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耻感精神

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耻感精神　　

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这是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等都曾经思考和解答过的一个永恒命题，也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所必须给出答案的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不能明确定义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那他可能就会像动物一样活着。　　

有人说“人会使用生产工具”——我在动物世界上看到过黑猩猩也会用石头和木棒敲裂核桃，说明动物也会使用工具，当然没有人使用的高级。　　

有人说“人是两脚无毛会直立行走的动物”——可无毛鸡也是这样。　　

这个问题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家之言，我觉得人与动物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区别是人有耻感，而动物没有。　　

人在进化的过程中，一个质变就是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动物是没有“我”的概念的，动物不知道镜子中的自己是“自我”——这可以自己去做实验的，我是见到小猴子对镜子中的自己进行攻击，实体的影像的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更不用说抽象的思想的自己了。可人从有自我意识的那一刻开始，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恐怕就是用东西遮起自己的下体（从电视上看到非洲丛林的落后部落，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他们那里可是很热的，可见衣服的主要功能并非是御寒），同样一个小孩子，当他有抽象的“我”的概念的时候，在外人面前脱衣服他会变得害羞，害羞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耻感，从这一刻起他才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真的人。　　

这里可能有一种误解出现，就是如果认为在外人面前对自我身体的羞耻感是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那么是不是可以推导出一个小孩子在妈妈面前，夫妻在对方面前暴露身体就是一种从人到动物的退化呢。　　

不能这样理解，因为人有害羞感，是人“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他意识到“我”和“他”是两个不同的人，“我”不能让“他”看到“我”的一切。而一个小孩子开始和父母是不分你我的，他的“我”的概念中包含他自己和父母亲人，后面随着自我意识的更加觉醒，哪一天他发现“我”只包含他自己，而妈妈不再是“我”，而是妈妈，自己和“妈妈”是分离的，有区别的，对立的，这时候他就会自己穿内衣，不再和父母同床同屋睡，而动物是活到死都没有这种害羞意识的。夫妻或情人为什么又可以在相互面前袒露自己的身体呢？他们可都是已经具有成熟的自我意识的人了啊。这是因为在爱情中的男女，他们认为自己和对方是同一的，也就是感情已经好到两个“自我”变成了一个“我”，他或她已经融进了“我”，“我”在“我自己”面前暴露身体是不必害羞的。　　

上面所述，只是说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避耻穿衣服，而这种行为表现出人的自我意识或精神中，认为耻是人与动物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动物无耻感，所以不穿衣服，进而不可能出现伦理，也不可能创造出文化，而人却因为有耻而具有了这些。一个人觉得一件事情为耻，就不会去做，这是他的道德底线，相反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改变这种状况，这构成了人的能动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源泉。比方说一个以国家落后为耻的人，就会为国家的富强而终身奋斗，一个以父母受苦受难为耻的人，就会努力工作，改变生活条件，当然如果一个人以想“推坐”良家妇女而此女子誓死不从为耻的人，就会做出用钱砸别人的脑袋的举动。所以可以说耻感，是一个人道德水平，也可以说一个人是人是兽的重要区别。　　

中国文化能够源远流长，民族能够长时间强盛，并在屡次在亡国后复兴，我觉得和中国文化中的优秀的耻感文化是有非常大关系的。以不合天道人心的诸种价值为耻，进而发展出支撑中国文化长盛不衰的正面的价值追求——洁、仁、侠、义、忠、信、孝、健、美、爱国、奉献、团结、为人民服务等，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　　

以污为耻，即为洁。洁的精神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史记》中记载的许由的故事就是中国洁精神的起源与代表。张承志先生《清洁的精神》中用现代文详细讲述了这个故事，在此借用过来——许由因帝尧要以王位相让，便潜入箕山隐姓埋名。然而尧执意让位，追许由不舍。于是，当尧再次寻见许由，求他当九州长时，许由不仅坚辞不从，而且以此为奇耻大辱。他奔至河畔，清洗听脏了的双耳。而一个老人听说后却怪他仍然沽名钓誉，洗脏了他饮牛的水，　　

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中一种高于世俗的，以世俗价值为污为耻的，而以与自然同谐，追求天道为人生价值的洁的精神。这种精神到后来被老子，特别是庄子继承和发扬，并对中国后来的禅宗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中国人有了高于世俗的宗教精神方面的追求。　　

孔子以人与人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为耻，就有了中国仁的精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特别是天子（强势实力的代表）对万民的仁爱，这一精神支撑了中国封建王朝社会的长久的国泰民安。　　

以弱肉强食为耻，就出现了锄强扶弱的墨家的侠义精神。为他人的利益，轻生赴死，急人所困，秉承正义，不计个人回报与享受。这一精神成为了中国底层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对反抗压迫，维持天道公平可谓功不可没。　　

以背叛知己、背叛誓言为耻，就形成了忠信的精神。孔子学生子路，卫国叛乱他本可逃生，可他认为自己当人家的家臣，就应该忠于职守，没有怕死的道理，所以还是回返卫国，最后被乱箭杀死。同样《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的故事也同样让我们赞佩。他为了践行"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忠的理念，为了替曾经对自己视同”“国士”的、已惨死的主人报仇，他想尽各种办法，用漆疮烂身体，吞炭弄哑声音，残身苦形，几次三番行刺怨主赵襄子，最后伏剑自杀。当然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可歌可泣的事情。　　

以未赡养父母之体、未竟父母之意为耻，形成了中国的孝的文化。孝构筑了中国伦理道德的基础，形成了尊老爱幼的优秀文化传统。花木兰替父从军等真实体现了中华儿女为父母亲人，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　　

