起荒淫无度的生活。如果国王能制住这种趋势，那么就会使这王朝得到中兴，若是制不住，就意味着这个王朝彻底进入多傲多凶的第三阶段，说明“群龙无首”的混战局面的出现就为期不远了。由此看来，一个政治集团夺取政权之后，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问题的关键，就在它能否使绝大多数的功臣(即干部)在胜利之后，还能保持不胜利时那样处于多难多惧环境下的精神状态，还小心谨慎地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汉唐明清等朝代，因为前几任皇帝，虽然自己并没有彻底做到这一步，但却能把众多的大臣压得不敢骄奢，所以使王朝在早期还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又因后来的皇帝渐渐做不到这一步了，所以也就使王朝到后来彻底进入多傲多凶时期而走向灭亡。以上就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虽夺得了政权，但还没有得到巩固，就在自己的内斗中因国王没有能治住功臣的高傲而走向腐败的行为，结果很快就遭到彻底失败，这如明末李自成的大顺王朝，清末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王朝等等。
第三，皇帝被高傲的权臣赶下台，权臣自己当上了皇帝，对此行为，往往大家不满，从而形成新的混战，或埋下新的谋篡危机，从而造成朝代更替频繁或国力不强的严重后果。这在中国历史上，像东汉之后的三国到南北朝的一些朝代，以及后来的五代十国到两宋时期的一些朝代等等，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从以上所述来看，为什么成功之后，君臣之间反要非来一场大的自我残杀不可呢？关于这个问题，春秋末期越国的谋臣范蠡曾这样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注1)为什么谋臣这时会亡呢？范蠡在这里只说出一个方面原因，就是因为谋臣对君王没用了，却没说出另外一个更具实质性的原因，就是因为谋臣高傲了。当高傲的谋臣在成功面前变成了像乾卦中的“上九”那样，这时如果不杀或杀的不及时就会使整个时代很快走向像“用九”中所说的那种“群龙无首”的混战的灾难中，如果及时把冒出的高傲者杀掉，就会促使其他大臣做到像乾卦中的“九三”那样。这个道理，就从大家都曾参加过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可得知。那时各级领导干部都被赶下台，后来又在群众组织的拥护下再上了台。这时保他的人往往会以功臣自居，稍不如意，便会破口大骂：“不是老子保你，你能有今天吗？真没良心！”这时这些领导若真的满足这些“功臣”们的特殊要求，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激起更多人的不满与反对，即引起新的更大的各派之间的斗争，使得时局不能安稳；若不满足这些“功臣”们的要求，这些“功臣”就会无理取闹起来，怎么办？为了顾全大局，只有对保过自己的这些“功臣”借助组织手段，给予必要的处理了。这实际就是开国皇帝杀功臣很重要的原因，而被杀的功臣，一定会骂这个皇帝“忘恩负义”，会说这是“敌国破、谋臣亡”的表现，会骂他比秦始皇还残暴等等。就是不说自己的高傲会给时代带来严重后果，因此这话就成了以偏概全的道理。相比之下，这时杀几个专横跋扈的功臣，能使整个时代走向一个风清弊绝向前发展的新时代，不仅是值得的，而且往往是必要的，也是时代在要求着这样做。正因为这样，所以这时这样做了反而成了明君之举。反过来，如果就因为这些大臣有功就舍不得杀，甚至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有了强有力的政权，保不住几个功臣还能行？！这样的行为看来很仁慈，很容人，其实这不仅正是自己私心杂念的表现，而且也是自己高傲了的表现，也是对整个时代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也就成了不称职的表现。对此古人早得出结论，叫作“慈不带兵”。范蠡在历史上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人，为什么就看不到这个道理呢？原因恐怕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范蠡也是功臣，就因为是功臣，所以也就很自然地站在了功臣的立场上在说话，从而不能出于公心，而只能从功臣的私利出发，只说君王亏自己，不察自己给君王出难题，其实这也正是自己高傲了的表现。但却说中了这时不少功臣的共同心理，所以范蠡的话也就受到历代功臣们的推崇，但这不是说范蠡所说的这种情况就不存在，明君汉武帝就曾有过这种行为，他说：“才，犹有用之器也，有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注2)像汉武帝这样的明君都会在胜利和成功面前因高傲而做这草菅人命的事，又何况其他君王呢！因此范蠡的话对君王来说，君王也确实应该当作金玉良言而加以珍爱。
君臣在患难之时，君为了保住江山，或夺得江山，就会广笼人才，并为克服困难而努力奋斗。臣为了争得功劳，最后落个封妻荫子的好结果，也会为君克服种种困难而努力。就这样，这时克服困难就成了君臣双方力量的聚焦点。所以在这时期，君臣之间就很自然地能够做到上下同心同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显示出强大的团结奋战的力量。当取得成功之后，情况就马上发生变化，有功之臣，这时只怕埋没了自己的功劳而得不到最好的赏赐，因此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功夺利上。甚至为了争功夺利，不惜弄虚作假，打击别人，坑杀战友。而君王这时最关心的是稳住大局；为此希望在成功面前，功臣们都能像“九三”那样，使百姓高兴，使政权稳固。这就造成了彼此之间各想各的，再也想不到一起的后果。从此君臣共打天下的和谐气氛淡泊了，或者说没有了，从而就形成了人们常说的创业容易守业难；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共患难容易共享受难的社会现象。
面对这种种现实，功臣们在胜利面前产生着各自不同的行为，概括起来，在历史上，大体出现的是三种类型的行为。这就是；
(一)隐退型。像春秋末年越国大臣范蠡，他协助越王勾践在灭吴的过程中立了大功，并获得荣誉，这时他则认为：“久受尊名不祥。”于是把这功名立刻抛到九霄云外，自己“乘舟浮海”而去，从此隐去真名，“耕于海畔”，过起“苦身戳力”的生活，这对他个人来说，实际就成了像乾卦中的“九三”那样，又过起了“终日乾乾，夕惕若”的生活，自己使自己走向了为自己再创新业的多难多惧的第一阶段，即由乾卦的“九三”阶段上升到“九四”的发展阶段，开始了上卦式的发展的新周期，结果父子治产数千亩，名声大振，这实际就是在新的周期又进入成功阶段，用卦象表示，就是发展到乾卦中的“九五”阶段。这时的范蠡又怎么办呢？他仍没像“上九”那样，而是又回到像“九三”那样，没来得及骄傲，又将家产散掉，另隐于陶，从此再使自己回到自己再创新业的多难多惧的第一阶段，所以他的结局就不再像“上九”那样走向“群龙无首”的混战了，而是“致赀累巨万”，即又获得了新的成功。对此太史公赞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注3)再如汉初三杰中的张良，当他协助刘邦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同样产生了“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注4)的思想，也同样落得好结果。他们的行为，只是从“久受尊名不祥”的社会现象的角度所产生，并不是从自觉执行《周易》所揭示出的事物发展三段论的角度来行动，但却说明这种在成功面前的隐退型，在客观上的作用，和高傲型相比，就起到缩短或超越自己的多傲多凶的发展阶段，故能取得好的效果。
(二)居功自傲型。如范蠡的同僚文种，当范蠡走后，因为他居功自傲，借故不朝，结果被越王猜忌而杀。再如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彭越等人，也因居功自傲，争权夺利而遭杀戳。像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就太多了。这从他个人角度来说，往往是因为在胜利之后他变成了像乾卦中的“上九”那样，君王不杀他，也会被新产生的革命党人在和他(或他的子孙)混战中杀掉，或被遗弃，现在没等发展到那种群龙无首的混战，君王就把他杀了，这客观作用，就逼使其他功臣都变成了像乾卦中的“九三”那样，从而缩短或超越了多傲多凶的发展阶段，使整个时代开始了自己发展的新周期的新时期，因此这行为正是成败周期率驱使下的产物。但却被这些功臣们歪曲成只是君王保自己杀功臣的行为。
(三)缓慢衰退型。以唐太宗为例，在他晚年，他的大臣说他：“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值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粮，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注5)魏征说他：“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时，闻过必改少亏於曩日。”（注6)唐太宗是世称千古少有的一帝，但成功之后，也在无形中衰退下来，更何况他人呢！这就成了如乾卦卦象所示，“九三”在成功和成绩面前，虽克制住了自己的高傲，从而进入上卦发展时期。但上卦发展的第一阶段，和下卦发展的第一阶段相比，显然不能再和下卦的第一阶段完全一样了，而是内心有了喜悦之感，说明自己发生了缓慢的变化。这个变化，最终使自己不能永远做到像“九三”那样，而是迟早要成为像“上九”。
这里提出了新问题，就是在成功和胜利面前用怎样的办法，即建立怎样的制度，就能使整个社会快速渡过或超越自己发展中的多傲多凶的第三阶段!这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难题。
二、毛泽东的努力
在战争年代（即打天下时期)里，虽然有过无数的小周期和中周期，但由于强大敌人的存在，对整个革命来说，就成了像下卦的发展时期，所以在每一个胜利和成功面前，都比较容易做到像“九三”那样，可是等全国解放以后，再做到这一点，那可就比上青天还要难多了，而且功劳越大的功臣，就越难做到这一步。
如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方面毛泽东在这胜利和成功面前发出号召：“永远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注7)可是另一方面在功臣中很快生长出像张子善、刘青山一类的腐败分子，说明从这时起，他的功臣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听他的教导了。这现象，实际就是乾卦中所指出的在成功和胜利面前所出现的“九三”和“上九”这两种思想和两种行为。所不同的，以前有共同的敌人，现在没有了，这就便利了高傲势力的发展。从此和自己内部的这种高傲势力的斗争就代替了过去同国民党腐败势力的斗争。然而毛泽东对这个斗争又是怎样认识和怎样努力解决的呢？
