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中国观评析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出身官僚家庭，少年时代表现平庸，但后来却展现出过人的哲学才华。大学毕业后，当了八年家庭教师，后来才以编外讲师的资格走上耶拿大学的讲坛。他的思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终于获得广泛传播，不仅占据德国大学讲坛的主要地位，而且成为普鲁士国家的“官方哲学”。
黑格尔的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原理》以及由后人整理出版的《历史哲学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哲学史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等。
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尤其重要。他代表欧洲理性主义的颠峰，引领了西方从哲学时代到科学时代的转变。黑格尔是“西方中心论”者。他对中国文化有很多的涉猎，但对中国文化评价很低。虽然如此，却也并不表示他的思想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１、对中国的涉猎
黑格尔很注意中国，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他阅读过１３大本被称为中国皇帝的通览――《通鉴纲目》，又读过耶稣会士所搜集的《中国通史》和《中国丛刊》，读了法国学者亚培·累蒙萨和圣·马丁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读了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出访中国的记录，甚至19世纪前期才在欧洲出现英译本的中国小说《玉娇梨》等也在他的涉猎范围内。他很熟悉马可·波罗的游记，而对此之前的中西交流史也有涉猎，比如景教的东渐。除此之外，对于中国文化经典《周易》、《论语》、《老子》及全部的朱注《四书》和《五经》，他都阅读并研究过。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历史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中也能发觉到。有学者说：“黑格尔借着这种种巨量的参考材料，自己感觉有了不少的知识上的培育，我们现在确实已十分认识中国了。我们已有了中国文学和它的全部生活，以至它的历史之深切的知识。”（３４６页，转引自《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２、黑格尔偏颇的中国观
总体来说，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本着贬低的态度。他认为，跟别的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处于最低的层次。他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开端。这当然不是一句很肯定的评论，而是认为中国的历史没有发展性，是一种停滞的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幼年文化，而更为发达的依次是中亚文化（少年），希腊文化（青年），罗马文化（壮年）、日耳曼世界的文化（老年），他认为日耳曼文化是全世界最高级的文化。他形容中国的停滞，说中国“可以称为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成为非历史的历史”。他从世界哲学史的角度评论中国，认为中国哲学连正式的地位也没有。对欧洲许多哲学家所赞同的孔子，他也持否定态度：“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他的学说“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
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评论，无疑只能看作他的一家之言。虽然他对中国文化有不少涉猎，但至于是否完全把握了中国文化的实质，很成问题。如果真正熟悉中国文化的话，不会如此简单地来判断一个博大又悠久的文明的本质。
黑格尔说中国文化是停滞的文化，就没有看到中国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没有看到中国文化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生生不息的特质。他说中国文化是低层次的文化，也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了几千年而不断绝的文明，为什么在这种文化指导下的中国在过去数千年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是领先世界的文明。如果本质上是如同黑格尔认为的是倾向停滞的文明，那是否早已就归于消亡了呢？因为，历史是无情的，对于没有生命力的事物，终究是要遭到淘汰的。
黑格尔之所以会误解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以及中国文化是一种停滞的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本质并非哲学，所以也根本无法以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来对等地衡量。诚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所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道”。儒释道文化的实质，都在寻求这种“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无处不在，却难以用语言表达，难以用思维揣测，是一种“心物一如”的体悟。禅文化形容这种“道”的特点：“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穷诸玄辩，似一毫掷于太虚；竭世枢机，如一滴投入巨壑”。这种难以言说的“道”，不仅不能用哲学来衡量，哲学思维反倒是认识这种“道”的阻碍。另外一方面，“道在日用平常处”。“道”难以言诠，但是却在日用平常中随处体现着，所谓“挑柴担水，无非妙道”，“平常心是道”。这样难以言诠却又平常的道，如果硬是以哲学和思辩来衡量，中国文化自然也容易被理解成为“幼年文化”，而孔子的思想也必然被认为是没有思辩的哲学和“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完全不同特点的文化，不能用各自的标准来衡量对方。
3、“绝对理性”中的中国因素
尤其是有学者考证，黑格尔的理性思想受到了中国文化思想、主要是宋儒理学思想的影响。朱谦之先生提到，黑格尔认为理性支配世界可想起两种形式，一是希腊哲学家之‘Nous’支配宇宙说，一是宗教家对于神意的信仰说，但他反对这两种形式，以为两者都不是“哲学的理性观”，把它推翻了。而理性之“变化的范畴”，黑格尔以为“这就是东方人所抱的一种思想，或许就是他们的最伟大的思想，他们的形而上学之最高的理想”。他又说：“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
另外有事实是，黑格尔在青年时期，专门钻研过亚当·斯密的学说，从而也受到重农学派的理性思维的影响。而我们已经知道，重农学派的思想根源处，跟中国文化难以割裂。
而如果观察他的哲学体系的根本之处--“绝对理性”，就容易发现这跟宋代大儒朱熹的“理”没有什么两样。朱熹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者，理也；阴阳，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之宰也。”“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子语类》，卷一）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的“理”，跟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并无区别。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理性“这个思想，它跟柏拉图的“理念”不是一回事。
朱谦之先生还证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揭示的辩证法，跟《大学》的思想暗合，并认为《精神现象学》的理论体系实际是模仿了《大学》的三纲八目。笔者认为，也言之成理。（参见《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黑格尔的理性思想与宋儒理学思想的关系，也可以从理学思想对整个欧洲理性哲学体系建设的影响中来观察。因为耶酥会士的介绍，理学被传播到了欧洲，影响了许多的欧洲启蒙哲学家。那些以孔子名义出版的各类关于中国的书籍，由于时代的原因，几乎都打上了宋儒理学尤其是朱熹理学的烙印。除朱注《四书》之外，一部影响最大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是比利时神父柏应理写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是一本系统向欧洲介绍儒家文化的读物，其中介绍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可以说，当时在欧洲传播的所谓孔子学说，实际上更多是朱熹理学。这在欧洲启蒙哲学家那里，就是他们所认定的理性。欧洲哲学家反对基督教，倡导理性，这个思想革命的过程就借鉴了中国文化的无神论和他们认为的理性精神。而欧洲启蒙哲学家的理性精神，跟宋儒理学最为贴近。而宋儒的理性思想，也随着启蒙哲学家的借鉴，而影响了后来欧洲理性思想的建立。黑格尔也在其中。
李约瑟看来，朱熹思想作为一种有机主义（就是辩证唯物论思想）的哲学，对莱布尼茨产生了影响，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而这也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联系。李约瑟先生还大胆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改造后，又回到了中国。
当然，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基本原则为理性――叫做‘道’”，这种理解只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误解。“道”跟“理性”并不是一回事。理性正是哲学思维的体现，而“道”是要摈弃思维后的心灵体证。宋儒理学是“道”开始僵化时候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看来，“理学”思想跟“理性”似乎更接近。而著名学者李约瑟就认为，欧洲理性主义的产生，可以从中国理学思想上看到其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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