以不积极进取，甘于落后为耻，就形成了中国“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健的精神，它是中国人民世代坚韧顽强、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当然以丑陋，污浊为耻就形成了中国美的精神理念，并因而创作出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瓷器，建筑等等各种美的艺术作品，形成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滥觞。　　

1840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秋瑾、鲁迅、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狼牙山五壮士、黄继光、罗盛教、王进喜等等，以中华民族陷入苦难为耻，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在“以落后为耻，先进为荣，以卖国为耻，爱国光荣、以个人主义为耻，以团结集体主义为荣、以索取为耻，以无私奉献为荣、以个人骄淫奢侈为耻，以为人民服务为荣等”新时代伟大中国革命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付付出了几千万革命烈士的生命，终于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初步复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以贫穷为耻，以富裕为荣，三十年来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成就，这是应该肯定的，可这个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即缺少了对中国优秀耻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使得中国人的耻感彻底物质化。但这种耻感的物质化其实是与中国优秀精神文化中的耻感精神是相违背的，因为那种耻感精神本是一种超越物质和现实的，制约人彻底物质化、现实化、动物化的一种精神力量。耻感物质化其实本质上已经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无耻感——以无法获得钱权作为人生最大的耻辱感的人，必然对那些优秀的耻感精神做彻底的否定。这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社会，特别是买办汉奸、贪官污吏、无耻文人的道德堕落。所以出现“央视大裤衩”、“艳照门”、“三聚氰胺奶粉”、“范跑跑”、“俯卧撑”、“躲猫猫”、“楼脆脆”“邓玉娇案”、“林家祥欺幼女”、“公安局长兼任黑帮老大”等等一系列事件是不足为奇的。　　

丧失了优秀的耻感文化，人也就退化成了标准的动物，亦披着人皮的狼。只要能满足自己的肉欲、物欲、金钱欲，何管别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环境是可以任意污染的，工人是可以随意下岗的，别人的妻女是可以肆意蹂躏的，假冒伪劣哪怕是毒药也是可以赚钱的，矿难是可以拉动GDP的……，什么天道人伦、仁、义、道德、奉献、高尚统统是他妈是骗人的、虚幻的、否则他们怎么换不来金钱和权力，而只会得到被下岗、被毒害、被强暴、被矿埋。整个社会陷入了痛苦的迷茫和艰难的选择——做欲望得到满足的兽还是做住、病、学、老都得不到保障的人。　　

中国要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实现中国民族真正的复兴（物质上的强大是复兴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决不是最主要的和本质的），必须要恢复中国精神文化中优秀的耻感精神，使更多的青年头脑充满理想，而非物质和金钱。不然中国的强大，不禁不是中国人之福气，亦非世界人民之福。　　

胡锦涛主席前几年提出中国人民要践行的“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可谓切中时弊，深谙中国社会之病理。可几年下来，中国社会之风气并没有明显好转原因何在？　　

社会风气之变化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文化、教育、舆论阶层中有理想主义者的出现，亦即卢麒元先生所讲的“执笔的墨者”——他们就是生活在老百姓中间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怀着对祖国与人民深沉的爱，他们有着高超的学识和技能，他们用笔来反抗压迫和剥削，他们努力创建兼爱的和谐社会，他们默然而来默然而往，决不留恋功名利禄。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一群这样的人，比如张宏良、张承志、牛刀、时寒冰、强国数学、孔庆东、漏斗子、卢麒元、恩道尔 、廖子光、韩毓海等，他们处于各个战线、国内国外，大陆香港都有。他们就如同毛主席讲的星星之火，给中国未来指明了方向，将来必可成燎原之势。他们已经初步聚集到了、毛泽东旗帜网、强国论坛等阵地，做着艰难的民众启蒙工作和理论实践的探索工作，使中华民族优秀的耻感精神得到重新的发扬广大。二是需要政治上打恶扬善。毛主席讲“房子不扫是尘灰是不会去的，脸不洗是不会自动干净”的。扬善必须要惩恶，要树正的必须要铲除邪恶的，要恢复中国人的优秀的耻感精神，必须对彻底物质化的和崇洋媚外的世俗文化进行坚决的斗争和揭露，对危害社会公平、正义和优秀道德文化的势力和个人实行严刑峻法。　　

过去几年，可能中央以及其他正义力量在整体形势上忌惮于买办、汉奸和贪官污吏等既有利益阶层的势力，以上两方面都没有做的很好，对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保持沉默，不折腾。比方说“央视大裤衩事件”，是多么好的一个打击买办汉奸崇洋媚外的文化势力的机会；“邓玉娇案件”又是一个多么好的，打击腐败官僚，扭转社会风气的机会；而“通钢工潮”又是多么好的一个重新检讨国有企业改革，审查国企改革中的腐败和贱卖事件，还工人阶级以公平的机会，可惜所有这些机会都错过了。　　

但我们应该坚信以胡锦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既然提出“八荣八耻”和建设和谐社会，从精神和实践两个层面试图将社会的发展方向扭转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我想他们一定也想抓住那些机会，可是基于双方的势力对比，所以投鼠忌器，暂时采取向反动、卖国势力妥协退让的缓兵之计。不过现在的重庆打黑和国庆前几天突然增加毛主席宣传方阵（这个事件具有政治方向标的作用，很多朋友可能对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特别是文革有重大的误解，希望重新补一下这方面的真实的历史知识，可参考何新先生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论述，我觉得比较深刻和符合事实），这两件事情又让人民看到了希望。　　

作为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民现在都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因为国家和民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并且国家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上，要不真正复兴，要不走向动荡和分裂，我们要多对不义之事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哪怕是在网上呐喊几声、觉醒周围的几个朋友都可以。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可以恢复中华民族的耻感精神，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