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去延安时就向毛泽东提出类似的问题，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死政息’的也有，……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很自信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进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8)
然而这条新路到底是怎样个走法呢？毛泽东后来的实践告诉人们，就是—次又一次地通过发动群众，让群众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性的整风办法来整掉干部身上的一切不良作风。毛泽东还说：这办法“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注9)并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注10)“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注11)看来毛泽东确认这种做法正是他找到的民主新办法。
但是这办法真能跳出这成败规律的周期率吗？事实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毛泽东就发现，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像雨后春笋正在自己功臣们身上迅速生长起来，这时毛泽东以领袖独有的敏锐立即认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立刻在全党和全国掀起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而且非常紧迫地说：“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还强调说：“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重要”。(注12)于是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大张旗鼓的“三反”运动。但同时毛泽东发现，干部们在这时迅速产生腐败的另外—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些工商业者为了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拉拢和腐蚀干部，这事实的大量存在和发展，就成了干部迅速产生腐败的最肥沃的土壤，于是在工商界也就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是解决革命者自身的抵抗能力的问题，即解决内因问题；“五反”则是解决生长腐败的土壤问题，这样双管齐下，目的只有—个，就是根绝胜利后在自己内部生长的腐败问题。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对像张子善、刘青山这样的大功臣，在这时他高傲了，腐败了，毛泽东也不得不下最大最狠的决心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注13)。
毛泽东下这样的决心，又采取内外因同时解决的办法，从规模到声势，也都达到了空前程度，但结果又怎样呢？到一九五三年一月份毛泽东发现：官僚主义“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因此他又发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注14)的新批示。如此一个接一个的不懈的努力，也并没有能够得到彻底阻止事态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到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又看出了新的问题，并向全党发出新的号召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注15)看来这时的毛泽东又以他特有的洞察力，超常人的发现了在自己的干部队伍里正产生出一个新的贵族阶层。由此说明，在全国胜利以后，在解决功臣们不要产生腐化堕落的行为上毛泽东尽管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努力，也只能起到临时作用，而不能起到彻底消灭作用。
这一切，对干部自身来说，都是因胜利而骄傲所引起，所以毛泽东对解决骄傲问题，一向很注重，可是在延安时期，只要提醒大家一下，再经过几次生活会，大家就会得到克服，可是当全国胜利之后，问题就大不相同了，毛泽东再怎样努力，也阻止不住这骄傲的产生和发展了，如在一九四九年面对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告：“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注16)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又发出忠告：“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注17)，“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注18）。毛泽东曾用过这样一种办法：“当着人们刚刚想要骄傲的时候，那个尾巴刚刚翘起来的时候，就给他提出新的任务（……），使他来不及骄傲，他没有时间。”（注19)这个办法在延安时期(即打天下时期)很有效，可是进北京之后(即坐天下时期)，效果可就不那么灵了，所以到一九七0年时，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长达五小时的谈话中，当时提到一九四九年曾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作街名地名时，毛泽东回答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种做法；但是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20)说明骄傲自满、个人崇拜之风，用了这样大的力气，最终还是不能顶住它的产生和发展，所以也就不能彻底解决胜利后功臣们的腐败。
解决腐败问题，归根就是解决能不能继续为人民服务这个最根本的宗旨问题。因为在延安时期没有腐败，或有了腐败，也能立刻得到克服，所以那时的共产党人，确实都能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半点虚假。可是—到胜利，因治不住腐败，要使大家再继续保持这种行为可就太难了。正是为了达到为人民服务的行为永不褪色，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的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就决定一年搞一次整风，（注21）来解决这问题。之后又特别强调政治挂帅的问题。即强调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即使这样，也并没阻止住胜利后人们的变化，所以到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人们在变了，毛泽东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注22)“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
面对这新的形势，毛泽东的看法是，对“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注23)
这实际是毛泽东在打天下时的“造反有理”的思想，等打得天下后又敢用在自己身上的体现。也就是说，当年自己和人民一道造腐败了的国民党的反是有理的，现在自己搞官僚主义，不再真心为人民了，人民起来造自己的反，同样也是有理的。这在认识上，说明毛泽东不是仅仅站在维护自己统治的立场上搞实用主义，而是要用手中得到的权力来保护真理，遵照真理办事。但有两个大问题在这里没有得到解决，其一，群众的这种民主行为，如果都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站出来给予支持，那就能实现，如果换上个领导不支持怎么办？把人民的这种行为说成是干扰政务、是动乱而加以镇压怎么办？当然人民就不能这样做了。这实际仍然是没有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的表现。其二，对官僚主义，群众有理由把他革掉，但怎样革掉呢？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拿出具体有效的落实办法，就像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要过河，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是不行的道理一样，所以也就无法实现。再说，官僚主义者手中都有权，甚至掌着杀生大权，群众反对他们的官僚主义，他们随时找个借口，说个理由，就像旧社会皇帝说人民在造反一样，其结果人民就会受到残酷镇压，不少正义的人就会成为刀枪之下的冤魂屈鬼。而那些镇压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们，其中不少人就会因镇压人民有功而升官，这不是又回到“政怠宦成”的圈子里了吗？
面对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毛泽东是怎样想的呢？一九五七年一月份毛泽东说，“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是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注24)如果是别人，这不正是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之表现吗？看来，毛泽东这时已经发觉，光凭这种民主，拿不出实现这民主的更好办法，就跳不出这周期率。为此又深深地感叹说：“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注25)“世界上有些事就那么怪，三年不整风……资本主义思想就又要抬头。”(注26)
看来毛泽东对曾面对的穷凶极恶的日本兵和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从没有犯过愁，并能想出解决的好办法，可现在面对自己内部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腐败势力的生长却真犯起愁了，感到了让人民坐天下真难的味道了。但是毛泽东还继续在寻找解决的办法，然而又正是这种努力，使得毛泽东能在“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一穷二白”和长期经受战争破坏的这个旧中国基础上，在建国后能做到，一边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以美国为首的十六个资本主义强国的入侵，一边能使国民经济由恢复走向发展，不但很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在祖国各地建起那么多的大型工厂，其速度之快，好像昨天出门无所见，今天出门就变成了工厂一片。接着在世界尖端科技的发展上，很快也使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卫星上了天。在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之后，农民们很快就由互助组走上合作化道路，接着就创出了人民公社，在这公社里，农民劈山架桥，穿山越岭，大兴水利建设，其速度之快，成绩之大，如果登高一望，在阳光下就能看到，那新建起的七横八竖水渠里的水浇满了一块又一块的田地，汇在一起，简直像一夜之间繁星从天上降到人间一般。外国人看了红旗渠，惊叹不已，说中国出现了“人造天河”。全国人民同时又掀起了根治淮河，根治黄河，根治海河，根治一切河流的行动，同时也广泛而持久地开展起封山育林和水土保持工作。从而结束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水为患的时代。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在平整土地给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的同时，又掀起了把荒沟河滩变良田的造地运动。农民虽然出了大力流了大汗，但享受到这丰硕的成果时，从内心上又发出无限的喜悦。所以农民自编成诗歌说：“建立公社如上天，一夜赛过几千年。利刀斩断私有根，开辟历史新纪元。”在公社里，孩子上学不花钱，而且成立起医疗合作机构，连看病也都不花钱了，同时也使得各种地方病都得到根治。当时身临其境的中国人，好像天天都能看到新鲜事物，同时也都关心新鲜事物，并能帮助这新鲜事物成长，使得人们一整天好像都有用不完的劲，感到毛泽东确实给人民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建设现代化的新路子。它不仅使旧中国彻底得到改造，包括人和人的关系也都变成了像亲姐热妹那样亲热，旧社会的那种为私财而争斗的事情也早都一扫而光。外国人看到这种情况，简直把中国当成了人间天堂，连美国大总统尼克松来中国，都认为像登上美丽的月球一样。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不同了，在这环境下，每一个中国人为自己能成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这一切的一切，也正是毛泽东努力和自己内部产生出的各种高傲腐败行为斗争的结果。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在世时给人们做了这么多的实事，但给后人既没留下内债，也没留下外债。
通过以上所举，说明在革命成功之后，毛泽东所发动的每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这和自然运行中的天体在夏季出现的雷雨一样，它及时医治了高傲势力给大地带来的烤烧般的灾难，才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果实累累的金秋季节，但高傲势力也并不会就此得到消灭，而是一有机会就会又发展起来，反扑过来，用毛泽东亲身实践所感受的话来说，就是：“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注27)难道这个斗争真地就这样没完没了吗？
三、理论上的新感受，行动上的新创举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自然得到消灭。正是根据这一观点，当我国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就在当年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说：“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也就是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可以基本消灭。
但随着实践活动，他对他的这种认识也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比如到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他的名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不久又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方面的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以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注28)
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1)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等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同时会随之而消失。所以当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就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根据现实的斗争又感到并非如此，而且有时这个斗争还是“很激烈”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这时找到的原因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虽然如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都没有了，但是他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注29)这一点也正是毛泽东在这时产生出来的新认识。并在这新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对人进行改造的有关言行和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政策，指出：“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强调：“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等等，这一切也正是这种新认识的产物。
(2)“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是同样是这个东西，因为“一两百年以后”，原来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资产阶级分子都早不存在了，往人家身上挂，就“不好挂了”，怎么办？毛泽东说：“那就挂在落后账上”。这说明残酷的现实已经在告诉着毛泽东，阶级斗争实际是消灭不了，但马克思主义则说是可以消灭的，为此毛泽东这时就把这同样内容的东西改了个名字，到那时不再叫阶级斗争，而是叫成“落后”。说明毛泽东这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正根据客观现实的存在产生着自己的新感受。
(3)毛泽东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方面的东西”，为什么会存在这三个方面的东西呢？毛泽东当时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党人是要消灭阶级的，因此不应该从自己身上再产生出阶级斗争的内容，但实际已经产生了，怎么办？于是就把这内容“挂在资产阶级身上”，把自己功臣中的高傲腐败分子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但问题出来了，这明明是自己人，而且是经过生死考验都不变节的人，怎么能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呢？这铁的事实就成了再怎样解释都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也就从内心上接受不了这一说法，这也说明毛泽东这时在实践上虽有了新感受，但在理论上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可以消灭的说法上来解释这新出现的问题，结果就不能令人信服。人们既然接受不了，也必然会寻找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原因，找来找去，发现毛泽东官最大，认为原因就出在这里，是大官整小官所强加的罪名。再加上当时高傲腐败分子的本质从整体上还未被大家完全识破，因此给他们所加的这个罪名，被认为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的行为，所以这时官方再怎样讲阶级斗争，反映出在人们内心里产生出另外一种新认识，就是认为这是把阶级斗争的学说变成了整人的工具。正因为这样，所以这时官家越强调阶级斗争，人们就越感到这是在整人，因此也就越反感，使腐败势力反而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同情。
这三点说明，在实际斗争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正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产生着新认识、新感受。但这个认识还在发展中，还没有总结出能令人信服的完整的新理论。但毛泽东却在继续摸索。这个摸索，从毛泽东对消灭阶级时间的预测中也可以看出。
毛泽东在消灭阶级的时间预测上，在一九五七年的一年里就出现过两次，开始说“五年或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接着在反右斗争中又说：“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10年至15年之久”。(注30)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就又改为“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注31)等到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更进而把消灭阶级说成要一百年到几百年”(注32)的事。
毛泽东对消灭阶级的时间一直在延长，并不是他主观的想象。毛泽东这行为只是起了一个像温度计的作用，如实地把自己队伍内部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升温的情况作了如实的反映。对毛泽东来说，这也正是毛泽东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新认识逐渐加深的表现。但却仍然是停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能消灭这一条上，只是时间一直在往后延长，但在后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中，从实践的方法上，实际是突破了这个认识。
然而是怎样突破的呢？这个过程大体是，在解放之初，国际上的反动派，妄图卷土重来，发动了侵朝战争，国内的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也并未停止活动，新解放地区的农民还没有翻身，于是在解放之初，进行了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但与此同时，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相比，在自己内部，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浪费行为却也在迅速发展，在工商界，不法奸商为达到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目的，对干部的行贿行为也日趋嚣张，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当时大张旗鼓地发动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在思想领域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开始向外直冒，于是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党内和社会上并没有平静下来，如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文化界出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些地方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注33)，农民闹社(注34)，还有右派的进攻，接着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党的高级干部争吵加剧了。总而言之，在整个革命队伍中，“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过去为革命而卖命，现在则是“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注35)，总之五花八门。就这样，过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行为，现在转向全心全意为自己。毛泽东一再强调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注36)但是听的人少了，实际出现的则是“靠老资格吃饭”，“靠做大官吃饭”(注37)，“他们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和享受。”“不是以普通的劳动者姿态出现”了(注38)等等。面对这一切，应该怎样解释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毛泽东发现了新问题，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完成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原因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可是，像右派的进攻，可以说是剥削阶级的进攻，而共产党内部的问题，人民的不满问题，又应该怎样理解呢？毛泽东说，“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注39)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说服不了大家，而且在内心上引起大家的反感，这就向毛泽东提出了新问题。面对中国的这种新现实，再看看世界上第一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毛泽东说：“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注40)说明毛泽东已经看出苏联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上尉被俘之后，在被审中说到他们的政委们时，他回答说，有一部分政委不是靠信念和理想做工作的，而是照章办事，挣工资。(注41)苏联的这种情况，毛泽东也会注意到的，为避免中国再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注42)到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正式提出对苏联的学习要和对待其他“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样，“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注43)实际已经不把它当作社会主义样板来学习了。到一九六三年，中苏论战正式公开后，就正式把它指为修正主义，不再认为它是马列主义了。面对国际和国内的这种变化，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毛泽东终于得出新结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注44)于是在六二年北戴河会议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注45)。接着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正式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斗争”(注46)的新号召，这是经实践证明，对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效果确实不错，所以毛泽东高兴地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以让大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注47)。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讨论“四清”运动时，毛泽东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48)问题。紧接着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中，正式明确肯定下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就正式说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到此，毛泽东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认识，这就是几千年中国经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想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为什么就建不成呢？看来根子就在他们夺得政权后就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没有再进一步解决了自己内部新产生出的腐败分子这一最本质的问题。毛泽东这种思想，美国有一个学者曾这样概括说：
“毛泽东现在确信，社会主义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社会主义转变的主要障碍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残余，而恰恰是现在的官僚主义者，是那些从前的革命者。革命使他们变成了统治者，他们凭借政治权力支配着新社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占取了大量社会劳动的果实。有时，毛泽东是相当明确并非常坦率地提出这种观点的。例如，在一九六五年，他就谴责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还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他们的领导人的地位和来源。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他指控说，他们就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49)
这是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实践才产生出的新认识。
既然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后又会出现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面对这种情况，站在工农立场上，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就从根本上断送了马列主义，也是从根本上对马列的彻底背叛。然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解决的对象可就不再是人们所痛恨的旧有的地富和资产阶级分子了，而是成了曾为人民打江山立过功，而现在还没被人们识破而受着人民尊敬的人。过去他们流血牺牲，为人民立了大功，胜利了，又把他们当作敌人七斗八斗，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不是恩将仇报了吗？当人们还停留在这种认识上的时候，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斗他们，整他们，他们说毛泽东犯了极左错误，大家自然接受，同时再结合中国的历史，把毛的这行为说成是大杀功臣的帝王行为，大家也同样会接受。然而等到他们的腐败被多数人识破，被多数人愤恨，就像毛泽东死后十余年产生出的情况那样，这时人们不再说共产党好了，而是说共产党的干部坏透了，说把共产党的任何一个干部拉出来判了刑，杀了都不会造成对他们冤枉的这个时候，再七斗八斗他们，人们自然就会像当年斗地主斗资本家一样地高兴，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再解决这个问题，往往会杀人多而收效小，而且对各方面造成的损失就会太大太大了。两者相比，显然，毛泽东当时的做法是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中的行为，是正确的行为，但同时却又会造成人们的误解，会把毛泽东说成是杀功臣的千古罪人，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怎么办呢？事实告诉人们，毛泽东当时并没有这样患得患失，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效出发，站在工农立场上，痛下决心来解决这问题。
但用怎样的办法来解决呢？这正是毛泽东大动脑筋的地方。也是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起初毛泽东并不认为问题这么严重，所以他曾提出“一年搞一次”整风，“一次个把月”(注50)就可以了。但实践的结果并非如此。所以到后来，他亲自领导，在全国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果仍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敢于向自己所建政权全面发动猛攻的人。用他的话说：“我能不要6百万干部，不能不要6亿群众。”(51)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站在工农立场上总结他治国的全部经验后才得出的结论，同时说明了如下意思：
(1)在全国解放前，在成绩和成功面前，经过努力，大家就都容易做到像九三那样，可到全国解放后，在成绩和成功面前，再做到像九三那样，可就太难了。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即从一九五0年五月一日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批示》，决心要解决自己领导干部滋长起来的居功自傲、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密切党和群众联系等问题时起，以及后来所采取的各种办法和所讲出的道理都很多，但都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直到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办法，毛泽东才最后肯定下来，说明毛泽东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建立起不断搞文化大革命的新制度，才是防止和解决掌权后自己内部产生新剥削阶级的最好和最有效的办法。
(2)为什么过七八年就得再来一次呢？这也是从亲自实践中得到的结论，全国解放以后，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当中进行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解决了像张子善、刘青山高级官员自身直接腐败的问题，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这之间大约是经过了七、八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解决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高级官员打着为民叫苦的招牌，实际是在绕着弯子想来达到自己享乐而不愿再艰苦创业的这一实质性的目的，毛泽东把他们的这行为叫作“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之后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时，这大约也是经过了七、八年的时间。由此看来，每过一个七、八年，有功之臣为求取个人享乐而产生腐败的问题就要出来表演了。而在每一个七、八年中，虽然过得也并不平静，像在第一个七、八年中，就发生过像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反右事件，还有其他不断的整风运动等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行为，才保证了第一个七、八年中一直能保持了整个社会蒸蒸日上的局势，但同时腐败势力也得到发展，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激烈斗争。就彭德怀本人而言，他这时不一定是这个时期内的腐败势力，但在这时他的这种行为则和这股潮流汇在一起，成为这股潮流中的冲锋陷阵的带头人，至少是被这时正走向腐败的势力当枪使了。接着进入到第二个七、八年，经过在第二个七、八年中的继续斗争，毛泽东才悟出，看来非得每过一个七、八年，就得彻底发动群众来一次自下而上的民洗官、民惩官、民选官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可。
能不能不搞运动，而把全部精力都一直用在抓生产上呢？这种思想，看来毛泽东最初也是这样想的，但后来的实践证明，过七、八年，那些高傲腐败的势力就跳出来了，这和打仗一样，敌人冲过来了，早应战比晚应战损失要小，但不能不应战。因为不应战就要亡党亡国。由此说明，如果因搞运动而影响了生产，这正是腐败势力进攻的结果。而搞运动，正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表现，也正是要消灭这种损失的壮举，这是规律，是驾驭这规律的行为，不然等到自然爆发革命战争那一天再来解决，到那时损失可就太大了。
毛泽东的这行为，就是通过在每一个七、八年之内所进行的解决具体问题的小运动，以此保证干部在成绩和成功面前都力争做到像“九三”那样，也就成了像每日的太阳到午后能自觉自愿再走回黑夜，并通过在黑夜恶劣环境下的艰苦奋斗，再迎来新一日的旭日东升一样。而每过一个七、八年所进行的一次大的自下而上的民洗官、民惩官、民选官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就找到了驾驭像上九因高傲而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的群龙无首的混战局面，从而使大乱达到大治，即以最小的损失换来最大的成绩，以这样的行动迎接人间的一个又一个新的春天。
《周易》根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自然运转规律，揭示出了事物发展的成败规律。毛泽东在解决自己所领导的革命的成败问题上，独步古今中外，但每走一步，正好也都落在《周易》所揭示出的这个规律上，说明了毛泽东用自己实践的行为找到了驾驭成败规律的办法。
看来成败规律只能驾驭，不能跳出和回避。
或许有人会说，毛泽东的这一做法，是搞运动的办法，不是抓生产的办法，其实这是没有看到事物本质的说法，就如战争年代，明明是为了打仗，但当时毛泽东却全力反对只抓打仗的单纯军事观点和行为，这能说毛泽东当时就不抓打仗工作吗？实践证明，正是那些只知强调打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行为导致了革命战争的失败，而毛泽东的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行为才赢得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事实就使得任何人不但不能把毛泽东说成在战争年代里是不抓打仗的人，反而证明了毛泽东是最会打仗的人。在和平年代里，若只知抓生产，抓提高生活，这种单纯的只知抓生产抓经济的观点和行为和在战争年代里只知抓打仗，抓胜利的单纯军事观点和行为实则同出一辙。既然在战争年代证明毛泽东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是最会打仗的行为，也就证明了在和平年代毛泽东反对单纯的抓生产抓经济的行为，同样是最会抓生产的行为。
(3)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一因没经验，二因大家不理解和不习惯，所以搞起来时间就会长，等以后有了经验，自然不会再像第一次那样再用十来年的时间了。
(4)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随之而消灭，但经毛泽东的实践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实际是消灭不了的，但可以驾驭。这驾驭的办法，就是过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之后再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具体问题，可用整风的办法来解决，不带普遍性的个别人身上出现的具体问题可通过改造好了的公检法来解决，只有这样，世界才能最后实现“大同”。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最终目标。
毛泽东的这一创举，就如当年列宁根据自己的实践能创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成功的新理论一样，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运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原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一国成功，而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特征，得出新判断，指出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成功的必然性，这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完成之后，根据自己的实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提出了新论断，并找到了驾驭这斗争规律的新办法，这同样也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新发展)。
（5）为了找到解决一个千古都没解决了的问题的新办法，毛泽东担着被世人骂为千古罪人的风险，在做那么多试验性的尝试，在苦读那么多的文籍，而且还抓住一切机会，想从自然科学上得到启示，所以请自然科学家给他上课，即使出国访问，一有余暇，也不乘机观赏异国风光，而是找哲学家谈话等等。综合这一切，最后才找到这种办法。若问为什么在历史上唯有毛泽东才能找到这个办法？回答就是，因为唯有毛泽东愿在胜利后付出这特有的代价。
(6)毛泽东曾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注52)而且“他说，他不会背叛中国人民，也不会背叛革命。他宁可摧毁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拉下趾高气扬的高官，也不让他们成为新暴君。”(注53)他最后提出的这个要建立过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新制度，正是他实现向人民的这个许诺的表现。说明他表里一致，不是口是心非的政治骗子。同时把几千年人们为实现“大同”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新创举。
四、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事
回顾毛泽东的一生，大体是这样走过来的，从一九一零年走出乡关去长沙求学，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得全国性的政权，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可以说都是毛泽东的多难多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每走一步都生怕因做错事而给自己所谋求的事业带来损失或失败。正是在这个阶段里，他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真理。并在他的领导下，打走了日本兵，消灭了蒋介石，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出生入死，牺牲了六个亲人；生过十个子女，其中六个就因革命而夭折或失落。当江山打下之后，也同时使毛泽东进入多功多誉的时期，这时越来越多的人“竖起大拇指”夸他说：“真伟大”，“最伟大”，“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泽东比”(54)，总之用应有尽有的好话来赞誉毛泽东。但在这赞誉声中，毛泽东并没冲昏头脑，而是非常清醒地向全党指出：在“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55)就是说，像乾卦中所说那样，面对胜利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像“九三”，另一种态度像“上九”，毛泽东现在就是在鼓励、支持和继续领导全党在成功和胜利面前要再做到像“九三”那样，决心使全党再能回到像没成功时的延安时期，再过艰苦创业的生活。可是这时像“上九”那样高傲而腐败分子，却像潮水般地攻过来，使毛泽东应接不暇。也就是说，共产党打下的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新天下，只有解决好这问题，才能得到巩固，因此解决好这问题，就成了历史赋予的新使命，毛泽东明知道这“难做到”，而且决心“要做”这“难做到的事”。就这样，毛泽东开始了为创造解决这一问题的新办法而迈进自己生涯中的又一个新的周期活动。如果说前一个周期所做的事都是为了打一个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江山的话，那么后一个周期所要做的事，就是为保住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好江山在作努力。把这两个周期合在一起，前一个周期，就如同乾卦中的下卦的发展时期，后一个周期就如同乾卦中的上卦发展的时期了。
在前一个周期里，所对的敌人，是大家公认的日本兵和国民党反动派。在后一个周期内所对的人，是自己内部已经走向或正在走向腐败的分子，从发展的结局上来说，自己内部新产生出的腐败和因腐败而反动的国民党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这些人在打江山时都不愧是顶天立地的为人民立过功的英雄，现在又把他们当作敌人打，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接受，这就是解决这一问题比解决和敌人斗争还要更难的症结所在，可是不解决这问题，就会成了李自成第二，历史上的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后的失败，并不是敌人把他们打败的，而是自己内部在胜利面前迅速生长起来的腐败把自己葬送的。
如果毛泽东也像历史上的各朝代那样，通过健全法制，对劣迹昭彰者依法惩办，其实这既省力，也名正言顺，为什么就不采用这办法呢？其实这办法历史已经证明，不少朝代的法制不是不健全，而是很健全的，但最后并不能治住腐败，因为法的主动权掌在官的手中，而不是掌在民的手中，所以当官的腐败了，这个法首先就成了官维护自己腐败的工具。正因如此，所以在解决这问题上，毛泽东就不得不担起各种罪名另辟蹊径。经过各种努力，最后才创造性地找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条新道路。这新道路的特点，就是对踏进腐败大门的任何人来说，既是关怀的，又是无情的：
所谓是关怀的，就是在斗争中，一切出发点都建立在让他们改的这个大前提下，而不是消灭他们。只要他们能认错，真改了，就可官复原职，甚至对表现好的，又能取得群众谅解的，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提拔重用。对一时改不了的，也给他一个改的时间。相信人是能改造的，这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大特点。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他已经识破有的人本来就是笑里藏刀，棉里裹针，口上说对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但实际是靠不住的，虽然如此，也要耐心等待，绝不杀他们。不但自己在世时不杀，而且也不准自己死后让别的人把他杀了。正是出于这个心肠，毛泽东在临死时，才不把大权交给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追随和全力支持自己但会对他们大开杀戒的人之手。这一事实不仅说明毛泽东在耐心地等待着他的老战友的悔改，而且说明，直到临死时还在念念不忘打天下时就和这些老战友结下的深情厚谊，说明毛泽东对他们的爱是出自肺腑的真情，而不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毛泽东的那种口是心非的爱，趋炎附势的爱。毛泽东斗争他们，是不准他们走向腐败的路，是把对人民的爱和对他们的爱融为一体的表现。
所谓是无情的，就是对那些死不改悔者，也不惜七斗八斗，敢于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拉下马，直到他改悔，在这一点上，不管是谁，一点情面都不讲，后来骂毛泽东专制、独裁、新暴君，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的人，也正是这些人，或在这些人的纵容与欺骗下才骂起来的。但这一点，也正是毛泽东对人民事业最忠诚的表现之处。
毛泽东“对亲朋故友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对天下百姓怀有更炽热的爱，所以他能以常人难有的毅力克制自己个人的感情。他可以让心爱的儿子上前线为人民的事业流血牺牲，他可以见女儿饿得面黄肌瘦而不给她任何特殊的照顾，他可以冒家人的怨怒而不徇私情，他可以置几十年的友情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处理那些侵犯人民利益的多年好友等等”(注56)。他真正做到了，“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注57)
就这样，在毛泽东时代出现了一种特有的社会风尚，比如：
(1)“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注58)。同时也就使政府官员和人民彼此间贴得更紧了，不管你的官做到多大；在百姓眼里，你同样也是一个百姓，所以在当时就像当了国家最高官的毛泽东，当他搀扶着一个农村普通的老太太过台阶的事，人们见了不会感到特殊而产生惊奇，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做着一个人起码应该做的事，当官的也是人，自然也应该做，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所以老太太也“毫无受宠若惊”的表现(注59)。新闻界也不会当作特大新闻而大加渲染。正是在这平淡中，人们从心眼里都在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2)人们对毛泽东和对共产党的相信，当时胜过了对任何人的相信，所以当时的人们只有一个想法：“听毛主席的，听共产党的，没有错。”所以当时的天下没有神，也没有鬼，更不相信命，心中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毛主席和共产党教干啥就干啥。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才能做到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打败很有影响力的十六个资本主义强国对朝鲜的入侵，在国内也才能顺利地取得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胜利。这时中国人虽然正在和世界上十六个最现代的资本主义强国激战，等于一个小的世界大战，但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上，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能使国民经济由恢复得到发展，成为战争史上一大奇观。接着还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又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并在科技发展上，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三弹一星”上了天，这一切的一切，就使整个时代出现了飞跃发展的大跃进的动人场面，使整个时代像大海的怒涛，把世界上藐视中国的一切行为都给冲走了，使整个世界的形势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当时中国最大的仇敌——美帝国主义的总统尼克松，也风尘仆仆，飞到毛泽东身边，来求取友声，送来了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这也正是中国的强大逼使美国人改变了它仇恨中国态度的一大表现。非常奇怪的是，做了这么多事，毛泽东既没给中国人欠下内债，也无欠下外债。这事实，怎能不让外国人刮目相看呢？
但与此同时，那些在胜利面前因高傲而开始走向追求享乐的大功臣们，他们凭着过去的功劳，吃了饭就去打牌，就去玩，就去寻欢作乐，在这巨大的新成就面前，他们变成了摇芭蕉扇的人，一方面把这新成绩说成是集体领导的结果，就是说这里面有他的功劳，实际在为自己争功，也就是在为自己追求享乐捞取新的资本，另方面又说太“左”了，人民太苦了，以此煽动人们起来反对，实际就是说自己太苦了，是说胜利了，自己还不能名正言顺地过上特有的享乐生活，还得跟着毛泽东吃大苦，以此和毛泽东结下了仇恨，也从此使自己变成了只抓毛泽东在前进中的问题，而且一旦抓住，就采取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把毛泽东说成一无是处，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目的在毛泽东死后，很快用他们所做出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就是用他们手中的权力，采取各种手段，来使自己及子女和亲朋好友都成为有权势的人，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富豪。领袖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就大骂特骂领袖不民主、独裁、专制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对善良的大多数人在当时是看不透的，唯有毛泽东在当时看得很清楚。举个例子说，就如当年农村所创建的农民看病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因为当时人力物力和技术都赶不上，毛泽东就教从培养“赤脚医生”做起，于是他们出来反对了，说农民就不需要“洋医生”了吗？初一听非常对，也很有反毛泽东的煽动力，但到后来他们掌了权，把这一制度取消后，同时使城里的“洋医院”也变成了高官和富豪们的医院，从而造成不但使农民，而且使城市里的人也都看不起病的结局。这时人们才感到上当受骗了，才感到在感情上受到了捉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感到了毛泽东才是百姓的最好领袖。才感到了毛泽东当时所做的一切才是真正为百姓着想的事，而且没有半点的虚假成分；也才认识到他们当时和后来给毛泽东所加的各种罪名才是真正的虚假不实之词。
正因为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百姓着想，而且成绩卓著，这就又出了不少怪事，比如地主当年挨了斗，但到后来恨毛泽东的人并不多；还有反右斗争，虽然后来有人借扩大化，企图把责任推给毛泽东，但从结果看，多数右派也并不说毛泽东坏。至于共产党的广大干部，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受过整的几乎没有，可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受了整，到头来不但不恨毛泽东，而且在关键时刻，还挺身而出，甚至不惜再次丢官，也要为毛泽东进行辩解，黄克诚就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人们说像黄克诚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才是共产党的大忠臣。
既然如此，到底是谁在反毛泽东呢？以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为例来说罢，当时彭德怀给了毛泽东一封长信，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一下可捅了彭德怀这个大功臣的马蜂窝，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毛泽东见彭德怀走过来，“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非常生气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仍很客气：‘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接着彭德怀说：‘没什么好谈的！’甩手而去。”(注60)看，彭德怀这时高傲到何等程度？简直视不同意见者如寇仇。对领袖，也是对他的老战友，都是如此，又何况对下级、对百姓呢？在胜利面前，正是功臣们的这种高傲行为，起到了破坏党内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因此一切正直的人对此行为都应不讲情面地及时提出批评，然而那么多高官不但对此只字不提，而且还只是为他喊冤叫屈，说毛泽东破坏了党内的这种平等关系，是非也就这样颠倒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呢？看来彭德怀的行为，正符合了那些高官的心愿，只是他们在当时躲在台后不出面，彭老粗被他们当枪使了。同时说明，他们这时为了达到自己目的，早把良心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已经堕落成了只讲利益不讲是非的人。对他们来说，只要符合自己利益的，不管是与非就都支持，不符合的就都反对。领袖接受他们的意见，按他们的意见办事就是民主，不接受他们意见，不按他们意见办事就是专制、独裁。实际他们把民主变成了他们想实现“挟天子令诸侯”这一目的的工具，而毛泽东这时则继续站在工农立场上，不但不能接受他们的行为，而且指出他们的不对，这就违反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群起而攻之，这就是他们一有机会就大反毛泽东的真正的源头所在。他们的这行为，在当时广大人民群众也是识不破的，直到毛泽东去世后，等他们掌了权，通过他们的掌权所做出的事实才看得更清楚了。但却使整个社会变成了只讲权力、讲利益，不讲是非的社会。从此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也没有了。
再比如，当毛泽东保留党的主席，而在行政工作上退居二线，以便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一下他的接班人，看他的接班人能不能做到像中国人所推崇的尧选出的舜那样，于是预想不到的事出现了，这就是党和国家召开决策性的有关会议的重要文件，应该先让党的主席毛泽东审阅，结果也不让看了，还给毛泽东安置上窃听器，逼得毛泽东不得不拿上党章和宪法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按党章和宪法办事(注61)，也正是在他们的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下，毛泽东很快发现：“有些干部真不是人民的干部了！杀了他也不解民愤！”(注62)这时毛泽东发现了他所选的接班人，不仅不像舜，而且正以跑步的速度变成桀、纣。就是说，毛泽东时代使中国出现了“尧天”，但他的接班人则不能使中国出现“舜日”，为此毛泽东开始担忧起来。毛泽东发现的这情况和所担忧的问题，在当时多数人也同样是没有察觉，因此反觉得毛泽东在杞人忧天，直到毛泽东死后的几年内，到处都在迅速出现着人吃人的事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毛泽东早看到的问题，不是不存在，而是自己没看到，这正是自己不及领袖的地方，也正是领袖比自己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才理解了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再重返第一线，原来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争权，而是为了来解决这些新问题，是来给人民除害的。然而这并不是单纯的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在胜利面前和之后产生像乾卦中的“九三”和“上九”这两大潮流斗争的必然产物。正是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毛泽东做了好多尝试，并用过好多方法，最后才认为过七、八年就来一次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民洗官、民选官、民惩官的群众运动才是最彻底解决的好办法；建起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这个办法好与坏，在当时也是看不清的，因为当时两种思想各说其是，又各攻其非，尤其是像“上九”那样因高傲而产生的腐败行为，在毛泽东的坚决反对下，一出来就被铲除了，这不但不能使其发展到劣迹昭彰程度，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反使得他们倒咬一口，说毛泽东搞极“左”，就会整人。这一切的一切，直到毛泽东离世后，根据他们做出的事，和毛泽东一比较，人们的心才大亮了，尤其是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心，才真正感到：“毛泽东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反毛泽东的人是“最大奸臣”，是“秦桧”。大批的工人下岗，也证实了毛泽东说他们是工贼，是叛徒的正确性和准确性。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当高官们再说毛泽东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时，广大人民不但不听了，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在他们大反毛泽东的日子里，人民则把毛泽东说成了神，并且制造了好多神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全国各地兴起了张挂毛泽东画像的风潮，同时还给毛泽东修庙等等。这两种行为的尖锐对立，正是胜利之时和之后立刻产生出的两种思想和两种行为对立与斗争的延续。也说明，正是实践才证实了毛泽东的行为是最受人民拥护的正确行为。
毛泽东临死时带着几分担心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收回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是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注63)
现在对全国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来说，已经看清了谁是谁非，也认清了谁是在真正做着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事。因此毛泽东的这颗担心的心就应该放下了。至于那些大官们怎么说？前途如何？《周易》所揭示出的成败规律早已指明，像“上九”似的行为，是不会有好前途的。在这一点上，能扭转“上九”大局的，只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创建文化大革命的制度，才是驾驭成败规律的好制度。
注释：
(1)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清)吴承权，《纲鉴易知录》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2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339页
(3)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4)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
(5)(清)吴承权，《纲鉴易知录》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2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1158页
(6)(清)吴承权，《纲鉴易知录》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2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1159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2页
(8)《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09—210页
(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4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54页
(13)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17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7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6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北京第1版，第1444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0页
(1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15页
(20)《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
(2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19页
(2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25—326页
(2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53页
(2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77页
(2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8页
(27)转引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
(2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76页
(2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52；453页
(30)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31)《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1958年8月16日)
(3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3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52页
(3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3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0页
(3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0页
(37)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
(38)转引[美]莫里斯·迈斯纳所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3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76页
(4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87页
(41)俄罗斯《红星报》1994年6月15日刊登的《斯大林儿子的受审记录》
(4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71页
(4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85页
(44)转引[美]莫里斯·迈斯纳所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4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97页
(46)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批示》(1962年9月)
(47)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年5月20日）
(4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130页。
(49)转引[美]莫里斯·迈斯纳所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5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7、488页
(5))转引《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262页
(52)郭恩敏，《我眼中的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8页。
(53)郭恩敏，《我眼中的毛择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233页。
(54)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131-132页
(55)《在毛泽东身边》，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273页
(56)宋一秀、杨梅叶：《毛泽东的人际世界》红旗出版社，1992年5月北京第1版，第17页
(57)宋一秀、杨梅叶：《毛泽东的人际世界》红旗出版社，1992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6页。
(58)宋一秀、杨梅叶：《毛泽东的人际世界》红旗出版社，1992年5月北京第1版，第155页。
(59)宋一秀、杨梅叶：《毛泽东的人际世界》红旗出版社，1992年5月北京第1版，第18页。
(60)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262页
(6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131页。
(62)转引《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265页。
(63)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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